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第一财经周刊》创刊6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系统的研究理论却相当少，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第一财经传媒或者《第一财经日报》;第二，将SWOT分析法引入传媒战略管理研究能对《第一财经周刊》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第一财经周刊;SWOT分析;策略
1.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日益国际化，人们对于财经的关注与日俱增。以《第一财经周刊》《财经》《理财周刊》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财经媒体们也逐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拥有巨大潜力的财经媒体值得我们关注。
虽然财经媒体在风起云涌的市场中依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也不乏不看好财经媒体发展前景的观点存在。这些担忧主要总结为：市场需求量小、新闻资源少、发行压力大等。而《第一财经周刊》正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众多唱衰财经类媒体的声音中创刊，以轻松的方式进入财经新闻领域。凭借定位的清晰和过强的执行力，在新媒体不断占领市场、传统纸媒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第一财经周刊》还是成为了国内财经界极具影响力周刊之一。
《第一财经周刊》创刊于2008年2月25日，是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旗下的第一财经（CBN）主办，定位于广大的公司人群。第一财经是目前我国最有影响的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的专业财经资讯供应商之一，致力于为中国广大投资者和全球华人经济圈提供实时、严谨、优质的财经新闻和深度评析，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财经资讯平台。《第一财经周刊》是借助第一财经的品牌与资源优势而创办，宗旨是以全然不同的视角报道商业新闻，“发现一个明亮的商业世界”（前《第一财经周刊》总编何力语），专业地服务特定人群。
《第一财经周刊》经过了6年的发展，现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它的前景如何？笔者认为需要对《第一财经周刊》的媒介战略做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因此，笔者将利用SWOT法对上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出经验和启示。
2.相关概念的界定
SWOT分析法
SWOT分析法（也称TOWS分析法、道斯矩阵）即态势分析法，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制定、竞争对手分析等场合。SWOT分析具有显著的结构化和系统性特点。SWOT分析法的重要贡献在于以较为系统的思想为指导，将独立的因素相互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使制定企业战略有了科学的依据。
3.《第一财经周刊》战略的SWOT分析
3.1《第一财经周刊》的优势分析
3.1.1资本优势
2008年2月25日，《第一财经周刊》创刊，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管，总部设在上海。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发起出资成立，是台属、台控、台管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 SMG以传媒产业为核心业务，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报刊发行、网络媒体以及娱乐相关业务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下称SMG）在2011年5月13日入选第三届“文化企业30强”。2012年5月18日，入选第四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拥有百视通新媒体（600637）、东方明珠（600832）两家上市公司，合计最高市值达到937.2亿元。据SMG2013年财报显示，SMG2013年年底营业收入为210亿元，资本实力雄厚。而SMG旗下的子公司“第一财经”有限公司（下称“第一财经”）凭借SMG雄厚的资本条件，在经营能力上也表现不俗。《第一财经周刊》便诞生于“第一财经”坚实的资本运营基础之上。
背靠SMG这一强大的传媒集团，《第一财经周刊》首先在资本和人力上都有保障，可以更快地在市场上取得知名度，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其次，与国内其他财经类杂志相比，在资本的运营上，资本雄厚的《第一财经周刊》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此外，雄厚的资本实力让《第一财经周刊》实现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显得轻而易举。尤其在跨媒体上，《第一财经周刊》iPad版是苹果App Store最畅销的中文数字杂志，一经推出下载量就达到了350万次。
3.1.2 定位精准
在《第一财经周刊》创刊之前，我国的财经类杂志普遍更关注国家政策以及商业世界的精英阶层和企业家。而针对普通企业白领的商业和财经读物是相当少的。而《第一财经周刊》能在竞争激烈的财经杂志市场里迅速打开局面则要归功于其精准地定位于广大的公司人群。
通过市场调研，《第一财经周刊》发现，当时市面上没有一本杂志明确地定位于公司人这一年轻而又庞大的群体，最相似的《财经》和《商界》也主要是定位于商业精英人士。《第一财经周刊》准确地“卡位”，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而生活在各种各样企业的普通公司人、年轻白领构成了《第一财经周刊》最主要、最有价值的读者群体。
3.2 《第一财经周刊》劣势的分析
虽然《第一财经周刊》在定位上更加细分了市场，且在文本内容上风格独树一帜，但是在创新上，对比国外进入中国的财经杂志，还显得相当不足。主要表现在缺乏思维多元化和新思维的内容生产者：
首先，《第一财经周刊》的很多选题和内容都会参照《福布斯》《经济学人》《纽约客》等国际顶尖杂志，或者向《纽约时报》等大报的优秀文章购买文章版权，创新性不足，没有更多自己的内容和思考观点;其次，杂志内容的深度不够，很多相对需要专业知识的文章都只是在简单的介绍和科普，深度报道的数量不足。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第一财经周刊》发展所必经的过程，内容生产的创新更依赖创新人才的培养，完善内部人才的培养机制是避免《第一财经周刊》劣势的一条比较好的途径之一。
随着《第一财经周刊》内部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笔者相信这一劣势会逐渐地被优势和机会所取代。
3.3《第一财经周刊》机会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瞩目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就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突破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
经济的腾飞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中产阶层正在逐步地扩大。据《福布斯》中文版和宜信财富的《2014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2013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元人民币至6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197万人。这意味着，首先有空前多的人不仅需要通过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地了解财经信息和产经动态，而且投资观念的改变促使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需要更多元、更深层次，更多角度的信息解读;其次，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人数范围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需要一份与自己身份相适应，且为自己所在阶层表达话语的刊物，而《第一财经周刊》的出现是与受众的需求相适应的。
3.4 《第一财经周刊》威胁的分析
3.4.1 竞争者的威胁
在《第一财经周刊》创刊之前，创刊于1989年的《新世纪周刊》、创刊于1998年的《财经》和创刊于2007年的《理财周刊》以各自独特的定位和突出的优势，一直占据着国内财经杂志三强的位置。由于发行之初《第一财经周刊》采取赠阅的方式，因此从《第一财经周刊》创刊的第一个半年之内，它的发行量就已经遥遥领先《新世纪周刊》和《理财周刊》。在销量上，《第一财经周刊》只有在北京地区的销量略小于《财经》，在全国财经类杂志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8%，打破了原有的传统三强局势。
虽然近几年《第一财经周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着排名第一的销量，但是传统三强的竞争力也不容轻视。在提高内容质量方面，《财经》杂志加强了与海外专业财经媒体如Financial Times、路透社和《哈佛商业评论》的合作力度，以提高杂志内容质量和分析深度。在内容专业方面，与《第一财经周刊》同样定位于中产阶层的《理财周刊》做得比《第一财经周刊》更好。和《第一财经周刊》面面俱到和内容浅显不同的是，《理财周刊》的内容不仅细分到了中产阶层的个人与家庭理财，而且还广泛邀请理财专家进行执笔分析，其专业程度也更胜于《第一财经周刊》。
3.4.2 新媒体的威胁
比起其他专业媒体，信息传递的效率无疑是最重要的。提供最具时效性的信息和最深度的评论是财经类媒体取得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财经类媒体最重视信息量的挖掘。但是，首先，在挖掘信息的时效性上，网络的速度无疑是最快的，信息也是最海量的，因此，《第一财经周刊》在全面性上无法与网络匹敌。其次，在信息分析方面，《第一财经周刊》也无法与一些专业的门户网站相提并论。如专业财经网站基本上都拥有大量业界知名的分析员，可以在第一时间让其签约的分析员对最新的热点经济事件提供深度分析，并及时与读者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财经周刊》必须在做好深度分析的同时还要找到突破传统的分析角度，这样才有可能在新媒体的夹击中生存下来。笔者认为，《第一财经周刊》在报道角度上的突破传统做的很好，只需要在内容深度上进行加强。
4.《第一财经周刊》的经验与启示
从《第一财经周刊》创刊至现在已有6年时间，他走过的道路为中国传统纸媒提供了一个可供实践和研究的模式。《第一财经周刊》从无到有，再到形成了现在的品牌影响力，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当中涉及了发行、营销、经营等诸多本文没有提到的地方。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目前国内的财经类杂志来说，人群的精准定位和内容的“接地气”是一本财经类杂志在市场中取得有利地位的重要基础。定位的精准是来自于对受众的密切关注，内容的“接地气”是来自于对自身资源的掌控与分配。现代社会的财经类杂志要想成功，定位准确和懂得如何利用自身资源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对于财经这一门专业性相对较高的报道领域，记者和编辑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储备也是必要的。前文《第一财经周刊》的弱势分析中笔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只有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到位才具备了创新思维的条件，才有了内容质量提高的可能。如《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女士的凭借优秀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财经知识储备获得了财经业界与新闻同行的普遍认可。但是，像胡舒立女士这样的人才在中国财经新闻界少之又少。由此可见，目前的国内财经媒体比任何时间都需要一批有专业财经知识的人才，各大媒体应该完善内部的人才培养机制如岗前系统培训、定期培训等，提高杂志内容的质量。
