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警察职能，转变，趋势，途径
83年严打以来，我们公安机关天天都在喊坚持严打方针，专项斗争、统一行动一个接一个，公安民警疲累不堪；民警的数量大幅增加，警种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精良，民警的文化水平和其他素质越来越高，指挥中心的建立、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设施的配备以及快速反应机制的不断完善，使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刑事、治安案件却越来越多；我们天天喊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摆在首位，情报信息工作一再强调加强再加强，而情报不灵、信息不通的情况依然存在，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的群体性事态逐年增多；我们一再强调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开展了一系列争创人民满意的活动，而警民关系不够和谐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些群众不愿提供破案线索、不愿作证越来越成为影响基层公安机关战斗力充分发挥的突出因素。
造成我国公安机关上述困境的社会客观原因很多，比如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尖锐等等，对于这些客观现实的原因我们无力主动改变。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展开讨论。但是从我们公安机关自身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上探讨，还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我们公安机关目前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我认为：
一是按专业依条设置机构，分工过细，形不成合力，警力和其他资源也严重浪费。比如由于分工过细，部门科室多，不仅警力、经费等资源分配困难，而且造成警力分散，捏不成拳头，群众报警后不知该由哪个部门去处理，事事需由公安机关的领导协调，有些性质不明的事项造成相互推诿扯皮，久拖难决。公安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忙闲不均，相互攀比，影响士气。因此，公安机关人员年年增加，而且素质越来越高，但警力不足的问题却似乎永远解决不了。
二是重打轻防，防范工作弱化。首先，专项斗争、统一行动一个接一个，使基层无暇顾及防范工作。坚持严打方针是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重要措施，专项斗争、统一行动也不失为解决一些突出治安问题重要手段，但是，搞专项斗争、统一行动时不能为完成任务，只忙于应付，也要针对问题建章立制，做好防范工作。但实际上对这方面我们抓得比较松，基层也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抓这方面的工作，因此防范落空，打完之后类似的问题又迅速反弹。其次，在公安工作的理念和考核评比上重打轻防。如提出“侦查破案是公安机关的硬道理”等口号的同时又一再强调防范是社会工作应该还给社会等，导致不少基层公安机关把侦查破案、打击处理人员的多少作为评先评优的硬指标，而把治安防范工作作为软任务，重视的程度存在明显差别。因此，民警大多喜欢冲冲打打破案件，而不愿意做艰苦细致、婆婆妈妈的基础工作和防范工作。重打轻防，基础工作、防范工作日益弱化的结果是，不仅造成防范工作没有到位，而且公安机关通过基础工作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功能也大受影响，因此打也没有力量，从而使公安机关陷入案件越打越多，打不胜打的困境。
三是在为人民服务宗旨方面存在虚化现象。每一位公安民警都知道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怎样为人民服务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为人民服务只停留在纸上、嘴上的还大有人在。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警民关系没以前那么密切。一些民警群众观念淡薄了，“洋派”多了，“土派”少了，以至于在警察寻求群众协作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群众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四难”现象，这样的警民关系对警察工作是很不利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从我们公安机关本身来看，在贯彻执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方面确实只是从队伍建设角度提出过一些政治大原则、大方向，对于如何从具体警务工作角度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方面却没有明确地告诉过我们的民警。有的民警在写思想汇报的时候知道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却不知不觉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有的把警务工作狭隘化，凡是与“警”无关的服务工作都不愿意去做，对群众的一些合理合法的要求也漠然视之，无动于衷。尽管群众要求警方协助解决的问题大多与执法活动和犯罪无关，但无动于衷的结果只能是警民关系日益疏远。
四是强调科技强警和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在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中出现脱离群众搞单纯专业化的倾向。有的单位和民警对现代化警务设备过分依赖，无论什么案件、什么情况，都要求上手段、上技术，好象离开了手段、技术就不会办案、办事，完全依靠一些技术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会降低实际效能。还有单位和民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不准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是执法队伍，只要做好份内工作即可，别的可以不理，特别是在群众和一些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而总想脱离烦琐杂务当旁观者。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态方面，有的人认为公安机关工具，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工作，总想走捷径，以强制手段予以压服。
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公安警务工作也是一种服务，只不过它是一种别人替代不了的公共服务。因此，必须改变公安民警过去的“管理者”角色，实现“服务者”角色的转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进行管理的工作模式才有可能求得突破和解决。在这方面，王法金同志的警务工作法值得借鉴。在交谈中我领会到王法金同志的社区公安警务的运作理念就是公安机关职能必须由“查处”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当然，我们说公安民警职能面向服务社会、服务公众职能的转变，并不是不要公安的职能了，只是说在我国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之下。职能已经不能再看作是公安民警的唯一主要职能了。王法金同志认为社区公安警务工作要想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要做好预防工作；公安民警不仅是执法者而且应是社区的服务者，不仅要处理紧急事态，而且要尽可能用良好的服务与社区居民搞好关系，公安警务工作要溶入社区，通过发动社区力量搞好防范和管理，来实现社会的安定稳定。王法金的这一社区治安管理思想的内容，我给他归纳一下主要由4大部分组成：
一是整合社区力量，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违法犯罪。王法金同志认为，社区治安是社会治安的一个缩影，社区警务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需要社区各个部门、不同层次共同合作和协作实行综合治理才能完成，只有在社区内把分散的社区力量组织起来，充分挖掘现有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智力资源、信息资源，实行多方面的交流和协作，才能发挥最佳的合力作用，才能使社区各方面的受益。所以社区民警与社区之间要树立共管意识，对共同关心的社区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共同决策，寻求解决的办法，确保社区平安。问题在于怎样整合？《王法金工作法》中的“五个注意”很有参考价值。这“五个注意”是：一是注意调动社区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有事找他们商量，集思广益，主动配合居委会做好份外事和一些公益事。二是要注意发挥社区党员，团员的先进模范作用。三是要注意在创安工作中发现工作能力较强，热心社区工作的治安积极分子。四是注意重塑文明楼群，治安先进村居形象。五是对群防群治组织成员要注意做好“五适”，即适当的身份、适当的照顾、适当的待遇、适当的尊重、适当的交流。王法金在预防方式上主要是实施邻里联防计划，如《敞开式小区创平安社区工作规范》《社区民警巡回责任区工作规范》《文苑警风执法监督员工作规范》等一系列制度。由社区警方发起组织并负责划分邻里联防的区域范围，召集有关会议，帮助推选居民代表及邻里联防的负责人，分发预防犯罪的小册子等宣传品等小读本。邻里联防计划具体由社区警方负责实施。比如动员文苑社区楼里退休的大伯大妈们，让大家前后“楼管楼”，同时，动员社区里的小店店主、开水灶业主，设立起了治安“观察哨”“信息员”，建立起“动与静”相结合的新型防控体系。
二是以民为本，执法为民，改善警察形象。王法金同志认为：“社区的一切警务工作都要以民为根本，以群众满意为目的，要挖掘社区人力资源作为社区治安轴心，构筑社区防控网络，减少犯罪主体对社区生活环境构成的危险和破坏力。只有这样社区警务工作才能实现真正的目的和意义。”“以民为本，在民”的观念还应体现在为民服务上。为民服务的内容很宽泛，目前各级公安机关对此存有分歧。有的认为警务活动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方式实施，履行法定职责就是为民服务，在法定职责以外从事为民服务活动有“不务正业”之嫌；有的认为为民服务不应有“份外”和“份内”之别，只要是群众求助的或者警察认为应该帮助群众办理的事情，都应为之。这实际上涉及到本文的主题“警察历史角色转换”的问题。从法律角度讲，警察是应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执法者；从社会公众角度讲，警察应是对群众理应有求必应服务者。因此，基于警察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的实际情况，只从一个角度对警察提出为民服务的要求无疑是片面的。在社区警务中，警察为民服务的内容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是否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的标准来确定。处理法定范围内的事项，办理群众求助的事项，为民排忧解难做好社会援助工作，协助做好社会服务性工作都理应成为警察为民服务的内容。正如王法金同志所提到的：社区民警的服务理念应是贯穿于整个社区警务工作的始终，服务能使民警立足于社区，服务能赢得民心、调动民心。服务好了，矛盾少了，刑事治安案件自然减少了，服务与执法并不矛盾。《王法金工作法》中写到，一个社区民警应是“时时是我们服务的时间，处处是我们服务的地方，件件是我们服务的事件，人人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因而社区民警的服务理念应该是：群众是“顾客”，社区民警是“服务者”。我们与王法金交谈中还深深地感受到，王法金的社区警务工作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比如“黄手帕”工程，他以自己的一颗真心，赢得了居民群众的真情。比如王法金公布手机号有困难找警察；张家的车库门锁坏了、李家的下水管道堵了、赵家养的宠物不见了……这些社区居民的各种求助，都密密麻麻的记在了王法金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至今已记下了满满不下10本，事事有着落。用王法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群众的事没有小事，我一定尽力而为”。应当讲王法金的社区民警的服务理念充满了哲学思想，他正确摆正了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宪法规定，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而社会治安涉及到社会内每个成员的利益。因此，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必须把包括社区组织、单位和居民在内的社区成员置于社区治安治理的主人位置。作为治理治安主体的社区成员，其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与社区成员在治理社区治安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关系，或者说是伙伴关系，两者之间应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携手共同搞好社区治安。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开展各种警务活动必须充分尊重社区成员的意见，使各项警务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良好协作关系。二是社区成员有权通过自治组织对居住区域内的社会治安实行自治。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实行自治包括：制定安全公约或章程；组建安全保卫组织，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等。同时，为了保障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自治取得预期的效果，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应当对此加以指导，但不能把指导转化为行政命令、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社区成员共同意志之上。社区警务只有根植于社区以及社区群众之中才有生命力。公安机关要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必须有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公安机关要想在工作中取得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必须把为民服务作为社区警务的根本。
三是良性互动，改革警务活动方式，密切警民关系。社区警务的实质是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与社区成员共同治理社区治安，也就是警民互动的过程，能否实现警民良性互动是区别传统警务和社区警务的试金石，也是衡量社区警务进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警民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在于警方，如果警方认为社区成员是自己的管理对象，受自己掌握的权力支配，习惯于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强行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到社区成员的身上，就不可能实现警民良性互动；如果警方认为社区民警与社区民众之间存在主人与公仆的关系，社区成员是自己的服务对象和工作伙伴，就会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社区成员，并最大限度的满足社区成员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彼此之间相互信赖、相互支持，就有可能真正实现警民良性互动。实现警民良性互动，一要社区民警改变以往的勤务方式，变蹲办公室为走访社区；把等事干变为深入到社区居民当中找事干；加强与社区居民的感情沟通，密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二要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将有关社区治安的信息及时通报给社区成员，以便社区自治组织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同时也要求社区自治组织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反映社区内的社会治安问题和社区成员的意见要求。公安机关对社区居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应快速做出反应，及时妥善处置社区中存在的治安问题。三要公安机关及其社区民警将组建专职保安巡逻队和老年义务巡逻队，必要时社区民警和治安民警可以搭档联勤制和巡访制，实现点面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警民接触的机会，改善警民关系。王法金同志讲道：社区工作，是一个非常强的社会开放性，是一种亲民工程，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王法金认为要做好社区群众工作，应“责任在先、情感在心、艺术在上”，要做到“用情、用心、用脑”。必须在“情”字出大力、流大汗，才能解决好对群众的感情问题。然后利用社会资本，整合社会资源，警民良性互动，群防群治，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问题导向，建立社区反馈机制，是现代社区警务的核心。警察历史角色转换就是要实现警察职能从职能向服务社会、服务公众职能的转变，首先要培养公安民警在社区警务中提高解决社区居民的家事、琐事、婆妈事问题的能力，让公安民警在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达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让社区居民的各种自治能力和热情在参与问题解决活动的过程中得到逐步培养、发展。王法金的社区治安管理思想中充满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工作特色。从发现问题中接近民众。从热心、真心、诚心地工作中去做群众工作，更重要的是同社区居民群众打交道过程中要善于融入感情。问题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使新问题的难度大到能使公安民警激励思考，提高工作艺术；小到自然注意到的新奇因素能引起疑惑，激发工作热情；能使社区居民从公安民警办结的熟悉的家事、琐事、婆妈事中赢得理解、获得一些启发；并从中激发社区居民极大参与的热情，提供一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情报工作是生命线，由于建立信息反馈网络，治安信息员的各种信息源远不断，加上通过走访、座谈、定期召开联防会议等方式收集社情民意，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公安民警自然耳聪目明。
总之，王法金的社区治安管理思想既是现代社区警务实践浙江特色的成功经验，更是现代社区警务基本理念指导下的现代社区警务成功实践。与我们公安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相比较，王法金的社区警察历史角色转换后的工作优势在于：
第一、社区公安警务要求公安民警依社区开展工作，主要按社区安排部署警力，而且强调一警多能，可以纠正我们按专业分工布排警力的模式，解决警力资源浪费问题。
第二、社区公安警务重视主动先发的犯罪预防和控制，可以纠正当前我们公安机关普遍存在的重打轻防的倾向。
第三、社区公安警务重视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可以纠正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日益脱离群众，搞单纯专业化的倾向。
第四、社区公安警务要求把群众工作具体化，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民警不会做群众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虚化的问题。
第五、社区公安警务要求社区公安民警充当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可以让公安机关通过这一机制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总之，王法金社区治安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就是职能的转变，在警务工作上充满了人性化，是情感加艺术的亲民行为，体现了公安民警应有的价值。应该说社区公安民警历史角色的转换，是我们公安警务战略转变，是适应目前形势的必然要求，理由有：
