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犯罪概念
金融犯罪的概念是金融犯罪理论中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
“名者,实之宾也”。[2]这句话是说概念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内容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我们经常将概念和语义混淆。[3]这种混淆的结果是将区分该对象和另一些对象的特征作为是该对象和其他对象特征,即将特殊特征误认为是本质特征。这种误解同样存在于我国刑法学界对金融犯罪概念的界定中。
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金融犯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的一切严重危害金融秩序,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4]金融活动指金融主体在金融市场中一切与金融有关的活动,调整金融活动的法律法规包括金融法、民事法律法规和经济法律法规和行政法律法规等。[5]按照这种定义,金融犯罪具体包括经济犯罪(包括狭义的金融犯罪)、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罪等。以设立金融机构过程中涉及的犯罪为例来分析之。众所周知,设立金融机构必须经有关金融主管机构的批准和符合公司法的规定。首先,按法出资和募集资本;其次,按照有关金融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必须具备设立该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注册资本;再次,必须有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取得批准文件和领取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最后,申请设立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行为人可能触犯的犯罪有: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行贿罪;受贿罪;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等等。这种大而化之(或称之为广义)的金融犯罪概念基本上将整个刑法基本上变成了金融刑法,其研究意义令人质疑。究其原因是这种定义没有把握金融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本质特征,即金融活动不是金融犯罪的本质特征,而只是其特殊特征,它仅具有将金融犯罪与某些犯罪(如自然犯)区分开来的功能,但不能将金融犯罪与其他所有的犯罪相区别。
可见,把握金融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界定金融犯罪概念的关键。而金融犯罪的本质特征的界定离不开对金融[6]和金融法[7]理论的研究。
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活动以及在信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货币流通。金融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内容包括金融关系、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等要素;其核心是金融关系。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统称为金融法。金融关系是在金融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是指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督管理活动过程中,同其他金融主体之间发生的、与信用活动和货币流通相关联的各种经济关系,具体包括金融监督管理关系和金融业务关系两大类:
第一类是金融监督管理关系。是指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组织和管理全国的金融事业和对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监督管理关系。具体包括:对金融业务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非法从事金融活动进行查处而产生的金融处罚关系。
第二类是金融业务关系。是指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相关业务活动而与其他金融主体之间发生的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具体包括:
1.因间接融资业务的开展而发生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存贷款主体之间的资金融通关系,如存款关系、贷款关系等;
2.因直接融资业务的开展而发生在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投资、融资主体之间的发行、交易关系,如证券发行买卖关系、承销关系,证券交易买卖关系、行纪关系、证券发行服务与交易服务关系等。
金融关系内容广泛而复杂,决定了金融法的内容也十分庞大。一般而言,金融法律法规的内容可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法、涉外金融机构管理法、货币发行与现金管理法、金银管理法、存款与贷款管理法、同业融资法、金融担保法、票据法、支付结算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金融信托法、融资租赁法、期货期权管理法、外汇管理法等。我国金融法具体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和《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等。这也说明我们研究金融犯罪不能仅以刑法典和单行刑法的规定为研究内容,而应当将金融法的规定纳入研究视野。
调整金融关系是金融法区别其他法律本质属性。金融法所规定的违法行为就是指违反上述金融法的规定,破坏金融关系,危害金融秩序的行为。金融犯罪行为是金融违法行为的极端表现形式。那么,违反上述金融法律法规,破坏由金融法调整的金融关系,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行为属于狭义的金融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在理解了金融犯罪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逻辑定义的方法[8]对金融犯罪进行定义。据此,我们认为,金融犯罪是指违反金融法律法规,在金融活动中严重破坏金融关系,使金融秩序受到严重损害,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9]
二、金融附属刑法立法模式
金融犯罪的法律渊源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种形式。金融犯罪的内容与金融犯罪的立法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如何使罪刑关系这一内容更恰当地包容在由一定的立法方式所创制的刑法规范之中。”[10]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金融刑事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主要在金融法律中附随规定金融犯罪,而且,在金融法律中都明确规定金融犯罪的罪状和确定的法定刑,因而其金融法律中的刑事法律条款是完整的刑事法律条款。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刑法典,金融领域的犯罪与刑事责任都规定于金融法律中。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都有统一的刑法典,但除少数金融犯罪如货币犯罪规定于刑法典和单行刑法外,其余的都规定于金融法律中。[11]
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犯罪立法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刑法典中的金融犯罪的内容很少,大部分金融犯罪直接规定在金融法律法规中。台湾刑法典(2003年6月25日修订)分则第12、13章分别规定了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第32章规定了欺诈背信重利罪。[12]其他的金融犯罪除规定在单行刑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1935年7月15日颁布,1973年9月4日修订)中外,大多规定在金融法中。下面以台湾的期货交易法为例,详细说明之。[13]台湾《期货交易法》第112条规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罚金:
(一)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交易所或期货交易所业务者。
(二)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结算机构者。
(三)违反第56条第1项(非期货商除本法另有规定者外,不得经营期货交易业务。-笔者注,以下条文括号中皆为笔者注)之规定者。
(四)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杠杆交易商者。
(五)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期货信托事业、期货经理事业、期货顾问事业或其它期货服务事业者。
(六)期货信托事业违反第84条第1项(期货信托事业于募集期货信托基金,非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为之。)规定募集期货信托基金者。
(七)违反第106条(对于期货交易,不得意图影响期货交易价格而为下列行为之一: 1.自行或与他人共谋,连续提高、维持或压低期货或其相关现货交易价格者。2.自行或与他人共谋,提高、维持或降低期货部位或其相关现货之供需者。3.自行或与他人共谋,传述或散布不实之信息者。4.直接或间接影响期货或其相关现货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者。)、第107条(下列各款之人,直接或间接获悉足以重大影响期货交易价格之消息时,于该消息未公开前,不得自行或使他人从事与该消息有关之期货或其相关现货交易行为。但有正当理由相信该消息已公开者,不在此限:1.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期货业或期货业同业公会或其它相关机构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受雇人或受任人。2.主管机关或其它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公职人员、受雇人或受任人。3.前二款受任人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受雇人。4.从前三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之人。前项规定于董事、监察人之代表人准用之。)或第108条第1项(从事期货交易,不得有对作、虚伪、诈欺、隐匿或其它足生期货交易人或第三人误信之行为。)之规定者。”该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包括擅自经营期货业务罪,非法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内幕交易罪和对作罪,并规定了相关的法定刑。这种附属刑法被称为独立型附属刑法。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股票指数;股票指数期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股指期货逐渐成为风险管理、交易、投资和促进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金融创新。股指期货交易对完善股票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健全股票市场价格机制以及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价格风险规避机制等方面均有积极的作用。200年4月6日,历经四年多的等待与煎熬,我国首批四个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
一、股指期货交易的基础概念
股指期货交易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为进一步明确其法律属性和法律特征,我们有必要先行探讨并明确股票指数、股票指数期货的概念。
股票指数tock Index即股票价格指数,是由金融管理机构或者股票市场服务机构编制的表明股票市场行情变化的一种供参考的指示数字――即股票市场上某一时刻股票价格的平均数与某一基期价格平均数的比值。股票指数综合反映整个股票市场上各种股票之市场价格的总体水平及其变动情况的一种指标,是证券市场的基准,也是市场趋势的表征。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与发展,股票指数成为现代金融技术和投资管理实践的基础工具,部分著名的股票价格指数,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恒生指数等已成为证券市场的“晴雨表。
股票指数期货tock Index utures,简称股指期货,是指以某个股票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金融期货合约。股票指数期货属于金融衍生品的一种,它是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
二、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性质
所谓期货交易,是指期货交易当事人依法在期货交易所以买卖标准化期货合约的形式买卖实物商品、金融商品和期货选择权的行为。期货交易当事人双方以期货交易所提供的标准化期货合同为基础,期货合同成为期货交易形式上的交易对象,实质上的交易对象是期货合约中载明的期货商品。与之相一致,股指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进行的股指期货合约的买卖,股指期货合约是指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条款和方法设立的当事人双方约定在将来一定时间交收款项的协议。
美国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C编制的《派生市场、产品和金融中介的国际管理:共同分析框架和管理规定提要汇总表993)》,不仅把期货、期权交易规定为派生产品交易,还认为“派生物是规定以某此基础手段、投资、货币、产品、指数、权利或服务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派生物本身并不授予或转移基础权益;当基础权益到期或履行时,才产生基础权益、权利的转移。“转移是作为一项单独交易的组成部分而发生的。
988年日本《金融期货交易法》第2条第4项规定:“本法所称金融期货交易,是指依循金融期货交易所规定之基准及方法,于金融期货市场中,为下述交易:a.当事人于将来一定时期内,约定接受通货等及其对价之买卖交易,而于转卖或买回该买卖标的之通货等时,得接受差额以为结算之交易。b当事人约定,就作为金融指标之数值,预先约定之数值下称约定数值,与将来一定时期该金融指标实数值之差,而基此差额计算金钱接受之交易。c.当事人授予他人金融选择权,而他方支付对价之交易。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是指以国债为合约标的物的期货合约买卖。因此可见,国债期货交易是通过国债期货合约买卖的形式以实现买卖国债的最终目的。
综上,笔者认为,金融期货交易虽然在形式上是金融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选择权的买卖实质上却是金融标的、金融选择权的交易。与之相应,股指期货交易虽然形式上是对股指期货合约的买卖,实质上是对指数标的的买卖。不难理解,股指期货合约具有双重身份:其一是股指期货交易据以进行的当事人双方按照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标准条款和方法所订立的合同形式;其二是股指期货交易的形式上的对象,而事先约定的标的物才是实质上的交易对象。
三、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特征
