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学相关论文范文一：光伏发电技术经济分析
摘要：太阳是一项很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在现行世界能源与环境危机的大背景下，太阳能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作为太阳能应用的一项重要技术，光伏发电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而我国的光伏产业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选择。文章将结合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从技术、企业、产业和国家这四个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的光伏产业进行深入探讨，促使我国的光伏产业向着又好又快的方向稳步前进。
关键词：光伏发电;经济分析;发展预测
太阳能是地球能源的基本来源，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太阳光发电，是人类一直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太阳能是一项清洁性、安全性的能源，资源的来源广泛且充足，而且其具有很长的寿命，也不像其他能源那样，需要经常维护。基于这些其他能源不具备的特点，光伏能源被视为21世纪最有利用价值的能源。自上个世纪50年代，太阳能的应用已经从太阳能电池发展到如今太阳能光伏集成建筑等多个不同的领域。纵观全世界的光伏产业，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之后，我国的光伏产业也渐渐地步入了高速的发展时期。因此，本文将以市场分析为基础，由四个方面来深入探讨技术经济：技术、企业产业、国家。
一、光伏产业的优点
光伏产业是一项绿色又环保的能源，因此被看作是一项战略性的朝阳性产业，各国给予光伏发电的很高的重视程度，并给予大力的扶持，原因如下：
1.《京都议定书》给予各国以压力，迫使各国政府落实积极开发各项清洁型能源，包含太阳能在内，这样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2.中东是全球的石油主产区，因此，中东地区的政治趋势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为了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国内能源，其中包含太阳能在内。
3.像石油、煤炭这些矿物能源在渐渐枯竭，各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开发包含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这样才能使能源长期供应。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在上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全国光伏发电产业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高速增长。在新千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全球光伏发电产业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高速增长。光伏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中一项独具潜力的能源，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性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鼓励光伏产业。自1999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日、德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推出了大型国家光伏发展计划和太阳能屋顶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光伏产业的发展，世界光伏产业是比IT产业发展还快的产业。作为一项可再生清洁能源，在21世纪前半期，光伏发电将发展成最重要的基础能源。
二、光伏发电成本分析
(一)光伏发电成本和影响因素
光伏发电的成本，直接决定了其能否大规模的快速发展，和其在能源供应中的地位。光伏发电的成本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光伏发电总成本以及总发电量。光伏发电成本主要是受初始投资的影响，诸如运行维护费、税收等因素则对系统的发电成本影响较小。1.初始投资。光伏电站的初始投资主要包含光伏组件、电缆、配电设备、并网逆变器等成本，在这其中，光伏组件投资的成本就占初始投资的一半以上。2.发电量。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受两个因素影响：太阳能资源、太阳发电的效率，与此同时，也受运行方式、线路耗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与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光伏发电系统大多安装在东部沿海地区。3.单位电量成本。(也称度电成本)
(二)多种类型的光伏发电系统度电的成本分析
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起步并不早，主要开展了投资补贴、特许权招标等项目，一些技术的经济分析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出成本所在，本文主要结合一些典型的运电站数据来分析。
1.聚光光伏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是比晶硅光伏要高的，聚光光伏电站度电成本比薄膜光伏电站要低，但仍然比大规模地面晶硅光伏电站要高一些。
2.薄膜光伏电站的单位成本比晶硅光伏电站的成本要低，但它的效率也低，而度电成本比晶硅光伏电站高。
(三)光伏发电系统度电成本的变化趋势
光伏系统的成本包含太阳电池组件、功率控制、组阵系统平衡、间接费用这四个部分。在这其中，组阵系统平衡涵盖了支撑组件的框架和支架、电线、基础土建和土地的使用费等。功率控制分为两个方面，逆变器和电器控制系统。简介费用包含涵盖了工程建设的管理费、工程设计费、建设期中的利息、意外的费用、运费等等。目前，制约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的一大因素就是成本过高。随着电池效率的提高、组件成本的下降以及寿命的延长，光伏发电的成本和平价上网的水平相近，因此，光伏发电非常具有发电的竞争力。一些国际机构对未来光伏发电的系统度电成本做出了预测：现如今，中国并网光伏的发电单位的初始投资成本大约为15/W，光伏发电装机的容量是3GW。按照中国发电产业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技术提升和装备国产化的大前提下，每年的投资成本会有百分之十的下降。按照《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到2015年年底，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4GW。预计到2020年年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会达到40GW，到2030年年底，装机容量会达到200GW。根据测算结果来看，2015年中国光伏发电的单位投资成本也大概是11元/W，2020年将会下降至10元/W，2030年会出现大幅下降，降至4元/W。太阳电池成本的下降，不仅仅是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使得成本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下降幅度。而系统平衡需要的构建成本也有了明显的下降。目前微电网的发电技术仍处于深入研究的阶段，虽然成本还是很高，但伴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进步，成本也会逐步降低，未来光伏发电技术的前景是巨大的。2020年前，全球光伏发电的市场还是主要集中于欧盟地区，占到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四十，2010~2020年，光伏发电在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地位逐步提升。2020年之后，光伏发电的新兴市场主要是中国、美国、巴西等国，光伏发电技术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三、光伏发电发展前景分析
1.多种光伏电池技术争相发展，第一代晶硅电池具有高校、低廉、使用广泛的主要用途，为市场主导。第二代薄膜电池成本低、耗能少，发展前景良好。第三代新型太阳能电池效率高但价格昂贵，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2.光伏微电网发电技术的发展方向是高成本和低稳定性光伏微电网是用光伏发电当作最主要的电源，它可以和其他的储能装置配合，直接在用户负荷周围供电，典型的微电网是可以脱离主网运行的，也可接到主网上运行，这样可以减少配电投资，大大减少了太阳能间歇性对用户带来的影响，这比较适合成本较高的边远山区和对供电有高可靠性的用户使用。
四、发展光伏产业的建议
综上所述，发展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我国光伏产业的健康稳步发展，是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分不开的，国家各项政策的颁布和落实，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
1.政府要做好带头作用，设立光伏产业发展的专项经费，更要在资金、电价、税收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
2.技术上既要自主研发，又要学会技术引进，也可以和国内研究共同公关，建立健全一套创新的技术体系。
3.要以政府作为主导，多元化投资，建立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多方参与、共担风险，以更高的水平进行光伏技术师范建设项目。
4.努力培养国内的光伏市场，制定一套具体的分摊上网电价的实施细则，。5.对光伏产业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对行业标准的制定要加速，提升光伏产业在未来产业中的竞争力。
五、总结
总而言之，太阳能光伏发电是绿色、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发电技术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在2030~2050年间，光顾能源和常规能源在价格上会有真正的竞争力出现，因此，这必将成为我国多能互补能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光伏产业需要在市场的规范、设备国产化、提高技术支持、产业链的发展等方面继续努力。只有这样，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才能跻身世界前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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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学相关论文范文二：低碳经济与技术经济范式与路径思考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找到一种能够让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各个国家都极为重视的问题，这也是促使低碳经济模式成为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主要针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范式以及发展路径的思考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技术创新
