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民间舞蹈与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从利用民族文化教育来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讨论：（1）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影响；（2）探讨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1、前言
库尔特·萨克斯先生曾经将舞蹈视做一切艺术之母。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融合了包括文学、哲学、运动等多种学科为一体，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的具体表现。中国民族民间舞所谓世界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民间舞的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的舞蹈组合而成。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地域风俗的区别，中国的民族舞艺术发展成为多种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1-3]。比如汉族的民间舞蹈：安徽花鼓戏、胶州秧歌、东北秧歌等；而少数民族也同样发展出藏族、蒙族、朝鲜族、壮族等各具民族传统文化的舞蹈。民族民间舞受到风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影响，表演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在中国民间民族舞的教学活动中，也必须要正视不同种类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对舞蹈的影响[4，5]。笔者作为一名民族民间舞蹈教员，将结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的影响，以及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如何更有效的进行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经验，为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教学提供参考。
2、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影响
2.1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特性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民族民间群众创造的，带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和地域特性的艺术形式[6]。民族民间舞蹈具有以下的特征：
（1）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比如藏族舞蹈就很好的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特征与高原农牧的文化特性。
（2）具有自娱性和载歌载舞的传统。在我国一些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中，比如花灯、秧歌等，都是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舞蹈。
（3）继承性。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文以载道、语以言志、舞以宣情”，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既是普通大众的情感宣泄，也是经过一代代的继承和改良而留下的民间艺术。
从民族民间舞蹈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比如杨丽萍的《雀之灵》和贾作光老师的蒙族舞蹈《鄂尔多斯》，《盅碗舞》等都能够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特色。
2.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作用
舞蹈教学是实践性的教学，因此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文化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7]。因为民族民间的舞蹈学习，并不仅仅需要学习到舞蹈的动作和形态，还需要学习到舞蹈的精神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学习传统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意义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传统文化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根源。在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动作进行讲解的时候，需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舞蹈动作的来源以及所表达的情感，需要将传统文化的根源与舞蹈教学结合起来。只有将传统文化的学习融入到舞蹈动作之中，才能够准确分析得到动作的情感依据以及情感脉络，从而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只有掌握传统文化这个“源”，才能够使自己的舞蹈动作更加生动活泼，具有民族民间的韵味。
（2）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学生学习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民族民间舞蹈与地域文化、风俗文化等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只有了解到这些文化特质，才能够将舞蹈风格进行区分和理解。比如在教学中创造与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蹈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借助服装、化妆技巧和音乐使学生能够身临传统文化的气氛之中，加深对所学舞蹈的理解。
3、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教学
3.1设计传承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计划
民族民间舞蹈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继承与改造中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8]。因此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传承性”，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进行剖析，讲解舞蹈的来源以及分析舞蹈动作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从而达到中专艺术教育的文化传承。
教学计划除了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之外，还需要对训练性也有所把握。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中须对民族民间舞蹈动作进行合理的编排，使教学内容连贯合理、循序渐进；从而使学生达到最大的锻炼，增强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能力。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舞蹈设计的训练性相结合，才能在教学中使民族民间舞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又符合当代舞蹈艺术的审美情趣。
3.2设计融入传统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
（1）元素训练法
中专艺术院校采用的教材是以许淑瑛教授所提倡的“元素教学法”下整合而成。“元素教学法”中元素是基本的意思[9]，该教学法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民间舞蹈中的技巧加以提炼分解成元素性动作，然后从元素性训练开始，进行基础、技能、组合等训练，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比如旋转的技巧，在不同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表现方式不同，维族民间舞的夏克转、蒙古族民间舞的海青式吸腿转和朝鲜族民间舞的陀螺空转都有所不同，在元素训练法中应该对不同的旋转方式进行单一、重复的元素训练。然后将不同的元素进行集中重复的训练，最后完成一个综合动律组合，直到学习完整个舞蹈套路为止。
元素训练法的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教学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在“开法儿”阶段，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示范并且详细的讲解舞蹈动作元素的要领以及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巩固训练阶段”主要采取大量的集中训练，使学生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掌握动率特点。
（2）启发式教学法
由于中国民族民间舞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在不同类型的舞蹈教学方面，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10]。比如“东北秧歌”较为活泼，而蒙族民族舞则较为豪迈。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对这些动作进行讲解和示范之外，还需要增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理解。比如东北秧歌中的“三点头”，就明显的反映出当地文化的特点以及舞蹈者的心态，所以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启发性的教学，使学生自行体会和理解舞蹈的情感表达。
（3）表演组合教学法
通过放映音像资料使学生产生在实地学习的感觉，从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以及民间舞蹈所具有的特点。而且同时制造一种具体的情景，使学生进行情绪上的体验，使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所学习的民族民间舞有更深刻的认识。这种教学法可以将技巧、文化和情感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4、结论
中专学校的民族民间舞蹈老师除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外，还承担着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保护和传承的使命。因此的教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民族民间舞蹈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内涵与表达的意义。（作者单位：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参考文献：
[1] 《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编.
