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 by spreading and keeping forms, classic docum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cient, unearthed, folk-preserved ancient, and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ince common concern is showed with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especially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an overall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edited by the early schola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key words: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handed-down ancient classics; excauated document; folk-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s; foreig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郭店楚简出土后由湖北荆门博物馆组织释读，交裘锡圭先生订正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由马承源、濮茅左、李零等学者释读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港台一些网站辑录过某些出土文献。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有《简帛金石资料库》，含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收集的《中山怀王墓文字释文》、《包山二号楚墓》、《睡虎地秦墓竹简》、《两汉镜铭集录》、《中国古代砖文》、《汉代石刻集成》等金石简牍文献，及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共60余种出土文献的全文，还有相关索引、书目等工具书。又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网站有《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将已发表的《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十数种出土文献录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在“十五”期间曾策划过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其列举的题目有二：其一，郭店楚简文献研究；其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研究。
但是，全面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为时尚早。第一，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件(注: 今人调查到的百余年来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2／3尚未公布原件或释文。)，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的手中。第二，即使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其文字的释读也正在争论和进一步研究。所以说，古籍整理界尚需在此一方面加强研究，以为将来20世纪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汇编和出版奠定基础。
三、 域外古汉籍与域外
古汉籍珍本的复制域外古汉籍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罕见的汉文古籍，包括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曾使用过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如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出版的汉籍刻本和文人的汉文著述等。这些文献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它们是研究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域外古汉籍数量很多，其中可以算作珍本的估计有3 000余种（件），多为国内不多见的善本、孤本、抄本，文化学术价值极高。
域外古汉籍的调查、复制和整理，自上世纪就已受到特别关注。本世纪开始的此类工作主要有三：复制域外古汉籍珍本，出版域外古汉籍珍本，研究域外古汉籍。
域外古汉籍珍本的调查、复制、研究已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已展开。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自上世纪起就设计了“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首先对美国、日本等相关图书馆所藏域外古汉籍珍本进行调查，并于“十五”期间实施“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古籍复制工程”，正在从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部分中国宋元版珍籍中挑选国内急需者予以复制，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并为每种古籍撰写前言以系统考辨该书的作者、版本源流，简介其内容与价值，然后出版《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国宋元本古籍点校丛书》［3］。
除中华书局2007年7月出版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外，西南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正着手组建由30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制定完整的编撰计划和出版计划，并按国别及专题来设置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征集、复制和整理域外古汉籍珍本，准备用3—5年时间复制3 000部以上域外古汉籍珍本，并从中遴选2 000部来编撰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此《文库》将采取线装和新装两种出版形式。该编撰出版工程是国家“十一五”八大重大出版工程之一。
南京大学于2000年2月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于2007年8月17-20日主办召开“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来自中、日、韩、美等国的80位域外古汉籍研究专家研讨域外古汉籍的价值、整理和研究诸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编辑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收录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金程宇《域外汉籍研究丛稿》、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左江《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研究》、刘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注: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11日有关内容。)。
四、民间古文献的抢救与整理
