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也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自己的定义。课题组认为，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为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向农民群体提供公共性较高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3〕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并为下一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课题组决定于2013年8月在全国农村地区组织开展“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抽样调查”活动。抽样调查包括全国9个省市（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4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实际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4〕
二、农民群体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述，课题组在调查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调查中，课题组要求村民们对这四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汇报。
（一）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利国惠民工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可以说几乎村村都有农家书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7.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当然，有34.5%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此外，有7.7%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体而言，课题组的结论是，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经常使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农家书屋的运行现状。
（二）文化活动室
文化活动室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所有村庄都应该保证有文化活动室。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19.2%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8.9%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此外，还有36.5%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有4.6%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的看来，文化活动室的运行已经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与认可。但其中仍然存在问题，那就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这表明农村文化活动室的运行现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三）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而实施的。该工程实施以来农村电影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农村电影覆盖面不断扩大，数字化放映逐步推广，片源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明显增加。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满意，33.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调查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还是认可的。这其中还有39.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一般，认为电影放映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此外，有6.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不太满意。
(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共享文化信息资源的惠民工程，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它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善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的创新工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6%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满意，45.2%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比较满意。这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还是认可的。当然，还有31.9%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一般，认为这一服务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不太满意的比例达到了5.0%。上述调查是针对每个单项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通过调查，课题组基本掌握了村民们对于这四大文化工程的满意度评价。在调查的最后，课题组要求村民对于本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供一个总体性的评价。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12.3%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满意，20.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从总体上看，接近四成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持有积极的评价。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是得到了农民的积极肯定。但是与此同时，课题组也注意到，15.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不太满意，还有5.7%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很不满意，这样的调查发现也提醒我们，我国基层政府目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存在进一步提高和改善的空间。
三、对农村居民满意程度高低的解释
本文所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农村居民为何满意（或不满意）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呢？也就是说，哪些因素将会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我们选择了几个重要的个人因素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了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的满意程度受到了这些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1.教育。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公民文化》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西德尼•维伯（SidneyVerba）认为，“教育程度看起来是影响政治态度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属性”〔5〕。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从而对这四大工程可能形成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2.年龄。年龄有可能影响农村公众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预期，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村民，由于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不太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所以，对这四大工程就不太可能有正面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预期，一个人的年龄与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3.性别。以往在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女性普遍接受的教育程度比较低，同时由于需要承担众多的家庭劳动，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享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我们预期，相比较农村男性而言，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4.政治身份。根据以往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我们认为政治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影响了农村村民的诸多政治看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有正面的看法。5.结构性因素。除了上述四个个人因素之外，我们还选择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农村地理位置与地区性差异。
