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前，就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经济作了种种设想。其中，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管理的思想。他在1902年至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提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取得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完全相同的效果的。他说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肯定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部经济资源为公共所有，整个国家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可行性。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否定帕累托、巴罗内的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认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也无法计算其在具体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因而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他还指出，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以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耗费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
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演说，1929年又撰文《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批判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机构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就是中央计划机构先确定一套价格，然后进行一系列实验，产品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调，产品求大于供则上调，以逐步接近、等于市场均衡价格。
1935年，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亦撰文批判主张中央计划管理的观点，认为计划管理的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式，到解出这些方程式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他同米塞斯、罗宾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无法准确地进行经济计算，因而必然缺乏效率，而缺乏效率的经济是不可能持久运行的。
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撰文继续论证用“试错法”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信这样可以达到和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同样好的效果。企业按照通过“试错法”得出的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排斥市场机制从而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兰格当时被称为“市场解决派”的代表，他实际上是第一个突破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一价格机制不能兼容的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机制，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人。
但是，他的主张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不仅由于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极其繁杂，技术上难以行得通，更由于他所讲的“市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人造的由中央计划机构操纵的“模拟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计划机构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而企业亦只能是“推一推动一动”，没有自益、没有活力的单位。
因此，兰格模式不仅遭到来自坚持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原则的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等“集中解决派”的批评，也受到了哈耶克等人的批评。30年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应用于经济管理，兰格又写了名为《计算机和市场》的文章，说如果重写30年前那篇论文，他将提出通过电子计算机而不是“试错法”来求解所谓的“帕累托一巴罗内联合方程”，1秒钟就可以得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价格向量。他的这种主张被反对他的人嘲笑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944年，哈耶克写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性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指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这场关于是通过中央计划还是通过“模拟市场”或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大辩论，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在以后的年代里，尽管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但争论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主张社会主义的帕累托、巴罗内的设想实际上是理论上的一种空想；反对社会主义的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等揭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但完全否定了计划的作用；泰勒、兰格等从维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的立场出发提出的“试错法”，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而且由于它排斥真正的市场而不可能形成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仍达不成共识，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尽管如此，“30年代大论战”表现出这些学者为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他们的争论及见解，在当时已经存在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当政的时期，都被忽视或压制了。当时的苏联，实行着中央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统治了整个思想舆论界，不用说哈耶克等人的观点被斥为异端邪说，就连主张建立中央计划机构“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也遭到了否定。只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思想舆论界才有了些松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求改革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呼声迭起，陆续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改革理论家，如波兰的布鲁斯、南斯拉夫的爱德华・卡德尔、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等，他们在前人争论的基础上，对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的问题，结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否则就没有出路。他们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展，掀起了后来被称之为“改革的第一浪潮”。
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鲁斯针对斯大林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弊端，提出了包含有受到管制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即中央负责制定宏观决策，企业负责制定常规决策，家庭作出个人消费者决策)。他的观点，虽然现在看来还有重大的缺陷或不足，例如，仍然肯
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是国家宏观调节的一种手段；国家仍然直接管理企业；市场只是指“受管制”的商品市场而不包括其他市场等，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要引入市场机制、要分权而不是要集权方面，显然比他的前辈们前进了一大步。
曾任捷克副总理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着重从经济利益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各自的具体耗费的劳动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矛盾，具体劳动要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取得报酬，必须通过市场。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尤其是在总量分配方面；企业的决策，不仅是短期决策而且包括长期决策，应由企业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至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应由企业自己作出决定，中央不应也不可能把所有决策都包揽起来。
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个命题的研究、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且结合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日益深入。不少学者曾经断言，计划和市场是不可能结合(或兼容)的，或者是搞市场经济，或者是回复到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统得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正如布鲁斯1990年7月所说：“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是改革家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无论对哪一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讲，这个问题不管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主义者来讲，还是哈耶克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者，计划与市场兼容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上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计划和市场应当结合而且是可以结合的，“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问题在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采取何种方式，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还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1991年5月，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说：“不管‘西方”东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观不是‘或市场或计划’两者择一，而是谋求‘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观点”，“但是对如何使‘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结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引入计划调整(通过公共机关的计划和对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要素”。有人则主张“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同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可以和市场经济兼容，应当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布鲁斯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改革者只想在国家计划框架内，恢复市场机制的合法性，当时的改革基本上是把市场限制在产品市场的范围内，即建立“带有受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模式”。而现在，“日益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了，而是用完全成熟的市场制度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并在实践上进行过许多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经济管理体制有过几次变动或调整，但由于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僵化思想的禁锢，把“市场”、“商品经济”视为背叛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压制、排斥和打击，以致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群众生活困难。1979年以后，虽然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争论，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致使改革开放进程受阻、停滞。大的争论就有两次：
