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破解及其所引发的争议，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既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又要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因此不能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而是要立足于当下，关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优势。首先，发展体现生态理性的市场经济。我国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积极作用，让市场价格客观地体现生态规律、生态原则，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生态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将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纳入到效率体系之中，通过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自然资源消耗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政府要以公平为原则使各种经济主体可以平等的利用、享有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同时，政府要依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为市场制定生态准则，为市场限定合理发展规模、划定生态边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重新恢复市场机制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活力，政府应帮助市场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明确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态责任，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生态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严格管控那些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效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经济主体，进一步消除市场经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局限性，使市场经济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内运行。其次，研发、选择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技术。应该将技术的生态作用置于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探究掌握技术发展方向的经济规律，将技术的生态作用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基层民众生态道德素质的养成和提升程度，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发展的快慢、成效的好坏。一是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教养水平，并相应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知识、生态伦理、生态审美素质；二是可以改善社会公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待生态环境的行为习惯；三是可以产生熏陶、浸染生态文明行为的良好教育效果，形成有利于创建生态文明的环境。缺乏对基层的生态文明传播，会直接造成民众生态知识贫乏、生态意识淡薄，从而缺乏参与生态建设的意愿和热情。基层民众观念的偏差和行为的不当，也会逐级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最终综合体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方面。可见，只有加强基层生态文明传播，才能真正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群众、绝大比例领域保持良性互动，才能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才能使生态文明传播在基层试点基础上不断突破、在难易结合中稳步推进，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科学发展。
二、要培养大批基层生态文明传播人才
任何一项事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人才队伍。在生态文明传播的进程中，对人才的需求是迫切的、大量的、经常的。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生态文明传播人才肩负着生态道德教化、生态知识传播、提高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以及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大量基层生态工作者、生态教育者、生态理论研究者应该成为生态文明传播的职业传播者、生态文明的行为变革者，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传播和沟通，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到每一处城乡、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公民心中，为农民、农业、农村服务，给农村、农民带来变化，实现变革。生态文明传播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及时培养出一大批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对生态文化有着深厚感情、掌握丰富的生态知识、具有一定传播能力的人才，实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组织、实践和推动。
三、不断提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是工业文明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世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飞速发展，全球人口持续膨胀，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这些所谓的繁荣景象相对来说都是局部的，是有代价的，那便是大气水体污染、地球增温、土壤侵蚀、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人类已经被迫沦落到四面楚歌、危机重重的地步了，生存环境不断地变得恶化。大自然不再像往日那样温顺地按照人类想要的方式发展，于是它便开始疯狂地向人类报复，生态严重破坏、环境不断污染、资源日益变得枯竭，从而导致大自然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这时人类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应该尊重和保护大自然，和大自然平等和谐地相处。与此同时，人类为此而采取了大量而广泛的行动，爆发了一场又一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生态运动。紧接着生存的本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透过由于人类行为而导致环境问题的表面现象，从哲学的高度以批判的精神和反思的态度去审视人们自身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进而去研究和探寻引起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从而可以探索出关于人与自然的在未来的关系。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人类想要向前进步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有关这方面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自身的文化命运，不仅为人类的当代同时也为下一代的文化创造注入了新的动力。当今，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反思，我们应该从哲学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自然、社会、人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人类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启发。改进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系统和谐平衡有序，这便是生态哲学的终极目标。
