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内容，无论是民间文学中的善恶美丑，传统音乐中的人文情致，还是传统体育中的竞技风采，都具有极大德育教育价值。这里仅以广东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以窥全貌。作为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非遗”首先是一种经验知识的存在，表现为人们对生活规律的认知。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不同，但都喜好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在广东沙田地区，人们用咸水歌来传播生活知识，如代表曲目《对花》：“（问）乜野花开蝴蝶样，开花结子尺二长。（答）豆角花开蝴蝶样，开花结子尺二长……”如此实在的生活经验通过歌唱的方式演绎，充满了生活的情智。又如汕尾陆丰的渔歌，不仅有捕鱼歌、恋情歌、婚嫁歌，还有生活情趣歌、后勤服务歌，内容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展示渔民生活规律的同时，也将长辈对后辈的认知教育落到了实处。长期以来，高校德育教育陷于一种尴尬处境，即理想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剥离，而来自生活的知识经验正好补偿。在认知教育的过程中，也可以同时培养青年大学生的多元审美情趣。音乐是人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方式。“非遗”音乐的美，不仅体现为“美是生活”，能反映生活的真实与本质，还在于它是世代流传的，“和谐、光明、富于生命力”的审美存在。无论是高扬细腻的客家山歌，还是随字求腔的咸水歌，它们曲调风格的流转都依附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分布在五桂山区与沙田水乡交界的白口莲山歌，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受到客家文化与疍家文化的双重影响，其音乐风格兼具山歌与咸水歌的特点：用客家白话唱咸水歌调，歌词用“啊”“啊咧”“嗳”“啰”等衬字，融合了山歌的高亢和咸水歌的柔美。学生在感受音乐的同时，体验人文、地理交互作用的影响，领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传统音乐的这种地域性差异与融合，也满足了青年群体对多元文化的审美需求。音乐艺术中的德育教育对“真”与“美”的追求并行不悖，但人们认为“艺术是通过吸引人接近美的方法来对其进行道德教育的武器”“，非遗”的德育价值恰恰体现为对青年品格的熏陶与培养，这种品格是对不同音乐文化的尊重，也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巨大的价值蕴含在精神之中，大学生接受“非遗”的熏陶，重点在对文化精神的认同与道德理想的追求。岭南派古琴历史悠久，琴音纯净清越，琴派古朴刚健，托意寄情的演奏承载了道家的自然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清、微、淡、远的意境下，学生对艺术的感受被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对温柔敦厚、恬静淡雅人格的追求。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与道德理想，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真、善、美”内涵的追求中，“非遗”成为高校德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非遗”融入高校德育教育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遗产。作为高校德育的优势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大学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文化特色，采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德育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一）“课堂内”与“课堂外”相结合。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始终是主要方式。在保留主流课程结构之外，音乐类“非遗”可以作为选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在课堂上，教师结合当地实际，给学生重点讲授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音乐史实，如沙田地区以讲授咸水歌为主，梅州等客家地区主讲客家山歌，而潮汕地区则以民间器乐演奏为主要内容，讲解的过程既要有代表性曲目的形态分析，也需要讲授音乐背后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文化价值。在理论课程教学之外，高校需要借助课外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课堂内，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外，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校园德育环境的营造，可以依托学生社团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技艺竞赛，承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讲座，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活动，间接影响青年学生的欣赏习惯，传播传统音乐文化。
（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师资力量是教学教育的根本保证，在“非遗”教育中，高校应当鼓励教师对地方音乐文化有基本的认识了解，并可通过深造、访学、调研等多种方式展开研究，同时也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请进校园，担任兼职教师，除普及性的展示讲座外，传承人可针对有一定兴趣基础的师生进行重点指导，甚至技艺传承。作为道德科学，教育应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接受教育的层面上，高校在将教育者“请进来”的同时，还应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拥有“走出去”实践的机会。“走出去”的方式是多样的：个体或群体既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田野调查研究，也可以参加各地的文化纪念活动，甚至是在城市公园里定期举办“客家山歌墟”，目的是通过亲身参与真实场景，让学生感受到民间文化的生命力。
世界上的众多团体和个人，他们常常为了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忙碌，进行不同形式的表演和实践活动，将已经失传的或者有此趋势的传统技艺向周边展示，随着他们所处环境的不断变迁，手中的技艺和传统文化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得到了关注和发展，进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而有的依旧离开了我们。
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四、结论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的资源转化成为经济价值，转化成为可生产的文化价值，那样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才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首先它必须具有能与当代社会想融合的契合点，不管是通过创意人还是非遗传承人，只要找到这个契合点，那么这项非遗便具有了可开发的价值，在这其中契合点就是其文化价值，而最后的可开发价值就是最终的经济价值。因此，一整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存活下来，而后才能使经济价值成为可能，比如直接可见的经济收入：如门票、纪念品、手工艺品、音像制品等等，还包括由此所带来的旅游业、餐饮业、服务业等一系列经济收入。所以说在这两者的关系上，能存活下来的价值越大，也就是找到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越多，那么潜在的经济价值就越大。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含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强调的是人所拥有的相关手工技艺、精神技艺，最重要的特点是活态。所以在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时，一定要要使它先活下来，其次才能传承、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让创意产业为非遗保护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两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开发可以促进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后，这些地区就有条件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扩大宣传力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供更好的传承、保护创造条件，使其更加安心的从事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这样一来，非遗得以传承，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文化保护和经济开发形成了良性互动。例如韩国，积极发展本土的文化资源与民族特色，无论在电影、电视剧还是综艺节目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包括习俗、礼仪、服饰、饮食等）的重视以及传承，以此，韩国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其中也包括市场开发价值。因此，合理的开发经济价值后发挥它的先施工用，丰富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例如近年来被大家熟知的一些电视节目：《汉字听写大会》、《舌尖上的中国》、《探索发现》、《乡土》、《风华国乐》等等，这些节目既介绍、宣传、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使大家对中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文化资源有所认识。这种做法既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促进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传承和发展，不用专门去教育、学习，人们就会在耳濡目染中收到教育，在无意识中就进行了传承。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误区
