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 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关键词：民间借贷；概念；现状；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为生活或生产所需，在自愿基础上依约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货币资金，不得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至于利率，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等，不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处在金融行政监管机关的严格监管之下，须符合金融法律的规定。而民间借贷是个别企业、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
其次，借贷双方可以自行协商确定利率。民间借贷主要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企业临时性资金不足，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高低比较随意，从零利率到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几十倍的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1]
再次，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民间借贷的出资人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与金融机构相比，他们的资金积累有限，能够出借的金额也相对较少，再加之他们对借款人的信任不足，只想收到短期回报；另一方面，借款人也因为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不愿长期借贷，导致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
（一）民间借贷趋于繁荣，利率持续飙升
我国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使社会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许多不具备从银行贷款的条件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等，更无法通过上市筹资。而民间借贷门槛低、手续简便，借贷双方主要以信用为主，大部分无需抵押或担保，因而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据央行研究局在2008年和2010年就民间借贷领域所做的两次调研发现，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2]
近些年来，由于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额度，各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再飙升。根据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最近一次加息后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年息6.31%，4倍就是年息25.24%，分摊到12个月即月息2.1%。而据有关报道，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即使有抵押物作担保，贷款月利率仍为2.6%至2.8%。而若无抵押贷款，月利率可达7%至10%。[3]
（二）民间借贷纠纷不断，犯罪率逐年上升
民间借贷的日益繁荣使借贷纠纷也在逐年上升。2007年12 月21日至2010年12月20日，江苏省某市基层法院共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70件，案件总标的额近3000万元。其中2008年收案250件，案件总标的额达887万余元。2009年收案416件，同比上升66.4%，案件总标的额达1112万余元。2010年收案604件，同比上升45.2%，案件总标的额达986万元。[4]此外，民间借贷的犯罪率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还尚未叫停，紧接着又传出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的消息。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有从正常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成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的不良趋势。
（三） 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协调性
民间借贷行为实质就是合同行为，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对此规定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合同法》规定的借款合同比民间借贷合同范畴要大，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借贷主体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拿来套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一条中就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 年1 月26 日，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同样的问题，1998 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前后三部法律定性明显不一致。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首先，制定专门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我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零散，立法层次低，难以形成系统，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我国民间借贷做出全面的规范引导，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效力比较高的、专门的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借款数额、资金用途、借贷利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的主要条款等作出详细规定，将民间借贷行为及后果完全纳入法制轨道。
其次，对于借贷资金数额较大的，规定担保抵押。民间借贷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无担保的民间信贷占73%，真正的财产担保的不到20%。[5]这又再次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担保。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抵押人用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等特定财产提供抵押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最后，建立通畅便捷的救济渠道。目前，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再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以及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耻讼观念，使得民间借贷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有些过激的债权人采取绑架等非法手段追讨借款，致使本来合法的行为转向非法、甚至犯罪，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建议对于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主要采取调解等非讼手段加以解决。通过立法，授权村委会、居委会负责调解本管辖范围之内的民间借贷纠纷。对于不能调解解决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降低立案标准，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1]周淑娟，祁彬.关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及立法思考[J] .前沿，2011，（17）.
[2]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助力国民经济发展[EB/OL].钢企网.
[3]央行持续收紧银根民间借贷利率飙升[N].文汇报，2011-05.
[4]关于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的调研报告[EB/OL].东莞民间借贷网.