[2] 贾安林.中国民族民间初级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9.
[3] 王次炤《艺术学基础知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4] 李赞等.论中国民间舞艺术[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 赵铁春《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年1-2期.
[6] 于景春.舞蹈教育在民族舞蹈传承中的作用[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4）.
[7] 赵国纬.舞蹈教学心理[M].中国舞蹈出版社，1989.
[8] 袁荣辉.发展少数民族舞蹈之浅见[j]，，民族艺术研究，1995.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以1919～1937年间的民国大学为研究对象，涉及圣约翰、交大、复旦、光华、上海大学、中大等著名学府。圣约翰作为教会大学的代表，教学以英语为主，轻视中国古典学术，校方不提倡学生干涉政治，其培养的学生也无意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多半成为上海工商金融界的精英。交大是一所理工科学校，主要培养技术型人才，学生普遍崇尚工具理性，在政治运动中相对保守。复旦、光华等私立大学，以招收中产阶级子弟为主，因缺乏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处境艰难，复因政治自由化而受到政府批评，校园文化被指责脱离大众。上海大学是一个革命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为目的。中山大学是党化教育的典范，学校由中央直接领导，以灌输学生三民主义理论为目标，注重培养党务人才。叶文心比较了不同大学的性质、学风、教学风格和校园文化，可知民国大学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参差多态，面相远非“独立”一语可以概括，民国的校园文化充满张力和矛盾，也决非自由一词能够定论。
叶文心的研究，并不以民国大学各具特殊性的结论为满足，而是试图在特殊中寻找普遍之处。只是，在她看来，民国大学文化的普遍特征不是独立、自由而是“疏离”。她用“疏离”一词来形容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认为这一时期的民国大学日渐陷入颓唐状态。这种疏离和颓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四”之后，政党势力渗透入校园，使得校园知识精英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无所适从；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校园的主导性文化，又使他们深陷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政治无路、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使他们普遍丧失了“五四”一代人指点江山的气魄，日渐怀疑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对个人前途也充满忧虑。这一时期的校园知识精英很少关心政治，普遍思想幻灭、绝望，纷纷遁入爱情，或深陷虚无主义之中。在传统的科举时代，科举有效地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职能，使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四书五经实现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和民间相联系的纽带。而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作为科举制度的替代品，却并未能与政治体制顺利接轨，与中国社会有所疏离，与普罗大众亦相当隔膜，大学并未成为真正的“养士”机构，这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吊诡之处。
叶文心研究民国大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这体现了海外学者学术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国内同行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对大学史感兴趣，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尽管叶文心当时无法看到各大学的原始档案，使其在资料引用方面有所限制，涉及面相太多，令其论述民国大学虽然全面，却仍缺乏深入，但其书仍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取胜。尤其是她对民国大学特征的种种论断，深具启发性，颇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对民国大学“疏离”的概括，也已成为民国大学史研究的经典问题之一。我们国内学者今天研究民国大学史，完全可以沿着叶文心开拓的思路继续进行。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2、章文波,陈红艳.实用数据统计分析及SPSS12.0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摘 要：大连中国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诞生在殖民地深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产物，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关键词：日殖时期；大连都市文化；中国作家；文学创作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38-02一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在扭曲中打开的，而大连恰恰就处于这部历史的起点上。