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 rbc（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 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 in 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 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 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 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 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 rbc（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 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 in 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 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 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 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 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随着2008-2012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导致目前全球经济状况呈现不景气的状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针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上，在“新常态”下，有必要对经济与金融学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为经济复苏提供理论基础。
二、“新常态”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粗放式的GDP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调整，对经济学的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来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在对经济和金融学进行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对经济和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进行调整。在实践操作上，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目前在部分国家中，金融体系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没有呈现真实的财富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依靠货币、信用等形式来对经济与金融体系进行综合配置。金融体系的运转对宏观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实例，让金融体系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认清并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
三、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创新
要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和金融学创新理论。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国际上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对金融因素的影响未能引起及时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没有理论指导外，也造成相关方面的理论危机。因此，解决上述问题，要重建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但是大量经济学家在理论的阐述上，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表达，甚至出现走向“死胡同”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理论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与逻辑在建构上的有机结合。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设立必须要有经验、行为、实践三大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学方法论必须经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市场的规律，能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理论的改革必须符合两者深度的兼容，这样才能对新理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和金融学理论进行反思，是对现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理论、政策、实践等重新进行综合整合，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科学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重新回归。使相关的理论进行一次整体性的系统变革，要根据现今世情的变化，构建一个崭新、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四、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目前理论的构建是要重新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建设，使金融与实体经济这现实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纳入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样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也在实践操作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金融学的理论上，要重建宏观微观相统一的理论。国际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金融学理论对宏观与微观的分离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要求在金融学的新建理论上，对金融体系的规律与运转进行相应的研究，并阐述出相应的理论框架。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涉及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内容要有创新。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系统的把金融体系作为一个重要框架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要在结构上进行整体分析，对相应的框架进行理论上的重建。通过对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的建设与完善，使理论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理论构建当中，要注意金融体系与??体经济的联系与作用，实现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的相统一。
一、提高认识，充分认清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源泉
（一）服务品质是现代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业在实质上是为社会提供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行业，服务是其基本职能也是其创造价值的基本途径，金融业的竞争一般体现在规模竞争、价格竞争和服务竞争三个方面，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实践证明，规模竞争和价格竞争机制缺乏可持续性，很容易落入粗放经营或价格战的误区，不利于行业的稳健发展，而服务竞争则体现了金融业发展的内在本质，金融服务品质的优劣、服务效率的高低，已成为衡量现代金融业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标准，是金融业赢得市场、创造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 二）“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形势使金融业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面临更加严峻挑战。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将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欧债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境外金融机构将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金融市场将呈现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竞争白热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金融业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赢得主动、取得优势。
（三）服务实体经济对金融业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期待。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互利共赢，金融业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而实体经济也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健康发展，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制约和冲击，这已为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欧债危机的发生发展所证明。金融业只有不断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理念，才会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在操作层面则是如何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如何优化信贷结构，如何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经济领域聚集等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问题，这无不对金融业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提出了更多期待和要求。
（四）瞄准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有助于推动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不仅是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手段，已成为金融业保持核心竞争力，在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中，着眼满足实体经济和市场主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通过调整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客户结构和渠道结构，优化组织架构、管理机制、业务流程，努力构建起集约化经营、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经营管理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差异化的金融改革道路已成为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必然走向。
