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08: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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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9.9%。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发展的成就为世界瞩目。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深层次原因集中于体制与机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各方面。
关键词:基本原理;中国经济;世界形势;既存现状;具体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32-02
依照基本原理关于政治经济层面的论述集合,我们会直接意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等这些睿智宏博的精神财富与意识结晶,这是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社会经济运营发展层面的集大成者,也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实体构筑基本理论、丰富指导方法、拓宽实践途径的,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发展整体低迷、社会阶段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象个体价值取向模糊混乱的阶段背景下,合理有效地结合运用基本原理进行以上实践问题集合的针对性解析、实效性处理以及长效性解决,已经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伴随着近年来美日经济体发挥态势持续低迷、欧洲债务浪潮不断冲击以及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集中爆发的物质集体层面的阶段性问题,附带导致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样、困阻重重的物质发展曲折性,而且也催生了社会阶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群体自身利益诉求无法有效保障、社会系统道德价值取向沙化现象严重等消极混乱的精神意识层面的典型问题。而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中国经济体也当然地遭受了物质系统内相联系的因素要件的制约影响,集中性地出现了国内需求放缓压力、房地产市场受挫、投融资领域潜在风险增大等主要瓶颈问题。
针对以上艰难困阻的经济发展世界形势,我国经济系统运营的相关决策管理者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理念,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立足阶段实际、找出问题症结的关键部分,稳定继续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深化释放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和潜力,以有效的量变积累实现稳定的质变突破,从而积极推进既存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力争在并不利好的全球经济态势背景下,逆势增长,最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性改革以及实质性进展。
一、现阶段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系统的格局现状以及产业特征
现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于以往同期的整体架构走向态势,更多地参杂融合了政治因素干扰、社会价值个体诉求等新的特点,这也是基本观点所揭示的物质永恒地在进行运动发展的本质内涵。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最为基本也最为核心的意识导向,排除不利的外部因素干扰,充分进行物质改造与意识能动作用。
接下来笔者将就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与中国经济系统遭遇的阶段瓶颈两个位阶层面进行层次剖析、内容辨识,从而为相关研究、实践操作提供具备一定参考价值的辅助资料。
(一)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态势
第一,政治周期与经济位阶交叠重合。自公元2011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诸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实体都纷纷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选举、议会更迭以及政治改革,试图从物质基体的排列结构上进行调整优化,以达到更新物质内涵、实现物质质变的经济索求。而面对经济持续下滑、债务急剧膨胀、失业率加速增长等集中性问题,政治家群体以及政治团队都纷纷发表相对偏激的“大嘴”言论以及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承诺,暂时营造“面包、香槟”的虚空幻境,从而迷惑误导处于被剥削位阶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群体,进而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格局的意识导向更为扑朔迷离。
第二,国际协调与合作难度增大。基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物质存在对应的意识实体都具备难以短期改造的本质属性,具体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则是彼此政体、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政策取向的差异化,而在极不景气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制约下,这些原本就对立割裂的矛盾因素要件也开始变得更加微妙。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效益目标的抵触冲突。由于在公元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治权力角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使其无法实施真正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这样就是基于唯物主义矛盾对立层面的关键本分制约矛盾整体发展的核心论断的现实体现。不过由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自身属性与既存特征,欧债危机的真正化解消除还有待时日,这也使得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发展上陷入中长期低迷的可能性继续增加,甚至深陷难拔。
(二)中国经济系统遭遇的阶段性瓶颈
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营系统的出口增长速率明显减缓。由于处于物质系统客观联系的链条之中,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乏力、债务危机拖累以及财政刺激空间压缩都直接或间接得在世界经济市场体系内产生蝴蝶效应,从而导致整个物质系统内部的组成部分都不同程度遭受连带性影响。加之国际市场动荡、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加大,无效些微的局部量变无法实现矛盾整体的实效质变。我国出口增长也难以达到同时水平,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必然联系,我们必须正视现状、敢于承认、勇于接受,真正落实实事求是的基本价值
导向。
另一方面,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基于任何运动物质都处于客观联系的有效链条之中的基本原理,由于进出口速率的下降,附带产生了国内内需的增速放缓,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这两个关键环节的集体低迷,深刻凸显了关键部分制约矛盾整体发展的核心内涵。而从房地产投资看,目前开发企业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且资金链趋紧,融资难度加大,未来一段时间商品房投资进度将会放缓,这也就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的运营发展增加了不稳定的制约因素,从而使得物质系统的运动发展历程更为曲折、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消耗更为长久。
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背景下的改革探索以及可行措施
(一)进一步调整结构性减税,持续提高国内经济活力