从对《第一财经周刊》的总结来看，笔者认为，财经新闻业者只要认真研究受众的需求，精准定位读者群体，加强创新，完善内部人才培养，不断提高财经报道的内容和质量，获得成功的财经媒体必然会增加。我们期待更多优秀和专业的财经媒体出现。（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吴婷，《第一财经日报》的SWOT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刘怡，严三九，从定位清楚到执行到位――《第一财经周刊》的媒体定位分析.新闻记者.2012
[3] 洪晓燕，由“第一财经”看我国跨媒体财经传媒之品牌构建.硕士学位论文.2005
[4] 冯露，《第一财经周刊》打造新型商业读本策略分析.长江大学学报.2012
[5] 赵金，财经媒体的发展新趋势――访《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青年记者.2008
关键词：大众传媒 纸质媒体 财经类
面对互联网迅猛汹涌的信息传播势头，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与困境，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财经类纸媒。但是，高新技术的发展，也为纸质媒体的有效传播与运作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与便利。下面笔者将通过解析财经类纸媒，尤其是财经类报纸在大众传媒时代所遭遇的困境与挑战来对财经类纸媒的传播及运作模式做出自己的学理思考与探析。
大众传媒时代财经类纸媒的传播及其特性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中国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精英阶层中，大家所受的专业性文化理论教育背景是参差不齐的。“零点调查”对中国高收入人群理财动态指数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财经类报道的主要人物及事件的主人公，中国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群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十分完整的文化教育，因此他们可以被归类为“低学历的富人群体”。现在，面对着互联网、手机短信、电视、电台等高科技信息传媒的强势侵入，面对着大部分未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低学历富人群体”的广大受众，财经类纸媒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挑战。再加上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普通百姓也在逐渐加入到财经类节目受众的队伍中来，因此，财经类纸质媒体，特别是财经类的报纸，如何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所在从而将那些落在网络、电视、电台等高科技上的受众眼球吸引过来，这是财经类纸媒传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如果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财经类纸媒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希望通过阅读相关的经济报道与文章来更好地把握全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形式及经济市场运行状况以提高自己经济决策的理性高度与理财的准确性把握。与互联网、手机短信、电视、电台等高科技技术对经济信息、事件报道的及时、迅速、通俗化特征相比较，纸质类财经报道似乎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财经类纸媒传播要想突破自身的纸质性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只有走专业化深度与通俗化表达相融合的道路，即所报道的内容一定要有专业性的理论水准，而其表达的形式与语言则必须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财经类纸媒传播所面对的受众及强大的互联网、手机、电视、电台等多种高新技术的挑战。特别是以报纸作为主要载体的纸质类财经报道，我们都知道，报纸多是以“天”或者“周”为出版周期的，因此对于当下发生的经济类事件或信息就不能像网络、电视、电台那样做到及时、迅速的报道，而在信息化的大众传媒时代，迅速、及时是新闻报道的必须属性，报纸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不能做到迅速及时的报道时，就必须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发挥自己的专业性理论水平与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化表达结合起来，将自己所要报道的经济事件更加圆润丰满、更加专业化地表达出来，使大众传媒时代接受财经类纸媒传播的受众得到比网络、电视、电台等带来的更有效更专业的信息。
据对相关财经类读者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读者表示财经类的新闻报道太深奥，不易读懂。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以及对百姓日常生活的侵入，互联网、电视、电台、手机等高新技术的迅速普及与迅猛的发展势头，报纸、杂志等传统纸质类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就被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为了能够吸引大众传媒时代广大受众读者的眼球，财经类的纸质媒体就通过增加对信息加工的力度来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特别是财经类的报纸，为了突破自身与互联网等高科技相比所存在的局限性，并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易于保存与理论性深度报道的特性，财经类的报纸就从增加版面的容量与文章深度上下工夫。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以来，财经类的纸媒传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其自身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相对于网络、电视、电台、手机等高新技术在对财经类信息进行传播时发挥出来的优势特点，财经类纸媒也立足于自身优势，对信息的传播进行了适合自身优势特点发挥与大众传媒特点及读者需求的积极改善，朝着让“非专业普通读者读得下去，专业性的读者受到启发”的方向努力发展，使纸质类的财经事件报道凸显出自己与时俱进、努力创新、迅速及时、适应大众传媒时代快速节奏与读者需求的文章特性，使财经类纸媒的传播抓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于保存的特性。
大众传媒时代财经类纸媒的运作模式思考与探析
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后财经类纸媒的传播面对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与更加复杂多元化的消费大众，因此，财经类的纸媒运作模式绝对不能走像网络、电视、电台、手机等高科技传播的运作之路，它必须走适合自身优势特点发挥的传播运作模式，将专业化、品牌化与产业化结合起来进行市场运作，在市场元素的自然规律中做优胜劣汰的运行，来彰显大众传媒时代的财经类纸媒存在的必要性与优势性特征。
一般说来，财经媒体报道主要分动态事件的报道和静态管理的话题报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事件报道。以有一定行业或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事件为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联想成为奥运赞助商等。
案例报道。以企业特殊的、有效的管理方式，独特的管理模式或发展路径为主，相对静态，比如宝洁的品牌营销、丰田的精益管理等。
资讯报道。各种信息的，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灵活。
人物报道。主要以管理者的经历或管理理念为报道的内容。
财经类纸媒的专业化战略运作模式探析。改革开放深化与市场性运营模式的深入发展，使纸质类的传播媒体也经历了一个“事业转企”的过程。面对着选择与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的市场受众群体，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种形式的媒体传播形式能够完全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因此这就为财经类的纸质媒体在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营模式之后的继续运作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财经类纸媒传播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律操作下运营，作为运营的主体实践者，其必须在专业化的战略运营模式中对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做理性的分析，在弄明白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基础上来确定适合自身优势发展的专业方向，以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理念来实施自己的专业化战略方针。在实施这一方针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一点，那就是财经类纸媒，特别是作为时效性较强的纸质传播方式的报纸，在专业化运作的方向上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能够为大多数受众消费群体所需要与接受的专业性方向。例如《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周刊》，正在以其强大的专业化经营策略从自身的独特资源领域、自己擅长的优势特性及对受众群体的准确把握等几方面来占领着财经报道的市场。
转贴于
财经类纸媒以品牌化战略的运作模式来增强自身在媒体传播市场的影响力。利用品牌效应来树立自身的声誉并逐渐扩大自己在传媒市场的影响力，这也是大众传媒时代财经类纸质媒体战略化运作的一种有效模式。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该适当地融入一些人文关怀性的精神以便成功地打造出财经类纸媒自己的专业化品牌。特别是在品牌的形成与拓展过程中，这类纸媒在对财经类的事件、信息进行报道时应该着重于融入一些适当的人文精神关怀，这样才能更好地将财经类纸媒优于网络、电视、电脑、手机等高新技术传媒的优势彰显出来。而与人文精神关怀相关内容的增加，也必将增强财经类纸媒的品牌内涵，对于财经类纸媒树立自己在大众传媒时代的独特品牌形象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众传媒时代的财经类纸媒在品牌化操作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自己品牌形象的综合性与权威性培养。换一个角度来说，充满人文精神关怀的高度综合性与权威性的财经类纸质报道是大众传媒时代纸质类传媒品牌形象的必修之路。