第一，课题组根据问卷中的这样一道问题：“A3.地理位置：a.本村是否为城市郊区？（1）是（2）否，距离县城____公里；b.本村是否为近镇郊区？（1）是（2）否，距离乡镇____公里。”将调查的农村划分为三类：a.选“是”的为城市郊区；a.选“否”而b.选“是”的为近镇郊区；a.与b.均选“否”的则被定义为“相对”偏远村庄，三类村庄的分布具体如下：城市郊区村庄占28.4%，近镇郊区村庄占36.7%，相对偏远村庄占34.9%。
第二，课题组根据科学抽样，实际调查了9个省份：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课题组将这9个省份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和山东；另一类是内陆欠发达地区，包括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和黑龙江。两类地区的村庄分布具体如下：发达地区的村庄占调查村庄的39.4%，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占60.6%。表1通过多元回归(OLS)模型〔6〕确定了上述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四个个人因素和两个结构性因素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第一，农村女性确实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尤其是在总体满意度上，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农村男性。第二，老年人的确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在总体满意度上，老年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年轻人。
第三，政治身份影响了农村村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四，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五，在地理位置上，那些生活在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偏远村庄而言，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第六，在地区差异上，那些生活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发达地区农村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四、结论与引申的讨论
我们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本文的发现对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与原因都具有启发意义。鉴于此类经验调查研究的稀缺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将为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概念和经验上的积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将强调一些重要的发现及其含义。
第一，我们从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评价中可以解读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运行基本良好，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一定的满意度。当然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尚不能够满足村民们的文化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调查显示有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对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评价一般甚至不满意，他们期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有所改进，这实际上就对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结构性因素。农村地理位置与地区性差异显著地影响了村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就地理位置而言，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地区性差异而言，发达地区的农村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所以，生活在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的农民以及生活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就说明，在我国政府下一步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偏远地区的农村以及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香港政府推动公共艺术发展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时值城市面貌沧桑巨变，维港两岸高楼笋立，博物馆、文化中心等文化设施相继竣工。此时香港公共艺术之发展，显得步履迟缓，尤乏点睛之笔以彰显城市风采。1989年，民政局下属之香港美术馆新馆举行户外雕塑比赛，6件作品获奖，是为第一次通过政府牵头征集公共艺术作品。同年，九龙公园内安置展示雕塑作品23件。1994年，市政局举办雕塑展，为又一大型公共艺术项目。1995年成立之香港艺术发展局，致力于资助各类香港艺术项目，包括公共艺术以及公共艺术教育。1999年，“公共艺术计划”正式启动，定期举办，征集全港优秀公共艺术，安置于各种类型的城市空间中，以此鼓励各类机构、商业公司、个人参与支持公共艺术品之创作，以丰富城市景观。2001年，政府“康文署”下设艺术推广办公室，专门从事城市公共空间艺术风景的设计。此外，政府之房屋署、市区重建局等亦有结合各类建设项目，委任艺术家创作置于公共空间的雕塑作品。非牟利文化组织，如香港公共艺术、香港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在医院”、“文化葫芦”等亦积极参与。开发商及私人公司则以太古集团、香港地铁最热衷于公共艺术的发展。2003年以后，文化创意产业被列为香港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公共艺术亦进入政府视线。2004年完成之《香港公共艺术研究》报告，是首份针对香港的公共艺术现状及发展的政府委托之专门研究，对当时香港的公共艺术作了普查，并对今后之发展提出展望。该报告指出，香港缺乏专门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建议今后将公共艺术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中，并推行广泛的教育活动，以提高公共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水平。十年来，政府推动公共艺术初见成效，虽仍未形成城市艺术风景线，但亦妙作迭出，悄然点缀于街头巷尾，增添空间趣味，营造文化氛围。作品题材大都贴民生活，抑或包含纪念意义，阐释人文与地方之联系。例如，市区重建局于中环街市外墙所绘之“漫游中环”壁画，中有一巨型偃卧之漫画人像，寓意中环为香港之金融政治中心，驱车驱马，过客匆匆。然而，生活本当有张有弛，何不浮生半日，偷闲一刻？另外,艺术推广办公室在旺角上海街一历史公共厕所外墙绘上装饰性传统图案，颠覆了公共厕所的传统形象。另一方面，香港一向具有中西包容的开放城市心态，以及高度的民间文化自觉性，因此也出现了表现手法前卫、内容富有争议的公共艺术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雕塑展览中，部分亦活跃于社区空间里。前者如2013年，西九龙充气雕塑展中展出了数件作品，其中PaulMccarthy的“狗屎”将一堆真实的狗屎放大250倍，且表现逼真。虽此作品非开“狗屎”主题之先例，但仍因其外观不雅，成为众矢之的。另一件作品，以“烤乳猪”为艺术表现形式，令游人穿梭“猪肚”。社区艺术典型者，有在社区收集旧物，将其转变成所谓艺术作品。围绕这些作品，往往疑云重重，意见不一，从而引发公众对于香港公共艺术的思考。例如，如何理解公共艺术？外观丑陋的作品是否是劣作？民间自发与政府主导的公共艺术差异何在？社区文化的发展需要哪些条件？政府当如何支持社区艺术之发展？香港的公共艺术管理体系是否完善？这些疑惑一方面反映出公共艺术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亦显示公共艺术教育之不足，相关知识有欠普及。
二、香港的公共艺术教育