二、突出重点，充分把握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中创新和提升服务品质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
（一）以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为推动力，打造服务实生体经济的交通枢纽。要围绕配合国家和地方重大项目工程，加强各金融机构之间信息沟通和资金配合，通过银团贷款、委托贷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开展个性化项目金融服务，确保在建续建项目、铁路公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打牢经济发展基础。
（二）以支持“三农”发展为着力点，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找准定位，以强化支持“三农”职能为着力点，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做出贡献。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超对接、专业市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积极探索对县域粮食龙头企业、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信贷延伸服务，积极探索农业生产保险业务，重点支持农业综合开发、中长期项目，积极扶持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继续完善提升“三农”金融服务，加快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三）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为突破口，践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积极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为突破口，践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一是加大政策扶持。要对小微企业贷款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保证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贷款额度；二是完善服务管理平台，围绕区域核心企业、产业集聚区、产业园区等小微企业集聚度高的客户群体，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全部纳入目标客户库；实施项目管理，围绕“串串、结块、挖转、帮扶”四个环节，积极服务好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客户，加强省、市、县三级行联动，重点推动县域小企业发展。
（四）以支持“节能减排”为切入点，夯实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要以支持“节能减排”为切入点，支持发展以设计、建设、运营为核心的节能环保工程，支持各地环保产业园区的建设，支持钢铁、有色、石化等重点耗能行业余热余压利用，支持煤炭资源整合与清洁利用，支持先进技术支撑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体系，通过“节能减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不牺牲生态和环境的发展原则，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9-0160-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经济与金融行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金融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性强的分支，融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学科理论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在行业人才需求和学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的增设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试点开办经济与金融专业。至2015年，我国已有18所高等院校正式开设了经济与金融专业。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相关研究还很少。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也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是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发展历程
2006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批试点招收经济与金融专业本科生，2007年正式_始招收第一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建立并进入试点招生阶段。在建立之初，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代码为020120S（S表示少数高校试点目录外专业），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1]。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据统计，2011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就业率达到了100%[2]。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试点的成功，加之国内其他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创新经济学与金融学本科教学，教育部开始在各高校逐步推开设置经济与金融本科专业。与此同时，教育部对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在2012年的新目录中，经济与金融专业进行了细微的调整，虽然还是属于经济学科门类，所授予学位还是经济学学士，但是从经济学类调整到了金融学类。这一调整，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学生培养应偏重于应用型更强的金融学。
目前，我国虽然已有高校12所高校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各高校正处于经济与金融专业建设的起步阶段，尚未在课程体系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形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参考清华大学试点办学的经验和国外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成果，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二、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
清华大学是我国第一所设置经济与金融专业的高校，2007―2011年间，教育部未批设经济与金融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设置与发展上处于先试先行的地位。因此，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培养方案对探索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经济与金融专业招生是文理科兼招，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在培养目标上，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系统掌握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和方法，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国国情，能够解决现代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实际问题，有较高的中英文沟通能力，未来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金融机构、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经济分析与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中，采用“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在通识教育学习后，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在课程体系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课程分为三大课程模块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和专业相关课程。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自然科学基础课程为通识教育课程，大学第一、二学年，不分专业均需修读。第三学年，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专业课由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原理（1）、经济学原理（2）、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应用数理统计、金融学原理、信息管理导论；专业必修课一共8门，为中级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1）、公司财务、公共财政学、投资学和货币银行学。专业选修课需修够27学分，学生可以在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博弈论、金融数据库、计量经济学（2）、发展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学专题研究、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金融学专题研究等课程，或在经济学院其他专业、甚至其他学院的课程中选修。
2007级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本科培养总学分不低于170学分，其中春、秋季学期课程总学分不低于140学分，夏季学期实践环节15学分，综合论文训练15学分。在学分的分配上，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课程40学分，自然科学基础课程31学分，专业相关课程6分，其中专业相关课程又可以分为专业基础课（1分），专业必修课（23学分），专业选修课（27学分）。从学分的配比上，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强调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均衡，专业基础课、必须课和选修课的学分占比也相差不大，这体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经济与金融专业学生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培养原则。
总体而言，清华大学2007级经济与金融专业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体现出在宽广的知识面基础上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培养理念。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中包括了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的核心课程，在选修课中，不仅开设了众多的经济管理类课程，学生还可以跨专业和跨学院选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的建设和课程体系开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其他高校进一步结合学校特色建设经济与金融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提供了借鉴样本。
