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游戏，心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网络在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当代大学生的心志尚不成熟，存在自制力不强，遇事容易冲动和消极应对方式等特点，很容易出现沉溺网络的消极行为，而在“网络成瘾”人中，主要又以网络游戏成瘾为主，关注大学生的网络游戏行为并对其进行适当地引导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一个新的现实课题。
一、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现状
网络游戏（Online Games）简称网游，是指利用TCP/IP协议，以Internet为依托，可以多人同时参与的游戏项目，是电子游戏与互联网络结合的一种新型娱乐方式。按照游戏内容架构的可将游戏分为：角色扮演类，策略类或战略类，动作类，冒险类，模拟类游戏，类休闲类，运动类，赛车类等[1]。
根据《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学生群体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管理学论文，接近1/3的网民为学生。其中，初中和小学以下学历网民分别占到整体网民的27.5%和9.2%，增速超过整体网民。大专及以上学历网民占比下降至23.3%。而网络游戏用户规模继续增长，达到2.96亿，新增3156万，较2009年末增长11.9%。网络游戏使用率从2009年末的68.9%攀升至目前的70.5%。
玩网络游戏的人通常被称为玩家，据推算，2003 年我国网络游戏玩家有1380万人，2004年达到2025万人，同比增长47％；2007 年将达到 4180万人。这预示着网络游戏对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将逐步加大[3]。从中国大陆网络游戏玩家年龄情况分析，国内网络游戏玩家的平均年龄为23.6岁，其中，19～25岁的玩家占49.3%[4]。据有关调查[5]发现，有55.19%的高校大学生曾玩过网络游戏，其中男生的比例高于女生，分别为67%和34.14%。调查结果还显示，有17.16%的调查对象沉迷网络游戏，喜欢但不沉迷网络游戏的占55.14%。网络游戏成瘾成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最主要类型。
二、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的心理分析
才源源（2007）[6]等人在经过调查分析后构建了16～24岁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心理需求模型，认为青少年网络游戏心理需要由现实情感的补偿与发泄、人际交往与团队归属、成就体验三个维度组成。笔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学生玩网络游戏的实际情况以及和学生的交流，总结出玩网络游戏的大学生按心理动因大致可分为补偿型、迷失型、自我挑战型和获得归属感型。
（一）补偿型
网络游戏中各种心理需求的满足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该种需求的缺失。大学生在高中时对于大学都有自己的憧憬，但是，到了大学后，有的大学生对所在学校或所学专业不满意，有的大学生人际关系较差，有的在学习中遇到挫折，在现实中不能发泄的方式、积存的愤怨可以在游戏中用暴力来解决，从中得到一种快感。网络游戏补偿了他们所缺失的心理需求。Suler（2001）[7]阐述了网络成瘾的原因，认为网络可以满足人类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这即为网络行为的动机来源，并认为较低层次的心理需求可定义为“缺失性需求”，而高层次心理需求可定义为“满足性需求”。缺失性需求和满足性需求被认为是网络行为的心理需求的两个维度。Szalvatiz也认为在现实人际交往中遇到障碍的人更加渴望紧密接触网络及网络游戏[8]。Armstrong等还发现自尊越低的人越会在网络游戏中成瘾，这是由于他们匮乏的社交和自信心的不足[9]核心期刊目录。
（二）迷失型
高中阶段紧张的学习生活与大学时期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使部分大学生们在享受到相对自由空间的同时对新的生活目标表现出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而电脑的迅速普及为大学生迷茫的生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Young[10]提出ACE模型解释包括网络游戏成瘾在内的网络成瘾行为，A、C、E是指Anonymity（匿名性）、Convenience（便利性）和Escape（逃避现实）。匿名性是指人们在网络里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用户在网络里便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谁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便利性是指网络使用户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逃避现实是指当碰到倒霉的一天，用户可能通过上网找到安慰。很多最初玩游戏的大学生并没有打算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只是由于空闲时间太多，就去随便玩一下。结果随着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的增多，导致越陷越深。即使现在终止，仍然有很多空闲时间难以打发，等以后接着玩的时候等级和装备会远远落后别人，不如继续玩下去。秦华等（2007）的研究发现网络游戏成瘾的形成因素包括行为重复、沉浸体验、玩家的孤独感[11]。
（三）自我挑战型
一般大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管理学论文，希望看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但由于目前应试教育中知识的乏味、教育手段的单调化、实践机会较少等原因导致部分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成就感，而游戏中的升级、积分、地位、特权等则可以较好的满足其挑战心理，获得成就感。
正如游戏设计师Geoff?Howland所认为的，网络游戏使人成瘾的因素包括：想完成游戏的动力、竞争的动力、提高操作技巧的动力、渴望探险的动力、获得高得分的动力[12]。有研究者以沉浸理论为依托对网络游戏行为的动机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在网络游戏中进入了一种“沉浸状态”就会延续游戏行为（Choi & Kim，2004）[13]。挑战与技巧是影响沉浸的主要因素，若挑战太高，行为者对环境会缺少控制能力，而产生焦虑或挫折感；反之，挑战太低，行为者会觉得无聊而失去兴趣，在两者平衡的状态下，行为者就会有一种“最佳体验”（Csikszentmihalyi，1990）。Choi and Kim（2004）[13]认为最佳体验的实现是网络游戏行为的关键动机。
（四）获得归属感型