二、生态哲学的内涵
生态哲学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体系，分别由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哲学认识论、生态哲学价值论和生态哲学方法论这四个部分有机构成。生态哲学本体论是生态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世界既不仅仅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单纯指人类世界，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社会—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既表现为自然的人化，也表现为人的自然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态哲学认识论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世界中心，而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中的组成部分，与自然是相互联系、影响与依附的关系，共同构成世界乃至宇宙的有机整体。生态哲学价值论则认为自然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外在价值，或者叫做工具价值，还具有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只有在正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相统一后，才可能促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哲学方法论主张用生态思维，即生态观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提倡人们用辨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
三、东方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是以对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反思为主。再加上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天气的依靠性很大，因此“天人合一”作为我国哲学的基本内核，贯穿始终，超越时空，并且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成深层内涵：一直在追求和执着于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亲和、统一的境界。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已经融入进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学艺术中，融入进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从而形成了代表我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如“天人相参”的思想。儒家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认为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是协调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作为自然界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道家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与儒家强调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认为人必须遵从顺应自然。老子的相关思想理念是最接近生态伦理的，他最先表达了有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天、地、人三才都统一于“道”也即自然，从而提出了“齐同万物”的观点和“重人贵生”的理念，同时从宇宙的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是却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中汉传佛教便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相融合的最好例证。佛教中的“缘起论”阐释出的“整体共生”的生态观便是以系统性、相关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彼此依存、互及互入的关系。
四、西方的生态理论
“人类中心主义”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但归根到底全都主张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人处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将人类的自身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事的尺度”，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苏格拉底的“神学人类中心主义”都属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动物解放论”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是生态哲学的一大进步。澳大利亚的辛格作为“动物解放论”的代表，提出了“解放动物”的口号，他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伦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动物同人一样也能感受到苦乐，从而将道德的主体范围从之前的仅限于人类扩大到了包括动物在内。动物权利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人类应该像重视自己的利益一样去考虑动物的权利。因此，“动物解放论”又叫做“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又称为“生物平等主义”，摒弃了“动物中心主义”的的局限性，将道德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包含所有生命的整个生物圈。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史怀泽和美国的泰勒。相比较“动物中心主义”而言，将人类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动物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依然是沿着解放、权利的道路在走，将人类降低到与其他物种同样的地位，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于“生物中心主义”与“动物中心主义”只强调生物圈内物种个体的权利与价值，“生态中心主义”更加注重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它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在承认自然界以及其所属部分拥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强调益主体多元化，进而推证出自然界的道德权利与地位，从而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
五、生态哲学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内近年来关于生态设计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设计的内涵和特点。学术界大多认为，生态设计是以生态文明为宗旨的艺术设计，是对科学设计的扬弃和超越，是当代艺术设计的最高境界。生态设计的特点是低碳、环保与可持续，表现为绿色设计、低碳设计、循环设计等方式。二是关于生态设计的理论依据。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态设计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科学技术等。三是关于生态设计的重要意义。学术界普遍认为，推行生态设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我国艺术设计的国际竞争力。
