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著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作者：马荣单位：北京大学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在开幕辞中回顾了学会创立30年来，致力于介绍、翻译、出版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历程。他指出，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文学经典在历史长河中形成，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也是使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致被轻易同化的精神基因。
什么样的作品是经典，经典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汪介之认为，经典是积淀了人类普遍经验并可以指导以后的文学作品，是具有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文本。李昌柯认为，经典必须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必须具有高度的审美艺术性，同时还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特定的时代精神。黎皓智认为文学经典是指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权威性的作品，它是在文学运动中经历大浪淘沙的结果。一部文学经典的形成，大体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记录了历史沧桑，是时代造就的；二是负载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智慧；三是饱含着艺术审美的丰富性，可以从形成、理性、道德、文学隐义等不同层面进行解读。作为经典，其中必然有永恒的因素，也有可变的成分。叶廷芳认为经典的定义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研究者不应把经典当古董，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吴晓都认为，真正的经典文本为未来理论内设了阐释的空间，所以经典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郑体武将经典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民族意义上的经典、世界意义上的经典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张杰分析了当下对文学经典所持的几种态度：质疑文学经典标准；注重文学经典的负面影响；强调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应同时进行。他认为我们需要经典，但不能将其神化，应放开眼光，不断筛选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典。
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重读经典是会议关注的热点。曾艳兵认为，后现代语境消解了诸多既有观念，当前亟待重新解读经典。黎浩智认为重读是研究经典的最基本方式。他指出，重读经典并非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不断发掘经典的新内涵。重读经典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多元文化的丰厚信息，并非人为地推倒一批，又人为地树立一批。盛宁认为，重读经典时，要选取思想有分量的话题，要注意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学者认为，重读经典要有一定的理论思维及理论创新能力，要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多角度去解读。申丹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经典文本研究存在的“不注重跨学科研究”、“对文学理论缺乏研究”、“阐释不当”、“机械地用时髦理论套文学作品”、“作品与语境脱离”六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即借鉴各个学科知识认真梳理理论，在尊重作品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对作品进行整体性细读。而叶廷芳认为，文学史上每一种重要理论的产生都是创作先行，当理论与现象发生矛盾时，要尊重现象，尊重创作。黄梅也指出，阅读是一种注视美学，进行文学研究时应抛开理论预设，尽量保持作品的原生态，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郭宏安介绍了法国日内瓦学派的阅读观，其中即包括“注视美学”一说。他认为，完整的阅读应该包括没有成见的阅读、客观的研究和自由的思考。张旭春认为解构批评使当代文学经典研究趋向于否定历史语境、否定作家意图，阻隔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的真正对话，也造成了对经典的过度诠释。
谈到文本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过程，与会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关注趋向――经典的边缘化问题与经典的形成过程，即经典是如何成为经典的，背后有何动机。刘亚丁细致地考证了肖洛霍夫作品从经典到边缘的过程。何云波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描述了此书经典化和边缘化过程。朱振武阐述了美国本土小说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和生成轨迹，揭示了其内在运行机制。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是包括文本生产、文学传播、文学史书写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共同运作和各种权力斗争相互交织的结果，这里涉及到了作家、批评家、普通读者、商人、新闻记者甚至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笔者认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需从文学自身、文学史和文学接受的三个维度中去把握。
第一，文学自身的艺术品质。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诚如布鲁姆恪守审美自律的文本解读实践一样，那些具有某种强烈的艺术魅力和诗性内涵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具有标新立异价值的作品往往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基础。毕竟凡是被划入经典行列之作，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人类共通的道德理想和独立的审美品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强烈的心理共鸣。这是其在一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经久不变的恒态品质。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语境与文化权力都变动的情况下，还能被列入经典。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每年发表的作品数量很多，可只有《红岩》、《创业史》、《百合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少数作品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这显然不是仅仅用意识形态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这预示着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和标准。这一规则和标准首先应归于经典的审美性和原创性，经得住时间考验。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总发行量已逾500万册，并被译成近20种文字。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红色经典”的热潮中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话剧和歌剧。