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香港公共艺术教育有所发展。提供公共艺术及相关课程的教育机构与课程包括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中文大学文化管理课程、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等。其中，理大设计系与中大艺术系，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学生作品在香港艺术展中屡获佳绩。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则从公共艺术历史及评论的角度，教授学生观察及评论公共艺术的方法。因该课程针对副学士学位学生，理论程度相对较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文学士课程于2012年成立，旨在配合政府的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培养人才。其中，“公共及社区艺术”一课为该课程三年级选修课，阐释公共艺术之含义，介绍公共艺术评估之方法，引导学生以文化批判之眼光审视公权力与纪念雕塑之关系，并培育学生策划公共艺术、管理公共艺术，为公共艺术设计场地，以及设计扶持社区艺术政策之实践能力，实为跨学科、系统教授公共及社区艺术之课程。该课程的另一亮点，是课程设计力求寓教于乐，形式生动，并且融知识与实践于一体，创造性采用虚拟场景、实战演练之新颖教学方法。课程围绕一个虚拟项目展开：假设香港政府决计于2020年前，拆除目前除立法会大楼外所有建筑，重建中环。香港艺术推广办公室受命，规划并发展新中环之公共及社区艺术，委托三家咨询公司从事研究，提供咨询报告。在2013年秋季课程中，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三家公共艺术咨询公司，分别取名PaisanoCultureandDevelopmentConsultancyLtd.,HashtagCulturalManagementCoLtd.，以及APlusCulturalManagementConsultancyCo.Ltd.，担当为政府提供咨询之重任。各组成员扮演不同专业角色，包括项目研究兼公司总裁、公共艺术规划咨询师、公共艺术管理咨询师、城市设计师，以及公共或社区艺术家等。课程分两部分，完成前五讲后，各组前往中环，展开中环公共艺术之调研，鉴别艺术品之类别，评估艺术品之公共性（publicness）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在此基础上，发觉不足，从而提出新中环公共及社区艺术发展之目标。课程后半部分，配合各专题，公司成员各司其职，逐项完成公共及社区艺术规划、管理之咨询、城市设计，以及艺术品之创作。课程亦包含设计软件技术培训，学生学会运用Sketchup8基本功能，完成设计，并制作艺术品模型。课程于期末报告会上达到高潮，学生基于课堂知识，提出不少有益于启发本港公共艺术发展之建议，例如，创设公共艺术规划办公室、设立艺术家道德保护法、改革赋税以资公共艺术项目、建设香港雕塑公园和公共艺术长廊等。本课程与“项目委托方”艺术推广办公室合作密切，艺推办官员于期中亲临课堂，介绍业务，并出席学生期末报告会，聆听学生所提咨询方案。期末报告会与会者另有小区艺术家、表演艺术家等多人。
三、总结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身心感到愉悦，陶冶情操，从而使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有品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的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提高，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中无法缺少的内容了。人们参与文化活动，能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得到精神层次的提高，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生活对人民群众自我的发展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中的重要部分，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在建设现代社会公共文化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困境
现代公共文化建设在发展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定困境，首先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其文化系统机构相对比较少，不能够满足当前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所需。另外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无论是建设政策和经费投入目前均存在一定的不足。群众文化事业经费具有技术小、增长慢以及投入总量少的特点，虽然说目前其经费投入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所占有的比重依然比较小，对其建设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最后现代文化建设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文化骨干不稳定，同时在加上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因此导致群众文化站多出现人员不足、无转业干部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群众文化在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发展
无论是图书馆，文化馆还是纪念馆，这些公共文化都是为了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务的，公共文化要真正转变思路，面对大众要突出“服务”，事业单位性质不变，工作思路必须改变。我们要从过去的人民群众上门转变到文化工作到农村、社区，到最基层服务，坚持将服务面向群众，走入基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广泛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大力发展城乡文化和校园文化以及军营文化等等，为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来服务广大社会。例如妇女家务劳动繁重，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则可以适当的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妇女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以丰富她们的生活；少年儿童在进行学习的同时，也应该积极鼓励其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阅读不同书籍，以增强自身兴趣爱好等等。我国拥有多个民族，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由于民族种类繁多，使我们的群众文化也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的发展也是参差不齐。为了加快群众文化与公共文化共通过发展的步伐，就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建设富有特色的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体系。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进入基层，建设富有发展特色的模范村。比如相关的文化政府部门可以定期的组织当地文化宣传活动，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引起人们对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重视程度，鼓励建设新文化模范村的快速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带动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发展。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群众广场文化活动，让其带动更多的文化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一个繁荣发展的和谐局面。想要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资源共享就是一条合理而且经济的途径，比如说由资源共享理念推动的公共图书馆联盟。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信息文化日益增长，仅仅一个图书馆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使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的共享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建立公共图书馆联盟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互惠互利，把若干个图书馆的相关信息资源系统联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在各区县大力推广“社区影视厅”项目，将公益电影引入到社区文化中心、村居委活动室，丰富中老年人文化生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创建示范区（项目）正发挥着“积累经验、探索示范”的领头羊作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以及文明程度的保障。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确保人民群众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文化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城市公民，还要包括基层甚至偏远地区的农村群众。
四、结语
1.1促进全民学习，起到终身教育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容纳文献，还能通过公民学习传播知识，通过学习教化公民，这是公共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图书馆融入了城市文明发展史，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和文明，并与城市一同发展。因此，政府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很高，它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学习精神，使人们享受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图书馆对参观者的限制条件非常低，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无论贫穷富贵都可以进入学习，享受图书馆带来的文化服务，养成终身受教育的习惯。
1.2推动基层文化服务