我国的教育评价机制是用学生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的优劣，许多成绩平平、在现实生活中性格不够开朗的青少年，他们同样希望被别人喜欢，希望融入集体，但由于自身的性格以及其他原因，很可能被老师、同学漠视，不被别人关注，游离于班集体之外，这使他们归属与爱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于是转向网络游戏的虚拟世界来寻求心理的安慰和需要的满足。研究表明，网络成瘾与孤独感是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如Suler认为具有孤寂感的人容易在网络上寻求情感的慰藉，并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Loytsker与Aiello在研究网络成瘾倾向与人格特征的关联中也发现，较高孤独感的人比较容易成瘾。另外，很多网络游戏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这种交往与合作会使人产生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三、正确对待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
网络游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使大学生满足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增强自我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扩大人际交往范围，也容易使他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产生心理失衡。因此，应正确认识大学生网络游戏行为，并积极面对其负面影响，并逐步规避消极作用。
（一）端正对网络游戏的认识和态度
在大部分人心目中，一提起网络游戏，首先想到的就是网络游戏成瘾，忽略了网络游戏吸引大学生网民的深层心理因素。如前所述，网络游戏正是具有了满足大学生网民深层心理需求的特点，才受到大学生网民的喜爱。深入细致分析大学生参与网络游戏的原因，一分为二的看待网络游戏，发现大学生通过网络游戏表达的内心世界，承认网络游戏具有在虚拟世界实现愿望、弥补缺憾的优势管理学论文，而仅仅将过度依赖和沉迷网络游戏作为需要矫正的目标，才能解除大学生网民的心理防线，为进一步引导打下基础。
（二）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帮助大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学校应该从大学生入校开始，就引导他们如何适应和规划大学生活，避免出现漫无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病急乱投医等的现象，通过广泛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各种校园文化和科技活动，如各种兴趣小组、实践小组、社交技能、生活技巧训练班等，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以现实生活的乐趣来取代大学生寻求网络虚拟满足的机会。
（三）构建绿色网络体系，并指导学生从网络游戏中学习专业知识
我们应建设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游戏”，并指导学生从网络游戏中学习专业知识，这需要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如网络游戏开发商在开发网络游戏产品时，要考虑到所开发产品不仅可以满足青少年休闲的需要，还应当满足他们开启心智的高层次需要，努力把网络游戏打造成有丰富文化内涵、传播知识和文明的渠道。如在教育网络游戏的开发过程中，游戏公司可邀请教育专家和心理专家参与进来，因为他们充分了解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和心理诉求，可以动态地调整和完善游戏中的教育成分和结构，更好地将知识与游戏相融合，使之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
另外，学校可结合专业特色设置一些相关的网络游戏专业课程，如在计算机专业可考虑开设网络游戏程序编写、试运行、现有网络游戏的优劣势分析等课程；教育类专业可考虑开设网络游戏所隐含的对人的教育作用、以及玩家的心理诉求分析等课程；经济专业可考虑开设网络游戏的营销策略、商业卖点的开发等课程；管理类专业可考虑开设如何在网络游戏中设立游戏规则以实现对玩家的管理、对游戏项目运行的管理等课程。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增长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大学生对网络游戏的沉迷和兴趣被专业兴趣所取代。
[参考文献]
[1]http://www.gnnic.net/gnnic/view67.php.“天府热线杯”2002中国网络游戏产业调查报告.
[2]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0/cnnic26， 20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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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6中国网络游戏玩家普查报告[EB/OL].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www.cnnic.net/index/OE/manual/index.htm，2006.
[5]高鸣，成科扬．大学生网络游戏沉迷介析及有效干预[J]．中国高等教育，2007，21.
[6]才源源，崔丽娟，李昕.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心理需求研究[J]．心理科学，2007，1.
[7]Suler， J. Internetaddiction. www.rider.edu/users/suler/psycyber/ ausinterview.html， 2001
[8]Szalvatiz，M.Can webecome caught in the web[M].Newsweek，1999，134:11.
[9]Armstrong，L.，Phillips，J.G.，&Sailing，L.L.Potentialdeterminants of heavier internet us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2000(53):5373/50
[10]Young K S.What makes on-line usagestimulating: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J].The 105th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sychological association，Chicago，1997.
[11]秦华，饶培伦，钟昊沁.网络游戏成瘾的形成因素探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2.
[12]张璇，谢敏，等．大学生电脑游戏成瘾及其影响因素初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2.