在《青春之歌》的经典化过程中，其运用的创作模式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将这种创作模式概括为“出走”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革命+恋爱”的“三角恋”模式和“寻父模式”。这些模式的成功运用，实现与传统模式的完美嫁接，并与观众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及亲和力。当然，尽管这一系列模式的运用成为这些作品获得重获新生并成为经典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自身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独立品质才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沈从文的《边城》问世70多年以来，其评价不断变化，构筑其经典地位的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审美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和再估价。在《边城》经典化过程中，其具备的审美特质、原创性风格显然是永恒的，而这又恰恰与“”结束后文化反思、历史寻根和其后商品化大潮中遭遇的人文困惑相呼应。正是这些具有相似性的历史处境和审美心理，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使得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边城》之美进行再解读，而每一次发现又各有特色。罗曼·罗兰指出，“在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科罗斯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潮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命运相汇合，另一股则蕴涵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又给诗人们和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永久的光荣”。所谓“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厚望”、“永久的光荣”即指经典具有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因此，作品生产过程本身就体现出“经典”具有的历久弥新的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在，而且这种持久性力量越强烈，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也就越高。
第二，文学史的话语规约。文学史将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编撰成册。只要文学家及其作品在所处时代中产生影响则必纳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久而久之就会在史家的描述与流传中成为经典。因此，文学史撰写关涉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在文学经典化的推动中至关重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确立决定着文学史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成为建构文学史的关键性依据;文学的经典化历程构成了文学史的构架和血肉，推动着文学史不断被阐释和重写。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成为文学经典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进行的阐释和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经典的每一次诠释都是再创造和再生产的过程。“每个时期的文学经典的秩序，终需在文学教育及文学史编撰中有所体现，以实现文学经典的合法化。排名前后的不同，书写篇幅的多少，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程度息息相关，与经典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相关。”因此，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往往通过书写文学史的教科书和各种选本选刊实现，这些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传播效力和评价效力，往往是读者接触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存在具有两种意义:“一指文学在历史轨迹上的发展过程，属于过去时的空间;二指文学史以叙事体(narratives)形式的具体呈现，属于现在时的描述。”在其第二义上，文学研究者享有挑选文学史的叙事对象及其叙事方法的权力。在建构当代文学新秩序中，这种选择的权力往往体现的是公共话语和“集体意识”，甚至是一个时期国家权力意志运作的结果。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缓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及至后来唐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均是政治话语规约的表现。而经过这些文学史家的努力，文学史的合法规范建立起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的经典地位被确定下来，左翼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得以巩固。同样，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山药蛋”作品在文学史中被树为经典，无疑也体现出政治权力的运作，显示出文学被政治调遣、使唤、支配的过程。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文学的发展中，它与文学的情感诉求共同构成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主流话语权力左右下的经典受制历程。所以，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了改观。随着新文学史观的提出，逾越政治意识形态，注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风格多元化，新文学经典的阐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如重新排大师，重视过去遭受单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湮没的作家如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文学史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第三，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接受美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作家和文本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还离不开文学接受，包括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学传播和消费等。读者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一部作品是否获得社会认可，关键是能否拥有足够数量的、愿意继续读下去的读者。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阅读接受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过程和试金石。某种程度上，读者的阅读接受对经典有着最终命名权。例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就是因为与不同语境下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契合，才逐渐被遴选出来，在不断阅读中被塑造为经典。