民间古文献，相对于世传古文献来说，指古代未经公私簿籍著录的民间古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民间谱牒、石刻、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规约）、应用文籍（如账簿、日记、书信、宗教科仪书、经文、药方、日用杂书）、民间作品（如唱本、剧本）五大类。它们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与当代基本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自古迄今，由于民众教育的发展，由于下层文人的广泛存在，由于造纸、印刷术的发达等，历代都有极为丰富的民间古文献产生、流传、保存。但由于民间古文献的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而正是由于它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故而湮灭绝传的可能性较世传古文献大得多，其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界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今以山东民间古文献为例来看这一问题。
山东自古文化昌盛，民间古文献存量尤大，其抢救任务尤重。应启动“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该工程应分如下两步骤进行。
1.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程。民间古文献流传范围小、收藏分散，使学界对山东古文献存量不能全面掌握，对其全貌难以清楚了解。所以应首先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普查工作。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开展民间古文献调查，并利用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做出《山东石刻总目》、《山东谱牒总目》、《山东民间文书总目》、《山东民间应用文籍总目》、《山东民间作品总目》，为抢救山东民间古文献奠定目录基础。
2. 实施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山东历代（特别是唐前）石刻以时代早、存量大而闻名国内外，但不少文字正在漫灭、石体正在损毁；山东各县市也有相当藏量的族谱支谱、契约文书、应用文籍，以及戏曲、诗文等民间作品流存。这些都急需抢救、保护，以使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流传后世。故亦应组织山东各部属、省属高校及各县市图书馆和文化馆、各地市政协文史委等联合协作，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山东民间古文献抢救工作，分县市搜集、复制、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全面认识中国古今社会、把握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础材料。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都有损坏、湮灭的危险，大批散存的民间古文献尤其如此。对这批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学术使命。
五、关于古籍整理的几个重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因而“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特别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34。
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党中央“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以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无比正确。依据上述对改革开放后30年来古籍整理成就及不足的分析，建议今后将古籍整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方面：
1. 重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整理和研究，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2. 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域外古汉籍珍本复制工程”的实施步伐。
3. 特别重视各地域民间古文献的调查、复制、整理，全面启动各地域“民间古文献抢救工程”，以抢救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
4. 继续深入进行出土文献的释读和研究，以为启动“20世纪出土文献汇集和整理工程”奠定学术基础。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人，我们应倾其所能，服务祖国，为全面抢救、保存古文献，为光大民族文化精华，尽绵薄之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
［ 参 考 文 献 ］
［1］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王国维. 王国维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陈辉.古文献研究基地的长足进展——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7-7(2).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思想;复古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卓然有古格”(24),称赵?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虚?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明代复古诗文的“穷途”,亦可反观《总目》文学批评的“失路”。《总目》批评植根于整理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困境 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具有丰厚文化底蕴和鲜明人文色彩学科，能够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精华、沟通古今、通古察今，在人文精神的传承与精神品格的塑造方面能发挥巨大的经世致用的功能。
一、古代文学以文化人的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代作家与思想家们内心思想情感和心灵情操的反映。古人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等皆蕴含其中。文学大师们的性格气质、精神境界也通过作品折射出来。充分利用好古代文学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熏陶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已成为古代文学教学课程义不容辞责任，其它课程根本无法替代，传承与创新就在这种学习中得以实现，“人类知识的增长不是一种积累式的新知叠加旧知的过程，而是一种对原有知识不断修正乃至全部抛弃的过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灿烂辉煌、最令世界瞩目的部分。从原始歌谣与神话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代戏曲与小说，文种繁多并源远流长。可以说，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是中华民族人文传统演变史。同时，文学实质是“人学”，它不仅表现人们展示人之本质力量、反映人争取自由与解放，也表现出人们丧失自我、迷失自由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人对自我灵魂拷问之声，贯穿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
二、古代文学的教学现实误区