2发展湖南生态设计的有关内容及思路
我们在发展湖南生态设计应着重研究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生态设计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应分析生态设计的内涵特点、形成发展、理论依据和重要意义。其次，湖南生态设计现状的调查分析。开展湖南生态设计的现状调查；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我们应提出湖南生态设计的发展思路和对策。一是制定和完善湖南生态设计发展战略，确定湖南推进生态设计的战略目标、主要步骤和战略重点；二是确定湖南推进生态设计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绿色设计与低碳设计、循环设计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公众配合相结合，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与彰显湖南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等“四个结合”；三是制定和完善湖南推进生态设计的具体政策措施，如加大政府对生态设计的资金投入，制定生态设计的奖励政策，加强对设计人员（含设计专业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培育，成立省市县各级生态设计协调机构；四是营造推动湖南生态设计发展的文化氛围，如加强生态设计的舆论宣传、加强生态设计网络文化建设、举办以生态设计为主题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生态设计优秀作品的评选及展览等。在发展湖南生态设计时，我们应坚持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建设“四化”、“两型社会”的战略任务，综合运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科学、设计艺术学、公共管理学及系统科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对湖南生态设计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首先，探讨生态设计的内涵特点、形成发展、理论依据和重要意义；其次，深入调查湖南生态设计的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提出推进湖南生态设计的发展思路与对策，从而为湖南推动生态设计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建议。
3研究湖南生态设计的方法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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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人类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使其整体性、连续性等特点遭到破坏，往往造成河流生态环境的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降低，甚至造成不可逆的生态退化。这种胁迫主要有传统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污染物的排放对河流的污染、引水量过大、沿河的农业、渔业生产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等。
1传统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传统水利工程（大坝、河道硬化等）的修建对河流原有的水文条件、河流地貌以及河流的水力特性造成严重的影响，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本身的特性，从而造成了其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例如大坝的修建，将河流分割开来，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使河流上游形成高位水头、下游流量减少，中断了大坝上下游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传递，造成河流原有生境的改变，而生物群落和生境具有统一性，导致河流生物群落的栖息和迁徙规律受到影响，最终使生物群落的多样性降低。再如河道硬化整治，由于对河道采取截弯取直和大量采用混凝土等硬质材料，一方面改变了河流地貌和河流的水力特性，破坏了河流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使原来蜿蜒的河道变得顺直，河水流速加快，阻碍了河流与河岸之间的交换、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联系，改变了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退化；另一方面，致使河流原有景观遭到破坏，河道形状几何规则化，变得十分单调，降低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景观服务功能。
2污染物排放对河流的污染
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向河流排入大量污染物质，如果其数量超过河流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将导致水质变坏（如水体富营养化、水体中含有大量的悬浮颗粒物等），直接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如水生生物大量死亡等），降低其淡水供应等生态服务功能。另外，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硫化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酸雨的形成，也会间接造成河流水质的恶化。
3引水量过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农业以及人类的生活引用了大量的河水，但是每条河流的循环水量是有限的。无限制的引用河水，使河流生态系统的水量低于生态需水量的下限，将导致原有河流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生态服务功能的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甚至造成河水干涸，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彻底毁灭。
4沿河的农、渔业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沿河的农业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表现在对河滩的开垦和耕作。由于土地肥沃，人们加大了对河滩、湖岸、河边湿地的开垦。大量的开垦造田使河滩、湖岸及河边湿地原有的天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水文条件、河流地貌及水力特性均随之发生改变，导致河滩、湖岸土地以及河滩湿地的退化，减少河滩本来拥有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降低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河滩湿地对河流水质的净化作用等）。此外，河滩的开垦还会造成水土流失，在河滩田地中大量使用农药，会对河流水质造成新的污染。而渔业活动则会造成河流中的经济鱼种受到过分的捕捞，破坏了原有的食物链，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受损。
河流生态修复的概念和任务
