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德国内幕交易证券预防和监督罚则
简介
证券市场从其诞生起，就有着调整规范。并随着其发展针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以国家集中统一监管为模式的，也有以靠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进行自我监管，并通过一些间接的法规来制约市场活动的自律模式。德国根据其市场之实况及政府调控方式采取自律模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实行联邦政府制定和颁布证券法规，各州政府负责实施监督管理。与以交易所委员会、证券审批委员会和公职经纪人协会等自律管理相结合的证券管理体制。”[1](P.424-425)尽管自律模式因其特点形成一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德国由于侧重强调自律与自愿的方式，法律的强制性不足，所以虽有比较完善的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却对市场参与者保护不够。同时基于自律模式的缺陷及其所遭非议，德国也渐向集中监管模式靠近。①
内幕交易的历史几乎可溯追到证券交易的伊始。对于内幕交易的看法也一直存在争议。时至今日在各国之间、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德国一贯反对禁止内幕交易。但随着美国首开禁止内幕交易以来，其规制内幕交易的价值日益获得各国监管机构的重视，禁止内幕交易已成为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德国也放弃其反对禁止内幕交易的一贯立场，接受了欧盟的《内幕交易指令》。②并于1994年7月26日通过《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该法的第三章专列一章来规定有关内幕交易的行为。还在第六章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罚则做出规定。鉴于德国为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代表之一，与我国法体系与镜照作用，特将其拿出来作此剖析。
内幕交易相关概念的法律界定
内幕交易是由一定的行为人针对一定的行为客体而做出的相关活动。故而在法律定义时，就需先就具体的行为和行为客体作明确的说明。而内幕人的定义又依据其行为的客体来阐述，所以德国的《证券交易法》在其第三章“内幕人监督”中先对内幕人证券下了法律定义：[第12条【内幕人证券】][2](P.16)。其定义的结构是首先就形式定义方面作法律表述，并对其中所用的语词细加解释。如第12条第（1）所述：[（1）内幕人证券是如下有价证券：1.被许可再一个国内的交易所交易或被列入场外交易的有价证券，或者2.被许可在一个其他的欧盟成员国或其他欧洲自由贸易区协定条约国的有组织市场上交易的有价证券。如果提出申请或公开宣告申请许可或列入，即视同许可在一个有组织市场上交易或者列入场外交易。][2](P.16)说明内幕人证券是在特定范围内被许可交易的有价证券。并对范围的物理空间和时间进行规则。接着为了法律的实质调控效用及适应现实经济活动，从实质定义方面对内幕人证券的外延规定出框架。如该条第（2）款所述：[（2）以下权利或合同也视为内幕交易证券：1.认购、购买或转让有价证券的权利，2.支付有价证券的按照有价证券价值走势计算的差额的权利，3.以股票指数或定期金指数为标的的期货合同或利率期货合同（金融期货合同）以及认购、购买或转让金融期货合同的权利，如果金融期货合同以有价证券为标的或者与同有价证券相关的指数相联系，4.其他承担购买或转让有价证券的义务的期货合同，如果上述权利或期货合同被许可在一个欧盟成员国或在一个其他欧洲自由贸易区协定条约国的一个有组织市场上交易或者被列入场外交易，并且本款第1项至第4项所指的有价证券被许可在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的一个有组织市场交易或被列入场外交易。如果提出申请或公开宣告申请许可在一个有组织市场上进行上述权利或期货合同的交易或申请将他们列入场外交易，视同许可或被列入。][2](P.16)其立法的根源在于证券市场有其衍生品市场的产生，对于证券市场的规则必须能延入其言声频交易行为中。目的就是使法规更有调控力。
在对行为客体做出法律界定后，对于行为主体的规则就成为顺然之举了。第13条法律就针对什么是内幕人做出规定。[第13条【内幕人】][2](P.17)在该法条中，首先确定内幕人是自然人，并确定该自然人的限定范围。其限定范围分为两类表述。一类基于自然人所在的具体群体而成为内幕人，另一类则不仅要处于一定的群体，还需基于一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内幕人。如该条第（1）款所述。[（1）内幕认为：1.作为业务执行机构或监督机构的成员或者作为发行商的或与发行商相关联的企业的承担个人责任的股东，2.因在发行商或与发行商相关联的企业的资本中参股，或者3.因其在职业或工作或因其任务而依照规定得知未公开的、与一个或数个内幕人证券的发行商相关或与内幕人证券相关的事实的人，此种事实倘若公开将会对内幕人证券的股票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内幕人事实）]①[2](P.17)基于法律的操作性考虑，该条还对内幕人的事实作出例外性解释。如该条第（2）款所述。[（2）仅仅基于公开的事实所作的评估不属于内幕人事实，即使他可能对内幕人证券的股票的价格产生巨大影响。][2](P.17)
当行为客体和行为主体的法律定义明确后，对于如何确定这一行为就可以从行为主体和行为客体并行作出，以达到互应互补之效。【第14条禁止内幕人交易】[2](P.18)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的。其第（1）款用三项内容来从主体的角度表明内幕人的何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1）内幕人禁止为如下行为：1.利用其所得知的内幕人事实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2.未经授权将内幕人事实告知他人或是他人得知；3.基于其所得知的内幕人事实建议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2](P.18)为了对法规内容进一步补充，在该条的第（2）款中，从客体的角度补充非内幕人的何种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2）禁止知悉内幕人事实的第三人利用此种消息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2](P.18)这样就有效地将法律所要禁止的内幕交易表达清楚。
对内幕交易行为的预防和监督
通过对其内容的比较，可以知道德国在其内幕交易立法中，关于如何预防和监督着墨甚多，其行文几乎占第三章内容的60%。可见德国对于内幕交易的预防和监督是何其重视。文章仅对其作概略性表述。如欲对其详加探讨，则宜另做文章表述。有更大志趣者，可详读其第15、16、16a条的内容。
第15条的题目：【对影响股票价格的事实的通知和公布】[2](P.18)。通观该法条，可明确感知该条针对得是组织而非自然人。其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规制组织行为来遏制自然人的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该条要求发行商须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并对如何具体公布（如在何种报纸上、用何种语言等）作出规定；还要求发行商在公布相关事实前通知必要的机构，将公布的事实的文本及时送交相应机构。为便于监督，赋予监督机构对发行商的权利。当然这样的权利受一定的限制。基于保护发行商的正当利益，赋予发行商一定的权限和免则内容。同时还赋予人从其它法律寻求赔偿的诉求权。
第16条是关于联邦证券监督局对内幕交易的监督。首先条文表述联邦证券监督局监督行为的目的。然后规定联邦证券监督局需在有根据认为存在违法内幕交易的前提下，可要求相对应得组织或个人提供其与交易有关的情况，并交付相关文件，同时要求相对人不得随意将相关情况告知有关联的第三人。还对需交付的文件的保存期及保存作出规定。尽管基于防止内幕交易的目的，对监督对象的要求可谓细密，但法律有基于人的亲情因素考虑，给予监督对象有限的拒绝权。同时法律监督对相对所采取的监督行为有反对和提出撤销制诉的权利，当然是在限制的范围之内。
正人者必先自正。为此法律在定出第16条基础上又附加了第16a条法：对联邦证券监督局工作人员的交易的监督。法律先要求联邦证券监督局必须有内部监控程序来防止相关人员进行违法交易。进而规定不仅相关负责人可要求工作人员提供相关情况及文件，而且工作人员有义务提供相关情况及文件。同时基于人的亲情考虑，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拒绝权。
其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商的一道自律性预防，再加上法律对发行商的法律要求的二道预防，然后再加上监督机构的日常监督性预防，共三道来意图将违法内幕交易有效抑制。当然其监督机构的自律性条文也可圈可点，但如果能通过某一组织来制衡也许会更好。
对于个体权利的保障
如果法律以维护社会秩序、有效调控市场活动、保障市场行为有效合理等名义制定出来，而忽视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甚至由于立法的无意识行为或过失而侵犯道个体权利。那么无疑会出现合法铭牌下的滥权行为。为此需要在立法时考虑对个体权益的保障。
在前述中（对内幕交易行为的预防和监督），已经提到法律基于人的心情考虑给与相关人一定的拒绝权[第16条第（6）款：有义务提供情况者可以拒绝回答此种问题，倘若回答将使其本人或其在《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至第3相中所称的亲属面临受到刑事法庭的追究或者依照《违反秩序法》被提讼的危险。应当告诫义务人他有权拒绝提供情况][2](P.22)，就可视为对个体权利保障的法律规定。
而第17条则为专列用来规定对于个人相关的法律。[第17条【对与个人相关的信息的加工和使用】][2](P.23)该条第（1）款规定了“于个人相关信息”的储存、变更和使用只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可依法行使。使得法律监督对个体权利的涉及止步于一个合法的界框之内，有益于个体信息资料的专属性保障。[（1）联邦证券监督局对于依照本法第16条第（2）款第3句或第16a条第（2）款第1句或第3局向其通知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只允许为审查是否存在违反本法第14条的禁止规定的行为以及为国际合作而依照本法第19条的规定予以储存、变更和使用。][2](P.23)该条第（2）款规定，与法律上不再有需要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应及时销毁，其目的不外乎注重保护个人的隐私。尽管因法律的名义需要知悉与个人有关的信息，但这一名义不能成为无限拥有个人相关信息的合法护盾。个人法权必须的以保护。此款法律所立志在维护个体权利不被滥权行为侵犯。[（2）对于依照本条第（1）款为审查或为履行一个其他国家的主管机构要求提供情况的请求所不再需要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销毁。][2](P.24)
附相关法律文本：
[第16条第（2）款第3句：如果是与有根据表明的违法行为相关的内幕人证券或者其股票价格走势取决于此种内幕人证券，联邦证券监督局可以要求有义务提供情况者说明委托人、权利人和义务人以及说明内幕人证券的存量变化。
第16a条第（2）款第1句：局领导或由其委托之人可以要求在联邦证券监督局工作的人员提供关于他们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所成交的内幕人证券交易的情况并提交有关文件。
第16a条第（2）款第3句：因其职务而依照规定得知或可能得知内幕人事实的工作人员，有义务毫不迟延得将其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所成交的内幕人证券交易向局领导或由其委托之人作书面报告。][2](P.22-23)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
即便是为了追求市场秩序的稳定、市场的公信乃至追求交易中的实质正义，但仍必须注意到行政权力的触角不可深入司法的界墙之内。为了法权间的明确划分，使各种法律赋予的权力在法定的界圈内活动，更为了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合理的并重，必须从程序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有序的控制、预防内幕交易行为。第18条【对内幕认为发行的刑事诉讼程序】[2](P.24)和第40a条【刑事案件的通知】[2](P.47-48)对此做出了规定。
通过第18条的内容[联邦证券监督局应当把依照本法第38条致使一项犯罪嫌疑成立的事实通知主管的检察机关。他可以把有嫌疑的或者可以作为证人的当事人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转告检察机关。][2](P.24)可知，法律将如何处理内幕交易的活动程序化，并设立界碑以明确划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由该法第40条可知，联邦有价证券交易监督局（简称联邦证券监督局）是行政机关。其具有行政权力但不具有司法权力。法律规定，如果要将有关内幕交易的活动引入司法程序，联邦证券监督局则只能将使犯罪嫌疑成立的事实通知主管的检察机关，通过检查机关来推动司法程序。并且从法条可知联邦证券监督局没有直接将相关人转移至司法机关的权力，而仅能将相关信息转告司法机关。程序正义进一步得以体现。
第40a条规定，司法机关将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的相关情况通知联邦监督局。使得联邦监督局对相关案件有知悉权。这样就使得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动为法律所设定和保障。不仅各自程序有定，而且程序间的连接亦呈法律化。
关于区域间合作及法律之例外
由于欧盟这一区域性共同体的成立及欧洲自由贸易区相互间的协约，使得这一区域的经济活动趋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这样就使得各国间的活动相互交错、相互影响。而证券交易活动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故而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必然。基于此就有了第19条【国际合作】[2](P.24)的法律条文。
该条法律基于国际合作的需要，规定了联邦监督局的国际义务。并因此扩展了联邦监督有由于履行国际义务而产生的监督权。同时赋予了监督局因监督的需要可以和外国相应的机构之间的合作的权利。
从法条可知，国际间合作的核心在于信息的相互告知。但立法是基于对个体权益的考虑，提出对信息告知的限制。将与个体相关的信息在法律的限制范围内通知，有效防止个人信息的扩散和防止侵犯个体权益。法律不仅基于保护本国公民个体信息资料，还明文规定保护他国个体信息资料。同时法律规定，在合作时基于国家相关需要及司法事由，联邦监督局可拥有拒绝通报信息的权利。
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可以至高无上，可以拥有无限的伸入触角，但对于具体的某一项法律及某一法律下具体的某一章节，则需考虑其适用界限。由于法律条文具有的相对抽象概括的意义，就很容易通过法律的阐释将其触角伸入到立法时所意料之外的领域。因此，不管基于政治、经济等何种方面的考虑，都有必要将具体法规延伸的触角限制在某一范围之内。所以就有了法律的例外条款。[第20条例外：本章的规定不适用于因金融货币政策或在联邦、联邦特别财产、州、德国联邦银行、外国或其中央银行的公共债务管理或者其他被委托此种业务的组织的公共债务管理范围内或者同其受委托而行事的人员所为之业务。][2](P.25)该条实际上将联邦、州的宏观经济行为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个人行为排除于内幕交易法律调控之外，其利弊当可别论，但其对与具体法规的限制并将限制明文化是值得细细品思的。