财经类纸媒产业化运作模式。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产业正处在有利时期，而财经类纸媒的产业化战略实践则是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中国传媒事业发展的最原始形式是以纸质类为主要手段的媒体传播。
作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财经类纸媒传播运作，按照传媒产业自己内在的市场规律运行方式和竞争法则来规范并发展自身的产业化模式，是推进并实现财经类纸媒适应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产业化体制改革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必经之路。笔者认为，财经类纸媒传播产业化运作重点应该首先从“对财经类事件与信息的获取、加工、传播”上着手，在此基础上再形成属于自己的财经通讯社、印刷媒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广告产业等平台，然后最终形成自己的产业链发展模式，而不是一个单独运行的财经类纸媒传播个体。而且在财经类纸媒形成自己的产业规模链之后，还能进一步延伸出相关的资讯产品与广告业务，从而极大地将大众传媒时代的财经类纸媒的内在潜质挖掘出来，使其成功地突破大众传媒所带来的困境，将自身从传统传媒中积淀下来的不利因素变为有利的运营资本。
当然，财经类纸媒在具体的产业化实践过程中肯定还会遭遇一些问题与困境。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毕竟是一个刚刚打开大门不久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其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中国现有的产业体制与机制对其所具有的限制性。具体来说，中国现有的现代企业的产业化运营制度还不规范，因此，财经类纸媒要想有效地实现产业化运作模式，还需建立与现代企业运营管理相契合的运营机制。只有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国情与适合文化产业特性的新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文化产业的内容与载体，促使管理内容必须准确到位、管理载体必须坚守本位，这样在操作规范的基础上，大众传媒时代的财经类纸媒才能成功地步入产业化运营的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1.季明：《财经新媒体“江湖”》，《瞭望》，2009（7）。
2.王晓乐：《双重力量作用下的财经媒体激变——兼谈中国财经媒体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出版》，2010（6）。
3.韩建勇：《新媒体格局下深圳财经电视媒体的“突围战”》，《电视研究》，2010（10）。
4.陈静：《新媒体挑战下财经新闻的突围》，《新闻导刊》，2009（6）。
为的敦促。关键词：问题企业；财务重述；负面报道；权威报道
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周开国等（2016）发现媒体监督能显著降低公司违规的频率，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研究了媒体曝光对上市公司纠正违规行为的影响，得出媒体曝光度与公司纠正违规行为呈正相关的结论。显然，媒体报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多在于监督与纠错的作用，故本文只关注媒体负面报道的作用。与财务舞弊行为密切关联的一种行为是财务重述，财务重述的本意就是对公司前期所公布的财务报告进行补充更正，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这一行为逐渐被烙印上了舞弊欺诈的痕迹，也得到了很多实证的支持。上市公司把财务重述作为自利性工具，肆意操纵会计信息，这不仅降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也反映了企业的道德水准，无疑会是投资人和财经媒体共同关注的焦点。
过去的研究者大多都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财务特征等传统角度来入手研究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且多基于全体上市公司。在各种开放式、互动式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本文的研究试图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联。为了排除更多复杂因素的干扰，本文以注册会计师认定存在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即“问题企业”，同样是问题企业，为何有的企业会发生财务重述而有的企业却不会，该行为选择是否与媒体监督有关呢？理论上媒体的负面跟踪报道会给管理层带来持续的压力，加大其舞弊行为被关注和发现的风险，为了逃避责任，管理层更可能通过财务重述自我纠错。如果结论是肯定的，什么样的媒体对敦促其财务重述更加有效呢？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科技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媒体已经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在中外学术界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在公司治理领域，媒体对企业信息进行搜集、确认、选择和加工，同时，它因覆盖范围广泛，运作过程专业，使得各种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高效低成本地传达给投资者、消费者等外部主体，市场透明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在声誉机制下，媒体力量与民意表达结合形成的舆论压力，更迫使市场监管机构介入，调查企业不当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对被报道者的声誉构成影响，对企业形成了约束，进而阻止公司及其管理层为了企业利益和私人利益低质量的信息，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缓解。
当前，媒体治理作用的研究正向着更广更深的范围展开，单纯的媒体关注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媒体治理作用的探索。对媒体报道进行细分成为了媒体治理研究领域的一大新趋势。Tetlock(2007)第一次根据语言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华尔街报纸》上“每日一栏”内容的分析来判定其是积极还是消极信息，发现消极信息会造成向下的价格压力以及随后的反转，这表明不同的媒体报道方式和语言将导致不同的投资者情绪。正面报道有助于树立上市公司的良好形象，提高投资人的预期，进而引发较大的社会期望差距；非负面报道中相对无明显倾向性的报道一般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声誉；而表达批评抨击以及带有揭发性质的负面报道才会引起市场及监督者的关注，真正使企业形象受损，面临来自公众及监管机构的压力。被媒体负面报道的上市公司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处于社会公众及监管机构的关注之下。因此，年报存在问题的上市公司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投资者及相关机构的格外关注。这些企业利用财务重述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时，相较于那些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发觉。媒体对企业进行负面报道后，企业的利益相干者通常认为，企业存在的问题状况比媒体所报道的更严
，等龙益姚(益利的身自护来此以法方取采极积而重，进
2011)。而负面报道的传播也往往最能引起社会的反响，而且大量来自媒体的批评报道也会给予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巨大的压力，为避免社会形象受损，他们会努力正面积极回应媒体报道，即时纠正可能被发现的错误，正确对待财务重述，减少对投资者利益的损害。据此，提出假设 1。
假设 1：问题企业的媒体负面报道比例与其进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中国证监会在政府居于强势主导地位的中国是整个证券市场最具权威性的机
构。而其指定的四大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更是对市场的重大事
件和重要信息享有一手和独家报道权。具有权威性的媒
体因为覆盖的受众更多，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笔
者认为四家权威性媒体对财务重述行为产生的影响相较
于其他媒体更大。据此，提出假设 2。
假设 2：权威媒体报道数量与问题企业进行财务重
述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若假设 1与假设 2均成立，说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
和权威媒体报道数量均会促使问题企业发生财务重述行
为。而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显然能引起更广大的关注度，
给问题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故本文将近一步探究权威
媒体对负面报道的调节作用，并提出假设 3。
假设 3：权威媒体有利于加强媒体负面报道比例与
问题企业进行财务重述可能性的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所选样本的媒体报道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资讯行的《中国商业报告库》，该项数据的采集方式为手工检索。本文选择了《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金融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济时报》、《第一财经日报》等专业财经与其他综合媒体。本文以所有样本企业的名称或简称为检索条件进行了查询，确定报道为该企业的相关报道的标准是，该企业的名称或简
称在标题中出现。
本文认定的财务重述是指因年度财务报告中所披露
会计信息的质量存在问题而进行的财务重述。非标准无
保留的审计意见恰好可以证明财务报表存在一定程度的
问题，因此本文选取 2010到 2014年间被出具过一次及
以上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问题企业”，
同时对样本执行了以下的筛选程序：1.去除属于金融保
险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 ST和 *ST公司；3.剔除数据有
缺失的上市公司。问题企业样本共计 282例，其中重述样
本共计 102例。数据来源为巨潮资讯网（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二）模型构建为验证本文假设 1、假设 2，构建模型一；为验证假设
CROSS=COV-（CROSS项乘加交增基础上一的模型，在3