同样，新时期以来为精英批评家所不看好的金庸武侠小说，其“经典化”历程无疑得益于读者的痴迷和喜爱，即顺应了民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不同职业、年龄、身份的读者群的接受———继而被评论界所看好，从文学史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慢慢被学院体制接纳，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1962年之前，尽管金庸已创作了《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但远未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后来，随着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尤其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大陆的热播，金庸小说在大陆的接受史有了新的开端，其过程日益精彩，在20世纪90年代被确立为文学经典，并由此引起文学研究者开始深入思考“五四”以来一直受到排斥的武侠小说等边缘体裁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视金庸作品的经典化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延续。当然，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还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及其价值取向的转变和学界对文化体系进行的重构。就文学传播和消费视域下的文学经典而言，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画册、影集等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否定传统、消解历史、信奉断裂颠覆了经典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艾布拉姆斯所谓“文学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经典内涵已经被媒介化、虚拟化、图像化取代。作者成为生产者，文本成为商品，读者成为消费者。文学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严肃，越来越多的经典作品被改头换面推向市场，甚至成为商人们赚钱的高雅手段。文学经典具有的一元中心的价值观和权威性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构，学界弥漫着一种去经典化思潮。文学经典的媒介化发展应该说体现了现代性的世俗要求，惟其如此，一些在今日文化图书市场上受到大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的作品成为畅销书;那些获得主流文化认可的作品，如《长恨歌》、《白鹿原》、《尘埃落定》、《檀香刑》等经过媒介的运作，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理所当然被大众读者奉为经典。故而，就文学经典及文学传播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来看，文学的经典化与通俗化是可以通约的。这为文学经典的内涵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文化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当代文学经典化遭遇深刻变革。
第一，文学经典化尺度标准的相对性与冲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和作家创作风格等发生变化，无论是意识形态遮蔽，还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发生松动。这使得当代文学情况复杂，经典化标准时常发生冲突。一方面，无权无势的草根阶层希望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规避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压制;一方面，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厘定一定的标准，用意识形态来指引文学创作，强化官方的立场。“当代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旋律式的官方经典标准，民间通俗性标准与文学精英性标准，此三种标准一直在并行存在中纠缠不休。在彼此相互制约的努力中，时常使作品成为‘四不像’的东西(比如，民族国家叙事看似是当下唯一可通行的叙事准则，然而，在《亮剑》等较为出色的主旋律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三种经典标准的激烈冲突)。”这就造成文学场域的核心标准变化多样、反复无常，失去了应有的作为经典存在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纯文学”概念重新成为文学观念中的流行词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纯文学”的张扬显示“去政治化”的文学自足性和对审美性、形象性的追求。“纯文学性”口号的重新提出，在文坛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当然，经典也并非单纯意指“纯文学”概念，它仅仅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得已的策略。
第二，文学经典化中的话语权力与功利主义。针对文学经典的社会政治约束及其文化根基因素，近年来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和重新排大师，以及对原先被奉为经典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红色经典”等进行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受到挑战，文学的审美性得到加强，显示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之中。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经典以市场化的手段推行，激发了自身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在为文化提供多种养分的同时，也遭遇后现代的消解。尤其是国民对经典的渴求不如从前，逐渐疏远传统的经典。在高校，讲授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课堂比从前冷清得多，大学生忙着可以解决就业压力的各种课程和证书，无暇也无心整天阅读不能帮他们找到理想工作的名著。此外，市场机制下对利润的追求使各种文艺作品良莠不齐，祛除了文艺的内在意蕴和超越意义，大话经典、戏说经典、恶搞经典等颠覆式改编动摇了经典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对当前文学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文学经典的焦虑与危机感加强。200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中国文坛刺激甚大。这些无形中加大了作为动态的文学经典厘定的难度。于是，如何确立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建构标准，进而扒梳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就成为以新的视角审视和评价当代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关键词：经典；内涵；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在当下，“经典”一词常常在众多场合被大众媒体或专家学者所提及，但是，学术界却对经典的阐释众说纷纭，并且普通大众对经典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内涵和建构方面对经典进行一番梳理。每个学术领域都有专属自己领域的经典，本文着重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和建构作一番思考与探究。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思考