第一、社区警察历史角色的转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要求。特别是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将更加坚定彻底地朝着市场经济的道路方向迈进。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求和特征就是劳动力的自由竞争和流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一大二公”体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加入WTO将极大地促进这一进程的继续发展，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可以而且必须自主择业，变动职业乃至失业将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经常性现象，计划经济时期那种由单位统包就业者生老病死一切事物，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单位”烙印的生活模式将被彻底改变。除了工作以外，人们的其他活动主要在社区开展，个人事务也将依靠社区服务机构来解决。在这种形势下，公安工作必须立足于社区，成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只有立足于社区才能更有力地预防、发现和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二、社区警察历史角色的转换是党委、政府加强社区建设战略部署的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强社区建设已经摆上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不仅制定了社区建设纲要，而且相关的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在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党委政府把维护社区治安列为重要内容，要求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体，打防控一体化的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公安机关作为党委领导下的重要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决策，自觉投入社区建设事业中，以推行社区警务为手段促进这一机制的尽快建立。
第三、社区警察历史角色的转换是巩固严打整治成果，建立维护社会长治久安长效机制的要求。严打整治斗争年年进行，各级公安机关都面临着如何巩固成果的问题。如果在严打过后，刑事、治安案件依旧迅速反弹，突出社会治安问题一个接一个，成为牵扯党委政府精力，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公安机关自身也重新陷入打不胜打、疲累不堪的困境，严打整治斗争就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时机以推行社区警务来强化防范和其他基础工作，实现社会治安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四、社区警察历史角色的转换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有助于密切警民关系。是警察必须不断发展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与公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王法金同志认为，公安职能的核心是执法。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为社会提供广泛的服务。而公众为公安民警提供了“公众之眼”，这可以防止犯罪活动，或者把问题报告给公安民警。没有公众积极帮助以提供信息，并愿意作为目击证人作证，公安在预防、打击犯罪方面就会缺乏效率。公众通过各种类型的预防性的努力，能够防止许多类型的犯罪活动。与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工作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坚持群众工作为主线，使公安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则是公安的基本建设。也是防控体系建设的成败之举。因此。在公安职能转变的今天，必须落实群众路线，密切警民关系，为公安职能的转变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五、社区公安民警历史角色的转换有助于解决公安机关经费不足、警力不足等实际困难。西方国家的社区警务正是基于政府不可能对警务工作作无限制投入的观念而提出的，从实践来看，基础工作、防范工作做好了，案件少了，公安机关的经费、警力支出就会相对减少。同时，依托于社区开展警务活动，通过社区党委、政府机构和群众组织的支持，再加上群防群治队伍的健全完善，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经费紧缺的问题应该会有所缓解。
其实不仅是社区警务要学王法金，树立以民为本、执法为民的思想是我们全体公安队伍终身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时代不同了，科技在进步，观念在更新，然而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永远不能丢。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会做群众工作的民警，、就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民警，尤其在基层，更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反思由于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缺失，给我们公安工作、公安形象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失误、恶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必须全警补课。要把学会做群众工作作为公安民警，尤其是基层一线民警的重要考核指标。近年来，我省许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在警务改革和强化服务群众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并不是全方位的系统的改革，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而警察职能的转变，角色的转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公安机关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公安机关怎能适应目前的形势和要求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按以块为主的原则理顺公安体制。特别是在县一级公安机关必须改变主要按专业设置机构、部署警力的模式，把有限的警力和资源最大幅度地投入到社区警务工作中去。按属地原则把治安管理职责、权限和相关警力下放到派出所，保证派出所有足够的警力开展社区治安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派出所也实行按块管理和一警多能、综合执法服务机制，根据人口、区域面积和居委会设置情况设立社区警务室，尽可能把民警安排到第一线发挥服务群众和保一方平安的职能作用。
二、按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针，摆正打防关系。总书记对消防工作“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批示，科学地阐明了消防工作中防范与救灾的关系，江总书记的这个批示不仅适用于消防工作也同样适用于处理整个公安工作中的打、防关系。通过防范达到少发生案件、事故，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远远胜于发生后去破案、去抢险救灾。就警察的职能看，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另一方面要通过防控手段消除犯罪因素，遏制犯罪行为，确保一方平安。实践证明，只打不防，打不胜打；只防不打，防而无力。把打击与防范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社会治安趋于严峻态势下必须遵循的方针。但打击毕竟只是治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警察工作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因此，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是治安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能。其次，应该正确认识警察的服务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我们知道，服务群众是公安工作的宗旨，群众满意是检验公安工作的标准，群众是公安工作的力量源泉。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工作将无从谈起，更不可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防范工作要依靠社会，通过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来开展，而不能说还给社会，撒手不管。因此，侦查破案是公安机关的硬道理，防范和基础工作同样也是公安机关的硬道理，两者不可偏废。社区警务的重点是防范，是基础工作，我们不仅要从观念上重视“防”，还要从工作措施、考核指标和民警待遇等各方面体现出来，使民警乐于防、安于防，在防的工作中创造辉煌的业绩。此外，还要加强对防的工作的指导、训练，制定科学合理的防范工作计划，引导民警开展好创安全社区、群防群治等工作，建立严密有效的治安防控网络，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第一，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化建设起步较晚，在提出“有法可依”的初期，以“立法宜粗、不宜细；以原则化、概括化”为指导思想，致使一部法律通过以后，需要国务院或其有关职能部门或地方立法机关制定一系列的条例、细则、办法，随之而产生了行政立法替代人大立法的倾向，不符合法治的精神。而行政立法更多体现在部门立法基础上，有“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另外大量的安全生产标准通过部门规章性质颁发，造成标准的支离破碎，从执法效力上看也是不易操作，大打折扣。同时，我国法律制定后，由于不能及时修订，造成法律执行效率的低下。
第二，监管机构责任划分不清，体制运转不畅，多方管理，职能交叉。我国现行的煤矿安全生产“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监管本格局中，国家监察限于自身力量薄弱和执法权限的不完整性，需要政府政府及地方煤矿监管部门通力协作和配合，需要突出企业主体责任，需要矿工强有力的参与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煤矿企业安全基础薄弱，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据统计，70%国有煤炭企业经过数十年的开采历史，大都进入深部开采，普遍存在着井深已延深至300米以上，部分煤矿甚至达到千米以上，瓦斯、地温、冲击地压时刻危及着矿井的安全生产，在621个国有重点井工矿井中，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298个，占48%；低瓦斯矿井323个，占52%；具有自然发火危险的有555个，占88.1%。据对45处国有重点煤矿和125处地方国有煤矿的调查测算，中国仅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方面的欠账就约505亿元，而大多数小型煤矿则根本不具备国家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或差距较大。使得全国煤矿实现安全生产在客观上难度较大，技术要求高，在开采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重大事故。
第四，社会组织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具体体现在：（1）工会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作为安全生产中独立个体的职工，在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中，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一直处于极弱势的地位。（2）新闻媒体机构舆论监督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安全工作贯穿于安全生产的自始至终，舆论监督也应贯穿于安全生产的自始至终。强化舆论监督，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使事故隐患无处遁形，使违法乱纪暴露于光天华日之下，是搞好安全的重要举措。二、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对策
(一)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当采取的措施
1.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根据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完善相配套的法规、标准，尤其是各种操作规程、设备的安全标准、工作环境安全条件的具体要求要上升到法律角度；尽快修订煤炭产业政策，完善办矿审核制度，严格准入标准，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推动煤炭产业升级。加快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同时修改《安全生产法》、《煤炭法》中有关事故罚款的条款，提高量刑标准和罚款金额，制定有关法律，把真正的业主和矿长同罪并罚，让藏在幕后的隐形“杀手”与在前台替罪的煤矿法人代表一同受到法律的制裁。
2．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
法之有威，在于“法之必行”。在我国处罚措施太轻是造成许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有的矿主重复犯一种错误，或者一个重大隐患经多次指出就是不改，直到酿成重大事故。但是法律规定处罚太轻，使得有的业主感到违法成本很低。
3.加大投入，采用先进的安全预防装备
要想获得安全的产出必须确保足够的安全投入，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齐全、到位，这是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尤其对于事故高发的煤矿企业而言，先进设备设施的采用可大大提升煤炭生产的安全性，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4．强化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素质
事实证明完善的培训不仅可以大大提升煤矿从业人员的安全技术素质，减少伤亡事故，而且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加大了对煤矿培训的重视力度，但仍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对此，一是需要国家建立煤矿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国家政策补贴以及煤矿筹集资金的办法对煤矿从业人员进行免费的培训，培训后统一向煤矿劳务输出，建立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机制，督促企业农民工缴纳三金，稳定从业人员队伍，提高人员的素质，这是煤矿安全形势稳定好转的根本出路。二是建立通过政策的倾斜和引导，加快对于煤矿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增加生源供给；三是企业自身应注重对于人员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通过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员工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确保严格知章、守章，避免三违。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1．发挥工会作用
工会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组织职工群众参与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维护职工群众安全生产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建设企业安全文化，推动煤矿企业采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2．发挥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全民安全意识，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和完善新闻媒体对重大隐患及事故公布、曝光的舆论监督机制。各新闻媒体要主动构建安全信息传递和公示、曝光平台，根据政府和安检部门提供的执法检查情况，对本地区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予以及时或定期公布，组织专家对典型案例进行点评和深层次分析。同时，要做好安全专题的深度报道和连续报道，特别是对那些久拖不改，可能造成群死群伤事故隐患，要进行跟踪报道，必要时，可在上一级主流媒体上进行曝光。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也要协助、配合新闻媒体采访，支持、帮助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引起社会各界对安全工作的高度关注，促进隐患的整改，督促煤矿企业增强责任主体意识，自觉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英国治安事件处置法律体系是一个包含国际法、国内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庞杂体系
（一）《欧洲人权公约》有关人权保护的条款是治安事件处置的核心内容
英国《1998年人权法》以国内法的形式确认了《欧洲人权公约》有关人权保护的条款。该法第1条首先界定了“公约权利”（ConventionRights），它是指《公约》第2至12条、第14条、第一议定书第1至3条以及第十三议定书第1条所规定的权利。第6条则明确规定国家机关（PublicAuthority包括除议会和履行议会职能的所有机关和履行公务的个人）的行为如果与“公约权利”不符，则该行为为非法，除非依照国内基本法律无其他之选择。显然，警察在所有活动中都必须保护公民的“公约权利”。就治安事件处置而言，《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生命权）、第3条（禁止非人道、有辱人格的措施）、第5条（自由与安全的权利）、第8条（个人隐私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第9条（思想、信仰、宗教自由）、第10条（表达自由）、第11条（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第一议定书第1条所规定的（和平地享有财产权）是与警察处置权密切相关的。第9、10条是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缘由，第11条是行使上述权利的方式，警察在处置时应避免出现侵犯公民上述权利的措施。警察在现场的义务是多方面的，既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者行使该权利，也要维护社会秩序并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否则，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可以向本国法院提讼，控告警察侵犯其“公约权利”，也可以向欧洲人权法院。
（二）英国国内制定法确立了警察处置的基本原则和权力