有关河流生态修复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学者任海和彭少麟将其定义为：重建河流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及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200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做出有关“河流生态恢复”的定义：河流恢复是这样一种环境保护行动，其目的是促使河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河流系统具有可持续特征，并可提高生态系统价值和生物多样性。我国学者董哲仁在此基础上将其定义为：河流生态修复是指通过适度人工干预，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这种状态下河流生态系统具有可持续性，并可提高生态系统价值和生物多样性。这些概念都突出了人工干预和自然恢复的结合，但其分歧在于对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的程度上，前者是对原有河流生态系统的重建，而后两者则是不追求完全恢复原有河流系统，而是达到一个相对较为自然的状态。学术界有关河流生态修复的任务虽然表述不一，但内涵基本相同：一是水质、水文条件的改善，使水量高于最小生态需水量，生境得到恢复；二是河流生态系统空间结构（河流地貌），及河流的连续性和开放性的恢复，以及河道纵向的蜿蜒性和横向断面的多样性；三是对生物种群的恢复，通过对生境的改善使生物的多样性得到提高。
河流生态修复理论研究
自德国学者Seifen提出“近自然河溪治理”的概念后，河流生态修复得到了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起，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工程实践中，开展有关河道生态修复的相关实验研究，并逐步运用于实践。Vannote等［12］在更早的时候提出河流连续体（RiverContinuumConcept，RCC）的概念，指出河流网络从河流源头起，到下属各级河流流域是一个连续的、流动的整体系统，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与流域具有统一性。同时RCC还概括了沿河纵向有机物数量的时空变化、生物群落的结构和资源的分配，使得河流生态系统特征能够得到预测。但是RCC描述的是没有受到干扰的河流生态系统，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董哲仁等提出“水文—生物—生态功能河流连续体”概念，其内涵是：以河流水文—水力学过程空间连续性，生物群落结构空间连续性，营养物质流和能量流空间连续性，信息流空间连续性为要素的河流连续体模型；同时，考虑水文、生物及河流生态系统演变和进化的动态特征，建立相应的时间坐标和尺度。这些概念指出了河流生态修复的重点和时空尺度，构成了研究人类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机理和河流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河流健康、河流生态需水量、河流生态修复的尺度和机理的研究，以及修复方法技术的研究。
1河流健康
河流健康的研究可为河流的生态修复提供相关的标准，是河流管理工作的依据。学术界对河流健康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单纯从河流生态系统出发，Richard等认为河流健康是指河流生态系统完整、生态条件良好。这种定义适合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河流，但是当前多数河流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社会相联系，所以另外一类定义将人类的价值涵盖其中，强调了河流对社会生态服务的特征。夏自强和郭文献［16］在总结前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河流健康为既能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时又能维持其对人类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健康河流委员会（HealthyRiverCommission）将健康河流定义为：与其环境、社会和经济特征相适应，能够支持社会所希望的河流的生态系统、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的河流为健康河流。目前，多数学者采用第二类定义。对河流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河流健康的评价上。国外较早开展了相关研究，并立足于实际情况，建立起采用不同指标体系和标准的河流健康评价方法。目前，国外采用的评价方法可分为生物评价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类。其中，生物评价法是基于生物对河流环境变化的反应来对河流健康进行评价，澳大利亚采用的AusRivAS模型就是将大型无脊椎动物作为指示物种，对其生活状况进行监测，并将其作为评价指标与期望值相比较得出评价结果。但是当所评测河流缺乏指示物种时，该方法则不能有效地做出评价。而综合指标法综合了物理、化学、生境、生物等多方面因素，能够反映不同尺度的信息，综合指标法将成为未来河流健康评价的主要发展方向。常用的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制定的河流状况指数法（ISC），该法通过对河流的水文、河流物理状态、岸边带、水质和水域生物5个方面的现状与原始状况相比较进行健康评价。我国学者也较为倾向于综合指标法，高永胜等在考虑了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维持河流自身生命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了河流健康生命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地貌结构、社会经济功能、生态功能3个方面的16项指标，并选择分层二元对比专家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但是综合评价法也存在指标过于繁杂、某些指标的监测成本较高、评价速度慢等缺点，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2河流生态需水量
河流生态需水量是河流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使河流水量满足生态需水量要求也是河流生态修复的重点之一。河流生态需水量是指在特定生态保护目标下，维持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河流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要的总水量。国外对河流生态需水量的研究开展的较早，并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目前，相关研究已扩展了尺度，将生态需水量的研究与其他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联系起来，并从河流生物群落所需的水动力学、水质要求等多个方面开展研究，并广泛地应用于河流的生态修复和管理之中。Acre－man等研究表明，河流的生态需水量应立足于河流自身，满足河流生物对水的质、量、水动力等多方面需求，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的需求。Arthington和Pusey通过对澳大利亚全国河流水资源分配进行分析，提出应通过对水流（包括水质、流态等）的保护和修复来保证生态需水。我国河流生态需水量研究则侧重于解决水资源短缺危机、河流生态修复等方面。倪晋仁等河流生态需水量分为：河流水污染防治用水、河流生态用水、河流输沙用水、河口区生境用水以及河流景观与娱乐环境用水。王伟等［对滦河典型水库群联合调度影响区（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至滦河河口）的最小、适宜、理想三个等级的生态需水量进行了计算，为滦河下游的生态修复提供依据。常用的计算方法有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栖息地法、整体法。这些方法在国内结合应用背景进行了改造，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河流生态修复的尺度和机理
河流生态修复的尺度和机理研究有助于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的规划、原则以及所采用的修复方法。目前对河流修复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流域尺度，董哲仁通过分析水文过程与生态过程的耦合特征，论证了流域尺度是编制河流生态修复规划的适宜尺度，以流域尺度进行河流生态修复规划更能反映生态系统整体性特征。也有学者提出应针对不同的时空尺度特点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赵彦伟和杨志峰探讨了河流生态修复的时空尺度，将时间尺度分为短、中、长和极长四个尺度，将空间尺度分为区域、流域、河流廊道和河段4个尺度，指出在修复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时空特点，确定重点内容和方向。