内幕交易的罚则
任何对人类行为的调控规范，必须依借于某种强力来支持，不管这种强力来于道德的软性强力，还是组织（国家）暴力的刚性强力。如果将对于贪利活动的规范建构于道德约束的软性强力之上，其必成为水中皓月，虽亮洁美妙却难以有实质的效用。而如果将这一活动置于无序的暴力为后盾的规范调控之下，就无异于因为其存在不正义，而对其采用不正义的手段那样的悖论。证券交易行为作为一种谋求财利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发生违反规则的行为。对于这类行为的规治，有必要以一种组织暴力为强力来作后盾，同时有需将这一组织暴力明确化、法律化，使其成有序的运作，而非无序化、模糊化。法律专设一章来说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规定。该章法条以规制内幕交易为主，兼代处理其他相关事项。鉴于文章的目的，仅就有关内幕交易的法规作析述。
第38条规定了如何对违反第14条的人处刑事处罚。[第38条【刑事处罚规定】][2](P.44)该条第（1）款通过参引条款的方式将刑事罚则与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应起来，使得法律的操作性明显提高。[（1）凡1.违反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项或第（2）款的禁止规定而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者，2.违反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项的禁止规定而告知或使人得知内幕人事实者，3.违反本法第14条第（1）款第3项的禁止规定而推荐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者，处5年以下剥夺自由或处罚金。][2](P.44)这样的模式体现了德国人的逻辑严谨性，当然对于单独地阅读法条有一定的不便之处。这样的模式使得法律在系统上环环相扣，互为晖映，是很值得思索和获取裨益的。该条第（2）款则为了便于国际间合作的需要，做出法律规定。[（2）外国的相应的禁止规定视同本条第（1）款所指的禁止规定。][2](P.44-45)这样就将各国之间的法律协调变得相对方便一些。
第39条【行政处罚规定】[2](P.45)先通过参引条款的方式，将违反程序的行为定义明确，在定义的基础上规定不同的处罚。实际上就是将违反第15条、16条相关条款的行为分解罗列，然后依据行为的违规程度处以三种不同的行政处罚。①
通过这两条将针对内幕交易的罚则成为一个有序的排列，并将其明确化、法律化。这对有效、合理规制内幕交易将起到后盾作用。
结语
法律的比较方法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的视角及不同的切入点。而视角和切入点的不同，又必然会演绎出不同的结果。这犹如将一颗璀璨的宝石置于阳光下，会从不同的角度反射出不同的但又都是多彩的光芒。德国法以其逻辑性、严谨性称著于世。也正因为其法律的这些特性，其法律的操作性相对较高，使得法律的现实适用性提高。尽管德国对于内幕交易的看法一直持保守态度，但其在态度转变后所制定出的法规的可借鉴之处，还是有必要研习的。
中国股市在摸索中走过十几年，制定的法规也有许多。但如何将已制定的法规梳理归整，是立法者与法学家们都应给予详加深虑的时候了。而针对内幕交易的法规更需要将其合理整合。将证券监督、司法机关及证券行为人三者有效的组合起来，构建市场的公信力，维持市场的兴旺稳定。文章希望通过对德国有关内幕交易的法律分析，能对中国股市中的内幕交易活动的规范向前发展起到些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正庆主编.证券知识读本[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卞耀武主编.英国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杨亮著.内幕交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胡晓东男法学研究生E-mail:huge70@或hoo827@
①相关表述参见[1]（P.421-422）
②参引杨亮著《内幕交易论》中表述。P.4&P.115
1.经贸务实合作。
在双边条约的指引和规范下，中哈间主要确认和推动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始终将双方的经贸合作确定为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两国建交后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更是将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和人文合作并列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正是以这些条约为基本依据，中哈间的贸易额由建交初的3．68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286亿美元，增长了70多倍，已占到中国与中亚贸易额的70%以上。第二，作为中哈间另一个新的重点发展领域的非能源合作，即机电、信息与通信、纺织与建材、交通运输、石化与冶金、农业与渔业、旅游与体育、投资与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第三，哈方于1996年初提交了加入WTO的申请书，在经历了17年漫长的谈判后，已基本完成了双边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以及该国经贸法律适应WTO规则体系、农业补贴多边谈判，有望于2014年成为WTO的正式缔约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通过条约承诺支持哈方加入WTO，而且于2005年8月就顺利结束了中哈间的双边谈判，为该国入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2.石油合作。
20多年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涉及石油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工程技术服务和销售贸易等多个领域，建立了能源合作分委员会，目前已经拥有了较大的合作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了全面合作时期。仅就输油管道合作而言，自2006年5月至2013年4月中哈管道正式输油以来，中国已累计进口管输原油5080万吨，贸易值达328．5亿美元，实征税款363亿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以来，该管道进口原油量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能源大动脉”。这一切都为已经初步建立并正在完善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提供着丰富的素材和空间。
3.双边条约。
中哈两国在很多重要的合作法律文件中都强调双方的互利合作是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之上的;双方要恪守相互间法律文件确定的合作原则;逐步实现向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关系形式过渡，并根据国际经贸关系惯例和实践，改善各自国内的投资环境，加强在经贸领域的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双方将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以及本国现行法律法规，保障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双方的有关部门将根据本国法律研究并解决合作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这就为建立健全中哈两国石油合作领域的法律机制描述了基本轮廓、提供了大的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构成
1.国内法的有限支持。
在双边合作中，国内法只能在合作方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解决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如国民待遇、税收减免等，其他问题诸如市场准入、避免双重征税等不但必须经过双边协商，而且还可能受到多边条约的制约而不能由国内法任意规定，甚至也不能随意进入双边协商的范围。所以，国内法在双边合作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哈石油合作概莫能免。但是，国内法能够搁置、甚至阻断条约发挥应有作用的冲击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2.双边条约的基础性作用。
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直接提出了双方开展此种合作的重大战略意义与平等互利原则，确定了两国间石油合作的法律定位问题;规定了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与方式以及输油管道建设安排;明确了合作中涉及到的其他问题，诸如价格、铁路运输、授权主体等的解决和确认办法;建立了包括最高级别会谈、总理定期会晤与专门机构相结合的协调机制与落实条约义务机制，提出了合作纠纷解决的一般思路等，为石油合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所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始终发挥着其他任何法律文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构建和完善双方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载体与基本形式。
3.多边条约的有限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迄今仍然是分散和对立的，无论是较早建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制衡OPEC而建立的国际能源署(IEA)，包括后来签署的能源条约(ECT)，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石油集团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没有建立起全球石油合作的一般性法律制度。所以，在中哈石油合作中，全球性多边条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就区域性石油合作而言，上合组织自成立起就没有被成员国赋予协调石油合作的权力和责任，这无论是在该组织自身的重要法律文件中，还是在其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中均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之建议。综上所述，中哈间的石油合作虽然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但为之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法律机制却依然只是一个轮廓或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可行性分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内法的缺憾。
就哈萨克斯坦而言，近年来通过修改和出台资源法、环保法和财税法等正强化着对油气资源管控力度，投资环境逐步趋向严峻。例如哈国三易其稿并于2009年1月1日生效的《税法》在超额利润税的规定方面虽然将该税的起征点从20%提高到25%，使纳税人可以增加5%的纯利润免征超额利润税，但其税率却由原来的4%～30%提高到15%～60%，并取消了石油合作合同税收稳定条款，导致石油合作投资方综合税赋由49%上涨到62%，造成其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就中国而言，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统一立法的规范和保障，石油企业只能凭借粗线条和原则性的政府间合作协议、部门规章和自身在海外拼搏积累的有限经验谈判与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又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合作中迁就对方或第三方较多，进而无法规范、前后一致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对经济上的获利性和法律上的履约率预见性较低，有撞运气的成分，增加了合作风险;再由于缺乏基本的、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出现合作问题时，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都拿不出合法、可行的救济方案，坐视企业或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专项投资效益审计和问责制度还不健全。
2.双边协议不完善。
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合作协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协议，内容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合作关系，其中均会提及两国间的石油或能源合作问题。其特点是宏观性、重复性与战略性较强;其缺憾是涉及合作的时限、地点或范围、规模与权利义务等实质性内容的措辞不具体、不严谨，如果不随后签署补充协议，原协议就无法执行。另一类是能源合作专门性协定。这类协议对能源合作的具体领域、原则、方式、价格、机构、争议解决方法等都有规定。其特点是比较具体、可操作性较强。其缺憾:一是这类专门性协定的数量十分有限，留下的具体法律“真空”地带较多。二是个别条款涉及的“其他协议”的授权主体错位，即一方是政府机构，另一方是国有企业，为协议的有效性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履行增加了政治风险。三是从内容安排上看，缺乏履约保障机制，既没有违约法律责任条款，也没有履约监督机制;争议解决途径单一，只有双方谈判而无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与司法裁判。
3.合作机构设置欠合理。
为落实中哈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哈双方曾累计建立过11个合作机构。多年来，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国家间条约的限制，各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这主要包括:(1)没有确定有效的工作机制，除了不定期的会议之外，没有其他开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就直接决定了其工作效率低下。(2)其职责仅限于“协调”两国间经贸、人文合作，包括提出合作规划草案等。从其职责的措辞上分析，它们都没有合作监督、监管，包括提出处罚建议的权力，基本上是自言自语、各说各的话和说好话的平台。(3)缺乏统一的常设工作机构，使双方无法就合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扩大、延伸合作等进行随时的沟通、信息交换。(4)从协定设计和实际操作上看，分委员会都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常设性，这样分委员会的设置就难以避免地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式产生交叉，导致机构设置和机构职权重叠，进而使这种合作机构成了可有可无的额外程序或方法，设置的实际意义不大。