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在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我院领导对2012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予以高度重视，院党组书记、院长荆继机专门为本次调研课题召开了会议部署，要求我院全体干警对本次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从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院各个部门要予以紧密的支持和配合，相关的负责调研人员要把本次调研任务做真、做细、做扎实，认真负责的完成好本次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在会议上，大家积极发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讨论分配了相关的调研课题任务，明确了相关的部门和责任人。我院通过分配任务、安排人员对2012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点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希望通过调研发现此类案件在我区的有关现状，进而反映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形成调研报告，力求通过调研发现此类案件的规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现状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及时、恰当，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国各个地区的“地下钱庄”异常活跃，私人之间的借贷迅速攀升，为此，在民间借贷案件异常增多的情况下，其所产生的纠纷也迅速增长，在全国各地法院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案件的标的额上不断增大，如今的民间借贷纠纷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借贷法律问题，更多的是逐渐成为了一个受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各类报道纷纷充斥于众多媒体中。
对本院来讲，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分析、了解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律，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效率，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我们通过对本院近几年来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研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增加，在全年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案件标的额增大，由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迅速向社会化问题转变。在本院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2008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由于历史原因，本区所辖的地理范围较小，全年本院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共3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本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至3月，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与此同时，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标的额也由原来的几千元、几万元上升到现在的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
从以上数据显示，虽然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绝对数量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案件数、所占的比重和标的额仍然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多，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降低存款利息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已不再满足存款所得的利息，而是追求高额利息，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样，为民间借贷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本区民间借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在后金融时代本区经济仍就能够保持活跃的发展。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对本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充分、合理的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有利于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民间借贷进行具体、完整的规定，如果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势必会扰乱我区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应该引起区委、政府和人民银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正确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
二、特征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通过采取查卷法、对比法、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调研方法，对我院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通过对案卷材料的分析，发现我院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增加。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区所管辖的地域范围狭小，我院一年中所受理的案件数有限，我院2008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3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5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69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到3月，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14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因此，从以上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我院在一年中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的总数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却是逐年增多，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数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与其他地区法院所反映的基本情况一样。同时，在近年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额也由以前的几千元逐渐增加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究其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多，同时随着辖区旧城改造、城建步伐加快，经营者对资金需求量较大，而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对金融市场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人民群众把钱存在银行所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经营者从银行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一些小的建筑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更趋向于把自己手中的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行业，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变得异常活跃。
二是普遍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贷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从月息1.5%至3%不等，但通过大量案件审查我们发现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大部分借贷双方利息约定远远高于此。经庭审查证利息达5%、6%甚至8%都存在。同时，在有些民间借贷纠纷中，贷款人为了能够保证利息的实现，首先在本金中予以扣除了利息，而在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却是本金，而不是扣除利息所剩余的那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因借款人迫于急需用钱，对贷款人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借款人的举证便变得相当的困难，甚至无从举证。对此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法院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应该不予以支持，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利，严惩贷款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当然也有的由最初的借贷为了生产到后来玩起了资本游戏，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该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要求人民法官秉着保护合法、妥处违规的原则处理此类案件。一要坚持兼顾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坚持保护民间资本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兼顾，还要注重发挥司法裁判对民间资本规范和引导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我院在审理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一直遵循以上原则，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对借贷方同意放弃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重新约定利息且在合法范围内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坚持高息不放且构成违法犯罪的，人民法院予以坚决打击，绝不放纵。从2008年以来，我院一直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加强合法性审查，对预先扣息、职业高利贷等金融违法行为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等问题借贷，依法予以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有效地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净化了辖区借贷市场。