在如何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目前国内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保护，以博物馆、民俗馆(村)为其归宿；二是活态化保护；三是传承人保护；四是生产性保护、开发性保护、以旅游开发为多，不过生产性保护也许会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特质的变异，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样式本身，而是这一样式下的内质，也就是说并不是最后见到的形成的产品本身，而是其中的过程（如演唱过程、制作过程、书写过程、表演过程等），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本体的开发，就脱离了原有的意义与本质。很多地方所存在的误区，就是在一片空地上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区，没有任何文化的聚集与历史的积淀，是如今最常见的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伪融合的现象，许多人无中生有出来一个民俗村、文化馆、文化园，巧借非遗名目，实际只为博人眼球，而其真正目的只为盈利。这样一来不但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反而会导致一些不了解其中渊源的部分人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嗤之以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传统的就一定是优秀的，经典的，因为真正可以称得上传统文化是需要有灵魂的、有精神的，经过时展的大浪仍然可以留下并被代代相传、让人觉得津津有味的。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不能与其他艺术元素融合，终将走向消亡；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不能与科学技术融合，终将走向消亡。在所有的文化艺术种类中，哪一种文化艺术种类可以融入当代的科学技术元素，哪一种文化艺术种类就将占据当今文化产业市场中强有力的地位，科学技术的深入，对一门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新的时尚背景下，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多元的。而科技与文化艺术结合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印象刘三姐它集漓江山水、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国精英艺术家创作之大成，是全国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演出集唯一性、艺术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构建了一个空前壮观的灯光艺术圣殿，从一个新的角度升华了桂林山水。当然，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无法融入现代生活，因为它赖以生长的土壤以及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将其整理入档入馆，也算对其尊重并尽了一份文化义务。
四、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近现代以来，中医在其生成的本土不断被边缘化。这一处境是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在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背景下，民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文化出路的时候，常常积极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力图达到救国存亡的目的。因此，他们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常常用进化论思想，排列和对比中西方文化，以西方为进步，以东方为落后。从最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渐走向了全面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也就是说，近现代的文化史，是一场知识分子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观点，以“科学”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来宣布自身社会的迷信和落后的过程。中医就被包括在这种迷信、落后和不科学之中。①中医在近现代中国的边缘化正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结果。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以余云岫为首所提出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等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2006年张功耀以“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再次提出废除中医，并在互联网上贴出《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何祚庥、方舟子等知名人士相继批评中医，方舟子出版《批评中医》一书，声称中医是“伪科学”，从而引发了新一轮中医学发展的困境与危机。②此种有关中西医之争的现象正如杨念群所说的，是一种科学隐喻，“在这种隐喻的控制下，中医得为无法用科学方法治愈身体疾病承辩护也得从是否具有‘科学性’入手才有说服力。”①以医学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上述中西医之争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致使西方科学主义成为一种统治性价值和观点向非西方社会推进。以“科学”与否判定中西医学之优劣，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和文化隐喻。伴随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推崇和鼓吹，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以西医为主体的现代医事制度，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非西方社会接受以“科学”为评判标准的一种象征。
因此，“疾病与医疗模式的改变，隐喻了文化和政治的扩张和征服。国家和政府处理疾病和医疗的策略和方式，恰好反映了‘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②这一场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对中医所带来的困境是空前的。中医的处境在科学的节节胜利下，陷入不断萎缩的局面。有学者对目前中医的这种困境有着精炼地概括:“‘中医教育’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几乎成为‘中医科研’的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等等。”③除此之外，中医从业人员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至1949年剩下50万，现今仅有27万人。此外，“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④至于在宣传层面，国家缺少公开正规地对国民开展中医学的知识普及，偶有的与中医药相关的影视作品亦远离真正的中医，因此国民对中医的认同也在消解。许多老中医忧心忡忡:21世纪，中医学界陷入了严重的乏人又乏术的尴尬境地。此种现象，似乎真的把千百年来护卫民族身心健康的中医陷入“遗产”位置上:即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却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
二、“申遗”:中医复兴之路及其悖论
当原来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活态的中医，陷入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之境，中国政府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为一种被多数人认为是表达中医、展示中医、拯救中医、复兴中医的途径和方法。自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医“申遗”工程。在首批10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医药便为其中一类。不少中医界的从业和研究人员都积极发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确认中医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符号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中医。如沈劫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和历史性观察认识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世代相传，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被再创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中医药学完全符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把中医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靠，获得“合法性”、“话语权”、“生存空间”，并非不是。至少如刘更生所言，“(中医)申遗最大的好处是在思想基础上、指挥上、国家和人民的观念上达成共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识。”①这种对中医重视认可的共识，是中医复兴的基础。然而，在中医申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路与做法，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再到2007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都不断地在调整文化遗产的分类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文化主体性和多样性保护的初衷。换而言之，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应当在积极探索自身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在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他们“坚持不懈地以本国的遗产保护和遗产理论研究，引导和推进着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本体认知:强调多样性、无形性、非精英性、活态的民间民俗遗产类型，并最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形式，拓展和重构了世界遗产的崭新体系。”②反观中医，我们一直缺乏从中医自身出发，来强调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这可以从中医申遗之路具体经历中看到:我们如何一直在“屈从”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定义”、“规定”和“体系”，而不断地分解自己的整体性来“削足适履”地适应它们，以获得“中医非遗”的符号和地位。2003年，为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也(诸如端午节一样)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酝酿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起草的“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中，第一步是将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2008年9月，中国将“中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却因为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申报规则的具体要求，撤回了中医的申报，在2009年10月改为“中医针灸”申报。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所申报的35项中，“中医”被认为是“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名列榜首”的选项。恰恰是这被中国人认为是重中之重、无需讨论的“中医”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部的评审委员会认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未被纳入到国际遗产体系标准中去博弈、接受、吸纳的事实。王旭东先生曾撰文对该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概而论之，有这几个层面:首先，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即“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医申遗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在评审委员会看来，中医的非遗申报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遗产项目使社团或群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⑤其次，《公约》规定“非遗”的形式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就是对文化“形式化”的约定。中医的形式极为丰富，但是，从项目名称上，专家们却无法看到“表现/表演”之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中医”二字不是项目名称，而是一个知识领域的总称。