股指期货交易与股票交易、商品期货交易紧密相联,交易制度也颇为相似。因交易标的、交易方式不同,股指期货交易与股票交易、商品期货交易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又具有其独特的法律特征:
一股指期货交易与股票交易
股指期货交易和股票交易都是证券市场交易的组成部分,具体交易技术手法几乎一致。但鉴于股指期货的期货特性,其又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交易标的不同
股指期货交易是以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股票交易是以上市公司股票为交易标的。股票交易目的在于投资,获取收益;股指期货交易目的主要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或投资获利。
2.资金杠杆率不同
股指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保证金一般为5%―0%左右,投资者只需按合约价值交付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进行交易,具有杠杆效应。股票交易则为实盘交易,即“一分钱,买一分货,不存在资金杠杆操作。
3.交易风险不同
股指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投资者可以只交纳很少一部分保证金即参与交易,交易风险被资金杆杠效应无限放大。股票交易的风险以投入的资金为限,交易损失不可能超过投入资金。
4.信用机制不同
由于风险巨大,与股票现货交易相比,股指期货交易采用多重信用保证机制,如会员资格审批制度、保证金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涨跌停制度、限仓制度、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等多项风险管理制度。
5.交易流动性不同
股指期货合约交易必须在交易所中进行,期货合约、交割期限标准化;同时,因股指期货交易比股票交易投资额小,可以吸引市场外的游离资金积极入市。从各国股指期货市场实践来看,股指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明显高于股票现货市场。
6.结算方式不同
股指期货采用保证金交易,实行每日盈余结算、当日无负债制度,如果账面金额不足需要追加保证金,否则会强制卖出合约。股票交易中,投资者买入股票后,卖出前账面盈亏无需结算。
二股指期货交易与商品期货交易
股指期货交易原理与商品期货交易类似,均是关于某一标的物的未来交割的标准化合约交易。但由于交易标的不同,二者的具体交易规则又有所不同。因此,与商品期货交易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基础标的物不同
股指期货交易属于金融期货合约交易,其标的物为无形的股票价值指数;商品期货交易的基础标的物为相应商品,基础标的物会发生相关仓储费用。
2.交易周期不同
商品期货交易的价格容易受季节影响,具有季节周期性,比如大豆期货,每年的9月收获月时,大豆期货的9月合约价格一般都较低;商品期货的季节周期性是投资者对商品期货的价格走势判断的重要因素。股指期货交易不存在周期性。
3.风险控制不同
相对来说,商品期货市场更容易出现逼仓情况,即如果该期货标的物属于小品种,投资者的资金实力强大,其可以通过在现货市场上的囤积居奇操纵期货市场价格。股指期货交易中,因股票指数包括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股票,且每只指数股的流通数量都较大,使得投机者很难操纵股票指数;股指期货交易实行现金交割,买卖双方是资金的对抗,不存在交割时货源不足的问题,因而基本可杜绝交割月逼仓现象,维护市场运行秩序。
4.交割方式不同
股指期货交易交割采用现金结算,因股指期货交易标的物为无形的股票指数,无法进行现实资产交割,实际交易时,只需把股票指数按点数换算成现金进行交易,合约到期时以股票市场的收市指数作为结算标准,操作方式简捷灵活。商品期货交易实行实物交割,一旦买方被迫接货,将会收到大批量现货商品。
参考文献:
[1] 强力、韩良著.期货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
[2] 李明良.期货市场风险管理的法律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上海期货交易所“境外期货法制研究课题组. 美国期货市场法律规范.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4] 田源.现代期货大典.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994,第67页。
[5] 张学森.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第期。
关键词：内幕交易；内幕信息；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11-0081-04
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和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
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提出以下三点意见：第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第二是完善制度，有效防控。第三是明确职责，重点打击。在第二点意见中，五部委提出要抓紧制定涉及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保密制度，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接触内幕信息管理办法，明确内幕信息范围、流转程序、保密措施和责任追究要求，并指定负责内幕信息管理的机构和人员。
这一意见，涉及如何认定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的范围和特征，那么内幕信息的范围是什么?内幕信息的特征有哪些?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内幕信息的特征主要有哪些不同的观点?笔者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希望对内幕信息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立法概况
以前我国的刑法中没有关于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规定，对于此行为通常限于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惩治证券犯罪的实践需要，1997年《刑法》才正式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规定为一种证券犯罪。
根据1997年《刑法》第180条规定，所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人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1997年《刑法》规定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仅限于证券犯罪领域，不包括期货领域的犯罪。随着期货市场的出现，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行为应运而生了。为了打击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行为，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适用范围扩展到期货领域。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关于内幕交易罪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内幕交易罪的客观要件，增加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交易”的行为特征；二是将内幕交易的主体范围加以扩大，“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可以作为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实施内幕交易的犯罪行为。
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立法概况，我们可以看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展。
其一，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客观要件来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对象从证券犯罪扩大到期货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行为从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期货的行为，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扩大到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期货的行为。
其二，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要件来看，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现在，不仅包括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而且还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
二、对于内幕信息含义和范围的界定
根据上述《意见》的规定，加强内幕信息管理是防控内幕交易的重要环节，对从源头上遏制内幕交易具有重要意义。
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核心问题是要准确把握什么是内幕信息。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内幕信息进行了界定。根据《刑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内幕信息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这说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法定犯。所谓法定犯，又称行政犯，是指违反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范，并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所规定的犯罪。因而认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的内幕信息需要依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证券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我国证券法采用了综合式的立法模式。一方面，我国《证券法》第7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证券内幕信息的含义。所谓证券内幕信息，是指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期货的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这一款提出了认定证券内幕信息的实质标准，即证券内幕信息必须是对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第67条第二款和第75条第二款明确列举了证券内幕信息的范围。《证券法》第67条第二款规定了十一项公司的重大事件和一项兜底性条款。《证券法》第75条规定了七项内幕信息和一项兜底性条款。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证券法的这两个条文，体现了列举式规定和兜底性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列举性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兜底性规定具有补充性的特点。
这样的立法模式，既有利于为司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又有利于为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将遗漏的事项包含进来。但是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在于，没有规定何为重大性。笔者建议通过证券法修正案的形式或者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对“重大信息”“重大变化”、“重大变更”、“重大损害赔偿责任”、“重大亏损”、“重大诉讼”的“重大”进行定义。
类似我国证券法第75条关于证券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的规定，2007年2月7日国务院通过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对于期货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也采用了综合式的立法模式。首先，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第(11)项明确规定了期货内幕信息的内涵。所谓期货内幕信息，是指在期货交易活动中可能对期货的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这一条例提出了界定期货内幕信息的实质标准，即期货内幕信息应该是对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另一方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第(11)项具体列举了期货内幕信息的范围。期货内幕
信息包括：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期货交易所作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期货交易所会员、客户的资金和交易动向。该条例最后还规定了一项概括性条款，即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该项规定体现了具体规定性和概括性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具体性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概括性规定具有补充性的特点。
这样的立法模式既有利于为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又有利于为适应期货市场的发展，将遗漏的事项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事项包含进来。但是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在于，没有规定何为重大性。建议通过证券法修正案的形式或者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何为“重大影响”、“显著影响”。
三、对内幕信息特征的厘清
关于内幕信息的特征，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内幕信息的特征具有未公开性和敏感性。有的学者认为，内幕信息的特征具有秘密性和重要性。有的学者认为，内幕信息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必须是具体的；二是必须不为一定的人所知。三是具有对证券价格造成重要影响的可能性。有的学者认为，内幕信息具有四个特征：一是真实、准确的信息；二是足以影响股价变动和投资者的判断；三是只能是公司本身的经营、财务等信息；四是尚未公开。
以上关于内幕信息的二特征说、三特征说、四特征说，都将未公开性即秘密性作为内幕信息的一个特征。笔者认为，内幕信息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秘密性，二是重要性。
所谓内幕信息的秘密性是指内幕信息是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之所以具有“内幕”的性质，就是因为这种信息尚未公开，尚不为普通投资者所知悉。信息一旦公开，其秘密性随之消失，成为广大投资者共同享有的信息，便不再是内幕信息。哪些信息属于未公开的信息?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未公开?