三是被告多数下落不明。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大多数被告下落不明。有的债务人负债累累，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当事人没有以前便玩起人间蒸发的把戏。在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有近一半的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无法联系到当事人，导致无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应诉法律文书，对此法院只能依法公告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并缺席审理和判决。因此，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案件很少，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比例偏高，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三、成因
在全国各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增多，不仅给法院的审判增加了压力，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个体原因，更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是在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危机等多重影响下，经济最基本单元的必然结果，“借贷案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问题”。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确实在考验着人民法官的智慧，既要化解纠纷，又要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对于每位法官来说，为了更好的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实质，公正、合理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更应该去了解和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最近几年来逐年增多的原因，以及贷款人和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所运用的伎俩。通过调研发现，我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传统的渊源。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区位于沅江和巫水的交汇处，在古代属于西南五省的必经之路，因此我区的工商业特别发达，历史上称之为“小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因此我区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关于金融业发展的遗迹。建国后，我国的民间借贷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比较活跃，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规模和范围都很小，可以说已经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借贷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家族血缘意识，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从而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尽管民间借贷在我国至今未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许多地区的发展仍呈生生不息之势。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积蓄逐年增多。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跨步发展，邓小平所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积蓄；同时近年来中央的惠农政策使我国的农牧民得到了更大的实惠，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手中的存款也不断增多，民间资本在不断增长。同时由于资金的逐利性，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县以下缺少证券投资，国债也很难买到，加之近年来国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息较低，对资金持有者缺乏吸引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因此，在各种条件的影响下，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在多数借高利贷者中，他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或者是在商场上一时亏损为了“翻本”，而放贷者则是为了牟取暴利。对于有钱者来说，将钱存入银行利息太少，投资股票风险太大，投资房地产时间太长、投资钱币、邮票等专业知识又不够，而放高利贷则使他们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些人只考虑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借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便不顾一切地放款，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对借款人的履行能力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不予考虑，有的甚至对借款人家住哪里都一概不问。特别是周围个别通过放贷一夜暴富人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第三，城市建设加快。随着城建步伐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成为暴利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他为民间资本找到出口，也为民间借贷找到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商品房竣工面积逐年增多，资金需求量逐年增大，致使民间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手中虽然有了几个钱的农牧民，在自己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不惜凑钱到城里或乡镇买商品房，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人为地推高了房价。
第四，信贷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县域金融机构存贷差在增大，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进而造成了——一方面有不少资金在银行沉淀，另一方面急需用钱的农民、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其原因有：一是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贷款积极性不高，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信贷权限上收，对中小企业、个体户发放贷款慎之又慎；二是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表现在贷款手续复杂，一笔贷款需要经过调查、担保（抵押、质押）、审批等多个环节，所需时间较长，不能及时满足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同时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大都严格贷款发放，使许多人难以取得充足、及时的贷款。在我国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中，有相当大比重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遇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由于农民的土地、住房、果树等都难以变现和用于抵押担保，贷款数额不大，且季节性强，农户对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太敏感”。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固有优势适合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资金调剂，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此外，从2003年以来，国家扩大了贷款利率浮动幅度，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的差距缩小，使得一部分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更倾向于民间借贷。因而一些小企业、个体户、农户资信程度不够高，又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也难以找到有实力的担保人作担保，所以很难达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从而导致了那些无抵押而又急需贷款的个人、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很难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无奈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