三、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一）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会计与金融学研究和教学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的社会科学学院和商学院联合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学制为三年。课程教学采用讲座、教程和研讨会相结合的形式。课程的考核方式多样，包括考试、完成课题项目以及论文报告。第一年的课程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通识性教育，同时开设会计和金融学的基础课程，为学生开展第二、三年的学习和研究做准备。通过第一年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方向，金融经济或会计金融。第二年的课程主要是金融学与经济学的专业课程，难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主要课程包括金融学基础、中级管理会计、金融市场与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概论等。第三年开设公共部门会计、审计、公司财务、信息系统案例研究等。从曼彻斯特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的专业课程设置来看，在突出培养学生国际化的商业思维和视角下，该专业更偏向于金融学理论知识，尤其注重会计学相关理论与实务能力的培养。
（二）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培养期为三年。该校经济与金融学专业的培养注重数理统计分析在经济和金融学中的运用。该专业要求学生在第一、二学年修读至少一门经济学课程，第三学年至少修两门经济学的课程。从该校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该校在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等核心课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和金融实务中的问}。
（三）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经济与金融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综合掌握经济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南安普顿大学的经济与金融学专业学制为三年。在第一、二学年开设课程，每学期四个课程模块，一年共八个模块。第一学年的课程均为必修专业课，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分析、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第二学年的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构成。必修课程为微观应用经济学、投资组合理论与金融市场，选修课包括计量经济学概论、统计学理论等。第三年，学生自选课题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相当于两个课程模块。从该校的专业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在第一学年注重教授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训练，第二学年则促使学生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深入学习，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数学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再开设投资组合与金融市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工具来认识和解决金融学问题的能力。
（四）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开设有金融与经济专业（Finance and Economics），学制为三年。兰卡斯特大学该专业的学生可以从第二学年开始，转入会计与金融专业学习。课程教授采用讲座、团队合作、个别指导、讨论等多种方式。该校在专业课程开设上，第一年必修课包括会计和金融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经济定量方法，注重为学生打下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的学科基础。第二年的课程以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程为核心，必修课包括金融学原理、高级金融学原理、财务报表分析与企业估值、管理经济学、商业和国际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学概论，学生还需在会计审计信息系统、金融会计原理、商业决策管理会计三门选修课中选修一门。
第三年的必修专业课程包括企业融资、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计量金融学，这些课程是是对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的进一步深化。学生还需在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广告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组织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商业学中选修4门。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兰卡斯特大学对经济与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经济学的课程作为铺垫或拓展，始终贯穿了经济数学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训练。
国外开设经济与金融专业的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又有共同之处。在这些学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都是以金融类和会计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辅之以经济学的课程，用经济数学或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将这些课程加以贯通。在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注重教授金融学理论，强调提高学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
四、我国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高校的经济与金融专业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亟需建立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我国高等学校经济与金融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广泛经济学知识和金融学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和金融问题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从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参考清华大学和国外高校经济与金融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经验，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建议采用“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来构建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
“经济为基”是指以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作为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与金融专业属于经济学科，是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金融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性学科，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金融学发展的源泉。因此，培养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人才，首先应该使其具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课程体系构建中设立经济类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具体设置课程上，可以在不同学期开设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
“金融为核”是指在专业课程的体系中以金融类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金融学的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现实金融问题的能力。经济与金融专业从开设之初归属于“经济学科（02）经济学类（0201）”到2012年调整到“经济学科（02）金融学类（0203）”的这一变化，也表明经济与金融专业应以金融学的课程为核心。因此，在课程体系构建中，根据教育部规定的金融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金融类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
“计量为法”是通过开设计量经济类的课程，使学生能熟练运用数学工具来解决经济与金融问题。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数学工具的运用。掌握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能，才能更为科学的认识和分析经济与金融问题，在投资实践中发现规律，进行决策。同时，计量经济学也是将经济学与金融学理论融会贯通的重要途径。而计量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学习，需要以高等数学为基础。因此，在课程设置时，要根据学生的数学水平开设相应的计量经济学课程，如经济数学、初级计量经济学、中级计量经济学等。
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下，依据“经济为基，金融为核，计量为法”的基本思路，可以构建由公共基础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三大课程模块组成的经济与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模块是为通识教育服务，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素质，包括政治理论课、数学、英语、体育等课程。专业课程模块是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和能力的课程，由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技能课组成。专业基础课包括经济学类的基础课程，如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经济学、会计学等。专业核心课以金融类课程为主，如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保险学等。专业技能课以经济计量类课程和金融实务训练为主，如计量经济学、经济数学、金融数学、商业银行实务、投资理财实务等。商业，专业方向课程是根据学生兴趣和结合社会需求，来细分的专业方向，如会计金融、金融经济、证券投资等，根据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理论和实践课程，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为学生就业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2012.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D]，2011.
[3]教育部.教高[2013]4号，教育部关于公布201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的通知，附件：2012年度经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2013.
[4]清华大学.清华大学2007级本科生培养方案.2007.