ERAGE1×COVERAGE2），以此来表示权威媒体对负面报道的调节作用，由此构建模型二。模型一：
RESTATE=α0+α1 ×COVERAGE1+α2 ×COVER-AGE2+α3×LEV+α4×ROA+α5×SIZE+α6×SE+α7×
AD+ε
模型二：
RESTATE=α0+α1 ×COVERAGE1+α2 ×COVER-
19
AGE2+α3CROSS+α4×LEV+α5×ROA+α6×SIZE+
α7×SE+α8×AD+ε
（三）变量描述控制变量参考何威风、刘启亮( 2010)的做法，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及相关定义见下表。表1变量定义表
三、实证结果
（一）样本分布分析表2财务重述分布表
表 2列示了财务重述的样本分布。可以看出， 2010-2014年，进行了财务重述的“问题”企业共计 102例，占样本总量的 36.17%。除 2014年达到了 46.5%，基本上每年都有 30%-40%的问题企业进行财务重述。从数量上看，2012年与 2013年进行财务重述的企业分别为 24例和 22例，而笔者在搜集数据时发现，这两年也是中国 A股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较为集中的年份。由于财务重述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各种类型财务重述的数量分布差异是较大的，因此笔者还按照动因以及样本上市地点对财务重述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在动因方面，非故意性重述是指上市公司的年报在编写时工作人员出现笔误、专业知识欠缺等问题造成年报出现错漏报而进行的财务重述。这类重述虽然数量较少，但仍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编写不够严谨。故意性财务重述多是由会计问题、舞弊嫌疑、证监会压力引起的，进行这类重述的样本企业比例极高，一直在 80%以上。这说明问题企业进行财务重述通常都是故意性行为，比如以财务重述的名义进行盈余管理以此来掩饰糟糕的财务状况等财务造假行为。在上市地点方面，上交所与深交所的样本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在数量上没有太大差异。
（二）描述性统计
表 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结果显示，财务重述样本与非财务重述样本的自变量均值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财务重述样本的媒体负面报道比例 COVER-AGE1的均值大于非财务重述样本 COVERAGE1的均值，这也初步预期了假设 1的正确性。权威媒体报道次数在财务重述样本中为 2.8325，而在非财务重述样本中仅为 0.7696。说明权威媒体的高关注度使问题企业更有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行为，初步预期了假设 2的正确性。财务重述样本中故意性重述样本 89例，而非故意性重述样本只有 13例，说明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动因主要为故意性动因。两种动因样本的各变量均值无明显差异，说明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动机与其他变量并无明显的关系。在公司的财务特征方面，问题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 102%，这说明这些企业的负债较多，经营过程中存在着较高的财务风险。总资产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只有 3%，表明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差。就公司规模而言，总样本企业的规模指数均值为 21.064，规模处于相对合理的状态。上交所与深交所的企业根据平均值的显示，在数量上是基本均衡的。从审计意见角度看，总样本企业平均审计意见为 0.63，这说明在控制年份的情况下，样本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较多。
表3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 4列示了对模型一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财务重述模型回归后，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较好。媒体负面报道比例 COVERAGE1与权威媒体报道次数 COVERAGR2的 Sig值均为 0.000，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无论是媒体负面报道还是权威媒体报道次数，均与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验证了假设 1和假设 2。媒体负面报道比例的系数为 3.136，说明媒体负面报道在督促上市公司纠正弥补年报问题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极大的。这是由于“盯住效应”会促使被媒体负面报道过或被权威媒体报道过的问题企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监管机构对其进行调查，被发现错误而受到更大的处罚，为了给社会大众留下知错就改的正面形象，问题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财务重述积极纠正前期财报出现的错误。在各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等财务特征变量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与样本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但是， 审计意见的 Sig值小于 0.05，说明问题企业财务重述行为还与审计意见呈负相关的关系。
四、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述结果显示，权威媒体报道占比与媒体负面报道对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验证权威媒体报道对负面报道的调节作用，从而产生的对问题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对模型二进行
。4表如果分析，结归回
由回归结果可知，CROSS的 sig值为 0.000，小于 0. 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CROSS的系数为 2.069，说明权威媒体对媒体负面报道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权威媒体能增强媒体负面报道对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的敦促作用。由模型一回归结果可知，权威媒体报道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均对问题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有促进作用，因此，权威媒体负面报道与问题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可看成加重影响。由此可见，权威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不仅能够引发更多投资者的关注、造成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且更有可能导致监管机构的介入，从而促使上市公司管理者在声誉受损和监管调查的压力下，增加财务重述行为，及时纠错，以此尽可能地挽回负面影响。
表4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置信水平 10%、5%、1%时具有显著性。
五、稳健性检验
企业的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方向一致，均为正向影响，且媒体负面报道比例的影响力更强。这说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与权威媒体报道次数会形成对问题企业的有效督促，推动其主动解决年报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表5稳健性检验
（二）对权威媒体报道次数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进行进一步交乘分析发现，权威媒体对负面报道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权威媒体有利于加强媒体负面报道比例对问题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敦促作用。这说明，问题企业在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即被权威媒体报道），当负面消息占主导地位时，企业会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及时纠正年报中的问题，从而做出财务重述。
本文的研究验证了媒体负面报道对财务重述的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媒体负面报道发挥了显著的公司治理作用。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媒体报道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启示着媒体负面报道尤其是权威媒体报道必将在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监督权及表达权方面发挥扮演难以替代的角色。本文的局限性在于选取的媒体报道仅为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可能会导致研究不够全面。此外，有关媒体报道的测度问题在本研究中可能会对结论产生一定影响。媒体报道的基调判定是一个较为主观的过程，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误。新闻报道中究竟哪些真正属于负面报道，仅通过某些词语很难将其归类。这可能也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本文所选样本为问题企业，而问题企业的重述样本本
身大多进行的就是故意性财务重述，非故意性财务重述样本偏少，媒体负面报道比例与权威媒体报道的增加对问题企业发生何种类型的财务重述无显著影响。因此，以故意性财务重述替代财务重述进行上述研究，分别回归模型一和模型二。结果表明模型回归结果与前文相同，见表 5。
六、结论与启示
（一）媒体负面报道比例与权威媒体报道次数对问题
关键词：媒体功能 媒体监督 公司治理
一、引言
现有文献表明，财经媒体报道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及作用的相关研究多以欧美上市公司为主，分析财经媒体报道对股市、公司治理结构、财务舞弊和经理人报酬是否造成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初涉该领域，研究媒体在公司治理、金融监管中的作用，探讨媒体、法律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检验媒体对投资者行为、资产定价和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探寻媒体监督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盈余操纵、独立董事辞职行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继美国的安然事件以及我国银广夏事件之后，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Dyck & Zingales， 2004；Miller，2006；Joe，et al，2009；Dyck等，2010；李培功、沈艺峰，2010；辛宇、徐莉萍，2011；姚益龙、梁红玉等，2011），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围绕媒体功能与公司治理改善为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从媒体功能、媒体报道改善公司治理的实施途径以及效果三个方面加以评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与启示。