[13]Choi， D.， & Kim， J. Why peoplecontinue to play online games: In search of critical design factors to increasecustomers loyalty to online cont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 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各体与群体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主要研究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在聚群行为、群众行为、大众行为、偏离行为、规范行为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鼓励强化规范行为心理和优化整合聚群行为心理，为适应跨世纪社会的现代化而加快人的行为素质的现代化而努力。
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有χ2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青少年自伤行为是国内外近年研究的热点，许多国家对该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了报道;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等报道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9］。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发生过1次以上自伤行为的占31．2%，其中，在过去1a内自伤次数在1～4次者占16．6%，5次及以上者占14．6%，表明自伤行为在本地区儿童青少年中十分普遍，应积极开展相应的干预预防其发生。但本研究的自伤行为报告率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研究对象的差异，本研究对象均为10～18岁城市儿童，而以往研究表明，自伤行为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中发生率较低［10］;(2)本研究对象大多数分布在青春期年龄(13～18岁)，以往研究表明青春期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高峰时期;(3)自伤行为及其界定尚未采用国际统一的标准［4］。本研究分析青少年自伤行为与人际归因及自尊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示，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及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及独生子女有关。归因是人们对他人或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的过程。内控性较高的青少年常把人际交往的问题归因到内部，这样容易产生内疚和无助感;反之，外控性较高者常将失败归于外部原因而产生气愤和敌意。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内控性高的青少年偶发自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而外控性高的学生容易发生多次(重复)自伤行为。提示学校卫生工作者可通过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结果还显示低自尊与自伤行为的发生有关，与相关研究类似。低自尊人群往往会出现更多的情绪、自我概念等问题。
一、解释学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内涵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或释义学，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之一，解释学的最大特点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相对立的基本假设观点。随着解释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多，经过狄尔泰将其引入到心理学范畴之后，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研究领域中，解释学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西方心理学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理论基础。西方心理学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探寻过程，精神分析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在确定学科地位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论述和实证，而解释学的方法论对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二者之间逐渐融合，形成了系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以实在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中，认为“心理状态的研究活动应当结合真实的情形做出准确的论断，而不需要运用解释学领域的假设理论来进行验证”［1］，所以实在论者对解释学的假设理论，通常是持有反对态度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解释学的假设理论引导下，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理论，并且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存在的价值，而这却是未经论证的，也会导致唯我论大肆盛行。事实上，解释学的理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假设，而是建立在观察和解释的知识体系基础上，形成具有较强秩序性、连贯性的假设理论基础，而且解释的过程在一定的语言范围内完成，所以在解释过程中出现矛盾的几率很低，所以解释学与其他科学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融合性。实在论思想者认为，“如果可将心理学中可能带来麻烦的理论内容剔除，便可以消除其中存在的麻烦”［2］，使研究体系更加完善，这与解释学的假设理论是相反的。荣格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持有反对态度，认为“分析心理学中的理论内容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研究理论中体现了很强的后现代思维，他的实在论是建立在人们心灵框架基础上。也就是说，当人们的心灵感悟可以实现对某些理论的解释，就具有了解释学理论的性质，以此为依托可以形成不同的情感因素。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强调人格的完善，也就是自性的实现，这是一种对人性自我组织的功能实现。但是人格与心理功能的完善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性，分析心理学中的人格完善，是以自性为基础，更加倾向于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上的经验推广，从而形成统一的原则。事实上，荣格对于教条和僵化的心理分析模式是持有反对态度的，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倾向于后现代的思维模式，这与现代心理学和解释学的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荣格认为，“每个人的自性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分析心理学对这种相似性进行扩展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意识，在每个人心中形成一个具有多重思想的理论体系”［4］。荣格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体系中包含很多与集体意识概念相似的原型理论，强调的是个人意识概念与集体意识概念不同的形成原型，他认为原型是每个人不同性格、不同心理状况的根本因素所在。集体意识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意识形态，与其所属的文化范畴有密切关系，由很多相似的内容和形式组成一个完整的、超越个人意识的心理基础，并且会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在无形中发挥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作用，在集体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个人也会由于生活的沉淀而形成更强烈的自性。同时荣格也认为，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具有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人类在创造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形成无意识的印记，就是其心理状态变化的表现，可以作为探寻人类精神文明的依据。荣格理论受到很多质疑，人们认为无法在每个人心目中形成相同的心理意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荣格这一看似脱离实在论的思想，却可以用解释学的理论消除人们的质疑，运用解释学理论可以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全景知觉能力，这种能力带给人们的是真实的心理解释，却并不沉迷其中。
二、荣格心理分析理论的解释学基础
整体人格的思想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对人格的解释，包括思维、情感、直觉等多个维度，只有以人格解释为基础的分析心理学才是完整的心理学结构［5］。荣格人格理论的形成，以荣格对集体无意识和原形意向等理论基础的解释为基础，因此形成了人格面具、阴影和自性三个理论重点，也是构成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角度来看，其研究要点和基础充分体现了解释学的特点，具体来说：第一，解释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不同符号代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人类无法直接观察到，需要通过思维活动和情感表达来对其进行阐述，这恰恰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中重视梦境这一无意识的内容象征意义是一致的。从荣格的理论研究体系中可以看出，荣格对于人物的研究大多运用象征性的手法来完成，注重事物的表现意义。第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应用于临床时，强调治疗师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对患者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解，才能在治愈患者的同时，帮助患者完成自我人格的发展和完善，这个过程就是患者自性化的过程。对于分析心理学中涉及到的问题，既要从症状分析，又要深入患者内心，使治疗师可以获得与患者相同的情感体验。第三，解释学理论中尊重的整体性理论，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体系中转变为注重患者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通过无意识层面，对意识层面进行分析，引导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过程，就是意识和无意识的整合过程，体现荣格理论的整体性内涵。事实上，分析心理学以意识和无意识的整合作为最终目标，实现人性与自性的结合，使治疗师和患者都能感受到人格的完整性，这对于疾病的治愈有重要的意义。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做出了阐述，他认为“精神分析是自然学科的一个种类”［6］，所以也要遵循自然界的定律和规律，所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点的内容。当这种精神分析思想在物质转化的过程中，逐渐由精神意义转向行为意义，便可以看到其中解释学理论的方法体现。由于受到康德、尼采等哲学思想影响较大，所以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可以看到深刻的哲学思想，使很多学者在阅读荣格的理论研究成果时，经常感觉到博大精深，但却又无从解释。然而，运用解释学理论对其加以分析，便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