4.争议解决方法单一。
在石油合作中，常见的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国籍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不平等合作者之间的争执，如一方为东道国政府主管机构，另一方为外国石油企业间因履行合作协议产生的争执;平等的国家间的能源合作争端。根据多数国家多年的实践，前两种争议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协商化解，基本上都是由东道国法院实行专属管辖的;后一种争议比较多的都是在能源合作协议中安排了协商解决的方法，选择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判的鲜有先例。中哈间的石油合作争议解决途径或方法与国际上的流行做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同样呈现出了保守与单一。
5.缺乏区域性协调机制的支持。
尽管上合组织的成立宣言、以及成员国间签署的重要条约和每年举行一次的成员国元首峰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都将能源合作列为重点对象，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别能源政策的分散性致使上合组织目前在区域能源政策的协调与能源合作中尚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也就无法为中哈间石油合作提供区域性支持。
(二)完善法律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1.双边政治互信的有力支持。
中哈两国不断深化和巩固的政治互信为彼此间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特别是主席2013年9月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的“三不”政策，向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表达了中国真诚合作的政治远见与承诺，这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石油合作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政治互信的增强有助于减少政治猜疑和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将石油合作从政治之手交还到法律手中，以增加合作的可预见性和规范性，降低合作风险。因此，在目前透明、宽松与务实的政治环境中，完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基本可行的。
2.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整个中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了以创新合作模式的方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构想。然而，在这个大合作战略的实施中，无论是能源领域的合作，还是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只要是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就都离不开法律机制的调节。这其中，石油合作反映了建立在其之上的法律机制的客观需要并为其完善提供着直接的素材，非能源合作在法律机制方面的建设成就也为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健全提供着多方面的借鉴。它们共同奠定着区域大合作的法律基石，为区域大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因此，健全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
3.政府的首肯。
作为能源消费国，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建立健全双边、区域性的能源协调机制，包括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以保证合作的稳定与持久。就一般情形而论，政府既是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也是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在双边合作法律机制建设中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日常性的。所以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对于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建设是非常关键的。4.法律机制初具框架。自1993年10月中哈双方共同签署关于两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以来所缔结的各项重要条约几乎都无例外地涉及了石油合作问题，并将其作为两国间的重要合作领域，同时在政治、经贸、能源、农业、人文、反恐等全面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之下逐步构建起了包括高层互访与磋商、合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分委员会、依据各自的国内法解决合作纠纷的法律机制框架，为充实和细化各领域内的具体的合作性法律机制奠定了必要的条约、机构和运行原则等方面的基础。
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完善建议
(一)完善中国的国内法律制度
1.完善与石油合作相关的企业法律制度。
一是尽快出台海外投资法，并在该法内设专章明确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责权利，加强海外石油投资效益审计与问责制，协调好扩大石油企业海外自主经营权与政府依法监管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政府做主、企业帮工的不正常局面，依法固定企业与政府不同的经营和监管责任。二是通过立法，逐步、适量地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海外石油领域的投资项目，以提升中国民间资本国际经营意识和能力，培植国际经营的民间人力、资本等资源，逐步降低国际石油领域投资的含量。
2.完善对外石油合作合同法律规定。
虽然目前在国际石油贸易中尚不存在标准的合同模式和文本，不同的交易者都在使用自己的合同文本进行谈判和签约，进而大型国际石油公司都拟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大多制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而且按照交易习惯，通常都是以卖方提供的合同文本为基础进行谈判与签约的。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法律就应该要求中方参与石油贸易的企业广为收集和深入研究石油贸易伙伴的“通用条款”，熟知国际上常用的石油贸易合同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立法确定这种合同中关键或核心财政利益条款的“被动底线”，确保海外石油投资利益的应有效益，防止和减少人为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为社会中介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明确的评估、监管依据。石油投资领域的合同制中包含着服务合同、回购合同、混合型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四种。此外，还有存在于油气开发和生产阶段的非传统合同类型，如石油开发合同、石油生产合同、石油恢复开发生产合同。在这些合同中，哈萨克斯坦立法目前已经不包括的是租让协议与产量分成合同，针对这一情况，建议相关立法增补分类指导性规范，要求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明确不同合同的权利义务、风险转移与管理重点，确保合同在石油投资合作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作用，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3.建立健全海外石油投资保险制度。
尽管海外投资保证与保险制度在学理解释上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就利比亚事件中所披露的中国重大损失和中国海外投资的逐年增长而言，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为使这种保险制度得以全面落实，于传统的协商方法之外，还得以更积极的心态加强与各种国际司法裁判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充分正视和发挥它们在解决国际投资纠纷中的常规作用。
(二)建立健全双边法律制度
1.以规范的形式规划好石油合作关系。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见证了中哈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合作文件的签署。就其形式而言，这就是以法律文件的方式规范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两国交往中法制意识的提升，也为今后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严谨的范例，同时也为未来的中哈石油合作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法律依据，完善着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基础。今后两国间缔结的石油合作协议都应该以此为例，减少和杜绝宣告式的协议和言辞，使用规范的条约形式和法律术语，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具体权利义务，以务实的精神为双边石油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和形成保障合作效率、解决合作问题的法律机制。
2.建立合作保障机构。
在现有的合作委员会及其能源合作分委员会之下，增设由中哈双方技术与法律专家组成的驻油田或项目常设性观察组，于油田或项目一线了解合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合作协议义务履行情况，并向本国主管单位报告，由主管单位提请随时召开能源分委员会会议，通过双边磋商，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保障条约义务及时、全面得以履行，保障合作共赢利益的实现。
3.约定备选合同文本。
在中哈石油贸易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通用条款”，即在参照国际流行范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哈双方石油贸易的地缘性、互补性等特点，以石油合作协定的方式列举实质性的“通用条款”，即履行的期限、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交付术语、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管道输送或陆运条件、支付、保险与保证、不可抗力与违约救济、合同的准据法、争议解决方式等。二是合同模式，即应结合中哈石油合作的长期性和互利性，选择适用“照付不议”合同。在中哈石油投资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问题是合同的类型与核心的财政条款、准据法选择和争议解决条款。这种约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哈石油投资合作者提供选择的便利，同时减少合同的随意性和无关的附加条件，保障石油合作规范、持久地进行。
4.选择尽可能多的纠纷解决方法。
就目前公开披露的资料而言，中国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尚无一例纠纷是通过仲裁或诉讼方法解决的。有鉴于此，在中哈石油合作中除继续承认通过协商方法解决相互间纠纷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为了便捷、公正地解决双方石油合作中出现的纠纷，避免因立法缺失、司法不公造成合作阴影、创伤或阻断，应考虑在国家间签署的能源合作条约或相应的条款中明确规定第三方仲裁或待条件成熟时选择区域性争端解决方法的条款，同时在前述备选合同中也应明确载入相应的条款，逐步并彻底走出以协商方法为解决合作纠纷唯一方法之窘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多的化解纠纷、持续合作之路径选择。
(三)建立健全区域性合作法律制度
1.构建坚实的合作法律基础。
这项工作应当包括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其一，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全局性、导向性法律原则的确立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原则在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和以后通过的相关基础性法律文件中已多有体现，现在的问题只是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对其进行调整、补充、完善和予以落实了。其二，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建立问题。与上述基本原则比较而言，这方面存在的更多的是空白点。所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当在该组织之组建宣言和等基础性法律文件所载明的宗旨与原则之下及时商讨、制定该组织中长期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并考虑在与WTO规则相协调的前提下，逐步形成该组织内部和外部统一的能源政策与法律，以制度化措施逐步解决属于油气投资、贸易、劳务的市场准入以及产品标准、运输与管线维护、生态保护、劳工待遇、当地社会发展、对外协调等各方面的问题，落实该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要求瑏瑠。
2.设立廉洁高效的管理与协调机构。
就机构建设而言，以油气双边政府间合作分委员会机制或其他合作体制为基础并吸收合作企业参与，共同构建区域性能源协调常设机构，以保证落实各项区域性油气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断发现新的合作问题，及时反馈合作信息，确保油气合作政策与法律调整的及时、合理;通过合作常设机构，以统一输油气管道、站点管理与安全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第三国出口油气价格为先导，逐渐协调内部声音与统一对外行动，形成政治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自主油气俱乐部或共同体，从区域体制建构方面实现油气资源的互利与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管理方法而言，应适度借鉴国际能源署的管理方法，逐步建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管理机制，适当限制体在决策、实施决策、调整决策方面的随意性，同时在项目运作中更加注重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减少国家或政府肆意干预的成分，努力提高决策与项目运行的效率，逐步解决管理效能低下的痼疾，使已经设置的合作机构真正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3.建立灵活务实的争议解决机制。