二、媒体功能及其影响公司治理的实施途径
（ 一 ）媒体功能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或平台。传统的四大媒体分别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通过搜寻财经新闻素材和深入调查了解真相，财经媒体充分利用其话语权，深度剖析和述评财经事件或具有时代经济特点的信息，以此影响公众的舆论和行动。一般而言，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和监督治理功能。前者是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是履行其他功能的基础和载体。财经媒体凭借专业运作、广泛覆盖的优势，及时、快捷、充分地向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低价传递各种宏微观经济信息、股市信息以及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其目的在于通过便捷、迅速而又广泛的信息扩散，减少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使其全面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降低风险，增加收益，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流通效率。后者是信息传播功能的一种延伸，是媒体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财经媒体凭借其财经法律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充分利用职业所赋予知情权、采访权和报道权，通过实地摄录、采访取证等调查过程，揭示财经领域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种种不公、阴暗、腐败的违法违规现象，引起舆论关注，促使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采取积极行动，从而达到治理的作用。其目的在于通过媒体对黑幕丑闻的曝光，引起行政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警醒与正视，使其行使保护投资者的权利，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净化经营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关于媒体的功能研究，大部分学者普遍都认为媒体是现代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中介机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渠道。严晓宁（2008）认为媒体的功能是复杂多元的，即具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功能、监管公司的功能和协调利益群体的功能。张烨（2009）认为从信息披露这个角度而言，权威而又独立的媒体报道将会减少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引导舆论导向，使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媒体关注可以通过社会舆论或一些特定的渠道影响管理者的声誉，会引致公司相关法律的变革。综上所述，财经媒体信息传播功能在资本市场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有效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交易成本，帮助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财经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提高了市场信息流通效率，保证了市场信息的公平流通，维护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 二 ）媒体功能影响公司治理的实施途径 作为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财经媒体不仅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且还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治理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在现实的案例还是理论与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最典型的莫过于轰动一时的“安然”与“安达信”事件，《华尔街日报》的曝光不仅使其财务丑闻真相大白，安然公司破产，安达信会计公司退出审计市场，还迫使美国证券交易所改进和完善了现行公司治理标准（Salter，2008）。然而，学术界关于媒体的监督治理作用的研究最早始于对政府的监督，认为媒体监督是整个社会民主监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Besley and Prat，2001）。而有关媒体在上市公司中的监督治理作用的文献一直比较缺乏，直到2002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陆陆续续有了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但数量依然非常有限。Dyck and Zingales （2002）首次从理论上分析了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治理实施影响的途径，发现媒体能有效改进公司治理。作者进一步将其原因归于财经媒体所起到的重要的信息传播职能和监督治理职能，它不仅可以有效的降低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的成本，而且还会显著影响公司声誉。作者将媒体的影响公司治理的途径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媒体关注将促使行政官员或议员等政治家修订公司法或者督促其有效地执行。第二，财经媒体的关注迫使上市公司董事或者经理人的维持较好的声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这是因为良好的声誉能给管理者带来更多未来潜在收益，为了避免未来产生更多的货币损失以立足市场，并获取最大收益，董事会或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去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第三，媒体的关注将会影响上市公司董事或经理人的社会声誉和公众形象。如Rober Monks 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则督促希尔斯·罗巴克董事会成员改进经营管理的广告，促使董事会重视此事，接受建议，同时希尔斯公司的股票也上涨了9.5%，在之后一年涨幅高达37%（ Dyck and Zingales， 2002a）。由此看来，媒体借助了外部的监督机制和声誉机制，发挥了公司治理职能。Dyck， Volchkova and Zingales （2008） 利用Becker （1968）的模型，在Dyck and Zingales （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财经媒体发挥公司治理角色的实现途径。作者分析，当上市公司管理者做出一项有损于公司和投资者利益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时，媒体的曝光会加大其遭受惩罚的预期成本，抑制了管理层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实现了财经媒体的监督作用。其中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声誉成本、财经媒体被投资者关注并相信其报道的概率、上市公司管理者被惩罚的概率和惩罚所带来的直接损失这四个因素影响着作为理性经济人——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成本效益函数。作者进一步分析财经媒体会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影响经理人的决策：第一条途径是财经媒体曝光了管理者行为的信息，使经理人声誉遭受损失；第二条途径是财经媒体关注会显著增加其声誉获取和维持成本；第三条途径是财经媒体报道会增加法律惩罚实施的概率，媒体对该事件的频频曝光必然会提高法律惩罚的概率；最后一条途径是财经媒体报道会加大法律惩罚的力度。由此可见，媒体报道通过如上四条途径使得管理层面临更大的压力，加大了其声誉损失成本，使其预期成本远远超过可能获得的预期收益，从而约束了管理层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行为决策，由此起到了公司治理的作用。Gorman， Lynn， Mulgrew （2009）同样也发现媒体披露了上市公司治理违规的丑闻后，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其公司治理作用。其一是丑闻的曝光迫使董事会积极采取改进措施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其二随着媒体的披露会促使行政监管机构实行干预，加大对公司治理违规问题的调查和查处力度；其三，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促使投资者卖出违规公司的股票，促使股价下跌，从而对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以促进其提高治理水平。这些经验证据再次为Dyck and Zingales （2002）所提到的三种途径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国内学者李培功、沈艺峰（2010）也认为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监管机构的介入来实现的，而声誉机制在约束我国企业管理者行为方面的作用则十分有限。综上所述，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实施的途径是通过影响经理人的“声誉”，迫使管理者改进决策，进而达到提高了公司治理效率的目标，从而改善公司业绩。
三、媒体与公司治理改善
（ 一 ）媒体监督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有学者认为媒体监督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媒体曝光促使股票交易所、监管机构和外部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干预来实现的。因为这种干预会加大内部人的声誉损失成本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并促使内部人调整和修正错误的行径和决策。Haw、Hu、Hwang and Wu （2004）研究发现，与其他重要的法律制度一样，媒体报道也可以有效降低内部人的控制权私人收益。Dyck and Zingales （2004）以发行量作为媒体影响力的替代变量，结果再次证明媒体的普及率能有效降低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在资本市场中能否发挥监督作用，能否抑制内部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其关键就在于媒体是否能够及时披露和曝光资本市场中发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些行为。