公益性是公共图书馆带给社会带来的最大便利，在公共服务和文化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盈利性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真正的利国利民，政府对图书馆的建设是回馈公民纳税行为，将税收的钱应用于广大民众，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还加强了公民道德文化建设。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媒介，公共图书馆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是向大众传播知识的机构，是丰富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工具，也是全体人民终生学习的基础设施。在网络、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既是信息中心，又是知识中心、知识宝库和知识源泉。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知识，也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对公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能在无形中树立学习意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使之终身受益。
1.3传递科技情报、传播科技文化
传递科学情报是现代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图书馆丰富、系统和全面的图书信息资料已成为图书馆从事科学情报传递工作的物质条件。在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科学情报功能将得到加强。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以市场和社会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建立了科研立项、经济技术合作、成果开发转让和市场开拓等信息服务机构。这些信息机构成为了具有采集、加工和全方位服务的现代信息中心，积极开发了课题跟踪服务，将文献转换成社会可直接应用的科技信息。除了具备传统的借阅服务外，网络信息时代提供的新型服务和大量信息的传播效率较高。
1.4提供文化娱乐活动
21世纪，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大，在闲暇时会前往图书馆放松。人们在图书馆学习知识的同时，还可缓解压力、愉悦心情，更可以提高素养、陶冶情操。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服务设施，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展览、学术会议、大型展示会、报告会和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服务，使图书馆可满足人们对生活多元化的需求。
2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发展策略
2.1引导读者享受自己的文化权益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具有认知、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和塑造等功能，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可保证公民的文化权益，公民也要充分享受自己的权益。此外，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体现在公民是否能平等地享受自己的权益。目前，我国的公共图书馆都是无限制、面对全民的公共服务设施，公民在享受服务时养成了学习的自觉性，这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很大作用。
2.2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网络
网络时代对图书馆的建设有很大帮助，在建设的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步完善网络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最重要的是为广大公民带来便利。网络信息参差不齐，需要在提供信息前筛选健康的有利信息，切实提高信息质量，创建良好的网络服务环境，使服务成为实际行动，而不是流于形式。
2.3通过多种措施提高服务质量
由于公民中存在特殊人群，所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根据人们的需求提供人性化服务，比如残疾人活动不便，可为他们在一楼开设读书区域。此外，还可以面向社会招纳志愿者，从而壮大服务团队，使更多的人为公共服务建设出力。
3结束语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村民都对自己村里的文化设施不清楚。比如现在大部分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有一部分村民从未去过村图书室看过书，甚至还有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图书室。村民对图书室的知晓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干部对于村里文化设施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此外，里面的书籍数量较少，内容混杂且少有更新，与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农村社会学习氛围的形成及发扬。
二、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职能，承担起农村基层文化的公共管理服
1.强化目标责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往往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的弊端。要真正把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密切干群联系，沉下心去听百姓需求，保障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和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并举，完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加大建设文化设施力度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已有的陈旧、滞后的文化设施进行整改与更新；要重视对文化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延长文化设施的使用年限；要加强管理，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知道村（社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对老百姓开放，供他们休闲娱乐使用。
3.加强扶持引导，打造高水平农村文化队伍
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农村文化队伍的推动。要推动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特长、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充分发挥其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和知识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如聘用大学生村官担当书屋宣传员和图书管理员，盘活农家书屋，打造文化生活主阵地。或者依托党员活动室、墙报等载体，以“顺口溜”、“千字文”等形式，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致富项目推广。还可以针对村民中存在的学用科技意识不浓的问题，把活动演出内容与村民需求和各村产业特色相结合，在节目编排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引入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1.进行文化服务购买
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光靠政府、村（社区）的力量是不够，利用现在社会的资源，农村可以很好的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比如，文化活动较多的村，可以和社会上一些文化工作室签订协议，以每年多少次表演，多少个节目来进行结算。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减少村文化工作的压力，只需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即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整个文化市场的活力，节目越多，越是对一些文化工作室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样可以有效地繁荣当地文化市场。
2.引入社会文化管理奖励举措
（一）基本结构课题组调查显示（根据研究需要，2012-2013年，课题组前往成都、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阜阳等地开展调研访谈，共收取有效问卷4183份，本文数据即来源于此），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以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7至30周岁之间较多：其中17-20岁占11.65%，21-30岁占46.38%，31岁-40岁占25.01%，年龄在17-40岁这个年龄段占83.04%。在农民工群体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占56.64%，女性占43.36%。调查对象中,47.9%已婚，38.8%未婚。其中已婚育有1名子女的为42.8%；2个子女的36.1%；3个及以上10.2%。文化程度较此前一些大规模调查结果相比，整体文化程度相对提高:小学及以下仅占9.96%；初中32.6%；高中或中专36.61%；大学及以上20.57%（调查问卷内容较多,不排除部分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选择不填写问卷）。其中党员为7.0%，派为2.8%。外出务工时间一般在1-5年，务工时间1年以下的为25.8%；1-3年的为29.4%；3-5年的为21.1%；5年以上为17%；10年以上的为6.2%。总之，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整体比较年轻，以新生代农民工居多，为农村户籍中年富力强的中间力量，当然，这一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划分并不严格地局限于具体的年份及年龄，更大的代际差异则体现在成长背景、流动趋势、权益维护、就业状况、价值观念、社会认识、未来愿景等方面之上。
