关键词：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银行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2日
一、研究背景
1976年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会议，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新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开始。新体系正式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有时会出现大幅持续的波动，不利于贸易和投资，同时也会导致过度的外汇投机交易，从而使汇率进一步失衡，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动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我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和汇率风险控制的警惕和关注。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调高了2%。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率逐步加大，根据最新统计，从汇改至2013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对于持有大量外汇敞口头寸的商业银行来说，汇率变动导致的汇率风险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市场风险。为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依托全国银行间市场逐步建立起了外汇衍生品市场，2005年8月首次推出远期外汇业务，随后依次开放人民币外币掉期交易、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的期权产品，合约品种日益丰富，为国内各类经济主体管理汇率风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金融工具。根据外汇交易中心的统计，外汇衍生品市场交易量从2006年的649.1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3.47万亿美元。而随着规避汇率风险需求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二、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商业银行汇率风险暴露影响的理论实践
（一）衍生品交易的套期保值理论。套期保值是指为规避风险，指定一项或一项以上套期工具，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变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相应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理论，管理风险的方法包括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和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而所谓的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是指借助于各种衍生工具如期货、期权、互换等对风险进行对冲，从而实现套期保值。
（二）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就是源自Keynes和Hicks的正常交割延期理论（全额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套期保值是在现货市场上的商品生产者回避价格风险的一种行为。该理论强调套期保值的四大交易原则，即交易方向相反、品种相同、数量相等、时间相同或相近。如果投资者遵循了这一原则，则可以对损益金额实现全额套期保值。
（三）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现实中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资本市场不完美等，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学者们指出的基差风险。与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不同的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不能被套期保值完全消除，只能被降低。为克服基差风险，Working教授提出了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选择性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套期保值归类为一种图利行为。因为套期保值者参与套期的目的是通过寻找基差方面的变化或预期基差的变化来谋取利润，并不关心他能否消除价格风险，所以在该理论的解释下，企业的套期保值成了套利行为。
（四）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财务风险管理上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是所谓的Markowitz提出的组合投资理论。企业要把风险分散管理，套期保值也一样不能只用一种衍生品或者只对某一种风险进行套期，也就是Johnson、Ederington等提出的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参与套期保值者要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投资组合选择以确定交易头寸。
三、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我国商业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开办外汇业务的时间最长也就不过20多年，接触汇率风险的经验自然也就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人民币长期以来单一盯住美元，使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在8.3上下浮动，央行吸收了几乎全部汇率波动的风险，商业银行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着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而实践中对于汇率风险的管理却缺乏现实的驱动；二是2005年7月21日之后，为了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相继出台了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扩大远期结售汇范围以及允许掉期交易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在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规范化进程与发展步伐。之后，我国各商业银行依次开始开办不涉及利率掉期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外汇管理等。
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界线的这两个阶段，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逐渐由表内管理法走向表外管理法，由传统工具和业务操作走向金融和商品衍生品的趋势。表外管理法中的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主流。
（二）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现状。汇率风险是汇率水平的不利变动使银行财务状况受影响的风险。汇率风险主要源于本集团持有的非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负债在币种间的错配，以及金融市场做市而持有的头寸。监管层面上各政府监管机构通过颁发法规条例的形式从宏观上控制汇率风险外，在微观层面上，国内各家商业银厅也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具体各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法如表1所示。（表1）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基本上都能综合使用表内管理法和表外管理法管理汇率风险。首先，可以明显看出，大型商业银行在最传统的外汇敞口限额基础上，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VaR计量方法来计量部分交易账户的汇率风险，小型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建立中；其次，最重要的是，几乎全部商业银行都已经把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作为汇率风险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个别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风险承担能力等特有特征补充压力测试等管理方法。总体来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正在逐步朝向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对冲策略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本文就是从银行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四、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外汇衍生品对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有效缓解了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负面冲击；当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例提高1%，银行汇率风险程度系数平均提高约10%。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结合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外汇衍生品能够有效缓解因人民币升值而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认识上扫清了障碍。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还处于开发阶段，实际上我国还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外汇衍生合约的品种偏少，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缺乏一个转移和规避汇率风险的交易平台。本文建议我国应不断丰富外汇衍生品，尤其要尽早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外汇期货合约，积极促进健全衍生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健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2012年5月全球知名的摩根大通银行披露了因过度投机信用衍生品合约而造成巨额亏损，这一事件值得我国银行业深思和警钟长鸣。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都设置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但是并没有能够独立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起商业银行各个层面上的汇率风险，银行整体结构上缺乏整体紧密联系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鉴于银行的汇率风险计量技术相对落户，定量分析科学性方面也需要不断改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努力探索发展衍生品业务的同时，应加快建立一个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和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第三，改善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外汇衍生品属于典型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场外合约，合约的日常交易缺乏透明度。根据本文选取的代表商业银行特征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应该努力改善银行业垄断现状，增加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同时，在市场监管方面，根据不同资产规模、流动性、收益水平对不同的商业银行进行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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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银行;路径选择;市场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075-02
1 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
在国外,私人银行(Private Bank)一方面是指银行向高端客户提供的包括存贷款、个人信托和资产转移等服务,另一方面是指向上述客户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在我国,央行于2002年12月2日声明不允许发展私人银行。徐滇庆也否认民营银行等同于“私人或家族式的银行”,强调民营银行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而绝不是任何一种私人银行或家族钱庄,也不是低档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于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产权结构、资产结构以及公司治理三个方面加以界定：
(1) 产权结构论,即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外多数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就是与国有银行(state-owned bank)相对的银行,也就是私人(除国有资产以外的资产所有者)控股的银行。霍德明、李纪珍(2002)结合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民营银行的标准在于公股数量低于50%”。