（ 二 ）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 Miller（2006）首次探讨了媒体在揭示会计丑闻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Dyck， Volchkova and Zingales （2008）选取1999年到2002年俄罗斯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媒体报道是否能在上市公司中发挥治理作用，研究发现不恰当的公司治理决策被纠正的概率会随着媒体曝光的增加而有所提高。这些证据表明，财经媒体的报道明显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Dyck， et al （2008） 进一步发现，媒体曝光能够促使企业修正侵害外部投资者权益的行为。Gorman， Lynn， Mulgrew （2009）也发现媒体报道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效率。Joe， Louis and Robison （2009）研究结果则表明，董事会庸碌无为行径的曝光会增加董事会的压力，促使采取积极改进措施提高董事会效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国内有关财经媒体监督治理功能的研究文献，还停留在对媒体监督治理的介绍和评述的层次上之外，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媒体在独立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魏加宁和范国英（2002）最先认识到媒体在金融中的监管作用。周新军（2003）察觉了财经媒体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陈志武（2005）对市场、法律与媒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杨继东（2007）分析了财经媒体影响投资者行为和资产价格的作用机制。贺建刚等（2008）则通过对五粮液上市公司案例，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媒体监督能够明显该少或缓解大股东借助控制权实现利益输送的行为，作者将原因归结于政府、法律和市场层面的纠正机制不够完善，难以约束和抑制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杨德明等（2008）以“三鹿奶粉”为例，验证了我国财经媒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公司治理缺陷，提高了政府监管的效率。以上案例研究虽然证实了媒体的治理作用，但其结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为普适性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数据来验证媒体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监督治理功能。郑志刚等（2007）选取从2000年到2002年之间在我国深沪市IPO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财经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投资者司法保护不足的情况下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重要法律外制度。李国平（2008）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改善了信息组合，并在市场中扩散了大部分内幕信息与公开信息，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媒体的治理作用功不可没。李培功、沈艺峰（2009）也证实财经媒体能有效改正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权小锋、吴世农（2010）的研究显示，媒体关注有效地抑制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并最终提升了市场对会计盈余信息的定价效率，降低了应计的误定价。辛宇、徐莉萍（2011）考察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李焰、秦义虎（2011）发现媒体负面报道量和独立董事的辞职概率显著正相关，且影响力越大的媒体对独立董事辞职概率的影响越大；媒体报道之后，越重视自己声誉的独立董事辞职的概率越大，说明声誉机制可以发挥很好的治理作用。梁红玉等（2011）通过选取中国快速消费品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考察媒体监督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及其途径，证实了媒体监督影响企业绩效的结论。
四、总结
综上所述，财经媒体不仅能有效地减少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还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监督治理作用。但笔者认为以上文献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这些实证分析文献中主要考察对象的是欧美国家，这些国的财经媒体有较高的独立性，即这些新闻媒体具有很大的采访自由与报道自由，行政监管机构对财经媒体的干预较少。而在新兴资本市场国家，财经媒体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行政监管对财经媒体的干预较多。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在行政干预下的监督治理功能作用情况将丰富媒体监督治理的研究领域，从而为Dyck and Zingales （2002） 提供了基于新兴资本市场背景下财经媒体监督治理的经验证据。其次，以往文献关于财经媒体报道的新闻数量仅仅限于财经报刊，而缺少网络财经媒体的报道。事实上，网络财经媒体早已取代了传统的财经报刊在媒体的位置，已经是现在投资者获取财经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它比报刊更及时、高效地传递信息，对投资者的影响更大。再次，现有的文献很少关注财经媒体报道的标题和内容对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的影响，而是是简单的将媒体报道数量直接代入模型实证分析其监督治理功能的，这样显然缺乏深度。最后，以上文献主要是研究媒体报道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却未涉及到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作用。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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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由胡舒立、杨大明、王烁等原《财经》杂志核心团队于2009年末创办，目前的架构是两刊一网（《新世纪》周刊、《中国改革》和财新网）+财新会议+财新视频+财新图书+移动终端，目标是打造专注于高品质财经新闻资讯的全媒体集团。2011年起，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电子版也落户财新网。
在三个月的交流、学习中，4名编辑记者分散到《新世纪》周刊的各个部门，与财新传媒的记者、编辑零距离交流、切磋，共同完成选题的策划与执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与财新传媒采编、管理人员进行了多次小范围的业务交流，深入了解了财新传媒的运营思路和发展理念。以下是他们的思考。
“公信力”是媒体最大的“产品”
按通常的理解，媒体的产品是“信息”（新闻），但通过在财新传媒的工作交流，我感受到，“公信力”是媒体最大的产品。所有的努力，都服务于这个目标。
在专业财经媒体看来，公信力是其最大的凭借，媒体的一切内容制造必须以此为基石，方能在延伸环节实现最大的产出。对于大众媒体来说，秉持、强化公信力亦是其突破财经报道的必然。
财新传媒甫一建立，就成立了中国首个媒体公信力委员会――财新传媒公信力委员会，由拥有崇高声望的政商学界人士组成， 独立于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对于编辑方针和总编辑的任免拥有决策权，吴敬琏任主席。
总编辑胡舒立说，他们过去和现在想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提供有深度、高质量、可靠的新闻内容。作为职业新闻人，他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期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深信新闻独立性、公正性是现代社会中媒体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及必要保障。
笔者认为，判断财经媒体高下有3条最本质的标准：客观性，预见性，贴近性。尤其前两条，正是公信力的基础。其中，预见性最难做到，却又是财经媒体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财经新闻报道的特点，就是要对人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专业素质，还需要外界资源。财新传媒公信力委员会就是一个权威、高端的“外脑”、资源库，事实上，它的许多成员是财新重要的采访对象和思想来源。
要“好看”，更要“必看”
一切新闻都有可能变成财经新闻，财经新闻可以写得很“好看”，这也正是当下许多媒体的追求。但在专业财经媒体看来，财经新闻更要使读者“必看”，才能形成媒体的竞争优势。要想让读者“必看”，首先取决于报道的内容。
有关财经报道阅读偏好的受众调查显示，读者对财经报道最关心的首先是内容：对重大经济事件的及时报道，对最新企业、行业动态的报道，有深刻见解的经济评论，敢于作前瞻性预测的报道；在这所有之后，才是语言的通俗易懂。因此，尽管许多人并不讳言原《财经》杂志的可读性很差，相当一批读者对它的行文风格并不认同。但无论媒体圈还是政商两界，仍然十分尊重和关注这份杂志。《财经》的秘诀就在于，它一直紧密跟随、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提供最重要、最权威、最有价值的报道，并且有许多重量级的独家报道和观点，使得它从众多财经媒体中区别开来，超然发展。
财经报道的特殊性，在于“进程”：所报道的或者说是读者关心的事件，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只是更大“事件”的一部分；多不是突发事件，而是“进程”的一个断面。所以，从财经新闻报道者来说，必须要有大财经新闻的观念，站在较长时期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层面看清楚事物的联系，从大局中准确把握。尤其中国的财经报道所面对的是巨大的社会转型，不能用现成的理论来判断、把握。所以，真正形成媒体竞争优势的财经报道，要就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譬如结构调整、创新能力、国企改革、资本运作、城镇化进程等，分析自身累积的资源、渠道，找到最有优势的细分领域，深入研究，结合新闻事件，以专业视角取胜，突出独家，在“关键”、“关节”处寻求突破，譬如《财经》对资本市场的一贯关注和报道。
对于报道中大量的数据、图表、专业术语，专业财经媒体也有自己的理解：因为媒体锁定的是特定的读者群――高端商务人群、业界精英，它默认这些是需要深读某篇报道的读者所能理解的。这样的出发点当然可以探讨，但毕竟专业性使得报道可以更简洁、明确，也使报道更容易操作。大众媒体的财经报道应该如何把握，还需要认真探讨。