对于“未公开”的认定，西方采用一种“有效市场理论”。陔理论认为，某项消息一旦被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知悉时，该项消息就属于公开的消息。反之，则仍属于尚未公开。
关于信息公开后应否给市场一个消化该信息的时间，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要求。理论上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者认为，信息公开应以市场消化了该信息为标准；否定者认为，信息公开不应以市场消化了该信息为标准，而应以报刊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将信息刊登或传播出去为标准。
笔者认为，信息公开应以市场消化了该信息为标准。只有在市场对信息公开作出反应后或经过合理时间证明市场已消化这些信息后，才应允许实现掌握内幕信息的人从事证券交易。理由如下：
首先，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讲，规定一段市场对信息的消化时间比较合理。因为证券、期货市场上的内幕信息一旦公布于众后，一般的投资者事实上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和理解，而在此之前，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可能已经早已提前消化和理解了信息的内容。如果有关信息一公布，就允许知情人员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话，对措手不及的广大投资者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其次，从证券法相关的法条来看，证券法第45条第2款、第70条和第76条的规定前后不一致，这明显违反了宪法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证券法上的公平原则。由于证券法律规定的不同，就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必然给司法实践中对内幕信息的认定造成困难，难以操作和把握。
我国《证券法》第45条第2款规定，信息公开必须采用市场消化了相关信息的标准。只有信息经法定披露方式公布后，并由市场消化、吸收之后，为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才被允许进行证券交易。
我国《证券法》第76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证券、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这里的“信息公开”，根据我国《证券法》第70条的规定，是指只要实施将信息依法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并且同时将信息放置到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的行为。前类人员以外的人员(包括公司内幕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发行人主管部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工作人员、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工商税务的工作人员；一般投资者以及其他人员等)，只要在上市公司依法将必须披露的信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并且同时将信息放置到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之后，即只要信息依法被披露后，就被允许进行证券交易。
通过比较上述两个法条，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证券法对于这两类人规定了不同的义务。对于前一类人，我国证券法规定了更重的义务。这一类人必须在信息依法披露并经过市场消化后才能进行证券交易。而对于后一类人，我国证券法则规定了较轻的义务。这一类人只要在相关上市公司将内幕信息依法进行披露后就可以进行证券交易。
因而笔者认为，对于为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和前类人员以外的人员(包括公司内幕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发行人主管部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工作人员、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工商税务的工作人员：一般投资者和其他人员等)，应当采用统一的公开的方式，二者都采用市场消化了的信息为公开的方式。这样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证券交易公平的原则的要求。
最后，从证券法规定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来看，应当在信息披露后给投资者消化、吸收的时间，这样才符合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和宗旨。证券法规定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在于确保证券交易行为平等、公平的竞争。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在信息正式公开之前已经对所涉股票的行情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如果在该信息公开后立即进行交易，这对于那些事先不知悉该信息的投资者明显不公，也违反了证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衍生工具；期货；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7-0012-02
一、我国期货市场风险的特殊成因
1.风险管理未系统化，统一化
类似于全球其他国家期货市场管理体系一样，我国虽然也采取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的三级风险管理体系，但是由于我国市场风险体系才初步建立，整个监管工作还存在较大的漏洞，提升了风险发生概率。目前，我国期货市场风险管理还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均衡性，期货市场对风险的防范更多地是靠各市场主体诚信经营，监管工作存在隐患。
2.结算机制风控作用小
结算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通过期货保证金制度控制市场风险。在我国，期货市场结算体系采用分级、分层的管理体系：交易所对会员进行一级结算，会员对所的客户进行二级结算。一级结算过程中，追加保证金难度较小，不易出现较大风险，但是在二级结算过程中，经纪公司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投资者，追加保证金的难度增大。
3.法律体系不完善，对诚信经营的期货经纪公司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
中国期货市场一直以来，没有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被看作我国期货行业走向法制化的里程碑的《司法解释》里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条款存在争议。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已近20年，但是完善的《期货法》仍未推出。法律的缺位增大了期货交易的风险。
4.中国投资者重投机、轻投资
中国投资者有一个显著的心理特征：重投机、轻投资。期货“杠杆作用大，赚钱快”的特征，吸引了大量投机者，使得中国期货市场具有较大的波动，发展不稳定。
二、风险分类
我们认为可以大致将期货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以下分析归类：
1.信用风险：期货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客户，主要是指由于客户穿仓而不能及时追加保证金时期货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来自交易会员类型的期货公司或法人所带来的风险（在股指期货业务中），但是一般情况下取得交易会员资格的期货公司不会面临第二种风险。
2.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就是因为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波动而引起的金融产品价值或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通常包括交易风险、结算风险、交易规则风险（指股指期货特有的熔断机制）、强平风险等。
3.操作风险：我们将期货公司由于规章制度制定的不完善、技术风险、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法律纠纷等因素给期货公司带来的风险称为操作风险。《新巴塞尔协议》第一次将操作风险提了出来并纳入到资本框架协议中。通常，操作风险会在两个层次上体现出来，第一是技术层次上，信息系统或风险测量不完善、不健全、低效滞后，这类风险可归纳为“技术风险”；第二是组织层次上，风险的报告和监控以及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可能出现问题，这类风险可归纳为“组织风险”。在忽视操作风险或不及时争取措施纠正的情况下，均可能导致程度上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三、我国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1.信用风险
有关信用风险，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违约风险”，金融的发展源于信用的发展，信用体系的崩溃必将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瓦解，如何控制信用风险无非是要寻找一个能保证交易按约进行的方法：
第一，建立期货市场信用制度。设立期货市场信用部门或专职信用管理人员，建立严格的业务流程和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制度。证监会应严把检查监督关，建立期货经纪公司及其营业部优胜劣汰的机制，对那些严重违反行业规定或经营不善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实行退出机制。
第二，建立个人征信制度。完善银行信用体系的重点是建立个人征信制度，将个人信用记录备案，并可对个人信用进行评级，经纪公司可根据个人信用记录决定是否接受业务，并可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从而降低二级结算市场的违约风险。
第三，建立统一的结算机构。该机构对所有客户的交易账单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这样就可以解决保证金、手续费收取标准不一，强制平仓执行不严格，透支开仓等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避免恶性竞争。
2.市场风险
对于期货交易的风险防范于管理，一是要加强市场风险分析，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工作的预见性；二是加大监管资源整合力度，强化风险监管协作，提升市场防范工作水平；三是加大力度推进新一代监察系统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市场风险监控手段。
2.操作风险
第一，保证金制度。客户保证金的收取比例由期货经纪公司资助规定，单一有关法规规定不得低于交易所对会员收取的交易保证金。该保证金属于客户所有，期货经纪公司除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为客户向期货交易所交存保证金，进行交易结算外，严禁挪作他用。
第二，每日结算制度。期货交易所的结算实行分级结算，即交易所对其会员进行结算，期货经纪公司对其客户进行结算。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当日交易结算后，及时将结算结果通知会员。期货经纪公司根据期货交易所的结算结果对客户进行结算，并应当将结算结果及时通知客户。
第三，完善法律体系。改变现有法律体系中不合理的法律条款，保护期货经纪公司权益，建立由过错方共担风险机制。当市场出现风险，造成客户大范围穿仓损失时，要建立由市场主体各方根据错误的大小共同承担损失的机制。首先，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应由风险准备金弥补。其次，对非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应改变目前期货经纪公司为风险主要承担者的现状，按市场主体各方错误的大小，由过错方共同承担风险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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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正庆，《证券知识读本》(修订本)[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关键词]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套期保值与投机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日均2 400亿元的假设下股指期货将提升证券业收入的10％左右。按照成交额每天1 800亿元至2 800亿元计算，预期股指期货将为券商带来163.4亿至254.1亿元左右的收入。庞大的市值交易必然引发其税收课征的问题，然而，当前有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仅对货物期货交易的增值税和金融期货交易的营业税有所规定，对金融期货交易是否以及如何课征所得税则并无规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应当课征所得税、应当按何种所得进行征税、避险或投机交易是否将影响其税负的承担等，也成为当前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保证公平课税，有必要对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期货交易的所得课税问题予以研究。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可税性分析
不主张对股指期货征收所得税的学者认为，期权或期货交易均为保证金交易，其交易额是一种虚拟金额，且其交易结果具有零和性的特点，即多空相抵以后结果为零。就整个期货市场而言，多头部位的盈余总是与空头部位的亏损相一致，反之亦然。整个市场的财富总量不变，亏盈数额的划转只是一个存量的调整，完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整个市场的资金总量是不变的。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发生转移。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交易各方收入的再分配，其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作为非新增的价值并不应当纳入所得课税的范围。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如果国家对其课税，无疑将使期货市场上的资金(私有财产)以税收的形式转化为国库资本，产生资本课税的后果。既然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股指期货交易似乎并无课税问题。
对具有零和性，或者说不能自我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股指期货交易而言，其交易者所取得的收入是否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实际上正体现了应税所得是否应当为“新增价值”的税法争议。应税所得的概念界定在当前各国所得税法乃至学界研究中均无统一定论，其主要的代表学说为所得源泉说、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尽管各学说所确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差别巨大，但仅有所得源泉说认为个人所得原为国民所得的一部分，凡经济活动致新的社会生产发生，而有助于总体经济生产提升，才能作为课征对象。除此以外，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均认为应税所得的概念并不应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应根据个人的利用性予以确定，即所得税课征的正当性，不在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进，而在于个人对某项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支配或消费能力，依照量能课税原则是否应当负担纳税义务。根据当前通行的haig-simons的应税所得概念，在期间的起止点间所改变的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市场价值，即应构成应税所得。依此观点，应税所得应为可供使用消费以满足私人欲望的财产，一项所得是否为应税所得，并非从整体经济成果加以判断，无论其是否为社会新增财产或价值，只要构成以个人对财产的使用支配、用于消费与投资的可能，即可认定为构成应税所得。
我国应税所得的确立并非遵从所得源泉说，而是将评价应税所得的标准置于收人取得对个人消费权利的改变，即税收的课征是以单个主体作为衡量基础的，即以个人取得的收益是否符合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来判定是否应当承担纳税义务。只要一项所得可能增加可供个人消费的财产，无论其来源如何，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从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所明确列举的10项所得类型和《企业所得税法》列举的9项所得来看，既包括了作为社会新增价值的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类型，也包括非新增价值而仅是财产重新分配的偶然所得和接受捐赠收入等所得类型。尽管各类所得来源形式各异，但均为经由市场交易而增加个人消费权利的财产增加。