在当前全球变暖越演越烈的情况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式，以此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人体健康的保护。低碳环境带来的不仅是低污染生产，还能够减少排放，避免大量污染环境的物质排入到水流、土地、大气中，进一步对被人体吸收，导致大量疾病的滋生。因此，应当加大低碳经济的发展力度，并且对其中的技术经济范式以及发展路径要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低碳经济与低碳技术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了当前社会上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该发展的模式核心内容主要是在当前市场相关机制的基础上来进行制度的创新以及制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使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不断地提高技术效能、减少资源使用，同时研究出可再生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相应技术，使得绝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能够走向低排放、低能耗的生产模式。而有着低排放、低能效效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伴随着新的节能技术、增效技术、减排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大量新型技术的带动下，并以创新的低碳技术作为指引，才能够不断推动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
二、目前我国低碳技术发展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企业在低碳技术研发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功，有些低碳产品甚至达到了中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能源行业。比如，截止到2015年我国已经有82台超超临界机组在网运行，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在世界范围内，我国风力发电机组增长量也处于领先地位，2013年，风电机组增长量已经高于1600万千瓦;2015年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10000万千瓦，同比增长1474万千瓦，增长率达到了25%。除此之外，我国是世界范围内出口光伏组件最多的国家，全球有接近40%的光伏产品来自于我国。此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占世界总产量的70%，约95%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核心技术为中国公司持有;中国企业生产出了全球首款单次充电可行驶400公里、并可容纳5位乘客的纯电动轿车;中国水泥余热发电效率世界领先，已开始向国外出口技术和设备。由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编制的《中国至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指出我国近期低碳经济与新能源产业最重要的发展领域为：清洁煤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新能源规模发电等。中国在低碳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中国的低碳技术发展仍然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的技术仍以中低端为主。
1.风力发电技术虽然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新能源行业，已具有1.5MW以下风机的整机生产能力，但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控制系统、齿轮箱等的生产技术难关却迟迟未能攻克。
2.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一直是一大技术难题，其中重要原因是我国的智能电网建设水平较低，没有先进的电网调控和调度技术。3.在发展清洁煤技术方面，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相关项目刚刚启动，关键部件尚不能国产。在中国，常规火电站的投资约为每千瓦5000元人民币，而IGCC示范电站高达每千瓦1万余元，比常规火电站高出1倍多。
三、我国低碳经济下的技术创新路径选择
我国是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却并不符合人口需求，生态环境也较为薄弱，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目前我国还处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时期，面临着减小贫富差距、大力发展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等多个不同层面的重要工作同时发展，这导致我国要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得更加困难。也正是由于我国的国情较为特殊，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当从国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吸取能为我国所用的精华，从我国所特有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1.对低碳技术研发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不断完善我国的低碳技术开发政策，加强相关的政策以及制度，并且对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予以大量的资金支持。①部分新型的能源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极其难以攻克的问题，而如果仅仅只依靠企业独立进行研发，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帮助企业在一方面加强与国际先进能源技术的合作以及交流，从而为我国新型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②国家应当在涉及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上，加大对低碳建设的力度，例如智能电网等，大量低碳技术应用在基础建设上，能够为国家节省资源和资金，减少排放。③国家应当扶助进行尖端领域的技术研究工作，使得我国的低碳技术能够不断的进步，不仅快速与国际尖端技术接轨，未来还要努力超越国际平均水平，例如在风力发电机上的相关核心技术等。④严格制定相应的低碳技术制度，以及战略规划，引导低碳技术的正确发展，避免盲目发展的现象出现，同时，低碳技术的发展方向应当由国家来予以规划;⑤国家建立起相应的低碳经济发展扶持基金会，以此来帮助我国企业低碳技术的发展。
2.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说，企业需要进行低碳技术方面的创新，如若不然，企业将在低碳经济发展大趋势下失去市场竞争力。首先，企业应该转变营销理念以及传统的盈利模式，在制定短期目标的同时，还需要制定长期目标，总体大方向应该是发展低碳技术，通过低碳技术的应用，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真正的实现发展模式与技术平衡;其次，企业需要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企业加强交流沟通，展开密切合作，以此分散低碳技术研发期间可能会出现的各项风险。由于低碳技术本身并不成熟，有很多低碳技术还只是停留在概念阶段，企业研发过程中需要承受非常大人力、物力等压力，如果企业单打独斗显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所以企业需要与政府、科学研究机构等展开合作，以此规避风险;最后，可以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现如今，技术发展也逐渐实现了全球化，我国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贸易来着获得先进低碳技术，而后再依据我国国情消化吸收，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做好专利产权保护工作。
3.对于科研机构来说，应该密切关注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与企业进行合作，以此得到研发资金。科研机构低碳技术研发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提升煤炭资源的利用率;核电技术、输配电技术以及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的大力研发，真正的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发展，融入到各行各业中。另外，科研机构还需要做好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必须将研发成功的低碳技术推入到市场中，真正的将技术转变为生产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低碳技术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生产技术发展的主流，这也是生产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当前低碳经济模式发展的潮流中，我国应当加快与国际水平接轨的速度，扩大低碳生产技术在我国生产行业的覆盖范围，将更多技术应用到生产中，促使低碳经济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国栋,杨志.低碳经济[M].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1.1新井初始日产油界限模型
研究新井初始日产油界限的理论依据是盈亏平衡分析理论。应用盈亏平衡分析理论，通过新井固定费用、变动费用、原油产销量以及税金、利润(或净现金流量)的综合分析，确定新井初始日盈亏平衡点产油量，即新井初始日产油界限。由于原油生产自然递减的特殊规律，利润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的新井盈亏平衡点产油量每年都不一样，这对油田企业的生产经营没有指导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油田企业不宜采用利润盈亏平衡分析法。而财务净现值盈亏平衡分析法则不同，该方法不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而且通盘考虑了新井整个评价期的经济效益，计算的盈亏平衡点产油量也是唯一的，对油田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因此，笔者建议油田企业的效益分析宜采用财务净现值盈亏平衡分析法。