(2) 资产结构论,即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认为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部分学者将民营银行视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认为中国民营银行目前较合适走“社区银行”之路。沙虎居提出了“区域性民营银行”的概念,即只有区域内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参股、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按市场化机制运营的银行。邓薇(2010)认为在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输血。
(3) 公司治理结构论,即强调民营银行的治理以及市场化机制经营特点,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巴曙松(2001)认为“民营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大部分学者则主张从资本结构、银行业务、经营原则、治理结构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民营银行的性质。如张杰(2003)提出判断民营金融的三大标准,即“归谁所有、由谁经营、由谁来监管”。熊继洲(2003)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行的拥有合理产权和市场化公司治理的商业银行”。李健(2005)在分析了三种界定原则之后,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即“向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定向募集资本而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银行业务，依靠银行自身的信用，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组织”。
2 发展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
(1) 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分为传统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两方面加以分析,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克服与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以及由金融交易中的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L-eland和Pyle（1977）通过模型证明拥有私人信息的企业可以通过将自有资金投资于该项目，使外部投资者相信他确实拥有私人信息。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强调金融机构是资金流动性中介,具有管理风险、节省参与成本的功能。Diamond和Dy bvig（1983)在其著名的DD模型中从流动性转换功能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主要是存款类金融中介）存在的理由。Allen 和Santomero（1998)认为由于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四个原因,企业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国内学者冯斌星、何炼成、窦尔翔(2005)将效率观作为分析出发点,解释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各种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区别于以前研究采用的结构观和功能观。
(2)金融结构理论。早期的金融结构理论研究主要把金融活动和金融现象作为一种结构即金融结构来研究。Goldsmith(1969)将各种金融现象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他同时认为金融理论的主要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述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近期的很多金融结构研究则主要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如King和Levine(1993)、 Levine和Zervos(1998）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关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数据与有关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数据密切相关。他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经济效率提高总是高度正相关的。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金融发达的国家,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也较快。国内学者则主要借鉴国外的分析指标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王广谦(2002)和杨再平(2002)。
(3)金融深化理论。Machinnon(1973)和Shaw(1973)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存在着利率管制、金融结构严格管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Machinnon 提出经济货币化率指标M2/GN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早期国外学者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都是基于同一信念,即在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所以应当减少对金融的干预。我国学者也结合国内实证研究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一定的发展。金纯(2006)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及金融相关率的线性分析,证明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陈凌佳、顾雪娟、杨剑波(2008)则认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3 发展民营银行的路径选择
(1)存量改革,即通过对现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形成民营银行。王自力(2002)强调“把加快存量改革作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点”。邱兆祥(2003)认为,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引进民间资本,发展非国有民营银行的路径,既可以新设,也可以通过存量改造。但鉴于我国中小银行已有一定存量,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进行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使之走上市场化经营轨道是最佳选择。白钦先(2004)认为民营化是中国金融业的趋势,在具体步骤上,应先改造农村和城市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然后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光(2002)和张汉亚(2008)都提议将现有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可以填补我国县域金融不足或真空。
(2)增量改革,即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全新创设民营银行。林毅夫(2001)认为,必须放松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实现银行业的完全竞争。徐滇庆、巴曙松(2002)认为改造一栋危楼要比重建大厦难得多,强调创建新的民营银行。赵守国(2004）提出以发展民营银行为重点,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外”发展的增量模式,才能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适度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孙大午(2006)认为“拆大、放小、民营化”是发展民间金融的主要路径选择。
(3)无论存量改造还是增量发展,不仅取决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的总体现状,更取决于改革、发展的趋势。杨云斌(1999)提出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情况下将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改组改造为独立的专门性银行,或者新建一批中小企业银行,执行国家优惠政策,主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孙世重(2003)认为“既要为民间资本参股原有的正规金融体系开辟合法渠道，也要为设立新的民营银行创造制度空间”,同时把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巴曙松(2002)、晏陆蓉和林晓甫(2003)、杨仕晋(2003)、朱思爽(2005)、王修华和彭建刚(2007)、王剑灵(2008)、张淑芳(2010)等都强调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农业和社区内居民金融需求的社区银行的必要性,路径选择可以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用存量改造或增量发展。
也有的学者认为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路径可以有四种：一是全新设立,即增量改革模式；二是通过收购兼并地区性商业银行或城乡信用社进入市场,可称为收购模式；三是对基层金融体系中产权结构中已经包含非国有成分的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民营化改制,可称为准存量改革模式；四是对现有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民营化转制,也即存量改革模式。
4 民营银行的市场定位
(1)成立区域性的中小银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林毅夫(2003)认为发展民营银行的主要目的是“补课”,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占绝对优势,推动中小银行发展目的是设立合适的金融机构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樊纲(2003)指出民营银行就应该定位成区域性、民营性、地方化的中小银行,在业务上补大银行的缺漏,而不应该立足于和大银行竞争。许小平、杨晓艳(2005)提出在改善中心企业融资困难上,民营银行具有信息、组织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李健(2006)认为民营银行在客户群的选择上应将地方中小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理由是国有银行主要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少顾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或者其调研资费较高、审批程序较长而导致贷款成本比较高,使中小企业难以接受。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户多面广形式多样,对信贷的需求具有要得急、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要求民营银行为其提供高度灵活的专业化服务”。王元京(2010)认为民营银行应发展适合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民营银行在其他银行开展的同类业务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创新其他银行尚未开展的业务和服务,强化民营银行的弥补优势和创新优势。
(2)通过政策引导,实行业务多元化,改善金融结构,应对外资冲击。樊纲(2005)建议中国应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既需要全国性的大商业银行，同样也不能缺少地方性的小型民营银行。刘卫红(2002)、韦衡(2003)、傅白水(2005)、钱方明(2008)探讨了我国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传统的商业银行市场定位战略受到的挑战,指出民营银行必须借鉴外资银行混业经营、风险管理等模式,确定新的市场定位战略。龙海明、李莎(2004)则支持民营银行业务多元化,认为民营银行业务发展的着重点不是在储蓄上与国有银行竞争，或在规模、技术手段、中间业务方面与外资银行较劲，因为若靠这种金融战略，民营银行最终只能狭隘地停留在社区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层面上。因此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民族银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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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年前，中国出色的银行家层出不穷，张嘉H（字公权）、陈光甫等人就是其中的翘楚。1916年，张公权因为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捍卫了中国银行的信用，名噪一时。不久后，银行被收归国有，中国民间银行家一脉断绝，活跃在舞台上的主要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直到21世纪，中国能够真正称为银行家的民间人士，十分罕见。
当下，一些实业家正在努力向银行家身份转变，史玉柱也正在向金融领域大举扩张。这位备受争议的企业家试图用投资银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一洗网游业务带给自己的道德重负。
从今年3月30日至7月15日的74个交易日内，史玉柱旗下的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共计42次增持民生银行（600016）。综合来看，史玉柱增持价格多在5.7-5.9元之间。以5.75元/股为估算均价计，史玉柱耗资近38亿元，晋升为民生银行的第六大股东。除了民生银行，史玉柱还投资了华夏银行（600015）。
据华夏银行半年报透露，上海健特今年二季度增持华夏银行112.06万股，总股数增至8956.83万股，成为其第九大股东。以华夏银行二季度平均股价12.66元估算，史玉柱此次增持斥资约1419万元。史玉柱还在微博中对招商银行（600036）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其实招商银行是个完美银行，是各商业银行的标杆”。