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益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不能决定其是否为应税所得，而应当判断交易的发生是否改变纳税人可供支配的财产范围。在现代社会中，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决定其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作为典型的期货交易形式之一，股指期货交易为企业提供了风险转移的途径，具有为市场主体管理价格风险的经济功能。“期货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使生产商、交易商和各种商品的处理商可以通过套期保值向投机者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随着交易发生而转移的风险一旦发生，则必然导致相应的财产分配在交易参与者之间发生相应的变动。就套期保值者而言，参与期货交易支付的保证金和其他费用是为实现风险转移而支付的成本，但同时也能够利用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之间的价格差额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对投机者而言，由于风险的承担也将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期货交易的发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财产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状况，进而改变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产生了投入交易中的财产在交易当事人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供当事人支配的财产因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而改变。对于特定交易者，因股指期货交易获得的价差收入能够满足其新的消费或投资的需要，这将使其可支配的财产范围有所增加，其整体消费能力和投资总额将有所提升，其税收负担能力也将因该经济价值的增长而得以重新评价。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入同样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从而对其课征所得税。
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商业属性则是将其纳入课税范围的另一重要根由。正如澳大利亚mctiernan法官在r v.connare exparte wawn(1939)一案的判决中所指出，与单纯转移财产而不产生任何直接利益的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更提供了直接的利益。lord donaldsonmr法官在另一判决中认定，金融市场以满足真实的商业需求为目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通过增加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金融市场的“生产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通过及时将各种有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出现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 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相同数量的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而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仅仅是国民财富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并非仅仅是财产数量的此消彼长，相反，期货交易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同样将产生与现货交易相同或类似的“价值增加”，应当将其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因此，“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也应当予以课税”。
二、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之争
争议一：股指期货交易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课税。
当前我国尚未对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取得的净所得如何征税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性质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成为认定其所得属性众说纷纭的根源所在。有学者认为，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可以作为有价证券，可适用税法中“财产转让所得”的应税项目，按20％的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
股指期货合约是否为“有价证券”仍不无疑义。尽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有价证券为“财产”之一，但对“有价证券”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根据《证券法》第2条的规定，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国务院并未对股指期货合约是否属于有价证券予以认定。有价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其本身所代表的财产权利能够使其持有者凭此直接取得一定量的商品、货币或是取得利息、股息等收人。但股指期货合约所代表的权利是股票指数在特定情况下的处分权利和义务，该合约并不能为其持有人直接产生任何的收益，只有在发生转让行为时，才能取得价差收益。因此，股指期货合约并非当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价证券”，将其视为有价证券而对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值得商榷的。
争议二：股指期货交易按“偶然所得”课税。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股指期货交易由于其投机性和本质上的“”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行为而确定其税收待遇。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案例涉及以现金结算而未实际交付的期货交易合约的课税问题。澳大利亚税务局在其针对金融价差合同的课税规则中，亦肯定在特定的情况下，金融价差合同仍可能构成行为，从而免予承担纳税义务。事实上，股指期货交易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是否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交易者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合约与股票指数市场价格的关系。决定其价值的股票指数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并无差别。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具有投机和随机性。如果股指期货交易为行为，依照中国税法，其所得即应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应按偶然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均具有不确定性和投机性，但两者仍存在根本的分歧。在英国国内收入指引11l0a——“了解衍生品合约：规范衍生品”中指出，尽管衍生品合约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交易意图的不同决定其与行为有着根本的差异。基于套期保值和投资目的而缔结的衍生品合约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因此，是真实的商业交易行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则认为盈利目的、投资技术性是股指期货交易与以娱乐为目的的行为根本区别之所在。股指期货的价格风险是市场所固有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交易并不影响其存在，而的风险则是人为创造。股指期货交易者仍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就所面临的风险及市场合理价格做某种程度的估计，虽不能完全把握所有市场变量，但大体上尚能对股指价格的变化做理性的分析。而将结果完全归于偶然事实的发生，参赌双方完全不知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仍有根本的区别，尤其在投资人以避险目的参与交易的场合，区别更是至为明显。股指期货交易所得不应被视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而予以课税。
争议三：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属于可免税的“保险赔款”。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股指期货合约为射幸合同，但认为其在满足使用者规避风险与保值的需求上，具有与保险合同相同的特性。股指期货的最终使用者大多为了避免市场波动而导致其商业活动中所握有部位的不利变化而买卖金融衍生工具。这种交易方式系为防范市场风险、规避价格波动的目的，即避险目的。而股指价格所取决的不确定事件(如利率、汇率等市场因素)，与当事人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构成了“保险利益”。如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保险合同的性质，合约当事人所取得的收益具有保险补偿款的性质，则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在股指期货交易基于投机而非避险目的，其目标应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规避所持有的现货部位交易的市场风险。由于其承受的市场风险是单向的，当其对市场的预测与实际发展趋势一致时，投机交易者即可获得利益，其获利额度并不受任何限制。而在保险合同中，损失填补原则是确保保险功能实现的重要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受领的保险给付不得超过所受实际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中所取得的收入并非单纯意义上对交易者已遭受损失的补偿，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所指的“保险赔款”的免税范围。
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确定直接关系到其税负的计算和征收方法，对于确定所得来源地，进而确定其税收管辖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判定其交易所得的属性。
三、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属性的考证
如前所述，将股指期货交易视为有价证券转让或是保险合同、合同都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决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很难被纳入“财产转让所得”、“保险赔款”或“偶然所得”进行课税。那么，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性质对认定其所得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从各国的现有规则来看，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规则是以股指期货交易系买卖合同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对交易标的的认定则存在分歧，如德国认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的是高度抽象而无法进行物理化交割的股票指数，英国则认为交易标的为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国内学界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法律性质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买卖期货说”、“买卖期货合约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三种理论均认为股指期货合约属于买卖合同，但股指期货合约为买卖合同，则合同履行的结果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由此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为“财产转让所得”。然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9款的规定，“财产”是指“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财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 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如依照“买卖期货合约说”，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亦即期货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似乎可以将其归属于财产中的“债权”项目。然而，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何为“债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但税法上的“债权”，并不具有与民法上债权作为“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相同内涵与外延，而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货币借用行为而发生的权利。因此，尽管根据民法规定，股指期货合约包含了债权的内容，却依然难以归人税法中视为“财产”的“债权”的范围。实际上股指期货交易是否为“合约买卖”仍是值得怀疑的。从实际交易过程来看，投资者建仓行为是其缔结远期交割合同的过程，对冲平仓则是以缔结新的一份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冲销原有的合约，投资者并无转让其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是由于其同时持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笔合约，新合约的履行恰好可保证原合约的实现，通过结算系统即可促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了结投资者参与交割与清算的义务。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并非“合约买卖”。
根据“买卖期货说”的观点，股指期货交易是交易者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约进行股票价格指数买卖的行为，其标的物是通过某种方法编制出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其涨跌情况。然而，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非实物存在的经济符号，本身并无价值，似乎难以归入所得税法所认定的“财产”范围。有学者认为，尽管股票指数是无法交付的东西，在期货交易中只能以现金作为结算手段，但只要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物”同样可以成为买卖交易的“物”。但正如该学者所强调，一个虚拟的东西可以拟制为法律上的物，必须是在该物上能够设定实在的、现实的、能给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权利。股票指数是客观存在的一组数据，其数值的涨跌只与若干股票价格变动有关，实际上仍是不足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在股票指数之上也难以设定足以带来确定利益的任何权利。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并非“财产”，并非股指期货交易的客体。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管理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以一定的货币投入而承担、转移或管理一定的风险。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股票价格指数不过是未来特定时间内的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称载体。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每一时点的股票价格指数反映了该特定时点股票市场的风险。此种风险能够被量化为货币价值。尽管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的存在物，但其所代表的风险则是实际存在且能以货币予以表达的。股指期货合约的缔结，并不在于实现股票价值指数的转移占有，而是通过合约的缔结获得在未来特定时点规避或承担特定风险的机会。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以一定的货币为代价，对未来风险的移转与承担达成合意，其标的为特定时期内的风险管理权。交易一方当事人让渡风险管理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方则取得风险管理权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在此交易中，股票价格指数并非双方交易的对象，与其它金融产品一样，只是代表了某一具体类型的市场风险。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高低则反映了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风险管理权的价值。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约，该权利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以指数的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化。随着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财产在当事人之间的变动。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的风险管理权同样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财产”，因其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财产增减应当产生税法的效果。