1.2井网密度界限模型
井网密度是油气开发的一项重要参数，是油藏开发中后期的一项控制指标，井网越密，油气采收率越高，但油气开发的总投资及开采费用也将大大增加。因此，有必要研究采收率与投资费用的关系，找准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即经济界限井网密度。经济界限井网密度是指在一定的开发技术经济政策条件下，达到储量损失最少、开发速度合理、稳产时间较长、经济效益最佳的井网密度。即达到经济界限井网密度时所钻的最后一口加密井所增加的产出正好等于该井的全部投入。文献资料显示，有许多专家学者把经济界限井网密度定义为:油藏开发期内的总投入等于总产出时的井网密度，把本文定义的经济界限井网密度描述为经济合理井网密度。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欠缺的，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已知油藏前期新井的边际经济效益是最好的，随着井网的不断加密，新井的边际经济效益会逐渐减弱，即新井的边际经济效益是递减的。当新井的边际经济效益接近于0时，油藏经济效益达到最佳，再增加新井带来的边际经济效益必将小于0，此时，油藏经济效益开始减少，随着井网的继续加密，油藏的经济效益将继续减少，直至为0，这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的总投入等于总产出。从这个过程不难看出，总投入等于总产出时的井网密度是一个不合理的井网密度，因此，不可能是经济界限井网密度。笔者认为，经济界限井网密度与经济合理井网密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界限井网密度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是一个定值，是指能使油藏开发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井网密度，而经济合理井网密度是一个范围，是指能使油藏开发获得经济效益的井网密度。研究和描述经济界限井网密度的方法很多，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方法是单位面积可采储量界限法。
1.3关停日产油量界限模型
对油井和油藏而言，存在着三个界限产油量
①经营亏损点界限产油量;
②生产亏损点界限产油量;
③关停界限产油量。经营亏损点界限产油量是指油井和油藏的销售收入扣除应纳税赋，并抵消相应生产成本后，刚好还能分担相应期间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时的界限产油量;生产亏损点界限产油量是指油井和油藏的销售收入扣除应纳税赋后，只能抵消相应生产成本(包括因投资而产生的折旧和摊销以及进攻性措施费用)，不能分担相应期间费用时的界限产油量;关停界限产油量是指油井和油藏的总销售收入扣除应纳税赋后不能抵消因开井而必然要消耗的直接成本时的界限产油量。研究认为，当油井和油藏的产油量小于生产亏损点界限产油量时还不能马上关停。因为对于一口油井和一个油藏而言，投资是已经发生的，如果在折旧和摊销没有提足的情况下关停，那么剩下的固定资产净值将无法收回，这对企业形成损失;另外，进攻性措施费用也不是生产后期必须要发生的费用;还有职工工资与福利等费用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因油井或油藏的关停而减少和不发生，如果关停，那么这部分人工费用必将转嫁到别的油井和油藏，增加其他井和油藏的负担。因此，从企业整体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等角度考虑，只要油井和油藏的销售收入扣除应纳税赋后还能抵消因开井而必然要消耗的直接成本，就不能关停。
2结论与建议
(1)油藏从方案设计到决策执行再到关停报废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进行多次决策。不同的经济技术界限是做出上述决策的主要依据。目前，上述经济技术界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某油田的实际生产，并取得了很好的决策效果。
(2)油藏或油井生产性亏损并不意味着关停。只有在油井和油藏的营业收入扣除应纳税赋后已不能抵消因开井而必然要消耗的直接成本时才考虑关停。
全世界、研究机构内部、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长，合作者通过合作开展了相互的学习并能在学术领域产生比个体更强的影响力。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合作确实能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同时通过合作发文整合合作双方竞争力和技能，进而能攻克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升成功的机会。而两个地方之间的科学合作强度，一方面取决于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由合作所需的时间与金钱所决定，如研讨会、学术会议、学习交流、研究室资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会随着研究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交通及信息沟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简化科研合作过程，降低远程信息沟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促进了科研合作这一增长趋势。Hoekman的研究假设指出不仅是物理距离，地区边界、国家边界、语言边界也会影响欧洲科研合作，但这一影响程度随着时间减弱。那么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将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设体系，形成本文的假设。假设1: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随着距离的增加，在NSFC项目资助下科研合作会随之梯级式减少。假设2: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研究主体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科研合作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4主要结论及展望
[关键词]技术创新；经济生态化；管理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崛起，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可以说，中国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能源需求量的高速增长，生态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使得我国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等硬资源投入的低技术附加值和低管理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集约化转型已是势在必行。要达成集约化的目标就要促进技术的革新。这里所说的技术革新不仅指的是工艺技术的革新，也包括管理技术的革新。技术革新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产业由低端向高端游移，增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
技术革新可以促进经济生态化发展。所谓经济生态化发展是指通过生态理念的渗透使经济系统具有生态功能从而使经济逐步演进为生态型经济的一个过程。通过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降低能源和原料的附加值比重，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和管理附加值，减轻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促进经济生态化发展。有学者曾计算，如果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企业也能按照硅谷半导体技术的跳跃性发展（集成电路发展的摩尔定律：每18个月速度和集成度提高1倍，价格降低一半）的话，那么汽车将以超音速的速度行驶，而且每一万里耗油将不到1盎司燃料，购买成本将不到25美分。[1]。摩尔定律表明，技术创新可以使产业显现出相对传统低技术产业的生态化特征。同时，技术创新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比如，生产1000吨玻璃纤维所需能源只有生产1吨铜的5%，但后者却能比前者创造出更大的效益。技术创新节约了资源，加强了产品功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有效利用率，使得单位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破坏程度日益减小，有助于缓解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因此，技术创新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能源替代和资源开发，已经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2]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的国家。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通过传统产业的弱化来促进经济的生态化发展，而必须走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的道路。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在重视程度上，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却往往对工艺技术创新青睐有加，而忽视了管理技术创新对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重大作用。
管理手段技术的创新主要表现为现代信息手段对管理方式的重构。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在各产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化的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虚拟制造”，通过系统整和可以大量节约包括能源、材料在内的各种资源，实现运营成本的下降，促进经济生态化的进程。农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利用计算机和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品种培育、模式化栽培、节水灌溉等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工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可以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制造成本，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服务业管理信息技术创新，大力推进现代物流管理可以优化供应链，降低沟通成本，增加产业附加值。