“普通队伍”，一流媒体
制约大众媒体突破财经报道的一个关键就是“人”。
我们从外面看，觉得财新传媒（原《财经》杂志主创团队）这个团队的专业素养很高，记者编辑的经济学素养普遍优于其他媒体，而财新传媒副总编辑杨大明说，他们的记者大概是业内平均水平，中等偏上而已，可是无论是以前的《财经》杂志还是现在的《新世纪》周刊，都可以说是一流的财经媒体，为什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财新传媒多层次、经常化的培训制度，保证了团队的专业素质不断提升。
据了解，其培训可大体分为：入职培训及简单的谈话、导引（主要是关于理念、操守、要求、职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业务午餐会；部门间灵活安排的业务活动；专业培训，主要是外语；出国培训，工作3年以上的优秀记者可由公司出资到合作的国外知名学府读一个学位；在北京举行的业务论坛；有较高培训价值的国际会议等。
尤其是经常化的业务午餐会，成本低廉，形式活泼，组织实施起来较为简单，同时又有较好的效果。午餐会基本固定在每周的固定一天中午，根据媒体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安排不同的侧重点，邀请报道相关领域的专家或内部资深记者进行专题辅导，人力资源部门至少提前一天将培训人、培训主题、时间地点等群发至所有采编人员邮箱，有意参加者需在当天11点前回邮报名（不报名的也可以参加，但是不提供午餐），但要求密切相关部门的人员必须参加。提供的午餐其实非常简单，盒饭即可，但这种形式很受欢迎。第一，时间一般从上午11点半持续到1点或1点半，不耽误工作；第二，培训内容针对性很强，对实践操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且交流非常随意，有利于记者的快速成长，同时优秀记者经验的传承放大也对形成、改进媒体风格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样的交流、培训、学习，也增强了团队的认同感。
品牌活动延伸“公信力”
近年来，主流媒体纷纷开始对品牌建设、经营的探索。借助举办品牌活动，将媒体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将媒体长年积累下来的公信力进一步延伸成媒体的品牌效应，获取经济效益，已成为媒体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赢得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手段。
目前，媒体最常见的财经类活动形式无外乎评选、论坛、峰会等，尤其在媒体聚集的核心城市，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都很热闹，冷暖却只有心知。从以前的《财经》时期，品牌会议就是其打造的重点，并且在经济效益和影响力方面都很成功。此次在京学习期间，刚好有机会参加了首届财新峰会――变革世界的中国策，感受颇深。
一是主动性强。整个峰会，无论会场布置、议题设置、现场控制，都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财新”两字随处可见，设置的议题正是财新传媒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的思考和关注切口，而几乎每场精彩的论坛、辩论都是由财新传媒的总编辑、主编等担任主持。媒体办活动，无论主办还是合办，都应该牢记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媒体是平台，但活动也是媒体的平台。
二是层次高，内容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作开幕演讲，许多学界、政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参与各个论坛和辩论，峰会从第一天的中午十二点半持续到第二天傍晚，之所以说是持续，因为第一天的论坛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半，就连就餐时间也都安排了主题演讲或是闭门会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5800元的参会标准还有那么多人士争相参加，而且一直到最后会场人气都非常饱满。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峰会吸引了诸多层次、领域的赞助商，得到其他媒体的积极关注和广泛报道。
三是报道和活动的互动促进效应突出。财新传媒几乎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全部服务于峰会的采访报道。各组各人分工配合，盯住每一个发言嘉宾。对于重量级嘉宾，财新传媒的主要负责人提前或稍后都亲自带领记者进行延伸采访。在这次年会上的周小川“池子”理论、黄奇帆重庆改革等都成为《新世纪》周刊的重头报道。稍后一期的《中国改革》等也重点整理刊发了嘉宾有价值的发言。
地方党报财经新闻报道的突破口
在专业财经媒体丛生的今天，地方党报财经新闻报道的优势和突破口在哪里？地方党报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读者群是政商学界，是决策的制定者和影响者，是通常所说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群”。研究并满足这部分读者对财经报道的需求，培养这部分读者的“习惯性阅读”，是地方党报财经报道的最大课题。
而地方党报的最大优势就是贴近性。经济的蓬勃快速发展，为地方党报提供了最好的财经报道的土壤，丰富的实践、事实等待去发掘、剖析。
【关键词】财经媒体 第一财经 品牌战略
目前,国内主要财经媒体有以下两大类型:第一,跨媒体财经资讯方阵。包括北京“联办系”媒体方阵、深圳证券时报跨媒体系列、上海文广集团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第二,单一财经资讯平台。包括纸质媒体,电视广播,网络,财经资讯公司。①
近几年国内财经媒体竞争愈发激烈,但尚未出一家独大的现象,财经媒体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而国外财经巨头正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财经媒体市场,国内财经媒体急需抢占竞争优势。欲在激烈的竞争中制胜,制定并执行完整规范可行的品牌策略是财经媒体的最优选择。而建立强大品牌的最终目标也是更快更好地实现企业盈利目的以及在领域竞争中获得优势,不至落入竞争背后的“鸿沟”。
一、跨媒体平台和资源整合构建品牌形象
国内明确提出“跨媒体平台+专业财经资讯提供商”概念的财经媒体商目前只有第一财经。②第一财经(全称为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提供专业财经新闻和资讯的专业财经媒体集团,目前已经形成拥有报纸、频道、频率、杂志、网站和研究院“六合财”(即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研究院)的跨媒体传播平台(如图1),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种最完整的财经媒体集团,并在积极探索数字媒体业务(如无线业务)和金融商业信息服务业务(如实时财经新闻业务和数据库业务)。
它的财经资讯产品(如第一财经指数、行业分析报告、行业数据库及金融资讯终端)和财经公关产品(如《第一财经》论坛、企业社会责任论文、会展及培训)等一系列媒体衍生品也在逐渐壮大并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第一财经利用品牌辐射效应,兼顾发展财经衍生品,从而拓展其品牌价值,形成品牌的规模效益,使其运作有条不紊。
图1:“第一财经”品牌运作构架图
媒体品牌定位是品牌建构的基础,是品牌建立的前提。创建强势品牌要首先进行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决定品牌特性和品牌发展动力。③第一财经在产品线、产业链不断延长的同时,各级产品又拥有各自的品牌战略和推广策略,特别是在品牌定位上具有明显差异性。在这种机构内部多元化的状态下,第一财经保持了各级产品品牌定位的独特性,并未将其高度一致地推到第一财经媒体唯一指定品牌定位下,而是将其融入到混合品牌战略中来。这无疑为第一财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绿色通道”。
在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同时,第一财经积极实现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品牌资源上的整合和共享以及相互贯通的优化组织结构。
品牌的创建离不开企业各个业务部门和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创造。无论是媒介产品生产部门还是经营性部门、行政监管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及部门所展现出来的形象都代表着第一财经主打品牌形象,并集成第一财经的品牌价值。同时,优秀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评论员等工作人员为第一财经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容提供,充实第一财经自身内部,专注主营业务,为品牌的持续胜出提供可靠的基础,避免品牌贬值。
通过对自身价值的细分,第一财经在受众定位上逐渐明确,将其目标受众定位在“三最人群”:一、最具决策力;二、最具消费力;三、最具影响力。④主要是投资者、潜在投资者以及投资边缘人群等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针对这类群体,了解并把握他们的资讯需要模式,第一财经将信息资源定位为以提供高质量的财经资讯为主。在专注于主营业务的前提下,保证信息质量、“宁缺毋滥”、“以一当十”,在信息整合的过程中,第一财经打造了“专而精”的品牌运作战略。
如笔者在上文所述,第一财经作为拥有跨媒体传播平台的专业财经媒体,其各级产品的品牌定位各有特色。对于品牌多样化,第一财经采取混合品牌战略,整合品牌资源,全方位地打造其他媒体所无法轻易效仿和复制的“软实力”。其中,中国领先专业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在进入第七个年头之际,重磅推出全新数字媒体服务品牌――“ONE”。对整个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⑤体现出参与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软实力”的精神追求,着力打造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华语财经资讯平台。
二、第一财经品牌战略诉求对品牌的增值效果
实施品牌化战略的目的即利用品牌已有的声誉和影响,迅速将产品推向市场。第一财经的品牌经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品牌价值形成时期――定位确立,品牌身份认同;品牌价值拓展时期――信任感的适当拓展,品牌产业链展开;品牌价值高速膨胀时期――品牌无形资产形成并释放巨大的有形效益。目前,第一财经正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接地带。跨地域、跨新旧的媒体平台在搭建,跨行业的产业链条在构建,第一财经正在探寻拓展、扩张之路。⑥
第一财经从诞生之际,就将品牌战略诉求确定为“专业权威的财经资讯服务代表”⑦,“为你创造价值”是整体品牌的定性。对受众有冲击力的诉求点才能真正引起市场号召力,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第一财经高起点地将自身定位为“专业化”、“权威性”的财经媒体,首先建立在其高度整合的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有底气什么都不怕,何况作为唯一一个结合跨媒体平台和专业财经资讯提供商双重身份的财经媒体,第一财经有这个资格。其次,第一财经所在地上海正加速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对路透社、彭博社等境外金融与财经资讯供应商和国内其他具有较高实力的财经媒体的竞争,第一财经需要打造更专业更权威的财经媒体资讯平台,只有抢占财经媒体市场、扩大传播影响力,才能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占一席之地,获得不断升级的地位。所以“专业化”和“权威性”是品牌战略的高端化起点,也是其无形品牌形象的塑造基点。