因此，评审专家无法将其与《公约》规定的五类项目形式对应。①基于上述分析，王先生认为，要想解决中医申遗的障碍，必须要使中医具备《公约》中所规定的明显的形式感，否则无法通过申报。因此，需要将“大中医”分解为“小项目”，以“针灸”、“养生”、“气功”等等作为单项分别申报，否则连审查都无法通过。他认为“要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②由此可见，王旭东先生从中医“申遗”的困境及其原因出发，为了能适应联合国“申遗”的要求，提出把中医“化整为零”，去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非遗的几种形式，比如“针灸”。无疑，这一过程表明了，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为了符合联合国的标准，而忽略了按照自己的遗产特点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和实践体系。在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中，传统医药作为其中一类被纳入其中。在这一类别下包括了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而言，这种分类体系延续了“化整为零”的思路，以更加符合UNESCO的认定标准和思维。尽管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六项被认为“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医药的精髓”③，但是并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性、系统性。无论是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又或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现在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其“道”的层面濒临危机，即“中医认知方法、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越来越难以被现代人领会和理解，中医文化的根基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这才是中医必须申遗的最关键的诉求。”④实际上，中医作为“非遗”的亮点，是它所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层面的“道”，在这个“道”之下所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诸如此类种种，在中医的“申遗”过程中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主张和认可。更不用探讨更多深层的细节问题，诸如，“中医药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特征说明中医药知识自身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融不可分割性，同时也具有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相融和不可分割性特征”⑤、中医系统里头讲究“医药不分家”的辩证事实，等等。
三、启示:中医中的中国“非遗”理论图式
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遗产公约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便拥有了47项世界级的遗产，名列世界第三;有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列世界第一。但是，“所有申报成功的‘遗产’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为根据，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未能体现中国独立的遗产体系。”⑥上述“中医”申遗而改为“中医针灸”这一事件恰好注脚了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却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遗产理论体系这一现实。从中医角度而言，在“遗产”时代的大背景下，虽然我们还会痛惜中医沦为“遗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认识到中医沦为“遗产”的原因，并加以弥补，我们应该庆幸中医能够成为“非遗”而得到新的生机。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实践和理论角度而言，中医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如果能得到自我的表述，不仅仅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的一个很好的实践，也是增进和完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实践。彭兆荣先生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时候，指出要在我国传统中寻找和建立遗产体系，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非物质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可以从“遗存之道、遗存之相、遗存之技和遗存之法”四个核心内容展开。所谓“遗存之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的普适性观念，涉及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等;“遗存之相”是指现象学层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逻辑和文化语法，一套自己的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遗存之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践行系统，包括形而下层面工艺、技术、技能;“遗存之法”是指一整套应变逻辑、策略和模式，以保持活态遗产生命力。①下文拟从这四个面向来探讨中医作为中国一项突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表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特有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1．医道:遗存之道
中医之于中国文化而言，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医以载道”，中国文化中最抽象的要素，如气、阴阳、五行、和合、中庸都集中体现在中医之中。离开中国文化的“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中医的理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药物的四气五味，诊断的四诊八纲，都是中国文化核心之“道”的体现。《易经》中的“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核心和抽象的概念，其运用大到无外，小至无内。日月昼夜四时方位男女人伦都能用阴阳来解释。而整个中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②健康和谐就是阴阳的平衡，反之就是阴阳的失调。故而《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③出自《尚书•洪范》的“五行”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核心的概念，指自然界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医将五行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木火土金水的特点和属性不仅对应了了肝心脾肺肾五脏、怒喜思悲恐五志等的功能和特性，同时“五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也对应了五脏五志等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当人体的五行相生相克保持平衡时，身体表现为健康;当正常的生克过度，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相应的，在治疗的方法上，也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进行医治，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④因此，“‘五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应是‘天人相应’的实体化。”⑤阴阳五行是中国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贯穿整个中医理论和实践始终的概念。无论是从致病理论、八纲辨证、还是“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又或者是人与晨昏四季八方等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都蕴含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展现着整体性与辩证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医承载着“道”，也彰显着“道”。离开“道”，而谈中医，就是失去了灵魂;更不用说离开“道”而专注于某一味“药”，某一门“技”。因此，医道既是中医之“道”、也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道”。是在“道”这一层面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医整体作为“非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是以“项目”的形式单独孤立地面对世人，而应该从自己最深的“道”的层面———即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上入手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体系。
2．医学:遗存之相