史玉柱之所以大笔增持民生银行，原因是中国上市银行中，只有民生银行是民营银行，是个异数。
就在大笔增持之时，史玉柱却遭遇强劲的对手。8月24日，中国人寿（601628）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家德表示，中国人寿依然看好银行股，并有意增持民生银行。目前，中国人寿是民生银行的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31%。中国人寿一直致力于在银行业开疆拓土，按照一参一控的办法，中国人寿将目标锁定为广发银行与民生银行。
如果中国人寿控制了民生银行，那么，民生银行的所有民营投资者，不管是新希望的刘永好，还是上海健特的史玉柱，在资金量与管理层面，都只能沦为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无怪乎，在中国人寿暗示对民生银行的兴趣之后不到一小时，刘永好就发出一条敏感微博：“拜托中国人寿，别虎视眈眈想控股民生银行。中国唯一的民营的重要银行（总资产2万亿元以上）不应倒退成为国有银行。给民营一块小小的天空吧!失去民营机制的民生银行，将失去核心竞争力，告别高速成长。”虽然这条微博很快被删，但它显示了史玉柱等人的无奈与失望。
到目前为止，史玉柱等人只能称为投资家，不能称为银行家。事实上，他无法真正“下海”创建一家属于自己的民营银行，哪怕他是民生银行的董事，那又如何？刘永好早就进入了民生银行，一度实际控制了17%的股权，后来却在股权争夺中屡屡败北，甚至一度黯然退出。
史玉柱等民营企业家，在银行业时间不长的博弈中屡屡遭人诟病。如以往曾经出现的民营企业在成为民营银行大股东后令人厌恶的短期行为――他们在出资后却以贷款的方式寄生在银行回收资金；又如，民营企业家为了争夺董事会席位不惜使出阴招。这些短期行为既是商业丛林社会的产物，也是产权不明确结出的恶果。当银行无法由自己掌控，出资者就成为寄生者，把银行当成“唐僧肉”。
无论是生存土壤，还是经营环境，时下银行家的生存状态远远不如约100年前的银行家。论理念，论经营手段，当时的一批银行家灿如明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彻底告别“官”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陈光甫在服务上也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的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最早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中国银行业改革一直以其艰巨性和特殊性而引人注目。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银行业改革愈加凸显出急迫性和重要性。就本质而言，中国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以较高效率的银行制度安排对较低效率银行制度安排的一种替代。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文献中显然有些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并且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和政策者众。其中，张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必然是前一次制度变迁的终点和下一次制度变迁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选择一个长期视角，只有将其置于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不论我们的理论模型多么精致，论证过程如何严密，经验证据何其确凿，都极有可能忽略掉许多至为关键的东西，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以及相关的判断。
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十分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自古以来就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密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早期的金融结构经过货币兑换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所谓新式银行，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架构，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定位。其实，即便当货币资金的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开始意识到掌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之后，欧美国家（政府）对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加以控制。
以美国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例，其路径大致是：自由发展阶段－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制度体系建立－－＞原有银行制度体系充实和完善－－＞新银行制度体系构建。
对美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路径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银行制度的演进大都是自发的，政府只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出现问题时才出面加以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例如，甚至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揭露，但美国总统胡佛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同样，罗斯福新政也只是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并没有限制或收买私人产业，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比如，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立的有限几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政府并没有另搞一套官办银行体系，以及以官办银行体系来取代民营银行体系的事情。
但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故事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诺斯（1991）指出，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同时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进一步地，王家范（1999）教授强调指出，在中国“国家就是最高产权”。因此，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直以来它与国家（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通常认为，中国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信用机构主要依托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则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制约了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无论是唐朝的质库、金银铺，还是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依附于国家（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其归宿大概只有破产、倒闭或被没收的命运了。以清朝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票号为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它曾经获得的空前发展和成功与其同清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枯竭的地步，因此，想通过创办银行以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基于这一动机而创办的通商银行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额定商股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同时，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捐纳的候补道员以及退职官吏，他们往往把银行视为衙门。另外，其创办人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为得到政府的保护，积极争取户部的拨存银两作为生息公款。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此后成立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拉拢、渗透和挤压等方式压制民族资本银行，从而基本上处于独占市场的地位。例如，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将其商业银行性质改为专业银行，同时增加官股、改组人事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当时国内的两大银行。承认，“三行（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治经济之实施”。从此，国民政府便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式的银行制度。
当然，这期间也存在一些与政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民营银行，但这些银行最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挤压而最终走向衰落。比如，当时作为民族资本银行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辛亥革命以后，曾一度有过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对政权的摊派垫款较为抵触，与该政权较为疏远，使得这家在1927年前存款位居私人银行前列的大银行最终走向衰落。
考察几千年中国银行制度的变迁，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这也许可视为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应成为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一个内生视角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融中介产生于对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主流理论本身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到如今其主体并未发生动摇。不过，这一主流理论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对于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问题似乎缺乏解释力。有鉴于此，张杰认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是由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外生性金融安排，即国有金融中介的成长外生于经济发展。就讨论这一问题所持的视角看，张杰的结论是合理的，并且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实际情况是，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内在逻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逻辑便会得出大致相反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关于这一点，林毅夫等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不幸的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单就本文更关注的金融资源来看，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易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资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了全部金融业务，城镇居民所持有现金和国有企业单位所掌握的信贷都存入其中，国有部门之间的支付也通过它来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并非是张杰提出的一个被剔除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它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的制度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时期。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举世公认。对于取得成功的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在于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改革方式，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从而尽量使改革呈现一种“帕累托改进”，采取了保持存量，推动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而保持存量主要就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国家将通过财政拨款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计划方式改为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市场方式，这即是被众多学者所称为的“拨改贷”改革。平心而论，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便有理由为国家的这个决策感到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78年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3.9%、11.1%和55%，到1999年转变为18.6%、12.2%和69.2%。