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文学经典的概念和界定问题。古今中外，中西方学者对经典内涵的解释不尽相同。在西方，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和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定义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①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一书中说：“一部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② 这里只强调经典的原创特质很明显是不够的，但是布鲁姆却指出了界定经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在中国，由古到今，也有不少学者对经典问题提出各自的看法，刘勰《文心雕龙》当中的《宗经篇》就有详细的阐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者也，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意思是说，所谓“经”是指说明天地人的常理、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的书，并且其中的道理都是不可更改的。陶东风先生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性因素的普遍性，超功利的言说，深沉的思索，为苦苦‘思乡’的离人指引着心灵慰藉的归途。”③陶东风先生指出了经典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两个方面同原创特质一样是不可缺少的。黄曼君先生从实在本体与关系本体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经典的内涵，使我们对经典的把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实在本体角度看，也就是从经典的内部来看，“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④这里所说的崇高特性也就是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关系本体论角度，则将其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⑤一部经典的确立除了自身的独特特性外，外界对其的研究也参与了经典的建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阐释中，经典才具有永恒性，当然，只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相当高的作品才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普遍关注，所以这两者是统一于作品之中的。在此基础上，黄曼君先生以突出精神文化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为线索，从精神意蕴、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三方面对文学经典的含义进行了更为精确地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它常常提出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灵与肉等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某种根本性的问题。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创造出来的文学经典能使人性、人心相通，文心、诗性相通，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⑥ 经典的作品好就好在，不光具有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和审美特质的唯美性，还在于它提出了诸如黄先生所说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读后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问题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思考，因此，经典的作品并非作家的任性而为，相反，它往往体现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二、关于文学经典建构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是经过历史长时间的淘洗而沉淀下来的，艾略特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引者注：指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⑦很少有一部作品从一开始就被确立为经典，因为从创作出版到确立为经典还有很多曲折的路要走，这一过程必然有一定时间跨度，具体体现为历史穿透性，这中间包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的阅读、研究者对文本不断的阐释和解读，从而挖掘出作品中蕴含的更多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所以经典的作品终究是经得住时代的考验的，反之，历史也是检验经典的一种标准。比如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发表之处受到普遍的冷淡，但是近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人们的重新发现和挖掘，这部作品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
其次，经典之所以能保持长久性、具有历史穿透性，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它不断的阐释，黄曼君先生说“文学经典的本体特征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⑧ 由《红楼梦》而确立起来的红学研究正是历代人阐释与解读的结果。
最后，文学文本能成为经典，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典建构往往“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主流文化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⑨我们从《诗经》的经典化历程就可看出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诗经》最初只是我国民间口耳相传的诗歌总集，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从思想上对天下实行“大一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儒家最为推崇的经典《诗经》自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下作用的经典。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历程是极其复杂的，除了本身所必须具有的特质外，还要经受来自历史、政治、读者等多方面的考验和筛选。随着学术界对经典问题不断地研究和发现，我们需要及时对其进行思考和探究，以使我们对经典内涵和建构的理解更加深入、明了。
注释
①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50.
② 布鲁姆.西方正典[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4）：11-12.
③ 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3）：59.
④ ⑤⑥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15.
⑦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⑧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50.
⑨ 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起源 修正 内部本质 外在建构 特征
“经典”一词是我们谈论文学甚至是其他领域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话题，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那就是无论在接触到任何形式的作品时都会不自觉地出现经典的影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何在？古往今来，经典没有一个确切而精准的定义，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经典”一词在英语中可以用“canon”和“classic”两个词来表示，“canon”最初来自希腊文，是用于测量长度的物体;后来意义引申，表示尺度;接着经典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由丈量尺度变成了对宗教经文的形容，最初用来对希伯来民族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释义，《新约》等宗教经书文本也都被纳入经典的范畴;随着学校制度的盛行和文艺的发展，经典开始进入文学的视野，且不断被引用、重新阐释。相对于“canon”，我们在描述中更倾向于“classic”，“classic”也出自希腊文，最初用于等级的划分，表示头等的、上乘的;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来形容作家的出色、杰出，再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领域。