三、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解释学的相通之处
荣格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有着高度的热情，而且善于针对其更加深入和复杂的问题开展研究，探寻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荣格在心理学与解释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面，表现的是对事物本质相通性的深入阐述，不同的个体生命都会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化和超越，所以会形成不同的转化轨道，而如何对这种转化进行阐述，便涉及到心理学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
（一）对人性关怀
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荣格的研究理论中充满了人文气息。荣格认为“西方哲学中将人进行物化的思想是与人类本真思想相违背的”［7］，他渴望通过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唤醒人们对于人性和心灵的关怀。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解释的目的在于通过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实现人与物的交融，是理解事物、生成意义的过程”［8］，这与荣格解放人性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荣格临床心理治疗过程中，运用治疗方法就是对人的系列梦的分析，引导患者自己正视心中的力量，并且对其合理运用，实现自性化的过程，使患者的人格得到完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荣格的治疗方法和结果显然已经上升到另一个高度。与此同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运用了解释学释义对古印度文化和中法文化进行了意义阐述，而且认为，对人类心灵的关怀是这些古老文化的共同点之一，这也为我国心理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二）以人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分析对象
解释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会获得不同的解释结果，这与利科提出的文本运作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认为“通过历史文本解读可以对社会行为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完成相应的解释过程”［9］，正是这种观点为解释学赋予了更深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使得解释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进入到同一个应用层面。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将精神赋予事物表面，从事物表面和内在同时进行研究，才能实现本质还原，而这个还原过程与荣格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过程相一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对意识和无意识的还原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并且运用理解原则对文本进行把握，而这里的理解原则是荣格在观察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过程的培养，从而形成自我人格的完善。
（三）心理学研究理论的拓展
进化心理学对隔资的研究视角是将隔代关系放置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把祖辈对孙辈的支持当做一种繁殖策略，来研究人的生物性在隔代关系当中所起的作用。这其中所暗含的进化心理学理论前提是:人类许多的生理乃至心理机制并不是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产生的，而是人类在其进化史中作为一个物种对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繁衍压力适应的结果。隔资作为为了完成繁衍任务而使用的繁殖策略是一种进化的设计，人类所面临的繁衍任务要先于其对文化的建构，因而具有其跨文化的一致性。在此逻辑下，隔资很自然地成为了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承担起支持与建构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重要责任。隔资研究是进化心理学亲资研究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辈在时间、物质和养育上投入的行为。该领域关注隔资行为的进化意义以及在不同环境和各种条件因素的作用下隔资策略的变化情况。无论采取何种隔资指标，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似乎都一致性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祖辈亲属对孙辈提供的隔资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其投资程度的次序依次是外祖母、外祖父、祖母，最后是祖父。
基于这样的发现，进化心理学给予了如下两种理论假设，分别是“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和“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所谓“父亲身份不确定性假设”，是指人类女性体内受精的繁殖方式，使得女性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生育的后代携带有自己的基因拷贝，而男性却没有这样证明其父亲身份的生理确认机制。这种男性对自己父亲身份的疑虑将导致男性在对后代的投资上相对于女性更加保守。这种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所塑造的繁殖策略在祖辈身上经历了双重的影响而被放大。外祖母因为最能确认自己对孙辈的身份，因而提供的隔资最多，祖父由于经历了对自己儿子以及儿子对孙辈身份的双重不确定性，对孙辈的投资最为保守。有关为什么外祖父会成为比祖母投资更多的人，DeKay认为:年轻一生性背叛的可能性比年老一代更高，所以祖母身份的不确定性比外祖父要高，因为祖母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
笔者认为这种年轻一代父亲身份不确定性更高的原因更可能是相对于祖母和孙辈来讲，外祖父和自己女儿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各项遗传指标来确认女儿是否携带自己的基因。正是基于主观性上的确认程度差异而不是客观存在基因遗传概率，塑造了外祖父比祖母投资更多的繁殖策略。所谓“择偶机会代价假设”，是指女性在较长的孕期、分娩期、哺乳期等生育过程中因为承受风险以及在此期间丧失的其他繁殖机会，使得她们只有确保其后代的存活率及提高繁殖的质量，才能保证她们基因的有效延续并获得繁殖成功，正是女性繁殖的高代价决定了其对后代高投资的繁殖策略。由于外祖父母帮助女儿来完成对孩子的投资，因此，他们隔资的策略更接近女儿的繁殖策略，即通过高投入保证孙辈的质量，来提高女儿作为孩子母亲的繁殖成功。祖父母则更接近父亲的繁殖策略，与关心孩子的质量相比，他们更关心拥有孙辈的数量。
基于以上的理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在几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实证研究，DeKay在美国的研究，Smith以及Littlefield和Rushton在加拿大的研究，Russell和Wells在英国的研究，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以及Steinbach和Henke在法国与德国进行的跨文化研究，都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假设的隔资的系统性差异。尽管这些研究都无法在进化史的过程中对进化心理学提出的假设给予历史性的证明，但根据进化心理学“最优性”的方法论前提，只有在相信以上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在当下取得的经验数据给予完美的解释。从这个角度上看，似乎进化心理学理论在隔资领域上由于其发现的跨文化共性和强大的解释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较近的一些跨文化研究却打破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研究的统治性地位，进化心理学对跨文化差异性的解释效力遭到了质疑。
尽管以上研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这些国家文化的组间变异性较小，不足以起到足够的代表性作用。同时，由于进化心理学家假设隔资作为一种繁殖策略是人类具有的共性，因此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对被试人口学变量的组间分析。2000年Pashos展开的跨文化研究在德国和希腊城市发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所预测的隔资模式，但在希腊乡村地区却只发现了隔资的性别差异，而没有发现隔资的系别差异。其描述统计的研究结果显示，提供最多隔资的是外祖母和祖母，其次才是祖父和外祖父。2012年笔者在中国本土化背景下取得的数据也发现了与希腊乡村类似的模式。这样的数据结果，给进化心理学理论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如果隔资是一种独立于文化的进化设计，那么，这种在希腊发现的城乡差异以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差异又该如何解释?