“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分配格局的转变，导致了国民储蓄结构的严重扭曲与失衡。1979年国民储蓄结构为：个人部门23.55%、企业部门33.65%、政府部门42.8%，到1996年依次转变为83%、14%、3%。因此，如何有效地汲取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巨额资金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便成为关乎到渐进改革战略能否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担忧所在。幸运的是，国民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促使国家做出调整其国有产权结构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增加国有金融产权的比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直观地反映在组织体系的重建上。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79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后改称为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告成立。此后，国有金融的成长则集中表现为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攻城掠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不但占领城市，而且占领农村和边远地区。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公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张使得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改革初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就是得益于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体制内经济的大量资金投入。因此，我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换言之，由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与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的矛盾内生地导致了转轨经济下国有金融中介的演进。
三、国有银行改革研究的两个基石：长期视角和内生视角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成熟经济理论的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主流经济理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些片段或者具体故事进行分析与解释，尽管得出的结论或许对有关问题而言非常精辟，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结论一旦被置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背景中去考察，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似是而非。这一点可能很多学者都感觉到了，并为之而困惑。
进一步地，学者们之所以总是关注于局部或者片段，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只有仿效国外商业银行的做法才能最终获得理想经营绩效。在这一推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移植和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来改善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结构及其效率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制度的移植和模仿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世界各国的银行制度也不一定非要趋同。实际上，不同国家银行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就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而言，其未来变迁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依赖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长期演进过程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国有银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外生的视角来进行讨论，这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演进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它所存在的系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解读，任何事物都是内生的。同样，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也并非是孤立的，它与中国经济转型所特有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长期视角要求我们立足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变迁，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制度演进的历史来解续他们的银行制度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运作模式，同时比较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性，从而得出是否中国的银行制度一定要按照国外商业银行的模式来构建。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与欧美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具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是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是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关键词：上市银行；员工；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的美国。而英国人Sheldon（1923）是最早启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学者。但Sheldon在其著作《管理哲学》中首次使用该概念之后，30多年间，学术界对该概念的研究并不多（Carroll，1999）。20世纪60年代，该领域的文献开始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末，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在企业界也受到普遍重视。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目标核心组成部分的大约占90%（Boli & Hartsuiker，2001）。
近30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学术界主要有利益相关者、企业公民和契约论三大理论视角（刘学平、孙燕青，2014）。其中，我国学者比较认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张洁梅，2013）。该理论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股东、员工、政府、消费者、供应商等广大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是对他们利益要求的关注与维护（金建江，2007）。该理论观点修正了“股东至上”的价值思维，相对清晰地界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持该理论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作为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员工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应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刁宇凡，2013）。在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方面，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平等雇佣、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作的意义性、工作与家庭平衡等，也有少数学者考察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问题；在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具体途径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民主管理、劳资协商、丰富工作内容、制定守则、实施管理项目等展开（黄蕾，2007）。而国内学者对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从履责依据（欧阳润平、黄蕾，2009；陆玉梅等，2014）、保障员工权益（葛锦林，2007；赵涛等，2008）和提升员工素质（孙建华，2006；于欣，2007）等角度展开。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在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方面，研究范围仍需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仍有待加强。因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问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同时，由于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盈利能力、经营环境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不同行业的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也必然存在明显差异。但现有文献在分行业的研究方面相对匮乏。银行业作为我国经济运行体系的核心参与者和行政垄断的受益者，承担着资源配置、经济调控以及风险管理等诸多职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引导、支持和带动作用。鉴于行业的特殊性，不少学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考察。但现有文献大多着眼于社会责任的内涵、意义、作用、目的以及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萧松华、邵毅，2014）。而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员工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匮乏。2006年，浦发银行了我国银行业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此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例行之举。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考察其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
一、 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目前，我国共有16家上市银行。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为国有控股银行，其余11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收集到这16家上市银行的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并将其作为分析资料。同时，各上市银行截止2014年末的资产总额如表1所示，本文根据资产规模情况将16家上市银行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个类别。
2. 研究方法与程序。本文主要用定性分析方法考察我国上市银行员工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首先，本文根据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和16份社会责任报告的研读结果，将我国上市银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归纳为履责意识、履责内容、履责效果等3个方面。其次，通过对16份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分别从上述3个方面详细阐述我国上市银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最后，总结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
二、 研究结果
1. 我国上市银行的履责意识。一方面，16家上市银行均将员工列为需要履责的对象之一，均披露了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基本情况，这说明她们均认可“企业应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写入企业使命，一些银行则在企业文化或企业战略中描述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些银行在社会责任愿景或理念中阐述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另外一些银行则只是在介绍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时才阐述其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这显示出不同银行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一。其中，工商银行等6家银行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写入了企业使命，显示出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见表2）。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分别在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中描述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显示出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较高重视程度。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和宁波银行则分别在责任愿景、责任理念和责任观中阐述了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说明其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一般。其他上市银行只在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介绍中阐述其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说明其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够。