《1986年公共秩序法》是英国警察处置治安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据。除此之外，《1967年刑法》、《1984年警察和刑事证据法》、《1994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以及《2005年严重有组织犯罪与警察法》等法律也有部分条款与治安事件处置有关。《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一部分规定了违反公共秩序的犯罪，其中与群体聚集行为有关的是骚乱罪和暴力扰乱罪。骚乱罪是指：12人以上，聚集在一起，出于共同的目的，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其行为足以使一个在场的正常人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在场者”一般根据常识判断，有人感觉不安全即可。对骚乱罪的处罚为10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并用。暴力扰乱罪是指：3人以上，聚集在一起，使用或威胁使用非法暴力，其行为足以使一个在场的正常人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对暴力扰乱罪的处罚为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或两者并用。除上述多人共同行为构成的犯罪外，《1986年公共秩序法》还规定了四类适用于单独个体的犯罪：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使他人产生恐惧或激惹他人实施暴力、故意使他人感到受折磨、紧张、痛苦、使他人感到受折磨、紧张、痛苦。①这些罪名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中参加者的言行有所限制，即公民在表达自己意愿时不能有侵害他人的威胁性、攻击性、侮辱性言行。警察如果认为治安事件参与者有实施上述行为的嫌疑，可以采取逮捕措施。对于游行、集会，法律授予警察事前的审查、管理权，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即构成犯罪。该法第11条规定，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应当至少在游行示威举行前6日以书面形式告知地方警察局游行示威的具体情况，包括日期、开始时间、路线、组织者的姓名、地址等。如果组织者未事先告知或者游行示威的实际情况与告知内容不符的，组织者构成犯罪。如果高级警官认为将要举行的游行示威将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财物损毁、对社区正常生活的严重侵扰或者组织者的目的是迫使与其观点不同者无法行使其正当权利，可以对游行示威的举行予以条件限制，如游行路线等。组织者、参加者故意违反限制要求的构成犯罪，教唆他人违反的亦构成犯罪。如果警察局长认为仅仅以限制性条件不足以防止上述不良后果，可以向当地议会申请、经内政部同意禁止令，在某一时间内（最长6个月）禁止任何人在一定区域游行示威。明知有禁止令而组织、参加或者教唆他人参加的构成犯罪。对于集会，基于上述限制游行示威相同的理由，高级警官可以在集会地点、持续时间、参加人数等方面予以限制。违反该规定的集会组织者、参加者和教唆者构成犯罪。该法第14条规定了侵权性集会（指有20人以上参加），即集会的拟举行地公众无权进入或者只有有限进入权，而该集会又未获得土地占有人的许可，由此会导致对该地社区生活的严重侵扰，或者使该地具有历史、建筑、考古、科学价值的土地、建筑、纪念碑遭到严重损毁的，警察局长可以向当地议会申请、经内政部同意禁止令，禁止在某特定时间、特定区域进行集会。明知有禁止令而组织、参加、教唆他人参加集会的构成犯罪。如果警察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是在前往被禁止进行的集会的路途中，可以阻止其前往集会地，不服从警察指挥者构成犯罪。上述违反有关游行示威、集会管理规定的犯罪均属简易罪，处罚方式以罚金为主。对于上述行为的实施者，警察无需逮捕证即可逮捕。《1967年刑法》第3条规定，为了预防犯罪，确保执行逮捕犯罪人、嫌疑人以及在逃疑犯，任何人都可以采用适当的（reasonable）强制力。这项针对所有公民的授权，当然也适用于警察。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警察在实施其他法定权力如盘查、路查等措施时，于必要情形可以采用强制手段。《1984年警察和刑事证据法》第1、2条规定，警察在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人可能携带被盗物品或违禁物品，或者车辆上装载有上述物品，在公共场所可以对嫌疑人、其车辆及车上的物品进行盘查。《1994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60条授权警察为防止暴力事件发生而实施盘查、扣押。如果督察（inspecto）r或更高级别警官有合理理由认为涉及严重暴力的事件可能会在本辖区发生而采取盘查措施是有效的阻止手段，或者某人没有正当理由而携带危险物品或攻击性武器，可以授权警察盘查行人并检查其随身物品或者对车辆和司机进行检查。在检查中，警察如果发现危险物品或者其他疑似攻击性武器的物品，可以没收该物品。拒不接受盘查的行人和司机构成犯罪。在治安事件现场，警察基于上述法律的规定，有权对嫌疑人采取盘查措施，以避免犯罪行为发生。《2005年严重有组织犯罪与警察法》扩大了警察的逮捕权，增加了对在议会广场附近进行示威活动的限制，是一部倍受争议的法律。该法第110条规定，警察基于合理理由（嫌疑人身份、住址不明，为预防嫌疑人侵害自身或他人人身，预防财产损毁，防止其他违法行为，保护儿童和弱者等），有权无证逮捕可能实施犯罪或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罪的人。在治安事件处置现场，警察有权当场逮捕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嫌疑的行为人。该法第132条规定，任何人组织、参加在指定区域公共场所进行的示威活动，或者自己独自在上述地点进行的示威活动，必须向大都市警察局长申请许可。如果在示威活动开始时尚未获得许可，上述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1986年公共秩序法》第11条规定的示威游行活动不适用本条规定。第138条就指定区域做了说明，具体区域由内政部确定，但不得超过距议会广场直线距离一公里。在距议会广场一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议会、唐宁街、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重要国家机构与宗教场所。警察局长接到申请后可以出于维持秩序之需要对示威活动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噪声限度等做出限制，组织者、参加者和个人示威者必须遵守，否则构成犯罪。
（三）普通法上的妨害公共秩序是警察处置治安事件的重要法律依据
妨害公共秩序这一概念在普通法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但是长期以来英国法官并没有就其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直至1981年的女王诉豪威尔l案中法官才给予解释。该案有关妨害公共秩序行为构成要件的分析为大部分法官所接受，成为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观点。女王诉豪威尔案基本情况如下：1978年9月2日，约70名年轻人在某私人住宅聚会。至第二天凌晨，他们仍在狂欢，甚至在住宅外的街道上大声喧哗，严重影响其他居民休息。警察接警后到现场处置，要求这些年轻人或者回到聚会住宅或者回家，否则将以妨害公共秩序为名实施逮捕。其中几个年轻人（被告豪威尔是其中之一）缓慢离开并大声喧哗，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共秩序。两名警察跟随他们，以防他们返回事发地。在这一过程中，豪威尔继续大声为自己行为辩护，警察上前实施逮捕，未及说明逮捕事由，豪威尔拳击警察脸部，双方扭斗，其后豪威尔被制服并被逮捕。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警察的逮捕行为是否合法，即豪威尔凌晨在大街上大声喧哗是否构成妨害公共秩序。如果答案为否，则警察的逮捕行为不合法，豪威尔的反抗也就不构成犯罪。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只有在行为人实施或威胁要实施的行为确实导致某人人身受到伤害，或者当面侵害受害人的财产，或者可能会产生上述危害，或者已经发生的危害使某人感到恐惧，其行为才构成妨害公共秩序”［6］。法官在论述中提到了“暴力”要件，并为之后的判决所认可，即行为人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行为是构成妨害公共秩序罪的要件之一［7］。对于妨害公共秩序行为人，警察可以实施无证逮捕，这是普通法给予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一项权力。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妨害公共秩序本身并不是一种罪，因此被逮捕人应当以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扰乱等罪被。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主要是一项管理和预防性权力，旨在防止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事件的发生。在斯蒂尔诉英国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项权力对于警察处置治安事件的作用。该案涉及三起事件的五名当事人。第一起事件的当事人海伦•斯蒂尔l与另外60人一起企图阻止猎杀松鸡。当她径直上前阻止射击时，警察以妨害公共秩序为由将其逮捕。第二起事件的当事人参加反对高速公路扩建的抗议活动，多次闯入施工工地。当她站在挖掘机下阻止施工时，警察以妨害公共安全为由将其逮捕。第三起案件的三名当事人与另外三人一起抗议军售。他们散发传单，打起“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旗帜，警察以妨害公共秩序为由将其逮捕。五名当事人以逮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公民自由权不受非法剥夺为由向欧洲人权法院。法院的结论是：第一起和第二起事件当事人被逮捕符合英国法律规定；第三起事件当事人的行为完全是和平的，警察的逮捕不符合法律规定［8］。由此可见，警察在处置示威、游行事件时可以以妨害公共秩序为由逮捕行为人，而这种权力获得欧洲人权法院的认可。除了逮捕权，警察也可以防止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发生为由行使禁止、限制、阻止权。在邓肯诉琼斯一案中，包括邓肯在内的30余人准备在某一失业人员培训中心外集会，警察上前制止，让他们在175码之外的地方进行，理由是14个月前他们曾在同一地点集会，并导致培训中心内发生扰乱性事件。事后，邓肯曾多次试图在该地点集会。当日，警察预感有可能出现妨害公共秩序的结果，遂予以禁止。邓肯不听从禁令，试图发表演讲，被警察逮捕。法官认为，虽然尚未出现堵塞公路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但警察对于有可能出现妨害公共秩序行为的预期是合理的［9］。在皮丁顿诉贝特一案中，18人到某一印刷厂进行纠察，该厂有前后两个门，当时只有8名工人在工作。警察提出每个门只要有两名纠察就足够了，皮丁顿拒绝并推搡警察，企图加入后门的纠察行列，被警察逮捕。法官做出与邓肯案相同的判断，认定警察的限制和逮捕行为具有合法性［10］。在莫斯诉麦克拉克伦一案中，警察在距四个煤矿几英里之外的高速公路路口阻止准备前去煤矿参加罢工的工人。当莫斯等几十人出现时，警察告之如果他们继续前行，将构成妨害公共秩序而遭逮捕。莫斯等人试图强行通过，遂遭逮捕。法官认为，从事发地与煤矿的临近度、当事人所乘坐的车辆情况看，警察采取防止罢工事件事态扩大的预防性措施是必要的［11］。上述案例表明，妨害公共秩序并不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这为警察行使权力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且，警察不仅可以对已经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采取措施，还可以为防止其发生而对行为人予以限制，这对于治安事件的防范与处置无疑具有重要作用。《1986年公共秩序法》通过后，妨害公共秩序概念仍然存在，并且依旧“在警察处置治安事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12］。
内容提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两种处罚的协调首先表现在处罚种类的协调,可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和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保留行政拘留和拘役,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缩短行政拘留期限,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并增设相关法律措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存在证据规则不规范、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听证程序名不符实、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等问题。两种处罚的适用衔接学理上采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适用程序上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从法律层面上讲,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两种性质的处罚,然而就其处罚对象来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行为在违秩序、危害社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两种处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的提出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
两种处罚协调问题,实质上是考量两种处罚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处罚体系则可以理解为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那么,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协调即围绕着惩罚违法行为(包含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相互配合适当的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发挥良好的处罚作用。治安管理处罚体系构成要素包括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关法律措施和处罚程序;刑罚体系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
研究两种处罚的协调,在于两种处罚权经常交织在一起而发生矛盾,进而影响处罚的效果。诸要素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发挥惩罚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的作用。如涉及诈骗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设定了宽泛意义的诈骗,即凡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都是诈骗。刑法则以骗取公私财物的方法不同设定了多种诈骗罪,构成这些不同诈骗罪的骗取财物起点数额亦不相同。除了一般诈骗罪外,常见的还有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构成犯罪的数额起点从5000元以上到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如集资诈骗,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是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起点。①不足起点数额的,其诈骗不构成犯罪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诈骗行为范畴。由此可见,诈骗行为包含的诈骗数额差异非常大,法定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显得单调和力不从心(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②)。就集资诈骗罪而言,法定刑罚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③处罚层次从高到低较丰富,且罚金数额较大,基本上达到不使行为人在经济上获益的目的;而诈骗数额达数万元的(集资)诈骗行为受到的处罚既不能安抚被侵害者,更不能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因而处罚不协调。再如,北京奥运会期间许某以1万元出售了3张每张面值800元的田径比赛门票,从中获利7600元,许某以倒卖有价票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行政拘留处罚,④法定治安管理处罚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⑤假如倒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构成倒卖有价票证罪,法定刑罚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⑥1000元以下罚款针对获利7600元与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针对更多获利,都不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行为人严厉处罚,因而处罚不协调。
(二)两种处罚协调的基础
两种处罚之所以能够协调,不仅在于两部法律目的一致、功能相同、处罚的对象关系密切,更主要的来源于权力的制约和交织。
西方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以防止权力滥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实行权力制约,授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由于行政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为提高行政权运作的效率,法律会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司法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治安管理处罚权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其价值和出发点,讲求效率,同时也遵循公正原则;⑦刑罚权(或说司法权)以公正为其最高价值,但也兼顾效率。因而在立法和执法中,两种权力交织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和趋势,诸如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引进司法程序、告知制度、听证制度以及处罚决定后可以提讼等,保证公正的实现;而刑罚中的自诉、刑事和解等,又是行政权的典型表现。
二、处罚种类缺失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两部分:一是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二是相关法律措施,主要有收缴、追缴、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行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责令改正、取缔、强制性教育措施。
刑罚种类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主刑,二是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本文重点分析罚款与罚金、行政拘留与拘役、非监禁处罚与管制和相关法律措施。
(一)罚款与罚金
治安管理处罚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核心也是其与刑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量设定财产罚,这也是各国和地区行政处罚法律的典型标志。
如德国《违反秩序法》处罚种类主要是罚款,也有没入和警告,罚款幅度一般为5马克至1000马克。罚款之适用非常详尽,明文规定:罚款之处罚以违反秩序的种类及行为人所应受非难程度为衡量基础,亦应斟酌行为人的经济关系;罚款得超过行为人因违反秩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法定最高金额仍不足以符合上述规定时,科处得超过法定最高金额之罚款;过失行为之罚款,仅得处以规定罚款最高金额之一半。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罚锾是六种处罚种类之一,但罚锾的适用达到了该法分则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种行为。该法分则从第63条至91条共设29个条文,其中罚锾和拘留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文计13条,其他16个条文都是罚锾处罚或者少量的罚锾与申诫、勒令歇业、停止营业的选择或并处。也就是说,每种违法行为均可能处以罚锾处罚;而且规定罚锾逾期不完纳者,警察机关得声请易以拘留;在罚锾应完纳期内,被处罚人得请求易以拘留。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都非常注重罚款处罚及其适用,甚至用剥夺人身自由来保证罚款的执行:(1)每一类违法行为均可能受到罚款处罚;(2)对罚款处罚考量各种情形,分别予以从重和从轻处罚,如从违法行为中获取大于处罚最高幅度的经济利益的,从重处罚,过失行为则从轻处罚;(3)易科拘留保证罚款的执行。