对各高校现实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调研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诸多困境与误区。一是面临教学内容丰富而学时量遽减困境。古代文学囊括先秦至近代5000年多年间中国文学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几千年传统古代文学与几十个学时博弈，造成古代文学教学课堂走马观花与蜻蜓点水。加上古代文学内容距当代现实较远，在语言表达方面与当代有差异，由此面临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困难。二是教师口若悬河与学生昏昏欲睡。教师在教授这门课，基本还是因袭传统，从作家、作品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地唱“独角戏”;但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而生厌。大学生缺乏对古代文学课程的价值认同，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故纸堆”，古诗文难理解，古人生活难贴近。三是存在以史为纲而忽视文学原典的误区。目前，很多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主要讲授文学史，各种类型涉及古代文学考试仍以文学史为主。这其实是舍本逐末以偏概全。古代文学史是文学历史，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等，但不能代替文学作品本身。五四之前对中国文学学习历来以直接讲授、背诵文学原典进行，中国人撰写第一部文学史是东林书院教授无锡人窦士镛在1906年油印出版的《历朝文学史》。四是存在只读不悟的误区。大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不仅是为积累知识，还要从古圣先贤丰富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人生与陶冶情操，并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古代文学学习，要使大学生明白文学作品中所包含深层道理，并引导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文选烂，秀才半”，强调学习与模仿经典范文的重要性。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与古人对话，读古代高品大德文学作品，将使大学生受益良多，除“文章之艺”外，对人生、事业、家庭诸端都有可取法之处。五是存在讲授内容片面的误区。
古代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但某些教师任意选择某些文学史内容作为讲授重点。古代文学教学应遵循一个原则，要把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作品、最主要文学思潮、最重要文学家及最基本文学体裁讲清楚，使学生全面了解。但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只讲传统名篇，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太熟悉篇目不做讲解或略作讲解；多以讲授贵族文人所创作传统诗文为主，对俗文学不太重视。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三)域外文献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论文关键词：南京大学图书馆；元智大学；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古籍数字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这是我们丰富的宝藏。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更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
现在，古籍文献保护工作，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2007年开始，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展开了全国性古籍文献普查工作。预计将用3年到5年的时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文献普查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各级图馆、博物馆等单位及民间所收藏的古籍文献情况，最终日标是编纂一部《中华古籍口录》。国家财政今后将每年至少拨款2500万元人民币，重点资助《中华占籍目录》中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全网占籍重点保护位”的建设。
古籍文献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起着传播占代文化的作用。但是．纸质载体容易被毁坏，而且传播范围有限。纸质籍文献的这些局限性，使传统文化远远没能为大众所熟识和应用。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文献全文数据库等，可以更好地揭示古籍文献的丰富信息资源。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灿烂的传统文化，为深层开发和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古籍文献数字化引起了大陆和港台地区各界的重视，经过各方努力，已经建成了一批颇具规模的数据库，并通过网络为研究者和普通大众所利用，更为中国古籍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开了一个好头。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各有特色，笔者就南京大学图书馆和我国台湾地区元智大学的古籍文献数字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文献数字化情况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占籍线装书、大型影印古籍丛书、新修方志以及文史资料等近40万册。在馆藏的30多万册古籍线装书中有556种、1万余册被列入全国善本书目。地方文献、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的收藏已形成特色。地方志共收藏有4000余种、近4万册，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为了保护这些古籍文献，图书馆配备有古籍专用书库、专门保护机构和专项古籍保护经费。在最近公布的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中，南京大学图书馆被列为全国51个单位之一。
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IIS)华东北地区中心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IIS)的管理中心，承担起为华东北地区(江苏、山东、安徽三省)高等学校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协作、资源共享、管理的重任。为了更好地进行文献信息服务，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了一系列文献信息资源，包括“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学苑汲古…一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一)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
“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I)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Dr．RaReddy和西蒙学院陈刘钦智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高文博士共同发起，旨在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包含100万册(中、英文书籍各50万册)图书的数字图书馆，由教育部“2ll工程”建设办公室归口管理，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共同承担建设任务和运行管理。计划通过4年时间，建成2个数字图书馆技术中心(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12个数字资源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发出3个左右的大型特色数字资源库。
CADAI网站收录的中文图书中包括各馆珍藏的古籍善本、古籍影印本以及后人的研究资料等。该网站为多媒体检索系统，用户进入该网站服务平台后，可以享受到全方位、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浏览、电子资源导航、个性化定制等服务，产生的电子书字迹清晰、阅读效果良好。系统采用Image／Djvu (djvu格式，检索到古籍图书后能够看到图书的一些详细信息，如作者、贡献者、类型、关键词以及相关的描述。可进行全文阅读、全文检索，阅读界面简洁、容易操作。
