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09:19:03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生态因子作用特征，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企业生态位 演化 概念 本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借鉴自然界物种生态位思想、采用生态位所蕴涵特殊、整体、协调和竞争思想，来研究企业生存发展、延续进化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形成了企业生态位理论。目前，企业生态位理论尚未形成体系，有关思想略显凌乱，分析视角、研究工具和结论也不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从国内外不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企业生态位概念的认识有许多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基于企业发展演化过程，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生存环境条件下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企业生态位产生绝不是某一个环境要素决定的偶然过程，而是涉及由企业制度、企业家、企业职工、企业文化、组织机构、资产状态、信息技术等企业内部生态因子，与经济、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等企业外部生态因子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能动过程。因此，企业生态位会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企业特征和环境特征。之所以表现企业特征，是因为企业生态位以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为基础，是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的，影响企业的生存资源、发展空间、规模形态和市场占有等，强调企业内部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从另一角度讲，企业生态位，产生并作用于特定生态环境，促成企业与环境互动系统产生，使得企业在研究外部环境状态后做出行为选择和反应决策。
企业生态位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有关企业生态位的含义，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Hannan和Freeman为代表种群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一种是以Baum和Singh为代表的个体生态位(企业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需求和生产能力方面的特性。按照Mckelvey的理解，前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宏观生态位，是以企业种群为生态位的基本单元，关注处在同一环境机制下的企业群体如何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环境又是如何对企业种群进行选择，并由此寻找产生企业种群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原因；后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微观生态位，是以企业单体为研究对象，关注企业种群内的单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差别，寻找企业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相互作用的影响特征。在Baum看来，个体生态位要比种群生态位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内相关学者基本继承了国外理论研究成果，闫安、达庆利认为企业生态位是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生态环境里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梁嘉骅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整个生态资源空间中所能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的部分，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在企业生态大环境中拥有的明确位置，企业在行业中的生态位是企业在行业内竞争实力的标志。钱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定位，这种关系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后所达到均衡的状态，它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企业与环境的物质交换接口——资源和需求的状态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企业生态位的内涵，然而，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强调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将企业生态位视作一个构成企业生态系统的且与资源、功能和地位有关的系统变量。尤其是从梁嘉骅、钱辉等学者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它不同于生物生态位的最大区别是企业生态位的构成主体——企业“是包含若干个人的有机整体，具有更强的思维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面对竞争对手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更具有保证自己相对竞争地位的稳定或不落后的意识和能力。企业生态位由各种形态各异、性质有别的生态因子构成，这些生态因子通过紧密的分工协作组成特定结构，改变作用强度与形式，调整关联层次与方式，再加上宏观社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企业之间互动态势的作用，不断支配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促进企业发展演进。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企业生态位功能的主要表现，而非企业生态位本质的集中反映。正确认识企业生态位的本质离不开对企业生态位结构的深入分析。
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生态位已有研究成果，从促进企业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视角，本文将企业生态位定义为，企业基于组织结构与环境关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即企业内部生态系统以外有效寻求与利用各种生态环境因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企业生理特征、营养要求、取食特点、功能地位和作用表现。企业生态位借助于企业的功能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方式来促进人力资源、产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催化互动，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多因子系统，产生更大的资源效益、整体效益和综合效益，以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企业生态位本质的具体体现