在河流生态修复机理研究方面，李睿华等［26］研究了美人蕉、香根草和荆三棱3种水生植物改善河水水质的机理和效果，指出河道修复中植物对提高河流自净能力、改善流域局部小气候有重要的作用。滑丽萍等研究了河湖底泥的生物修复方法，并对其机理进行了阐述。高甲荣等对采用扦插、生物垫和梢捆3种土壤生物工程措施进行河流岸坡治理的北京怀九河—渡河段的稳固岸坡效果进行了调查观测，分析了其加固机理。Pedersen等通过对SkjernRiver的生境、大型植物和大型无脊椎动物在2000年（修复前）和2003年（修复后）的两次调查观测，分析了生物群落的恢复机理，指出生态修复使生境变得丰富多样，极大地促进了生物群落的增长，并指出生物群落将会随着河流形态的稳定而持续发展。Na－kano等对日本北部的ShibetsuRiver的生态修复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大型无脊椎动物种群的恢复机理，指出重塑的蜿蜒河道为大型无脊椎动物创造了两种主要的生境：稳固的河床边缘生境和在河道弯曲处形成的树木的生境，这两种生境有利于大型无脊椎动物的发展。郑天柱等应用生态工程学理论进行河道生态恢复机理的探讨，指出满足河流生态需水量是缺水地区恢复河流生态的关键。杨海军等对河岸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自组织机理进行了初步研究。
综合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关于河流恢复机理的研究尚属于初步阶段，一些机理尚不清楚，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河岸生态系统在恢复过程中对水生生物群落的影响等问题。
4河流生态修复模型
河流生态修复模型可有效地为河流生态修复的规划和决策提供参考和指导，也是近年来国际上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较早地开展了该方面的研究，并相继建立了一些模型，为河流的生态修复服务。例如基于GIS技术建立的生境适宜指数模型（HIS，HabitatSuitabilityIndex），将其结合河流水力模型可有效地预测水生生物的适宜生境的参数（如水深、流速等），可为河流生境的修复提供参考，但该模型在遇到复杂河道时部分参数的预测与标准值不符。又如模拟大坝拆除后河流中沉积物运动和河床稳定性的模型，它可以对大坝拆除后河流中沉积物的重新分配及河床的稳定性进行预测，包括大坝拆除时期和拆除后的4a恢复时期，但是该模型未考虑河流对河床的冲刷。另外还有计算水流动力的模型（CFD，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确定水流运动参数，以满足生态水利工程的需要，并可结合其他生态学模型模拟恢复过程，为河流的生态修复服务。有关综合模型的报道较少，Bockelmann等在2003年针对英国的AfonMorlais河的一段长约3km的蜿蜒片段开发了生态恢复模型，此模型集合该河流片段的水力、土层、生态参数建立而成，可以对河流的恢复进行预测，但由于各条河流的状况不同，因此该模型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的河流生态修复模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叶飞等通过原位样方观测和室内水情模拟实验，开发了岸边带植被演替模型，该模型耦合了全局基于连续性模式的水动力模块和局部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式的植被演替模块，但是该模型由于缺乏对水温、浊度等因素的考虑，具有局限性。我国在综合模型的方面尚处于概念理论阶段，相关报道较少。综合上述文献，当前国内外对河流生态修复模型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部分的模拟，并且这些模型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全面，只能对一些理想状态下的情况进行模拟，具有局限性；由于河流生态恢复机理尚不明确，所以对于综合模型的报道较少，已开发出的综合模型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河流生态修复的方法
目前，河流的生态修复方法主要用于对河流地貌和水质的修复，常用的修复方法有：
（1）水利工程设施的拆除。由于水利工程会对河流生态系统构成胁迫，人们在进行河流的生态修复时会通过拆坝、拆除混凝土河道等措施降低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2）河岸带的修复。河岸带位于水陆交错地带，是河流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重要过渡带。因此，河岸带的修复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常采用后撤堤防、建造生态护坡以及修复或建造河岸湿地等方法进行河岸带的修复，可有效提高生物多样性和防治水土流失。李小平和张利权在上海浦东机场镇河岸带中采用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湿生植物进行修复，10个月后发现土壤剪切力和生物多样性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3）河道的修复。对河道的修复主要是在纵向上修复河道自然蜿蜒的形态，赵进勇等总结了修复蜿蜒形态的四种方法：复制干扰前的蜿蜒模式法、参考附近未受干扰河段模式法、自然恢复法和通过对受干扰河流进行系统评价和分析的系统分析法。但由于河流都具有独特性，因而复制法和参考法都具有特殊性，不适合所有河道；自然恢复法的历史较长；系统分析法能够综合多方因素模拟河流的蜿蜒形态，较为适用。河道修复在横向上是修复河道断面的多样性，同时注意深潭—浅滩的创建。另外还可以通过建造橡胶坝、小型水堰等方法来改善河道内的局部地貌形态。美国从1990年开始的基西米河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改变上游水库的运行方式、修建拦河坝抬高水位以恢复两岸湿地和回填渠化河道、恢复其自然蜿蜒状态等方式，达到河流生态修复的目的。
（4）控制入河污染物。水质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和生境要素，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结合河岸湿地、生态河道的生态治污等防治污水方式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各类入河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以减少水污染，修复河流水质。
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拥有大量的河流，但是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大部分河流生态系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加强对未受干扰河流的保护和对已受破坏河流进行生态修复已刻不容缓。从目前国内研究情况来看，河流的生态修复虽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在根据不同尺度进行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和建设的同时，应注意结合河流所在区域的其它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以助于更大尺度范围内的生态建设；
（2）当前大多的研究和工程实践偏重于河流水质的改善，今后应加强对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修复的研究和实践；
（3）加强对河流生态修复标准的研究，尽快确立起修复标准，为河流生态修复提供依据；
生态文明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解决生态问题、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遵循自然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等规律，尊重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和谐统一，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构建三者间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环境，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人们的社会生产也只能在自然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或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的力量是无尽的，自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自然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物质保障，“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和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为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护自然，目标是引导人们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证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马克思生态思想为达到此目标指明了实践路径。实践沟通、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人和自然联系的基础，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才能“为人所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劳动，劳动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创造成为人化自然，从而才能与人类统一起来。同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在实践劳动中也只有在实践劳动中人、社会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生态法治建设