该数字化系统不仅对古籍文献的文字进行了输入，对图像(如古文中的插图)也进行了描述揭示，从而可以提供方便的检索。其图像检索功能齐全，包括内容检索、语义检索以及交叉检索。检索出的图像清晰，改变了数字化古籍文献纯文本的单调格式，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更好地反映了古籍文献的多样化特点，全面展现古代文化的深厚内涵。该工程还覆盖l万册中英文双版本图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器翻译技术支持双语服务。在明确翻译内容和百万册图书文本及相关元信息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现有的翻译系统进行了评测，找到最适合数字图书馆读者应用的机器翻译系统。
为了满足保护修复、考古研究、艺术鉴赏等人员对珍贵濒危文物数字化信息共享与交流的要求，该网站还提供了一个以大容量文物数字化信息库为核心、支持用户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异地异时信息浏览查询与交流共享的平台。
(二)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
该资源库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特色数据库项目之一，汇集了高校古籍文献资源，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先行合力创建。内容不仅包括各参建馆所藏古籍文献资源的书目数据，而且还配有部分相应的书影或全文图像，可以为读者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文献传递服务。对该资源库呵使用中文繁体字或汉语拼音进行检索。汉语拼音检索仅限于题名、责任者、主题词三种检索途径。普通用户如想获得古籍文献图像或全文，可点击详细记录显示界面下方的“文献传递请求”，会弹出一个表格，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将该项请求发送至相应的图书馆，双方商定付款金额和方式后，即可应用户要求将所需文献的复制件用某种合适的方法传送给该用户。
(三)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系由十几位石刻文献研究专家历经数年，精心编选，由北京书同文公司制作而成。“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的内容字字可查、句句可检，读者可利用全文检索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该系统提供中日文字，简繁体、异体汉字关联查询，打破了时空、地域的汉字使用习惯，增强了知识检索的全面性。该软件还提供逻辑检索及字、词间距检索。同时，读者也可以不输入任何检索文字实现按朝代浏览碑文。此外，该系统还提供联机字典、文字代码页与原书图像页关联、复制打印、添加注释、纪年换算、八卦查询以及手写输入等功能。
二、台湾地区元智大学的古籍数字化情况
元智大学一个重要的古籍数字化成果即为网路展书读网站的“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该资料库由元智大学在文学和资讯方面均有造诣的罗凤珠先生主持开发，所需经费多由学校、台湾地区国科会与教育部编列补助，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料为主要特色，包括诗经、全唐诗、唐宋词、宋诗、台湾地区古典汉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多个各自独立的全文检索系统。
(一)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
“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是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网站的一个子系统，其中的“唐宋词全文数据库”收录唐五代词2500余首，全宋词近2万首；宋诗包括苏轼、晁补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王禹偶、范仲淹、晏殊、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苏洵、王安石、苏辙、邓忠臣、秦观、黄庭坚、贺铸、陈师道、张耒、李扇、晁说之、王令等宋代名家诗全文。该检索系统支持复合检索，并根据不同文学体裁的特点，在检索选项上加以变通，使查询更为便利。例如，唐宋词检索，可依作者、词牌、词序、词题、词文等进行检索。其中作者可用作者本名、字、别号等检索。该资料库包含唐宋词作者及词文中引用之每一个人本名、字、号及别名，使用者从作者检索点检索时，以任何一个名称检索，系统会蔓动到此搜寻其字号、别名，使检索范围更完整。检索结果可列出该作者生平资料、作品目录及浏览全词，词文可使用关键词和模糊句检索。
宋诗检索提供了作者、涛题、诗句、综合检索等几个检索点。例如，要查苏轼诗作中有关茶的诗句，先到宋诗的查询页，若用诗句检索，将会得到所有宋代诗人的相关诗句，但若用综合检索一作者栏输入“苏轼”、诗句栏输入“茶”，就可找全苏轼所有品茗说茶的诗50首；如果在诗题项目上点一一下，就可看到某首诗的全文。十分便捷。
(二)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
“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是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的另一个子系统，整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各种资料。
罗凤珠先生表示，《红楼梦》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也是国外翻译本最多的文学著作，并且内含很多诗词，与系统中以诗词为主的要求相一致。在红楼梦系统中可以看到多元化的艺术，包括人物特写、大观园平面图、戏曲音乐欣赏、红楼彩绘图及扬州红楼宴的名菜食谱，以及文物图文展示等。另外，该系统也可以教导上网的人作诗填词。
红楼梦全文及注解系统所采用的是杭州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著名红学家蔡义江的《红楼梦》版本。采用这个版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有比较完整清楚的注解本。该系统从1992年开始制作，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搜集资料并且自费建置网站。
“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开启中文学门引用计算机科技，作为研究与教学工具的典范，因此获得l998年台湾地区中华民国资讯月活动执行委员会所举办的“杰出资讯应用暨产品奖”。
三、两者的比较分析
(一)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理念看
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传统古籍文献整理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通晓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并不难找．而精通古籍文献知识的人才却不是太多，既懂古籍文献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占籍文献数字化的关键之一是需要有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来驾驭古籍文献并具有很好理解能力的“专业”人才。
元智大学“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的主持者罗凤珠在文学和资讯方面都颇有造诣。该网站设计从一开始就制定了独特的设计理念。网站成员包括计划主持人罗凤珠，制作群为优特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元智计研，文学推广组包括文学顾问黄启方教授、曾永义教授，英文顾问陈慧如，技术指导谢清俊教授、朱四明教授，法律顾问德律国际专利商标联合事务所。该系统由文学领域的学者提出规划需求。再与技术人员充分讨论，最终设计出真正符合学科需求的系统。该网站不仅充分利用计算机科技为文学服务，在网络上为教学和学习提供rr便利，也更加展现了古典文学的多样化风貌，极好地完成了文学与艺术、音乐、建筑的学科整合。