管理结构技术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生态重组和生态技术的运用来实现管理结构技术的生态化创新。另一方面就是改变三次产业构成要素的比例结构和要素内部的结构，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生态最优化。
从产业生态学的角度看，在人类构筑的经济系统中，三次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总称），特别是工业，扮演着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角色。在传统工业社会中，作为生产者主体的工业企业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但同时也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直接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进而威胁了人类的生存。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究其根本原因是产业系统中的分解者的缺失。因此，大力培育“产业分解者”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我国来说，管理结构技术的生态化创新是一件需要实实在在去做并且需要做好的事情。在消费层面上，国家应加大环境宣传的力度，培养公民的绿色消费观念，提高公民的环保素养；在产品制造层面上，要用政策引导和规范企业全程绿色生产，对绿色生产行为给予奖励，对黑色生产行为给予惩罚。国家要通过政策导向引导企业选择对环境影响小的原材料，减少原材料的使用，优化制造技术，建立更科学的运销体系，减少产品使用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促进报废产品的再循环。[3]
管理结构技术生态化创新的进程涵盖第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对经济产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工业领域，生态化创新的主要思路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副产品再循环。生态工业园是工业生态化的主要途径。生态工业园的企业以企业间的工业化代谢和共生关系为纽带，以掌握关键资源的企业核心，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把另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投入或原料，建立产业链。这样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治污费用降低了，也就是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自然也可以相应的提高。对社会来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变小了；在农业领域，生态化创新的主要思路是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业科技附加值。发展生态农业就是发展以节地节水、再生能源、良种推广、提高单产为核心的农业发展体系。提高农业科技附加值就是要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应用。目前，我国农业生态化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可以使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更加规范，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为出口时规避“绿色贸易壁垒”作好准备；规模化经营则有利于农业科技的大面积应用和农业信息化的快速推广；在第三产业领域，生态化创新主要表现在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加强绿色服务上。深入推行商品的绿色标识制度，激发公民的绿色消费热情；宣传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适度消费理念，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重视消费品的回收、交换，对第三产业产生的“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是第三产业管理生态化创新的主要途径。
管理结构生态化创新将促进产业的融合，而产业的融合将带动新兴的交叉产业的发展，交叉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我国就业人口的增长。尤其是管理结构生态化创新将促进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生态环保产业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实用价值的产业。近年来，生态环保企业在世界上已经得到高度发展，已有数百万人为此工作，大量的环保产品进入国际贸易，据估计目前每年起码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额，而中国的环保产品，估计年生产不过40－60亿美元。与国外比较，我国在环保产业的发展上尚有很大差距，在环保工业技术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环保生产的种类和规模很不令人满意。大力扶植生态环保产业，加强生态技术的研发，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环保产业集团，规范环保产品交易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次产业构成要素的比例结构和要素内部的结构对经济的生态化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同制造业比较，第三产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是一种比较环保的产业。第三产业充分发展可以改善经济生态化的状况。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第三产业是作为一个服务和配套的行业而发展的,对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第三产业开始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
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上讲，一国工业化进程，一般有一个先“重工业化”，再“高加工度化”，再“技术集约化”，最后“经济服务化”的“由硬到软”的趋势。这意味着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发展第三产业要受到本国所处的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只能顺应其自然发展进程，对我国来说尤其如此。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发展还很不充分。比如拿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印度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据统计，2004年工业在印度GDP中所占比重只在27％左右，而服务业已占到52％。而同期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2.9%，第三产业只占31.9%。这样的数据导致了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印度，为印度的1.3倍左右。
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的生态化发展，已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能源过度消耗等不良后果。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已经影响到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比如，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已经造成了我国工业企业的融资困难，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大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发展第三产业，就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步伐，健全第三产业的发展机制；就要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以满足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集群效应；就要促进第三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第三产业向高效率、智能化、管理科学的方向发展；就要优化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着重发展金融服务、创意产业、IT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管理技术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技术创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重大的社会价值。促进管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向生态化、节约化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国人应全力进取，共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王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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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浅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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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功功率补偿的技术经济特点
交流异步电机在工业与民用建筑系统中应用广泛。在民用范围中运行机械多为连续运行，不调速，操作不频繁的场合，如风机、水泵、冷冻机多为结构简单，易维护的异步电动机。在工矿企业中，不少电动机负荷率低，经常处于轻载或空载状态，功率因数普遍不高。负荷率低，则功率因数愈低，无功功率相对于有功功率的百分比更大，显著地浪费电能。因此对异步电动机采用无功功率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能，减少运行费用，提高电能质量，符合我国节约能源的国策，同时亦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1无功功率补偿的种类和特点
1.1集中补偿
在高低压配电所内设置若干组电容器，电容器接在配电母线上，补偿供电范围内的无功功率，如图1所示。1.2组合就地补偿(分散就地补偿)电容器接在高压配电装置或动力箱的母线上，对附近的电动机进行无功补偿，如图2所示。
1.3单独就地补偿