什么是经典？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所谓“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或者作品。经典就是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基本上可以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经典性的个人价值判断，但是对于经典的认定这些都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换句话说，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不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当然，内在本质占据了很大的成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内在的文学性本身是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但是，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外在的因素，有政治的，有文化的，也有传播过程中的筛选，这些因素在对一部作品进行经典性解释的过程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政治性因素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政治性因素越来越淡出文学的视野，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历史阶段，政治对文学作品的取向性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由美国作者卡罗里德斯、鲍尔德、索瓦共同编著的《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集纳了100部在西方历史上曾被查禁的著名作品，它们或因社会、，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遭到各国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查禁，其中既有小说、诗歌、传记等文学作品，也有宗教经典及政治性纲领著作，如今为世人熟知的《十日谈》《红与黑》《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的悲剧》《洛丽塔》《包法利夫人》《一千零一夜》等经典著作也名列其中，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读者对这些经典作品的忽视，而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使然。此外，本书还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如实再现了每部作品的查禁始末，使读者能见微知著地了解西方历史上的书报审查制度，洞悉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在国内的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抗战时期的红色经典，现当代的“样板戏”经典标准等等，或因为不符合统治的规定被查禁，或因为政治的需求而备受推举。可见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地位与流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会决定文学发展的内容和方向。除此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对同一部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由于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或者认知上存在着差距，就会形成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因此从各自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审美阅读或经典与否的评判，当然就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结果。传播的过程与其说是经典的流传，不如说是经典的二次认定。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有空间意义上的流传，即会传入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就是上文论述到的不同空间文化对经典的接受;其次就是时间意义上的检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中的一点就是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在长时间的历史洗练、冲击中依然保持活力，获得读者的青睐，得到大众的认可。如美国的爱伦・坡，他是象征主义的始祖，但在初期却被无数家出版社退稿;法国的普鲁斯特，将意识流手法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却被人们所忽视，被时代所抛弃，他们的作品在当时被视为无意义，但是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练之后，他们的作品散发出光芒，逐渐被读者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得以昭雪。
然而这种对经典的传统定义却遭到了异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时期，反战情绪、怀疑主义和反传统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世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兴起，一系列的文学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对于“经典”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关于这一时期对经典的发问，主要集中在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进行修正，修正者认为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经典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建构，预示着一场阴谋。经典就意味着白种人、贵族阶级、男性中心等特权的堆积，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他们试图打破这种怪圈。这种尝试首先发难于“女权运动”。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个国家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和认同，女权主义者率先发起抗议。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涌动，其中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最具代表性，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要求破除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经典的价值标准，要求在文学表现的表现内容上倡导男女地位的平等，倡导女性应有的地位以及以男性作家为主的作家群对女性作家的重视，对女性作家给予应有的地位和关照。在她们的不断努力下，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吸纳进了经典的范围，重新写入了教科书，这一过程的转变虽然漫长，但却富有极大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对经典内涵的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事实如此，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传统经典的作家一般都是来自西方正统的贵族阶级，而随着对经典的修正，下层人士、黑人作家、本土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对经典的修正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显现了出来，由杨仁静、杨凌雁编辑的《美国文学简史》中有专门的章节对各类文学进行展开讲述，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南方文学、犹太小说等等。在杨仁静主编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中还加入了对华裔作家的关注。这场对传统经典发起的战争收获了很大的成效，长期以来一直被文坛忽略的作家作品重新得到了认可，而且也丰富了读者的视野。虽然一些作家作品被写入了文学史的教程，但并不代表经典地位的确立，仍然要将其放在与传统经典同等的地位进行优胜劣汰的残酷选择，让历史来见证这一切的发展。