（二）社会交往情况相较于同龄的农村青年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大的生活圈子和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对象依然是具有很高同质性的群体，社会网络主要集中在以亲缘、地缘和血缘这种三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呈现出封闭性和同质性特征：数据显示，农民工交往对象主要是家族人或同乡(22.5%)、工友或同事（43.8%），有的人在城市“基本没有交往对象”(3.9%)。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多寡是城市融入的一个直接反映，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频率仅为1.6%。由于住房、教育等保障机制的缺乏以及经济限制,被访农民工大多选择将家庭和子女留在农村：其中独自外出务工者高达40%以上，只有不足8%的农民工携带子女。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和回家费用等原因，外出农民工一般回家次数不多：每年平均回家1次的为27.3%，2次为25.6%，3次为17.2%，4次及以上为23.5%。调查发现，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当他们一旦发现参与、进入这个社会很困难的时候，相当程度上都是退守或回避，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而与城市人的交往、联系是极为有限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农民工群体整体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与外界接触机会相对较少；其二是城乡文化差异、经济收入、语言差异等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心理差异。
（三）从事行业及收入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以从事制造、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居多，其中从事制造业18.0%，建筑业15.3%，商贸业20.9%，交通运输业15.7%，家政服务业2.1%，社区服务5.7%,其他15.9%。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时间普遍较长,调查中，除企业办公室员工，绝大多数农民工每月休息1天，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每周双休或单休的工人很少。调查显示,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农民工占5.2%；1000-2000元左右为27.9%；2000-3000元为32.3%；3000-4000元15.3%；4000-5000元为7.7%；5000元及以上4.0%。其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一般选择办公室职员,收入一般在2000-3000元,收入虽然不高,但相对清闲且有一定提升空间;而初中水平的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限制,一般从事一线生产较多,由于多是计件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每月单休,月收入基本在4000以上,这一部分工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大，休息时间少,有限的业余时间基本只能吃饭、睡觉。
二、农民工文化消费情况
过去的二三十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于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时，他们也正在社会转型期实现着农民工代际结构的转变。作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和精英分子，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至30周岁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相比，在生存、消费取向上有一定变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个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经济、科技水平的发展，文化消费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作为农村人口中的精英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农村生活背景与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与愿景，使其生存境遇处在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夹心层，成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双栖人”：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具有积极主动融入城市文化的强烈渴望和美好想象，另一方面，现实实践又将其置于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经历着文化认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乡土世界作为农民工的“根”文化的来源地，既在意识经验上提供着与城市世界的社会文化参照，更在磨合阶段形成无法归属的“无根”意识。这也是很多农民工对城市社区无意识，对城市社会活动不参与，对城市公共设施不爱护的主观自身原因。在比较中，广大农民工一方面对于城市的交通、购物等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形成认同，另一方面也在高昂消费、人际关系等问题形成了与“根文化”的强烈对照。
（一）文化生活贫乏调查结果显示:相较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种类比较单一，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显得贫乏而单调。大部分农民工务工之余做的最多的就是睡觉、聊天、看电视。尽管目前农民工对文化生活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且期望享受更多和更好的文化生活，但从总体上讲，农民工在文化需求上还处于比较贫乏的状态。调查显示，55%的人认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精力去文化场所，没有闲暇考虑文化消费；15%的受访者表示对文化消费不感兴趣。在文化消费上,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在电影与戏曲、购买书籍报刊、文艺演出、体育健身、学习培训等方面投入资金。比较而言，受访人群消费选择“较多”、“很多”文化消费的是有线电视（58.3%）和上网费用（53.7%），这也与农民工生活习惯、经济承受能力和消费时间有关，因为工作时间长，用于休息、娱乐的时间极其有限，在常看电视内容选择上，42.4%的受访者选择了新闻类,访谈中，80%的调查者都使用手机上网，一般网上包月的费用是5-10元，手机上网的内容依次为QQ聊天、浏览网页、知识查询。可以说，在远离家乡、生活单调的农民工身边，陪伴他们最多的，就是手机。农民工文化生活匾乏，不仅使他们无法提升自我，融入城市，而且还可能走向反面。他们完全可能选择其他方式消遣，以填充精神的空虚。酗酒、、阅读或观看低俗、暴力、色情内容的书刊影视，个别人还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善和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十分迫切。
（二）文化生活呈封闭性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民工被城市接纳的程度较低，他们的文化生活具有明显的窄圈子性，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社交活动方式主要是一种地缘性、业缘性关系，城市社区居民对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排斥性，他们与农民工的交往局限于工作，生活方面的情感交流极少。被访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基本上限定于老乡、同事、朋友、亲戚和同学等这些熟人关系之内。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农民梦想的向上流动，但现实中，一部分农民工的梦想依然是多挣钱，或者迫于文化程度和技能限制，在城市里频繁地变动职业，进行平行流动，最后，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则重新回归了农业劳动者阶层。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繁荣和先进文化有着无限的向往，而另一方面，却由于自身及外在原因被隔绝于城市的繁荣与文化之外，娱乐生活单调、文化资源匮乏，不能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先进手段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学历水平较之上一代农民工已有一定的变化，文化消费意愿也更趋向普通城市青年，但仍受到经济及文化的双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跨入城市，不仅要突破结构约束，包括显见的正式制度、规则和程序，还要形成一种群体的文化意义框架，包括共享的价值观、态度、惯例、符号以及认知的网络。其中，城乡结构差异与文化意义框架的区别互为关联，左右着农民工在城市场域中的经济及文化表现。农民工群体文化交往封闭性的形成，具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因是，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为一种与这一制度结构相配备的制度意识形态，沉积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现阶段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又未完全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出于自卑和自尊，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也局限于和他们身份类似的其他农村打工仔。农民与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心理鸿沟。内因是，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文化素质上的局限，在实际交往过程中存在文化上的困难，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难以实现。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这是导致其选择具有相同生活背景、相同文化层次的“圈内人”交往、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圈的主要原因。