常常使用hotmail的人可能已经留意到，他最频繁的旗帜广告就是交友服务，Udate等几个交友类网站轮番轰炸hotmail用户。据不完全统计，在英国有三十多个活跃的专业交友网站，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最大网站宣称有一百万付费会员。其实交友服务这个网络服务热点已经热到了中国。“您想结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您想结识风情万种的热辣吗？如果你的社交圈子很小，怎么办？亚洲交友中心（宜改为“某某交友中心”？）一定能帮助您。”“加入某某交友中心，结识大量异性朋友！”这是国内某著名门户网站上常常出现的超链接广告，还附有若干魅力男女的照片。看来，交友服务已经成为为实现盈利网站而拼搏的“网战们”新一轮圈地运动的重要目标。
这些网站的商业模式大概是靠广告吸引注意力，从而吸收大量“免费会员”，建立大规模个人档案库，并通过数据库管理的自动匹配功能向用户推荐交友对象。网站的收入主要来自介绍费和网上交流服务费及网上广告。这类网站在国外发展非常迅猛。国内外商界先锋开始瞄准中国的这块市场，试图让这种商业模式落户中国。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上中文的交友服务广告。中国的电子商务环境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家。即使这种探索在财务上可行，法律上行得通吗？本文将结合这类网站不同的落地模式，分析他们在法律上可能面临的障碍与险境。
完全落地障碍重重
交友网站服务完全的落地模式就是外国公司或本地公司，利用中国本地注册的公司/非企业法人，注册一个.cn的网站，开设以中文为主的网页界面，面向中国内地及国外消费者提供网上收费交友服务。这个落地模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定位交友服务的问题。换言之，交友服务是不是婚姻介绍？这个问题似乎很学术，很形而上，但实质上他关系到提供这种服务是否需要事先审批，取得政府的特别许可，甚至关系到服务是否会被禁止的问题。
根据目前的民政法规，婚姻介绍服务只能通过民政部门批准登记的非企业法人进行。这里排除了企业类法人进入这个领域的可能性。当然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可能考虑用与已注册的本地婚介机构合作或由本地人新设等办法去规避有关限制。事实上这也正是某交友网站（中国爱线）的操作模式。考察这种模式的可行性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外国人可否投资中国的婚介机构？现有婚介机构可否提供网上婚介服务？可否提供涉外婚介服务？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在中国婚介从来没有被当成产业去管理，而是用非赢利社团他法人的模式通过民政部门在管理。目前没有法律允许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成立此类社团法人，即使是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我国政府的相关承诺。
在第二个问题上政府还没有通过订立或修改行政法规表明立场。但根据民法和规范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一个在“网下”合法的行为，在网上原则上也是合法的，只是个别情况需要取得事先许可。就婚姻介绍而言，目前法规对其服务的特别规定决定了其服务无法完全通过网上完成。例如，法律规定，婚介机构有义务查证申请人所有文件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不能网上婚介服务协议中“申请人保证所提供信息属实”等类似保证条款的效力有限，并且不能因此免除婚介服务提供者的查证义务。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雷区。网上交友服务的优势就是无边疆，可能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全面关注涉外婚姻问题，并最早在1983年有了一个全国性法规去规范相关问题，即《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随后的形势发展暴露出了大量问题，包括以婚介为名诱拐中国大陆女青年到国外从事不正当的行业。国务院在1994年12月6日紧急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1994〕104号），要求规范涉外婚介。1994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了《上海市涉外婚姻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三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禁止任何个人采取欺骗手段或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涉外买卖婚姻和其他违法的涉外婚姻活动。”但该法规对涉外婚姻咨询留了一个通路。
看来无论内资外资无论采取何种模式，要想在中国合法开展交友业务就最好让自己的服务和婚介划清界限。怎样定位才能与婚介区别开呢？中国现有法律没有给出婚介服务的明确界定。这种缺乏对关键范畴明确界定的做法可能也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特点。但法律中“变相从事”这几个字可以被解释得很宽泛。本文认为婚介的本质特征是开展以婚姻为目的的交友活动。因此现有交友网站那种大肆宣传浪漫婚姻成功率的做法值得商榷。不是以注册婚介机构为依托的的网上交友服务，应该通过必要措施确保自己的服务（包括对服务的宣传）不被定位成婚介。在这个问题上民政部的意见很模糊。他们目前关注着交友网站的发展，并要求企业自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适当操作中资网站开展国内网上交友服务有很大可行性，但涉外网上交友服务完全落地中国几乎不可能。
有限落地值得探索
既然完全落地不可能，外国网上交友服务提供商是否有第二通道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呢？目前的探索主要是把网站设在国外，但提供面向中国大陆等地区中文界面的网上交友/婚介服务。典型的是亚洲交友中心和旅英学联提供的交友服务。他们通过网上广告等手段吸引国内客户。
这种模式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中国有关部门会否屏蔽这类网站？中国客户可否跨境消费这种服务？如果可以，则如何解决交易中的外汇管制问题？他们可否在中国传统媒体及新媒体上做广告？等。
网站在中国被屏蔽的可能性问题，是外国网站咨询中国律师比较多的问题，虽然在中国律师看来这一般不会成为问题，或普通商业型网站一般不必为此担心。国务院2000年9月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电信条例》第57条和公安部1997年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网站服务只有触犯“九条禁令”才有可能被屏蔽。除了个别情况下个别交友网站可能涉及黄色内容外，其他交友服务和九条禁令拉不上关系。
中国公民购买海外的产品或服务，是跨境消费。除了外汇管制和行政措施外，中国没有严格限制。中国消费者利用外汇存款（包括信用卡）对国外的支付也不会遇到困难。但对于和跨境消费相对应的跨境销售，这种企业向中国客户主动推销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行为，中国法律有限制措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里，中国没有对网上交友相关服务做明确承诺。这意味着交友服务网站在中国做促销广告这种销售活动可能被认为未经批准。但中国对外国公司的实际处罚很有限，最多是要求网站的中国广告商（包括有广告经营权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停止刊登、播放或网上链接有关广告。
立法走势尚不明朗
关键词: 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 内容提要: 我国目前立法把涉外产品责任归入一般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比分析各国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表明我国相关立法存在一些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本文从立法目的、指导原则、实践情况及立法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立法建议。 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2001年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 （三）各原则的结合 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 （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 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2001年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 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 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 （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从有利于案件公平合理的解决来看，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侵权行为地变得复杂和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也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与案件有着实质性地联系，往往不利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 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 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但是 ，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 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 最后，应考虑在立法技术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繁简问题。国家的立法不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也是给普通民众看的。法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一般具有指引、评价、预测三种作用。如果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看不懂、理解不了的话，法律的指引和预测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评价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为具有“间接法”的性质，其特殊的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本身就会给理解制造障碍。如若写得过多、过复杂则更会增加理解的难度。所以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上，只要照顾到了产品责任的特性，应尽量简略。 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款作如下立法建议：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中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注释: 李先波：《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57页。 李先波、徐莉：《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3页。 Convention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Products Liability.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ctober，1973. 丁利明：《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思考与建议》，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5期，第57页。 蒋新苗：《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宗旨与原则》，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6期，第46页。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关键词: 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 内容提要: 我国目前立法把涉外产品责任归入一般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对比分析各国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表明我国相关立法存在一些缺陷。针对这些缺陷，本文从立法目的、指导原则、实践情况及立法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立法建议。 近年来，随着“丰田召回门”等事件的频繁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涉外产品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在我国成为WTO成员，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制度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传统国际私法把涉外产品责任视为一般侵权责任，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自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取了一些富有灵活性和建设性的冲突法规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适用的法律。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经历了一个由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到完全的（无限制）意思自治的发展过程。该原则最初应用于合同领域，首先将这一原则引入侵权领域的代表国家是瑞士，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的法律。”