大连，自1905年起，到1945年，被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达四十年之久，受尽屈辱，饱经沧桑。为了永久地占领大连，也为了满足殖民者奢华生活的需要，在日本人惨淡经营下，大连成为国内最先实现早期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和商业、交通、金融比较发达的现代商埠，成为国内接受外来文化最早、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文化上完成了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在国内较早地形成了现代文化的新格局。但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大连不仅呈现出摩登都市的现代气息，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的是歧视、剥削和压迫，是贫穷、痛苦和死亡。与中国人街、寺儿沟苦力居住区相比，可以明显感到“美丑的对比”，“贫富的反差”，“压榨与被压榨的对立”……，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出现在同一都市内的风景，会发现原来眼前美丽的摩登现代都市只不过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拼凑起来的梦幻而已。实际建设者――大批的苦力，付出艰辛的劳动，甚至生命赚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他们在破烂不堪的矮屋中苟延残喘。毫无疑问，摩登都市大连是殖民者的天堂，却是被殖民者的地狱。这一切，一方面构成了大连较早地接受现代文化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孕育了大连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奠定了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连的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和曲折的表现形态。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大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订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的《二十一条》就激起了大连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重要导火索就是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巴黎和约》，所以说长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早已蕴藏着反帝风暴，很早就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活动。1910年创办的报纸《泰东日报》在同盟会成员傅立鱼主编下，便已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求新图强新思想的传播。在19世纪20年代，以傅立鱼为首的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旗帜，以《新文化》（《青年翼》）、《泰东日报》为阵地，创作发表了大量反映大连人民苦难、鼓励人们奋进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进步倾向的现代小说、现代诗歌、散文、杂文、政论等作品，在积极传播白话文和新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奠定了大连现代文学创作的基础。时任《新文化》主编的汪楚翘的中篇小说《恶果》反映了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婚姻自由的女性最终仍被封建恶势力吞噬的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奉雪的小说《革命与爱情》，则直接描写了为追求光明不惜抛弃爱情和生命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白话自由体的现代诗歌创作也一时兴盛，像歌颂“五卅惨案”中不幸殉难的烈士的宗爱光新诗《怎么死的?》，描写工人悲惨遭遇的东山的《可怜的工人》等。傅立鱼、汪楚翘、沈紫礅、安淮阴、陶然、侠夫等人所写的杂文、评论，笔调犀利，充满激情，针砭时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战斗性。进入三四十年代，日本殖民者加强了政治统治和文化控制，大连地区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学中曲折地表达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大连文学不仅没有衰弱，而且，呈现出繁盛和多元的形态，涌现出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仅1933年到1935年期间有曦虹社、白光社、曙光社、响涛文艺社等60个文学团体。如1934年1月，石军、田兵、岛魂，渡沙、夷夫、也丽、曲舒、太原生等组织了文学团体响涛文艺社，并在《泰东日报》创办“响涛”文艺周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评论等作品。