依照有效量变积累引发实效质变突破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量变因素进行重新的结构调整、排列组合,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量变的实效进度。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的改善调节、增强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则是改变物资结构与排列次序,是应对总需求收缩、实现经济量变的重要举措。首先,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其次,加快落实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食品生产和价格稳定;再次,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最后,研究建立资本利得税,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开征资产所得税,并实行累进税率。这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量变因素的结构调整优化、排列次序整合的“组合拳”推衍,通过一段时间的量变积累,必然协调实现经济实体物质系统的最终质变。
(二)继续改进货币政策,深化微观机制的具体改进
坚持运动物质客观联系的因果要素,做到实事求是、灵活应变。一方面,我们应当把握国际资金避险回流美国、人民币远期无交割汇率贬值的时机,采取非对称加息操作,在维持贷款利率不变的前提下,小幅提高存款利率,适当缩小利差。这一举措通过对处于物资系统内部的联系要件进行重新整合,统一矛盾的内涵位阶,不仅有利于减轻长期负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改善管理、增加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基于物质载体的因果联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在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在大力发展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可借鉴现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得省级政府逐步成为小、微型金融机构的管理主体。从而在合理遵循事物因果联系的基本前提下实现物质系统的良性改造。
(三)稳步推进社会民生改善,协同促进稳定就业
利用矛盾系统的关键部分改进实现矛盾整体提升的核心原理,加强对关键部分、重要环节的适配运作。在抗通胀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稳定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实物补贴力度;同时结合国际经验,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存款利率定得过低,适当提高各类账户计息标准;再次,鉴于社保基金收入增长较快,支出相对稳定,可考虑对中小企业实施社保基金按比例返还制度,根据一定时期社保缴纳标准,加快实行农民工随读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有效转移,缓解局部民工荒。通过以上对经济体系物质系统内部的矛盾体的关键部分、重要环节进行改进拓展,大力改善民生、深化构筑社会保障,从而助推国内经济运营发展的协调进程,最终实现物质系统矛盾整体的更新改造。
三、结语
现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可知性因素,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实际。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秉持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的基本原理的价值导向,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细化积极的财政、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操作,稳步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年度经济改进措施,进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民生机制、产业结构的物质集体的关键部分突破、结构层次优化、实效效益提升,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物质系统的良性改造与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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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东;农村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同步性
[作者简介]钟振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硕士,广东广州510225;宋丹兵,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科员,硕士,广东东莞523011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018-03
一、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理论剖析
综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定的经济条件是社会保障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而经济发展以后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产生新的要求,要求社会保障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为社会保障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可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同时对中、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进行适当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只有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才能有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繁荣进步。
如果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过去,小生产条件下的自然经济只能产生由个人、家庭和亲属提供保障资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则要求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行社会保障。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进行社会保障,才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社会保障方式,而且经济才能得以发展,社会保障进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实现全面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颈”。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也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实现同步性,这才能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性的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评价指标:
1、经济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使用该指标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村社会保障规模与经济发展适度性。该指标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取,可操作性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间,超过20%或略低10%的国家和地区只是极少数。一般来说,我们应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及近期发展的趋势,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以这个适当比例作为该地区农村社会保障近期宏观发展目标的水平。