Study on Curriculum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pecialt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AN Guang-wan，ZHUANG Ping，YU Tao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Dalian Ocean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3，China）
【关键词】金融经济学；课程定位；内容设置
一、引言
金融学是学习和研究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经济学（financial economics）则是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作为微观金融基础理论课的金融经济学，不仅为微观金融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也能够为学生提供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训练。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都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了《金融经济学》课程。
二、高校本科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虽然国内部分高校商学院、金融学院或经济学院已经开设了研究生阶段的金融经济学课程，但在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的高校仍相对较少。为了使学生能够较为系统了解和掌握微观金融方面的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非常有必要在金融学专业本科阶段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具体有这样两个方面原因：
（一）顺应金融微观化趋势
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金融理论从对货币需求动机、货币需求函数等宏观抽象理论描述转向了实证化、微观化研究，其成果包括资产组合理论、金融衍生工具定价理论、风险管理技术等，使得金融业完成了从单纯为生产与流通服务的货币与信用，向为社会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各种金融服务的独立的现代金融产业的转化，业务范围涵盖了货币、信用、票据、证券、保险、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多个领域，并且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和工程化趋势，产业地位迅速上升。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因此，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顺应了这种微观化的金融发展方向。
（二）顺应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我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此，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九所学校于1994年共同承担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和实践》的教改项目。
2000年，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共同承担了《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在原有《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投资学、金融中介学、公司财务学和金融工程等微观金融方面的课程，为学生搭建了全面的宏微观金融知识架构。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则较为系统和完整地总结了微观金融的理论基础。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金融经济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通过对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的最优化投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因此，对《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有助于金融专业本科生总体上了解和掌握现代微观金融体系的理论，同时，对基础理论内容的了解也有助于为今后学习和研究开拓思路和视角。
三、《金融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的关系
以前在国内，经济金融学界常常将金融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相混淆。在西方金融学的教学体系中，金融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经济学包括资本市场理论、公司财务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内容，如数理金融学、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而狭义的金融经济学则着重讨论金融市场的均衡建立机制，其核心是资产定价。所以，金融经济学提供的是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货币经济学讨论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侧重于比较宏观的层面，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金融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应该既包括金融经济学，也包括货币经济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货币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货币和信用的创造与控制，金融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按时间和风险两个维度优化配置资源。国内原有金融学科的货币银行学，主要讲述的内容属于货币经济学，但如果把商业银行管理也算在内的话，就也含有金融经济学的内容。所有与金融有关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所谓流动性，粗略地讲是指资产迅速地、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的能力。因此，金融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未能给出清晰的解释。
（二）金融经济学与金融学其他课程的关系
一般金融专业本科生阶段都开设了《公司财务》和《投资学》课程，这两门微观金融方面的专业课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内容存在一定的交叉，如涉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理论和利率期限结构等方面时，这三门课程均有一定篇幅的介绍。
《金融经济学》是其他微观金融课程的基础，微观金融课程体系的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金融经济学》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两个领域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金融经济学》和金融专业其他相关课程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容重合部分，但作为专业基础课的《金融经济学》与《公司财务》、《投资学》等专业课程的区别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公司财务》课程更为关注作为个体的公司财务方面的分析，这和会计类课程紧密联系，其内容与财务报表分析问题紧密结合，对于相关的基础理论往往只是简单介绍，其重点在于讲授如何通过计算最低资本成本，找到最优资本结构等内容，主要的理论基础是M-M定理。
《投资学》课程着重介绍和阐述个人、机构等经济主体的有限资源如何分配到诸如股票、国债、不动产等（金融）资产上，以获得合理的现金流量和风险收益率。其核心内容就是以效用最大化准则为指导，获得经济个体财富配置的最优均衡解。这就主要应用了金融经济学当中的投资组合理论，着重介绍有效市场假说和CAPM模型等，在教学中尤其关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而这些实践内容的基础则正是金融经济学所包括的理论内容。
至于本科高年级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金融工程学》则尤为侧重对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设计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而这一阶段的知识更是需要金融经济学方面的基础、方法和基本工具的支持才能较为顺利地接收和理解。
四、《金融经济学》的内容设置
总体上，金融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配置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机制是否还能完全引导不同的经济主体（个人、机构、企业和政府等）在参与金融活动中所做的决策。它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发展了金融理论的主要思想，并以此思想来观察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探索金融交易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学的普遍规律。
（一）《金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套利均衡分析方法。无套利均衡分析是现代金融学发展中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方法最早体现在Modigliani和Miller研究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成果中，是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对后来人们研究金融学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该方法继承了经济学的一般经济均衡思想，并将其在金融领域中作了重大发展，使得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从传统的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经济学供求均衡分析并不能完全指导金融学研究中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由于金融产品近乎完全的可替代性，投资者往往并不用关注所谓的绝对市场均衡价格，而只是需要知道特定的资产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相对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套利相对价格。因此，在金融经济学具体内容的讲授过程中，要注意应用无套利思想和无套利分析方法，尤其是有关金融产品定价问题方面更是应该采用相对价格分析的无套利思想，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好思想基础。