相比较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罚款的设定有以下缺失:(1)罚款数额偏低。对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以及大量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罚款数额最高1000元尚不足以达到惩戒违法行为人的效果,尤其是经济违法行为。如前所述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集资诈骗行为,其侵犯财物数额动辄上万元,而对其罚款最高1000元的处罚显然偏轻。尽管还有行政拘留处罚,但最高拘留15日的惩戒效果远不如高数额的罚款。(2)罚款适用范围狭窄。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罚款和可以选择罚款共32项,占处罚总项的25%,显而易见,罚款处于附加罚的地位,与其行政核心处罚地位大相径庭。(3)保证罚款及时执行的制度尚未建立。与拘留直接送达拘留所执行不同的是,罚款执行设定了罚缴分离原则的一般缴纳程序和当场缴纳程序,而当场缴纳不能实现的转为一般缴纳,一般缴纳程序有期限选择,而我国现在尚无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由于一些公民的法律意识较弱,相当比例的罚款缴纳不能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法律设定了强制缴纳措施,但从其效力来看微乎其微。
刑罚的罚金刑依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即依据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决。刑罚发展至今增加了新的内涵,如为避免监狱内交叉感染的非监禁化,为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非犯人烙印化以及总体趋势的刑罚轻缓化等,罚金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特点是:(1)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适用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皆涉及经济犯罪。(2)罚金数额既原则又灵活,且没有上限,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确定三种形式:规定罚金下限不能少于1000元;规定相对确定的罚金数额,如集资诈骗罪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以违法所得数额或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或数倍的罚金。(3)单科罚金的法条过少,一般都是与自由刑并处,因而是附加罚的地位,影响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罚款与罚金刑的协调可考虑:(1)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或者罚款与其他处罚种类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款、项,使罚款居于核心处罚的地位;增加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尤其涉及经济的犯罪。(2)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与罚金刑衔接。(3)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在当前相对确定罚款数额的基础上,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
(二)行政拘留与拘役
行政拘留(本文简称拘留)是六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含两种附加罚)之一,拘留期限为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20日。就拘留处罚的设定来讲,如前所述,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行政拘留和可以选择处行政拘留(包括并处或者可以并处罚款)共四种形式84项,占处罚总项的66%,有的尽管是并处或可以并处罚款,但以行政拘留为基础,与罚款设定情况相比,可见行政拘留已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刑罚的拘役设定为主刑,且分则中70%以上的条文都有拘役,因此,这种短期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分别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的主要处罚种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还是刑罚,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被认为是能够促进违法犯罪改造的较好的处罚方法,但也正是短期自由罚使违法犯罪者丧失对人身自由拘禁的恐惧,且极易交叉感染而再犯。
德国《违反秩序法》来源于原德国刑法的违警罪,违反秩序行为是整合违警罪而来,在其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违反秩序法》中,并没有将短期自由刑带进该法,而以罚款为主。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拘留处罚来源于1947年的《违警罚法》,发展至《社会秩序维护法》时,只有一少部分行为选择性地适用拘留,拘留期限缩短为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5日,且拘留的决定权由法院行使,显然是废除或减弱行政处罚中的剥夺人身自由权。
笔者认为,依据我国历史渊源和当前社会状况,行政拘留和拘役依然可保留,但二者处罚的协调应当考虑:(1)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变其主要处罚形式为可选处罚形式,针对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情节严重者适用;拘役除应包含行政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外,其他各种犯罪亦少用为好。(2)缩短行政拘留期限至7日以下,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同时也避免交叉感染;拘役期限可保持不变。
(三)非监禁处罚与管制
刑罚的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是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而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的非监禁刑,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范围较宽。这种处罚一方面不影响罪刑较轻的犯罪分子的劳动、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利于改造;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罪刑较轻者在监狱中交叉感染,又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当前在实践中,管制刑形同虚设,原因在于管制刑的执行难以操作,尚无合理的执行程序。同时,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与上述减弱行政拘留权的思路匹配。
(四)相关法律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法律措施是非处罚性质的措施,他们与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治安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措施,能够及时恢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8条规定,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对组织者予以处罚。在此种情形下,立即“停止活动”显然要比事后对组织者处罚重要得多。
刑罚中可考虑增加辅助处罚的法律措施,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及时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如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旅馆,负责人组织构成组织罪,依照《刑法》规定对组织者处以刑罚,但对该非法旅馆如何处置,《刑法》并没有规定。尽管有相关法规可以对其处置,但在《刑法》中设定取缔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取缔措施则更加科学;假如该旅馆具有合法资格,可在《刑法》中设定吊销许可证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吊销许可证措施(吊销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种类,但作为刑罚的相关法律措施并不矛盾)等。于此情形,刑罚具有优先权,任何行政机关可依照刑事判决依法履行职责。《刑法》中设定了法律措施,在对行为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既可控制该旅馆,也可避免尚未最后判决行为人是否有罪旅馆即被查封的后果,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刑罚执行后应当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类似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人,刑罚执行后应当在一定时限内不得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获取的信息告知于他人,或者在一定时限内不得使用计算机或者不得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当然这种法律措施更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管制刑、罚金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长期自由刑和无期自由刑不存在上述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可考虑设定警告、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罚(非监禁罚)、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与现行法律相比,罚款数额增加,拘留期限减少,限制人身自由罚期限最高20日或30日(以有别于管制刑)。刑罚种类可考虑设定主刑罚金、管制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另设相关法律措施。在此罚金成为主刑,设定管制刑的执行程序,拘役适用范围包含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同时适当扩大其他犯罪的适用,总体适用范围不宜过大。
三、处罚程序缺失分析
刑罚是司法权,实施刑罚适用司法程序,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刑事诉讼法规范,并随同刑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阻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主要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
(一)证据规则不规范
证据的基本范畴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关系、定案依据与非定案依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以及其他证据规则。证据是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的核心,没有证据也就无所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中的证据适用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个价值100元的财物被损坏的案件,行为人和被侵害人对事实和财物价值无异议,那么此财物价值还要否进行鉴定?再如一个伤害案件中,行为人将被侵害人胳膊打出一块淤青,这种伤要否鉴定?当然从总的证据适用原则来讲,这两种情形应当进行鉴定,但办理治安案件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其效率则大打折扣;而且从行为人和被侵害人角度看,是否合情和必要也值得讨论。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治安管理处罚的证据规则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只是笼统规定,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依据。这种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均不明确,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违法行为人和公安机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公安机关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即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对部分证据规则作出规定,其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证据规则可分为两个层次,由法律设定最基本的证据规则,如证据的法定形式、定案依据与非定案依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等,再由部门规章对其进行细化以方便操作。
(二)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
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的混乱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盘查权的禁止性适用规定。盘查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控制违法嫌疑行为人的一种必备的手段,各国都有类似权力的设定。为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滥用盘查权,公安部了部门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据我们了解,自该规定施行以来,实践中盘查权的继续盘问因为苛刻的适用程序而无法适用。诚然,公安机关在以往适用盘查权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将此权力通过部门规章进行控权性解释而完全控制不得适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公民住所检查权的约束。为保证公民住所不受侵犯,针对涉及案件的公民住所的检查应当予以控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是必要的,但此规定过于机械而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如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等,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时,依然要求检查人员开具检查证才能实施检查,显然不合情理,也违背了人民警察依法及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宗旨。但此情形由规章《程序规定》予以扩权性解释,尽管满足了实践需要,却违背了法治原则。
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是规范盘查权适用程序是必要的,但应当在立法本意下进行;二是能动性是行政权行使的一项原则,为防止其能动性变成滥用,当加强权力监督,而非限制权力本身。对于第二种情况,则属于立法的缺陷,应通过法律“修正案”形式进行补充,而不能由部门规章设定。
(三)听证程序名不符实
听证程序作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事中监督,在中国的行政程序中至关重要。《行政处罚法》专节规定听证程序,《程序规定》更是用了专章四节规范听证程序(不仅仅是规范治安管理处罚,还包括其他公安行政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却甚少适用听证程序。究其原因,一是听证适用的案件范围过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规定,吊销许可证以及处2000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吊销许可证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4条第3款的一类行为;2000元以上罚款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62条、66条等规范的17种行为(以公安部的《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为标准),约占全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前述标准)11%,其中除了第70条规范的行为和第73条规范的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行为处拘留并处罚款外,其他行为均是处拘留可以并处罚款。因此,上述11%中又有大量行为实际上没有被并处罚款或者罚款达不到2000元而行为人无权要求听证。二是拘留处罚的听证问题。如前分析,拘留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拘留又是治安管理处罚甚至是整个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行政处罚法》第9条强调规范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拘留的暂缓执行等替代听证程序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因而拘留被排除在听证程序之外只能使听证程序处于尴尬境地。
(四)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
相关法律措施不是可有可无的,能够发挥处罚本身不能发挥的作用。现在相关法律措施作用弱化,由于程序不健全,影响其发挥良好作用。从治安管理处罚的功能看,设定各种处罚种类正是发挥其惩戒功能,使其体验违法而受处罚的苦痛,如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等。但是处罚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处罚的最终效果。因此,法律中设定一些相关法律措施,依据其主观恶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等适用,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这些法律措施同样具有法律强制性,涉及人身或财产权利,因而必须附加相应的适用程序,才能发挥良好作用,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处罚的不足,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从现在的立法来看,恰恰缺失程序的设定,给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滥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
四、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衔接
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实践中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处罚适用衔接;二是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一)处罚适用衔接
1处罚适用衔接的基本原则。处罚适用衔接是指在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如何对行为人适用处罚。现在理论界有三种主张:(1)选择适用说,或称替代主义说。该说认为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选择一种处罚,不能并用,且按照重罚吸收轻罚的原则,选择刑罚处罚。(2)附条件并科说,或称免除代替说。该说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处罚上可以并科,但是任何一个处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一个处罚时,可以免除该处罚的执行,即执行上的免除。(3)合并适用说,或称双重适用说。该说主张既适用行政处罚,又适用刑罚。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处罚适用的衔接原则。《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我们认为,这两条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选择刑事处罚;二是假如已经行政处罚的,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应当再选择刑事处罚,是上述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首先适用刑罚,假如由于其他原因适用了行政处罚,应当还要适用刑罚。这种适用原则是合理的,从其具体适用上也可以验证。