二、文化论模型对隔资预测的问题
在进化心理学理论对隔资跨文化差异的解释出现困境之时，文化论的观点很自然地成为诉诸于解释这种差异的思维方式。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假设隔资模式在群体间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文化差异所致，而并非进化设计的结果。如果对不同群体所在的文化中可能影响隔代关系的因素进行考察，并能发现其对隔资模式具有预测性的话，那么文化论的观点则会取代进化心理学理论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有关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两种取向。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是文化的投射，是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被内化为个体心理模型的结果。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双向互动，心理与文化是一种彼此建构的关系。但是，无论是把心理视为文化的投射物，还是把心理与文化看作为彼此互动的建构，在文化论者眼里，心理模型应该与文化模型保持一致性的关系。因而，隔资行为中的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心理模型与其文化模型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
基于以上逻辑，哪位祖辈会对孙辈进行更多的隔资，应该与文化观念中的祖孙关系保持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展开了本土文化中隔资观念的实证研究。研究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中国本土412名被试，了解他们有关“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应该如何”的认知状况，同时收集了这些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发现，研究对象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孙辈投入最多的应该是祖母，其次是祖父，再次是外祖母，最后是外祖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隔资的系别差异与性别差异均显著，被试认为祖父母应该比外祖父母对孩子投入更多，祖母和外祖母应该比祖父和外祖父对孩子投入更多。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412名被试实际上接受的隔资却呈现出不一样的模式。在性别方面，观念中与实际中的隔资保持了一致性的关系，即女性祖辈提供的隔资大于男性，但是在系别方面，尽管大家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祖父母应该对孩子投入得更多，但实际上祖父母与外祖父母所提供的隔资并不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通过表1所示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上的隔资模式与文化观念中的隔资模式并非保持一致性的关系。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的心理在接受文化的投射或与文化的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对隔资理念的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文化观念并没有完全指导文化中个体的隔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论模型也未能很好地预测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因此，也不能单独作为解释隔资跨文化差异的理论取向，取代进化心理学模型成为隔资领域的优势理论。四、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交互作用的探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进化心理学模型还是文化论模型都无法单独地、很好地解释隔资模式的跨文化差异问题，成为该领域的优势理论。由于进化心理学和文化论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对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解上都存在着显著分歧，容易让人们把二者放在一起去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往往更加关注其观点中相互对立的方面，而对二者如何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的交互作用方面，始终缺乏理论性的建构。
在此基础上，笔者在控制各种文化间可能存在差异变量的情况下展开了本土化背景下隔资的实证研究，尝试弥合这种进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对进化与文化对隔资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化背景下存在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在所取数据中有33.7%的被试和祖父母一起居住，和外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仅占0.5%。这种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很可能通过影响孙辈对隔资的资源可获得性掩盖了本应由进化塑造的系别差异。当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展现出了和西方文化背景下同样的母系亲属的隔资大于父系亲属的系别差异，这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这也证实了文化因素掩盖了进化作用的假设。Euler和Weitzel在德国的研究，由于没有发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与孩子居住之间的距离存在差异，仅把居住距离当做干扰变量进行讨论，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至少是在德国不存在与中国相似明显的“父系为中心的居住偏向”。对于我们所得出的中国本土化背景下的隔资模式与希腊乡村的研究结果呈一致性的现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相似的文化因素恰好弥补了本应由进化所造成的母系隔资大于父系的系别差异，即本土化背景下和希腊乡村的隔资模式是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Pashos在对希腊乡村取得数据结果的解释时，也曾谈到希腊乡村存留的父权文化使得祖父母相对于外祖父母与孙辈的居住距离更近，而在希腊城市这种居住距离的差异并不存在。
由于Pashos采用3点评分衡量祖孙居住距离，过分简化了居住对隔资的影响，尤其是没有把“祖孙同居”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而“祖孙同居”对隔资存在一种“情境性的强制力量”，因而，Pashos没有发现文化中的居住方式对隔资的影响作用，而是回到了进化心理学理论的老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隔资行为是“进化”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结果，任何一个理论模型都不能单独地、很好地解释跨文化的隔资行为。进化因素与文化因素对隔资的塑造存在某种程度的交互作用，进化提供了隔资行为作为繁殖策略的先天性倾向，而文化因素通过影响文化内个体的生活方式最终影响人的投资行为。五、文化论模型的作用机制与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在“进化”与“文化”存在交互作用的假设下，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方面，逐渐由对立趋向了接纳和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把隔资领域作为理解“进化”与“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的窗口，去反观进化心理学理论与文化论模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为综合性地考察人类行为提供建构性的视角及思考。
文化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完成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居住方式作为影响隔资行为的跨文化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我们寻找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心理模型并不是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中介，而是文化设计了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程度上限定或促进了个体特定行为的表达。在这个新的文化作用机制模型中，文化观念并没有直接参与对行为的影响，而是在意识层面对此过程进行一种把握、解释、建构甚至倡导。这种意识层面的把握、解释、建构与倡导并不能完全与文化中个体的实际行为保持一致性，这也是文化观念与个体实际行为不完全一致的主要原因。以上假设尽管尚需更多的研究来验证，但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可以为解释行为的跨文化变异性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文化对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下，进化同样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在控制文化可能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因素后，可以看到在跨文化差异性的背后，人的行为仍然存在着强大的跨文化共性，在这种跨文化共性中，进化机制保持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排除“居住方式”的影响后，本土化背景下表现出来的隔资模式与西方取得的研究数据和进化心理学理论的预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尽管进化心理学理论仍然能够在解释跨文化共性的范畴内保持其方法论的“最优性”，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该理论在解释群体间差异性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效度边界。进化心理学家所提出的环境因素起到激活预先存在于基因中指令作用的理论观点，表达出进化心理学在解释人类行为差异性方面的一种努力及愿望。秉持尊重一个学科发展潜力的态度，我们应该支持进化心理学理论向跨文化与群体间行为差异性领域的探索。然而，在目前进化心理学基于不可证伪性而采取的“只有相信历史性的假设，才能对当下的经验资料给予有效解释”的方法论前提下，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效度边界应该维持在对人类行为共性的解释之内。