（二）《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置
具体来说，金融经济学课程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现代微观金融中的均衡与套利、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态度以及效用决策方法、单期风险配置和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假说和期权定价模型等内容：还包括了以上理论所依托的金融市场均衡机制及定价方法等基础内容。
除此之外，在金融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增加一些前沿内容的讲授，比如行为金融。经典金融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研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理论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等。然而，基于“理性”框架下的研究常常受到各种行为异象的挑战，由此重构了现代金融的“有限理性”假说，使得基于“非理性”范式研究投资者行为决策的行为金融发挥了较强的解释作用。由于行为金融关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好等非理对投资者资本配置行为和资本市场反应等方面的影响，拓展了现代金融领域的研究，因而，行为金融不仅应包含在金融经济学课程体系之中，而且由于其前沿性特征更应成为该课程的核心内容。
（三）《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方式
鉴于金融经济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应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注意该课程和投资学、公司财务等各门课程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尤其是在本科生阶段更应该着重于学生对现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而不必过于强调学生的科研创新能色彩。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学涉及到一些金融风险识别和计量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的理论讲授和分析之外，还可以补充一些上机的实验课程，培养学生对相关计量软件的实践应用能力。通过实践课程和适当的金融计量应用教学可以提高课程讲授的趣味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宋逢明.金融经济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孙伍琴.微观金融类课程整合及教学方法改革——以地方性大学金融学专业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2012（4）：1-4.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 帕累托最优 金融资源配置
一、关于福利经济学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2001）是国内最早对金融资源理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金融是一种资源”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即金融资源学说。崔满红（2001）认为金融资源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金融自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问题即金融自身协调发展问题；二是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三是金融与文化、科技、生态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即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金融资源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配置目标，并开始把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引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杨涤（2002）围绕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客体、范围、目标、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而货币和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制度资源则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客体，即配置对象。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要追寻时间和空间上配置最优化，并且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目标包括宏观和微观目标，杨涤还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既要重视效率，也要保持金融稳定。何风隽（2005）对我国在转轨经济时期的金融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政府配置、产权配置、价格配置的金融资源混合配置手段是实现我国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王振山教授（1999）以金融效率为主线，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引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范围；系统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条件、金融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和影响金融配置效率的外部因素并且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沈军（2006）从二元经济视角下对金融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从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出发，构建金融效率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了金融功能和效率；二是金融功能观的基础是系统科学的整体观；三是金融适应效率是金融适应系统的关键；四是实现金融效率由微观向宏观效率的转化，必须需要金融系统的综合，这是最有效方法和手段。安阳（2008）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出发，认为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从1991-2007年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不断改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上，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选取1978―2002各地区金融与经济相关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中国各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金融的发展有利于该地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增长。韩廷春、夏金霞（2006）以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并用该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1年间，银行结构的变化和银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主导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的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陈凯笛、龚谊（2009）选取人均金融资源指标，分析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得出经济发达省份金融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大，在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不明显。薛婷婷（2008）将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西部其他5省比较，并对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甘肃省金融资源配置水平较低，这种低水平的配置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导致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欠缺。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资源配置理论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上，其中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金融资源的概念、属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对象、目标、范围、机制等，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评价体系，对国家（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上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微观金融配置效率方面，而忽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上，众多学者只单独对金融资源的某一方面的配置水平进行检验，如：银行信贷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民间金融资产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具有片面性。在地区研究方面，很少有人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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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ng，R.G，and R.Levine.Finanee，Entre Preneur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Joumal of Monetary Eeonomics，1993b（32）：21-23.
[3]Levine，R.&D.Renelt.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一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J].Ameriean Eeonomie Review，1992（82）：27-32.
[4]薛婷婷.甘肃省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研究[D].甘肃：兰州商学院，2008.