2处罚适用衔接的应用。
(1)性质相似的处罚的适用。性质相似的处罚即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或是刑罚种类同属于人身自由罚或财产罚,如行政拘留、拘役和有期徒刑、罚款和罚金,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假如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要选择刑事处罚,而将行政处罚予以折抵。(2)性质不相似的处罚的适用。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再选择行政处罚。如选择适用了有期徒刑,但行政处罚对此行为规定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再选择罚款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假如先对其作出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处罚,还要选择适用刑事处罚的人身自由罚。(3)免予刑罚处罚后,选择适用行政处罚。(4)不予刑事处罚的,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如15岁的未成年人盗窃财物价值上万元,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不予刑事处罚,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依据上述处罚适用衔接原则,处罚程序适用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即同一案件既是治安案件又是犯罪案件,首先选择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再选择行政处罚程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5条规定,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包含:一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同案犯中只要一人涉嫌犯罪,全案移送主管机关调查、证实其犯罪;三是同案犯中有不构成犯罪的,移送行政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这样既可解决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再选择行政处罚适用程序的效率问题,降低执法成本;进而可考虑由同一法院对“同案犯中不构成犯罪的”一并作出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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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燕,杨忠民1刑法学1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62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在下列几个方面对《条例》做出修订完善。
一、要将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活动补充进《条例》，并增加有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
现行《条例》是1986年9月5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后又于1994年5月12日根据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做了部分修正。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基本能够适应对易于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惩处的需要。而十多年之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治安管理的客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如娱乐场所、网吧、游戏室等，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违法行为方式，对这些新出现的管理客体和违法行为，虽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规、规章等，但仍不足以规范和惩戒。如参与，少量使用假币，拾到他人少量财物拒不交还，少量制造、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得比照使用相类似条款认定为违法行为并裁决处罚，这样，就致使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行为人逃避了打击。
在现行《条例》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只规定了应由行为人或其监护人对被侵害人采取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检讨、消除影响等方法，而根据司法实践，对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经济责任，因此《条例》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有关规定，对因各种伤害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失的，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处罚幅度偏轻，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个体经济支付能力也随之提高，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条例》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行为人来说不会产生切肤之痛，尤其是对沿海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违法者来说，更是不痛不痒。这方面，也应该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大罚款幅度。
同劳教、强制戒毒等行政性强制措施相比，治安拘留也显得幅度比较轻，劳教可以处三年，强戒可以处九个月，而治安拘留仅仅才15天，也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对有关办案程序方面规定得不很全面，应将《人民警察法》中所规定的传唤、留置盘问及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告知、复议、申诉、听证、诉讼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吸收进来。
现在，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对办案的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正在逐步得到克服，而在实际运用当中，《条例》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仅规定了传唤、讯问、取证、裁决和申诉、诉讼等内容，而对留置盘问、事先事后告知、复议、听证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进来，对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又分别规定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因此，《条例》应将留置盘问、告知的内容和传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具体要求直接吸收进来，以进一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完整性。
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和废止有关内容。
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变化和治安管理客体的复杂多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职能部门不断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通知、文件等，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制戒毒办法》《关于严禁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等，从性质上看，这些法规、规章和通知等都属于治安法规体系，有些是对《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有些是对新出现问题的规定，这些法规、规章、通知等由于不在同一部法规中，执行起来就比较难以把握，甚至有些规定还不为具体办案人员所知，除此外，还有许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有时还会出现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处罚规定，这样就难免造成法出多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也容易使一些违法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
此差距有两层含义，一则为：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或严刑酷法或藐视枉法；一则为：治安惩罚条文繁多，而实践中却不能按其原则实施从而漏洞百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背离法律原则一方面是因为皇权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背景时而变化使得法律无法及时更新。皇权干扰治安职能的司法程序。皇帝的圣旨包括他的御口所出之言都被当成法律，任何人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凡是冒犯皇帝的人，不按规定的任何司法程序及法律依据，只是凭皇帝的个人决定来执行，为此皇帝还专门培养了自己的爪牙，这些爪牙多半由厂卫充当。以明代骇人听闻的廷杖、法外刑为例来释疑：廷杖由锦衣卫、司礼监来执行，并按事件的性质，规定不同的惩罚力度，实施廷杖后往往要被下诏狱，从表面上看，他好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但实质上只是代表了皇帝个人的，以皇帝的喜怒为准则，从而严重地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法律程序。如按规定：犯罪或违反治安规定的客体，先由侍卫逮捕或缉获送入大狱，[1]再由专门的审判机构来审理，京师的案件主要的审判机关以三法司为主，其具体程序为：一般的京师案件，初审由刑部或都察院来完成后移交大理寺复审，大理寺的审判就是终审，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案件只有二个审级；重大的京师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时的会审有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完结后的第二审，也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大理寺复审后的第三审，对于一些京师情节重大的案件也有可能是第一审。可以看出原则上“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鞠问，或主评审，权奸不得以恩怨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生重轻。”[2]移送刑部或都察院审理之京师案件，由通政司准行，由五城兵马司或五城御史或锦衣卫或东厂或六科给事中或其他五府及六部衙门参送。[3]即使廷杖，锦衣卫拿人犯也必须持有刑科签发的驾帖，在《三垣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侍，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4]
但是在实践中，廷杖、法外刑实质上依据的是皇帝或权臣的喜好及阴谋，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施。如舒芬谏南巡受杖，最终在嘉靖年间议大礼义而又被杖，在明人著的《静志居诗话》中记载“舒芬首犯逆鳞，毙于杖”，[5]本来应交由三法司以法量刑，结果则当场捶死。又如谢肃“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乃下狱，狱吏以布囊压死。”[6]谢肃再三辩驳也是无济于事。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铣，惹怒了刘瑾，“瑾怒，矫诏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7]看来权臣也可以乱施刑法，无论是上疏不当或劝言还是忤逆，只要皇帝及权臣认为不恰当就可以实行廷杖，且不说朱厚照时两次廷杖人数将近一百六十八人，打死一十五人。[8]法外刑更是惨不忍睹。诏狱也是屡见不鲜，若投入此中，其悲剧可想而知，如“泉孟昭心多测隐，为刑官三十年，初入狱，见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被鼠夜啮，流血涔涔，甚悯之，遂买数猫置狱中，鼠患顿息。囚多感泣。”[9]朱元璋在胡惟庸、蓝玉两案中就杀戮达数万人之多，以至于到朱祁镇时，达到狱舍不能容，而在城西武库隙地增置之，魏忠贤当政期间，更是大兴诏狱，草菅人命。被他害死的朝臣不计其数，从第一次兴大狱，处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开始，又相继害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苏继欧、张汶，吴怀贤等。所有这些行都严重偏倚了治安的实施原则，从而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司法程序，它实质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色彩，在明代尤其表现明显。
（二）治安条文、规制繁多，而治安实践却漏洞百出。明代法律制定严格细化，规制繁杂冗多，但是由于明中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趋于败环，一些治安实施机构不尽其职，上层决策领导阶层不能做到调发自如，许多隐藏的治安客体渐渐浮出了水面，致使社会秩序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治安机构的渎职也使一些法律不能有效的贯彻下去，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就《大明会典》《大明律》以及相关的法规对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及惩罚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备化，细致化了，而这些法律在实践过程中却与实施原则相差甚远。
以宫廷保卫为例：《明会典》中侍卫人员明确规定：凡宫禁宿卫及皇城门守卫人应值不值者，笞四十，以应宿卫守卫人，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六十，以别卫不系宿卫守卫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钤束不严及容情故从，所管军人离值，点视不到，十名以上者，各杖一百，……。凡各处城门应闭而误不下锁者，杖八十，非时擅开闭者杖一百，京城门各加一等，其有公务急速，非时开闭者，不在此限。若皇城门应而误不下锁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非时擅开闭者绞，其有旨开闭者勿论。
如此严密的宫禁制度，却发生了万历时的“挺击案”，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竟然冲进二道宫门，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试图加害于太子，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将之捉拿移交东华门守卫监收，一人独闯深宫，竟能冲破几道宫门直入殿檐，挺击太子，这正说明宫廷内太子治安的漏洞。
再以万历年间的“红丸案”为例，看看膳检诊录的治安漏洞。
案例：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三十一日，明光宗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御进的三颗红丸，九月初一早上突然驾崩。事后，首辅方从哲奖励了李可灼，后不久李又被流戍边远，内臣崔文升发配到南京充净军，方从哲仍安然无恙。
分析：（1）红丸的由来。内医崔文升不能立治光宗之病，李可灼便炼制了红丸仙丹，先给皇帝吃了一颗，由于效果不错，皇帝要求再御进，此时李又御进了二颗。（2）内幕。按照宫规，皇帝的诊脉、开药要经太医院及御药房太监的监督尝试，并对所进之药进行药理分析，确保安全后，方可服用，如此重要的进药，虽然与太医院的御医讨论过，而太医院也不同意此种治疗方法，李可灼本人也知道红丸服用剂量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如此冒险的行为太医院为什么没有阻止反对呢？李可灼难道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而赢得皇帝的赞赏吗？为什么方从哲要奖励李可灼？（3）推断。方从哲是由郑贵妃引荐的，方又与李可灼关系甚密，因此这可能是由郑贵妃指使下李可灼御进红丸蓄意谋杀皇帝的一个治安案件。（4）治安漏洞。按照规定，太医院要检测药性，所进之药也必先由太监尝试。太医院没有尽到查检药理作用的责任；司礼监也没有安排好御进药品的服用与监督工作。
以京师消防治安管理为例：《明会典中》明确规定“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0]，从治安职能中消防管理也可以看出其制度相当的完备。消防管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扑火救火的过程，它的职能包括：昼夜由专人巡视城区，接受火灾报警，指导灭火、救火，并在救火的过程中防盗、防暴，组建火灾预防设施，制定防火规章制度并监督其实施情况等，可见它是一个防火、扑火、救援、保民、保财的完整系统。北京人口众多，房屋密度大，如果发生火灾就对官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明代对消防的管理也十分重视。并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
1、组建消防设施及救火队伍。首先，宫殿等易是发生火灾的地方建立许多外灭火的设施。明代在宫廷里用金属铸造了若干个大水缸，每口水缸高一米多，直径也有一米左右，重1500多公斤。缸内存水2000多升，每天安排太监往缸内挑水，以保证不时之需，冬天为了防冻，还要给水缸套上草垛或棉絮，此外还得预备好麻搭钓索等救火器具。皇宫内的护城河以及宫城内的金水河，除了有军事防御功能外，又解决了附近建筑起火时的水源问题，也算是和种类型的消防设施。为保证皇帝的銮仪仗仓库，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墙，每隔7间房屋空出1间，并将这间房的四壁砌成无门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后封砖盖瓦，实质上是一种防火隔离设施[11]。在京城内外，按其规定以一定的尺寸挖若干眼水井，所有柴草堆垛都要用泥巴涂抹，城墙上要放盛水容器，贮存砂土，准备长斧、锄头等救火工具。除此之外，明代还组建了一支救火的灵活快速反应部队，称之为“火兵”火兵与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相互配合，以防城内火灾的发生。
2、夜巡督察。明代北京和前代都城一样，夜间以击柝敲梆方式提醒民众防火防盗。而在京城中，红铺七十二是专职的防火防盗机构，并形成了铜铃夜巡制。皇城外红铺七二座，铺设官军十八夜巡，铜铃七十有八，派军役一一摇振，环城巡警。除此之外，在京城内外巡逻的官军及附近居民一但发现火灾，应及时迅速地报告给本城兵马司，兵马司率官军火甲前去扑救，附近的居民要义不容辞的协助，《明会典》就记载：“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2]，若坐视不管，官员及百姓都要以罪论处。消防的原则是“以防为主”，因此，在城内除了设置防火设施外，还应开展大力宣传及稽查工作，在巡查时，禁止遇大风而通夜张灯烧纸，如遇雷电更要加大巡逻力度，在夜间，无论宫外还是宫内，都有人专门巡查督促定时熄灯，以断火患。平时政府派人走街串巷，检查火禁的执行情况，清查一些容易发生火灾的隐患，特别注重粮仓、火药库等容易起火的地方，每日总甲1名，火夫5名，沿门轮流督查。
但是仅《明实录》就记载了如此多的火灾现象，这无疑又说明了消防治安和漏洞。如下表：