（三）文化活动参与性低农民工整体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用于文化消费的比例偏低，这与先天文化素质不足、普遍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技术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障碍，导致他们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性低。大部分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外出务工前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者少，大多数人希望当地政府或是所在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突出表现为劳动技能低，只能从事建筑、餐饮、服装生产等行业的简单体力劳动。文化素质低和劳动技能低造成劳动收入少，就业机会少，而同时由于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他们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率越发低。农民工在城市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体制以外运作的，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外的关系网和隐性社会结构。长期的城乡分割与隔绝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彼此的心理隔阂和距离，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这对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些都容易导致其对社会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对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隐。
三、新老农民工文化消费差异性比较
与很多研究命题假设不同的是，农民工代际之间的特征差距并不是非常显著：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同性别、年龄段、行业和地区的农民工亚群体在文化生活方面尽管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仅仅是强弱的差异，整体而言，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图式基本趋同。不过，这一数据分析结果也未必完全了初始的假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农民工群体文化生活普遍贫乏的情况下，不同亚群体很难在满足程度上和文化消费需求上拉开档次，从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别。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较低，无暇或无力顾及文化生活。在二元结构的制约下，农民工普遍受制于经济和工作压力，生存的压力压制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对文化消费的欲求相对较低。无论是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偏好取向还是他们的文化需要，都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脱离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文化需要，对他们而言是不现实的。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以后，他们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工文化生活供给的严重匮乏，也是导致不同性别、年龄段、行业和地区农民工文化生活图式基本趋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农民工所在企业和所在地方政府、城市社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免费或低价位的文化设施、文化生活项目太少，农民工文化生活现实的选择空间较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除了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还难以承受其他的文化消费。调查显示，在“目前最大苦恼选项”（多选）中，找不到稳定工作27.7%；找不到对象13.2%；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12.9%；工资低17.2%；文化生活缺乏8.2%。在问卷“您的主要心愿”（多选）：稳定工作49.1%；不当农民或孩子不当农民13.2%；在城里有房子14.5%；全家人在一起生活19.7%；有丰富的文化生活7.7%。在“您的主要心愿”（多选）一项选择中，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几乎都选择“稳定工作”———16-20岁选择这一答案的比例为50.6%；21-30岁为59.1%；31-40岁为47.7%；41-50岁为52.5%，50岁以上的是42.47%（50岁以上的务工者在数量上很少，囿于文化程度和年龄因素，对城市生活的要求普遍不高，对于稳定工作的愿望也相对降低）。可见困扰农民工群体的首要因素仍是生存保障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城市生存的困境。由于生活、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环境的变迁，“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消费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新”生代和与之对应的“老”一代农民工之间，“代”的最明显区别，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在类的规定性和群体规定性上，体现着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属性。较之“老”一代社会结构的变迁，突出表现在对城乡二元结构否定式发展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科教兴国理念下的素质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下的自由发展。在社会空间结构中，上代农民工一般是青年时代流入城市务工，进入中年后返乡务农，形成“农村———城市———农村”的社会空间循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切断了上代农民工在社会空间的发展路径是“农村———城市”，追求的是单向度的社会空间挪移。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农业收入微薄，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缺陷，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取向、城市取向的核心是生存追求，亟待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进一步的发展，是迫切解决温饱而不是获得享受。而身处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的目的中则增添了“生活”与“享受”的气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光”尤其可以反映出这种目标与意识的转变。在文化消费中,与上一代农民工传统的消遣方式，例如看电视、读报纸、打牌下棋、聊天、睡觉等有所区别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活体验型的文化休闲方式，上网、看电影、听音乐、KTV等新潮的娱乐方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休闲文化趋势。访谈中，部分新生代未婚农民工自己在出租屋、宿舍购置电脑、购买网络。也有一些访谈对象在周末选择和室友、同学一起到周边的旅游景点游览。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更为看重闲暇时光充分反映出的城市文明的效用及价值，更着眼于衡量工作劳动与闲暇的边际收益比率。在这一点，新生代农民工突出地显现出靠近城市青年的文化需求倾向，尽管在实际文化消费中，这种消费取向往往由于收入、时间、文化壁垒的约束而无法或较少实际发生，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文化生活，进入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流动，全方位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的愿望却不容忽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回归农业劳动者的倾向有所减弱，但社会所提供的向上通道却并不如新生代农民工们所愿，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社会阶层固化，尤其是新底层社会呈扩大化趋势，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之相关的，是户籍制度这一身份标签的表象背后，所依托的住房制度、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对农民工走入城市、完成阶层向上流动，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强大掣肘。新生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他们虽然有较强的文化需求，但却不能把有效的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文化生活“被参与”情况较为严重。从文化消费的维度看，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整体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少，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