经典的形成是历经争议且不断被重塑的过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典何以成为经典？除了其内在文学性本质之外，外在的建构作用也同等重要。内在本质和外在建构并不矛盾，而是作为经典的两个层次并存着，缺一不可。那么一部好的作品如何能成为经典，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价值标准：经典是一种遗传，即所谓的传世性。爱德华・希尔德在《论传统》中提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典不可能在产生的初期就被确定经典的地位，相反，必须经过重重的考验。传世性要做到能够克服阅读的个别性，而达到审美的共时性。这其中包含了不同文化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认同;经典至少要经历两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意识形态的验证才能获得经典的地位。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未知的状况，有的被逐出经典的王国，有的则重新加入了经典的行列。法国主义小说家萨德侯爵，因为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内容而长期受到压抑，然而在他死后一百四十多年人们才认识到其小说的价值，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推崇，并被冠以经典的名号。费德曼曾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说道“好书是不会沉默的”，好的作品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淹没，相反会脱颖而出闪烁星光。因为在经典之中同时包含着普世价值，反映人类的一般价值倾向，而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无论是性别、种族、肤色的差距，还是意识形态的迥异，人类有着一致的精神上的共鸣，“经典就是对所有人说话”，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当然，经典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上的最高峰，具有权威性，这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其他文学作品都无法超越的，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的向度。古有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尔的小说……今有各种流派的角逐、才人辈出、经典作品不断涌现，他们分别代表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特色。最高成就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耐读性，“经典对我们是陌生的，陌生中有一点熟悉感”，读到一部经典之作我们都会有类似的体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这种新的发现又会增加对经典的探求欲望，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经典无疑都孕育着一种独创性、深厚丰富的内涵，而且往往是超前的，因此作者注定是孤独的，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证明经典的价值。关于经典的修正在20世纪90年代也传入中国，接着在国内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典讨论的著作，谢冕的《百年文学经典》、童庆炳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等等，还有关于文学大师的排行榜著作。
关于经典问题的修正和重构，与文学相伴而生，而且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修正大潮将经典的范畴扩大化，“拓宽经典”使得越来越多的鲜为人知的或曾经被埋没的优秀作品投放到读者的视野中，将经典从传统的特权建构的怪圈中解救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正确地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是经典之作时，从作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面的考察。经典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建构的过程本身也包含了解构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经典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典重构论者，他们并非否定经典的存在，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典与经典形成中的缺失而加以弥补。
参考文献：
[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杨仁静，杨凌雁.美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杨仁静.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5]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2）.
作者简介：朱尉，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姜开元，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陈思，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主要从事心理学研究。
摘 要：文化对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文学经典则是文化的凝练和集中体现，对于经典文学的学习是文化传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以及阅读方式的变革，经典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困境。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塑造人格的重要角色，对于探究传承文学经典的新形式责无旁贷。本文以此为基点，结合具体事例，从新媒体的大环境和高校的角度出发，通过论述学习经典对人格培养教育教学的作用、现今经典学习方法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来探讨传承经典的新思路。
关键词：文学经典；传承思路；新媒体；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62-03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总的来说，涵盖了人们长期社会历史创造的产物，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而文化同时也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的凝练和集中体现，对于经典文学的学习是文化传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塑造人格的重要角色，对继承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无可厚非的责任。
但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网络媒体技术和阅读载体技术迅速发展，整个社会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高校学生因为易于接受新事物，对社会事件感知度较高，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因为它使阅读的内容丰富了，但阅读的深刻性降低了；阅读的娱乐性增强了，但阅读的思考性浅显了；阅读的时间开放了，但阅读的系统退化了[1]。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的，这不仅对于正常社科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有消极影响，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学习消极影响更为重大。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阅读习惯与传统阅读习惯的冲突，文学经典传承传统方式与高校学生新认知的冲突应当受到关注，也应当积极寻求方法去解决。