2. 我国上市银行的履责内容。首先，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基本要求。从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除了南京银行之外，其他15家上市银行都披露了员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内容。其中，15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平等雇佣方面的内容；除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之外的13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员工保险福利方面的内容；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达100%；中国银行将全行5.8万名劳务派遣员工全部转换成合同工，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实现劳务派遣用工全员转换的国有企业；除农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之外的10家上市银行均建立了职代会制度，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则通过员工座谈会、员工访谈、员工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来了解员工的利益诉求。
其次，促进员工职业发展是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从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16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促进员工职业发展方面的内容。其中，16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员工培训方面的内容，除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平安银行之外的13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畅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或规划员工职业生涯方面的内容。
再次，认可员工价值是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从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除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之外的11家上市银行披露了员工价值认可方面的内容。其中，除南京银行之外的10家银行均披露了薪酬方面的内容；工商银行开展了感动工行员工评选活动，工行苏州分行还以优秀员工的名字命名理财工作室；农业银行、南京银行开展了选树先进典型活动；宁波银行进行了敬业榜样人物的评选与宣传。
最后，员工关怀也是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从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16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员工关怀方面的内容。其中，除中国银行之外的15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员工健康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内容；除民生银行之外的15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关心员工生活方面的内容；除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之外的13家上市银行均披露了帮扶困难员工方面的内容；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大力推进员工维权，成为金融系统中唯一一家被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示范单位”的机构。
3. 我国上市银行的履责效果。上市银行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了其满意度，降低了其流失率。从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和光大银行披露了员工满意度方面的数据，分别为76.01%、大于80%、97.25%；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披露了员工流失率方面的数据（见表4）。
同时，履行员工社会责任也树立了上市银行的良好企业形象，从而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加盟。根据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及本文对各种“最佳雇主”排行榜的检索结果，我国上市银行入选最佳雇主榜单的情况主要如表5所示。
三、 结论与启示
员工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目前，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银行业的例行之举。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对其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一，一些上市银行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各上市银行比较注重保障员工权益，促进员工职业发展和开展员工关怀，但在认可员工的价值方面做得不够；很多上市银行没有进行员工满意度的调查和员工流失率的统计，或者是进行了调查和统计，但是没有再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相关数据。同时，从三大“最佳雇主”榜单来看，我国上市银行入选榜单的数量较多，说明上市银行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整体情况较好。
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是上市银行提高员工满意度、降低员工流失率，进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法宝。因此，我国上市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对履行员工社会责任的认识，采用多种方式认可员工的价值。同时，要通过员工满意度调查了解员工对银行各方面的满意程度和意见，通过员工流失率的统计分析了解员工流失的原因与规律，进而明确改进的方向和管理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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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6BGL105）。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这一背景之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研究。文章采用DEA理论模型，合理选取银行效率输入与输出指标，基于十六家上市银行2007-2011年的相关运营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商业银行 总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始的时间要较早，但是2007年人民币债券在香港推行之后，人民币才开始正式的国际化进程，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积极推动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等。因此，本文将2007年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正式起点，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基于开发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分析，进行从整体到局部的多角度分析，从而准确评估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银行效率的相关研究
银行效率即为银行本身的运营效率，反映银行业务活动中投入产出关系或成本收益比等。从投入产出关系看，银行效率本质上是银行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体现。为了全面研究银行效率，本文将银行效率归结为三方面：总技术效率，即把商业银行作为生产单位，在某种技术条件下，使用相同数量投入可获得产出扩张的能力，或获得相同数量产出可压缩投入的能力；规模效率，解释银行的规模收益是否会随投入比率的增加而扩大；纯技术效率，表明完全是由于内部经营管理方面的纯技术因素导致的效率水平，与规模因素无关。纯技术效率是总技术效率中剔除规模效率剩余的部分。
学术界对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系列研究。刘汉涛（2004）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技术无效率与规模无效率；奚君羊、曾振宇（2003）、罗勇、曹丽莉（2005）、周逢民、张会元、周海、孙佰清（2010）研究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普遍低于新兴股份制银行；陈晓卫（2011）以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结合因子分析方法和DEA方法对各上市银行效率进行测算，得出上市银行中大型商业商业银行效率较高的结论。
但已有研究都采用了实证检验的分析方法，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2007年，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快速推进之前的银行业整体的效率评价，或国有商业银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比较上且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共识，对于提升银行效率只能从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方式上提出极为笼统的发展建议，对开放条件下不同类型银行的发展指导不足。因此，只有准确认识我国商业银行所处的大环境，明确其影响并进行系统的效率分析，才对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要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首先要从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动因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进而抽离出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动因主要有货币替论、金融深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三种。这三种动因在推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会对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货币替代会对银行业产生影响。Bergsten（1975）、Tavalas（1998）研究表明，随着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投资、贷款以及商品、服务购销都将借助于发行这一货币的金融机构来完成，其金融部门的获益会随之增加。尹亚红（2005）认为货币替代通过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来间接影响银行业的发展，货币替换会直接影响到汇率制度、金融脆弱性、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等多个方面。王淼（2008）认为货币替代多表现在银行系统这一信用货币领域，这是因为在货币形式演进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现钞的需求不断下降，信用货币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他还提出，中国存在着货币替代的潜在风险：当前，在国内不断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人民币兑现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如宏观经济发生大幅波动，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风险将逐步扩大，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将逐步降低，外币将冲击人民币需求而获得公众青睐，公众手中的人民币资产也将借助于金融市场上的一系列金融工具而转化为外币或外币资产。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得以有效规避个人金融风险，但对银行业而言，其信用基础将被严重破坏，面临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其次，基于金融深化理论的货币国际化也会对银行业产生影响。Diaz Alejandro（1985）通过对智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金融自由化进行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金融危机缘于金融自由化的早期实践。麦金农（1999）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可能导致潜在金融风险。Asli D.Kunthe和Enrica Detragiache（1997）对金融风险与金融自由化的关联关系进行观察与分析，发现对个体部门较高的放贷水平、银行流通性不足、过快增长的信贷规模、资本的突发性流出都与金融危机具有显著相关性，进而认为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银行危机多出现在金融自由化的国家。Christian E.Weller（2001）对27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1973年后25年的经济信息进行分析，提出金融自由化导致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不断扩大。庄晓玖（2007）提出，金融自由化带来较高的利率水平，较高的利率水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会对对投资、消费形成抑制，使得信贷市场难以完成其分配信贷资源的基本功能，降低金融业的发展弹性，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不难看出，虽然金融深化理论必须以国内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基础为前提，否则会加剧金融风险，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