随后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作了类似规定。但是上述立法规定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法院地法。其后，此种受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进一步放开，逐渐发展为完全的意思自治。譬如，2001年荷兰王国《关于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债务关系的冲突法》第6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已一致选择了适用于侵权债务关系的准据法，则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1971年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率先在立法上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重述第145节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行为的发生和当事人有“重要联系”的法律，并列举了判断！重要联系？的标准：包括损害发生地、引起损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的住所、国籍、公司组成地和营业地，当事人之间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的中心地等7个参考因素。与之区别的是，有些国家的冲突法立法中只使用了“密切联系”或“重要联系”这样的字眼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考量标准，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国际私法第30条的第2款就仅规定：“如果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对于如何判断“更密切联系”，立法上付诸阙如。 （三）各原则的结合 随着“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内的应用，又出现了一种将各种原则加以结合的趋势。譬如1999年斯洛文尼亚《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中第30条规定：“1.非合同损害责任，依行为实施地法。若对受害人更为有利，则不适用行为地法而适用结果发生地法，但须以行为人事先本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为条件。2.如果本条第一款指引的法律与关系无任何更密切联系，而与另一法律显然有联系，则适用该另一法律。”在该法中，就是将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与新发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组合起来，并力图实现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又如，2007年马其顿《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律》第33条的规定也是将“侵权行为地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及“意思自治原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且规定了三原则之间的效力，“意思自治原则”，第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第二，“侵权行为地法”排第三。 （四）参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立法 1972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以下简称为《海牙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国际性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在涉外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以及准据法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关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作法和发展趋势。公约抛弃了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代之以多项连接点的重叠和组合，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准据法确定方法。2001年立陶宛国际私法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其第一卷第一编第二章第1.43条规定：“因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受害人固定住所地位于结果发生地国，或者责任人经济活动所在地、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位于该国，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如果损害责任人的固定住所位于受害人的固定住所地国，或者受害人在该国购买产品的，适用受害人固定住地国法。依上述规定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适用损害责任 人所在地国法；但原告依照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法规定主张债权的情况除外”。 二、我国现行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无调整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现有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46条：“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采用了以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为主，法院地法和共同属人法原则为辅的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原则。比照前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立法与国际最新立法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在处理我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消费进口的外国产品受到损害时，其所体现的法律救济不利于我国消费者。近几年，不断有跨国品牌因为质量问题面临消费者的投诉，但中外消费者在召回和赔偿的待遇上却屡屡出现较大差异。丰田召回事件中，同样是丰田召回门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的艰难维权与美国交通部开出的1637万美元天价罚单，形成了天壤之别。面对此类频频出现的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人们纷纷将责任归咎于国内立法的不完善，呼吁要重新修订《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等法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罪魁祸首”——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恰恰是因为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规定涉外产品责任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而缺陷产品的销售地和损害结果的发生地都在中国，侵权行为地法即为中国法，所以才最终导致中国消费者与外国公司之间适用的往往是并不完善的中国法。 （二）从条文内容来看，我们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或当事人共同属人法为侵权行为基本准据法时，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只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虽然是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围绕侵权责任的构成、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产品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等其他问题也是可能产生争议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立法上均缺乏明确规定。此外，在侵权行为的认定方面无条件地重叠适用法院地法，虽然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我国产品制造者不受外国产品责任法的追究，但同时也保护了外国的产品制造者在我国境内不受其本国责任法的追究，难免给一些不法外商可乘之机，对保护我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利的。而且通过如此规定来保护我国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会使它们不求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日益加大，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三）从有利于案件公平合理的解决来看，在涉外产品责任案件中，由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和通讯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使得侵权行为地变得复杂和难以确定。即便可以确定，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也经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与案件有着实质性地联系，往往不利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利益。 三、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公布的《民法草案》第86条对产品责任作了专门规定：“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是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营业所所在地，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该规定与《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121条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海牙公约》的规定。如采用组合连接因素，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有限自治原则、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强调了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并设置了多种连接点等，应该说，这些规定是比较科学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规则草案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产品侵权责任仅涉及了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涉及产品侵权责任的其他方面；规定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很难看懂，甚至专业人士理解操作起来可能都颇费工夫等。 在如何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方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做考量： 首先，应遵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和立法的指导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目标已由过去的追求案件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逐渐发展为寻求案件能及时、公正、合理的解决，亦即我们常说的已由“形式正义”发展为“实质（实体）正义”。但是 ，由于“正义往往具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因而在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领域，实质正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几大原则。 具体到涉外产品责任领域。就意思自治原则而言，由于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毕竟不同于以合意为基础的契约，不仅完全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较难形成，即便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达成了合意，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性，合意的结果可能也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去甚远。而最密切联系原则避免了传统冲突规范的僵硬、机械的弊端，更具灵活性。法院在处理复杂的产品责任案件时，可以通过这一灵活的系属公式选择最适合解决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不仅有利于公正、合理的解决案件，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但为了降低该原则被滥用的可能性，也为了给法官或仲裁机构提供具体的操作标准，立法上宜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具体连接点。同时，在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中，基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可以更好地维护弱方当事人即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在涉外产品责任领域，最密切联系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体现在立法中，这两大原则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会给予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只是进行选择的主体不同，可能是法官、仲裁机构或是当事人。最密切联系原则下会提供一系列的连接点，一般供法官或仲裁员做选择。