一次是1982年至1983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有些人坚持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是“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总之，他们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必须排斥的异物。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争论才暂时收敛，多项改革才得以展开。但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仍然把商品经济、市场关系局限在一般的劳动产品的范围内，而认为劳动力、土地、资金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和受市场规律支配，也就是说这些重要的资源的配置仍然是依靠行政性计划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因此，改革还是浅层次的，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上徘徊，未能深入到较深的层次上去。
另一次是1989年之后，1990年至1991年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反对改革采取市场取向的僵化思想回潮，甚至要对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全面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说市场取向改革是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认为改革开放中“遇事都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尽管邓小平在1990年再次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但是那些人还是重弹“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老调，断言改革的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改掉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以致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引起很大的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我国大学自主权落实的瓶颈
2.国防科研事业计划经济管理应遵守价值规律
3.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4.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综述
5.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计划管理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6.关于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研究
7.适应新的经济情况 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8.浅析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兼谈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10.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搞好计划管理工作
11.加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几个问题
12.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13.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纪要
14.第四章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15.计划经济的两种宏观控制理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16.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价格管理的基本原则
18.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车材计划管理
19.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计划管理
20.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21.国有林场经济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2.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浅探
2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一种管理方法
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25.山东省县(市)级计划经济管理研究会一届一次年会在平度市召开
2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管理
27.浅谈海洋石油开发项目经济评价与计划管理
28.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计划经济管理在全球的变化”国际研讨会纪要
29.适应市场经济形势 搞好建筑企业内部计划管理
30.第六讲 经济管理过程(三)——编制和实施计划
31.正确处理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计划与自由的关系
32.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我院联合举办的中级干部一般项目计划管理讲习班结业
3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我国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
34.计划经济理论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35.宏观经济计划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业资源计划为核心构建经济管理类专业综合实验平台
37.国民经济管理讲座 第八讲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38.企业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
39.印度的计划管理——印度宏观经济管理情况之一
40.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计划管理
41.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42.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
4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下的计划管理工作探讨
44.加强计划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45.“计划”必须紧随“变化”——谈新形势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46.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读《中国财政问题》
47.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原理》中计划管理部分的改写思路
48.推行综合计划管理,实现电力企业持续发展
49.计划经济要求财政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50.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货币管理问题
5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管理
52.试论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计划管理
53.从计划到规划: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逻辑建构
5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科研计划管理
55.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56.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工作
57.市场经济与企业计划管理
58.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分析
59.论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
60.在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61.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
62.试论科研的经济效果与科技计划管理
6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更要加强计划管理
64.论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65.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努力办好《宏观经济管理》
66.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计划管理
67.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68.计划管理体制初探
69.总会计师制度遭遇人才瓶颈国家卫生计生委实施经济管理领军者培养计划
70.计划管理与经济杠杆
71.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
72.企业计划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视角
73.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下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几个问题
74.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75.我院经济管理系在省“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中摘得银牌
76.推进与巩固建设监理制的重要条件是改革计划经济建设管理体制
77.荣享副省级城市级格 誉享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模式 高享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78.我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方式
79.质量管理:“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
80.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81.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82.市场经济与计划管理
83.谈谈商品分类与价格管理
84.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85.市场调节为基础 计划调节为主导——试论我国经济管理中的计划与市场
86.对卫生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探讨
87.苏联新计划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88.关于法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几个问题——中国计划部门宏观经济管理研讨团
89.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90.以利益机制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观念 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9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运输计划管理模式