同时，货币区域化也会对银行业产生影响。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国际化货币是欧元，欧元国际化为欧洲银行业的有序、稳定发展曾起到突出的成效，并对欧洲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鉴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发展水平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一，欧元的统一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也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反映了欧元的这些弊端。就中国而言，人民币目前多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贸易与消费等的支付，且重点集中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地区。整体而言，人民币尚处于区域化的起步阶段。人民币区域化会对国内金融业和银行业产生影响，裴平等（2005）认为，人民币境外流动对我国货币发行收入、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方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2010）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人民币区域化将给中资商业银行带来中间业务、资产业务、负债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的机会，促进中资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公司业务、个人金融业务甚至银行卡业务的大发展，境内外个人、企业、同业客户资源的拓展将由境内外分支机构共同分享。但与此同时，中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也将暴露在范围更广、威胁更大的风险中。
梳理以上关于货币国际化对银行业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可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促进利率市场化，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人民币国际化要求银行业务和产品差异化、多样化，以及产品的创新，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打破大型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积极发展中小型银行，规整了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秩序，使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得以提升。基于这一认识，以下将逐步展开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银行效率的分析与探讨。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由于目前可获得的数据均来自于上市银行年报，根据对年报数据的分析和解释，通过对效率测量方法之间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的比较和权衡，本文选择采用DEA方法进行银行效率分析。
（一）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DEA方法通过一组投入、产出的观察值来估计生产前沿，是一种较为常用的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生产前沿是一个凸性的生产可能性集合，通过联接所有最有效的观测点形成的分段曲线组合而得到。从生产函数方面来看，这一模型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尤其在研究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特点的“生产部门”时，“技术有效”与“规模有效”均较为显著。
（二）DEA理论模型
CCR模型是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所提出的最基本的DEA模型，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位（DMU），每个决策单元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和s种类型的产出。设Xi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量，Yr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产出量；i∈{1，2，…，m}，r∈{1，2，…，s}，j∈{1，2，…，n}。该评价决策单元DMUo相对有效性的数学规划模型如下：
j={1，2，…，n}，U T=（u1，u2，…，
us） T ，V T=（v1，v2，…，um） T≥0
对上述分式规划作Charnes-Cooper变换，得到如下的线形规划形式：
s.t. V T Xo=1
U TYj - V TXj≤0 j=1，2，…，n
U T=（u1，u2，…，us） T ，V T=（v1，v2，…，um） T≥0
实际应用中常采用上述线性规划的对偶形式（Duality）：
i=1，2，…，m
r=1，2，…，s
sio+，sro-是松弛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θ就是经济效率值，也就是本文所指的经营效率值。在效率前沿边界上的DMU效率值为1，具有效率；而落在效率前沿边界之内的DMU的效率值介于0与1之间，是相对无效率的。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合理界定投入与产出变量是运用DEA方法测度的关键，本文重点在于合理选取度量银行效率输入与输出的指标。由于银行业经营货币业务，区别于一般企业，其投入产出界定方法一般有三种：生产法、资产法和中介法。其中，生产法中，将银行作为金融产品的生产者，资本和劳动力为其投入，存款账户的数量与贷款笔数为其产出；资产法中，产出只包含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存款作为负债不计入产出；中介法中，将银行作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机构，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其投入，存款和贷款作为其产出。
考虑到可能收集到的数据及各类指标的适用性，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特征，本文将银行作为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吸引存款并将存款转化为贷款和投资，进而获利的中介机构。因此，以存款额、股东权益、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运用利润反映产出。这其中，存款指标是各行当年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股东权益是指银行的净资产，劳动力指标是各银行当年全体职工人数，利润指标则指各行当年税前利润或账面利润数。
为了保证样本容量，样本数据需体现一定期限银行效率的全貌。在可比较性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四大国有银行与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共计16家上市银行2007-2011年年报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样本选取刻画了中国银行业整体效率水平与管理面貌。
（四）结果分析
运用DEAP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如下数据：
1.总技术效率分析。运用DEAP软件对2007-2011年5年16家商业银行总技术效率的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横向来看，16家银行在这5年中总技术效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各商业银行的总技术效率都在0.6以上，全国商业银行的总技术效率平均值大概在0.8附近，而部分银行则是达到了1的优良表现。纵向来看，由于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和2009年总技术效率波动较明显，其中农业银行尤为突出，总技术效率由2007年的0.475上升到2011年的0.848，提高幅度高达78.5%，但相较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其总技术效率仍然偏低。
观察行业整体的技术效率，金融危机前后呈现先上升，在2008年中效率受损下降，2009年和2010年开始回升，到2011年又有微降的趋势。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平均效率水平已经超过8%。2007年之后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银行业市场逐步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加剧我国银行间竞争的同时，也对我国银行业整体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效率整体距前沿效率仍有12%左右的差距，因此，我国银行业的效率仍有发展空间。
2.纯技术效率分析。运用DEAP软件计算16家上市银行纯技术效率，得到表2的结果。
从表2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6家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虽然有反复，但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4家国有银行中的工商银行，9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兴业银行及三家小型城市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均已达到1，即效率的前沿面。从整体上看，不同性质的银行纯技术效率略有差异，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高于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与总技术效率相对应，农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仍然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最低；华夏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2008年及2011年纯技术效率都回到相当低的水平。
而整个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滑至谷底，2009年恢复，2010年达到顶峰，2011年略有下降。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在5年中均达到0.84以上，水平较高。
3.规模效率分析。对16家银行的规模效率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巨头产业，它们的规模是其他银行难以比拟的，除了建设银行在2008年规模递增之外，其余银行大部分年份都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同时，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未达到规模效率的最高水平，但均已超出0.9的规模效率水平；其他银行中，规模递增的银行有宁波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说明这些银行都还在上升阶段，有继续发展的巨大潜力，而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在总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达到最优的同时，也都呈现着规模报酬不变的态势。
对不同性质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进行分析，表明尽管银行的性质不同，但是其规模效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规模效率从2007年开始下滑，至2009年跌至谷底，在2010年回升，2011年保持平稳状态。这一变化趋势主要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金融危急之下银行业纷纷缩小其存贷款业务规模，生息资本的规模大幅度下降，导致2009年银行业整体效率为5年内最低。
经过上面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总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通过运用数学方法对数据的整理，可以最终得出2007年至2011年我国银行业市场效率自从2007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之后，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银行业市场效率呈现出逐渐平稳增长的趋势。
结论