三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在文学上突出反映了现代都市中存在的贫富差别、苦难与死亡，表现出对悲惨生活处境的控诉和对人的基本生活的期盼，表达了对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被侮辱被剥削民众的同情，在其中涌动的是深沉而强烈的反抗的冲动和仇恨的力量，包含着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罪恶的曲折的抗争。首先是反映贫富差别，对上层富人阶级的不满、憎恨与仇视，对穷苦百姓深厚的同情。如笳啸的《雨天》（《泰东日报》1930年3月4日）采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贫富的巨大差距。在富家高大的门口，乞儿苦苦的哀讨。车里的阔太太笑看窗外飞驰的汽车溅起的雨水中狼狈不堪的车夫和行人。香冷的《阿保他们》（《泰东日报》1928年10月22日）书写了从山东逃难来的母女三人无家可归，在D市郊外一个小村落的村头茫然无助的处境。她们在城市街头已经流浪了几天，“眼看到市里有广厦千万间，甚至连富人的狗都有精美的小屋住。但是，她们就是打算在人家的屋隅街角勉强度过一夜，都是不许的。总是到处有人追，好像连富人街特有的街土，都怕被他们玷污了似的。为了找到安身之处，只好来到这村头。“最后，只有村狗吠向这边，和市里深夜狂浪享福的富人们归来汽车的吼叫声，在秋风中不住地传来。但又有谁能够想到这村头露宿的阿保他们呢？”这种不幸的命运，具有普遍性，不仅是难民，就连久住都市的店员莫不如此。在彤心的《痛苦》（《泰东日报》1928年11月27日）中，作者写道：“你不要看那成百间的新式楼房，多么美丽宏壮哟！可是店员的宿舍仍是一个容量三十余人的一处寝室。什么新鲜空气呀！清洁呀！卫生呀！在这里是没有份的。我们只有和猪窝里一般的肮脏与沉窒！当然细菌是这室内的唯一产品和活动者，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一个不受肺病的染指。”其次，表达对现实和社会的批判，抒发和宣泄反抗、复仇的情绪。如微灵的《天平气象》（《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写黄包车夫的悲惨困苦的生存境遇，批判现实的贫富差别，发出了“旧世界要在这生活追求急剧化的阶级意识觉醒中崩溃”的呐喊。秋痕的《未别以前》（《泰东日报》1930年9月16-30日）坦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迷茫的反抗意识，发出内心的控诉和咆哮，“被供咀嚼的弱者呀！振起固有的精神，鼓起来尽有的血力，喊醒尽有的同伴，杀死所有的恶魔！”波侠的《阿芳的一生》（《泰东日报》1930年9月13日）“我”在医院里相识了一个来自乡村的女子，天真、真诚，“我”应了她的请求而同居。之后，种地，养家禽，又加上生了一个孩子，二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但是，一天，阿芳进城，晚上却未见归来，原来是进城杀死了县长，为父母亲报仇雪恨，然而，她的头悬挂在城上，只留下一封永别的遗书。笳啸的《献血》（《泰东日报》1930年8月12日）中平素做工殷勤，待人和蔼的阿李，不满不公平的世道，憎恶贫富差距悬殊的现实，选择另一种反抗方式――自杀，以反抗虐待他的工头，在他留下的遗书里，表示不愿过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希望他的血能暗示给人希望的光明。再次，揭示和批判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与上述作品略有不同的是丁焕文的《生命的断送》（《泰东日报》1930年8月17-18日）。这篇作品不仅反映了底层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书写了周围人们的冷漠、隔膜和无情，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而且直戳人的精神世界，明显地带有鲁迅所代表的现实批判的“五四”文学传统。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卖饼的老人，每天为饼铺卖饼，一天遇到一个好心的青年，全包了他的饼子，而且，找的钱也不要。老人并不理解年轻人的做法，向饼铺的人们述说此事，却引起了伙计们的忌恨和老板的戏弄。店铺老板用一张一元假钱偷换了老人垫付的本钱来欺诈老人。无钱偿还本钱，老人痛苦已极，憎恨起好心的青年来。在炎炎烈日下老人昏迷到下，然而，周围卖瓜和吃瓜的人们先是冷嘲热讽，随后又把吃剩的瓜皮抛到老人的身上，哄笑中各自欢快地散去。老人死去，却无人埋葬，连警察发现也远远躲开，最后尸体腐烂，被野狗扯走。这一切恰恰和大连的日本作家的对于现代都市的浪漫生活和殖民体验的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大连的社会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露了日本作家所写的繁华、摩登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之上，在繁华的背后是贫穷、苦难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连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和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共同记录和见证了日本殖民时期现代性、殖民性相互交错的言语都市大连的影像与本质。参考文献：[1]黎生、蓝升.曙光：殖民统治时期大连的文化艺术[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2]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9.[3]竹中■一.大连历史散步（大■史散■）[M].■星社，2007.