一、高校传承经典文学的优势及经典文学的意义
文学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集中体现，传承和推广是极为必要的，然而时机和方式值得商榷的。经典文学对于人格塑造和素质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传承面向全社会，全年龄段是不现实也是不可取的，最佳时期是大学时期。这一时期人的价值观念初步形成，个人才能全面发展，对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也正是接受经典文学熏陶的好时期。而高校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经典文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在经典文学推广活动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性”即高校可将经典文学的培养与中文等专业学科的教育结合起来，共同培养，共同促进；“权威性”即高校可依托完整正确的学识体系对经典文学的传播加以引导，使学习者信服；“丰富资源”即高校可借助信息量巨大的图书馆、各领域各专业的专家教授将经典文学进行诠释补充，更好地传承。因此，高校应当利用好这一良好时机，把握好“专业性”、“权威性”，利用好丰富资源，贯彻积极、科学的方针，结合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努力探索适当的高校文学经典传承的新途径、新方法。
1.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教育教学意义重大。谈到经典文学的传承的最大受益者，毋庸置疑，社会各界的第一反应都会是中文专业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历史文化相关专业。当然，这些相关专业是受益的主体，因为对于经典文学的内容进行诵读学习、对其语言结构和句式用法进行推敲、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帮助其更好认识自身专业，丰富其对自身专业的理解认知。目前此类学科也把经典文学中的重点篇目通过课堂教授和课下布置的形式进行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经典文学传承只是在极个别相关的专业的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形成全面的、覆盖面广的学习氛围，然而全面的学习氛围不仅对整个高校范围有带动辐射作用，同时对这些专业自身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其他学科教育仍有益处。现如今，当提到高校应当全面学习经典文学时，总会出现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一些与文学关联性小的专业，甚至一些理工科专业学生也需要进行经典学习吗？”答案是肯定的。所谓经典，是指其中的内容能够不局限于时代，能够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被保留、被遴选、被检验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学习经典，并不只是读出书中的内容，而是通过阅读去锻炼“思辨”的精神，体会作者的用心，思考作品的意义，提出疑惑的问题，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身的理解和思考能力，对各个专业都大有裨益。同时，许多专业在学习文学经典后，再接触本专业的知识，可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文学经典，不仅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提升自身文学修养，同时在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时，可以将所学内容与实践需要结合，更好地完成自身相关工作。
2.经典文学的传承对于个人素质培养有积极意义。文学经典的传播不仅具有以上两点教育意义，同时教化意义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学经典中孕育着人类丰富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验，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不仅是一种愉悦身心，陶冶情操的休闲方式，而且能够修养身心，启迪智慧，净化心灵，指引未来，能够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主要的功能有社会政治教化功能，即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政治理想目标；道德伦理教育功能，即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其优良的道德感；个体人格净化功能，即促使大学生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人生目标，用正确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审美情感教育功能，即要求大学生拥有良好的辩证能力和高情商。因此，经典文学的教化意义也就决定了其重要地位。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教育传承现状及弊端
文学经典的传承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何将文学经典中有益的部分提炼推广和如何让社会大众自觉自愿接受文学经典，并学习文学经典一直为人们所提及。但随着媒介相关技术的功能日益强大，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充斥人们生活，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高校原有的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也受到挑战，传统的传承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谈及原有的高校经典文学传承方式，总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课堂教学法，将文学经典设立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对经典文学典籍分析整理归纳，将其中重点知识和思想教授学生；第二，学结法，即学生按照学习目标和计划对文学经典进行学习，将书中内容进行记录学习，通过整理汇报的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研读。
1.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需要发现和创新。学习文学经典，最重要的是学习其文化内涵，并且发现运用书中的核心内容。对于大部分家喻户晓的文学典籍，书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处事哲理大都口耳相传，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温故而知新”，我们不能因为发现文学经典中某一突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涵，而停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每一次的深入阅读都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收获，仅仅掌握片面的内涵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者来说，也是不能够满足的。现有的文学经典教育就存在这样的弊病，教授的内容趋于一致，教授的篇目趋于集中，教授的内涵陈腐未变，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2.传统的文学经典传承方式缺乏生机和活力。提及高校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课堂教授。这样的方式没有问题，自有私塾以来，这样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绵延了千百年，但在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新媒体环境下、在学生接受新事物习惯不同于以往的高校范围里，这样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很难再受欢迎。对于翻看书本上的传统文学篇目，课堂上由老师将篇目的主旨大意及文化内涵口头教授的方式缺乏生机，大学生很难主观能动地去了解相关知识，也很难深入发掘文学经典的深层意义，这与传播文学经典的用意是背道而驰的。