第五，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呆、坏账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个别行业的贷款利用效率不高，形成浪费，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银行不断出现，老的银行不断进行改革，但从获利的角度出发，基本把提供金融服务的眼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优质客户，面向农村和乡镇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而且网点不断撤并。农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系统中惟一一家面向农村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在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中却发挥不了大作用，主要是由于门槛太高，农民贷款太难。即便是农村信用社，其贷款的90%左右也集中在乡镇企业，“垒大户现象”普遍存在，而绝大部分农户却告贷无门。农户旺盛的资金需求既然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市场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必然。这种严重的资金不平衡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第六，诚信的缺失是民间借贷案件增加的又一重要原因。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行约定的能力，但看到别人住进了楼房，开上了汽车，出于投机和赌徒心理的支配，大量借贷，对利息多少一概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就行。有些当事人甚至说，只要你借给我钱，多高的利都行，而到了还钱的时候却说没有钱，除非你再给我从别处借来我才能还你，至于利息，笑话，还本就不错了。还有些当事人借款的目的是为了转借，从中获取利差，然而，转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导致自己摊上了官司。还有的借款人借款后由于经营亏损而无法按约定偿还借款，是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诉讼案件频频发生。
第七，正规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的不兼容以及金融监管的薄弱。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制度一直在保护正规金融的垄断地位，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因此，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金融二元格局。基层银监部门监管任务重、人员少，而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监管起来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四、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效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向企业或乡村两级政府、集体经济部门渗入，并不断蔓延和发展，将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整个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部分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四是有的民间贷款用于、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第二，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恶性循环。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业所吸收的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资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第三，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助长高利贷的存在。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民间借贷资金主要使用者——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高利贷的存在，在社会上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第四，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民间借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第五，社会信用难以控制，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使社会资金从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中进行无效流动。一方面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干扰了金融机构正确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由于民间信用的利率高，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能逃就逃、能废就废，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另外还影响了银行筹集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五、解决措施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官既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又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同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院应该及时作出保全并予以执行，以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对利率约定过高的案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坚决予以调整；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案件，只保护其中的一项，并且均调整为法律所规定的范畴，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计算为准。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政府、银行等各个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一是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市场竞争能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二是努力改善服务水平，利用现代技术为居民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部门要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或居民简化贷款手续，提供简便、快捷的信贷服务。要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引导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减少民间借贷资金。三是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向大中型企业或大项目倾斜的同时，也应该适当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四是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引导，要设立支农贷款比例、农户贷款发放量、发放户数和资金回收率等若干指标，加大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检查监督和考核力度。五是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从而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为投资者正确地把握投资方向提供稳妥的金融条件。
第二，要制定完善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鉴于目前我区民间借贷案件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要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现阶段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和成因进行调查后我们发现：借贷案件增多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出现的必然现象。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也有规律可循。具体表现为：先经济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先城市后乡村，形成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传导的蝴蝶效应。所以制定一套完整的、便于操作的规范性规章制度，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势在必行。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要努力实现引导与打击两手都要硬，要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把民间借贷向良性、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引导，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制止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使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监管之下有序的发展，同时也要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国家要坚决予以保护，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民间借贷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监督，进行打击，使违法人员受到相应的惩罚。