[5]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中国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7，（6）.
关键词：金融聚集；金融中心；条件特征；战略步骤；评价指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0－0062－04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人才以及金融交易活动在内的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聚集形成金融聚集。金融中心就是金融聚集的结果，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会进一步吸引各种金融要素的聚集；同时，金融聚集及其所产生的外部规模效应又是金融中心进一步发挥其金融功能的先决条件和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金融聚集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客观演化的过程。
尽管金融聚集只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尽管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由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偶然性和经济金融发展的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但是，金融聚集因素则是一个城市无论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或是区域金融中心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不仅能够解释金融中心形成的成因，也有助于指导现阶段我国一些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实践。
一、基于金融聚集的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综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发现，金融中心的成因是理论研究的核心，而金融聚集思想则几乎贯穿各阶段金融中心理论研究始末，各时期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或学科基本上是围绕“聚集”而展开，或是在此理论基础上的拓展，即金融聚集原理在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或核心地位。
(一)城市发展金融中心论
经济史学家Gras(1922)描述了从乡村、城镇到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将专业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大城市的一项功能来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商业阶段、工业阶段、运输业阶段和金融业阶段。并指出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因此，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业集中度的一个典型标志，其形成有它内在的原因和成长机制，即相伴城市发展而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区位经济理论
Davis(1990)在将产业区位理论应用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的解释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指出，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企业活动和聚集的中心。金融企业选址在何地，关键是看当地的综合条件与其他地区的比较，能否使金融企业获得更大的净收益。概括地讲，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三个因子是：生产要素供给、产品需求和外部经济。Bindemann(1999)也指出了区位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区位理论主要考察了供给、需求、沉没成本、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不经济、交通成本、信息和不确定问题等，这些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有很大贡献。
(三)金融聚集理论
金融聚集理论是从金融聚集效益出发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阐释，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为了获取金融聚集效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他从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机构聚集的规模经济效应对金融中心形成的机理(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7)，并认为规模收益递增在金融中心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通道建设的角度来看，如果N个地区中只有一个中心，那么仅需要(N-1)条通道，如果有两个或多个中心，则需要更多条通道。换言之，中心数量越多，所需通道数量可能也就越多，由此将造成交易不便和建设成本的增加。杨小凯(Yang，X，1991)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由此可见，金融中心作为一种产业聚集形式，有利于金融聚集效益的提高，这种金融聚集效益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集中交易能够提高效率；其二，近距离交流与沟通便利”。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大、中、小型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聚集。考夫曼(Kanfman，2001)的研究表明，开放性的经济(国际资本可自由流动)和金融活动大量聚集是一个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四)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基于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强调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它是区位经济理论在聚集经济效应方面的扩充性说明，它强调了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诸多因素中，聚集所带来的巨大效益。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MarshaH首次提出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前者有赖于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后者是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水平，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而获得。此处的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又称外部规模经济。韩国经济学家Pak(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指出，规模经济是大规模经济活动所体现的经济优势，企业规模扩大可以节约各方面的费用，使设备和劳动力配置合理提高生产效率。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也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3)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1，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2，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3，金融机构合作得以开展，辅产业得以共享。冯德连、葛文静(2004)对此也进行了阐述：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微观经济单位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经济效益，是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空间聚集的主要动因。
(五)金融地理学
金融地理学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它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研究金融问题的全新视角和方法论。金融地理学着重从金融资源流动性和信息的作用等方面来探讨影响现代金融中心的决定因素，体现了与信息经济学的融合。该学科
指出，信息的外在性、不对称信息以及信息腹地是决定金融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因素。Porteous(1995，1999)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活动聚集于特定区域的原因，认为金融聚集产生了外部性收益，尤其是信息生产领域里的外部收益。Porteous(1999)指出，“信息外在性”和“路径依赖”能协助研究者了解国际金融中心在区内主宰的因素；而“不对称信息”和“信息腹地”理论能有效解释为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被其他中心取代。总之，高级专业服务的聚集和信息溢出效应能引发聚集经济，这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基本诱因。瑞典经济地理学家瑞斯托・劳拉詹南(2003)认为，“具备收集、交换、重组和解译信息的能力是国际金融中心最根本的特征。”
(六)空间经济学