南京大学图书馆是其工作人员参与到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工作之中，因而不可能完全按照有关研究者的思路进行网站设计和古籍文献的处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专业人员使用数字化古籍文献的有效性。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学科为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学科，其前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后又成立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许多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因此，中文系师生参与古籍文献数字化这项利国利民的庞大工程，能保障古籍文献数字化之路走得更远。学校已经充分认识到兼晓古籍文献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匮乏，而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二)从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建设方式看
南京大学图书馆采用的是引进资源或者与其他单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例如，“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即为引进的资源；而“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和“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旧际合作计划”皆为合建而成。其中，前昔为国内高校问的合作，后者为国际间的合作共建。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研究，是首次利用引进外资方式进行“211工程”建设。这一项目的实施将推动海量数据存储、管理、检索和多媒体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促使我国在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信息服务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将为带动数字图书馆领域新的国际合作计划提供基础，对于改善我国高校教学科研的信息环境、建设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
而元智大学的“网路展书读”由元智大学主导．采用了学校与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形式。这说明，元智大学在技术方面略胜一筹，但要想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进行更大规模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合作共建、资源共享才是更好的方式。这样做，可以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数字资源规模化，增加国际影响力。
(三)从数字化古籍的内容看
南京大学的数字化古籍有书目数据和全文资源库两种形式。例如，“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主要为书目数据的合作共享，并可在此基础上实现馆际间的合作；“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则是对古籍的全文数字化，可进行全文检索和阅读。元智大学的“网路展书读”是全文数据库，对古籍进行了全方位的全文数字化，并开发了一系列辅助工具，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古籍内容。例如，对《红楼梦》这本古典著作，完成了人物特写、大观园平面图、戏曲音乐欣赏、红楼彩绘图、扬州红楼宴名菜食谱，以及文物图文展示等成果。
元智大学的“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是将古籍数字化后放到网络上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提供便利。其资源简单易用，可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例如，红楼梦网路教学研究资料中心系统就可以教导上网的人作诗填词。而南京大学的数字化古籍资源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统一性，通过“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数据库阅读全文，必须安装Djvu插件和tiff插件。
四、“网路展书读系统”设计值得借鉴之处
(一)DIY个人平台的建立
“网路展书读系统”最大的特色是以使用者自助式(DIY．Do It Yourself)为发展导向。中国古籍自动化的瓶颈，一为资料的输入，二为资料的分析整理。前者叮借人力键人或扫瞄机功能，较容易获得解决。资料的分析整理：一方面，需要专家学者投入大量时间与人力；另一方面，资料分析见仁见智，无法完全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冈此，提供一个简单、便捷、人性化工作平台，在网路上快速方便地取用、交换、编撰资料，进而建立个人资料库，是本系统研究的重点。
自助式系统设计方式，除了可以节省系统设计者分析资料的时间外，其最大的优点是让使用者有更多的主控权，并使系统设计者对使用者想象空间、思辨过程的影响降到最低。读者可以自建注解眉批资料，自建艺文媒体资料，自建个人研究资料，自建教材编撰资料，补建研究论著资料，自建词文相关资料，增补唐宋词全文资料，倚声填词，避免系统设计者的主观影响，让使用者有更多的自主性，把系统的局限性降到最低。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学习观念已经从阶段学习逐渐转变为终身学习。南京大学图书馆肩负着充分满足学校师生乃至华东北三省公众提高技能、扩充知识的重任。然而，每个人的需求又各有不同，这就需要数字化系统既有能基本满足需求的平台，又可以通过同类优秀网站的链接和个人编辑平台，来扩充数字化系统的资源范围，满足不同使用者的个人需求。
(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古籍文献中有许许多多的地名，甚至一地有数名，一地的辖区范围在不同时代又各不相同。而且，由于历史的变迁，很多地名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有的已经不再使用。这样，就给阅读古籍造成理解的障碍，数字化过程中对古籍中的地名规范处理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方式构建的古代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简单地附上一个现代的电子地图，而应该正确地反映不同时代政治地理的变迁情况，同时辅以古代地名名称规范数据库。“中华典籍网络资料库”中的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就包括一个宋代的地理信息系统，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并且一目了然。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方志古籍。这些方志古籍牵涉的内容众多，而要很好地、直观明了地揭示出其主要内容，完全有必要将现代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移植过来，依照地方志的描述建立一套古代的地理信息系统。这样就不再只是对古籍的文字录入，而是真正地使技术服务于古籍整理，使古籍数字化内容高出原版古籍，为学习与研究提供方便。
(三)网路讨论区的设立
摘 要：古体诗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不论是文学水平还是影响范围都很深远。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当中，古体诗词的处境十分尴尬，其与现代语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评价，甚至有当代文学家认为其属于僵化的文学形式，也导致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没有记录进现当代文学史当中。本文即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古体诗词作品进行批评，首先介绍了现当代文学史相关方面的理论和著作，并说明了反对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类观点，最终阐述了对这类观点的批评，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古体诗词；反对入史；批评