四、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与课税规则的构建
在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应税事实的性质和所系属的税法规则即可相应地确定。但作为新型金融交易方式，在现有规则不足以将其涵盖其中的情况下，应有必要对此税法漏洞予以弥补，构建相应的课税规则。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
股指期货交易为买卖合约，将导致作为财产权利的风险管理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或“资本利得”，交易的具体环境也是认定其所得类型的决定性因素。
1 交易主体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股指期货交易是为市场主体提供风险转移和投资的新型交易工具，但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方式、意图等各有不同，这决定了不同主体参与下的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性质的差异。在英国，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缔结的股指期货合约将不适用金融工具立法，不能以会计为基础计算交易的利润或损失。在澳大利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构成交易主体的日常经营事项是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交易主体以系统化、有组织和类似营业活动的方式缔结交易且交易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则交易所得构成普通所得进行课税。如交易主体以盈利为目的而非经常性地缔结交易合约，则交易所得构成转让所得进行课税。
2 交易目的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从当前世界范围的课税规则和征税实践来看，交易目的被视为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性质差异的又一决定因素，尤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将期货交易区分为避险交易和非避险交易，分别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根据这一规定，如果一项股指期货交易具有投资目的，则应适用第1256节的规定，其所得为资本利得，按照60％长期资本利得和40％为短期资本利得进行课税。反之，如果纳税人在其日常交易或营业活动中缔结该交易，目的在于减少纳税人持有或将要持有的财产的价格改变或币值波动的风险，或减少纳税人借人或纳税人承担的义务的利率或价格改变或汇率波动的风险，且在交易缔结日结束之前纳税人已明确确认该交易的目的在于避险，则该交易为避险交易，适用第1092节有关跨式部位的规定，交易所得或损失一并计人被避险交易，按被避险交易的所得性质进行课税。在德国，也肯定了对单个资产进行避险的交易，可计人该资产的收益和费用，但对于整体性的避险交易则通常不予以认可。
3 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下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类型的确定与完善。如前所述，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并不属于“有价证券”，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其他财产”并无明确规定，可以说，以股指期货合约作为表现形式的风险管理权这一项新型的财产性权利所产生的所得，并未涵盖于当前的应税所得的范围中。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法无明确规定则无税，要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进行课税，必须以税法的修正作为前提。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对税法概念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新的所得类型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因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支付的对价将改变交易主体可支配的财产范围，其交易结果应当产生税法后果。因此，有必要修改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以将其涵盖其中，从而对其进行征税。
利用股指期货交易规避风险，是利用被套期项目与股指期货之间价格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减少交易者所承担的整体风险。由于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存在同向联动效应，若日后市场价格变动使交易者在现货市场上受损，在期货市场上则能够获利，从而损益相抵，实现保值的目的。因此，如对套期保值交易适用与投资性交易相同的税收规则，税收成本将大大削弱套期保值的效果，即可能对有效的套期保值策略设置障碍，影响股指期货交易的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功能的发挥。因此，应有必要区分套期保值交易和投资型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交易本身并无独立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规避被套期项目的风险，因此，其收益和费用的性质根据被套期项目的性质确定为经营利润或财产转让所得等类型，适用相应的税法规则。而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的让渡和风险的承担而实现盈利的目的，以价差作为主要的收入形式。因此，应当以“风险管理权”作为新型的财产权纳入所得税法中的“财产”的范围，以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征税。
从股指期货交易的参与主体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者和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交易者，股指期货套利是期货市场一种重要交易方式。就我国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况来看，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规定，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投资于股指期货交易，只有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当前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并无必要专门建立一套专为金融机构适用的所得税规则。
(二)股指期货交易的具体课税规则的构建
1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由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与被套期交易的关联关系，股指期货交易的收入记为被套期交易的所得，发生的费用和亏损则记为相应的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之间的套期与被套期关系的前提下，现有课税规则已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课征。当前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17、18条详细规定了套期保值关系的确认，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成立套期关系，即当企业对套期关系有正式指定，与具体可辨认并被指定的风险有关，且最终影响企业的损益，该套期预期高度有效，且符合企业最初为该套期关系所确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其有效性能够可靠地计量，在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高度有效。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套期关系确认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
在课税时点方面，由于以套期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为被套期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应当与被套期项目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匹配。为此，在股指期货交易履行完毕时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而是推迟到被套期项目被处分时才确认相应的收益和费用，从而确定相应的纳税义务。
2 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收益为“财产转让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这一所得类型的相应税法规则进行课税。但由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特殊交易途径、方式所决定，其与一般财产转让所得有着巨大的差别。为此，在所得税法中应对此予以明确的规定，在保证国家征税权的同时，避免因不当的课税而妨碍股指期货这一新型投资方式的发展。
为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纳税义务，应有必要对收入范围的确认、交易费用的扣除和交易损失的弥补三个方面予以规定。一般而言，股指期货交易以交割、平仓或对冲三种方式了结交易关系。由于股指期货本身的非物理特性，无法进行实物的交割，而以现金的结算为合约义务的履行，双方结算时交付的现金为该交易的收益或损失，在扣除交易费用后作为应税所得。在以平仓了结期货交易关系时，由于买入或卖出的股指期货合约与其持有的合约的品种、数量、交割时间相同但方向相反，交易者的结算义务发生抵销，因此，初始合约与平仓合约之间的价格差额即为交易者的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为应税所得。以对冲了结交易关系，实质上是转让已取得的风险管理权或重新取得已转让的风险管理权，因此，该权利取得价格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差异即为交易者的收益，扣除交易费用后以计算其应纳税所得。对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发生的亏损能否进行扣除的问题，如交易者为企业，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扣除。但《个人所得税法》中并未规定投资亏损的扣除。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具有高投资风险，如果只对其收益课税而不允许其损失扣除的话，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承担所有的投资风险。这将使得仅有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愿意进入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进而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投机者分担市场风险，市场无法保持高度流动性，最终妨碍股指期货交易的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因此，应当在税法中肯定股指期货交易损失的扣除，政府为投资者分担部分投资风险，以增加股指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尤其重要。因此，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可以用当年度的投资收益进行弥补，但考虑到我国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尚不健全，可将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的弥补仅限于以当年度在股指期货交易中实现的收益，避免因损失的弥补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
就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时点而言，当前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均采用“盯市法”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而日本、荷兰等国则采用损益实现法。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第41条的规定，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因此，即使股指期货交易尚未了解，但其价值的变化在当日均在账户中予以反映。对于交易者来说，这种价值的变化是现实且确定的，因此，其损益并非在股指期货合约处分时才形成，在每个交易日都会产生相应的盈亏，由此产生一定的税法后果。但按日以合约结算情况计算应纳税额无疑将极大地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以每一纳税年度作为计算股指期货交易收益和损失的期间，即于每一纳税期间期满时，所有的金融交易按市值计算其损益，由持有人列账，当做已出售处理，对所有金融交易按同一方法，计算同一时点的损益，在交易到期或合同履行完毕时再进行调整。
五、结语
股指期货交易真正在我国发展尚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此为起点，我国必然迎来更多的虚拟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体规模。对其征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将对于税收公平在整体经济领域中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股票价格指数对于任何成本的增加的反应都极为灵敏，税负的改变会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以合理的税负，既保证课税公平的实现，又避免对其发展造成妨碍，便成为未来立法的重中之重。而这在金融创新高度发展的今天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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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套期保值与投机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日均2 400亿元的假设下股指期货将提升证券业收入的10％左右。按照成交额每天1 800亿元至2 800亿元计算，预期股指期货将为券商带来163.4亿至254.1亿元左右的收入。庞大的市值交易必然引发其税收课征的问题，然而，当前有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仅对货物期货交易的增值税和金融期货交易的营业税有所规定，对金融期货交易是否以及如何课征所得税则并无规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应当课征所得税、应当按何种所得进行征税、避险或投机交易是否将影响其税负的承担等，也成为当前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保证公平课税，有必要对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期货交易的所得课税问题予以研究。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可税性分析