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兴起，一些学者尝试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探讨方面，实际上是对金融聚集理论的再拓展。Gehfig(1998)和Porteous(1995)等人在Kmgman(1991)有关中心一模型和聚集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的论述，揭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变化本质。国内学者孟庆民、杨开忠(2001)对一体化条件下的空间经济聚集做了研究，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的空间经济聚集的机理。李小建等(2006)利用河南省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对内陆部分省份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解释。其结果表明，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同，中国发展中地区的国有银行业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
上述理论通过对金融聚集现象的研究揭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和成长的机制。这些研究都离不开聚集和规模经济的原理。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作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并融合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金融地理学等多学科体系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上述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的理论成果同样适用于对国内区域金融中心的考察。根据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理论的回顾，一方面总结出金融中心形成的经验与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可以将这些经验和规律加以量化，设计金融中心形成的衡量指标，为推进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提供指导。
二、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特征与战略步骤
区域金融中心是指某一区域内金融机构聚集、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交易活动频繁、金融信息灵敏通畅、金融服务全面高效、融通集散资金功能强，且对区域经济能产生极化和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一个地区或城市最终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总结前人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的研究成果，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即条件特征可归纳为：
一是经济和基础条件：较强的经济实力、有利的地理区位、发达便利的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稳定的政治环境等。这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或基本条件。这将会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进驻、金融业务的开展及人们对金融业务安全性的判断，对金融中心的起步至关重要。
二是金融要素条件：数量众多的、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金融专业人才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等)、高效的金融服务等。这是建立金融中心的核心或关键条件。国内外大量金融机构的聚集，具有发达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才能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业的繁荣，才能发挥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扩大金融中心的辐射广度和深度。
三是制度和政策环境条件：健全的金融法规、完善的法律体系、防范风险的金融管理制度、适度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以及适度宽松的、完善的公共政策服务、税收优惠、国民待遇等。这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保障或必备条件。
根据金融聚集和金融中心的相互关系可知，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经历相应的演化过程。因此，各地(如中部地区的郑州、武汉等城市)在进行区域金融中心规划和建设时，除积极创造区域金融中心所需基本条件外，还应采取分步实施战略：
第一步，致力于打造金融商务聚集区，创造金融机构聚集的条件和基础，通过相对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金融机构和金融专业人才进驻，汇聚金融资源，形成中外金融机构聚集的中心，从而使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达到更高效率。
第二步，注重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对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与效率，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投融资环境；大力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资本聚集和辐射功能，形成金融业发达的中心城市。
第三步，加快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同步建设，加速建成商贸中心、物流中心和信息中心，逐步形成集金融机构聚集中心、资金集散中心、金融服务中心、金融产品研发与交易中心为一体的区域金融中心，以进一步强化经济中心的地位。
三、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对各类金融资源在时空上的聚集和配置既是金融中心的功能，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高洪民，2008)，因此，上述基本条件中，各金融变量(如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金融行业结构和效率等)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显然处于核心地位。因而，在下述区域金融中心评价指标的选取中，放弃了制度条件、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与金融中心建设不直接相关的指标，只选取与核心条件直接相关的指标进行考核，这样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强，并能充分反映金融中心的聚集特征。
一般认为，金融中心是高层次金融功能和高水平金融服务集中的地区或城市。考虑到金融聚集这一本质特征，结合各地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实践，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本文对国内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如下：
(一)金融机构数量指标
这是构建金融中心的基础指标，可以反映金融中心金融机构的聚集状况及对外来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因为已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数量本身就是金融机构选址的一种区位因素)。包括本国银行总部及分支机构数量；外资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办事处的数量；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的数量等。
(二)金融业规模指标
主要反映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活跃程度及成熟度。包括金融业产值；金融从业人员数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银行业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银行票据年(日)清算额；同业拆借市场年(日)交易额；上市公司数，上市公司市值总额；证券(包括股票、债券)市场的年(日)交易量／额；保险市场的保费年收入；期货市场的年(日)交易量／额等。
(三)金融业结构指标
主要反映金融业发展水平和集中程度。包括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率；金融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率；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率；证券年交易额占GDP的比率；保费年收入占GDP的比率；金融部门的区位商(即某城市金融部门就业或产值份额与全国金融部门就业或产值份额的比率，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金融服务业的聚集度，并识别和判断是否存在金融业产业集群现象)。
(四)金融业效率指标。主要衡量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及对其他地区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包括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每一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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