93.30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9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改革的几个问题
95.印度的计划管理体制及其改革趋势
96.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97.建立计划调节为主、自发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98.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2],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2] 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3]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 [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3] 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 [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3]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 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5] 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 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 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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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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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 Meng-xi
(Dept.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关键词] 市场社会主义 计划 市场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梳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把握其基本主张，明辨其理论得失，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深入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据此，可以把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能否独立于以至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热门话题。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Von・Mises）、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另一方以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Lange）为代表，结果产生了“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断言，“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合理经济计算”。米塞斯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组织方式进行比较后指出：如若没有自由市场而用共同社会的人为的计划代替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劳动时间作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配的尺度，则合理的经济在逻辑上不可能实现。
针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观点，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他继承了泰勒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纠正错误、寻求正确答案的方法达到目的的思想，指出“‘试错法’也适用于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在那里资源分配不受消费者偏好的指导。”兰格认为：根据“试错法”，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模式”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它还未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该模式中不存在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真实市场，不存在针对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进行的竞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在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的。因此，“兰格模式”就其运行方式而言，不外乎是一种主要运用价格调节手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它毕竟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的最早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微观经济学巧妙地结合起来，确认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重大意义。兰格的市场与公有制兼容、计划与市场并存以及效率与平等相一致的思想，不但被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所继承，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二战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人们既不愿意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而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著名的有布鲁斯（Wtodzimier 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 Sik)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科尔奈(Janos Kornai)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模式。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于1961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一书，他分析了集权模式的弊端，主张实行劳动者自主管理的国营企业与宏观经济中央计划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国家通过控制市场来引导企业决策、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是可供选择的一种合理模式。捷克经济学家锡克描述了一种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他指出：“单靠市场或单靠没有市场的国民经济计划都不能保证经济的有效和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发展。”市场信息应成为计划制定的依据和执行的标准；计划还要为市场规定方向，以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尔奈于1980年发表的《短缺经济学》中提出“宏观间接控制下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短缺经济”，进而指出造成短缺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对于企业的“父爱主义”。要消除短缺，必须改变由国家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状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诺夫在1983年发表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把矛头指向马克思的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忽视了经济计量化、机会费用、可替代材料的选择等问题，将使用价值和价值作了不恰当的分离，以致只能按无差别的劳动时间确定价格，使用价值之间却无法进行比较和计量。
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市场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从根本上说，它没有摆脱计划――市场的二元模式，在计划与市场如何运用上，往往顾此失彼，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两国都承认“尚处于计划与市场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不像’状态”。在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即在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也没有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
三、“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确立。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经济模式。“市场”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而“社会主义目的”则是人们为消除现有社会的弊端而要努力实现的一系列目标，包括消除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实现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等方面的较大平等，以及满足基本需求等。从历史和实证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绝非是市场经济的唯一特性。“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联姻可以分开理解，即尽管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然而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是极为可能的”。
英国著名市场社会主义者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从资源配置、现代工业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三个层次由浅入深地对“市场主导机制论”作了全新的论证。从资源配置来看，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会弱小到无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即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以及竞争精神。据此，埃斯特林主张“最好将市场作为主要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当非市场机制无所作为时，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制度可以作为依靠而予以运用；从物质文明来看，“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它们与其他制度一起，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一个经济制度配置资源提供信息和刺激；从社会制度来看，市场和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市场主导机制论”突破了长期以来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下对市场与计划二元机制如何结合问题上的犹豫和徘徊，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并通过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把效率和平等、民主、自由结合起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思路。但市场社会主义出于对苏联东欧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反感，也出于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反思，它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埃斯特林公开声称，市场社会主义“激进的重新取向”，“这意味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集权手段干涉经济的倾向加以抑制。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对国家恰当角色的认识的改变。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官僚权贵的意图和政府干涉的效率极不信任，这使他们激赞放任自由。”[8]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70、80年代虽然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但却付出了同自由主义合流的巨大代价。