将电容器装于箱内，放置在电动机附近，对其单独补偿。图3为电容器直接接在电动机端子上或保护设备末端，一般不需要电容器用的操作保护设备，称为直接单独就地补偿。图3a为经常操作者，采用接触器；为非经常操作者，采用空气断路器；为高压电容器直接单独就地补偿，宜采用真空开关。图4为不采用控制设备，由电动机控制开关操作，但电容器必须采用内装熔丝或另装熔断器。如采用控制设备，如图5所示，为控制式单独就地补偿，多用于降压起动或有可逆运行等有特殊操作要求的电动机。
2无功功率补偿的作用
2.1改善功率因数及相应地减少电费
根据国家水电部，物价局颁布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规定三种功率因数标准值，相应减少电费：
(1)高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9以上。
(2)低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85以上。
(3)低压供电的农业用户，功率因数为0.8以上。
根据“办法”，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以分别不超出0.95、0.94、0.92为宜，因为超过此值，电费并没有减少，相反初次设备增加，是不经济的。
2.2降低系统的能耗
功率因数的提高，能减少线路损耗及变压器的铜耗。
设R为线路电阻，ΔP1为原线路损耗，ΔP2为功率因数提高后线路损耗，则线损减少
ΔP=ΔP1－ΔP2=3R(I12－I22)(1)
比原来损失减少的百分数为
(ΔP/ΔP1)×100％=1－(I2/I1)2·100％(2)
式中，I1=P/(3U1cosφ1)，I2=P/(3U2cosφ2)补偿后，由于功率因数提高，U2>U1，为分析方便，可认为U2≈U1，则
θ=[1－(cosφ1/cosφ2)2]·100％(3)
当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通过上式计算，可求得有功损耗降低21％左右。
在输送功率P=3UIcosφ不变情况下，cosφ提高，I相对降低，设I1为补偿前变压器的电流，I2为补偿后变压器的电流，铜耗分别为ΔP1，ΔP2；铜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即
ΔP1/ΔP2=I22/I12
由于P1=P2，认为U2≈U1时，即I2/I1=cosφ1/cosφ2
可知，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铜耗相当于原来的80％。
2.3减少了线路的压降
由于线路传送电流小了，系统的线路电压损失相应减小，有利于系统电压的稳定(轻载时要防止超前电流使电压上升过高)，有利于大电机起动。
2.4增加了供电功率，减少了用电贴费
对于原有供电设备来讲，同样的有功功率下，cosφ提高，负荷电流减小，因此向负荷传输功率所经过的变压器、开关、导线等配电设备都增加了功率储备，发挥了设备的潜力。对于新建项目来说，降低了变压器容量，减少了投资费用，同时也减少了运行后的基本电费。
3就地补偿与集中补偿的技术经济分析
3.1电容补偿在技术上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产生自励。
采用电容器就地补偿电动机，切断电源后，电动机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运行，此时电容器的放电电流成为励磁电流，如果电容过补偿，就可使电动机的磁场得到自励而产生电压，如图6所示。因此，为防止产生自励，可按下式选用电容
QC=0.93UI0
(2)防止过电压。
当电容器补偿容量过大，会引起电网电压升高并会导致电容器损坏。我国并联电容器国标规定：“工频长期过电压值最多不超过1.1倍额定电压。”因此必须符合QC<0.1Ss的条件。
(3)防止产生谐振。
(4)防止受到系统谐波影响。
对于有谐波源的供电线路，应增设电抗器等措施，使谐波影响不致造成电容器损坏。
3.2两者比较
就地补偿较集中补偿，更具节能效果。
4电容补偿控制及安装方式的选择
4.1就地补偿与集中补偿的有关规定
(1)GB12497—90《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第7.6条规定：50kW以上的电动机应进行功率因数就地补偿。
(2)GB3485—83《评估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第2.9条规定：100kW以上的电动机就地补偿无功功率。
(3)GB50052—95《供配电设计规范》第5.03及5.0.10规定。
(4)国外用电委员会法规与专业学报均有类似规定与刊载。
4.2电容补偿方式的选择
采用并联电容器作为人工无功补偿，为了尽量减少线损和电压损失，宜就地平衡，即低压部分的无功宜由低压电容器补偿，高压部分的无功宜由高压电容器补偿。对于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就地补偿。补偿基本无功的电容器组宜在配变电所内集中补偿，在有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流水线、大容量机组的场所，宜分散补偿。
4.3电容器组投切方式的选择
电容器组投切方式分手动和自动两种。
对于补偿低压基本无功及常年稳定和投切次数少的高压电容器组，宜采用手动投切；为避免过补偿或轻载时电压过高，易造成设备损坏的，宜采用自动投切。高、低压补偿效果相同时，宜采用低压自动补偿装置。
4.4无功自动补偿的调节方式
以节能为主者，采用无功功率参数调节；当三相平衡时，也可采用功率因数参数调节；为改善电压偏差为主者，应按电压参数调节；无功功率随时间稳定变化者，按时间参数调节。
5电容补偿容量的选定
5.1集中补偿容量确定
先进行负荷计算，确定有功功率P30和无功功率Q30，补偿前自然功率因数为cosφ1，要补偿到的功率因数为cosφ2。则
QC=αP30(tgφ1－tgφ2)
α为平均负荷因数。
5.2电动机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确定
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选择的主要参数是励磁电流，因为不使电容器造成自励是选用电容器容量的必要条件。负载率越低，功率因数越低；极数愈多，功率因数越低；容量愈小，功率因数越低。但由于无功功率主要消耗在励磁电流上，随负载率变化不大，因此应主要考虑电动机容量和极数这两个参数，才能得到最佳补偿效果。可用式(4)计算。
6结合工程实例谈电容补偿的应用
以某大型项目中能源中心为例，该项目设备装机容量约为21000多千瓦，其中高压电动机设备容量为5400多千瓦，其他低压设备容量为5000多千瓦。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为10kV。本着“节能、高效”的方针，初次尝试了采用燃汽轮机发电机组自发电，冷、热、电三联供，做到汽电共生，实现能源综合利用。经过经济分析，采用10kV作为高压电动机的供电电压等级，投资较省，同时亦减少变电环节，也就减少了故障点。根据负荷计算，共采用六路10kV电源，分别对高压电动机直配。
在这个项目中，高压电动机主要用于空调系统中的中央空调机组，以及主机的外部设备——冷冻水循环泵和冷却水循环泵多台设备。这些设备单机容量很大，离心机组单机最大达2810kW(共5台)，小的870kW(共4台)，冷冻水循环泵单机560kW(共9台)，冷冻水循环泵单机亦有380kW(共3台)，自然功率因数在0.8左右。如果在10kV配电室集中补偿电容，不采用高压无功自动补偿的话，如此大容量的电动机起、停会使10kV侧功率因数不稳定，有可能造成过补偿，引起系统电压升高。同时，从配电室至冷冻机房高压电动机的线路最近50m，最远140m，线路损耗相当可观，综合考虑到高压自动补偿元件、技术、价格均要求高，因此采用高压电容器就地补偿，与电动机同时投切。高压电容器组放置在电动机附近。这些电动机采用自耦降压起动方式，高压就地补偿装置以并联电容器为主体，采用熔断器做保护，装设避雷器用于过电压保护，串联电抗器抑制涌流和谐波。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降低了线路损耗，同时释放了系统容量，缩小了馈电电缆的截面，节约了投资。
对于低压设备，由二台1000kVA及二台1600kVA变压器配出，低压电机布置较分散，因此，在变电所变压器低压侧采用电容器组集中自动补偿。虽然一些低压电动机的容量也不小，就地补偿的经济效益亦有，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锅炉房和给排水设备，锅炉房的设备不如冷冻机房集中，环境较差，管理不便，因此，在低压配电室采用按功率因数大小自补偿是较合适的。
作者：李晓梅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根据斯密关于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概括这些因素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1957)[17]等也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效率思想，索洛等人在《技术进步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连续性生产函数，索洛的长期增长模型打破了一直被人们所奉行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现代的效率测度理论代表学者Farrell(1957)[18]提出企业效率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技术效率，它反映了企业由一个给定的投入集合中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另一部分是配置效率，配置效率合理划分投入成分，反映了企业生产和技术的能力。罗默的模型(PaulRomer)[19]比索洛模型更有微观基础，该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际价值。
本着科学性原则、系统优化原则、可行性原则、精简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指标有许多，这里主要选取两个来自产业内部的产出指标：当年价总产值和专利申请数。当年价总产值高低意味着创造新价值的高低，可以综合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增产或节约两方面的成果，对产业的经济效益起到引导作用。从直观上看，专利申请数多，说明该企业对新技术的研发效率高，对新技术的创新利用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的水平。衡量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指标主要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和科技活动经费。年末固定资产原价指企业在建造、改置、安装、改建、扩建、固定资产计量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时实际支出的全部货币总额。该指标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价项的期末数填列出。科技活动经费，主要包括科技开发经费支出、信息化建设支出、科技培训费支出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支出。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劳动投入指标主要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数。R&D人员全时当量是指R&D全时人员（全年从事R&D活动累积工作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90%及以上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将经济效率进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说明两个省市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达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在经济效率值小于1相对无效率的省市中，技术效率值等于1的有山西、吉林2个省市，但规模效率值都小于1，属于规模无效率。