（一）企业特征
企业生态位由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组成，这些因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关系，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性质和状态。虽然企业生态位不一定完全表现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的生态特征，但企业生态位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多样化特性却可以明显地标识出企业特征的变化轨迹，也就是说，企业特征能够表现出强烈企业生态位的特色。由于企业生态位的生成演变往往会受到企业智慧水平、思维能力、生命周期、遗传基因等的交织影响。因此，透过企业特征可以管窥到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等要素的健康状态及要素之间的联结模式与结构关系，并从结构层面了解到企业的功能形态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企业生态位不仅是反映企业生命体的意志、灵魂、思想和行为等特征的功能体，关键是基于企业内部结构与功能基础上的企业特征的综合体现。
（二）资源状态
基于资源的理论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对外部环境中各种资源选择和利用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能动地与环境及其它企业进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流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对于多数现代企业而言，采取最优资源利用策略，获得最优最宽的资源空间幅度，是不同发展时期企业生态位关注的焦点。同一环境中的生态因子并不是平均的分布在各个企业资源维度上，而是倾向于向具有聚集效应的维度集中，企业生态位竞争的日渐激烈加速了生态资源的空间移动，尤其是对稀有生态资源的竞争，不断扩充和改变企业对所依存环境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利用幅度。事实上，由于构成生态环境空间的资源因子始终处于从“质”的优劣互变到“量”的增加减少的变化状态，因此企业生态位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这就要求在对某一性质、类型的企业生态位进行具体研究时，必须将企业的资源维度纳入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便于把握企业生态位的可发展强度和竞争力水平。
（三）环境关系
基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客观存在，企业生态位描述了企业与环境交互过程的协同共生与互动均衡，因而企业生态位的本质还应该揭示构成生态位空间的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内外生态因子由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关系的纵横交错，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也可能通过结构、功能互补，或者是通过充当生态因子链的结点加以联结。
企业生态位遗传、演进及衰退也揭示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的关系形态。企业生态位的遗传密码、遗传信息和遗传物质的传递、复制都离不开外部环境条件的必要支撑，任何一个外部生态因子在数量上的不足或过剩，质量上的残次或低劣，都会影响企业生态位的遗传、演进，否则会极易诱发企业生态位衰退现象。企业生态位的竞争机理、细化机制、调整机制、优化机制、移动效应等都是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交互关系的静态结果表现。资源状态提供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交互催化的前提，而企业特征塑造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关系性质的基本概貌。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在企业营销实践中,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属性,也会经历从出生到衰退的进化过程。文章指出,研究品牌进化生境是从动态角度认识品牌发展,寻找品牌进化途径的关键。
关键词:品牌 进化 生境 生态因子
随着对企业生命周期研究的深入,与企业相关的品牌进化命题也日渐被理论界所重视。品牌进化是将品牌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的切入点,深入研究品牌进化的动态过程将对企业品牌构建、品牌发展、品牌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品牌进化的研究离不开品牌生存的大环境,只有在品牌生态的大环境中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品牌发展演进的动态,这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品牌进化的生态环境分析
自从1955年美国学者伯利•加德纳和西德尼•利维发表的文章隐含着把品牌作为生命体的认识,从而开创了“品牌个性理论”的启示后,凯文•莱恩•凯勒、大卫•艾克等学者的研究中都透视出对品牌生态的认识。1998年,大卫•艾克明确提出了基于单个企业品牌系统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将生态学的种群概念引入品牌理论的研究中,开启了品牌生态理论的研究历程。把品牌明确视为一个生命体,始于欧洲经济学院德籍教授曼弗雷•布鲁恩,他首先提出了品牌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品牌生命周期由6个阶段组成,即品牌的创立阶段、稳固阶段、差异化阶段、模仿阶段、分化阶段以及两极分化阶段。此后,美国著名品牌专家迈克尔•穆恩等在《火炬品牌:网络时代的品牌铸造》中论述了品牌具有的生命性质。菲利普•科特勒(1997)认为,应该用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加以分析,即品牌也会像产品一样,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过程。从众多营销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品牌具有特殊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属性,也会经历从出生到衰退的进化过程。
在生物学中,环境是由各种环境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通常又称生境(habitat),特指生物个体或群体所处具体地段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对不同的生物体来说,生态因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生存因子,也有主导因子,其中,主导因子是决定生物进化的关键因素。具有类生物体特征的品牌显然要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中才能够得到进化发展。由此,温克勒(1999)提出了品牌生态环境的新概念,并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的论断。品牌与生态的结合成为品牌理论发展的趋向之一,生态学将成为解决品牌复杂性问题的桥梁,成为品牌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视角。与一般生物成长环境相比,品牌进化生境与品牌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品牌进化生境就是各生态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是综合的,每一种因子的作用有主次、轻重之别,也有直接、间接之分。同时,各种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在品牌进化的各个阶段,各种品牌生态因子发挥的作用强度不同,对品牌的作用也具有阶段性。