第四，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受我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为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向落后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建立储蓄投资转化核心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积极为民间社会资金顺利进入投资领域拓宽渠道、扫除障碍。另外，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第五，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是加强公民诚实信用观念、投资风险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相关职能机构和部门相互沟通和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全社会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在办理手续上，要引导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同时，要强化利率管理，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允许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开展民间借贷，严厉打击个别高利贷行为，特别是对参与高利贷行为的乡村干部，政府部门要严肃查处，以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
关键词：金融机构 金融借款合同 金融监管
近年来，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诉讼手段催收贷款，涉及金融借款案件逐年增多。尽管金融机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金融借款的案件胜诉率很高，但实际执行到位率却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有客观经济环境变化、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等因素，但某些金融机构片面追求业绩，在发放贷款和管理贷款中不能严格落实监管责任，也是其中重要且不容忽视的原因。
一、金融机构在贷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有些金融机构在贷款时不按规定操作，没有严格审查借款人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还款能力、贷款用途等就盲目放贷;有些银行对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质押物权属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实现上述权利的可行性审查不实就轻易放贷;有些银行个别人员甚至发放“关系贷”、“人情贷”、“金钱贷”等等。这些违规放贷和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日后贷款难以收回，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贷款前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诚信度审查不严
难以执行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很多都没有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诚信度进行过认真的考察。而诚信度由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诚信度的高低有无，与贷款能否按时偿还息息相关，所以对借款人的诚信度考察必不可少的。而被诉的大多数此类案件，金融机构很多都无法提供涉诉借款人的准确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这不仅影响了审判效率，而且会直接导致审理难、执行难。甚至于有的案件在后，才发现有的借款人或担保人早已下落不明，有的早已身患疾病，自身日常生活都无法保障，对贷款更无能力偿还。
2、贷款过程中贷款手续办理不规范
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一部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借款人所使用的身份证是过期身份证，更有甚者，部分借款人或担保人的签字竟然不是其本人，而当时办理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此又很模糊，叫不准，只好进入司法鉴定程序。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在部分贷款的审批和办理过程中，行业规范流于形式，没有严格按规定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筑牢每道防线。
3、实际用款人与借款人不相一致
部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实际用款人与借款人不是同一人，有些用款人还是案外人，且信用程度很低。例如滕州法院受理的几起五户联保借款案件，就是借款人之间相互担保，共同借款造成的。加之五户联保对象多是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人群，此类贷款放出后，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担保人三者构成了一个很微妙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些贷款人或担保人便想借此逃避还款义务，有的贷款人和担保人窃想事不关已，便高高挂起。而一旦面对贷款清偿时，对贷款的追偿就会出现互相推诿、互相指责的局面，既使有偿还能力的人，也是能推就推，能拖久拖，很少主动偿还贷款的。
4、实际贷款用途随意变更
很多金融借款的实际用途与借款用途栏填写的内容截然不同，有些用作了房地产开发，有些用于了土特产经营，有些用于了日常生活消费，或者用于了其他的生产经营用途。如此情况，往往在贷款发放前和贷款使用过程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已是心知肚明，而贷款却照常发放和挪作他用。借款人对双方约定的借款用途存在预期违约，在贷款使用过程中又存在实际违约，所借非所用也就必然增加了贷款回收的风险。
5、对担保人审查不实，担保人缺乏担保能力
有些银行对担保人的资格、实力审查不严，使一些不符合担保条件的单位成为担保人，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或担保流于形式，起不到代偿的作用;有些银行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对抵押物房屋、交通运输工具等不按规定到房产部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因此，当为同一抵押物引争时，办理过登记的当事人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而未履行登记的当事人只得在抵押权人全部受偿后，才能按比例与其他债权人享受同等的权利;有的银行在办理动产抵押贷款时，对抵押物不实行监管，造成抵押物流失，抵押权无法实现。
6、“人情贷款”、“关系贷款”的存在
有些借款人利用银行间的竞争，从多个金融机构开户，以规避监督，有的故意用租赁、承包及自行开办的企业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他们为了达到贷款的目的，采用贿赂手段拉拢腐蚀有关信贷人员。有的用自己的甲或乙公司借款互为担保;有的用同一标的物与多家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等。致使日后贷款无法收回。
7、贷款后对贷款的用途及偿还能力监督不利
借款用途审查在金融系统贷款发放中是一个重要环节，在借款合同中也必然有明确的约定。在相关法律规定中关于借款用途违约的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具体关系到此笔贷款能否发放，放款数额多少的问题。但是目前金融机构对于所发放贷款用途的贷后考察及借款人偿还能力的贷后监督，无具体的可行性规定。贷款不按合同约定使用，随心所欲、无节制的滥用，势必大大增加了贷款回收的风险。
8、金融机构不及时行使诉权
金融机构不及时行使诉权，也是造成债权清收困难的因素之一。许多金融纠纷案件金融机构在债务人有偿债能力或部分偿债能力时不，而是采取各种方式长期催要无着后才诉至法院的。特别是因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或有关人员从中渔利而导致的纠纷，往往要等到负责人更换后才，这些案件因事过境迁，有关企业已倒闭或濒临破产，即使法院判决也难以执行。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堵塞管理漏洞
由于上述问题，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的缺失，造成了金融合同的纠纷，这些纠纷已不是单纯通过法律的途径就能够解决的，很多隐患和风险在贷前即已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事后用法律手段弥补，效果有限且不能治本。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监管、严格按章办事、完善制度才是根本。
1、强化内部建设，加强监管能力
目前，就商业银行自身讲，要从加强自身建设、规避风险的发生入手，这是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形成“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树立正确的业绩观，完善内部考评机制。金融机构不能仅仅按照业务量来对职工进行考核，兑现奖惩，更要讲信贷的安全性作为重要的考核目标，避免基层业务人员片面追求业绩而造成盲目放贷、贷出不管的现象。第三要加强管理和检查力度，提高依法开展业务的自觉性，坚决杜绝违规操作，防止因规避规章制度而留下风险和隐患。同时，要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案例编撰成册，作为普法教材。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案例，增进各经营者对各项业务活动的法律问题和法律风险的了解，从而在日常决策和操作中加以警觉。
2、坚持法律审查和法律咨询工作的风险控制力度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高利贷；借贷纠纷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8-0070-03
非正规金融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金融现象，国外对于非正规金融的研究由来已久。国际上一般认为民间金融就是“非正规金融”，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其存在表明，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现实和潜在的金融需求。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是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产物。马光荣（2011）使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发现，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非正规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越大。非正规金融活跃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值得关注与深思的是，国内市场曝光的各种“跑路潮”和“非法集资”也在日益加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大案要案频繁发生呢？目前对于借贷纠纷中的现实成因也有了各种研究与探讨。王劲松（2004）认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产生了对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需求。民间资本为非正规金融市场提供了资金供给，从而使得非正规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壮大。但是。从所有制结构来看，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这不仅影响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正常发展，而且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并造成非正规金融的风险累积（钱小安，2003）。另外，通过大多数文献研究均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持续地高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从而使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呈现出二元结构，这种利率二元结构正是诱发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11年110件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案例为基础，分析目前非正规金融中违规借贷的成因，希望能为未来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分析基础和政策建议。