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建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社会主义思潮非但没有因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而销声匿迹，反而成为西方左翼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热门话题。他们认为：虽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幸运的是这项工作不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关于如何改善旧模式的观点，有许多教训要从20世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汲取”。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他们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才是“能够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理想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为此，他们设计了各种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
第一，罗默(John Roemer)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建立独特的“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把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货币的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年满21岁的公民，公民用所分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获取股息收入。该模式用“证券”分配企业利润，实现社会公平，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利用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市场资本主义成功微观机制的模式实现效率，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扬克(James Yunker)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消除非劳动挣得的私人资本所有权收入，通过对因资本占有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的限制来促进社会平等。该模式从公平与效率结合方面考虑社会主义的改革设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没有过多触及资本主义的实质，而是在肯定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试图扬弃不公平的现象，至多称得上是从实用方面出发的一种与资本主义结合的改良设想。
第三，米勒(David Miller)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出现很多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限制了市场优势的发挥，工人阶级完全有可能离开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他认为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更高的效率、民主和自由。可见，这种模式更多地关注平等、公正等价值目标实现的微观机制，寻求的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方法和道路。
第四，施韦卡特(David Schweikart)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企业由其工人民主管理；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新的投资由社会所调控；不存在资本市场；对外贸易不是“自由”贸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可以发挥作用。该模式主要以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为目标，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机制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模式提出的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思路有利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但过分强调民主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大局。
总之，这些新模式虽然对如何改造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设计出了各种侧重点互不相同的具体方案，但他们都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可以结合、资本主义市场通过改造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作为其理论前提，力图把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实践，从而使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主题的论证深入到了更细致、更具体的层面。
参考文献:
[1] [日]伊藤诚:现代社会主义问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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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 市场社会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14、14、107、144、2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结合；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进程是促进中国特色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并进行宏观调控，而市场经济中以消费者为指导。如果国家经济运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则会出现经济疲软的局面，市场经济发展迷失方向，最终导致经济的滞后和随意，美国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缺少消费者的指导，完全由政府负责，权利过于集中，也会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发展过程中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加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的探析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目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中，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杂乱无章的局面，进而实现计划经济的稳步发展是其主要经济目标。然而大量实践活动表明，传统计划经济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灵活性，为此，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变革市场和市场经济方式，这不仅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经济主动性，还获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导致在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问题凸显。十会议后，我国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提高经济积极性，进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求。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科学性
国际经济强调经济的整体性，而国内经济注重经济的和谐性与合理性。单纯的市场经济中缺少对经济从整体层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现整体经济崩溃的湖面。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中市场主观能动性不足，制约了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大量的实践活动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不仅能够让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涵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较多的负面性，有时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需求，我国应进一步控制经济的负面影响，借助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优点，增强我国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旨在通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弥补这两者的缺陷，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亮点
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可知，这两者经济运行体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体系内部。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经济体系。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点，并将此二者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具有宏观调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隐患或者降低危害，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我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可知，这两者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为构建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应合理应用这两种经济体制，取长补短，在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为核心，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并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注意事项
为更好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需求，加快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然而在该运行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2.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紧密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态势，以此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
3.增加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不断规范、优化经济管理条例，推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进程，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四、结语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为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求，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选择性地应用了计划经济，为促进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更新经济决策部门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依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发展走向来明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合理应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励作用，进而促进我国中国特色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桂芬.浅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运行机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2]胡留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文献综述[J].中国商贸，2012（21）：254-255.