品牌进化过程由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包括政府、股东、雇员、分销渠道、顾客以及营销合作者、竞争者、联盟伙伴、发展伙伴、广告商等。因此,品牌进化环境的生态因子总括起来可以作如图1所示的归类。在图1的归类中,涉及的经济、社会、地缘等环境因子,属于品牌进化的外部环境因子,一般称之为非生物环境。而企业内部环境因子较为直接地影响品牌进化的过程,是品牌发展的要素,是品牌进化的生物环境。
品牌进化的生态因子关联度分析
品牌进化生态因子分析面临的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而往往缺少定量数据的系统。为此,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品牌进化生态因子进行关联度分析以解决上述问题。分析中需要选取品牌进化的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具体步骤如下: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为使问题条理化、层次化,文章构造出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模型(见图2)。这些层次可以分为三类:目标层―品牌竞争力;准则层―品牌评价指标;方案层―品牌影响因子。图2中的影响因子P是各具体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可以通过确定权重来确定。
(二)构造判断矩阵
在递阶层次结构中,设上一层元素C为准则,其所支配的下一层元素P1, P2, P3, P4对于C的相对重要性即权重。由于P1, P2, P3, P4对于C的重要性无法直接定量,只能定性,那么确定权重用两两比较方法,本文用ui和uj来表示。对于准则C,元素ui和uj哪一个更重要,重要的程度如何,通常按1-9比例标度对重要性程度赋值。对于准则C,通过n个元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得到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aij)nxn
其中aij就是元素ui和uj相对于C的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判断矩阵A具有下列性质:aij>0,aji=1/aij,aii=1
(三)单一准则下元素相对权重的计算
上文得到的是一组元素对其上一层中某元素的权重向量。然而,最终要得到的是各元素即品牌进化生态因子P 对于目标层C的排序权重,从而进行重要性排序。
(四)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在计算单准则下权重向量时,还必须进行一致性检验。在判断矩阵的构造中,并不要求判断具有传递性和一致性,即不要求aij•ajk=aik严格成立,这由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的多样性所决定。但要求判断矩阵满足大体上的一致性是应该的。如果出现“甲比乙极端重要,乙比丙极端重要,而丙又比甲极端重要”的判断,则显然是违反常识的,一个混乱的经不起推敲的判断矩阵有可能导致决策上的失误。而且上述各种计算排序权重向量(即相对权重向量)的方法,在判断矩阵过于偏离一致性时,其可靠程度也就值得怀疑了,因此要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通过AHP法,最终要确定品牌进化生态主导因子、生存因子与一般因子,以确认品牌进化过程中各种环境因素对品牌的影响程度和关联程度。
基于生态因子影响的品牌进化途径分析
在生物学中,生物首先受到生态因子最低量的影响。当某一生态因子缺乏或不足时,可以成为影响生物生长发育的不利因素,但若该因子过量,同样可以成为限制因子,这就是利比希法则和限制因子法则。基于最低量法则和限制因子法则,美国生态学家Shelford于1913年指出,一种生物能够生长与繁殖,要依赖综合环境中全部因子,其中一种因子在数量或质量上的不足或过多,超过了生物的耐受限度,该种生物就会衰退或不能生存,这就是耐受性法则。每种生物对每一生态因子都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但任何一种生物对生态因子的耐受限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进化过程中,生物的耐受限度和适宜生存范围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能扩大,也可能受到其他生物的竞争而被取代或移动位置。具有类生物特征的品牌在进化过程中同样受到各种生态因子的影响,不同地域市场的差异,消费者的差异,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的差异,致使品牌对生态因子有一定的耐受限度,从而形成了对生态因子的适应。
在生态系统中,物种由于所处的生态位不同,为适应生态因子,所采取的适应方式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进化的三种途径:竞争、协同进化与共存。对品牌生态系统来说,为适应不同的生态因子,品牌进化的途径包括品牌竞争、品牌协同进化和品牌共生。
(一)品牌竞争
品牌生态系统中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竞争。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和生存空间,品牌持有者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竞争关系。显然依赖于同一有限资源的不同品牌群之间的竞争往往很激烈,这样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竞争中的强者取代弱者,后者被排挤(在生态系统中消失)。品牌扩张是企业通过品牌的渗透、空间扩张战略等以扩大品牌的分布区域,这是品牌成长期的主要行为特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据生存空间,得到消费者认知,提高品牌知名度。品牌延伸即品牌繁殖,是指品牌利用现有优势,生产与原品牌不同类别的产品,或发展关联的亚品牌等,丰富品牌种类,延长品牌寿命。各类品牌延伸行为的复杂程度差异很大,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是品牌繁殖期的主要行为特征。二是竞争的各方或某一方发生进化改变,即在资源利用方式上更特化,适应的范围更窄但更有效,降低竞争强度,实现不同品牌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共存。
(二)品牌协同进化
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品牌外部环境生态因子与内部环境生态因子相互作用是品牌进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孤立的品牌进化不存在,需要在多种生态因子共同作用下协同进化,其结果是一定的品牌组合共同占有和利用同一生境中物质资源、空间和品牌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状态。品牌协同进化最通常的例子是品牌联盟。协同进化是一种群落进化的类型,企业集群通过协同进化、专业化生产和营销发展出多个品牌群,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三)品牌共生