关键词：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民主
1.中国“众”式政治结构成因
在孔子对仁的界定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仁者“爱人”，一是“克己复礼为仁”。
1.1仁者爱人
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众”式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儒家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向上扩散为血亲家庭关系、一般社会关系和人与天下关系的“众”式，构成了儒家推己及人的结构框架。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修养，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使得身、心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儒家的“爱亲”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兄弟之爱，即孝与梯的“亲亲”的道德感情与道德行为。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父子之间要有尊卑之序，兄弟手足之间要做到兄友弟恭，夫妻之间要做到夫义妇听，如此方能“齐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一向都是“家天下”的制度，不仅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世袭制上，整个国家也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由地方到中央的“众”式政治结构。因此只有治理好了小家，才能有治理大家――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只有治理好了国家，才能平定天下。
1.2克己复礼
礼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儒家学说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孔子一生都主张恢复周礼。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儒家所说的礼，与周礼中的宗法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标志尊卑贵贱身份等级的制度。它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学说。在礼制的调节下，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所有等级地位低的人要服从等级地位高的人。西周时便已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政治结构，之后封建专制几千年一直延续着类似的“众”式政治结构。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王权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建立一种“众”式的等级，而皇帝，也就是天子，就在“众”的最顶端。等而下之，各级大臣根据各自的身份等级处在宝塔的不同地位。在宝塔的最下端，就是普通的百姓。维护这种等级最有效的理论就是儒家的“礼”。如果天下一日无礼，就会“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所以国不可一日无礼，礼废，就会“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只有礼，才能使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得以稳定。封建帝王以礼教化百姓，就是让百姓们认可并服从这种人为制定的等级制度。
2.十字架式政治结构成因
基督教从“上帝”出发的神与人之间的纵向之爱，上帝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横向制约的十字式结构，带出的是横纵相交、又相互制衡的伦理关系，对西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1“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的十字之爱
上帝对人的爱被称作圣爱，包括创造之爱、救赎之爱、护理之爱、恩典之爱及应许之爱。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一切可以让人得以生存的环境，之后又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为世人背负他们所犯的错，这便是上帝对世人深切的爱。因此，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认识真正的爱，并给于爱。神是爱的根本，爱是上帝的给予的。
基督教对爱的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一爱神与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人对上帝的爱主要有崇拜之爱、敬畏之爱、感谢之爱，一方面在敬拜、默想、祈祷、和朝拜之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在人人都是弟兄之爱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些爱的表达又促进和加深了对神的爱。遵行上帝的话等一切的宗教形式都可以理解为人爱上帝的表现，他要求人以全部的心灵来爱上帝。因此，基督教借“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形成纵横的十字之爱。这对之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思想上的奠基。
2.2“上帝至上”和“人人平等”的权力制衡
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他对于被创造者有着绝对的，是至高至善的存在。按照基督教的理解，人作为被创造者向上要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敬畏和崇拜之情。在新约跟从主的代价中，耶稣说，爱父母、儿女、妻子、丈夫过于爱我的，不配作他的门徒。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和侵犯的。基督徒的一般生活准则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教训而行。这在基督教《旧约》申命记“十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等。
基督教认为在神与人之间，神是至高无上的，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在新约遵行神旨意者皆为亲属中，耶稣说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这边形成了西方人“人人平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这种超家庭的集团，打破了了家庭小群和阶级制度。但基督教排他性极强，起初是排外，之后便是宗教内部的斗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西方自由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虽然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在当今世界，宗教斗争外化为个个集团的斗争。在政治上，如美国，其三权分立制度，便是人人争取平等，集团间相互制约的结果。
3.两者对政治的影响的异同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东西方政治文明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为政治制度服务。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在于儒家认为“爱有差等”，这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度，而基督教的爱则是一种横向之爱，所以形成人人平等的概念。
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国，在经历夏商两代后，建立了稳固的宗法制度。先秦儒家强调“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是家族本位主义的典型代表。从家族到中国，从血亲到民胞，从小家到大家，也就从家族本位延伸到社会本位。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与“礼”巩固了“家天下”制度，这就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调整我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单位，f使中国政治得以几千年的延续，包括现在的一党制以及中央到地方行政区域的层层划分的实行，都是建立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上的。
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现代中国学者大都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如西方（主要以美国为例）这种中央直接管辖地方，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三权分立，以及联邦政府的关闭，其本质便是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权力制衡的体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话语权，可以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由每个人组成的不同的集团之间有着相互的制衡等等，都是每个人权利的体现。
4.吸取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通过上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两者对政治的作用，其长短优劣是需要具体分析比较的，不能笼统地贬中扬西或贬西扬中。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质是宗法人伦性的仁爱、和谐文化，它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崇尚强权的文化传统。
儒学从政治上讲，确实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学说。然而，儒学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而不衰，除了封建帝王的树立和提倡之外，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是重要的原因。儒家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从古到今，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圣王”即领导，认为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归根结底也还是要靠领导的素养。千百年来的传统已经积淀成了现在的一个集中制，儒家文化中的仁与礼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和平。尤其是儒家“名分论”和“角色论”，让人找准自己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并坚守社会角色的分内应有之责和道德本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人各其位，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强调以名定责，主张责权对应，提倡义务的双向和交互。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正名的重要性，“为政必先正名”，大同社会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而，时代在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扩展，现代社会的角色伦理内涵远比古代社会的“名分”要广义和复杂得多。特别是在职业高度细化、社会生活越来越向纵深发展的当代，一个人充当的社会角色越多，承担的角色责任也就越多，因而更加需要加强角色伦理建设。儒家的“角色伦理”要求踏踏实实地逐步提升具体的人际关系。儒家把人看作具有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关系，并把人看成是动静复合的概念，是一种对人的深刻的经验理解。儒家“角色伦理”是从这里开始挑战了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儒家的“角色伦理”，通过关注日常生活行为，进一步复原了家庭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德行源泉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儒家“角色伦理”也有其局限性：不够民主。