新文化运动开展至今，我国现当代文学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法、写作技巧等也随之更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了官方语言，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使得现当代文学更加的成熟。与此同时，文学研究者也在进一步编纂现当代文学史，对不断发表的优秀文章和现代诗歌予以记录和传播。但其中包含一种怪相，即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未被收录到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诗淹没。
一、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资料的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整理和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国内的相关文史资料、稿件等的数量也非常巨大，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著作、教材以及专业性书籍。这类书籍当中录入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以白话文的方式创作，其中所收录的古体诗词是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但对于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则鲜有录入，即便录入也是等伟人创作的诗歌，而这一部分仅仅是处于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考虑，并不是对古体诗词本身的评价。
（一）“新文化”时期现代文学史概述
我国最早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国内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就创作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在随后整理的文集当中也有收录，该文章从白话文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话剧等进行了论述，也算是正式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使用表明了界限。胡适先生始终认为现代诗歌已经超越了古体诗词，更加具有自由性，这属于文学本身的进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进化”，并批评古体诗词本身约束条件过多，导致了其格式呆板，容易相互模仿。这也就说明，胡适先生本身并不欣赏和赞同古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当中的地位，而这一观点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当时文学界各学者的认同，也成为了当时乃至如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评价依据。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段，新文化的诞生亦如历史的更迭无法阻挡，因此文学研究自然要从“新”处着手，也就使得古体诗词成为了更加边缘化的事物[1]。
（二）建国后现当代文学史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最初进入了几年动荡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化的负性和深入研究，尤其是改革开发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改革，文学研究者们也开始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创作并发表了诸多文学研究作品，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史纲》等。该时期相关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仍然带有阶级化、革命化的特征，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均对新文学推崇备至，因此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就无法获得学者们的认可。直至80年代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时代，国内民众思想解放，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开始由单纯的革命性转变为审美性，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文学史“重铸”的呼声。之后国内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方面丛书也对现当代各类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部分通俗文学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外，在这其中还出现了很多针对于现代诗评价的著作，例如《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等，由此现代学者对于古体诗词的排斥性更为明显，导致文学史重铸后仍然对原有的部分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进行研究，而没有加入后期创作的全新内容[2]。
（三）当代文学史教材概述
文学史教材是当代文学史专业学生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其所具有的专业性更为明显，并且与文学史专著相比更加具有包容性。因为这类书籍的重心在于知识的传递，因此在创作方面所持有的态度更加的公平和严谨。但也就是在这类包容性较大的图书当中，仍然未收录足够的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这不禁令人唏嘘。
二、反对现代人创作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文学的研究应该秉持公平的态度，现代人所创作的白话文和文言文、古体诗和现代诗等本身不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当中对于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具有很强的排斥性，这种将“旧”文学排斥在“新”文化研究之外的方式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趋于局限性[3]。虽然有部分学者努力为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寻求应有的“地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其表示反对，甚至很多学者在公开的研讨会议上表示了对其的评判，其观点具体如以下几点：
（一）古体诗形式老套
最早国内将古典诗词称之为“旧体诗”，并且是由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主席所提出的，意在将其与新体诗相对应，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提出古体诗词的形式陈旧老套。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没落，与其自身形式陈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文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桎梏，由此在文学发展史当中彻底否定了古体诗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开始游离于主流文学创作之外[4]。同时，现代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对于用词、格式、音韵等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会束缚住文学创作当中的自由性，不利于人们情感的自我发散，因此其已经是过时的文学[5]。
（二）古体诗思想停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本身所表达出的感情十分有限，并且由于其文学形式的制约导致创作时无法更自由的思考，不能承载现代人多元化的思想，而只有白话文或通俗语言才能够更好地传达这种现代化的思想。这种观点从上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了现代诗解放古体诗的重要指导，古体诗每句话的长度、句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可能表达出更加高神的复杂心理，因此如果继续使用就会导致思想的停滞，不能与时俱进。