3.传统的文学经典传承方式难以适应新媒体。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传统媒体时期的信息传播内容在形式上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文字图片的形式，过于呆板，吸引力不强。新媒体的应用为大学生提供了有声文字、动态图片、视频等新形式，形式多样，图文并茂[3]。相对于同样的信息，大学生更倾向于接收娱乐性强、信息容量大的信息，而文学经典却没有与这一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传播方式与借助新媒体传播的其他各类信息相比较毫无优势可言。因此，想要达到传播文学经典的目的，与新媒体相结合、满足大学生的兴趣需求十分重要。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
1.文学经典的新内涵和新思想需要发掘。正如前文提到的，文学经典中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核心思想已经不能满足传承和教育的需要了，想要让文学经典的传承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新的内涵和新的思想是必要的，但从文学经典中发现新的积极意义也需要遵循一些方法和原则。在重新发掘过程中，要抛开既定的思维模式，用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方式去解读曾经研究过的文学经典，发现其中的新内涵、新思想，将其加以整理传播，让文学经典的传承焕发生机与活力。
2.高校需要创新传承思路转变角色。高校要提高文学经典传承的主动性，创新传承思路。在以往文学经典的传承过程中，高校只是作为一个主办人的角色出现，而并非作为策划人、负责人的角色，在传播过程中对于细节的把握和反馈的收集做的并不到位，这也导致了虽然关于文学经典传播的活动在开展，但收效甚微。因此高校必须破除以往关于文学经典传播的旧思维，积极转变角色，结合文学经典的积极作用与学校自身特色，制定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学经典传承思路。只有高校这个把关人、负责人的工作做好并做到实处，相关的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同时高校需要完善相关机制，如负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相关工作安排到人，让每项工作有人具体负责，有人统筹规划；通过激励机制从上至下激发潜能和活力，保证相关活动稳步进行，在创新中发展。
3.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需要与高校活动相结合。如何让大学生自觉主动地接受文学经典要从大学生日常兴趣点入手。在高校，学生除了日常的学习生活外，最能够自觉主动参加的便是学校、学院及社团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达到了沟通交际的目的，同时也在参与过程中收获了知识。文学经典的传承便可以与众多的校园活动相结合，采取“学校提倡、学院主办、社团添彩”的方式，让文学经典的教育与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举办读书报告会、诵读大赛等形式，用活动的方式吸引学生参与，让大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文学经典的熏陶和教育，同时又转变为积极的宣传者。如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活动“晨读经典大赛”就是将传承经典与活动相结合，活动的目的旨在让学院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学院发起活动，学生自选篇目，对篇目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将其中感兴趣的内容或故事诵读或排练成节目，通过初赛、复赛和决赛，最终以晚会的形式呈现。活动自开办以来，学生热情度极高，也自主编排了形式各异、各具风格的节目，活动效果也十分良好，不仅让学生对文学经典进行了充分深入的学习，同时也锻炼了本学院学生相关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增强了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
4.文学经典的传承方式需要与新媒体相联系。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圉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覆盖面受限，而新媒体的出现解决了这种时空问题，使得校园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影响力大为增强[4]。目前，尽管新媒体技术在校园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由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在未来一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高校应当本着“重视平台作用、找准切入要点、广泛宣传推送、考虑实际效应”的原则，切实加强新媒体文化建设，搭建文化传承创新的多样化、立体化展示平台。
首先，应当开始并加快相关新媒体建设。对传统文学经典传播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和弊端需要正确认识、正确分析，把握新媒体技术在文学经典传承创新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加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让新媒体成为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重要窗口。其次，搭建多样化实践平台。把握学生的个性特征，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建立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等互动、体验、引导和渗透式的平台，进一步丰富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载体，接收师生的反馈意见，不断加强和改进文学经典传承创新的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从而促进文学经典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均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创新。最后，将传统的传承推广策略与新媒体的特性相结合，互补利用。正确分析传统的推广宣传策略中的优势和弊端，结合新媒体的优缺点，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努力实现双向互动、双向联动，共同服务于文学经典的传承推广。
总而言之，经典文学在传承教育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以丰富的文学典籍为资源，以书中优秀的思想、良好的品格为指导，以提升自身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采取传统传承与新媒体传承相结合的双向联动的传承方法，采用高校主动推广与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形式，来推进经典文学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黄晓霞.大学生阅读的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J].晋图学刊，2014（2）.
[2]李华，张建永.文学经典对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教育功能[J].大众文艺，2011（14）.
[3]吕红雁.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探析[J].前沿，2013 （22）.
[4]薛波.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人民论坛，20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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