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中医名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诚如前述，这9个项目是作为单独的项目被列出来的，而不是以一套依照中医自有的文化逻辑、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以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医非遗之路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科学的”、“他者的”的标准来“修正”自己。上述中医“非遗”实践的逻辑延续了从晚清以来的历史困境和悖论:中医始终在西方科学隐喻下，无法以自己的体系完整地自我言说和证明，而要用近代科学和西医学作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至今日，中医学界需要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药的有关理论，来获得所谓合理性、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柳长华先生曾以《神农本草经》指出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传统知识没有标准，也无法制定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被实验室证明的。其实，有些传统知识是有标准的，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制定标准的。以中药新药和中药专利的申报、审批为例，我们多年来采用西方化药的标准，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民族产业受到压制，因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药本身没有标准。其实，中药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标准———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到历代本草文献的总结，实质上都是在追求实现一种‘标准化’，只是这种安全有效的传统标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而已。有的人一谈标准，就要求与国际盲目接轨，从没想到尚不存在的‘国际标准’是需要自己去建立的……”①上述提到的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的“本草”形制就是中医医药学的一类从自己文化、经验出发的一套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把中药材分为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此外，有关经络、穴位、疾病等等，中医也有自己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以疾病中的痹病为例，“痹”一词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风湿”一类疾病的命名，并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中医学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关于“痹”的表述系统:痹病是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气血功能失调，风寒湿热燥等外邪侵袭(也可内生五邪及瘀、痰引起)，造成经脉气血不通、不荣，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甚则关节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单单关于“痹”的成因上，又分为:按外因命名(风痹、寒痹、湿痹、热痹、八风五痹、八风十二痹、风冷痹、外感痹、暑湿痹、湿风等);按内因命名(内伤痹、实痹、虚痹、痹弱、气虚痹、血虚痹、阳虚痹、阴虚痹等);按不内外因命名(食积腰痛、损伤痹、蓄血痹、瘀痹、瘀血痹、痰痹、溢饮等)。②事实表明，中医中极为丰富和特色的关于宇宙、生命、身体、疾病、医药等认知、概念、命名和分类系统，本身就是一套能自我言说的“非遗”知识体系，要充分梳理出自己知识谱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构建中来。因此，“如果想不照搬西方知识谱系来框囿中国的遗产事项，就必须回到中国丰厚的遗存中去，从名实之辩的根本点出发，梳理千年中国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③
3．医技:遗存之技
由前述可见，中医在“道”的统摄下，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建立起来自己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学”。然后，在“学”下，生长出各种具体的用来预防、判断、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之“技”:它涉及到了生态亲和、器物工艺、活态操演、身体技术。现在被列入首批部级非遗项目的医药类非遗中的“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都可以算是属于“技”的层面。此外，中医的导引养生功、心理疗法、食物疗法、推拿、巫祝等都是属于具体用以预防、判断、治疗疾病的“技”。这些“技”是显在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中医中，还有一种潜在的“技”———“内证法”。因为它的神秘性、直观性，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甚至消亡的“非遗”。但是它很细微、很精深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针灸(经络、穴位)、正骨、制药等技术的形成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内证”这门神秘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中医除了治疗人的肉体，还治疗人的精、气、神，其精气神部分，比如经络穴位、五运六气、五藏六腑，而这些就需要通过内证的方法来获得。②这门极其精深细微级别的“非遗技术”完全是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著名当代中医刘力红曾经举了《胎胪药录》一书中提到“胎息”来大致解释“内证”获得的条件，即人要恢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胎息)，心明的状态就会自然产生，从而就能达到内证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内视反观”。古人讲的经络穴位、药物气味、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内证实验出来的。③由于后世之人越来越少有人能掌握并亲证这门技术，而只是直接应用这门隐性技术所证得的显性技术(如针灸)，所以“内证”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要真正成就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之技”，不仅仅要整理和保护显在的“技”，还要重新认识和恢复隐性的“技”，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区别于西医的精华之所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中医所主张的“精、气、神”的东西无法信任，原因在于长时间地中断了“内证”之“技”的践行(doing)，因而影响到了中医(尤其是其形而上方面)的存续(being)。“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技’的践行(doing)而成就其存续(being)的本身。”④
4．医承:遗存之法
中医千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遗存之法”，使得中医能几千年以来不断地保持生命力，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套“遗存之法”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一个“完备”的人。中医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技术，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优秀的医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中医理论与中国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相同，即便是民间的医生，通常也要把医德放在首要位置。古代很多读书人未考中功名转而学医，上手很快，成就很快，说明中医医承之法的首要在于保持它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
第二，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等中医经典。从张仲景开始一直到当代的颇具威望的李可、刘力红、徐文兵、倪海厦等中医，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无一不是从研读经典中成就出来的。尽管后世中医著述汗牛充栋，但是都无法超越和替代经典。
第三，师徒带。中医这门特殊的学问和西医标准化、科学化的教育不同，它强调“师徒相授”，强调“师传”，通过师传的方式，得到言传身教、耳提面命、随师临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如此依师三到五年，出师后即能临床。近现代以来，中医之所以式微，就与上述三种最基本的中医“遗存之法”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以“现代的”、“科学的”、“西式的”教育和传承的方法有关。古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从事学习和从事中医者都是综合素质极佳，通晓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的人，现在很多人考中医是因为分数线不够，无奈才选择中医，而非如张仲景等古德“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⑤，奋而学医，以救苍生。所以，现在在中医人的传承上，出现的一个问题是“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考入中医学院后，学校里头的教学方式又是按照现代西制办学，使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用西医的理论、方法和实验研究来发展自己，对于中医的经典之作，不仅没有加以研读，反而被认为是传统的、过时的、阻碍中医进步的内容，处于选修，选读的地位。作为中医的学生，倒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解剖学、细胞学、各类实验，床头放《内经》、《伤寒》等经典加以日日研读的几乎没有。如此在中医学院毕业后出来的中医生，自然无法用中医来临床而取得成效，现代中医教学体制基本上是一个扼杀中医传承的助推剂，因而中医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从非物质遗产层面而言，中医传承中的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无形性、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的中医学院的教育方式恰恰是忽视和否定这种深层次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核心，从而导致中医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随之出现了断层。由此可见，在中医“申遗”的道路上，只是去争取一个中医的非遗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西学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课堂的传授方式;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医在本土社会中所采取的“遗存之法”有自己与其性质和生态相适应的的生命力法则和逻辑。在追求中医“申遗”的道路上，重新去理清和传承“人”、“经典”、“师徒制”的中医传续之法、传习之法和应变之法，才能恢复和保持中医生命力，使之源源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团队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一门重要学科。为了促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施，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行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意识课程指导方案》等条例，加快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是得到的重视程度却比较低，甚至没有配备专业的老师，存在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的情况。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够合理，教学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的环节，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上课的目的主要是凑学分或者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很难达到艺术教育原本的教学效果。