在规模无效率的省市中，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有山西、浙江、安徽、重庆、湖北、四川、贵州和甘肃，这8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和要素产出都没有达到相对较好的经济效率水平。五、结论及建议从全国2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来看，除了经济效率为1的北京、天津、江苏、广东、山东5个省市没有投入的相对冗余，其他绝大部分省市都有或多或少投入指标年末固定资产原价、科技活动经费、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科技活动人员的冗余且效率较低。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适度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加强资本基础投入北京、天津、江苏、山东和广东等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科技活动投入方面都恰到好处，因为在高科技和先进技术迅速更新和发展的时代，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高技术企业在制定技术战略时，要考虑适度技术引进和购买先进技术家，加强产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年末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而有效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2.重视科技人才与R&D投入，强化产业知识基础特性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重视科技人才和R&D投入活动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从技术体制视角来看，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R&D投入比例反映了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而知识基础特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无论从行业角度还是区域角度都有一定的正的相关作用。因而提高高技术产业知识基础特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拥有一大批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充分发挥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同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高级科技人才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高级人才，产生人才的“马太效应”，才能产生高技术产业的巨大能量，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3.实施科研创新联盟，增加行业内的技术机会广东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公共创新平台和社会力量等五个方面资源有效实施科研创新联盟。科研创新联盟是指高技术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集聚资源，积极开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以及与上下游企业组成联盟，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利用彼此的技术优势共同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这对于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非常重要。4.有效保护发明专利，增加新产品利润从区域来说，发明专利的独占性并不利于提升当地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率，很多地区过于保护发明专利，但往往利润增加并不理想。从专利制度，一方面有效地保护发明创造，防止发明被模仿，从而增加其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激励技术性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先进的发明专利尽快地转化为新产品收益，使其应用于进一步创造性的活动中，进而提高整个高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率。
作者：钟祥财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构想设计苏联经济制度方面，布哈林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与18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无关，但他对计划经济的论证仍然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点。布哈林写道：“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合理因素，即计划原则本身是依靠精确的科学分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类智慧的随意反映。经济计划不是数字的堆积，不是‘一般的’数字的理想结合，而是精确地估计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是在具备实行计划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科学地分析这些相互关系的结果。”⑤“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的‘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彩，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它们“包括一切的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原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以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巴罗尼等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⑦不过，巴罗尼还是感到，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消费者个体拥有自己的决策自由，要把反映这些需求的无数个等式计算出来，从而使社会经济运行在所有人都对当前状况满意的轨道上，是不容易的。⑧而布哈林却用科学技术把这个困难“克服”了。熊彼特的观点既可以看作是对巴罗尼疑虑的解惑，也似乎是对米塞斯责难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应，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写道：“假设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可能根据它的数据和根据合理行为规律作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决策吗？它有可能把同一事物编制成正确经济学口号，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利用那些数据和规律，编制出独立的、一致的———即没有矛盾的———和有足够数目来卓越地决定中央局或生产部面临问题的未知数的方程吗？……回答是肯定的。”⑨“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部门能确切地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中央局能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愿意不可避免地担当信息交换所和决策协调人的角色———至少会像包罗一切的卡特尔的执行局那样工作。这种做法将大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要做的工作量，管理这样一个制度所必需的知识要比引导一家有任何重要性的公司通过资本主义海洋惊涛骇浪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得多。这点足以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在一批国家实施。作为理论指导，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关于经济计划，斯大林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①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②他的定论一方面把计划经济模式化、普世化，即凡是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要实行，另一方面把计划体制等同于科学，而科学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孕育着计划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绝对化、单一化的弊端。后来问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26章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问题。这一章引用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相关论述，然后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通过组织和指导劳动群众建设活动的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③。上述史料显示，计划经济的主张虽然与人类自古以来就出现的追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社会理想有关，但它主要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革命性替代体制提出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其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基础是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重关注的是私有制及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弊端，思考如何以符合自由发展的人的意愿的体制替代之，列宁完全否定经济体制是历史延续的，希望实行一种全盘颠覆性的新体制，布哈林和斯大林则断言科学计算和严格管理可以取代甚至优于市场经济的原有功能。这意味着，计划经济的主张是通过技术工具的运用把理想转化为一种可以实际运作的体制，其实质是把价值技术化、工具化了。这一体制思想从萌芽到成形，时间较快，应当与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出现飞速发展有关。那么，计划经济的基本假设是否真实？思想逻辑是否严密？计划体制的实施是否成功？对这些问题，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少学者的深入思考和各自判断。二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就有人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后果表示忧虑，他们的质疑来自对人的自由意愿、自然法则不可违背以及个人应该对选择承担责任的强调。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崇尚自由竞争的理念。他没有直接谈论过计划经济，但明确反对政府的干预偏好。斯密用棋子做比喻证明政府计划的不可行。他写道：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常常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必须全面推行，丝毫不考虑可能存在而且必然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④这就是说，人都有自由的独立意志，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他自己的利益追求和约束条件的多重影响，这些因素复杂多变，绝不是政府计划者所能完全掌握的，因此所谓的完美计划也必然是虚幻的。法国的萨伊和巴斯夏也是自由竞争的赞同者。在萨伊看来，“政府干涉生产的大危害，并非起因于偶然违反既定的准则，而是起因于对自然法则的不正确看法以及以这些看法为根据所订立的不正确原则”⑤。巴斯夏指出：人作为社会成员是一种自由的力量。