这此都说明了在明中后期，治安实践已经背离了治安实施的原则，从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之后，中国古代法制观念才开始系统的发展起来，历经数朝礼法之争，到了明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明政府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明其理，但是却不能运用到实践中，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已经腐朽的统治，但是这种方式未起到预期的效果。
二、特务政治在治安管理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历朝的统治比较，明朝非常重视特务政治的统治，因此，在他的管理制度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这种思想，当然，治安作为明代重要的管理制度之一，特务政治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务机构分驻在全国各地，在京师中驻守的主要有锦衣卫，东西厂。厂卫中除锦衣卫之外，其余都由宦官来把持。此为明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它在皇帝的保卫及京师的社会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充当皇帝的耳目，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皇帝除了自己的亲军侍卫外，主要从事保卫及稽查工作的就是厂卫，厂卫实质上就是皇帝的私人警察。特务政治中的厂卫相互倚结从而构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特务的职责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他们通过和下层的一闲散人员集结，以“听记、坐记、打事”的方式访缉京城各个区域，对所有的官员及百姓都有监察与监督之权。宪宗时，妖人李子龙以左道幻术迷惑宫禁侍卫，夜入万岁山共谋不轨，企图发动，但被锦衣卫缇骑秘密侦稽识破，朱见深对它的这支私人卫队更是信赖，并任自己的心腹内侍御马太监汪直为耳目行西厂之事，汪直果然不负帝望，使人数不但超过东厂，职能也更加完备广泛，其员着华丽之衣、操京师口音，以旧灰厂为办事大堂，言承密旨，妖狐夜出，侦察皇亲国戚、大臣要员，密辑京城巷闾之民、穷乡僻壤百姓。这此厂卫使皇帝个人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他们与下层一些流氓、恶棍联结为一体，压制其它的治安机构，并大兴诏狱，权限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14]的混乱局面。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的治安，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的生产生秩序，只是在保卫皇帝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古代治安管理的主要任务来看那就是保证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人身安全，这是第一位的，达到这个目的就算是有效的实施了其治安职能，从这一点来说，这种政治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二）在其他治安管理务政治也承担了许多治安任务。明代中后期，社会混乱，治安任务繁重，许多治安机构不能各尽其职，在这个时期，特务政治就能发挥它与生俱来的重要职能。明后期兵马司的人数增加，但是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治安状况。明后期，社会生活靡然向奢，越礼逾制成为社会的风尚，民间社会也是游杂多变，人人自危，奸顽之民大肆猖獗，寻衅闹事；市闾游逛，不务生理，招摇撞骗，城市治安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弘治之末，设捕营参将把总等官，专捕盗事，武宗正德初年，又在京城内添设把总二人，每位把总下辖四名军官，每经负责城内外的巡逻与捕禁之事，在正德十年，嘉靖六年以及万历二十年，因京师多盗，各个机构又治事不力，管理松懈，又先后增加了巡逻士卒，到万历，京师又增提督一名，参将二员把总十八个，巡逻士卒达一万一千人，但这时明代已进入穷途末路，用强化专制制度的方式来校正整个日渐没落的世风实乃扬汤止沸，既是政府的实施力度再大，但内部的官员大部分却是荒于职守，导致京城内外盗贼猖獗，流氓恶少充溢市闾，地棍无赖横行乡里，政府屡禁不止，难以尽绝。在这种窘境中，皇帝更多的反应是：
“京畿多盗，命都察院锦衣卫各遣官擒捕，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官校扰民。”[15]“命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端捕盗于顺天、保定二府，时京城内外多盗故也。”[16]“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17]“时京师多盗。……仍乞命锦衣卫兵马司、各卫巡捕官，每夜各卒旗校、兵牌、火夫、军人十五名，于所莅地方巡警。”[18]“‘京师属有一人杀一家三人者，又有日中杀人者，今尚不不获，乞严为之禁。’上命停巡城御史及巡捕官俸，现限捕之。”[19]“召锦衣卫官于日升，刘侨跪槛外，上曰：‘京城内外盗贼纵横，严行缉捕是尔等职掌，如再玩忽，当即处治。’”“帝以‘城内劫杀屡闻，城外道路梗塞，锦衣卫东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门职掌安在？乃令盗贼充斥至此。’责令回话”[20]
京城内外的巡察缉捕等任务，本是由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来承担，而锦衣卫虽然有这个权力，但不是它的专职，从以上史料可见看出：在明中后期，遇到一些治安问题，皇帝大半让都察院、锦衣卫去解决，对于一些不渎职的机构如五城衙门，一同与锦衣卫治罪，可见锦衣卫已经理所当然的成为京城治安的主要力量，责无旁贷的担任起京城内外捕盗之事，锦衣卫也奉皇帝旨命，专理捕盗奸事，如“有强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俞肆。锦衣卫指挥使陈玺令止千户赵承章捕之”，[21]这时的五城兵马及巡城御史也因明代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而不能尽到职责，相反这时特务政治却是皇帝及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本来社会治安管理就是以统治者为中心以保护皇权为目的的，所以这时的特务政治在北京治安管理的职能实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治安管理制度充分突出了以保卫皇帝为中心的特色
（一）从皇宫的建筑上来看。“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22]而皇帝以天帝之子自诩，他居住的紫禁城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中心。《荀子·大略》中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实质上这是中国天子至尊，皇权至上的封建宗法礼制，“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北两方向延长，以此来强调和突出宫城的显赫地位，……。在这种中轴线上著名的建筑有紫禁城前朝的三大殿和后寝的两宫一殿，其中以奉天殿为核心主殿，象征着‘帝王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的含义。”[23]紫禁城的意思也表明了这里是皇帝之所，因为按古人对太空的理解，紫微垣是天帝的住所，皇帝为天之子当然可以居住在这里，但此城却是庶民百姓的禁地，故称紫禁城。皇城环围相拥宫城，南从大明门起，经端门、午门，进入承天门、奉天门，才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这三殿是整个宫城的的三中心位置，三大殿面阔为九，进深为五，以示九五之尊。而北从北安门、玄武门可进此三殿；西从西安门、长安右门经西华门右进此三大殿；东从东安门、长安右门经东华门也可进此三大殿。每次入殿，层层门禁的巍耸开阖，九重宫殿的嵯峨起伏，映衬出这里的雄伟格局，他向人们展示，这里是天子的所在地。天子居住之所也被称为乾清宫，按中国文化的寓意来解释，乾为上，坤为下；乾属阳德，坤属阴德；乾为刚，坤为柔；乾为天道，坤为地道，因此皇帝理当居住在乾清宫，皇后应住在坤宁宫。乾清与皇极尤如柔与刚，阴与阳。共同构成了内外两廷的统摄主殿，左光斗曾曰：“内廷之有乾清，犹如外廷之有皇极”，[24]同时这也突出了皇帝之上、天道、刚的尊贵地位，与皇后不可替代的阴柔之美。
（二）从皇宫的安全戍卫管理上来看。明代北京治安区域划分明确。明代以其治安对象的不同将北京治安管理划分为三个空间区域：宫城、皇城、京城。这种治安区域的形成并不是统治者随意的切割，而是依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及治安主体所应对目标的不同，自然的彰显了其治安区域的脉络。在宫城内，治安的对象主要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以及后宫嫔妃等。
四、明代北京治安主体之间相形相悖、治安职能重叠不分使治安业务不能正常实施
（一）在中央决策机构中，内阁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使许多治安业务无法正常实施。内阁首辅的权力坐大直接威胁到皇权的正常运转，且阁臣为争夺首辅之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使政局动荡不安，如杨廷和，张璁被迫致仕；夏言被诛于市；严嵩被罢官抄家；高拱被赶出朝廷；张居正死后被籍没等，因此在首辅张四维上疏论议此事后，内阁经重新调整，阁员的选定有严格的程序，要通过特简（皇帝直接任命）、廷推（朝廷大臣推举）、私荐三种方式，且考满后才可成为正式的阁员。阁员在拟好文稿后，由皇帝和司礼监批红转至六科，经六科给事中审议才可执行。到明未阁权渐入维谷，其实已被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控，君主专制制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内阁及六科有时也在他的压制之下，刘瑾专权时，李东阳曾上疏：“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25]由此可知，在阁票批红上，司礼监动辄径自窜改，驳回再三，或私带其室，假于他人批阅，或僭越内阁，直接发诏降敕。他们不但以自己的喜好或意图歪曲、更改口御，有时还假传圣旨，威胁他人。后来由于事务繁忙，设立了文书房，为其助手，“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薄发。”[26]因此在皇帝怠政时，司礼监权限之在而盖过内阁、六部及六科等行政衙门，且在奸臣当监期间，更是无所事人，如：“魏忠贤擅窃国柄,恣成狼性”[27]
（二）治安机构中的治安职能模糊不分，从而使影响了治安业务的正常开展。五军都督府统领亲军之外的京师军队以及地方军，但是它只有统兵之权而无调兵的权力，调兵只能听命于兵部，而兵部却唯皇命是从，其实是皇帝才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总部。三十三卫中除中军都府属下的五卫一所参与巡视京城、朝廷大典仪仗，后军都督府属下的六卫有一定的京城守卫分工外，其余的三府主要是承担全国各项行政事务，但是对于京城的防卫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城兵马司仅有缉捕的职责而无处治之权，还要受其他机构的压制。在御史的督导之下，五城兵马司虽然都各尽其力，各司其职，但是对于庞大的北京城和繁多的治安业务，他们的的人数显得有些微薄，于是在治安管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京师巡捕权力出现了分流，除专职的辑捕治安机构五城兵马司外，皇帝的侍卫亲军及厂卫也有这个权力。尤其是宦官专权时，厂卫更是嚣张。厂卫盛行之际，五城兵马司的大部分权力被取代，没有真正的实权，几乎形同虚设。在权力搁浅后其地位也很不起眼，而职位自然就成为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虚衔，兵马司中的官员不但要受到巡城御史的监督查考，还要在厂卫的骄横之下唯唯诺诺，缄口受气，幽黑的夜禁工作使得他们的疲惫不堪的身躯还没有得到放松之时，而大清早那些精力充沛，吹毛求疵的兵部、刑部官员，撇眼相望的御史，凌气横秋的厂卫，却在皇帝面前抱怨兵马司权益过重，并以“不守其职，无所事听”的恶名贯于其身。大理寺的设置是明代司法审判中的一个进步，其职多在驳正、纠错，但是由于程序繁多，在操作过程中难免贻误审案时机，在一个案件多次往返驳辩时，又出现在了寺官与原问官对律例的互异理解，原问官往往以此为借口不与辩驳，酷刑相逼，锻炼成狱，淹累众囚，一个案件在屡驳不合中常常悬而未决。这种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专权表现的极为突出，从嘉靖大狱到李福达之案就可以看出大理寺虽然具有驳正审狱之功能，但也无法改变“明代大案多枉”[28]的局面。
五、明代中后期，治安管理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主要以社会风气糜烂与京城兵变民变最为突出
（一）北京社会风气急剧恶化。明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未期，这段特殊的历史赋予这个时代沉幕与开新的双重品格。这时宋明理学形成体系，封建专制空前强化，故在明前期社会文化在传统的礼教中轮回、沉寂。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以社会风尚为代表的“新文化”因素开始萌动，社会风气在文化的蜕变中经受洗理，一切以当时为参照的前位思潮一触即发，以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不断地冲击着封建礼教。随着悖离礼教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许多不良风气也乘机抬头。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在社会风尚的演变中思想产生了裂变，以士大夫放给声色，骄奢淫逸的生活趋向为引擎，明代城市出现了许多悖礼越制的风气。当生活突破僵化刻板的程序时，必然会带来观念的变异，一种背离传统礼教的社会观念开始潜滋暗长，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主体意识的觉醒，婚恋观念的突破，西学渐入，这些新质文化因素从根本上消蚀着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29]从有关明代北京史料的部分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从宣德以后，社会风气渐趋恶化，谋反、大逆不道、僧人悖道已是屡见不鲜。按明代规制，直房内官与司房宫人稍有紊乱，即以“淫佚”罪治之，而在晚明，宫中的太监不但与宫女结为伉俪，而且还经常光顾坊曲与娼妓交好，并成为当时一种风尚。在民间一些不轨子弟，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妆作妇人身首后，亦学描剪花样、扣绣鞋顶等项，以帮工为隐，或哄说喜允、或以药喷迷、同歇行奸。社会风气已经到了无法整治的时候，而且社会风气中以逾礼越制为时代风尚的各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明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治安管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兵变民变起伏坦荡。明中后期，“京城内外，迩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于行凶害人，夜则荒淫，甚至占人妻女及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31]就连都御史王公也“恐盗入其室也，终夜防守多至废寝”，[32]社会治安管理混乱，就《明实录》中就有其盗贼、杀人越货等记载，如下：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披甲盔兵器，……，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
万历年间：“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各该巡捕后备官，虽不系本管地方，有能协力捕获者，纪录擢用。”（《明神宗实录》卷十二，万历元年四月壬戌）；
宣德年间：“严京城捕盗之禁。时京城多盗，都御史刘观等议于五城兵马司各增官军一百人与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捕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盗贼有违夜禁者皆听捕以闻。上从其议，命英国公张辅同五军督府按坊遣军助之。”（《明宣宗实录》卷十三，宣德元年春正月甲子）；
天顺年间：“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弘治年间：“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聚诸恶少马聪等，持刀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为逻者所获。”（《明孝宗实录》卷一百零九，弘治九年二月甲子）；
嘉靖年间：“盗入杨威营把总指挥采雄家，杀其妻并子女四人，巡按御史以闻。诏下所司缉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嘉靖十年八月甲午）；
天启年间：“巡视皇城御史徐杨先、王一中、主事黄文星目击疏虞，且盗贼生发，议欲严启闭以防奸盗。”（《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宣德无年春正月甲子）。
明实录中记载兵变民变的数量分析
从图一分析：兵变民变年发生率从永乐时的0.05起一下增到景泰进1.00起,增长20倍；从天顺时0.22起又增到正德年间的1.5起，增长6.8多倍；从正德时1.5起增到天启时的3.00起，增长2倍，而从永乐算起到天启，年发生兵变民变的记载次数就增长60倍。正统、正德、天启三个时期是三个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三个高峰点。而总的趋势是增长这应该是无疑的，虽然这只是文献的记载而已，记载次数也因有许多原因在微观上不能解释这年所发生案件的多少，但从宏观上来年，从永乐到天启一直到崇祯这几百年，这种记载就能说明期间兵变民变的次数增长趋势。同时也说明明代各个时期社会治安的严峻程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明代中后期，社会治安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统治者。
[论文关键词]：明代北京治安管理制度特点
[论文摘要]：明代北京的治安管理制度以以保卫皇权为中心，维护封建专制体系为目的，在治安实施原则、治安主体及治安过程中体现出明代治安管理方面的许多特点。
古代治安管理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备受统治者的重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古代封建专制的社会特色，使得这种统治板块一直沉浮于其他行政、军事的职能之中，而相比之下，现代治安管理制度的研究进展却是非常迅速，为此，研究古代社会的治安管理制度无疑有现实性的意义。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这种结合体系中，治安职能与治安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治安主体之间由于职能相同也会相形悖逆，许多治安职能出现了空白区域。北京治安管理制度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注释：
[1]此“大狱”所在京师也，一为刑部狱，二为都察院狱，三为锦衣卫狱，锦衣卫狱又称镇抚司狱，所监禁者多为钦犯奸盗重犯，以拷讯这最惨。依据犯者的身份及罪行的轻重分别投入不同的狱类。
[2]明世宗实录．卷三十三[M]．嘉靖二年十一月辛卯。
[3]那斯陆：《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4]（明）李清撰．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丛刊，1981年版，第20页。
[5]（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十·舒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6]（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四·谢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7]（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清）张廷玉撰．明史·黄巩、夏良胜、何遵、陆震传．[M]；（清）张廷玉撰．明史·武宗本纪．卷十六[M]；（清）夏燮撰．明通鉴：卷四十八[M]。
[9]（明）王锜．寓圃杂记：卷四·狱中畜猫[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笔记丛刊，1984年版第28页。
[10]（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1]古晋．中国古代消防[J]．安全与健康，2004年第15期，第58页。
[12]（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3]此表参考了李四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篡·北京史料卷》[M]（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1～1158页，但只是针对收录了比较典型的火灾，除上所载的火灾之外，还有许多如此类似的记载没有收录进去。