不主张对股指期货征收所得税的学者认为，期权或期货交易均为保证金交易，其交易额是一种虚拟金额，且其交易结果具有零和性的特点，即多空相抵以后结果为零。就整个期货市场而言，多头部位的盈余总是与空头部位的亏损相一致，反之亦然。整个市场的财富总量不变，亏盈数额的划转只是一个存量的调整，完成了一次财富的再分配。整个市场的资金总量是不变的。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会产生收益，而只是投资者之间的收益发生转移。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交易各方收入的再分配，其税基具有明显的虚拟性，作为非新增的价值并不应当纳入所得课税的范围。既然股指期货交易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如果国家对其课税，无疑将使期货市场上的资金(私有财产)以税收的形式转化为国库资本，产生资本课税的后果。既然税收应仅对财产增值额征收，在经济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价值产出，对股指期货交易似乎并无课税问题。
对具有零和性，或者说不能自我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股指期货交易而言，其交易者所取得的收入是否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实际上正体现了应税所得是否应当为“新增价值”的税法争议。应税所得的概念界定在当前各国所得税法乃至学界研究中均无统一定论，其主要的代表学说为所得源泉说、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尽管各学说所确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差别巨大，但仅有所得源泉说认为个人所得原为国民所得的一部分，凡经济活动致新的社会生产发生，而有助于总体经济生产提升，才能作为课征对象。除此以外，净资产增加说、市场所得说和消费型所得说均认为应税所得的概念并不应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应根据个人的利用性予以确定，即所得税课征的正当性，不在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进，而在于个人对某项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支配或消费能力，依照量能课税原则是否应当负担纳税义务。根据当前通行的haig-simons的应税所得概念，在期间的起止点间所改变的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市场价值，即应构成应税所得。依此观点，应税所得应为可供使用消费以满足私人欲望的财产，一项所得是否为应税所得，并非从整体经济成果加以判断，无论其是否为社会新增财产或价值，只要构成以个人对财产的使用支配、用于消费与投资的可能，即可认定为构成应税所得。
我国应税所得的确立并非遵从所得源泉说，而是将评价应税所得的标准置于收人取得对个人消费权利的改变，即税收的课征是以单个主体作为衡量基础的，即以个人取得的收益是否符合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来判定是否应当承担纳税义务。只要一项所得可能增加可供个人消费的财产，无论其来源如何，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从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所明确列举的10项所得类型和《企业所得税法》列举的9项所得来看，既包括了作为社会新增价值的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类型，也包括非新增价值而仅是财产重新分配的偶然所得和接受捐赠收入等所得类型。尽管各类所得来源形式各异，但均为经由市场交易而增加个人消费权利的财产增加。
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益是否为社会新增价值并不能决定其是否为应税所得，而应当判断交易的发生是否改变纳税人可供支配的财产范围。在现代社会中，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而决定其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作为典型的期货交易形式之一，股指期货交易为企业提供了风险转移的途径，具有为市场主体管理价格风险的经济功能。“期货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使生产商、交易商和各种商品的处理商可以通过套期保值向投机者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随着交易发生而转移的风险一旦发生，则必然导致相应的财产分配在交易参与者之间发生相应的变动。就套期保值者而言，参与期货交易支付的保证金和其他费用是为实现风险转移而支付的成本，但同时也能够利用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之间的价格差额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对投机者而言，由于风险的承担也将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期货交易的发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财产在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状况，进而改变其税收负担能力。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产生了投入交易中的财产在交易当事人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供当事人支配的财产因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而改变。对于特定交易者，因股指期货交易获得的价差收入能够满足其新的消费或投资的需要，这将使其可支配的财产范围有所增加，其整体消费能力和投资总额将有所提升，其税收负担能力也将因该经济价值的增长而得以重新评价。因此，股指期货交易收入同样应当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从而对其课征所得税。
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商业属性则是将其纳入课税范围的另一重要根由。正如澳大利亚mctiernan法官在r v.connare exparte wawn(1939)一案的判决中所指出，与单纯转移财产而不产生任何直接利益的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更提供了直接的利益。lord donaldsonmr法官在另一判决中认定，金融市场以满足真实的商业需求为目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通过增加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金融市场的“生产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通过及时将各种有关的信息反映在有关金融工具的变动中，让市场上的各行为主体(金融交易的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加以消化，从而使实际资源的配置更少出现浪费，减少“沉没成本”，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这便意味 着，随着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上相同数量的资源所生产的东西增加了，而此即经济的“增加值”或“增量”，构成了所有从事期权或期货交易的收入来源。由此可见，股指期货交易并不仅仅是国民财富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并非仅仅是财产数量的此消彼长，相反，期货交易存在创造价值的可能，同样将产生与现货交易相同或类似的“价值增加”，应当将其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因此，“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也应当予以课税”。
二、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之争
争议一：股指期货交易按“有价证券”转让所得课税。
当前我国尚未对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取得的净所得如何征税做出明确的规定。当前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性质存在诸多争议，这也成为认定其所得属性众说纷纭的根源所在。有学者认为，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可以作为有价证券，可适用税法中“财产转让所得”的应税项目，按20％的税率课征个人所得税。
股指期货合约是否为“有价证券”仍不无疑义。尽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有价证券为“财产”之一，但对“有价证券”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根据《证券法》第2条的规定，证券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国务院并未对股指期货合约是否属于有价证券予以认定。有价证券是指用以证明或设定权利所做成的书面凭证，它表明证券持有人或第三者有权取得该证券拥有的特定权益，或证明其曾经发生过的行为。其本身所代表的财产权利能够使其持有者凭此直接取得一定量的商品、货币或是取得利息、股息等收人。但股指期货合约所代表的权利是股票指数在特定情况下的处分权利和义务，该合约并不能为其持有人直接产生任何的收益，只有在发生转让行为时，才能取得价差收益。因此，股指期货合约并非当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价证券”，将其视为有价证券而对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值得商榷的。
争议二：股指期货交易按“偶然所得”课税。
在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股指期货交易由于其投机性和本质上的“”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行为而确定其税收待遇。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案例涉及以现金结算而未实际交付的期货交易合约的课税问题。澳大利亚税务局在其针对金融价差合同的课税规则中，亦肯定在特定的情况下，金融价差合同仍可能构成行为，从而免予承担纳税义务。事实上，股指期货交易以该证券市场价格决定给付因素，由于证券市场价格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投资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其价格变动实际上已成为随机事件，是否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交易者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合约与股票指数市场价格的关系。决定其价值的股票指数无法预知，其变化走势完全不受交易当事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交易实际上与“以未来不确定、偶然的事件确定财物分配”的并无差别。这使合同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后果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具有投机和随机性。如果股指期货交易为行为，依照中国税法，其所得即应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应按偶然所得课征20％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均具有不确定性和投机性，但两者仍存在根本的分歧。在英国国内收入指引11l0a——“了解衍生品合约：规范衍生品”中指出，尽管衍生品合约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交易意图的不同决定其与行为有着根本的差异。基于套期保值和投资目的而缔结的衍生品合约具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因此，是真实的商业交易行为。澳大利亚税务局则认为盈利目的、投资技术性是股指期货交易与以娱乐为目的的行为根本区别之所在。股指期货的价格风险是市场所固有的，投资者是否参与交易并不影响其存在，而的风险则是人为创造。股指期货交易者仍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就所面临的风险及市场合理价格做某种程度的估计，虽不能完全把握所有市场变量，但大体上尚能对股指价格的变化做理性的分析。而将结果完全归于偶然事实的发生，参赌双方完全不知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因此，股指期货交易与行为仍有根本的区别，尤其在投资人以避险目的参与交易的场合，区别更是至为明显。股指期货交易所得不应被视为具有偶然性质的所得而予以课税。
争议三：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属于可免税的“保险赔款”。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股指期货合约为射幸合同，但认为其在满足使用者规避风险与保值的需求上，具有与保险合同相同的特性。股指期货的最终使用者大多为了避免市场波动而导致其商业活动中所握有部位的不利变化而买卖金融衍生工具。这种交易方式系为防范市场风险、规避价格波动的目的，即避险目的。而股指价格所取决的不确定事件(如利率、汇率等市场因素)，与当事人自身利益有密切关系，构成了“保险利益”。如股指期货合约具有保险合同的性质，合约当事人所取得的收益具有保险补偿款的性质，则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在股指期货交易基于投机而非避险目的，其目标应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规避所持有的现货部位交易的市场风险。由于其承受的市场风险是单向的，当其对市场的预测与实际发展趋势一致时，投机交易者即可获得利益，其获利额度并不受任何限制。而在保险合同中，损失填补原则是确保保险功能实现的重要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受领的保险给付不得超过所受实际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中所取得的收入并非单纯意义上对交易者已遭受损失的补偿，不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所指的“保险赔款”的免税范围。
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属性确定直接关系到其税负的计算和征收方法，对于确定所得来源地，进而确定其税收管辖权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对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判定其交易所得的属性。
三、股指期货交易法律属性的考证
如前所述，将股指期货交易视为有价证券转让或是保险合同、合同都是值得商榷的，由此决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很难被纳入“财产转让所得”、“保险赔款”或“偶然所得”进行课税。那么，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法律性质对认定其所得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从各国的现有规则来看，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规则是以股指期货交易系买卖合同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来的，如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但对交易标的的认定则存在分歧，如德国认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标的是高度抽象而无法进行物理化交割的股票指数，英国则认为交易标的为合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国内学界对股指期货合约的法律性质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买卖期货说”、“买卖期货合约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学说。三种理论均认为股指期货合约属于买卖合同，但股指期货合约为买卖合同，则合同履行的结果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由此所取得的所得应当为“财产转让所得”。然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9款的规定，“财产”是指“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财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 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如依照“买卖期货合约说”，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亦即期货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似乎可以将其归属于财产中的“债权”项目。然而，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何为“债权”并无明确的规定，但税法上的“债权”，并不具有与民法上债权作为“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的相同内涵与外延，而仅指传统意义上基于货币借用行为而发生的权利。因此，尽管根据民法规定，股指期货合约包含了债权的内容，却依然难以归人税法中视为“财产”的“债权”的范围。实际上股指期货交易是否为“合约买卖”仍是值得怀疑的。从实际交易过程来看，投资者建仓行为是其缔结远期交割合同的过程，对冲平仓则是以缔结新的一份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冲销原有的合约，投资者并无转让其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只是由于其同时持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笔合约，新合约的履行恰好可保证原合约的实现，通过结算系统即可促成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了结投资者参与交割与清算的义务。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并非“合约买卖”。