在现代生物学中,共生一般被定义为一种相互性的活体营养性联系。在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在生态因子的影响下,最终总会找到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点,这就是品牌共生的平衡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自经济的、社会的、地域和企业内部的各种生态因子造就了复杂、动态的生态环境,各种大大小小的品牌共同生存,形成了动态的品牌共生系统。在生物界中,共生新能量转化为共生植物或动物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的提高;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共生能量表现为资金、技术、知识等在各品牌之间的分配。一般说来,品牌间的共生关系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以下原因会导致品牌共生状态的解体:品牌均衡态势被打破;品牌成员采取敌对的营销目标,使关系不相容;某品牌成员原有的竞争优势消失等。一般来说,在竞争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品牌共生状态保持比较久,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品牌竞争较为激烈,品牌共生状态较为短暂。品牌共生状态是产业内各品牌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斗争,在一定阶段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各品牌或采取差异化策略,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以获取高端市场;或采取成本领先策略占领低端大众市场;或采取利基策略针对特定需求市场提品。均衡状态下任何品牌想要打破这一均衡获取更多市场份额,都需要付出惨重代价,在投入产出上陷入陷阱。于是在各方利益权衡下,各品牌在这一均衡状态下理性竞争。
现代生物学给出了三个衡量适应的标准:生存、繁殖或基因延续、生物对环境利用的效率。品牌进化过程中,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必须加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提高品牌的繁殖力和市场影响力。同时,积极利用政府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和各种地域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提高品牌的适应能力,促进品牌进化。
参考文献:
1.林育真主编.生态学[M].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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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意义，概念，特征
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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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限制因子；耐度定律；适度区间；大学英语；生态课堂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11-0003-02
一、教育生态学及其基本原理
根据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卡尔（Haeckel）所下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是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Cremin）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中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教育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一个教育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的新领域。教育生态学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1]。教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为教育决策和实践特别是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着重讨论其中的两条：限制因子定律和耐度定律与最适度原则。
（一）限制因子定律
生态限制因子是指达到或超过生物耐受限度的生态因子。这一定律是李比希（Liebig）在1840年研究各种化学物质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时发现，后经泰勒、奥登等人扩充发展而来的，其核心是：当生态因素处于缺乏时，或在低于临界线，或超过最大忍受度的情况下就会起限制因子的作用[1]。限制因子会限制有机体的发展。在教育生态系统中，限制因子是客观存在的，另外，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种生态因子都有可能成为限制因子，值得重视和研究。
（二）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耐度定律是指生物对于它生存所依赖的各种复杂条件中的一种生态因子的耐受度，或是质量上的，或是数量上的，是有限的，“过”和“不及”都是对其有害的。这一定律是谢尔福德（Shelford）于1911年在耐力生态学研究中提出的，经过后人的补充和发展而成。最适度原则是指生态因子对生物的作用不能突破阈值，超过最适度范围，否则就会影响其发展甚至生存。最适度是生态因子质和量统一的结果[1]。在教育生态系统中同样也存在着耐度和最适度的问题。
二、生态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现状
课堂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由课堂生态主体和课堂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在课堂生态系统中，课堂生态主体是教师和学生，课堂生态环境是作为课堂生态主体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指独立于课堂生态主体而存在的课堂物理生态环境因素，如：教室的大小、课桌、光线、颜色、噪音、温度、装饰、舒适度等，但教师和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可作为参照成为对方的课堂客体生态环境因素[2]。在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课堂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顺畅地进行交流，不断激发系统的活力，促进师生协同进步和发展。然而，当前大学英语课堂存在着诸多违背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的限制生态因子，不利于师生的协同进步和发展，本文试从课堂物理生态环境和课堂生态主体及作为课堂客体生态环境因素的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分析当前课堂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以期在教育生态原理的指导下得到改善。
（一）教师和学生的课堂物理生态环境
许多学校大学英语教室偏大，噪声偏高，超过了学生的耐度，影响学生的情绪；座位成秧田式拥挤排列，在物理条件上形成了教师和学生的不平等，有利于能量、信息等由教师向学生的单向流动，但不利于作为课堂生态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尤其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相互促进， 和谐发展.