[14]（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一百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90页。
[15]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五[M]．正统六年十一月癸卯。
[16]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M]．正统十年十一月丙申。
[17]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M]．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18]明孝宗实录：卷二十一[M]，弘治元年十二月丁酉。
[19]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M]．弘治十年三月辛酉。
[20]崇祯长编：卷二十三[M]．崇祯二年六月。
[21]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M]．成化二十一年闰月四丁未。
[22]（清）于敏中等编篡．日下旧闻考一：卷五[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83年版第77页。
[23]秦海轩、卢路著．中国皇帝制度[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
[24]（清）李逊之．三朝野记（外四种）：卷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明代野史丛书，2002年版第23页。
[25]（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23～4824页。
[26]（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1～1822页。
[27]（明）朱长祚撰．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版，第120页。
[28]参考了刘长江的《“明代大案多枉”的原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3～26页），。它主要是原因是：明代朝廷派系集团矛盾、皇权对刑狱的制约、勋戚后妃对刑狱的掣肘以及法外刑的存在。
[29]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90页。
[30]郭成伟．中华法案大辞典[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658页。
[31]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乙未。
[32]（明）李乐撰．续见闻杂记（下）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6年版第41页。
[摘要]本文对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违法造假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以四川红光实业公司的案例为分析对象，从我国现有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本身排斥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诱发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本文分析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不仅仅是一部《会计法》或相应的会计技术规范所能解决的，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等才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治本之举。
[关键词]制度安排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红光公司
一、引言
为寻求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订并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与制度，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上为财政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中国证监会)等。1999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正式，并要求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的修订、颁布与实行，被认为是旨在改善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杜绝虚假会计信息。与之相适应，财政部又于2000年12月了《企业会计制度》。所有这些努力，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提高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
但是，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已为理论界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必将改变原有市场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安排。显然，那些利益受损的团体将不会为追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自愿放弃既得利益。换言之，仅仅依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本身，应当不会显著地改变会计信息质量。
如果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助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的制度安排所决定。“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换言之，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将这一基本推论用于会计信息的提供行为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不可分离。如果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会计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反之，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份必定居多。
本文将依照这一逻辑展开。其中，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提供的影响及相关的市场激励或惩罚，以期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简要描述红光实业案例，为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提供基础；第四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心，将以第二部分所形成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工具，讨论红光实业案例中各行为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分布;最后是必要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二、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界存在多种解释。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元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用康芒斯的话:对个人有益)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康芒斯，中译本，第二章)。换言之，制度可以决定(通过诱导或禁止)个人行为。舒尔茨(T·Schultz)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例如，它们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宪法中所内含的规则，以及确立由市场资本主义或政府来分配资源与收入的规则(科斯等著，中译本，1994，第253页)。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对制度先后有过多次描述与界定，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是人为设计的约束(vpmdytsomyd)，用于界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当康芒斯说制度通过利益诱导或禁例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时，他已经说明制度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利益。如果将每个个体都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他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某项行为的主要考虑——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人是社会人，他(们)的各种行为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能否获取报酬，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是否认可；获取报酬的高低，取决于社会制度对其行为认可度的高低；社会制度还通过惩罚手段限制或禁止某项行为；等等。换言之，社会制度通过鼓励或惩罚某一行为，以诱导或禁止该项行为。比如，英国早期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使得那些从事各种发明创造以及工商企业的人，获取了高额报酬，从而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最终，促使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我国1999年后的国有国营企业组织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这使得企业经营业绩普遍走低;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逐步推行的。
严格地说，制度与制度的执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其中，制度就是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安排，比如我国的《公司法》、各种成文的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细则；制度的执行更多地体现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以及各种实际的判例上。书面的成文制度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该制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个无法得到执行的制度，就不具有基本的约束力。
如果将会计信息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物品”，那么，它也具有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制造”或“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至少是期望能)从“制造”或“消费”的行为中获取收益。这样，与会计信息的提供、消费等有关的制度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提供与消费的方式。质量等行为。
以本文所讨论的红光公司案例发生的时间为基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制度安排至少包括如下一些法律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3)、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与法规为上市公司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问题在于:上述法律法规中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规定，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从事后披露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执行。因而，下文的分析与讨论，更多地将侧重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即:执行与违反制度的成本效益对比问题。
三、红光实业：案例介绍
1．“红光实业”的上市过程
红光实业是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1997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600083。其前身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8年，是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该厂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我国最早建成的大型综合性电子束器件基地，也是我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的诞生地。
经成都市体改委(1992162号文批准，1993年5月，由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以其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联合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交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本公司。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红光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9]019号文)，技术中心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认定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集团)技术中心(国经贸技(1995)374号文)，1995年12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川府函[1995]517号文)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246号文和[1997]247号文批准，红光公司于1997年5月23日以每股6·05元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7，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0·43%，实际筹得4·1亿元资金。
2．上市前的相关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与渠道中，“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是主要部分。此外，相关渠道(从当时来看，主要是证券类报纸和电视、广播评论)的介绍与评论，也构成信息来源的一部分。但公司能否取得上市资格、公司新股发行价格的确定等，主要取决于由上市公司提供、经相关中介机构认定的财务资料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也构成了“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主体。因此，下面对相关信息披露的介绍，主要基于红光实业上市前所公开披露的这两份文件。
在当时公司上市采取“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下，公司如果取得“稀缺”的“额度”，则财务资料成为后期上市运作最为关键的因素: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取得较好的发行价格。红光实业披露的经成都市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前三年销售收人和利润总额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1996年1995年1994年
主营业务收入42,49295,67683,771
利润总额6,33111,6859,042
净利润5,4287,8606,076
红光公司在1997年4月(股票公开发行前一个月)，进行了一次1:0.4的缩股，将原来4亿股的总股数缩为1.6亿股。再按缩股后的股数对前三年净利润计算每股收益，倒算出1994一1996年的每股税后利润分别为0·380元、0·491元、0·339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股6·05元的发行价格。
除财务信息外，关于拟上市公司的一些描述性信息也颇受关注，特别是关于该公司发展前景的信息。理论上，中国证监会不能也不应当批准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上市，因此，如何将拟上市公司的前景描述的“动听”且“诱人”，是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红光实业所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是一家“前途光明灿烂”的电子企业。同时，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格式要求，红光公司还提供了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盈利预测数字:
“预计公司1997年度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利润(全面摊薄)0·3063元/股，每股税后利润(加权平均)0·3513元/股。”部分由于上述信息包装，再配合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大势，红光实业(1983)的上市认购中签率不足2·8%，锁定认购资金133亿元。
3．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红光实业(1983)1997年6月初股票上市发行，募集了4·1亿元资金;当年年报披露亏损1·98亿元、每股收益为-0·86元。当年上市、当年亏损，开中国股票市场之先河。为此，中国证监会进行了调查，并公布了调查结果: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000万元。经查实，红光公司通过虚构产品销售、虚增产品库存和违规帐务处理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公司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仍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公司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诈任何披露。显然，如果红光公司在事先如实披露其亏损和生产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事实，它将无法取得上市资格;即便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募股，也很难取得成功。
4．相关的法律诉讼与结果
红光因报告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跌，资本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198年12月，上海股民姜女士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红光公司管理层；2000年初，上海市民吴先生在成都再次红光公司管理当局，但这两讼都被以“人的损失与被人的违规行为无必然因果关系，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决不予受理。
在股民自发不予受理的同时，2000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以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真实会计信息吗?