根据“买卖期货说”的观点，股指期货交易是交易者通过订立标准化期货合约进行股票价格指数买卖的行为，其标的物是通过某种方法编制出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其涨跌情况。然而，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非实物存在的经济符号，本身并无价值，似乎难以归入所得税法所认定的“财产”范围。有学者认为，尽管股票指数是无法交付的东西，在期货交易中只能以现金作为结算手段，但只要其在法律上予以认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物”同样可以成为买卖交易的“物”。但正如该学者所强调，一个虚拟的东西可以拟制为法律上的物，必须是在该物上能够设定实在的、现实的、能给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权利。股票指数是客观存在的一组数据，其数值的涨跌只与若干股票价格变动有关，实际上仍是不足以为人力所支配的，在股票指数之上也难以设定足以带来确定利益的任何权利。因此，股票价格指数并非“财产”，并非股指期货交易的客体。
股指期货交易是基于管理和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而产生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以一定的货币投入而承担、转移或管理一定的风险。在这一交易活动中，股票价格指数不过是未来特定时间内的股票市场发展变化的风险的表现形式，或称载体。股票价格指数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每一时点的股票价格指数反映了该特定时点股票市场的风险。此种风险能够被量化为货币价值。尽管股票价格指数是虚拟的存在物，但其所代表的风险则是实际存在且能以货币予以表达的。股指期货合约的缔结，并不在于实现股票价值指数的转移占有，而是通过合约的缔结获得在未来特定时点规避或承担特定风险的机会。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是双方当事人以一定的货币为代价，对未来风险的移转与承担达成合意，其标的为特定时期内的风险管理权。交易一方当事人让渡风险管理权，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另一方则取得风险管理权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在此交易中，股票价格指数并非双方交易的对象，与其它金融产品一样，只是代表了某一具体类型的市场风险。股指期货交易价格的高低则反映了未来市场风险变化的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风险管理权的价值。因此，股指期货合约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约，该权利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以指数的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化。随着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发生相应财产在当事人之间的变动。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参照物的风险管理权同样是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切实利益的“财产”，因其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财产增减应当产生税法的效果。
四、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与课税规则的构建
在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的前提下，应税事实的性质和所系属的税法规则即可相应地确定。但作为新型金融交易方式，在现有规则不足以将其涵盖其中的情况下，应有必要对此税法漏洞予以弥补，构建相应的课税规则。
(一)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类型的确定
股指期货交易为买卖合约，将导致作为财产权利的风险管理权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或“资本利得”，交易的具体环境也是认定其所得类型的决定性因素。
1 交易主体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股指期货交易是为市场主体提供风险转移和投资的新型交易工具，但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方式、意图等各有不同，这决定了不同主体参与下的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性质的差异。在英国，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缔结的股指期货合约将不适用金融工具立法，不能以会计为基础计算交易的利润或损失。在澳大利亚，股指期货交易是否构成交易主体的日常经营事项是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交易主体以系统化、有组织和类似营业活动的方式缔结交易且交易具有重复性和规律性，则交易所得构成普通所得进行课税。如交易主体以盈利为目的而非经常性地缔结交易合约，则交易所得构成转让所得进行课税。
2 交易目的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的影响。从当前世界范围的课税规则和征税实践来看，交易目的被视为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性质差异的又一决定因素，尤以美国最为典型。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将期货交易区分为避险交易和非避险交易，分别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根据这一规定，如果一项股指期货交易具有投资目的，则应适用第1256节的规定，其所得为资本利得，按照60％长期资本利得和40％为短期资本利得进行课税。反之，如果纳税人在其日常交易或营业活动中缔结该交易，目的在于减少纳税人持有或将要持有的财产的价格改变或币值波动的风险，或减少纳税人借人或纳税人承担的义务的利率或价格改变或汇率波动的风险，且在交易缔结日结束之前纳税人已明确确认该交易的目的在于避险，则该交易为避险交易，适用第1092节有关跨式部位的规定，交易所得或损失一并计人被避险交易，按被避险交易的所得性质进行课税。在德国，也肯定了对单个资产进行避险的交易，可计人该资产的收益和费用，但对于整体性的避险交易则通常不予以认可。
3 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下股指期货交易的所得类型的确定与完善。如前所述，由于股指期货合约并不属于“有价证券”，是否属于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其他财产”并无明确规定，可以说，以股指期货合约作为表现形式的风险管理权这一项新型的财产性权利所产生的所得，并未涵盖于当前的应税所得的范围中。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法无明确规定则无税，要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进行课税，必须以税法的修正作为前提。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对税法概念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新的所得类型纳入应税所得的范围。股指期货交易的发生，因风险管理权的转移而支付的对价将改变交易主体可支配的财产范围，其交易结果应当产生税法后果。因此，有必要修改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应税所得”的内涵和外延，以将其涵盖其中，从而对其进行征税。
利用股指期货交易规避风险，是利用被套期项目与股指期货之间价格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减少交易者所承担的整体风险。由于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格存在同向联动效应，若日后市场价格变动使交易者在现货市场上受损，在期货市场上则能够获利，从而损益相抵，实现保值的目的。因此，如对套期保值交易适用与投资易相同的税收规则，税收成本将大大削弱套期保值的效果，即可能对有效的套期保值策略设置障碍，影响股指期货交易的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功能的发挥。因此，应有必要区分套期保值交易和投资型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股指期货交易本身并无独立的目的，而是服务于规避被套期项目的风险，因此，其收益和费用的性质根据被套期项目的性质确定为经营利润或财产转让所得等类型，适用相应的税法规则。而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是以风险管理权的让渡和风险的承担而实现盈利的目的，以价差作为主要的收入形式。因此，应当以“风险管理权”作为新型的财产权纳入所得税法中的“财产”的范围，以对股指期货交易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征税。
从股指期货交易的参与主体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者和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的交易者，股指期货套利是期货市场一种重要交易方式。就我国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情况来看，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的规定，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投资于股指期货交易，只有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而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因此，当前金融机构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并无必要专门建立一套专为金融机构适用的所得税规则。
(二)股指期货交易的具体课税规则的构建
1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由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与被套期交易的关联关系，股指期货交易的收入记为被套期交易的所得，发生的费用和亏损则记为相应的损失。因此，在股指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之间的套期与被套期关系的前提下，现有课税规则已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课征。当前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第17、18条详细规定了套期保值关系的确认，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够成立套期关系，即当企业对套期关系有正式指定，与具体可辨认并被指定的风险有关，且最终影响企业的损益，该套期预期高度有效，且符合企业最初为该套期关系所确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其有效性能够可靠地计量，在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高度有效。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套期关系确认做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
在课税时点方面，由于以套期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为被套期项目的组成部分，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应当与被套期项目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匹配。为此，在股指期货交易履行完毕时并不发生纳税义务，而是推迟到被套期项目被处分时才确认相应的收益和费用，从而确定相应的纳税义务。
2 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规则。以投资为目的的股指期货交易收益为“财产转让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这一所得类型的相应税法规则进行课税。但由股指期货交易本身的特殊交易途径、方式所决定，其与一般财产转让所得有着巨大的差别。为此，在所得税法中应对此予以明确的规定，在保证国家征税权的同时，避免因不当的课税而妨碍股指期货这一新型投资方式的发展。
为确定股指期货交易的纳税义务，应有必要对收入范围的确认、交易费用的扣除和交易损失的弥补三个方面予以规定。一般而言，股指期货交易以交割、平仓或对冲三种方式了结交易关系。由于股指期货本身的非物理特性，无法进行实物的交割，而以现金的结算为合约义务的履行，双方结算时交付的现金为该交易的收益或损失，在扣除交易费用后作为应税所得。在以平仓了结期货交易关系时，由于买入或卖出的股指期货合约与其持有的合约的品种、数量、交割时间相同但方向相反，交易者的结算义务发生抵销，因此，初始合约与平仓合约之间的价格差额即为交易者的所得，扣除相关费用后为应税所得。以对冲了结交易关系，实质上是转让已取得的风险管理权或重新取得已转让的风险管理权，因此，该权利取得价格与转让价格之间的差异即为交易者的收益，扣除交易费用后以计算其应纳税所得。对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发生的亏损能否进行扣除的问题，如交易者为企业，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可以进行扣除。但《个人所得税法》中并未规定投资亏损的扣除。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股指期货交易具有高投资风险，如果只对其收益课税而不允许其损失扣除的话，则意味着投资者必须承担所有的投资风险。这将使得仅有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愿意进入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进而导致市场缺乏必要的投机者分担市场风险，市场无法保持高度流动性，最终妨碍股指期货交易的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因此，应当在税法中肯定股指期货交易损失的扣除，政府为投资者分担部分投资风险，以增加股指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在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尤其重要。因此，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可以用当年度的投资收益进行弥补，但考虑到我国个人纳税申报制度尚不健全，可将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损失的弥补仅限于以当年度在股指期货交易中实现的收益，避免因损失的弥补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
就股指期货交易的课税时点而言，当前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均采用“盯市法”确定股指期货交易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而日本、荷兰等国则采用损益实现法。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第41条的规定，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日收市后，交易所按照当日结算价对结算会员所有合约的盈亏、交易保证金及手续费、税金等费用进行清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因此，即使股指期货交易尚未了解，但其价值的变化在当日均在账户中予以反映。对于交易者来说，这种价值的变化是现实且确定的，因此，其损益并非在股指期货合约处分时才形成，在每个交易日都会产生相应的盈亏，由此产生一定的税法后果。但按日以合约结算情况计算应纳税额无疑将极大地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可借鉴美国的做法，以每一纳税年度作为计算股指期货交易收益和损失的期间，即于每一纳税期间期满时，所有的金融交易按市值计算其损益，由持有人列账，当做已出售处理，对所有金融交易按同一方法，计算同一时点的损益，在交易到期或合同履行完毕时再进行调整。
五、结语
股指期货交易真正在我国发展尚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此为起点，我国必然迎来更多的虚拟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值甚至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总体规模。对其征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将对于税收公平在整体经济领域中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股票价格指数对于任何成本的增加的反应都极为灵敏，税负的改变会对股指期货交易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以合理的税负，既保证课税公平的实现，又避免对其发展造成妨碍，便成为未来立法的重中之重。而这在金融创新高度发展的今天仅仅是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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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蔡琛，中国期货市场的税收问题刍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2)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管理；对策