在第一财经品牌产业链的整体布局过程当中,贯穿始终的就是品牌价值。第一财经具有前瞻性地将产业链拓展到财经衍生产品,构建其整体性的宏观的媒体品牌,从而实现品牌价值的增值,获得多领域的附加价值,进一步放大品牌的无形资产。可以说,品牌增值才是最终意义上的品牌战略目标。
为包括商界领袖、企业管理精英、金融投资专业人士、经济工作管理者、创业者和相关需要经济资讯及知识的受众提供高质量的财经资讯,是第一财经品牌高端化的出发点和关键点。第一财经凭借其专业化的资源和财经产品,利用其跨媒体传播平台这一优势全方位地向其受众提品和资讯,提供专业的市场前景预测以及解决策略。第一财经定位起点较高,同时其受众群体高端化专业化,也无形间提高了其品牌形象,为延伸品牌效益提供了有力机会,促进整体品牌推广,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和品牌增值。
三、财经媒体品牌塑造的新出路
今年年初,宁夏电视台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合办宁夏电视台综合频道开播,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将与宁夏电视台综合频道结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媒体资源、内容产品、市场运营和人才技术等诸多方面,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形成资源共享、品牌共塑、业务共赢和事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跨地域合作新格局。第一财经正努力探索“制播分离”的改革新模式,为宁夏电视台综合频道制作高品质的专业财经节目,为投资者、商界人士和经济决策者创造价值。这是第一财经走向全国,服务全国电视观众的重要举措,将为中国广大投资者和全球华人经济圈提供实时、严谨、高质的财经新闻和深度评析,并将逐步实现覆盖全国、服务全国的发展目标,为中国未来经济贡献力量。
与受众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了解受众需求和市场发展状况、保证财经资讯的全面性和时新性、权威财经信息为受众群服务,财经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已形成的品牌优势,从单纯的媒体品牌产品竞争转到品牌理念所延伸到的各个领域的竞争上来,延伸品牌包括自身的内涵的提升和面向社会的外延的扩展⑧。利用财经产业价值链构建巨大的商业价值,努力提高其品牌市场占有能力,从“制播分离”的改革模式中走“跨媒体合作”的品牌战略是值得国内财经媒体品牌塑造借鉴的。■
参考文献
①②刘珍,《国内知名财经媒体及财经资讯公司分析》,中华传媒网学术网,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1673
③汤伟清,《浅谈媒介品牌定位、形象建构与管理》,《法制与经济》,2009年4月总第201期
④孙佳,《从“第一财经”剖析媒体品牌》,中国知网,上海戏剧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⑤《第一财经进军数字媒体 推出全新服务品牌“ONE”》, 《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9月4日第A01版
⑥高韵斐,《第一财经跨媒体传播及其运作的实践与思考》,《理论前沿》,2009年第15期
⑦李岚,《第一财经产业价值链研究报告》,新浪财经finance.省略/hy/20071126/15414216836.shtml
⑧范以锦,《凭借多品牌战略 打造强势媒体集团》,《新闻战线》,2002年第12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财经媒体和财经传播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如何更好地传播财经信息，引导财经舆论，服务好群众生活，已成为财经媒体和财经传播的重要课题。为此，12月11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8家国内知名财经院系主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联合主办，阳光保险集团独家承办的第二届中国金融与财经传播创新峰会暨全国财经传播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出席会议并作主旨讲话。与会者共议经济传播中的融合发展与技术创新，探讨新常态下经济报道的新题、新机遇，以期能够将财经学界、业界及文化投资等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促进财经传媒界更好地转型，形成良好互动。
当下，财经新闻传播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财经新闻媒体要坚定自信，坚守社会责任，精准传播经济信息，引导好经济社会生活。柳斌杰指出，做财经新闻首先要坚定自信。要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上坚定自信，不能把经济、市场上出现的个别问题或特殊事件，放大为制度性、结构性、全局性问题，动摇经济传播的信心。面对出现的问题，媒体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报道，促进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其次要坚守社会责任，精准传播经济信息，能够正确引导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正能量。要客观反映和表述真实的财经新闻，既要及时快捷、讲效率，又要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坚持不虚构新闻事实、不造假新闻，最大限度减少新闻工作者由于主观原因所带来的失真；再次要发扬创新创造精神，探索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发展规律。技术变革引起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新闻媒体要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融入变革潮流，着眼广覆盖和大众化，加快新媒体发展和传统媒体技术改造；要按照关于媒体融合发展“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目标要求，不断探索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开拓新阵地、占领制高点，进一步提高经济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柳斌杰强调，新闻媒体与财经院校的深入合作，有利于新闻媒体吸收知识、吸收人才、吸收智慧，形成我国经济新闻传播的专业优势。
会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新闻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等近20家国内知名财经院系的代表就全国财经传播研究会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交流。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忠主持峰会开幕式。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孙兆华以及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财经传媒单位、教育研究机构的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过去11年。胡舒立怀抱着炽热的新闻自由理想和冷峻的专业主义规则，把严肃的调查报道作为为立身之本，勇敢揭露黑幕，挑战强权，解析时局，使《财经》成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之一。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公共政策，奋力探索一条在传媒市场中谋生存、求发展、争自由、做公器的道路。
2009，临近年末，胡舒立离开了她倾注心血11年的《财经》杂志。这是一个结束，一个内情尚未全部披露的突然结束。也可能是一个开始――我希望这是一个继续给我们带来信念和力量的开始，但新航路上的风声涛声已在我们耳畔激荡。
《财经》是内地最优秀的期刊之一，它的内部变局，引起各方关注。有的境外媒体一如既往，从政治着眼，揣度和评论这一事件。但熟悉中国传媒的人会发现，这次《财经》事件，和过往的许多“事件”十分不同。基于中国现实，这个故事可能包含了政治、商业、传媒改革路向等错综因素。对读者和媒体同行来说，这是令人扼腕的故事。有媒体惋叹：“奇迹正在坍塌”；有媒体称《财经》事件显露了“媒体精英理想幻灭的风险”；有网站号外：“《财经》已无胡舒立”。
胡舒立辞职，成为媒体的焦点话题。种种议论里，有相同的一点，那便是媒体普遍流露的对胡舒立的尊敬和对中国传媒命运的隐忧。一位评论者写道：“与其说人们为《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前途牵肠挂肚，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这条荆棘小道最终有没有走通的可能性。”
用“荆棘小道”形容中国传媒脚底的现实，毫不过分。在这条路上，胡舒立和《财经》已披荆斩棘走过了11年。她怀抱着炽热的新闻自由理想和冷峻的专业主义规则，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要与国际接轨，做独立新闻，定“独立、独家、独到”为编辑方针。胡舒立有一段谈论资本市场的名言，道出她对传媒的认识：“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而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就是公开性的保证。”秉持这一理念，《财经》把严肃的调查报道作为立身之本，勇敢揭露黑幕，挑战强权，解析时局，成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之一。近日有关《财经》变局的传媒报道，无论党媒体、市场化媒体，都对胡舒立表达了钦佩。人民网转载《长江日报》的文章，称“胡舒立主持《财经》的10年：重新定义中国媒体形象”。
《财经》是中国传媒改革的旗帜。30年来中国传媒的变革趋向，是由非市场化疾步走向市场化。由严密控制缓慢走向宽松。在这个进程中，有的媒体勇敢追求自由，但未能成功进入市场；有的媒体成功进入了市场，却与官商合谋，“听话，赚钱”，质量滑落。《财经》杂志是将新闻理想和市场化运作熔于一炉的罕有范例。它的市场表现不俗，据说2008年利润达6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财经》亦洞烛机先，创办“财经网”，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最重要的是，身为财经类媒体，却不囿于财经一隅。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公共政策，难能可贵地“既不唯权力的马首是瞻，也不唯资本的马首是瞻”，奋力探索一条在传媒市场中谋生存、求发展、争自由、做公器的道路。
胡舒立曾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2008年3月19日，她在港大公开演讲。她在结束时的话，仿佛预言了2009年的《财经》变局：“无论是《财经》，“财经网”这一媒体，还是中国新闻界整体，目前都面临巨大挑战，既包括来自管制层面的挑战，也包括来自市场利益层面的冲击，这牵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国独立媒体无疑是未来最有希望的一支力量，但就整体而言，仍然需要应对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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