而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原则下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亦可由法官或仲裁员代为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考虑到产品责任这一领域专业性较强，将选择权交与法官或仲裁员似乎更为合适。因此，要贯彻这两大原则，立法上就应提供与产品责任相关的一系列连接点，以供法官或仲裁员选择最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其次，既应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立法经验，更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而且符合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一种较好的立法方式。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目前与产品责任相关的配套立法还不很完善，因此要提供机会，以便能适用缺陷产品制造地且立法完善的国家的法律，而且侵权行为地由于常带有偶然性，不宜作为一个唯一的连接点来处理产品责任关系。所以，参考《海牙公约》的规定，建议将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及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四个地点共同作为可供选择的连接点。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产品责任的构成、责任主体的认定、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情节等相关的其他问题无法可依的现象，借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可将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范围直接定为“产品侵权责任”。 最后，应考虑在立法技术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繁简问题。国家的立法不仅是给专业人士看的，也是给普通民众看的。法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一般具有指引、评价、预测三种作用。如果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看不懂、理解不了的话，法律的指引和预测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其评价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因为具有“间接法”的性质，其特殊的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本身就会给理解制造障碍。如若写得过多、过复杂则更会增加理解的难度。所以在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上，只要照顾到了产品责任的特性，应尽量简略。 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条款作如下立法建议：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受害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产品制造地、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地中更有利于受害人的法律。 注释: 李先波：《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57页。 李先波、徐莉：《GATT“公共道德例外条款”探析》，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3页。 Convention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Products Liability.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ctober，1973. 丁利明：《完善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思考与建议》，载《行政论坛》2009年第5期，第57页。 蒋新苗：《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宗旨与原则》，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6期，第46页。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然而，法律的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放眼全球，各国在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方面已达成共识。据统计，世界上有90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网络安全。分析来看，在管控手段方面，有的国家通过专门的国内立法进行管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有的国家则积极开展公私合作，推动互联网业界的行业自律以实现网络管制，如英国。在管控对象方面，主要涵盖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在我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出台之前，不妨看看全球各国在网络立法方面的经验及启示。
美国：社会安全层面备受关注
特点：美国互联网监管体系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领域和联邦与州两个层次；涉及面较为全面，既有针对互联网的宏观整体规范，也有微观的具体规定，其中包括行业进入规则、电话通信规则、数据保护规则、消费者保护规则、版权保护规则、诽谤和色情作品抑制规则、反欺诈与误传法规等方面，这些法规多达130多部。
“9·11事件”是美国网络安全立法的转折点，此后，美国的网络安全立法主要侧重于“国家安全层面”。如2001年美国通过了《2001年爱国者法案》，该法第215条允许美国国安局收集反恐调查涉及的包括民众在内的任何电话通信和数据记录以保护“国家安全”。2002年通过《2002年国土安全法》第225条“网络安全加强法”，该法旨在扩大警方监视互联网的职权，以及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调查用户数据资料的权力，从而保护“国家安全”。2002年美国通过《2002年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该法的目的是全面保护美国政府机构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
近些年，美国开始关注“社会安全层面”的网络安全立法。如2010年美国审议了《2010年网络安全法案》，该法案是为了确保美国国内及其与国际贸易伙伴通过安全网络交流进行自由贸易，从而对网络安全的人才发展、计划和职权、网络安全知识培养、公私合作进行规定。2010年美国还审议了《2010年网络安全加强法案》，该法案的目的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的研究与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制定。
此外，美国还高度重视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保护法案2010》规定，国会应在网络基础设施保护领域设置“安全线”，以保障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并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起网络防御联盟的伙伴关系，促进私营部门和政府之间关于网络威胁和最新技术信息的信息共享。《网络空间作为国有资产保护法案2010》则授权国土安全部对国家机构的IT系统进行维护监管，规定总统可宣布进入紧急网络状态，并强制私营业主对关键IT系统采取补救措施，以保护国家的利益。
欧盟：立法、战略、实践相互交融
特点：欧盟在网络安全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欧盟网络安全体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一是立法，二是战略，三是实践。立法体系包含决议、指令、建议、条例等，战略体系包含长期战略与短期战略，实践则包含机构建设、培训、合作演练等多项内容。
在立法方面，2006年3月马德里和伦敦公交系统遭遇恐怖袭击后，欧盟颁布了《数据保留指令》，该指令要求电信公司将欧盟公民的通信数据保留6个月到两年。但2014年4月8日，欧洲法院裁定《数据保留指令》无效，理由是该项指令允许电信公司对使用者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跟踪，侵犯了公民人权。
在战略方面，2012年3月28日，欧盟委员会欧洲网络安全策略报告，确立了部分具体目标，如促进公私部门合作和早期预警，刺激网络、服务和产品安全性的改善，促进全球响应、加强国际合作等，旨在为全体欧洲公民、企业和公共机构营造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和弹性的网络环境。2012年5月，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国家网络安全策略——为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国家努力设定线路》，提出了欧盟成员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应该包含的内容和要素。2013年2月7日，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宣布欧盟的网络安全战略，对当前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进行评估，确立了网络安全指导原则，明确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了未来优先战略任务和行动方案。这被认为是对2012年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策略的积极响应。战略着力加强网络监管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建立国家网络犯罪应对机构，明确工作任务；制定网络防御对策，从领导、组织、教育、训练、后勤等方面增强欧盟网络防御能力，并创造更多的网络防御演习机会；发展行业技术资源；推动双边多边合作等等。
在实践方面，2013年1月，欧盟委员会在荷兰首都海牙正式成立欧洲网络犯罪中心，以应对欧洲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案件。网络犯罪中心连通所有欧盟警务部门的网络，整合欧盟各国的资源和信息，支持犯罪调查，从而在欧盟层面找到解决方案，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保护欧洲民众和企业不受网络犯罪的威胁。2013年4月，欧洲部分私人网络安全公司联合成立了欧洲网络安全小组，通过联合600多名网络安全专家针对问题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建立伙伴关系。同时利用“一线经验”优势，在网络防御政策、风险预防、缓和实践、跨境信息共享等问题上向政府、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更有效和实用的建议。
英国：法律的侧重点因势而变
特点：英国早期的互联网立法，侧重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英国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也强调网络信息的安全、加强对网络犯罪的打击。
2000年，英国制定了《通信监控权法》，规定在法定程序条件下，为维护公众的通信自由和安全以及国家利益，可以动用皇家警察和网络警察。该法规定了对网上信息的监控。“为国家安全或为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等目的，可截收某些信息，或强制性公开某些信息。2001年实施的《调查权管理法》，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商均要通过政府技术协助中心发送数据。2014年7月，英国政府召开特别内阁会议，通过了《紧急通信与互联网数据保留法案》，该法案允许警察和安全部门获得电信及互联网公司用户数据的应急法案，旨在进一步打击犯罪与恐怖主义活动。
同时，随着英国对于整个网络空间安全所受到的危险的认识程度提高，英国政府全面推行网络安全战略，加强行业自律。2009年，英国成立“网络安全与信息保障办公室”，支持内阁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与网络空间安全相关的问题的优先权，联合为政府网络安全项目提供战略指引。
2010年10月，英国《战略防务与安全审查——“在不确定的时代下建立一个安全的英国”》，将恶意网络攻击与国际恐怖主义、重大事故或者自然灾害以及涉及英国的国际军事危机共同列入安全威胁的最高级别，界定了15种要优先考虑的危险类型。2011年11月，英国公布新的《网络安全战略》，表示将建立更加可信和适应性更强的数字环境，以实现经济繁荣，保护国家安全及公众的生活所需；并将加强政府与私有部门的合作，共同创造安全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商业环境。2014年，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授权六所英国大学提供训练未来网络安全专家的硕士文凭，这一特殊学位是英国2011年公布的“网络安全战略”的一部分。2015年，英国还按照国家网络安全计划推出“网络安全学徒计划”，鼓励年轻人加入网络安全事业。
澳大利亚：安全立法与国家战略双管齐下
特点：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安全有关法规标准、推动政府部门相互协作、重视关键基础信息保护、增强全民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建立安全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信息产品测评认证体系等方面工作，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及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与信息安全有关的法律、标准和指南，包括《电信传输法》、《反垃圾邮件法》、《数字保护法》、《信息安全手册》等，修订了刑法，以适应打击新型网络犯罪。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南。2001年，“保护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政策”，即政府信息安全行动计划，对澳大利亚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保护。此外，澳大利亚标准局还制定和采纳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标准，主要包括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安全管理标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IT安全手册、IT安全管理的信息技术指南等。政府部门都被要求遵循这些标准，执行情况由国家审计署进行审查。