2、财政性指标。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适度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保障对经济促进功能的发挥,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也必须以本地区财政能力为基础。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相应程度的社会保障支出,并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不协调,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严重超出财政收入规模,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损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也有1/3以上的财政收入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3、内容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上。社会保障的内容很广,如养老、医疗、失业等,但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还是需要以经济基础为保障。
4、公平性指标。即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上。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障只有体现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确实的保障性。但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宽广与否,必须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
5、制度性指标。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制度的规范化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也必须日益实现制度规范化。而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体现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如社会保障费负担情况、社会保障费用缴纳与发放程序等等,都需参照国际惯例及经验进行规范化,以便避免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及管理中的漏洞与失误,使社会保障制度能更好地发挥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与战略对策
1、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经济同步性评价。广东省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与经济发展同步。我们综合运用以上各种评价指标,分析得出广东省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
(1)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财政收入的比重偏小,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如表1所示,广东GDF2001年为12039.25亿元,2006年达到26204.47亿元,增长2.2倍;自2001年以来,广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广东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亿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亿元,增长2倍。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各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率。
(2)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循序渐进,但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内容逐步扩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城乡和地方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有的地方统筹到市,有的统筹到镇,保障水平和规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农村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展,但有待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村仍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而且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在珠三角地区建立起来,全省大部分农村并未
推广,仅珠三角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五个市实行了农民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区中也仅覆盖5市120多万农村人口,广州、江门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县镇还没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仅对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此外,广东省自2002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2546万,仅占全省5047万农业人口的50.5%。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亟待完善。目前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分工。如广东基本以镇为单位开展合作医疗,收费水平不一样,保障程度也有差别,这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和财务监管。就主管部门而言,以前是卫生部门(从省卫生厅到市县的卫生局),现在即将改为农业部门(从省农业厅到市县的农业局),使得基层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养老保险方面同样职责不清。一些保险公司则多头联系,与妇联一起开展对农村儿童的“平安保险”、与教育部门开展对乡村教师的保险、与组织部门开展对农村干部的保险。
2、战略对策
(1)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应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广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应当与经济同步,并严格规范和界定各级财政的责任和义务,确保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们还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机制。随着广东省人口老龄化,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不断扩大化,农村老人越来越多,仅靠国家负担是不够的,要多方筹资,在农民适当缴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缴费比例,但不能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而集体筹资则可以是村或乡镇从发展基金或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划入农民的保障基金中。与此同时,要努力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农民资金的回报率。社会保障资金可以用于投资,但政府要对投资机构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政策扶持,以规避风险。
(2)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经验证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较成熟,一方面有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强制推行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的情况下,广东省应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专门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法规,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鼓励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目标是,应该规定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用制度规范行为,保证越来越多农民受到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
关键词:公路工程;经济适应性;公路布局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62-02