人既然是自由的，就要进行选择，既要进行选择，就有可能选错，既然会选错，就会有痛苦，但是人感受这种痛苦又是必要的，“因为人是从无知起步的，而展现在无知面前的，是许许多多见不到尽头的从未走过的路，其中只有一条路通向真理，其余都引向谬误”。①这意味着，个人的痛苦是他获取真理的代价，“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不幸，而且承认它在社会秩序和物质世界中有其使命”。②但是，“政府到处都在忙着人为地改变劳动、资本和责任的配置”，“因此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体制，使劳动阶级不胜恐惧，因为，这些体制以其目标的性质，对所有人的利益均构成了威胁”。③这种威胁的实质是阻止人们发现真理，从而减少未来的错误，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府体制是不道德的，“即使借助人所建立的各种制度阻挠上帝的法则的发挥作用，错误依然会导致不幸，只不过此时的不幸会发生错位：遭受不幸的是不该遭受不幸的人”。④如前所述，在20世纪20年代，欧美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否可行的争论，参加论战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坚定的反对派。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⑤在方法论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确定全社会所有的人或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可能满足如何可以获致。他们不了解我们决没有方法可以衡量各个人得到的满足状态。他们误解了基于人际幸福之比较的那些判断。他们一方面提示武断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相信他们自己在确定事实”⑥。米塞斯不仅指出计划无法取代市场的技术功能，而且抨击了试图用技术手段控制人的意愿的不人道，这已经触及经济体制的价值理性问题。可见，米塞斯在批评计划经济体制的谬误时，实际上挑起了一个新的论题，即计划经济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行，在伦理上也是不人道的。把人作为技术的对象、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价值缺失。相比之下，市场经济由于承认人类知识有限，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因而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因而显示了现代伦理价值。哈耶克在后来的论著中指出：从知识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可以取得市场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巨大社会的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广泛散布于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关于具体环境的知识之利用上的”。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永恒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⑧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由，“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计划经济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⑨。“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的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⑩欧根的观点不像米塞斯等人那样激烈，但显然与德国统制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关，他同样否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欧根看来，“若要始终如一地实行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政策，像1928年以来苏联那样，则要取消抗衡力量。总秩序虽然前后一致地建立起来了，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确切地说，一切问题以新的、更加复杂的形式提出来了：社会问题、秩序政策问题、法治国家和自由问题。这一政策没带来‘进步’，却意味着倒退到极其不利的出发位置上”①。“最糟糕的是，充分就业政策及其信贷扩张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②。他的意思是，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人为一致的秩序，却破坏了社会经济内在的机制，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类似的忧虑。在20世纪30年代，顾翊群曾批评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民失去政治自由和消费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体制在增加资本、调节景气和分配财富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应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无市场，则经济的评价，无从实现”；唐庆增强调中国的现代经济应该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他们的见解提出于抗战以前，在当时算是“不合时宜”之论。③谷春帆在抗战胜利前夕指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一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现象表明，即使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统计和规划技术也不断改进，计划体制最终不可持续。对此，国内外学者对相关史实和理论进行过简要梳理，并提出各自的解释。⑧例如，吴敬琏认为：“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严格准确地执行，决定了这一配置方式的成败。因此，它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情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互相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地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⑨他的分析涉及技术和价值两个方面。萨缪尔森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苏联中央计划的指令经济“有能力动员和组织资本和劳动力，对大炮和黄油进行生产”，由于与西方隔绝，资源有效配置长期受到限制，“糟糕的激励机制堵塞了创新的源泉”，“该模式势必日益陈旧和过时”，最终，“苏联体制无论是在精神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宣告破产”。①但这里只是附带提及激励和精神因素，因为同一部书中萨缪尔森又强调：“市场经济的成功可能会让我们忽略20世纪集体行动的一系列成就，诸如灯塔案例那样”，“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上上个世纪。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②不难看出，萨缪尔森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与制定推行宏观经济政策都作为政府优越于市场的依据，这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