（二）教师的客体性生态环境
除了教师和学生共享的物理生态环境以外，以学生作为参照物，教师的客体生态环境有待改善，作为教师客体生态环境因素的学生对于教师而言是一个限制因子。 一方面，班级规模太大，在一些学校40人以下的班级很少， 100人以上的班级却不少见， 造成“有机体
或生物单位面积密度太大， 得不到生长所需要的充足的养分和空间”， 表现为学生资源分配不均衡，少数优等生多占资源，边缘性学生受冷落，而教师则负荷太重，力不从心，疲于应付。另一方面， 来自各个不同群体的学生带来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学风和管理制度，而每个学生个体也带来了不同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和个性倾向。这一切都会影响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的制定和实施，不利于课堂生态系统整体和谐、平衡的发展。
（三）学生的客体生态环境
以教师作为参照物，学生的客体生态环境也有待改善。一方面，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其专业素质、文化修养和个人倾向对学生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学生，尤其是大班的边缘学生，无法获得均衡的学习资源，包括在课堂教学中获得与教师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地位，参与教学各个环节的权利与得到教师和同伴的尊重的权利等。这一切都限制或阻碍了课堂生态系统整体、有序、健康的发展。
三、教育生态学原理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启示
根据教育生态学原理，课堂生态环境中的任何一种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各生态因子的质和量的变化会对生态主体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促进或限制作用，把握各生态因子的质和量，使它们处于生态主体最适度的状态是构建健康、和谐、待续发展的生态课堂的关键。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课堂生态环境中各生态因子的调整改善当前失衡的课堂生态系统。
（一）分析物理生态因子，改善课堂生态环境
教室的大小及墙壁装饰、课桌的编排、噪音等都是影响课堂物理环境的生态因子，教室太大空旷，太小拥挤，墙壁的颜色太亮刺眼，太暗压抑，课桌秧田式排列沉闷被动，圆形编排难以辐射到边缘，噪音的大小直接影响师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流和传递的顺畅等，对这些生态因子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控制，有望使师生能在一个大小适中、方便交流、噪音小、平等、舒适的环境中健康茁壮地成长。
（二）根据学生基础，实施分级教学
实施分级教学是基于各个生态个体不同的耐度和最适度，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之前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和背景，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教学目标，设置不同的教学进程，只有难度和进度控制在学生的耐度范围以内，才能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学生的身心才能稳步持续地发展。
（三）加强师资建设，改善学生的客体生态环境
作为生态主体学生的参照物而存在的客体生态因素教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限制因子，教师素质的优劣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远远大于客体生态环境中的物理环境因素，因为它具有能动性、主动性、渗透性，能通过它的言行主动对生态主体学生施加影响，因此，教师素质的高低通常与学生素质的高低成正相关。
（四）控制班级规模，改善教师的客体生态环境
作为生态主体教师的参照物而存在的客体生态环境因素学生对教师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生态因子。在以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能力为目标的大学英语课堂中，学生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教师与学生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双向交流的多少和顺畅与否，学生数太多的班级，为了保证资源的分配均衡，只能进行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传递，其结果就是教师做讲座，学生做笔记，日复一日，这种失衡的生态课堂最终导致教师学生双方身心疲惫，意志消沉。和谐而有活力的班级规模，其学生数应在教师的承受度以内，一般为40人左右。
（五）把握课堂生态特征，改善师生的生态关系
生态课堂具有整体性、协变性和共生性三大特征[2]。课堂生态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互为依托、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根据这些特征，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互利共生，而不是偏利共生的关系[3]。在师生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师生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平等互利、协同进步的状态中进行，其结果是：学生得到发展，教师的生命活动价值得以实现。
（六）灵活应用教育生态学原理，因地制宜实现课堂教学改革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僵死的、万能的、一成不变的。用教育生态学原理指导课堂教学改革也要结合实际，要认真分析各种限制因子，努力创造条件将那些妨碍生态课堂健康发展的限制因子调整到生态主体的耐度和适度范围内。但由于条件所限，改革常常不能一步到位，有些限制因子可能暂时无法调整，这时我们可以把目前不能改变的限制因子放一边，多研究那些目前可以改变的限制因子，如：在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学校，可以暂不考虑班级规模的问题，多研究一下教学方法、师资建设、规章制度等限制因子进而作出调整，对课堂施加有益的影响，使其向充满活力的生态型课堂发展。总之，深刻领会并创造性运用教育生态学原理是建设良性生态课堂并使其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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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主成分分析
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关键是建立科学、客观、有效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行的金融发展指标体系采用了综合性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到统计指标的可获得性、可测性以及数据加工处理的复杂度与难度，并结合皖江城市带的发展情况和发展阶段，本文构建如下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二、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选择
在社会经济的研究中，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问题，必须考虑许多经济指标，这些指标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的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指标间又存在信息的重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将这些指标直接纳入分析不仅复杂、难以取舍，而且可能因为多重共线性而无法得出正确结论。主成分分析是把各指标之间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分析的方法之一。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来的多个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从而在不丢失重要信息的前提下避开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便于进一步分析。金融系统的关系复杂，其结构层次较难建立，选用因子分析法能较好的克服这个困难。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降低多项指标之间相关造成的复杂性。
（二）实证过程