当然，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中国也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我们应该吸取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的思想，每个人都要有话语权。西方文化传统在近代催生了形式上的民主、法制和个人的人权，其对外讲强权得一部西方历史成为一部宗教战争史；对内讲民主、自由、福利和人权，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所以，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文明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关键是要深人细致地比较中西文化传统，在适合我们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创新，在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和心理的互动中，在制度创新与人格建构的结合上利用好中西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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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文化基因;机制调试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6-0069-05
大学是国家认同与现代公民文化传承的一个轴心。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也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和民族未来的希望。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整体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培养他们理国的公民意识。
一、国家认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支点中心”
20世纪70年代，国家认同概念出现于行为主义政治学领域。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国家认同是指拥有某一个国家公民身份的政治主体，以国家为最高认同指向的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结构、领土、核心政治价值观等的政治心理认同与身份认同。它常常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概念相关。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内国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的归属意识，它是“一个人如何从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1 ]。由于它是影响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当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当代最主要的国家类型，其中绝大多数（95%）是多民族国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通常是指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政治支持、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而持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品质 [2 ]。因此，所谓国家认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顶层设计者们通过特定的方式方法，培养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并促进其转化为爱国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在多民族社会，“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息息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多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国家这个政治主体全面地代表着各个民族的利益，从总体上保持各个民族利益的均衡。“国家是民族的庇护所，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任人宰割的民族。” [3 ]在现代政治中，国家是人为的政治结构。因此，当代我国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要通过多样化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支持、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把民族的个体特性与国家统一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日益发展的变革时代，发展落后的多民族国家其观、安全观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革，主流意识形态因无法产生直接市场价值而动摇，话语权正在淡化。同时，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选择上开始出现分离，社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频繁”发生，这些社会结构的裂变与多种异质因素的“齐头并进”，致使一些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海洋文明”，否定中国的“黄土文明”，时刻挑战着相对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逐渐凸显出来。此外，在全球化全面推进的进程中，西方的长期图谋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当今世界的“三股”势力以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等，对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个充满认同危机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正面临着跨国家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等多重认同因素的考验，多重认同危机直接影响着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文化基因：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桥梁纽带”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任何民族、国家都内在蕴含着其自身的文化要素和构件。德国人类学家蓝德曼曾说过：“我们必须是文化的存在……放弃文化只是放弃我们自己。” [4 ]自国家诞生以来，民族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差异逐渐形成的过程。“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恰如一个婴儿如果没有母亲乳汁的哺育而难以成长一样，一个没有文化归属感的民族也难以成为具有文化身份识别的民族。” [5 ]当一个群体逐渐认识到自己内部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点，并形成关于民族的理念时，他们就同时会有意无意地把“我群”与“他群”区别开来。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个体总是试图通过“自己―异己”的对立模式来获得一种社会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逐渐演进的历史。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文化基因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的具有复制性特征的特定元素，这些基本元素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传统的遵从和代代相传，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等，这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定文化对内保证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对外标示了与他民族文化交往时的不被异质文化所同化的身份归属。各民族的这种共有的文化基因使各民族成员有自身民族的归属感与民族的自豪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政治体系的运行和构建，因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与维持的精神原动力。可见，在一个以 “文化―交往―公共性”为主题的“新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内共有的“精神家园”所具有的“黏合剂”作用，能有效地把民族身份认同、权威（政治合法性）认同和公民个人政治认同结合成为一种互动的“精神联合系统” [6 ]。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因而是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下，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结为“大家庭”的精神支撑，更是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之源。今天的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与地位。伴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也日益面临着新挑战。在面向开放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现代文化建构。因此，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的今天，要筑牢“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学习，由于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家庭教育等熏陶，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在思想意识、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形成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意识。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针对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些个性化特点，如何拓展多样化政治社会化途径，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是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与一体：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场域调试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在个体与整体层面上两种不同过程的辩证统一。从内地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来看，就是关注他们对社会生活规则的了解、遵守与内化，使其习得公民文化规范，引导文化内化过程。从整体层面上看，政治体系要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目标，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将主流政治文化内化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依附性，并逐步建构起公民身份认同、树立政治体系权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包裹”着西方价值观的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要实现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理念的构建与确立的过程。