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申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局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的函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骇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3．中介机构
目前，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必须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主要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师。其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拟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进行价值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上市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券商将负责上市申请的全过程，包括上市前的辅导、上市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最后上市发行；律师主要负责对相关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事后经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资料看，红光实业上市过程支付的各项费用为14%万元，其中，支付给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山万元、中兴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后者为红光公司的财务顾问)100万元、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10万元、蜀都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23万元、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扔万元。中国证监会事后的处罚包括:没收上述中介机构在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的全部收入；对中兴信托罚款200万(为业务收入的25%)、中兴企业托管50万(业务收入的50%)、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蜀都会计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人的200%)、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国方律师事务所60(业务收入的200%)；吊销中兴信托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许可，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此外，所有直接参与红光实业上市的各经办人员都被吊销相应的资格，禁入证券市场。
上述处罚是中国证监会自19光年开始对石油大明(0406)缩股事件查处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其中，取消中兴信托的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及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两个机构高利润的证券中介业务资格。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就此退出了上市公司发行与年度审计市场。而在此之前，对会计师事务所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涉及琼民源事件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暂停证券业务6个月可以说，在红光事件处理之前，中介机构对协助或认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各种虚假信息的行为，风险意识薄弱。
进言之，即便中介机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由于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198年之前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以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信息质量风险感受最为直接的中介机构——为例，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7]，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Defond、Wong、Li还验证，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审计质量不断提高，一些执业标准较严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其市场份额下降，而执业标准相对较宽松的小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上升，这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目前我国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的冒险意识。在美国，巨额潜在诉讼风险，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稳健的假设已得到验证。巨额赔偿责任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签发虚假会计信息的门槛要求。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末建立这种法律制度，红光事件之后，上海、成都两地的股民曾向当地法院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和中介机构，要求赔偿损失，但被法院拒绝受理，这实际上保护了中介机构的造假收益。
4．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事故的处理。
中国证监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它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而上市前的虚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当然是其自身工作的失误乳就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会计信息上市。
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1999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证监[1997]13号)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0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
1997年6月上市的红光实业，就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
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国际资本市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其中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已有251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9%；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7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7%。
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比如，在红光实业事件中被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包括红光实业在内的所有公司上市，都经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查)，那么，它完全可以不关注会计信息是否造假，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需要。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表明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Aharony、林舒和魏明海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上市前的过度包装，影响到上市后的效益。
五、讨论与结论
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诱导个体的行为。当某个个体的行为不符合现有制度的规范时，法律应当能提供足够有效的强制力，如通过惩罚使得个体行为不经济。在我国，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是现行制度的规范性要求。这一要求通过《公司法》、《会计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指南、财政部的各项会计准则与制度等加以体现。但相应的制度执行、监管与惩罚力度却不明确，惩罚对象也不具体。往往出现受益者、授意者不受罚，执行人员却"代人受过"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期望上市公司全面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真实且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不现实的。
1999年底颁布、2000年7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次修订)，将会计信息的责任主体界定为企业管理当局，这对改进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下，企业管理当局、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大，但政府部门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责任主体不明现象，仍然存在。
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在网络空间充分延伸，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网络空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表现为从无序走向有序，网络治理已成为世界共识。网络空间治理与现实空间一样，都需依法而治，网络安全也要靠立法加以提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中国网络用户合法利益，我国即将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于提升网络空间安全法规建设水平，增强国家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维护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安全审查是实现网络发展自由与安全自主的统一
网络本身是没有国界的，其存在的价值是打破了人与人交流的空间障碍。那么是否基于网络的这种自由性特征，就可以仅仅依靠发挥网络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任其自由发展，对网络进行最低程度的监管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正是网络发展的自由性，反而给我们保障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仅能够增强国家安全的防范门槛，也成为信息网络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提高国家网络安全自主可控水平
由于过去我国网络空间发展是分散建设、分而治之，没有高层机构和相应制度负责国家的网络安全，导致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设备中大量采用外国软硬件，例如在骨干网的路由器中，60%都是美国思科的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改变在网络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并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但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在不能短期内改变现状的情况下，要实现安全自主可控，就只能从制度和规范入手，加强网络安全的管理和审查，采用各种法规措施来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以便能够及时应对各种安全威胁，通过法制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安全的风险。我国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就是对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信息系统中使用的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进行测试评估、监测分析、持续监督的过程，是为了在国产化网络安全体系尚未建成之时，以严格的审查制度防堵安全漏洞，从而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二)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监督和促进国内网络信息产业良性发展
网络的发展自由既是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要充分利用法治力量，推动网络信息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网络安全审查并不是贸易保护，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会损害网络信息产业，相反，它能够有效促进其发展。网络安全审查对信息企业发展能产生何种影响，主动权其实掌握在企业手中。无论是国内产品还是国外产品，只要也只有符合我国的网络安全标准，才能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反之，如果安全性不达标，就会被市场淘汰。这样必将促使企业更为重视产品的安全性能，增大产品设计和实现过程中的安全投入，进而促进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同时，网络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民众会因为审查的实施，增强对产品的信心和信任度，必然倾向于选择安全审查过关的产品。这样，产品的安全性高，用户信任度也会高，市场占有率也会越来越高，从而形成市场的良性互动。因此，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运营商和服务商进行审查，能够实质促使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标准，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推进信息产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反击外国不公平竞争格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在保障安全的同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提高了外企入华门槛，也将成为我国遭遇不公平贸易待遇时的反制裁武器。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稳定，针对信息技术产品及其供应商采取不同形式的网络安全审查，美国早有先例，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知识产权、窃取商业机密调查。此外，为应对日益广泛的云计算，美国政府还针对云计算服务提供者进行安全审查，并明确规定联邦政府部门只能选择通过审查的云计算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我们即将推出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将来美国、印度等国家再出现针对我国华为、中兴等企业网络设备的诘难与限制情况，搞不公平竞争，我们也有了反击反制的法理依据。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进入我国市场的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及提供者都将进行安全审查，一旦发现产品提供者借助提供产品之便，非法控制、干扰、中断用户系统，非法收集、存储、处理和利用用户有关信息，其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应不得在我国境内使用，这必将会对国外的网络技术垄断格局造成影响，对国外企业的不公正竞争行为形成威慑。
二、网络安全审查是实现网络言论自由与保护隐私安全的统一
互联网交流的开放性和广泛性，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变革作用是巨大的，但同时，它所造成的社会失范、失序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将能够兼顾保障网民隐私安全和言论自由，实现网络空间生产生活的和谐有序。
(一)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保障民众隐私安全
随着智能手机、移动终端等信息产品的普及，民众对信息产品的安全性也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缺乏第三方约束机制，许多厂商对产品的安全属性不够重视，甚至明知有安全缺陷却拒不更改，更有部分厂商故意在产品中设置后门和陷阱，窃取用户信息和数据，由此带来的用户隐私泄露问题时有发生。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为公众网络信息安全提供了深层次的保障，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和数据不会被轻易泄露和恶意使用。网络安全审查主要是针对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只有尽早排除厂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隐患，才能更有利于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国家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涵盖了国家战略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综合考虑，对外能有效降低我国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风险，对内也将成为用户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
(二)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促进网络言论自由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网络用户的数量迅速膨胀，中国言论自由的范围急速扩大。中国网民的意见成为中国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互联网成为中国民众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否会影响网络言论自由的现实问题。实际上，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对于网络言论自由而言，更是起到保护伞和压仓石的作用。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针对的是关键公共设施软硬件的安全，其审查对象是企业及其产品，而不是对网络空间发表和延展的言论内容层面的管控。从构造网络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审查反而是相当于为网民的信息和存储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基础运行平台，将更能够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的持久与有序。
(三)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改变目前国内互联网安全形势
良好的秩序，必须靠规则来维护。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话语权，但遵守法律是基本准则，底线不可逾越。1994年4月20日，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77个成员，而今已走过20个年头。据统计，我国网民超过6亿，网络近400万家，互联网企业总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有3家网络企业进入世界前10强。我国俨然已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国。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网络安全形势也非常严峻。少数国家政府和企业长期利用自己产品的单边垄断和技术独霸优势，大规模搜集敏感数据，近年来，我国政府机构、企业、大学和电信主干网络都遭遇大规模的侵入、监听，深受其害。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出台，将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最有效的法理依据，能够对目前国家存在的各种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起到有效地防范、遏制作用，对于建设网络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意义。
三、网络安全审查是实现发现网络安全威胁与消除安全隐患的统一
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现在国家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实质上是要以制度的完善来弥补技术的差距。因此，凡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信息系统，其中使用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都要进行安全审查，这既是为了能够及早发现网络安全威胁，也是为了能够及时消除网络安全隐患。
(一)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在源头上防范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审查的最终目的是拒网络安全威胁于未然。随着网络对国家安全、民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加强网络安全监管是必然趋势。特别是“棱镜门”事件曝光以后，使国家和普通网民更进一步认识到网络安全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因为如此，更加有必要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以便于能够从源头上杜绝网络安全风险和隐患，确保公共安全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关注层面上，网络安全审查重点针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核心网络节点，例如核心骨干网络路由器设备必须采用经安全检测过的设备，对于在建项目必须立即停止使用有隐患的产品，逐步有序地采用安全设备进行替换，对于设备中具有的监听、监控等功能全部从代码中删除，全面整改安全漏洞和缺陷，避免不当使用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二)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防控已有威胁蔓延
针对目前中国信息通信系统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以防止已采用的像思科公司这样的国外厂商设备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威胁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要求国外网络设备提供商提供已售设备的全部源代码，将其销售的产品进行全面脱敏处理，特别是可能存在的系统后门，来降低这些安全隐患所造成的风险。并全面审查国外设备的源代码，进行安全风险测试。网络安全审查应包括事前审查、事中监测和事后惩处三部分。在信息产品进入市场前，要对用户信息安全进行技术审查，同时对该产品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是否会产生垄断等社会经济安全影响进行评估，而对于已进入市场的信息产品也并非绝对安全，补丁和升级都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隐患，因此同样需要进行审查和检测。对于存在问题的产品和服务，采取坚决处理措施，彻底弃用该产品和服务，确保只有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才能进入政府机构、交通、电力、金融等重要领域，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三)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促进现有网络安全布局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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