2009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详细描述了澳大利亚政府将如何保护经济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企业和家庭用户，使之免受网络威胁。战略确立了国家领导、责任共担、伙伴关系、积极的国际参与、风险管理和保护价值观六大指导原则。
该战略还提出了信息安全三大战略目标：一是让澳大利亚所有公民都意识到网络风险，确保其计算机安全，并采取行动确保其身份信息、隐私和网上金融的安全。二是让澳大利亚企业能利用安全、灵活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确保自身操作和客户身份信息与隐私的完整性。三是让澳大利亚政府能确保其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安全的且对风险有抵抗力。
此外，战略还确定了信息安全战略的优先重点包括：增强针对网络威胁的探测、分析及应对，重点关注政府、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国家系统的利益。为澳大利亚公民提供相关教育，并提供相应的信息、信心和工具以确保其网络安全。与商业伙伴合作，以促进基础设施、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与灵活性。为保护政府ICT系统的最佳实践进行建模，包括与政府进行网上交易的系统。促进全球电子运作环境的安全性、灵活性与可信度。维护法律框架和执行力的有效性，从而确定并起诉网络犯罪。培养具有网络安全技能的劳动力，使之具备研发能力以开发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日本：政府与民间“协同作战”
特点：在网络安全方面，2013年6月10日，日本正式《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提出了创建“领先世界的强大而有活力的网络空间”，实现“网络安全立国”的目标。
2014年11月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网络安全基本法》，规定电力、金融等重要社会基础设施运营商、网络相关企业、地方自治体等有义务配合网络安全相关举措或提供相关情报，此举旨在加强日本政府与民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协调和运用，更好应对网络攻击。该法还规定，日本政府将新设以内阁官房长官为首的“网络安全战略本部”，协调各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对策，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IT综合战略本部等其他相关机构加强合作。
在消灭垃圾邮件、计算机病毒以及保护网民隐私信息方面，日本也有明确的法律。日本2011年对《刑法》进行了部分修正，要求网络运营商原则上保存用户30天上网和通信记录，根据必要还可以再延长30天。2015年1月8日，日本总务省就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如何保存用户的通信记录召开专家会议进行了讨论，拟明确此前由服务商自行确定的保存的内容和时长。
此外，日本还采取了完善信息安全机构、扩充网络安全力量、健全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研发网络安全技术、举行信息安全演习、举办黑客技术比赛、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广泛开展交流合作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信息网络安全建设。
新加坡：内容管制和信息保护不可偏废
特点：新加坡在网络安全立法主要涉及对网络内容安全、垃圾邮件管控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主要立法包括：《国内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垃圾邮件控制法》、《网络行为法》、《广播法》、《互联网操作规则》等。
《国内安全法》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法规，其在管理网络安全方面规定了禁止性文件与禁止性出版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报告义务，以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国家机关拥有的调查权与执法权。《网络行为法》同样也明确规定了对网络内容进行管制的条款。此外，《广播法》与《互联网操作规则》则较为具体的规定了网站禁止的内容，如规定互联网禁止出现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务的内容等，同时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网络内容提供商在网络内容传播方面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其负有的审查义务、报告义务和协助执法的义务。《互联网操作规则》明确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提供商应承担自审义务，配合政府的要求对网络内容自行审查，发现违法信息时应及时举报，且有义务协助政府屏蔽或删除非法内容。
保护个人信息及隐私最早体现在新加坡政府与互联网服务商共同制定的《行业内容操作守则》中，其规定互联网服务必须尊重用户的个人资料。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项立法是2012年10月新加坡国会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该法案的制定目的在于保护个人信息不被盗用，或滥用于市场营销等途径。法案规定，机构或个人在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资料时必须征得同意，必须为个人提供可以接触或修改其信息的渠道。手机软件等应用服务平台也属于该法案的管控范围，法案规定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用网络发送信息的软件也同样受到该法案的管制。
印度：“母法”和部门法规相辅相成
特点：印度以《信息技术法》的专门立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关规定相辅佐，形成点、线、面结合的互联网法律体系。
2000年是印度互联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0年5月，内阁议会通过了《信息技术法》，并于2000年8月15日正式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便是规范电子商务活动，防范与打击针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犯罪。《信息技术法》第九章规定了8类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和计算机系统”犯罪，一经查实，犯罪者要负担的民事赔偿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卢比(约合200万元人民币)。这八类行为包括未经许可侵入他人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私自下载他人计算机或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制造和散播计算机病毒等。第十章规定了“网络上诉法庭”用以专门受理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的争议案件。详细规定了网络上诉法庭的人员组成、法庭组成、管辖范围、审理程序和权限。第十一章详细规定了计算机相关犯罪。如篡改计算机源文件即故意隐瞒、销毁、破坏、更改计算机源代码的行为可判处3年监禁或多达2万卢比的罚款。
印度在2006年和2008年修正又增加了很多新的计算机犯罪类型。两次修改主要是对新型的网络犯罪作出了规定，并在2008年的修正案中重点规定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容，将网络反恐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规定通过拒绝计算机访问或未经授权企图侵入计算机系统或引起计算机病毒传播等方式威胁印度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以及引起人民的恐慌、或通过其他类似手段导致人们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对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行为，以及未经授权侵入或访问因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原因采取了访问限制手段的信息、数据或计算机数据库的行为。
该法案被认为是规范互联网的“母法”，针对该法案，自2000年开始，印度先后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2006年和2008年出台了修正案，同时，印度刑法典、刑事诉讼法、银行法、证据法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以适应信息网络发展的要求。至此，印度形成了以《信息技术法》的专门立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关规定相辅佐，政府政策为指导的国家互联网管理法律体系。
国外网络安全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立法保障网络安全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分析来看，我国网络安全立法可借鉴国外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立法、战略和实践三大方面。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应当立足全球视野，全面覆盖“国际法层面”、“国家安全层面”、“社会安全层面”和“企业个人安全层面”的网络安全内容。
在国际法层面，包括国家网络主权、国际条约适用等，可参考欧洲理事会《网络犯罪公约》；在国家安全层面，包括国家权力与责任等，可以参考美国《2001年爱国者法》、《2002年国土安全法》第225条“网络安全加强法”；在社会安全层面，包括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网络安全研究、网络安全技术标准制定等，可参考美国《2010年网络安全法案》、《2010年网络安全加强法案》；在企业个人安全层面，包括电子商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可参考美国1997年《全球电子商务框架》、《2005年个人数据隐私与安全法》。此外，还可借鉴印度的做法，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同时对《刑法》、《网络信息传播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调整，形成以《网络安全法》为中心，各部门法相辅相成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在战略层面不断适应新形势，出台国家战略维护网络安全。
可借鉴欧盟的做法，成立网络安全保障机构，为政府网络安全项目提供战略指引，以此来增进国家对于网络空间和信息安全的保障。此外，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恐怖主义新态势的出现，时隔相应周期则更新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新形势下的国家、政府、社会和个人网络安全提供战略指导。
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根据我国互联网的现状和特点，制定信息安全的战略或规划，明确不同阶段的信息安全目标，划定政府部门、运营商及用户保护信息安全的责任。
在实践上，应加强公私部门合作，加大网络安全保障力度。
论文摘要：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初具规模，具有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初级阶段的特征，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应齐心协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推动我国海外企业更快、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现状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最早始于1979年，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现已初具规模。其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集团，是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先锋和主力；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方面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正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向海外扩张；大型金融保险、多功能服务公司，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经营规模较大；中小型企业，数量多，投资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第二，投资结构。从区位结构看，经历了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到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再向世界其他各地发展的过程，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地区分布依次为：港澳地区、北美洲、大洋州、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从产业结构看，初期集中在贸易方面，现已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馆及咨询服务等领域；从出资结构看，包括现金、实物和工业产权，其中直接投入的外汇资金约占1，3，后二者约占2／3。第三，投资方式。独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是在早期采用；合作经营企业，为极少数资源开发项目采用；合资经营企业，绝大多数采取这种方式。