1.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学科研究内容主题的归类分析，二是已有的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三是较成熟的相关母系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析，四是对前三项研究加以归纳演绎并寻求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出发展中新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研究范式为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明确的研究范式。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心理文化。
分类号 B849-09
1 引言
早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获得独立之时，心理学的文化性质就得以初步表达。冯特把心理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基本心理过程为研究内容的个体心理学，二是以高级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就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早期形态。此后，实证的个体心理学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得以蓬勃发展，而民族心理学作为“第二心理学”（the second psychology）一直为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努力[1]，只是近年来才受到广泛的重视，文化心理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形式。
文化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和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如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晚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等[2]。关于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国内已有许多讨论[3~5]，这些讨论大多是从对比文化心理学与西方主流心理学这一角度开展的，从二者对比中揭示了文化心理学的诸多特征。本文尝试从另一角度分析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从文化与心理学的结合途径来看，文化心理学实际上具有双重内涵。文化心理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入手，尝试从文化视角理解人类的心理行为，以实现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扩展；另一方面则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入手，力图揭示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以实现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文化心理”为主要研究内容；另一种内涵可以表达为文化“心理学”，以“心理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划分并考察两个层面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2 文化心理：考察研究对象的“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入手，力图扩展主流心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把心理行为看作特定文化的产物，重视各种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的独特性。文化心理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脱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传统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概念应该有一个改变，由“统一心理”变为“建构心理”，由“普通心理”变为“文化心理”，由“mind”变为“mentality”[6]。
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文化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分布在一些理论维度上。如可以把文化视为先于行为的背景，也可以视文化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他如文化对于心理的首要性或次要性，直接性或间接性，促进性或抑制性等都构成重要的理论维度，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关系[7]。20世纪70年代前的文化心理研究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考察不同文化下的心理行为表现，此时的文化心理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无本质差异[8]，是以文化与人格为主要研究内容，关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格特征。此类研究持有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决定了相应的人格差异。晚近的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重视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依存关系，以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作为基本研究内容，试图发现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运作和行为表现，以及人们如何获取文化意义并加以阐释和创新。此时的研究更加重视解释学、质化方法的采用，突出发展理论、建构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观点[9]。
关于文化心理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研究成果，典型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化与自我、文化与认知、情绪、动机、性别等。其中以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最为典型[10]。研究发现，现代心理学中自我的定义是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视个体为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实体，每个个体包含着独特的内部特征，个体的行为首先是这些内在特质的结果。但是这种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定义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亚洲如日本等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中的自我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称为依赖型自我或关系型自我。依赖型自我具有关系先在性的特点，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明显边界和内部特征，自我的表现随着情境而不同，依据不同的人群关系而发生改变。
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拓展了研究人类心理行为的视野，把文化作为透视人类心理行为的重要视角。以文化与心理关系为核心问题，文化心理的研究对人的心理行为作出了全新理解，既拓展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突出了活动意义、日常实践等的重要价值，也对原有的研究内容给出了全新的理解，表明了自我、依恋、情绪等经典概念也具有文化相对性。总之，文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关于研究对象的重新理解，表明西方心理学也只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其关于人的心理行为的认识并不具有超越文化的普遍性。
3 心理文化：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
考察研究者的文化“心理学”，其实也就是在考察心理学的理论先见和价值预设，可以称之为心理文化的研究。心理文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不仅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与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心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而事实上，关于心理学科学性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研究者的假定，如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中立性等特征其实是假定研究者可以保持价值中立、客观地反映对象的特征[11]。
从研究目的来看，心理文化是研究者持有的或明确或隐含的理论预设，这决定了研究选择什么和排斥什么、重视什么和忽略什么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心理学研究都是在一系列价值承诺下进行的，这些前提预设指导着研究活动，同样也会制约研究者的视野，心理文化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指导和制约研究活动的价值预设，揭示心理学自身的文化属性，以使心理学汲取更丰富的文化滋养。
从研究方式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具有心理学哲学的特征，同样是以理论反思的方式对心理学的基本预设进行反思，以实现心理学理论的拓展和重构。但心理文化的研究比心理学哲学研究更为具体，其理论反思更具有“文化色彩”，侧重考察那些与特定文化观念相联系的理论预设，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在建构心理学理论中起到很大作用，制约着关于对象的人性假设。
从研究功能来看，心理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理论视野，转换心理学的理论思维，实现心理学的理论突破。心理学的研究总是在一系列前提假设下进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与文化有关的理论预设。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比较来看，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文化在这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征，而是作为研究者或研究活动的特征，成为理论反思的思想来源，用多元文化价值的宏观背景检视某一研究的价值预设。