首先，使用SPSS软件对皖江城市带2009年10个城市的金融经济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表二可以看出所提取的三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15.219、2.721、1.382，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2.471%、12.956%、6.581%，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92.007%。第三个因子以后的因子特征值根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所以在对示范区内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提取三个因子就可以较好的反映皖江城市带的经济金融情况。
根据表三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标，其中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工业增加值、每千人非农人口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行股票数量、上市公司数量、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资、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每百人卫生机构数在因子一上有较高的载荷，说明因子一主要解释了这17个变量；因子二则主要解释了每百人卫生机构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总金额这2个变量。所以因子二可解释为社会保障因素；因子三则主要解释了被检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比率、违法行为被立案比例这2个变量。所以因子三可解释为法制因素。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数变量在因子一上的载荷都很高，第一个因子对原有变量解释作用显著。因子二社会保障因素和因子三法制因素也对原有变量解释作用有一定的贡献度。
最后，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计算皖江城市带十个城市的综合得分。由表四中的成分得分系数和表二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可得到各城市综合评分公式为：
F=72.471% fac1+12.956% fac2+6.581%fac3
根据综合评分公式及标准化值可以计算十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五）
（三）实证结果
由表三可以看出，在影响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中，经济金融因素以及政府行为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由表五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合肥市、芜湖市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城市，特别是合肥市。合肥作为省会城市， 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 位。而预计在2015年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将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金融基础较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带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以上分析表明，皖江城市带中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不够完善、各地市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制约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瓶颈”。除此之外，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还存在着社会信用环境差；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到位；政府的职能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社会保障面太窄且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
三、优化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关键词】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文献述评
一、引言
随着人们对品牌的重视，使得关于品牌的研究火热起来，与此同时，品牌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如同自然界中生物与非生物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多数品牌在与环境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经历着初创、发展、成熟、衰退、消亡等过程，使品牌与其商业环境的关系表现出生态系统的特征，再加上交叉学科研究的推广，促进了品牌生态学的诞生。品牌生态学毕竟是新的学科，品牌如何在其生态环境中发挥作用并得以成长，其运作机理到底怎样？本文对国内外有限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评述。
二、品牌生态学研究渊源及脉络梳理
将生态学原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熊彼特经济进化论。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首次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指出一定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可通过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学功能单位。随着战后各国对经济重视，生物学隐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始出现。
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和温特出版《经济变迁的进化论》一书，形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雏形，并标志生态学隐喻在经济管理研究中应用的复兴。1986年，美国James F Moore在《哈佛商业管理评论》上发表《新竞争生态学》一文，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概念，1996年又在《竞争的消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一书中建立初步的理论框架，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1997年，欧文·拉兹洛出版《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将广义进化论思想应用企业管理，并首次提出了“进化重构”思想方法。此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得到关注与传播，促进生态学理论在品牌研究中的应用。
1998年，品牌专家David·A·Aaker提出基于单个企业品牌系统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将生态种群概念引入品牌研究，开创了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先河。随后，Agnieszka Winkler（1999）提出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可以认为，真正的品牌生态学研究萌发于20世纪末，诞生于2l世纪初。
国内相关的研究较为滞后，1995年，孙成章出版的《企业生态学概论》一书是国内较早将生态学思想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的著作。199a7年，王玉在《企业进化的战略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企业的进化特性及其机制。随后，1999年，山东大学王兴元教授首次提出“名牌生态系统”概念，并成为将生态学应用到营销领域的国内开创者。此后，王兴元带领弟子做出大量相关研究，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并给出品牌生态系统的确切定义──以核心品牌为龙头，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在内组成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三、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相关研究及评述