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以一个悠久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古代中国到现在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很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礼仪、节日、风俗等方面，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样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热衷于追求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少，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无法体会到优秀非物质文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之魂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还能发挥艺术的熏陶作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应当实现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让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一）树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理念
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比较强，主要引用的是一些正统的文化和艺术，忽视了对本土非物质文化的引用，还没有正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体系中，因而造成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脱节现象。高校公共艺术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逐渐养成“文化自觉”的思想，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出现代价值，不断丰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实现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二）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区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与劳动的积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提炼，挖掘其中的艺术内容和教育价值，并融入到高效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课程体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继续发扬光大。高效公共艺术教育要实现与民间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杂技等的融合，不断拓展其题材和内容，吸引更多学生的眼球。
（三）建设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师队伍
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来看，他们大都毕业于正规的艺术院校，正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他们掌握了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较少，很难实现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的融合。针对这样一种情况，高校要加强对艺术教师的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鼓励他们深入研究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课题，不断提升教学素养和能力，为艺术教育效果的提高打下基础。
（四）实现课堂教学与参观实践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其艺术载体展现出来，如果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或者是欣赏图片、观看影响的形式，则不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走出课堂的限制，让学生近距离与文化艺术进行交流，在辅助以必要的讲解，把遗产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艺术思想传达给学生，教会学生一些欣赏艺术作品的方法，引导学生提出新颖的看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笔者于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融合的实际教学中总结出如下一些经验。
1.将公共艺术教育当作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平台，并将其纳入专业课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个教学平台必须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知道，知识应该更新换代，并不等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遭到抛弃，与之相反，对其传承与发扬理念应当贯穿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始终。
2.在教学中抓住校内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一定数量的校外实践基地作为教学的基础元素，积极践行设计实践、采风实践以及假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并且带率领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这样可以将民间工艺美术在校内外得到广泛传承和发扬。
3.使用多媒体以及校内刊物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交流和专业教学的平台，配合与公共艺术教育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窗口和栏目，征集理论上有创新学术上价值的观点和论文，以便辅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从而提高设计的教学效果，达到设计的教学目的。
4.老师可以利用假期或周末，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或者拜访一些民间艺人，让学生记下心得体会，鼓励学生发掘更多的本地文化遗产。
四、结语
总结我国几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现状:全国性的非遗普查工作正在进行;一个覆盖全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名录体系正在筹划;非遗传承人正在传承学习中;专门的非遗保护区和非遗博物馆，已经被有关方面所重视。我们要利用非遗资源，促进非遗发展。必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交流，扩大非遗影响力。2004年，我国加入《非遗公约》，在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我国民间不少文化艺术种类被忽视，出现消亡现象。但是，最近几年，按照保护和抢救的方针，逐步建立非遗保护体系。2006年，少数民族非遗产保护的活动上，对我非遗学科建设提出了发展日程。将非遗“有形化”和“以人为本”，等十项保护原则，作为非遗保护的具体手法。在具体保护手段的引导下，积极开展非遗文化理论研究，加强非遗宣传教育。
2非遗和音乐课程结合的意义
我国高校对非遗文化的保护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着千万学生成长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艺术是一种文化，艺术教育是人文化艺术传承。优秀艺术作品表现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进步。是人类智慧结晶的沉淀。应该学习和传承的。大学生，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人群，在传承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来看，高校地方音乐课程有种子意义。不仅对学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着启发作用。当学生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将更加深远因想到本专业课的教学。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具有特殊性。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通过对学生的反复传授，以几何裂变扩散。使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此，高校地方音乐课程的设置，应该以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流，在高校的地方音乐教育中，大力推广。激发学生传播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随着工业社会影响，传媒技术迅猛发展。在多元文化并存下，保持民族音乐文化，就成一项严峻的课题。但是，当前的学生音乐课程设置，主要以欧洲音乐文化为重点，古朴的民歌、器乐对学生的影响力较小。非遗中的地方音乐设置更是寥寥无几。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以增强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内聚力，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世界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把本民族音乐放在重要位置。例如，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之上，亲自为孩子们创作具有民族特点的民歌。鼓励学生使用民族器乐。具有浓郁地方音乐课程教学，将民族音乐扎根于心田。开设以非遗题材地方音乐课程，一方面满足了音乐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3进入地方音乐课程途径
加强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地方特色的因为课程为载体，具体的操作途径使什么呢?