从研究内容来看，心理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方法中的心理文化和学科制度中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中的“文化”并不是指某种具体文化形态，而是指心理学理论及学科制度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心理文化研究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理智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而心理文化研究就是力图挖掘这些隐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反思批判，以获取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
首先，从理论、方法角度看，心理文化包括心理学研究者及其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取向。心理文化可以包括金布尔所说的心理学中的“两种文化”，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甚至对立 [12]；心理文化可以包括西方心理学林立的学术派别。从科学心理学建立起，就有各种心理学流派的争论，它们都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为理论基础，如精神分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基于不同的人喻而形成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可以包括心理学的主流与非主流传统的差异，主流心理学强调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性，非主流心理学则强调人本性和理解性，这也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心理文化包括西方心理学与非西方心理学的区分，也包括现代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比较，这些不同取向的心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目标、理论构想、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理论方法角度的心理文化集中体现为科学与人文取向的对立、科学的形象与人的形象的分歧。其实，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就一直存在，当心理学从哲学母体分化出来以后，也受着这些基本哲学问题的困扰，而作为一种新取向的文化心理学，同样无法回避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学在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上就存在许多争论，文化之间究竟是具有普遍的共性还是相对的特性，相应地应该采取客位方略还是主位方略，使用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根本争论，这些争论在文化心理学中有了更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文化。
其次，从心理学的制度层面看，现代心理学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学科制度中隐含着某些价值取向，它提倡某些研究，鼓励某些讨论，从而构成制度上的心理文化。这其中包括资金的支持范围和偏好，学术成果的流通渠道和评价标准，学科专业的划分标准等。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受着学科制度的影响，资金的资助偏好、期刊的刊用类型、学科的专业划分等因素都构成相应的心理文化，结果是某些研究方向得到鼓励，而某些研究领域则日益萎缩[13]。另外，从制度化的层面看，研究者其实代表着特定的阶层，从而与普通民众在社会位置上存在差别，反映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制度上的安排，研究者的身份与被研究者的身份之间有极大的理解上的偏差。”[14]如果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视为同一文化集体，则“忽视了研究者的社会存在的那一方面，这种社会存在背后是一种不同于被研究者的政治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14]研究者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研究理念及其研究工具都受着特定的制度约束，要符合职业化和专业化标准。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是无污染、无预设的纯粹理性，都有着先在性、规定性、继承性学术传统的影响和支配。学科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模式化了研究者的思维，远离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
当然，心理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离，在很多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如理论方法特征与学科制度都是在漫长的理智发展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存在双向的制约关系，因此在对其进行理论逻辑分析时也必须梳理历史发展中的制度形成过程。总之，心理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支撑心理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方法、历史脉络、学科制度等加以剥离、反思和再造，防止单一的研究理念和传统成为研究的支配力量而失去学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心理文化研究力图依靠宽广的理论视野，促进多元心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反思、解构处于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价值根基，催生、重构多元文化心理学的科学观。
4 文化心理学的双重内涵
文化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揭示和理解人类心理行为的文化特征的独特视角。然而，关于文化心理学并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文化心理学一直是作为一个含义模糊的领域而存在，文化心理学成为了关于文化与心理关系研究的松散联盟。这种情况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很多混乱，阻碍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从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入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出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差别的理解。这种理解差异的出现是由于涉及文化心理学这一术语时，“文化”关联与指向的内容或对象不同所致。文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一方面，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看，文化可以与人类的心理行为关联，形成不同文化中的心理行为风貌；另一方面，从研究者的文化负载看，文化可以与心理学研究相关联，构成不同价值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传统。杨国枢在讨论本土心理学研究时使用了本土契合性的概念，其中便已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关系[15]：“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理论与方法。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便易于形成一种契合状态”。葛鲁嘉也指出了文化与心理学结合的这种双重性，并指出成为对象的心理行为与阐释对象的心理学探索之间是共生的关系[16]。总之，文化心理学的内涵具有双重性，文化与研究对象相联系形成不同文化的心理行为特征，文化与研究者相联系产生不同的研究传统。划分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内涵非常重要，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的研究对这两方面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误区之一是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忽视研究者的文化负载。
西方主流心理学假定同一心智的存在，其研究目标就是去寻找同一的心理机制。跨文化心理学认识到了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各种文化条件下的比较研究。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则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与心理的建构性与共生性，从文化与心理的双向互动中寻求对人的理解。然而，从主流心理学到跨文化心理学再到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始终未能完全摆脱西方的主导理智传统，即奉行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早期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虽然强调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建构，强调实际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和实践活动，但更多的仍是把这些特征赋予研究对象，突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事实上，不仅研究对象具有文化特征，研究者自身也是文化负载的，而后者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研究者与对象之间是通过某种媒介进行沟通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这种媒介可以是访谈、问卷、测量、观察等等，而这些媒介无不体现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很容易成为研究者进行权力支配的工具。除非对研究者的自身文化负载加以剖析剥离，明晰研究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否则我们无法指望带着有色眼镜的研究者去客观反映对象的现实生活，也就根本无从达到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初衷。新近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突出了研究者的地位和作用，把心理学理论本身也看作一种文化形式，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这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误区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而陷入相对主义境地。