落实和践行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社会制度和法治为基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生态责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系统，从社会制度层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不断调节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确保每个公民都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态监督体系，保证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监督各级政府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督促他们更加透明、高效的解决各种生态问题。只有政府和人们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坚持在实践中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理论的观点繁多，与本文相关的观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生态位的观点:它强调任何生物在生物圈中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而且只有在这一位置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配给，实现领域分明而消解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之在生物群落中获得竞争性优势。胜汰性的观点:它强调两生物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环境大致相同时就会发生生存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优胜劣汰现象。共生式的观点:它强调两生物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环境完全不同且共同生活在同一环境，可能会形成相互的依赖、共存与嵌入关系，形成共同存在的范式。整体性的观点:它强调从系统的层面看，生态系统是由若干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存在、功能及其表达方式均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多元化的观点:它强调生态群落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元的、单一的、平面化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立体化的，正是这一特性才使生态系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平衡。生态理论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其思维范式要求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特别是其原理与方法日益拓展与深化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且产生了不少重大的影响。教育学者也尝试把生态理论应用到教育领域。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GreminLaw-rence在《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一书中提出“教育生态”这一概念，由此拉开教育生态研究的序幕，到20世纪80年代，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在深广度上均有重大突破，Bowers．C．AJ连续出版三本专著，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对教育生态及相关理论给予探讨。我国学者对教育生态理论的研究比西方国家要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吴鼎福1990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教育生态学》，引起强烈反响;范国睿借鉴生态学系统、联系、共生的思想与方法，研究教育系统的变革与发展，较早提出教育可持续发展思想;贺祖斌将生态理论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基于生态理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给予了生态理论的考察。这些研究使站在生态理论的视域审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问题变得相对容易而现实，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认识、拓宽思路，找到解决应用型本科院校变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亟需突破的问题
(一)过分的行政依赖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来看，高等教育的实质性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高等院校自主办学的张力相当缺乏，政府对高校集权式管理的惯性让高校产生了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政府集主办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体，高校相对缺乏办学的自和决策权。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特色培育等方面，不少高校只需听命于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只需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计划负责，这从根本上弱化了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对学术型本科院校而言，其本质决定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办学理念、变革思路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与社会、市场、生产等具有高度匹配性，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然状态与应然愿景还存在较大落差。
(二)稀缺的教育资源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其承载力已达到了最大的负荷，高校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有失水准、财务状况恶化风险增大、教育教学质量下滑、就业供求失衡等使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在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这些高校多为传统的大专甚至中专院校升格而成，均具有应用学科少、实验设备少、实训场所少、应用师资少、投入经费少等诸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注重规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人财物力，举办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