本研究从检视都市计划中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出发，探讨这两者的转变对台中市忠信市场的影响。
关键词：忠信市场；市场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计划；都市区位轮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 研究动机
本研究计划旨在从都市计划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来
探讨忠信市场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讨都市计划中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发展情状况与现有法规机制。
2. 了解不同相关者（包含进驻之艺术家对忠信市场有感之居民与开发建商等）的看法与忠信市场存续及再造方向。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本计划研究范围为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1）、质化访谈法
（2）、口述史法
（3）、文献分析法
（4）、历史研究法
（5）、归纳法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探讨
为了探讨市场用地必然与偶然的发展，在文献回顾中分别针对这两点列出下列几项相关文献，首先从忠信市场的基本介绍开始，再到历史背景、都市计划发展过程。
第一节、市场的界定与其发展及演变
一、 市场意义的界定
设置固定摊位及店铺，或仅设置固定摊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场所， 都可称之为广义的市场；也可以指一种具体的空间组织，及一般商贩聚集营业的场所，此为狭义之市场，本文中的忠信市场，是指狭义的市场，有具体的空间。
第二节、忠信市场相关介绍
一、忠信市场基本介绍
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二、忠信市场内外部配置与相关数据
第三章 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依据忠信市场的历史大事纪，可将忠信市场的演变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一、市场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台中市因为气候良好与水源丰富的缘故，大多为农业发展中心，而忠信市场、美术馆附近的区域原先也是散布着农田，种植着稻作，并有着一些小聚落。
二、市场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随着工业转型，小型工厂陆续迁移，大卖场陆续在周遭兴建营业，也对忠信市场起了影响， 致使其市场机能渐衰，顾客开始转移出忠信市场。
三、文化中心与国美馆 （原台湾省立美术馆）设立的影响（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号现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环境景观及型态开始转变。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国立台湾美术馆则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开馆，这些都再次影响忠信市场。
四、美术园道商店街管理委员会出现的影响（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将住户之间的道路都捐给了政府以省税收及所有权问题限制，没有随着周遭都市发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场，相较之下，逐渐显得没落。
五、文创产业进驻 （公元 2008 年开始至今）
初次发声的中部艺文团体「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进驻， 其间陆续也有私人艺廊、咖啡艺文空间、美术社、裱画店的设立。
六、都市更新阶段 （公元 2012 年开始）
在周围的建筑空间都逐渐改变为更加现代化的状况之下，忠信市场却仍然维持着它最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开。
第五章 结论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计划者的角度来探讨忠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计划希望可以从市府之报告书与目前发展推估其未来可行之发展情况。从市府报告中发现忠信市场并不是政府致力关注的重点，对于忠信市场的篇幅极少，也未有详细的建议与发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难度，因此，计划从报告书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场这方向着手，探讨忠信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再从相关法规探讨其发展性，最后，尝试以这些经历，预想忠信市场未来可能之发展方向，以其作为后续参考之用。
参考文献
1. 李厚宗，（1991），《公共设施市场以奖励民间多目标之理想与实际―以台北市 零售市场为例》。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台北市。
2. 李常生，（2005），《以零售市场与摊贩经营发展探讨公共设施市场用地存在适 宜性―以台中市为例》，中国文化大学政暨环境规划学系硕士论文，未出版， 台北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首先，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特色”，但并未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等，只要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照样坚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借鉴。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另起炉灶，抛弃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面对本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的剧变，邓小平适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要不要马克思问题上别出心裁，而是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内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但也不是搞资本主义。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封闭的、僵化的、狭隘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而是搞开放的、高度灵活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传统认识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从亚当・斯密开始，众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市场经济的前提或基础论证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今天依然是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看作同一事物。正如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市场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效率，来保证物品的最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来确保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3页。]可见，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根本对立的，计划和市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围。
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弊端。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盲目性的分析，间接地谈到了未来社会的计划生产问题。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马恩把生产的有计划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并没有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些概念的具体论述。但他们排斥市场，主张计划的思想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看，他们仍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等同。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推导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对立，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对立。因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进行的。更何况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长期在人们观念中形成了“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三、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结合的理论依据，其创新主要表现如下。
(一)从市场经济产生条件的角度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邓小平的这段话从分析市场经济的产生历史，即封建社会就出现萌芽来说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的结论。既然市场经济并非某个社会所独有的，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二)用“市场经济”代替“商品经济”这一传统概念
虽然我们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通过市场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但市场经济，按其本意是指市场导向经济，即指在这种经济运营方式下，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生产，生产出来后销售到哪里，都由供求力量来决定。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就意味着重点是要说明经济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要说明生产者之间的本质利益关系：更主要的是要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代替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在商品关系的使用问题上，他与斯大林、的观点有了质的不同。斯大林和虽然承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却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谈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他们仍未能突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范畴的使用，不仅仅是换一种称谓的问题，这表明他已涉及到事物的本质。表明他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提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与以往的看法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合理定位“商品――市场经济”
由于长期对计划和市场基本属性认识不清，导致对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认识上的偏差。邓小平通过对市场经济历史的考察，首先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肯定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性，克服了以前对商品
经济作用范围的诸多限制以及把一定范围内利用商品经济视为暂时退却的传统观念。对商品――市场经济地位的肯定有助于完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严格界定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