1. 构建多元互动的动态和谐文化场域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和土壤。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在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上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个民族个体自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与社会力量博弈，这些社会力量都力图在个体身上烙下印记，使之形成自我意象。” [7 ]这些由于在生存背景、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自身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多样化属性，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化”、“特色化”、“民族化”的特质，确立了“自己―异己”的民族内部的文化运行模式和符号。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互动的调试机制和氛围，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的大学生更加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学会新的生活和学习方式。首先，要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课程体系。在高校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场域中，要充分关注学生跨文化交往能力，要把握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规律，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为出发点，遵循“多元共存，平等发展”的原则，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少数民族大学生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文化间的互动与文化理解，力求实现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其次，实施多样化的教育与教学手段。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开设宗教伦理、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等方面的选修课，深入开展多样形式的民族政策教育。最后，高校还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通过课堂实践、校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去体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会平等地对待文化差异，尊重、理解并接纳不同文化的价值理念，学会协作、适应、认知与共处。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式”学习，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并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同文化根基，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共建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特质，重构主流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和谐”生成。
2.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
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塑造一种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强调领土范围内公民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上、政治上的认同。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特征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形成，离不开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接受。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以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的文化，它是华夏儿女团结一心的纽带和共有的精神财富。从文化生成来看，一个民族必须依托一种文化才能繁衍生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在历经五千年岁月长河的洗礼中，形成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价值目标、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独具风格的中华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精髓时时刻刻滋润着我们民族的生命，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当代，这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由56个民族共同塑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共有性”。因此，在治理转型时代，一方面国家应当把传统的政治忠诚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有机统一起来，采取丰富多彩的政治社会化途径，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培育内地高校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国家归属感，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音像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现代传媒资源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教育，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大众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成为大学生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并外化为他们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此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要注重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体性意识，抵制西方文化的种种冲击和影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以及理论体系的认同感，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才有了基础。
3. 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把握办学方向，是大学的首要职责。“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8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这是教育的本质要求。目前，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领域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中心议题。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教育方针指导下，围绕“社会参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是树立现代大学办学的治理理念，积极探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现代大学理念。二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体系。高校要搞好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要努力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课程体系建设和因材施教，要改革固有的考核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教学治理体系，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不断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内地普通高校治理改革需要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采取特殊的、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同时，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内心热爱共同家园，培养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利益观念，引导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思想准备和精神守望。