一、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原因分析
（一）高利贷是直接原因
李丹红（2000）将非正规金融划分为三种形式：友情借贷（白色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率水平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所谓“高利贷”指的是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盛行于中国旧社会，最常见的有所谓“驴打滚”利滚利，一些人以暴富的心理参与其中，在利率链上层层加码，使得雪球越滚越大，风险越积越重，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当事人或跑路或失踪。除此之外，部分放贷人和资金掮客以高息为诱饵大量吸收公众存款，再以更高的利率放贷赚取高额利差，这也大大地增加了非正规金融的风险。从最低一层的日息到民间钱庄、当铺、小额贷款公司，甚至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每一层较上一层都在不断放大贷款利率水平，高额利息势必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一旦实体经济不堪重负，金融泡沫破灭，资金链断裂，就会在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关联方连锁反应和市场危机。
（二）私营企业融资供不应求是根本原因
Tsai（2001）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林毅夫（2005）在1996—1997年对中国的私有企业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88%的企业表示从未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贷款。根据保育钧（2006）等人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我国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私营企业的外部融资问题依旧没有大的改观。虽然近年国家号召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但增加的贷款大多落在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上，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私营企业仍然贷款困难，几乎90%的规模以下小型企业和95%的微型企业没有与正规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正是由于正规金融的“抓大放小”，保守放贷，再加上信息不对称，致使私营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概率微乎其微，于是非正规金融的介入缓解了这些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金融困境。
（三）金融体制不健全是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金融体制处于过渡时期，市场缺乏足够的监管，并且资金分配体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越强，私人部门在正规金融市场受到的挤压程度就越强。林毅夫指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模式方面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而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其融资成本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要低。此外，从现阶段来讲，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正规金融环境。同期，为减少坏账，各家银行开始全力同收企业贷款。于是企业不得不以更高成本进行融资，甚至“拆东墙补西墙”，这严重影响了非正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安全与稳定。
二、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文献调查
（一）调查方法
为了研究我国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现状，对以上原因加以解析和论证，研究者对2011年非正规金融所发生的违规借贷案例进行了全面网络搜索调查。主要利用凤凰网、FT中义网和新浪财经等各种网站，输入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纠纷、违规借贷和跑路潮等，按省区分类搜索和归集。共收集到2011年有效案例数110件，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笔者依据有效案例的涉案金额及利率、案发时间、案发企业性质及所在行业、案发原凶及结果等因素做了相关统计分析。并对各省区市违规借贷与其市场化指数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
（二）结果分析
首先，对各案例的涉案金额及利率的分析结果如下。如表-1所示，据统计，2011年总计涉案金额约317亿元，数额之大足见非正规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大影响力。另由统计得知，110件案例中有合计33家企业涉案金额上亿，占据总案例数的30%。8家企业涉及金额在10亿元以上，占据总案例数的7%。涉案金额最少的也有5万元，其中单位或个人平均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元。案例中有远远超过一半的违规借贷纠纷源于高利贷。110件案例中年利率超过100%的大有所在，最高年利率达360%，远远超过国家的规定标准。正是由于受高利率的诱惑，更多的民间资本盲目参与投资，这进一步纵容了各种非正规金融。文献调查显示，类似“驴打滚”利滚利，以拖欠款项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额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在支付本金中预先扣除高额利息。
其次，从省区分布来看，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福建和安徽均属借贷纠纷较严重的省区。这些省区案例合计99件占据总数目的90%，涉案金融累计占据总涉案金额的82%，其中浙江涉案38件为全国之最。这些省区基本分布于东南沿海区域，开放较早，私营经济发展较快，其中一些城镇，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依据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等人（2006）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得知，在不考虑直辖市的情况下，以上纠纷严重省区的市场化指数均较高，其中浙江、广东、江苏2003—2005年平均市场化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以上110件案例中有98家属于私营企业，接近总案例数的90%。此外，据国家统计，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其中东南部有405家，占据总数的80%以上。东南沿海地区民营或私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与非正规金融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最后，从时间分布来看，2011年涉案数第一季度6件，第二季度16件，第三季度45件，第四季度43件。从总体情况来看，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案例大体呈递增趋势。第一、二季度违规借贷不明显，2011年下半年涉案数明显增多。三、四季度合计案例数为82件，几乎占据全年案例数的4/5，案例曝光数也明显增加。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福建和安徽等违规借贷多发省区，三、四季度合计案发数平均占据全年总数的3/4以上。例如，进入2011年9月后，浙江在高利贷与银行的双重挤压下，跑路事件开始波及众多规模较大的企业，众多温州老板跑路，更有甚者跳楼，并最终引发一场地区性的金融危机。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成因分析，研究者提出以下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借贷利率和转贷利差。规避高利贷行为
完善和规范借贷人行为。首先，适当地降低放贷人准入门槛。低门槛会吸引众多公民想得到放贷人的合法资格，从而把更多的民间资本纳入到法律规范中来。一旦放贷人合法资格普及、规模化，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高利贷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其次，《放贷人条例》应禁止支付复利，禁止以被拖欠款项为理由提高利率或者提高利息款额，禁止在支付本金中预先扣除高额利息。最后，可以适当考虑提高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使得手中有闲钱的公民积极将钱存入银行。由大银行转贷给小额贷款公司，由小额贷款公司再放贷给有资金需求的私营企业。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善于发放贷款，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套利空间，从而可以降低借贷利率和风险，进而减少违规借贷行为。
（二）拓宽私营企业融资渠道，平衡非正规金融需求