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发展势头看好，但总的来说，我国跨国企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当今世界跨国公司唱主角的国际经济形势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集中表现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三个方面。在地区结构上，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和欧美、日本等2o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非贸易性投资就占了7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猡=资明显偏少这对实现市场多元化非常不利；在产业结构上，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在规模结构上，跨国投资项目一般偏小，500万美元以上的不到3o％，境外投资总额不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仅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0．1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与发展中国家1：0．13的水平有较大差距。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能力。第二，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优化选择和使用各类经营人才，并最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提高经营效率，确保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是企业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任务。但我们的一些企业至今还没有把海外业务当作一项事业来抓，这使得我国派往境外企业的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够高，从事海外经营所必需的既具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的人才匮乏，最终可能严重妨碍和影响海外企业的运行和发展。第三，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开展境外经营颇多疑虑，亦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一些地方领导担心企业无跨国经营的经验，去国外后难以生存；一些领导认为企业在国内发展有基础，但没有合适的具有跨国经营经验的人才，对企业适应陌生经营环境缺乏信心；有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不愿意让企业到国外冒险，还有企业到境外经营后，出现了企业法定代表人将企业据为已有，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如此种种，使得政府主管部门不敢轻易批准企业去海外经营。我国一些海外企业，往往沿袭国内企业的经营方式，行政干预过多，企业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和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不能根据国际市场变化承担风险、主动经营；有的国内投资主体单位仍沿用国内管理企业的一套方法对海外企业进行管理，遥控指挥，不能达到应有的效益；海外企业的效益考核和评价体系不健全，资产损益情况和经营成果的考核、监督不力，缺乏必要的约束手段。第四，管理制度不健全。当前，我国已制定了海外投资企业审批管理制度，对海外经营企业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措施，但立法仍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后期管理办法；涉及海外经营的财务、税收、信贷、外汇统计等制度不完善，尚没有形成正式法律；国家缺乏发展海外企业的总体规划，海外投资企业大都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步调和相互间的协调；对国别、政策、行业投资等导向的引导不够；与带动设备、技术、材料出口及创汇的鼓励政策不配套；另外，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以及合同、章程等均需层层审批。管理办法基本偏严，报批手续较为繁琐；目前，尤其突出的是对经商人员的出国外事管制较多。总的来说，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关于企业国际化的一套系统的宏观规划和管理体系。第五，企业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使企业缺乏后劲。我国的非贸易海外投资企业，行业分布大多集中在资源开发和一般的初级加工业，大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趋于饱和，其进一步拓展市场的空间有限。第六，国际知名品牌不多，名牌保护不够。现代商品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名牌产品争夺的市场，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调查表明，名牌在整个产品品牌中所占比例不足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在这方面，中国跨国公司同世界差距很大，世界上按商标价值排在前50位的名牌产品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产品。同时。我国企业还缺乏名牌意识，许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在国外已被他国企业抢注，失去了法律保护。
论文关键词：国外地质勘探会计，法律，借鉴
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地质学传入中国，少数外国地质学者开启了我国地质调查工作，中国却没有设立自己的地质机构。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当时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地质工作机构。1913年2月，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改为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同年6月，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毕业论文ppt毕业论文模板，职责是既培养地质人才、研究人员和学生，又从事地质调查工作。
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工作者成立中国地质学会，1923年我国第一个地方办的地质调查所――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成立。以后，中央的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又曾隶属实业部、经济部。1928年地质研究所归入中央研究院。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前后，经济部设西南矿产勘测处和矿冶研究所。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四川、西康等也先后设立了省级地质调查所。
以上是解放前，我国地质工作的概况和机构设置情况免费论文下载论文的格式。这时中国的矿产勘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仍较薄弱。由于旧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地质工作和矿产勘查工作发展缓慢，到新中国成立前37年，累计钻探进尺仅17万米，探明储量的矿产只有18种。另外，解放前地质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矿产基地，特别是延安的延长石油的勘查与开发，边区政府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矿产勘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落后，矿产勘查工作受到了约束。
相比而言，国外的地质矿产勘查与开发工作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毕业论文ppt毕业论文模板，而且法律法规也较为完善、成熟。由于地质矿产勘查与开发行业是发现和利用位于地表或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等递耗性矿产资源的行业，该行业具有高风险、长跨度、资金密集、会计业务复杂等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上游活动，即勘探、开发、开采直到矿区废弃的活动。而其中的会计业务作为行业的基础除要考虑会计的专业性外，还应考虑地质矿产的高风险、资源稀缺性、收益波动性、开发专业性和行业高危性等特点。因此该行业的会计业务便显得尤为重要。鉴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业的上述特点，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石油天然气等采掘行业会计准则或相关指南。
美国是国际上最早对地质矿产勘查开发中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国家，其研究的成果也较为成熟、系统和深入，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最早、较完善，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质勘探行为中会计制度的制定以及相关准则的产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开始了对地质矿产勘查开发行业会计问题进行研究，但当时的研究范围还仅限于流体矿产资源开发会计――石油天然气会计的一些具体操作性问题，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成果法 (Successfuleffortsmethod，简称SE)和完全成本法 (FullCostmethod，简称FC)的运用方式和使用范围的选择。60年代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了第11号《会计研究报告》(ARSNO.11)，建议基本上支持成果法。70年代初，AICPA下属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了题为“石油工业会计报告实务”的专题报告，也基本支持成果法。直到以FASB于1975年的第9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tatementsofFinaneialAeeountingstandards，简称SFAS)《所得税会计―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对APB第11号和第23号意见书的修正)》为标志。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世纪70至90年代毕业论文ppt毕业论文模板，先后了六份与石油天然气会计有关的《财务会计公告》，其中最重要的两份准则，一是1977年12月的 SFASNo.19“石油天然气生产公司的财务会计与报告”，二是1982年的SFASNO.69“有关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揭示”。
澳大利亚没有单独的地质勘探会计准则，但存在着管制采掘行业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联合准则。1989年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AustralianAeeountingstandardsBoard)了《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1022号――采掘行业会计》和《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7号――采掘行业会计》，都称为《采掘行业会计》，且在技术上十分一致，不过，前者应用于公司企业，而后者应用于非公司报告主体。其主要涉及勘探开发成本的确认、计量、废弃成本的处置、摊销和收入确认等免费论文下载论文的格式。2004年，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为了使其准则与IFRS6趋同，在认SBIFRS6的同时也了与IFRS6对等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6号――矿产资源的勘探与评价》，取代了《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第1022号――采掘行业会计》，但保留了澳大利亚采掘行业会计原有的一些特色。
加拿大没有一个独立的地质勘探行业上游活动会计准则。但是，1988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了一份可以看作是地质勘探行业会计指南的研究报告――《小型矿业公司(JimiorMiningcompanies)的财务会计与报告》，论述了小型矿业公司的财务会计与报告问题，主要涉及了矿产的资源勘探，而较少涉及开发。研究报告探讨了勘探和开发成本的资本化问题、矿产权益部分销售的利得和损失的确认问题、矿产权益的取得、矿产权益的放弃和销售、披露以及管理费用和股份发行成本等。1990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了名为“石油天然气行业完全成本会计”，主要涉及完全成本法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和开采活动中的应用以及“油气资产”折旧、减值和转让利得、损失的确认等问题。
英国的石油天然气会计实务尽管受美国的影响较大，但亦有自己的特色。2001年6月7日由OLAC了一个实务建议公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和废弃活动会计》毕业论文ppt毕业论文模板，该公告取代了1956年至1995年间的四个相关建议实务公告，目的是在英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框架下增进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与生产活动的公司财务报告的一致性。公告认为，全部成本法和成果法都是可接受的方法，并规定了两种方法下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和上限减值测试的要求，还对风险分担协议、石油天然气开采活动、清理与废弃和其他权益变动等方面的会计处理，以及财务报表列报和披露作了规定。
从以上发达国家地质勘探行业中会计制度的制定，可以为我国相关行业会计制度提供借鉴，制定一份统一的地质矿产勘查开发行业会计准则是有必要的。该准则可采用历史成本原则下的成果法对勘探成本进行会计处理，而不是以估计的矿产资源资产价值为基础;充分考虑生产前成本的费用化或资本化;与矿物相关的成本的资本化与折旧;管理成本在不同经营阶段的归属;矿产资源资产资本化成本的折旧应使用产量单位法计提;矿产资源资产资本化成本的减值测试;矿物成本的确认与计量；动态销售收入如何确认等因素，充分考虑地质矿产行业的专业因素和行业经济因素，为行业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
参考文献：
[1]程江涛，司竹君.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的地质调查项目的预算编制与会计核算.山东地质，2003（1）.
[2]王忠海.采掘行业上游活动会计准则问题研究.东北林业大学学位论文.2007.
[3]董杰.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及其非物质成分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
[4]李佳平,廖西蒙,彭友云.论会计工作组织形式在地质调查管理中的运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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