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无疑有着自己的价值信仰和追求，但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都证明，计划体制的价值目标很崇高，很美好，然而缺乏真实性和可行性。正如吴敬琏所说，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缺乏经验证明的，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个人和集体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的情况下，或者经济资源不存在稀缺性的条件下，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才有可能出现。而现实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前提”。⑤计划经济的理论阐述者相信科学的技术设计和严密的控制管理可以使经济运行达到甚至超过市场经济的效益水平，实际上暴露出他们对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的漠视，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在价值理性方面缺乏或超越了真实性，所以这种体制只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关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在人性论和知识论方面的阐述人们已耳熟能详。前者的含义是：由于以人类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为基本假设，因此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符合真的价值要求。后者的含义是：由于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自然扩展的交易、合作等途径才能使自然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得到配置的优化和不断改进，所以市场经济符合善的价值要求。然而，市场经济的其他价值含义常常为人所忽视。例如，人们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鼓励唯利是图，自由竞争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而实际并非如此。亚当•斯密说：“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⑥“使人类陷于堕落的，无过于依赖（dependence）；反之，独立（inde－pendence）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⑦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国内有些人对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疑虑和非议，万俊人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正义。他强调：“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征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⑧虽然这些伦理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匹配，但伦理正义对市场经济之善的证明是有说服力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即它所奉行的自由准则具有化解系统风险的功能。早在19世纪中叶，约翰•密尔就指出：由于贸易是一种社会行动，商人向消费者出售货物，客观上就是在做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影响的事，因而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应该进入社会管理的范围，“政府有义务在所有被认为重要的情事上限定商品价格并规定制造程序”，这是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认识根源。但是，“经过一段长期斗争之后，大家才认识到，要做到价廉而物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自由，而以购买者可以随意到处选购的同等自由作为对他们的唯一制约。这就是所谓自由贸易的教义”，“对贸易的限制以及对以贸易为目的的生产的限制诚然都是拘束，而凡是拘束，正因它是拘束，就必是罪恶”。①何以如此？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人类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在约翰•密尔看来，“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犯错误一些”②，“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据；但要使事实和论据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③。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同样揭示了市场机制的这种功能。他指出：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在生活中只能知道未来的某些事情，而人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们所知如此之少而出现的，“这一点在商业领域中和在其他活动领域中一样”。④“因此，正是不完全知识，即对未来和对变化的结果的不完全知识，才是理解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⑤在奈特看来，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成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一方面，具有经济人本性的个人或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社会财富的增加成为可能，同时又能使许多由于知识不够、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控制在可以互相抵消的程度，这样一增一减，就显示出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列举出来的企业家能力的客观价值形成一种估计，就可以在任何具体的商业冒险中进一步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⑥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就家庭结构、分配方式、私有权、继承权等经济契约而言，它的形成建立在能够使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得以延续和改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专断的、人为的以及道德或理性的社会重建，其最终的困难主要集中在现实世界的社会承续问题上”，所以，“无论我们认为该当做的事情如何理想，我们都不能轻易地从根本上改变管理的分配，个人能力、地位和机会的分配，劳动负担和不确定性的分配以及社会物质生产的分配”，“现有的程序，即私人家庭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包括人自身及财产）、继承权及遗赠权和父母的职责等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获得多少尚可接受之结果的解决方式。这种制度并不完美，甚至不能称之为良好；但是，公正地考虑一下根本性变革的困难，尤其是考虑一下我们对我们所期望之事情的无知和纷争，在讨论重建的提议时，我们尤应持审慎和谦恭的态度”。⑦据此，奈特强调：字面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是不能轻信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推崇那种绝对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放任现象，因为人离不开社会，人总是社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及其含义可以丢掉。“我相信，个人主义一定是德智兼修者的政治哲学”，“对一位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对其自己负责，即‘自己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担当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是一项正当的基本权利。与此相应，它也似乎证明，代议制政体与自由交换及自由企业制度两者，对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一般架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⑧在谈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问题时，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有过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社会经济重大困难的成功范例吗？如果这种体制具有在关键时刻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作用，怎么能说它没有价值内涵呢？对此，笔者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的效率———对计划体制的一个经济学解释》一文⑨中作过分析。在奥尔森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是有效率的，即当集体遇到了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灾害、军事行动），处在这个集体中的个人仍然是理性人，但他（包括这个集体中的任何其他个人）如果不努力，那将可能导致整个集体行动的失败。也就是说，这时候个人努力的报酬与整个集体行动的效益相等，于是个人就会努力，集体行动就会有效益，搭便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我的这个分析具有三个含义：其一，人类经济始终面临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可能遇到非人力所能预见和控制的特殊压力，因此，保留集体行动的样式，在必要的时候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明智之举。这是计划体制的价值所在。其二，计划体制（集体行动）的效益通常只有在特殊压力下获得，如果把效益看作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是有限的（因为常态压力下无价值）。其三，特殊压力可以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也可以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后者导致的集体行动应当避免，特别是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故意制造特殊压力，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其价值也是负面的。
市场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对“看不见的手”的敬畏和尊重，具有价值理性的深厚基础。这些价值发现是在审视和思考计划经济缺陷的过程中丰富和深化的。如果舍弃掉意识形态的因素，不难发现，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其长期的经济效益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相似之处；而且，当性主义的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学的技术分析色彩日益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传统计划体制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对打着诸如“市场失灵”等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旗号，因袭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推行政府干预和技术控制的现象，人们仍然应该有所警觉。历史一再昭示，迷恋技术控制的经济增长可能偏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使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积聚，从而危及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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