（三）古体诗接受人群少
古体诗在创作过程中引经据典，词语中不乏晦涩难懂的词汇，加之现当代语言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完全舍弃了文言文的交流方式，由此导致能够接受古体诗的人群数量逐渐减少[6]。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并且认为现当代人创作古体诗难度较大，而且只能用于自娱自乐，抒发个人情感而已，对于公众的影响并不够直接。同时，现当代人在创作古体诗之后也并不会获得如唐朝、宋朝等时期的地位，缺少了文化氛围的辅助，失去了营养和生长土壤，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将古体诗视为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学体系。
（四）古体诗无法与时俱进
新体诗本身就是一种新时代的体现，并且能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采，反之古体诗的创作思想更加陈旧，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体诗作品，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学者仍然认为古体诗在语言风格上无法做到现代化，因此不能全面地体现现代性，做不到根本上的与时俱进。同时，虽然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引经据典方面有了很大的革新，但是其创作形式仍是保守的，与现代文学当中所推崇的创新型思维背道而驰，不能代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三、对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的批判
（一）内在与外在的区别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的音律、用词、形式等过于刻板，不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因为不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从本质角度出发都是诗歌的一种，相对于此的音律、用词等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辅助诗词内在思想表达的工具而已。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将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因此单纯通过对陈旧形式的批评而全盘否定古体诗是错误的[7]。从国际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现代诗歌是从欧洲的十四行诗发展而来，而这种文学体系在欧美等国家仍然流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以及用典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创新，并且在抒发内心感受时也并无差异感，因此不应该将文学体系的外在和内在相混淆，从而全盘否定某一种文体[8]。
（二）现代性的重新评价
现代文学家在反对古体诗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由中强调了文学的现代性，但其只是简单的以古体和新体对两种文体进行了区分，从而指出古体诗不具有现代性。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期，我国文学界已经对文学上的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对于追求自由、平等，渴望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作品均可称之为现代化文学作品[9]。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具有这些特征，例如老一辈革命家毛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文学家鲁迅、叶圣陶、老舍、茅盾等也经常写作古体诗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还创立了专门用于研讨古体诗词的中华诗词学会，发展至今会员数量以超过十万，其所创作的诗歌歌颂现代化建设，抒发了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期冀，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点[10]。
结语：
反对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本身过于偏激，虽然看似有理有据，但根本站不住脚，加之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被古体诗词的风采所吸引，受众群体也在逐渐增多，其回归我国文学体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该重新重视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放弃偏见，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韩晗.现当代文学史何必“无所不包”？――兼谈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体诗词的关系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5）：117-121.
[2]黄丹青，黄文虎，曹顺庆.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61-165.
[3]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学评论，2011（06）：209-215.
[4]焦亚葳.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入史的三个标准[J].湖北社会科学，2016（08）：102-103.
[5]邢洁.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美与时代・城市，2014（04）：128.
[6]陈国恩.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J].中国韵文学刊，2011，25（02）：112-116.
从相关研究发现，早期时候，国学与古代文学没有比较明显的进行区分，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通过学科史、研究史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特点、思想等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从而推动国学与古代文学不断发展。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从学科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解，需要先从学科属性方面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以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区分和识别。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会给学科带来一定影响。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国学最早是在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与西学有着一定区别，因此，在众多文人学者发挥相关谈论之后，这次国学思潮成为我国文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开端。但是，在众多研究和各种学说中，国学仍没有明确的定义。随着对国学各种解释的不断发展，它给文学研究者带来极大影响，在探讨相关原理、寻求相关解决方法等情况下，出现了学术，因此，相关探讨和理论都被称作是国学。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五四运动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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