首先，增加转贷比例，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茅于轼（2010）指出，根据经济学证明，在一定范围内增加转贷比绝对是利大于弊。例如，可以增加农村资金的供给，帮助更多的私营企业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还能降低借贷利率，这些对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成立私营企业发展基金。国家各金融部门应该积极参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建资金“蓄水池”，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私营企业发展基金管理的专业性，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可贷资金，降低贷款难度，规范借贷行为。最后，成立私营企业政策性银行。这样的银行应该是一种公益性的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公益金融，以服务和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为目标。
（三）加强金融监管，引导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
高小琼（2004）认为，研究非正规金融必须从制度角度着手，法律法规制度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政治制度的转变是影响非正规金融违规借贷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金融转型时期，加强金融监管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必须将非正规金融活动加以阳光化与合法化，使其由“地下”走向“地上”。阳光化过程中正确区分“黑色”非正规金融与“灰色”非正规金融，对于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黑色”非正规金融部分要严厉打击。要严格抑制纯属诈骗性质的非正规金融，坚决取缔如洗钱、逃汇、等非法融资行为；对于合理但不合法的“灰色”民间金融部分应当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之合法化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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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银行业最大社团组织，中国银行业协会始终关注设计银行业的立法、司法乃至执法活动。2013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以法办函2013（229号）专门就《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征求中国银行业协会意见。银行作为国家金融业主力军不仅与民间借贷主体优势互补、共筑借贷市场，而且与民间借贷规定也密不可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不仅承继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基本规定，也对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过时性的规定进行了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司法解释方式也终结了数年来《贷款通则》修订左右摇摆的不正常现象。以下就该法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进行分析。
企业借贷合法，信贷资金被挪用的风险加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突破了长期以来司法界否定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传统规定，意味着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而相互拆借的资金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此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正视长期以来企业间借贷客观事实，为企业间生产、经营需要等正当融资开辟了合法之路。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上述规定，对企业间开展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必要的资金融通过是显著的利好，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却具有利空的态势，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时刻防范因此所带来的信贷资金被挪用的风险。长期以来，借款人不按照贷款合同约定使用信贷资金已经成为习惯，为规范银行业贷款管理，中国银监会专门制定了“三法一指引”，创新性地推出了“受托支付”方式，防范信贷资金被挪用。所谓受托支付，即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但是，“三法一指引”规范的毕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并非借款人，即便提出诚信申贷的要求，但对借款人而言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故而，贷款被挪用屡见不鲜。甚至银行业监管机构的领导在某些场合亦承认不少企业挪用银行贷款作为办理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保证金，或是将贷款用于购买各种有价证券，包括国债、企业债、股票、基金以及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一些企业和项目之间出于利益关系，将银行贷款交叉使用、连环使用，银行贷款的挪用掩盖了资金使用的真实用途，贷款的预期收益和安全性难以得到保证。企业间因生产经营借贷收到法律保护后，可以预见，借款人挪用银行贷款的行为会更加多见，甚至会出现历史性的新高。在企业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形下，借款人转贷现象时常发生，银行采取的诸多贷后管理措施往往无济于事。按照《流动资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贷款人在发放贷款前应确认借款人满足合同约定的提款条件，并按照合同约定通过贷款人受托支付或借款人自主支付的方式对贷款资金的支付进行管理与控制，监督贷款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第二十六条规定，与借款人新建立信贷业务关系且借款人信用状况一般、支付对象明确且单笔支付金额较大情形的流动资金贷款，原则上应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但是，受托支付并没有解决贷款挪用和转贷问题，只不过增加了实际用款人的一点利用合同受托支付后再转回使用的成本而已。现在民间借贷年利率24%受到法律保护，24%至36%又属于自然之债，只有超过36%出借人的高利贷才不受法律保护，银行正常贷款利息与民间借贷的巨大利差，必然会引发借款人转贷的“理性”冲动，可以断定，在实体经济发展不良的情形下，转贷所产生的超额利润或成为某些不法企业的追逐热点。
允许企业间开展借贷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经营信贷业务，经营信贷业务是国家特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的特许权利。《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保护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而相互拆借的资金并非没有底线，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挪用资金罪规定也十分清晰，但是挪用资金犯罪行为仍然持续发生。转贷无效的法律后果并不能遏制借款人转贷的利益追逐行为，虚假交易、名义联营、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借贷等方式会更加多样、隐蔽，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担忧的不是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而是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整治贷款挪用的不良行为。
“两区三限”原则，银行中间业务创收要有底线。民间借贷利率到底多少合适？这是规范民间借贷争议最大的一点。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将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24%、36%两个具体数字划了“两线三区”：第一条线是依法保护未超过年利率24%的固定利率；第二条线是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24%以上到36%，这个区间是自然债务区，灰色地带，借款人已经支付的无权索回，贷款人主张未支付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如此规定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仅有利于司法界掌握与操作，也仅有利于小额信贷公司稳健经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银行业高度重视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提升，不仅满足了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为商业银行吸引更多顾客，增加其经营利润。但是，该项收入显著提升的同时，也一直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尤其是涉及信贷业务财务顾问费用。2012年银监会提出“七不准”中有六不准与信贷业务密切相关，如不准以贷转存，不准以贷收费，不准存贷挂钩，不准浮利分费，不准一浮到顶，不准借贷搭售，直指商业银行贷款利息为实、中间业务收入为虚的水分问题。账户管理费、财务顾问费、贷款承诺费、融资顾问费等无实质的费用层出不穷，2014年银监会与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对遏制银行业假借信贷业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效果仍然有限，银行业借信贷业务增加中介业务收入本质是对当下资金价格扭曲、价格管制的“报复”性收费，是一种“利率管制下的价格畸形”。“七不准”也好，《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也好，毕竟是监管要求，属于银行业合规经营监管范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不同于1991年的颁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明确不适用于银行业借贷业务，但客观上为银行假借信贷业务创收划了一条底线，民间借贷利息既然有了“两线三区”，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更不能没有底线。