四、制约因素分析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对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为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已经在文化政策、设施建设、队伍组建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以西部大城市成都为例，已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试验城区，构建城乡一体文化的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效[1]。我国人民对文化要求逐渐拔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人员、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等重要构建内容还需不断地完善与进步。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理念和主要内涵
1.1公民自由
文化权利的基本标准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每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与文化权利的文件内容都重点提到，国家公民有追求文化自由的权利，其中包含信仰、思想、艺术创作、表达等多方面内容[2]。我国所颁布的宪法内容中也明确表达了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我国公民需要重视的是，国家表示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公民可以利用文化自由的权利放任自由。
1.2文化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有文化参与。现今我国开始鼓励人们创办民办图书馆。“科教图书馆”已经分别在10个省市创立了25家加盟图书馆。现今，民办图书馆数量快速增加。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采用政府协办、民企民办、民众合作创办等方式创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占比博物馆数量超过三成，已有30家有余。其次，公民也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项目。以北京朝阳区为例，其建设的“垡头文化中心”以社区内的居住人员自由建设，并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实施政策。促使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
1.3文化公平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公共文化资源配置进行合理、公正的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配置方案能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与原则。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群众都应有权利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其能够充分体现文化公平。例如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其城市决定构建超出老百姓消费水平的公共文化项目，“大剧院”为体现最明显的项目之一。大剧院构建资金较大、票价超出当地实际消费水平、大剧院的文化项目与老百姓生活实际相差较远、收益不佳等等问题都违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原则，做不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2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2.1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地区的政府部门为投入建设的主体，但国家公民的参与、对于社会文化的责任承担能力也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国家政府部门与公民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此，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公众文化自觉能够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构建文化服务体系的号召，国家与公民之间有良好的互动。根据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众的公共文化意识水平有待提升。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得出结论，从产生国家形态初期，一直由权利者与高阶层人士掌握文化资源，高阶层贵族和权利统治者拥有专享文化的权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无法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文化资源。也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从未产生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更无法唤醒社会公共的文化意识。社会发展到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经济体制，我国公众才得以享受平民化消费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机会与平台，公众公共文化意识得到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决策层有直接的关系，更是公众文化需求的体现。
2.2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
地区政府对文化共建有重大的责任义务，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地政府要保证社会公共文化的完整构建，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为原则目标，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具体规划、设备投入、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等方面都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从而兑现对公众的文化责任。
2.3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拉动积极文化内需
公众在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矛盾问题，是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与文化实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矛盾问题。公共文化设施在建设过程中或其服务出现问题时，就会导致其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全面，公众参与文化服务没有积极性，其投入与产出也会出现失衡的现象。对此，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转变政府热度过高、群众过冷的情况。其中还有一点问题尤为重要，文化设施中体现文化内涵较少、民众参与性不高，导致文化设施的用处没有得到发挥。政府可以将部分文化场所进行免费开放，将收入标准降低为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消费水平。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积极拉动文化内需。
2.4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整合基层文化队伍资源，指导开展文化活动
我国人民群众基本都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与经济水平都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扩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政府部门要将分散的人群进行整合，构建基层文化队伍资源。可以创立公众文化协会，由文化部门对协会进行管理与监督，并进行辅助创建，指导开展文化活动，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3结束语
以上内容，充分说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政府要提高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公共群众建设基层、适用的文化设施项目，确保公共服务建设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崔莹莹.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提升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8.