(三)淡化的教育特色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作为其本质特征是应有之义。然而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正陷于“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在层次上:中专学校想升格为大专学校，专科院校想升格为本科院校;在门类上:单科院校想扩展为多科院校，多科院校想扩展为综合型大学。在类型上，教学为主型院校想追赶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想追赶研究为主型院校。高等院校在升格、扩展、追赶中，越来越失去自我特色，在办学定位上出现“钟摆现象”。尤其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本可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机遇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国家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但却都办成了趋同化的大众化院校，丧失了发展机遇。
三、生态理论视野下的应用型
本科院校审视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新生事物，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产生诸多困惑，如果站在生态理论的视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问题予以审视，则能拓展视野和思路。
(一)在“生态位”中找准发展定位
所谓高校发展定位是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现状出发，对自身在某一时期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工和协作关系中所处位置和角色特征的选择，它包括确定高校的类型层次水平及发展方向等。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如同复杂的生态系统，如果一所高校找到了自己合适的生态位，则可以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能达到层级类别分明而减少同质高校的竞争，这样就能使高等教育呈现较为科学而合理的生态结构，成为生存竞争的潜在动力。当前，参考国际惯例，我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分为三类，即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型。按照这一归类方法，应用型本科院校不管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其办学的应然定位都应是教学为主型院校，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应是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如果在办学中找不到自己的“生态位”，一味与研究型高校展开同质竞争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二)在“多元化”中彰显办学特色
按照生态理论的观点，多元化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持的先决条件，生态群落之间，由于多元化最后导致稳定性，没有多元化，就没有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没有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多样性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多样性最为主要的表现即为办学类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既要有研究型大学、更要有应用型大学。在我国，属于研究型的重点大学的数量只占普通高校的5%，它们继续承担着培养精英———研究型人才的任务。在数量上更多的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因而诸多地方的、新建的、专业的高校切忌再盲目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之路，应该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特色，进而在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三)在“胜汰性”中培养竞争力
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群之间在竞争中最终取得生存机会且具有种群优势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生存的物种，均具有了相对的竞争力，这就是生态学中的胜汰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都存在竞争并优胜劣汰。在如同生态系统的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级各类高校的竞争也时刻没有停止，要想生存得更好，就必须提升竞争力。对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于多数大学生而言，大学学业主要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性训练，以满足多数学生就业的需求。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在研究型与技能型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这就充分说明，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在办学的层次、门类、类型上精准定位，就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失去自己应有的“生态位”。
(四)在“共生式”中寻求发展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生态系统十分相似，生态系统内部的共生机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持续发展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应用型本科院校内部的共生机制可以认定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系统内存在内在联系的企业单位、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机制。共生机制的本质是系统内主体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控制影响共生机制形成的相关因素，构成协调机制、选择机制、保障机制、监控机制等确保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目标实现的亚机制。
(五)在“整体性”中整合资源
开放性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开放性把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外界相连，构成了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应用型本科院校不断地从外界吸收养分，整合资源，发展壮大自己。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成功案例看，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最为突出的特征，更是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坚实载体。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就可以将政府机构、生产一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按照各自的职责、优势给予系统化组合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将有效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以及促进应用性科研技术共同开发和成果转化等形式的运作。如同生态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态因子相协调，才能达到外部环境的平衡，实现质与量的转换。
四、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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