民间借贷涉罪，银行借贷并非先刑后民。长期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及客户利益的内外勾结犯罪，银行业金融机构往往以“先刑后民”作为挡箭牌，强调这一点的尤以纪检监察、客户投诉管理部门突出。先刑后民既不是我国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不是有效解决银行与客户纠纷的最佳途径。所谓的先刑后民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银行发生刑民交叉的与客户诉讼案件，并非一律先刑事后民事。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中止诉讼。《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一步进行了规范，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做出不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因涉及犯罪而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权益相关的，并非一律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必须中止审理。对于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涉嫌犯罪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担保权人有权担保人，担保人须依法承担担保责任。
高利贷行为以牟利为目的，逃避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贷款利率明显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严重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2003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武汉市公安局侦办的涂汉江发放高利贷案给公安部经侦局的《关于涂汉江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性质认定问题的复函》中明确答复：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数额巨大，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虽然法律上可将高利贷的放贷行为归于非法经营行为，但如何区分民事借贷与非法经营行为却依旧是个难题。这使得许多从事高利贷非法经营业有空子可钻。
本案中，应某等人的高利贷行为因与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对警方立案侦查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民间借贷是朋友、亲戚、同事之间为解决燃眉之急互相之间进行资金的借贷，是向特定关系人进行的资金出借的一种行为。而应某等人都是通过中介人、关系人、小广告、发短信等形式向社会资金出借的信息，是向不特定的公众放贷。他们出借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上，在资金借款人没有办法及时将本金和利息归还的情况下，经常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以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向这些借款人进行暴力威胁催讨，这就有别于一般的民间借贷行为，有非法经营行为的嫌疑。
但是，类似应某放贷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案件，在社会上并不少见。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在银行不肯放贷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民间高利贷者调头寸的大有人在。对此，汤伟康教授认为，高利贷违反了国家的金融监管制度，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的准入、竞争、交易等秩序，特别是放贷者在借贷人不能按时偿还本息时，采用殴打、恐吓、拘禁等暴力手段讨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极易引发其他犯罪，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高利贷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还在于市场需求大。
本案中的20名受害者皆为中小企业经营者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金融危机导致一批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中小企业因为自身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往往无法顺利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不少经营者为了维持企业运转或生存,只好向高利贷者融资。他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当加强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监管，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为中小企业开辟一个融资渠道，让社会闲散资金有一个合法的借贷渠道。
据了解，为了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国在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如在山东济南，部分资产规模比较大、经营信誉比较好的民间借贷公司已被收编，成为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目前全国已经有10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但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至今尚不明确，业务开展也很困难。正是这些原因，为高利贷经营者存在制造了生存条件。
近年来，鉴于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严重危害，一些司法工作者一再呼吁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贷罪”。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李法官就是其中之一。她指出，高利贷至少有四大危害：
对国家金融秩序的冲击。在我国，贷款业务是专营业务，它严格的区别于民间借贷。但由于其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批和相对繁琐的手续，这就给了高利贷者以可乘之机。高利贷者通过私自发放借款，获取高额利益，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在实质上形成了国家和地下两套金融体系。
高利贷中蕴藏巨大的风险。由于这种地下金融体系并不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发放者和借贷者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发放者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借贷者存在被高额利息拖垮的风险。不少借贷者为巨额高息所累，家破人亡。
高利贷成为多种犯罪的诱因。由于高利贷所导致的非法拘禁、绑架、故意伤害等案件目前已经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
高利贷已经成为黑恶势力敛财的主要手段。由于高利贷所蕴藏的巨大风险，一般人难以保证高利贷的回收，所以绝大多数高利贷都被社会中的黑恶势力所把持，只有他们才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保证高利贷本息的回归……
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的多，商业银行的少。我县法院2004年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的占收案总数的 80%；银行向法院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金融部门不及时，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二、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经济政策原因。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方面的原因。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方面的原因。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三、 防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一）树立全民诚信观念，努力创建信用城市。诚实信用是安身立业之本，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信用东营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全民诚信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使政府成为群众信赖满意的政府，企业成为社会公认、放心的企业，个人成为“明理守信”的公民。
（二）强化金融部门内部管理，依法规范信贷活动。一要严格贷前审查，依法放贷。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前，要严格执行有关审批和审查制度，切实按照《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规范贷款行为，提高贷款质量，对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还贷能力和担保人的实际担保能力及主体资格要认真加以考察，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按时收回；对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决不能盲目采取“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解决还贷问题。二要加强贷后监督，依法管贷。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后，对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要加强监督，防止借款移作它用或用于不正当活动，以保证贷款的使用效益；三要杜绝“三款”现象，抵制行政干预。金融部门要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人员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从根本上杜绝“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现象，对于信贷人员以贷谋私的，要依法予以惩处；同时还要坚决依法自觉抵制行政干预，对行政部门搞地方保护主义，只顾本地方、本部门一时利益，不顾贷款投向和安全性，利用行政命令形式干预金融部门放贷的应坚决予以抵制。四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收贷。金融部门对于借款人贷款到期不还的，应尽早向法院，积极依靠法律手段依法收贷。发生借款纠纷，只有及时诉诸法律，才能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也便于法院及时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收贷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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