在后现代思潮和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晚近的文化心理学研究重视心理学本身的多元性和建构性，认为心理学作为一种理智事业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心理文化具有文化历史依赖性，研究者及其理论构想、方法论等都与其持有的价值取向有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心理学就只能是多元的、本土的、相对的。因此文化心理学研究强调特定文化之中的理解，而不关心跨文化的比较。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心理文化差异的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强调心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当然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但是如果给心理文化之间划分截然分明的界线，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容易变成极端的相对主义。当前的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就面临这样的难题。显然，在考察文化心理时，不同文化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不同的文化心理是可以交流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而并非不可通约。同样，心理文化之间也是可以交流对话的，其边界是模糊和变化的。多元论不等于相对论，多元中的边界应该是开放的、模糊的、动态的。
误区之三是只强调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文化上的联系而忽视其中的区别。
处于同一文化传统之中的研究者及研究对象，受到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熏染，以致在心理和思维上也具有很多的相似性。被研究者的思想行为无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心理行为都需要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解；同时，研究者的问题获得、分析方法、解决策略、思维方式等也都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简单地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处于相应的文化影响之中，表现出相应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之所以大多提倡进行主位研究而不是客位研究，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主位研究能够发挥文化契合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借助对文化的熟悉而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避免以相异的文化价值去衡量、评价研究对象而造成“强加式客位”研究[17]。但是，是否研究相同文化背景中的对象就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问题呢？人类学者潘英海先生指出，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另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以致会出现“文化识盲”和“文化纠结”的现象[18]。事实上，无论是异己文化还是相同文化，研究者和对象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是一种主体间的互动理解过程，在这种理解过程中，研究者就是通过与对象的相似与相异的反复比较，达成关于对象的特定认识的。也就是说，无论研究者与对象文化的相似性还是相异性都是理解过程所需要的。研究者一方面需要缩小距离，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加以切身理解，另一方面也需要拉大距离，借助其他视角对熟悉的生活世界进行反身观照。简言之，无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同文化还是异文化条件，都存在理解上的反复对比以便获取深层意义的过程。从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比较看，并非哪种方式一定优于另一种，而是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用处，应该依据不同条件和情境而综合采用[19]。
目前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表明，在涉及关于文化心理学的理解时，有必要划分和考察这种理解的双重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认识。对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文化心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而心理文化的研究侧重考察研究者的文化负载。不仅对特定文化心理的把握可以形成特定的心理文化，而且特定的心理文化也制约着对于文化心理的理解，心理文化与文化心理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区别来看，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并且需要保持张力。如果不对文化心理学的这种双重性进行区分，那么就实际上默认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一致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文化一致性。而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身份位置上的实际差别，结果往往是研究者借助身份优势控制了话语权，变成理性的代言人，研究对象则处于失语状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如果没有对这种双重性的正确划分，没有认清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制约关系，只重视某一方面的研究，就很容易陷入还原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
从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联系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相似并且可以相互融通。研究者的文化负载至少来自两方面。研究者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其思想观念受到特定社会角色及学术传统的影响，从而具有专业化和制度化色彩。另一方面，研究者其实也是生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常人，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具有文化相似性，也具有相似的“文化心理”，这可以成为理解研究对象的钥匙。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也有两方面。研究对象生活于特定文化传统中，其心理行为表征着相应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但是，研究对象并不是被动接受文化控制，而是有着主动的理解和建构，正如凯利所说的，人人都是科学家，常人也有关于生活和世界的心理建构，有着自己的“心理文化”，这也可以启迪心理学家的理论思考。心理学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同样也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的对话过程。
5 结语
毫无疑问，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研究，这里的文化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文化传统既包括民众心理生活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影响着人们日常的心理行为；文化传统也包括如学术派别、研究旨趣等在内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理智发展传统，这些传统制约着研究者理解对象的视野和角度。关于文化心理学可以有双重的理解，可以分别称为文化心理的研究与心理文化的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展现了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的思考和对自身理论传统的文化属性的反省。二者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关联，关于对象的反思必然关涉到心理学科学观的反省，而心理学理论思维的变革也必然以对人类心理的文化本质的思考为基础。但是，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又具有内在的张力，是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单独某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完整揭示文化心理学的根本内涵。只有把对人类心理的文化特征的考察与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根基的反思结合起来，把文化心理研究和心理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得对人类心理的思考不局限于单一文化传统，而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对话与融合。总之，文化心理与心理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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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ian Hao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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