3.1重视地方音乐课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
最普通的教育手段，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传承效果，可以使学生明白，传统音乐的内涵。当前，大学的专业音乐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理论，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西洋乐课程比较多。对于传统音乐概论课程的开设，可以填补我国在传统音乐，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空白。但是，在这种音乐课程需要逐步扩大推广，如果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那么就远远忽视了这种音乐课程设置对非遗保护作用。应当把它上升为与乐理。成为声乐，钢琴等同等重要必修课。除此之外，还应开设中国传统乐理课程，配合民族乐器的教学，在多个方面，使民族音乐知识在学生中充分掌握，传统音乐欣赏水平得到提高。
3.2主修课程中设置传统音乐欣赏。
如果将这门课程的设置中，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就会在广大学生群体中的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在民族音乐丰富的内容中，通过多彩的形式，感受民族音乐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音乐感受中，培养热爱我们的传统音乐的民族自信心。
3.3开设地方特色的音乐课程。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每个地区都有传统音乐品种。例如，我国每年的青歌赛中，不少来自我国偏远地府的原生态歌手，进行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演唱，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如果只是政府专门机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这时候，就需要大学研究发挥作用。不少地方大学开始本地音乐研究。但是，大部分只停留在学术层面。如何传承、发展，没有效的办法提出。如果，本地大学拥有本地音乐课程，在全国就形成一个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在传统音乐的保护、研究中意义重大。
3.4传统音乐学习模式的打破。
传统音乐的学习，因为内容上的特殊性，需要学生进行现场观摩，跟随文化的传承人进行传授接受。传统音乐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应该在教师的带领下，走下讲台，走出教室。让学生亲自去发现、整理。美术有写生课，在大自然中去发现美。音乐教学也应该有一种采风的制度，就是收集民歌。每学年抽出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去搜集传统音乐资料。组织现场观摩。在剧场，在庙会，在传统音乐品种中传播。通过传统艺人学习。在这样的教学措施下，广泛了解传统音乐的博大精深。实现自觉地保护传统音乐。
3.5发展学生社团，为传承的平台。
大学的社团在大学中普遍寻在，是传播传统音乐的良好舞台。例如，民乐社。、加入社团，就相当于参加票友组织，学生集体感受传统音乐，接受熏陶和训练。发挥学生传统音乐能动性，促使学生去关注音乐，保护推广传统音乐。社团中，专业教师的辅导，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知识的时候，不会迷失方向。在传统音乐知识传播的时候，能够有序传播。使文化的传承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4结语
儿童是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础，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承意识的培养，应该从这个民族或族群的娃娃开始抓起，这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然道路。我们对儿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培养，并不是要求他们所有的人都成为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技能的传承人，而是要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的启蒙教育，使他们产生对民族、对国家、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之情，使他们成为富有文化自尊和民族自信的人。这一过程，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表述相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有制度、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来保护和传承的。幼儿教育阶段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奠基的重要阶段，一个人的许多重要能力、品质、意识都是由此开始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起始阶段。幼儿教育应该为幼儿的近期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25］因此，一个人非物质文化相关意识的培养，幼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学前阶段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让幼儿从小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将为幼儿一生的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传播优秀文化培养了传承者。”［26］儿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多少，将决定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说:“传统蒙学教育，将对全面提升我国民族道德水准和青少年文化素养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27］在蒙学教育中，《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传统经典文化可以给儿童们带来一些理性的感受，但是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艺术、民间技艺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更能使儿童们在实践行动中得到熏陶。儿童要健康而快乐地成长就必须要学习。“所有的儿童需要被喂养，需要接受生活技能的训练，需要学习劳动本领。”［28］儿童的这些学习，最早就是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的。无论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含了神话、故事、歌谣、谜语等口头传统，表演、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皮影、木偶等表演艺术，以及剪纸、蜡染、刺绣、编织、雕刻等传统技艺等内容和样式，都是其所处生活环境的产物，用现代学科范式来讲，他们大多属于某种艺术的形式，这些非常适合在儿童时期进行启蒙教育。通过艺术教育传承的方式来培养幼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爱好是符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在儿童时期，具体的形象思维能力远胜于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感受和创造民族艺术是幼儿的认知和审美能力可及的”［29］。虽然全球化的影响会使儿童嗅到来自本土文化以外的气息，虽然新媒体的发展会使儿童看到本土以外的世界，但儿童对出生和生活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和领会，仍然是自己幼年时主要的学习内容和行为。儿童对于本土知识和传统的学习，通过所在的文化生态环境的耳濡目染来感知，通过不断地尝试来理解和掌握。这个过程，是一个“习得”过程，“这是一种获取知识经验从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30］。用文化人类学的话语来说，这也是一个“濡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成长过程中的个体获得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31］。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容和样式来说，更是儿童不会过多地需要前人的抽象解释和复杂的技术分解，就可以通过自己对环境的体验、对材料的尝试、对技艺的感悟来理解和把握的。为什么我国壮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被我们称之为能歌善舞的民族，就在于这些民族的幼儿从小就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民族歌舞文化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存的技能接受了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儿童对非物质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认知，是在自己所生活的族群或地方，通过本民族的父老乡亲的传授而获得。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教育制度的完善，幼儿教育得到普及，儿童知识的获取更多地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因此，儿童的非物质文化认知的形成，会更加依赖于正规的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当下的幼儿到小学的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是严重短缺的，在一股股“唯美、唯欧、唯日、唯韩”的潮流中，在盲目的“国际化”“时代化”的口号声中，把一些并不适合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和样式引入了儿童教育之中，而适合幼儿美育教育、技能教育、品德教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却受到了冷落。特别是一些家长以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名，从小就让孩子参与到“西式传统”的教育之中，“西洋美术”“西洋音乐”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由此也在各地“茁壮成长”，社会组织的各种幼儿“西洋美术”“西洋音乐”比赛也“蓬勃展开”，而各种新闻媒体还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如此种种，使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非物质文化，如美术、音乐等内容和样式的生存机会和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在我们民族的幼儿教育中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和传承的空间。今年教师节，主席针对在中小学课本中去掉古典诗词和散文的问题说:“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32］因此，儿童教育实践中，如何丰富和完善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实，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了幼儿时期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丰富幼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25］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美术教学大纲》中还提出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族美术教育，更明确地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爱国主义情感和良好的品德、意志”，在教学要求中，还根据学生不同阶段接受知识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解。