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将品牌研究重点从以往的品牌本身扩展到一个涵盖利益相关者的大环境中，为品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品牌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品牌生态系统对品牌影响机理到底如何？这些都成为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话题。然而，当前相关研究屈指可数，以下仅通过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将学者们关于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的研究评述如下：
（一）品牌基因论
袁虎（2005）把形成品牌独特识别，具有鲜明品牌个性的品牌核心价值称为品牌基因，认为品牌基因不仅是形成品牌个性并影响顾客购买的因素，还是维系生态关系、实现生态演进的根本原因，品牌生态运作过程正是自身品牌基因在生态系统内逐渐扩散和进化的过程。该类观点强调了对品牌内部核心价值的重视，然而，品牌核心价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囿于品牌的本身。过分强调品牌基因，易导致忽视外界品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对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回到对单个品牌本身研究的起点。
（二）生态因子论
殷红春（2005）提出协同进化论，并提出生态因子的概念，认为影响品牌培育与成长的生态因子包括经济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企业生态因子及其他生态因子（自然资源因子、物流因子、信息与传媒因等）四类，正是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使品牌生态系统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导致了品牌集群与主导品牌的诞生，促进系统走向更高级的有序。该类观点克服了达尔文进化观过于强调物种竞争（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而忽略协同的缺点，同时还吸纳了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指出了品牌生态系统中竞争和协同的双向关系。然而，对于品牌生态系统中各品牌生态地位（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影响力）并无过多的讨论。
（三）成长动力论
王兴元，于伟和张鹏（2009）以高科技品牌为例，提出品牌生态系统包括自动力机制（适应顾客需求的企业家精神、创新、预见和组织能力等）和他动力机制（系统间的良性竞争、替代技术和产品威胁、政府政策等），指出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的成长链式过程机制和网式过程机制。随后，徐豪（2011）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品牌生态系统的动力因素又分为成长主动力因素和成长调节动力因素。该类观点从内外两方面对品牌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既考虑到品牌运营企业本身的因素，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对品牌的影响，相对较为合理。
（四）资源配置论
胡望明（2005）认为品牌生态竞争力的增强是品牌生态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品牌的生态竞争力是指企业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品牌较其它品牌更能满足自身品牌生态系统共同演进的需要，从而建立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比较能力，品牌生态系统竞争力增强意味着核心品牌在战略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增强。该类观点强调了对特殊异质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品牌研究的视角从企业之外回转到研究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之内，并强调了品牌运营企业对自身条件能力的重视。然而，资源配置论对资源的具体定义不一，对于特殊资源、异质资源、核心资源等把握不清，易造成企业对于资源配置的无所适从。
四、品牌生态系统当前文献研究总况
尽管品牌生态系统从生态学角度赋予品牌生命特征为其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也为解决品牌环境复杂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成为品牌理论创新的亮点。然而，当前理论研究还很有限，且存在以下不足：
（一）缺乏必要的理论佐证
当前对于品牌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品牌特征和生物特征的类比基础上的隐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直接将生态学概念“套用”在品牌学，至于为什么品牌会表现出生物特征？品牌生态系统到底是否真的类似于生物的生态系统？这些都还缺乏深入的佐证材料。
（二）缺乏量化的实证分析
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当前研究更多只是定性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和定量研究支撑，使得品牌主体在进行品牌决策中缺乏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
（三）缺乏具体的应用研究
当前学者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及模型的提出更多只是理论构思，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品牌生态系统的内涵，品牌操作需要全体品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这在具体操作中是难以实现的，毕竟利益相关者间除了合作关系还有竞争关系（特别是利益竞争），如果系统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权衡和治理关系没有解决好，那么理论也只能成为理论。
（四）缺乏清晰的范围界定
品牌生态系统除了核心品牌之外，还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看起来对于品牌的影响因素考虑较为全面，但是系统所涉及的范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界定。对于一个战略联盟所构成的品牌生态系统，站在战略联盟总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其理论操作性较好，但从一个品牌运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应用价值则很难体现。
（五）缺乏深入的系统研究
由于品牌的特殊性，品牌生态学的研究还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如代谢和发育品牌生理生态、营养品牌生理生态、抗性品牌生理生态、企业生命性、品牌生态关系生命性、品牌设计的生命性等。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已有学者初步探讨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体系的粗略框架，但真正全面、深入、透澈的研究尚未出现，特别是对于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James F Moore．The Death of Competition[M]．US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6
[2][美]欧文·拉兹洛，克里斯托弗·拉兹洛．文昭，黄丽华译．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David A·Aaker．Building Strong Brand[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4]Agnieszka winkler．Warp-Speed Branding：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arketing [M]．New York：Wiley & Sons．Inc，1999
[5]王兴元．名牌生态系统评价与诊断[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1999（12）：1570
[6]袁虎．品牌生态战略模式及其竞争力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
[7]殷红春．品牌生态系统复杂适应性及协同进化研究[D]．天津大学．2005
[8]王兴元，于伟，张鹏．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特征、成长机制及形成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87～90