从本文对银行效率的测评数据我们可以明确：2007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之后，商业银行不论从技术效率还是从规模效率来看，都保持了平稳增长。同时，从总技术效率来看，我国银行业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不同性质的银行纯技术效率略有差异，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高于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从而，我们进一步得到：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多以产品创新为主线，有效适应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相对较高。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之下，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效率，重点在于提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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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银行；可持续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84-0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世纪70年代，罗纳德・I・麦金农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和爱德华・肖的《货币、资本和经济发展》指出：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政府采取干预手段，人为地压制利率水平，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即为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放弃对金融的过度限制。许多国家在实践中也深刻意识到，长期的金融抑制阻碍了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目标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许多国家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部分国有金融机构也逐步民营化。
国有股份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全国373家主流商业银行中，约95%都是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控股，除了5家国有大型银行，其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有中国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两家银行是由民营企业控股；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中，也只有14家小型民营银行分布在江浙一带。这种与市场机制不符的银行体系造成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程度过高，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随着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等5家首批民营银行成立并相继开业，2016年新一批12家民营银行的设立申请也已经进入论证阶段。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欣欣向荣。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国内外民营银行的现状为今后民营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民营银行的基本界定
民营银行是我国的提法，在国外研究中一般是指区别于国有银行的中小型银行。当前对民营银行的定义大致可分为3种：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以上3种定义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描述了民营银行的特征，未形成全面认识。简而言之，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控股，并采用市场化机制经营的银行，核心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
三、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①2003年，以徐滇庆为首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内30余位专家学者曾向银监会提出设立5家民营银行，但银监会以风险为由最终未能获批。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后，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营银行的高度关注。2015年7月27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的筹建申请获得银监会的批准，同年9月29日，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获批筹建。截至2015年末，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达79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51亿元，各项监管指标基本达标，整体经营平稳有序。
微众银行定位于持有银行牌照的互联网企业，手机APP于2015年8月15日上线，与微信、QQ账号无缝对接；同年9月21日，微粒贷产品上线微信，9月23日与优信二手车合作，平台金融业务上线。截至2015年12月末，微粒贷贷款余额74.95亿元，开通白名单客户2 034万人，授信客户352万人，授信额757亿元，累计66万人在线贷款128.17亿元。微众银行APP客户数累计逾32万人，产品代销规模接近150亿元。
浙江网商银行于2015年6月25日正式开业，注册资本40亿元，面向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开展金融服务，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同业合作。2015年8月与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流量统计机构CNZZ合作，面向中小规模的创业型网站推出“流量贷”，基于大数据风控模型，对申贷者的身份、信用、流量以及经营状况等要素进行审核，向网站提供单笔最高100万元的贷款，首批授信总体额度为100亿元。同时，为口碑平台上的线下小微商户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最长用款期限为12个月。该计划第一期已向淘宝、天猫平台上的小微商家提供了总额60亿元的信贷资金，后续还会提供现金管理、余利增值等其他金融服务，下一步还将推出面向农村的贷款。
温州民商银行的股东全部是温州本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主要为温州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区居民、县域三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目前已推出“旺商贷”和“商人贷”产品，主要服务于股东企业所在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以及温州小微企业园等。截至2015年10月，民商银行吸纳存款超过3.5亿元，主要是企业定期存款，利率在2%―3%之间，贷款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约1.6亿元，单笔最小15万元，最高200万元，年利率7%―8%。
上海华瑞银行围绕自贸区规划，提出服务小微大众、科技创新、自贸创新的经营理念。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资产规模近1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截至2015年8月末，华瑞银行共实现营业净收入1.34亿元，实现净利润1 881万元，存贷比为47.68%，均符合监管要求和该行的内控目标。作为上海自贸区的法人银行，54天内就完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系统建设，4个月研发完成了FT自贸区分账核算体系，6个月推出了民营银行第一张人民银行3.0标准的芯片，充分彰显出民营银行的高效机制。
天津金城银行定位于“公存公贷”，借助天津自贸区的区位优势，立足天津，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客户、优质民营企业客户、自贸区内融资租赁和贸易型汽车行业企业，深挖产业互联网生态圈上下游企业，抓好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中小科技型企业。
总体而言，我国民营银行现阶段的发展规划较为稳健，注重长期的风险监控，不盲目扩大规模、急于盈利，更重视夯实发展基础、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路径、细化市场定位。
四、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理论及模型
1977年，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希金斯提出了可持续增长模型。可持续增长是企业在不增加并保持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条件下公司可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平衡增长，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
可持续增长率（SGR）=股东权益变动值÷期初股东权益=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留存收益率×权益乘数；实际增长率（g）=ΔS/S0，其中：ΔS代表本年销售增加额，S0代表期初销售收入额，若实际增长率（g）=可持续增长率（SGR），可认为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当可持续增长与公司实际增长相差较大时，提醒管理者对其差异进行全面分析，找出高速增长或是缓慢增长背后隐含的问题，及时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稳定状态是指资产和负债随销售额比例增长；销售净利率为常数；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已定；不增加外部权益资金；增长所需权益资金来自内部；财务比率保持水平。在稳定条件下，决定持续增长率（g）的变量有T：总资产与销售额的比率；P：销售净利率（税后净利/销售额）；d：股利支付率（1-d=留存比率）；L：负债―权益比率；S0：本期销售额；S：下期销售增长额。
五、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民营银行是否能保持可持续增长，尽量避免随机因素干扰，确保分析时间的稳定性，选取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公开财务数据作为分析期，数据来源于民生银行网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Wind资讯。选取销售净利率等6项财务指标作为研究变量，其符号及定义如下所示：销售净利率（P）=本年净利润÷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周转率（A）=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期末总资产；权益乘数（T）=期末总资产÷期初股东权益；收益留存率（R）=1-本年现金股利÷本年净利润；可持续增长率（SGR）=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实际增长率（g）=期末主营业务收入÷期初主营业务收入-1
2015年的期初主营业务收入由上一年度前三季度数据替代。民生银行2009―2015第三季度的年均可持续增长率为15.26%，年均实际增长率25.14%。
以上数据可以估计民生银行的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有显著差异，为检验这两个样本无显著差异，采取配对样本T（Paired Samples T Test）检验。
提出假设 H：μ1=μ2，即先假定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确定假设的显著水平α，本文用α=0.05。检验结果表明，T检验的双尾显著性概率为0.047，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均值差异在95%以上的置信水平高度显著，意味着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可持续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为检验民生银行是增长过度还是增长不足，运用SPSS软件进行了Wilcoxon符号秩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民生银行在2009―2015年前三季度7年时间可持续增长率小于实际增长率的负号秩样本占100%，属于增长过度，反映民生银行处于增长过快的状态。民生银行2007年进行了事业部制改革，集中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业务及零售业务，促进了经营管理效率及销售净利率的提升。
六、对我国民营银行的展望
关键词：注资；再贷款；产权；中央银行独立性
中国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3―07
一、引言
近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对各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各国中央银行都明确把金融稳定作为重要的职责。随着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被分离出去，同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两大职能就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中央银行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有紧急流动性贷款、存款保险制度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通过贴现窗口或公开市场操作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我国则主要通过间接注资和直接再贷款来实现，比如：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从2003年底开始用外汇储备，向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重点金融机构注入大量资本金，成为其惟一或主要股东；1997年以来，在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基金会等过程中，为解决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支付个人合法债务和外债的资金缺口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共提供了1411亿元的再贷款；截至2004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向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提供总计5739亿元的再贷款，并向各对应国有银行发行了10年期金融债券8200亿元等。通过注资和再贷款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成为微观金融机构事实上的股东和债权人，并且要保证投入资金的收益性，这样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产权关系，使中央银行受制于金融机构的微观利益，可能隐含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冲击。本文从产权角度出发，借鉴并修改了陆磊的微观行为模型，通过对中央银行和微观金融机构最优决策的分析，得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到影响的结论。