股指期货是金融期货中历史最短，发展最快的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全称是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称股价指数期货、股指，它是一种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即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股票指数期货价格乘以合约乘数就是其合约的价值，作为期货交易的一种类型，股指期货交易与普通商品期货交易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和流程。股指期货具有风险规避功能、价格发现功能和资产配置功能，同时具有跨期性、杠杆性和联动性的自身特点。股指期货具有与期货交易一样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股指期货既具有金融衍生产品的一般性风险，也具有其特殊风险。
一、股指期货风险形成原因及分析
(1)价格波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商品价格上下波动，对于经营者和生产者而言，价格波动性增加了商品的不可预期性，造成生产经营的不稳定性。股指期货交易是以股票价格指数这一虚拟资产作为标的物，使得股指期货交易的特殊运行机制加大价格波动的可能性，产生高风险的机率更大。(2)杠杆效应。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交易者只需支付期货合约一定比例(5％～10％)的保证金即可进行交易，保证金是合约履行的担保，这种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效应，放大了价格波动风险。价格小幅波动，就可能造成交易者损失大量保证金，情状况若恶化，他们极可能无力偿还而违约。(3)非理性投机。在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的情况下，投机者受到利益驱使，往往容易利用自身实力等优势进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活动，这样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影响了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损害了市场中其他交易者正当利益。(4)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管理法规和机制不健全的原因，股指期货市场可能产生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交割风险、信用风险等。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始终存在，监管部门应及时出台、修订和完善各项法规和管理制度，使市场运行机制逐步完善。
二、股指期货监管中的问题
(1)政策干预。从国家体制政策方面来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中国对股市的过度投机中政策干预性之大，在股指期货市场中，容易引起市场的不可预期性，给股指期货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2)信用体系不健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30年，信用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经济生活中失信行为很多，严重影响了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期货市场中，失信行为表现在亏损过大时就故意违规，事态扩大到一定程度，政府就会出面干预，达到违约目的，在缺乏健全的信用机制前提下，股指期货市场很难实现其经济功能，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效果。(3)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没有完备的法律保障，极容易给投机者创造机会，从而产生极大的操纵市场的风险，并且监管制度及法律不完善导致投机功能会失控并产生风险。
三、指期货风险管理对策
首先完善政府的立法管理，交易所自身的行为规范管理以及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三者的结合，保证股指期货市场正常、规范运作，维护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促进股指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控制。使投资者充分掌握各种期货交易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判断能力，制定正确投资策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高效向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机构投诉，要求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此外，期货经济公司应对客户、雇员管理方面有效实施相关规定，严格按照交易所和证监会规定建立和完善内部结算和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好风险并加强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同时将法制建设放在建立股指期货期货市场的首要位置，尽快制定与期货相关的法律，从而形成在统一的期货法规下证监会依法监管与交易所自律管理的股指期货监管体系。
目前，国际金融业出现了混业经营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很多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开展传统金融服务的同时，更多的投入到利润率更高的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在对期货市场风险管理中，应该有效利用其相互关系，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从证券市场的波动，及时发现并有效预防、控制风险。解决股指期货市场风险管理问题需要我国期货市场、证券市场在观念、体制、法规和运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应对期货市场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制订相应对策来促进积极作用的发挥，能够真正发挥股指期货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鲍建平，股票指数期货市场运作与投资策略[M]，深圳：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特征；面临的风险；风险管理
作为一种衍生的金融工具，股指期货同样具备规避市场风险、赚取高额利润的特点，并成为了众多投资者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但需注意的是，衍生金融工具同样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因使用不当而造成的风险。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次贷危机这一衍生金融危机导致的。在股指期货的交易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为了加快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需完善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并根据股指期货的特征与功能，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制定出相应的风险监控体系，以充分保证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股指期货的风险特征
作为市场经济中无形的投资，股指期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加之其无法与股票一样长期持有，因此投资者无法从中分得红利或股息，也就是说股指期货其实是一种“零活”交易。通过对股指期货的发展历程分析来说，其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风险的爆发性
股指期货的交易形态与损益产生的方式与股票完全不同，其是一种表外交易，因此假若客户、股东等未与交易产生直接关系，只是单纯从会计报表入手，很难完全把控股指期货中产生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若遇股指期货风险管理机制无法正常作用，便会将交易失误产生的损失隐藏起来，而一旦这种损失积累到无法隐藏时，风险便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
（二）风险来源的复杂性
在股指期货的交易中，不仅包括股票市场传导来的风险，还包括了股指期货交易过程产生的风险；其风险的来源不仅包括投资者、期货经纪公司，还包括股指期货交易所、股指期货结算所，且还有来源于政府管理的等风险；不仅有国内市场的风险，还有国际市场的风险。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风险，会彼此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加重了风险的复杂性。
（三）风险的放大性
我国的股指期货交易采取的是保证金制度，投资者只需少量资金便可进行数量巨大的交易，这种以小博大的投资行为，会将市场风险成倍扩大。在交易中，若其中一方出现违约行为，都将引发整个市场的履行风险，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四）风险的可控性
虽然股指期货风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但仍可以根据历史资料、统计数据的变化对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与变化进行预测。尤其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工具、数学模型已经被广泛用于期货交易中，很好地预测了风险的产生规律与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行防范，实现规避风险、分撒风险的目的。
二、股指期货交易中面临的风险
在金融市场中，股指期货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金融期货，其风险主要是交易过程中的价格风险，以及业务处理不当或从业人员违规或交易、结算系统不完善造成的风险。
（一）市场环境方面存在的风险
市场环境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在股指期票推出后，所引发的股票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而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风险。第一，市场过度投机的风险。从我国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以及对ST股的肆意炒作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氛围十分浓厚，而股指期货的推出就是为了在风险管理的需求下，实现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的抑制，但由于短期内很难改变投资者的心理与行为，一旦股指期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行为时，便会造成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巨幅波动，从而引发市场风险。第二，市场效率方面的风险。在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中，由于交易主体获取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也不相同。通常来说，由于机构投资者可利用资金及信息方面的优势来影响股票市场，进而实现影响股指期货市场的目的，因此使中小投资者承担着较大的风险；而在杠杆效应的影响下，即便微小的股票指数变动也会造成股指期货市场的巨幅波动。第三，市场流动性风险。如果股指期货市场的深度不够或处于混乱时，就会造成股指期货市场业务量的不足或无法获得市场价格，这时投资者无法及时平仓便会引发市场风险。
（二）市场交易主体方面存在的风险
这类风险主要是由市场投资者的违规交易行为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套期保值者面临的风险。在股指期货市场，有大部分投资者是想借助股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投资者持有的股票现货与股票指数的结构不一致，或对价格变动的趋势预测出错，或对资金管理不当，就会造成套期保值的失败，进而引发市场风险。第二，套利者面临的风险。在我国股指期货的价格是由无风险收益率与股票红利共同决定的，且股票价格的变动也不完全是由股票的内在价值决定的，因此这都加大了套利行为的风险。第三，投机者面临的风险。在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中，投机占有的比重较大，而如果投资者无法在其他市场进行投资，那么就会将自身的投资完全暴露在股指期货的风险下。
（三）市场监管方面的存在的风险
虽然我国当前已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也在多年的监管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我国证券期货监管机制仍不完善，相关的配套细则、法律在未确定，无法有效落实有法可依这一要求。而与其他实行集中监管的国家星币，我国在监管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对法律手段的操作性不强，执法力度不够等成为了引发市场风险一大诱因。
三、加强股指期货风险管理的途径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中风险发生的可能新较大，而由股指期货风险造成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才能使股指期货市场稳步健康的发展。
（一）建立科学的法规与监管体系
在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中，严密科学的法规与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保证其交易安全的有效手段，因此为了便于对股指期货风险进行管理，应当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使我国股指期货市场形成期货交易所、交易管理机构、证监会的三级监管模式。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应当依照我国股指期货的特征，在现有《期货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管理办法级交易规则。而为了能使我国的股指期货交易市场能实现有法可依的规范化发展，还应当基于我国宪法等相关法律基础制定出《金融期货法》
（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风险管理制度
在股指期货风险管理的制度上，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在账户的管理上实施会员在结算银行开设专门资金账户的方式，以此加强对风险的防控力度；在结算制度上，实施保证金制度，以及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此外，还应当不断完善股指期货市场的准入制度，提高对投资者的管理；建立强行平仓制度以及风险准备金制度，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防范并加强对股指期货的控制。
（三）加强股指期货风险及投资技巧宣传
投资者若缺乏一定的投资技巧与风险管理意识，会在风险极高、投机性很强的股指期货市场中面临巨大风险。因此，需要加强对投资者股指期货相关知识的宣传，以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及投资技巧。当然，在此期间，还要注意到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措施，以最大程度的防止国际投资散户与游资对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冲击。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股指期货不单单是普通的期货品种，而是我国金融期货的象征。伴随我国股指期货的不断发展，我国期货市场、证券市场必将发生根本上的变革。但仍要清醒的认识到股指期货存在的风险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来促进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使我国金融市场稳步健康的发展下去。（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蔡向辉. 金融海啸中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功能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2009，10：12-19.
[2]周浩. 我国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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