邓小平把计划、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离、市场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分离结合起来，认为不要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这并排斥相同的经济体制下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邓小平强调指出利用市场经济只意味着利用市场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邓小平还从世界经济的对比中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计划，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特有。“……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这样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利用计划的方法，那社会主义也同样可利用市场为自己服务。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性概念，它与基本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一般地说，任何经济形态都包含制度和体制两方面。经济制度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形态的本质，决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决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经济体制则是实现经济活动根本目的的经济决策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及经济运行的组织形式都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只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相互区别的标志。过去，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其要害就是把经济关系简单化、抽象化，把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把不属于经济制度的内容当作经济制度来看待。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经济运行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把计划经济则当作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和缺乏生机。邓小平通过对体制和制度的区分，不仅为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理论根据，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选择意识形态。便于我们努力去探索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四、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一)变革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他认为世界是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一国建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世界他国。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特别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整体上把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以此为基石，探寻了何为社会主义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是相互对立的，对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认识不清的错误认识。这正是他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因此整体思维方式对改变传统观念影响深刻。
(二)拓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化了实践标准，并把其基本内容由政治性实践标准转向社会全面发展标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就是这一标准的具体运用。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让实践帮助人民群众做出选择。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关键还是要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法或手段。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邓小平最终提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综合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体现，这一社会全面发展标准也将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
(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限制
关键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主要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央再根据国民的需求按需分配物资。这就关系到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定部门怎样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资，首要的前提就是把握好被分配物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的信息准确性。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就是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必须能够拥有制定计划所需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制定出严密而准确的计划。信息的准确性是物资公平合理分配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即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存在着不稳定性。“任何组织穷尽各种手段也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计划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政府计划制定部门也不例外。当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依据其所掌握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并强制微观主体执行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运行更大的波动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信息问题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问题。”[1]有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决策和处理的体系，这样信息就会更加准确。这个体系的建立表面上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体系的信息量越大，传输渠道越多，就越容易使信息失真，这是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偏好于自身利益，就会使信息不准确，物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频生。“为了减少信息失真，使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又得加大投入，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监控，这反过来又会大量增加信息成本。从经济学上讲，当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这种制度的优势（收益）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变得不经济，必然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1]当一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说明新的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建国之初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势必要被另一种体系所取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性，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党中央重视起来。1979—1981年年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关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其中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2]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主体地位，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从属补充作用。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原则上，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表明了侧重点又放在了计划经济上。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28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文明法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3]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等共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等多种法律为主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确立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启迪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启迪，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动力。第一，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命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才赢取了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的必要保障。第二，只有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源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36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在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引导行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所以，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就必须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遵从思想理论的指导，更要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观点，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第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过上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只有顺应民意、倾听民声，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护的结果，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和利益，才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1]郑绍庆：生产力研究：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从人性伦理角度再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J].生产力研究，2008（6）.
[2]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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