[9]徐豪．品牌生态系统成长动力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1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生态旅游；综合评价；张家界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119001
引言
从20世纪末开始，生态旅游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成为旅游发展的新方向。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创造相应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和条件，通过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来为国家和政府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对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为国家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旅游资源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文尝试着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为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选取了张家界为实例，对张家界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实际分析和评价。
1 研究区域概况
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川边界的武陵山脉腹地，北临鄂西山地，东望洞庭湖滨，西接云贵高原，南眺雪峰山脉。张家界地貌构造复杂，主要有山地、岩溶、丘陵、岗地和平原等，其中山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76%，而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为世界罕见。
张家界的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2个国家森林公园和几大自然保护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森林公园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1%，植被覆盖率达到97.9%，植物有93科517种，珍贵树种有珙桐、银杏、金钱柳、香果树等。鸟类有6目13科41种，畜类有28种，昆虫有14目69科208种。其中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猕猴、穿山甲、麝、等，简直是大自然的基因库。各种景观也是引人入胜。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景观16峰、16洞更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天门山生物资源也极为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80%，动植物资源种类相比之下，比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多，是一座储量极为丰富的天然植物园、动物园和药材库。再加之几大国家自然保护区，让张家界的旅游资源更为丰富。
2 生态旅游资源评价
旅游资源评价是指通过某些标准来衡量某一旅游资源在同类旅游资源或全部旅游资源中的地位，以此来确定该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和重要程度[1]。对旅游资源的评价要立足于对整体价值的评估，但单一的评价方法基本上达不到科学、合理的效果。本文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来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通过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比较评价指标两两间的重要程度，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每一层次因子的权重，并通过权重组合，计算所有指标因子相对于目标的权重。
2.1 构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因子[2]的选取，对于整个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选取合理的评价因子的时候，既不能太主观，也不能完全采用单纯的定量指标。因为单纯的定量指标不能完全适用于旅游评价，如涉及文化背景、美学观赏价值的评价只能是基于评价者的主观感知。为此，本文在遵循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的前提下，参考国家和一些行业标准，结合相关文献和专家的问卷调查，将张家界生态旅游资源分为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旅游资源影响力和旅游资源开发价值3大类[3]，在此基础上，又向下分了14个具体的指标，形成了一个递阶层次的评价体系（表1）。
2.2 确定评价体系中因子权重
2.2.1 构造判断矩阵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结构，然后参考标度对照表[4]（表2），用数值1、3、5、7、9分别代表两两比较，前者较后者的重要程度相同、稍强、强、明显强、非常的强，2，4，6，8代表两因素的重要性之比在上述2个相邻等级之间，倒数代表两因素的重要性之比为上面的互反数。通过向专家咨询，得出各因素间的标度值，据此来构造判断矩阵（表3）。
2、4、6、8 两因素的重要性之比在上述2个相邻等级之间
2.2.2 求判断矩阵各因子权重
根据上述判断矩阵，可以求出每一个矩阵的最大特征值以及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然后将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5]，即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分配。具体的过程如下：
本文4个判断矩阵计算出的结果如下：
对于矩阵A，最大特征值λmax=3.0940，特征向量WA=[0.7172，0.1947，0.0881]
对于矩阵B1，最大特征值λmax=7.3525，特征向量WB1=[0.4516，0.1395，0.1395，0.1395，0.0318，0.0318，0.0662]
对于矩阵B2，最大特征值λmax=4.1170，特征向量WB2=[0.1175，0.0553，0.5650，0.2622]
对于矩阵B3，最大特征值λmax=3.0000，特征向量WB3=[0.4286，0.4286，0.1429]
2.2.3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检验其一致性。当一致性指标时，说明矩阵的一致性令人满意，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其中，平均一致性指标RI可以查表（表4）确定。
对于矩阵A来说，计算得CI=0.0470，CR=0.0904
2.3 各因子权重排序及分析
将计算得到的张家界生态旅游资源综合评价[6]各层因子进行总排序[7]，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知，旅游资源的要素价值的权重最大为0.7172，说明了在张家界生态旅游开发中，资源要素价值应该是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旅游发展的最基础的的支撑。在各评价因子层中，资源的奇特度和动植物资源的权重最高，依次为0.3239、0.1100，说明吸引游客的主要是当地奇特的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然而，基础服务设施权重最低为0.0108，说明其对当地的旅游发展有所制约，今后应该加大对基础设施服务的建设。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说明了层次分析法在张家界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结论
3.1 基于层次分析法
对张家界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得到的结果与张家界的生态旅游资源基本一致，说明了层次分析法在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方面的可行性。
3.2 通过层次分析法
本文从定量和定性2个方面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析，科学合理地阐述了旅游资源中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和开发价值，为我国生态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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