在小学低年级主要是“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和表现生活周围的美好事物”，从而“感受祖国的可爱和生活的幸福”;在小学中年级主要是“让学生初步接触、了解优秀美术作品”，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艺术的情感”;在小学高年级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祖国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从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33］。《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规定:“小学低年级，以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为重点，开展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22］这其中包括“知道中华民族重要传统节日，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初步感受经典的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小学高年级，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为重点，开展认知教育，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对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感受各民族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和特点……培养学生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兴趣爱好”等，以达到“热爱祖国河山、悠久历史和宝贵文化”的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内容和样式，都是与其产生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包含着一个民族或族群深刻、悠久的文化记忆，是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生活体验，对儿童的思想、品格、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时期学习最直接的是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获得。“如果儿童脱离了体验，失去一定的情境的依托，儿童很难理解那些显然是抽象的、与他原有的日常经验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概念、原理。”［30］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加强对适合儿童心理和生理接受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资源的挖掘、整理和运用，选择那些既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适合幼儿审美和技能培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民族的下一代，以主动、积极的方式来获得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认知，感知和体验本土传统的文化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母体文化”熏陶和浸染。通过这种地方性知识所代表的“小传统”的教育，可以把民族文化传统根植于儿童的思维中，逐渐培育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亲近自然的情感”［22］，并逐渐使他们发展到对“大传统”的热爱，对民族国家的热爱。
二、少年的认知教育:培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者
传统社会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教”或“族教”来完成的。“儿童学会手工艺并获得独立生活能力的正是家庭。”［35］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技能，是作为当地社会地方性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必须传承的。这种家庭教育或家族教育是人类得以世代延续的根本保证。“正是这种生命世界普遍存在的先辈对后代的生命之爱，才使家庭教育获得生命意义上的重要性。”［36］例如，过去许多地方或族群的女孩从小就会师从母亲或师傅学习织布、刺绣、挑花、蜡染等技艺，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关系到她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过程也逐渐使她们产生了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使他们成人后成为自己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者。“传统上没有学校，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青少年’，他们只是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37］而在当下，由于社会生态的不断变迁，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学校教育越来越完善，因此，“学校是作为一种弥合儿童与成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差距的正规机构出现的”［37］。
传统社会中“由家庭及族群所从事的‘全揽式’文化传承活动也部分让位于学校教育，那些知识、技能型的内容更多地转交至学校”［13］。而且由于学校教育能够“按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选择教育教学方法，保证在一定的时空内对每位入学者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并获得最佳效果”［13］，所以，通过完善的中小学教育制度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通过“加强中小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达到提高“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38］的要求，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小学教育中，把非物质文化的相关内容和样式作为一种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传授给学生，由此来增强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已成为一种共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就提出了“应体现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我国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33］的要求。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兴起之后，对于传统美术的重视更是在美术教育的纲要中得到了体现。《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传统美术是世界美术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术共同构成世界美术的多元化”，“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高中美术课的重要性质之一就是“传承文化艺术，弘扬人文精神”，要使学生在“深入地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增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同”［39］。《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初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22］具体要求是:“欣赏传统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培养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22］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文化进入中小学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存在一些问题，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行升学制度的引导下，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意见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基础教育之中。
在“高考”指挥棒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被排除在高考内容之外。在这样的功利性目的引导下，普通中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不得不走入音乐学习以“西音”为主或侧重于“西音”，美术学习以“西画”为主或侧重于“西画”，体育学习以“西体”为主或侧重于“西体”的误区。这就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的教育目的很难得到实现。例如，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术教育进行了比较好的设计，不仅专门设置了本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书法•篆刻”学习模块，还在原来以西学为主的学习模块中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融入到学习模块中。例如，在“绘画•雕塑”学习模块中，融入了中国画的内容，在“设计•工艺”学习模块中，融入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但是，这种融入更多地体现在理念的层面，因为这些课程模块在具体实施中是由学生和学校“自主选择”，而在高考中却并没有涉及“书法”“篆刻”“传统工艺”等内容，所以在实际的选择中，为了学校的“升学率”，学校一般不会选择，学生自己一般也不会选择。作为多民族国家，所属成员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美国学者Carla指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承认。”［40］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梁启超在100多年前(1900年，《少年中国说》)就提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因此，在中小学开展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能使我们的青少年从中华民族丰富而又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内容和样式中，亲切地体验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从而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环境下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以达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学生成长中对民族文化、语言的认同是一种根的认同。”“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在一代人的心中扎根壮大，才有绵延发展的生命力。”［10］所以，只有借助于我国已基本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在中小学教育中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样式，才能使我国的青少年能够在中小学阶段，普遍地接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教育，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环境，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代代相传。