4. 公共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程是相融合、共发展的。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重视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整合是高等院校展现优质红色资源的重要平台，它为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系统中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公共资源空间的展现直接影响到公民个体公共品质的培养，它是深入开展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基点。提升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需要把政治社会化与优化公共资源空间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共空间红色资源的“正能量”导向，让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从理性上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自觉感悟到国家共同体存在的精神意蕴。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媒体是社会的先导，是文化传播最快捷有力的工具，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全体人民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智能化的时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我们需要：一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高校理论工作者要不断探索，努力实践，把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与课程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二是高校要以校园文化为载体，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化、具体化，潜移默化地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三是不断发掘先进模范人物，发挥“榜样”在公共教育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四是融合多种教育资源，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及书报杂志，尤其要学会“微”语言，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手机媒体等现代传媒的作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创造环境条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政治社会化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培养公民意识，树立国家认同理念，形成捍卫国家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主体意识，维护祖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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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for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llege
ZHOU Yu-qin
（College of Marxism，Chang’an University，Xi’an，Shanxi 710064，China）
一、主题发言——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
开幕式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在致辞中强调：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师资培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愿意为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搭建更好的平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在讲话中认为：强烈的人为性文化因素使我们面对传统时，常将之与封建落后迷信等同视之，在过往的历史上钉上封条。作为实现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是时候丢弃旧药方，在音乐教育的权威规范体系中为传统悠久的多元民间音乐、大众音乐生活开辟“去遗产化”和“去边缘化”的空间了。
在主题发言环节，五位教授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展开论述。樊祖荫认为：我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以培养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建设和发展各民族音乐文化事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为其总的培养目标。包括招生、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的方式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与教材建设等均围绕培养目标进行设计与实施。田联韬从具体的实例切入，将自己多年带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最后落脚到音乐学分析角度进行展开。萧梅以《再谈二十世纪的两本书》作为隐喻，探讨如何通过对“两本书”的反思，来考虑在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自界，探索突围与共建的问题。张欢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为实例，探讨音乐教育体系化的重建与双重乐感文化内涵及实践内容。他认为：音乐教育的关键问题在于其内容和文化土壤构成的关系，“植入式”的民族音乐教育难以解决音乐教育者该有的思维框架。谢嘉幸以实施“广西少数民族民歌教唱工程”为实践，探索在当下诸多的音乐文化已经失传，许多孩子再也不了解自己的音乐母语的背景下，他继“让每一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之后，又提出“教每一个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力求通过教唱，恢复自己的音乐文化传统。此项目以广西为试点，包括开展调查、师资培训、编写教材、建立网络平台与资源库以及提供咨询材料等五项内容。
二、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多位老师针对此环节，从实际出发，阐释自己的观点。郁正民对于课程视角下的少数民族音乐教师培养现行政策，实施强基固本措施与建议。他认为应该“加强少数民族艺术教师培养行动计划”和出台“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课程政策”（特别是非地区的聚居地政策）等。他还提出要提倡“自助餐”式、多学科交叉、“订单式”的课程设置以及要打破班级制，提倡“导师制”培养的制度。徐寒梅结合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办学实例，分析在现存音乐教育体制一贯制带来的教学内容西化、少数民族师资在人才培养模式中文化和技艺缺失、本土与外来音乐的>中突、现代社会对传统音乐的弱视等情况下，如何走出少数民族音乐师资培养误区的问题。和云峰从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材建设以及多年的实践出发，对开展教学工作提出实事求是、注重学生的兴趣点、全面采用多媒体手段等想法。金铁红认为萨满教与萨满调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体现在审美意识、音乐形态、传承方式等几个方面。嘉雍群培从藏传佛教的古籍中挖掘音乐学方法，对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苏娟对青海省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从如何建立符合本省师资培训机制，如何建设具有本省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如何开发产、学、研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等三个方面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李槐子提出“高等音乐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中究竟该承担什么”的问题。
三、少数民铗音乐教学方泫探讨
杨民康结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相关教学的经历，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课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和学科方向，应该按照学历层次的不同而分学习阶段与教学层次；同时结合田野考察和分析技能的学习，逐步开设研究方法论研讨课及专题讨论课。张应华针对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提出三对悖论：一是教育观念层面上的现代性“同一性”和后现代“差异性”的悖论；二是多元文化教育理想与“文化代际传播”之“封闭性”的悖论；三是行动策略“差异化”诉求和“同一性”实际操作的悖论。尹媛对云南红河北岸彝族歌唱声腔系统的教学进行了关注，通过田野调查，对地方性音乐文化知识体系进行了梳理、传承和应用的实践性研究。
四、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
少数民族音乐课程与教材建设是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建设之一。蓝雪霏提出高校如何介入到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工程，对于少数民族高等音乐教育提出了增加培养指标、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生源、加强师资培训、实施资源整合等办法。王华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多年的教学实践，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与课程建设做具体论述。黄凌飞以拉祜族葫芦笙舞“体化”传承作为切入点，提出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这种东方音乐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传承生态是否能给以中国音乐文化为主体来建设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经验”？陈蔚以“山花儿”校园传承之路，探讨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要并举研究。尚建科认为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建构，关键在于突破现代性音乐教育体制下普遍主义的音乐“语法”规范、本质主义的审美理性法则以及科学主义的技术规训手段，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视为多样性的符号文本，引导学生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所指内涵，突出课程的人文性、地域性和综合性，最终形成少数民族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文化建构模式。孙凡探讨了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播问题。以其自身的院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为研究、实践对象，在对相关师生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有目的地针对不同专业，开设系列少数民族音乐课程。
五、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模式探讨
(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广西，柳州 545005 )摘 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教育发展越来越快，对中国民族文化认知以及传承也不断融合到教学过程当中，中国民族文化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例如音乐文化、汉字文化等，其为各个民族文化要素的整合。在我国教育中，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类方式。在对学生培养文化素养，强化民族文化认知上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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