二、文献评述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多数是基于解决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和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解释的通胀偏差(inflation bias)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探讨把货币政策赋予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问题，代表性的理论有“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和“委托一”理论，它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消除通胀偏差方面的作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是从解决通货膨胀偏差的角度来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文献，这些文献把政府、金融利益集团和公众看作是各自利益最大化者，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中的金融利益集团理论比较有代表性，其主要观点是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内生决定的。他认为经济政策是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斗争、博弈的结果，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的货币政策也会受到金融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由于金融部门与中央银行有着频繁的人事和业务往来，金融部门游说中央银行相对于游说庞大的政府官僚系统更为方便等原因，金融部门和中央银行容易结成联盟。而金融部门通常高度厌恶通货膨胀，这样中央银行就会独立于政府执行货币政策来保持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独立性得以实现。
目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即多数研究局限于在宏观层面上论述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来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一些特征和作用，却很少考虑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虽然Posen从金融利益集团角度考虑了中央银行独立性，但是他所指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仍然是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稳定政策框架下，考虑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可能更有意义。本文所指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侧重于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
虽然近年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被赋予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但是经济学家在中央银行的双重目标是否相容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二者是相容的，也有人认为二者是矛盾的，还有人认为二者短期冲突，但是长期是一致的，详细讨论可见王自立的研究。另外，现有的文献主要讨论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很少涉及金融稳定对货币稳定的影响，从而也很少涉及金融稳定政策对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从微观主体行为角度讨论金融稳定政策对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独立性的影响的文献则更少。陆磊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了中央银行一金融机构一居民部门的非均衡博弈模型，认为中央银行出于对支付体系稳定性的考虑，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均因此而丧失独立性，这样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就从货币政策中的不独立于行政当局转化为不独立于金融机构。但是他只是从信息约束角度进行论证，考虑到人民银行被赋予保证其投资收益的职责，中央银行与微观金融机构之间就产生了事实上的产权关系，本文从这种产权关系角度考察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是怎样受到影响的。
三、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一)基本假设
1．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设定
为模型分析之便，本文中的金融稳定特指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而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政策也专指通过注资和再贷款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支持。
(三)模型分析
命题1：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受制于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影响。 证明：若中央银行的决策模型无解，说明中央银行若兼顾多重目标，则各目标中的变量设置可能使中央银行没有最优决策。
若中央银行的决策模型有解，则由方程(4)解出的m’取决于多个变量，其中包括金融机构的变量：R(・)、C(・)、mi、ldIS和pi等，统一记为Fi，即m*=m*(Fi，・)，代入方程(3)后解出的m*也是Fi的函数，即m*=m*(Fi，・)。这样最优的货币政策基础货币投放量m*受制于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相对于微观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推论1：中央银行兼顾多重目标时，对主要目标和金融机构赢利性和再贷款可偿还性的关注的评价(即权重γ的大小)、注资行为中对被注资机构的持股比例(θ)和再贷款的折算系数(δ)都影响中央银行的最优决策。
证明：同上，m*和m*同样依赖于γθ和δ，但γθ和δ对最优决策的影响不能确定，取决于金融
机构的其他参数设置。
推论2：为维护金融稳定而投入基础货币(采用注资和再贷款的方式)会产生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即产生新的注资和再贷款的压力)。这既是金融稳定职能的非独立，又是货币政策的非独立。
证明：为维护金融稳定而投入基础货币会产生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已被论述和证明过多次(Roger，2002；周小川，2004等)，这里不再证明。下面证明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会进一步加剧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会上升，即最优的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放数量上升，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这是金融稳定职能的非独立，并且通过命题1所描述的机制，又导致了货币政策的非独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一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崩溃。
命题2：微观金融机构有隐藏信息和游说央行的激励。在中央银行金融稳定政策安排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微观金融机构预期到中央银行对支付体系波动性的关注，存在隐藏真实流动性状况和游说央行的激励，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流动性支持。
证明：由(6)式得ldIS0，即金融机构倾向于低报自身的流动性，以尽可能多地获取流动性支持。
四、经验证据
(一)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入的宏观影响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地通过注资和再贷款等方式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用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必然会通过货币创造机制形成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存量，由此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陆磊对1999年以来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入做了不完全统计，从其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累计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放存量至少1.6万亿元，并且主要通过再贷款和注资方式实现。他还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得出这1.6万亿元金融稳定性基础货币投入存量占2004年末基础货币存量余额的30％，如果剔除这30％的基础货币投放，通货膨胀率会显著下降，中国经济的负利率深度将大幅度降低，通胀税也将显著下降。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到损害
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性货币发行大都是被动的，这本身已经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损害。从微观方面来看，汇金公司为使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达到上市的要求而对其注入225亿美元资本金，这就是说，根据两行当时的资本结构和经营状况还需要225亿美元才能达到要求，从而使基础货币投放增加225亿美元，对于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的数额同样是由接受再贷款的金融机构当时的情况决定的。这说明金融机构的变量影响了央行货币政策中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也就是损害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这正是命题1所蕴涵的结果。
自从汇金公司对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后，又注资了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银河证券、中金公司、进出口银行等。据报道，光大银行已暂停增资扩股工作，转而寻求国家注资，希望从汇金公司获得1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也向中央提出希望得到汇金公司200亿美元的注资。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即将全面启动，有消息称汇金公司可能会对其注入巨额资金。可见，正如推论2所得到的结论，注资和再贷款的金融稳定政策使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缺乏努力经营的激励而等待央行的支持，这样进一步加剧了金融稳定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
(三)金融机构隐藏信息和游说央行的激励
从汇金公司的注资趋势就可以很明显看出金融机构存在的隐藏信息和游说央行的激励。特别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影响力。国外MPC成员的构成大多是由中央银行人员和一些独立的学者组成，通过MPC这一制度安排可以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条件――透明度和责任性(Hallett，2004；Mboweni，2000)。而《条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成员组成中必须包括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这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进入MPC，为金融机构为了各自利益游说央行大开方便之门，使中央银行相对于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严重损害。
(4)加强信息获得机制，审慎判断金融稳定信息。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稳定支出无法准确测度的根本制约因素之一，为此中央银行应加强信息获得机制。在完善中央银行信息采集、整理、分析机制的同时，加强与各监管部门的信息协调和共享机制。审慎判断金融系统中的金融稳定信息，正确区分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金融机构风险，为金融稳定政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第三，减轻中央银行的“财政化”任务和承担的改革成本。如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再资本化)应由财政承担的职责和改革带来的再贷款等成本不应再由人民银行承担，任何改革措施的实施都不能以损害中央银行独立性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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