三、青年的能力教育:培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
文化物质和文化遗产就是各民族或族群的人在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现为一个族群特殊的生产、生活本领和技能，而且在不断发展中成了某一地区的重要产业和行业，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生产者、表演者和创作者。大中专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教育环节中，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习技能，大中专学校应该成为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平台。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植入这一阶段的教育中，不仅会使大中专学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者，更有可能使其中的部分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当下，在年轻一代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对自己传统不够自信，以致传承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钱穆先生曾说:“唯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可以复兴中国之民族。”［41］这一点，我们的邻国日本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第59届首相池田勇说:“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培养热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土、自己的文化，具有良知和高尚的人格，在国际上受信任和尊敬的国民，培养担负新时代建设任务的青少年是当前日本应该最重视的紧要任务。”［42］2011年，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了高等院校“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43］的要求。大学应该是“文化精神的启蒙与传承者、创新与引领者、担当与坚守者”［44］。
“高校应既注重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要注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45］因此，把非物质文化传承纳入大学教育之中，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和民族文化复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当代高校必须承担和完成的历史责任和重大使命。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的知识和技能传授，是通过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师徒制和无血缘的民间师徒制来完成的，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丰富和壮大的最直接推动力。但是，在当下，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师徒传承方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传统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要是集中在一个较固定区域或族群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和完成的，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传承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已经接受工业文明教育和受到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已难以接受传统的传承方式。他们“丧失对民间工艺的兴趣，导致祖传的民间工艺技能衰败”［46］。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随着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逐渐衰老和离去，而新一代年轻人又不能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会出现断层，面临着加速消亡的命运。虽然，《非遗法》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应当履行“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20］的义务，但传承人仅仅是中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的少数代表，他们仅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20］的人物，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一部分传承人，但是，仅仅通过他们来培养传承人是远远不够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为普遍的保护和传承，还需要我国已有的基本完善的大中专教育来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但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还是把大量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戏剧、舞蹈、美术、工艺纳入了正规的大中专教育体系之中，进行了把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有益探索，而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培养出一大批传统音乐、美术、舞蹈、技艺的大师。以传统工艺和美术为例，1956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以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主的中国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把许多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纳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在其他的以西方美术为基础建立的专门美术学院(中央美院、四川美院等)都开设了涉及传统工艺美术的版画、染织、漆艺、工艺美术等系科、专业，同时，在全国各地还成立了一大批工艺美术的中专和技校。这些大中专学校的设立，为保护和传承传统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西方美术”浪潮不断地冲击着原有的美术教育体系，随着工业设计、环境设计、影视设计等西方新兴艺术学科和专业的传入，传统工艺美术不断地受到挤压，现在基本上是挤出了大中专教育的范围。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少人以西方艺术价值来评判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缺乏在全球化视野下对本土文化资源的认同和重视”［47］。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深入的今天，这一现象应该得到纠正。从人类艺术本身来讲，中华民族艺术是人类艺术知识的一部分，没有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世界艺术就不完整，没有中国民间艺术的美术教育，也是不完整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美术“独特的造型手法中蕴含了丰富的寓意内涵，既有抽象的民族文化的视觉符号，又有人民群众特有的丰富色彩观，体现了质朴、夸张、和谐之美”［48］。因此，将中国民间美术纳入当代美术教育体系之中，是完全必要的。在大中专学校，不仅要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课程，更为重要的是要开设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音乐、工艺等实践和技能教育课程，进而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专业，这是大中专学校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不仅需要专业的研究和探索，更需要大量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学校教育正是参与式传承者的主要培育场所。”［49］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50］
对于大中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来说，我们要使学生不仅成为非物质遗产的欣赏者、认同者和传播者，更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创作者，成为有较高专业水平和创造能力的专门人才。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既懂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专业和技能，又精通市场法则、国际惯例、现代意识、创新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和传承人，无疑将会提高我国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质量和水平，会使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和样式得到创新和发展，这才是从本质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族传统体育而论，学校体育在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经过学校教育和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的同时将民族传统体育以高起点带入社会”，会让“民族体育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51］。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不断地再创造”［11］，民族文化传统“必须要被从上一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52］。“文化传统的再生不是原初语境的简单再现，而是新的现代重写和‘创造性转化’。”［53］在新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改革和创新，是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而这些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四、结语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3]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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