关键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对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为各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已经在文化政策、设施建设、队伍组建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以西部大城市成都为例，已经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试验城区，构建城乡一体文化的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效[1]。我国人民对文化要求逐渐拔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人员、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等重要构建内容还需不断地完善与进步。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理念和主要内涵
1.1公民自由
文化权利的基本标准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每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与文化权利的文件内容都重点提到，国家公民有追求文化自由的权利，其中包含信仰、思想、艺术创作、表达等多方面内容[2]。我国所颁布的宪法内容中也明确表达了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我国公民需要重视的是，国家表示公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公民可以利用文化自由的权利放任自由。
1.2文化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有文化参与。现今我国开始鼓励人们创办民办图书馆。“科教图书馆”已经分别在10个省市创立了25家加盟图书馆。现今，民办图书馆数量快速增加。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以采用政府协办、民企民办、民众合作创办等方式创办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占比博物馆数量超过三成，已有30家有余。其次，公民也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项目。以北京朝阳区为例，其建设的“垡头文化中心”以社区内的居住人员自由建设，并实施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的实施政策。促使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
1.3文化公平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公共文化资源配置进行合理、公正的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配置方案能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与原则。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群众都应有权利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其能够充分体现文化公平。例如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其城市决定构建超出老百姓消费水平的公共文化项目，“大剧院”为体现最明显的项目之一。大剧院构建资金较大、票价超出当地实际消费水平、大剧院的文化项目与老百姓生活实际相差较远、收益不佳等等问题都违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原则，做不到真正的公平公正。
2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2.1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地区的政府部门为投入建设的主体，但国家公民的参与、对于社会文化的责任承担能力也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国家政府部门与公民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此，国家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意识的全民提升，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公众文化自觉能够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构建文化服务体系的号召，国家与公民之间有良好的互动。根据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众的公共文化意识水平有待提升。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得出结论，从产生国家形态初期，一直由权利者与高阶层人士掌握文化资源，高阶层贵族和权利统治者拥有专享文化的权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也无法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文化资源。也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从未产生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更无法唤醒社会公共的文化意识。社会发展到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经济体制，我国公众才得以享受平民化消费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机会与平台，公众公共文化意识得到唤醒。社会公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决策层有直接的关系，更是公众文化需求的体现。
2.2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
地区政府对文化共建有重大的责任义务，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地政府要保证社会公共文化的完整构建，以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为原则目标，坚决履行政府的文化责任，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具体规划、设备投入、设施建设、公共管理等方面都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从而兑现对公众的文化责任。
2.3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拉动积极文化内需
公众在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矛盾问题，是公众对文化的需求与文化实现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矛盾问题。公共文化设施在建设过程中或其服务出现问题时，就会导致其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全面，公众参与文化服务没有积极性，其投入与产出也会出现失衡的现象。对此，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转变政府热度过高、群众过冷的情况。其中还有一点问题尤为重要，文化设施中体现文化内涵较少、民众参与性不高，导致文化设施的用处没有得到发挥。政府可以将部分文化场所进行免费开放，将收入标准降低为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消费水平。强化对文化需求的引导，积极拉动文化内需。
2.4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整合基层文化队伍资源，指导开展文化活动
我国人民群众基本都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生活水平与经济水平都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扩展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政府部门要将分散的人群进行整合，构建基层文化队伍资源。可以创立公众文化协会，由文化部门对协会进行管理与监督，并进行辅助创建，指导开展文化活动，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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