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交通运输能够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也是经济运行质量、效率提升的重要保障,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为缩短世界距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运输改良最为有效”的著名论述。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证明对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运输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专为汽车运输提供服务的道路交通设施,公路工程的优势集中于速度快、通行能力强、运输成本低与行车舒适度高等。为更深入地分析公路交通经济内容,需重视公路经济适应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才能推动公路工程事业的快速发展。
一、公路经济适应性的概况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运输理论体系由苏联移植而来,近年来,我国在对国外运输领域研究成果积极吸纳的同时,也需从理论与实践探讨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情况。韩彪于1994年对各国交通发展、经济发展历史关系研究后,指出交通在对经济需求满足后,经济将拉着交通走“交替推拉关系”理论,特别是《运输经济学导论》(1995年)将该阶段研究推向了高峰,书中对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过程内交通运输的作用进行全面、详细的阐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系统愈加完善,但仍是制约着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公路交通运输对经济影响就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解决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中交通运输问题,才能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的整体投资效率,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将公路交通运输作业充分发挥出来。
公共基础性、公益性与经营性为交通运输行业的主要特点。在公路经济适应性研究中贾元华对公路经济适应性的分析与研究。认为公路经济适应性是指在规划设计、建设投资、经营管理与开发等方面现代化交通设施一高速公路选取的策略、管理体制与运作方式,并进行相关方案、措施制定,以此与国家、地区等经济关系相协调,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制约作用。笔者认为,交通运输系统经济适应性是经济和交通系统的一种自组织、自适应现象,实际展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交通和社会经济系统出现“协调效应”。而“经济适应性”是指交通运输系统和经济系统间具有互相协调、互相作用的联系,进而调整交通运输系统本身结构适应性。
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属性、先进交通方式,公路经济适应性是指规划、投资、建设、运营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公路和经济系统发展需求等相互作用分析,应做好适应性调整工作。作为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公路交通遵循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而诞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求公路交通发展必须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更好分析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可从下图分析。经济系统与公路系统之间存在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作用,能够进行良性发展机制的建立。同时,两者还存在相互制约与阻碍作用。
二、公路经济适应性分析
现代交通运输系统可紧紧联系构成区域经济活动的各类要素,是经济布局形成的根本要素,交通方式的每一次改变、更新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扩展与区域产业格局变化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国家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为实现交通经济一体化必须重视运输网络的合理构建。20世纪50年代,“公路产业带”在国内外出现,其为现代化交通方式对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改变的重要形式,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并促进现代交通建设和区域经济增长。为更好地分析与研究公路经济适应性,需重视其布局、交通供给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公路布局和经济布局的复合度
作为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轴线,公路交通在宏观层面分析,其建设对地区经济布局规划起到重要影响作用;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区位选择与公路建设息息相关。除此之外,作为区域、城市连接的快速客货运通道,公路交通可紧密连接国家、地区间的城镇布局、人口分布、资源分布等,并按照“效率”和“公平”等原则,在现有布局前提下,公路交通利用规划建设,可对系统化、网络化程度进行最大限度提升,并对地域分布相对均衡加以重视,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交通通畅,更要对经济发展水平不足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加以改善,实现该地区经济发展。
公路建设需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更要按照国家各个时期发展战略导向作用,对各个区域间的地理区位条件加以充分考虑,在开发区域资源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等方面应重视公路交通的带动作用,确保公路交通布局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关联性,以此适应地区整体性规划,并达到协调国家、区域空间发展目标,提升公路交通和社会经济布局间的复合度。
(二)交通供给和需求流动的匹配性
以交通供给和需求均衡方向研究,公路网发展布局和主要线路走向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总战略、目标相符,并满足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的发展布局状况。同时应和交通流量流向要求具备统一性,进而将路网运输最佳水平发挥出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实施高度重视,如将公路经济适应性理念引入交通供给中,实现其与需求流动间的匹配性,可有效交通运输事业经济发展水平。
(三)公路布局建设时序的合理性
作为一个长期建设过程,公路网的完善常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建设资金、资源条件等。公路网布局需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公路建设需求进行全面考虑,通过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研究,需按照区域建设具体情况,合理布局公路运输网。由此可见,公路建设布局适应性应与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实际情况相结合,需具备相应的时效性。
(四)空间布局上公路交通和交通综合体系的协调性
作为交通综合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公路建设布局需与综合运输布局、区域地区交通运输方式等相结合,以此选取科学有效的方式,实现各个交通网布局的合理性,如铁路网、航运网等,在和交通综合枢纽连接时,才能将各类运输方式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除此之外,也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层次布局公路交通网,也就是局部满足整体需求,以公路布局为前提,合理规划我国公路运输网,优化整体路网。
三、基于经济适应性的公路布局评价方法
公路建设网布局规划是指在交通需求与建设资金的制约下,对规划节点与规划线路实际走向的合理连接、布置,是整个公路网规划的主要内容。目前公路网布局评价应从三点分析。
一是路网的整体规模与涉及范围,其选取评价指标主要为路网密度、目标长度等;二是路网的布局特点,其选取的评价指标主要为连通度、可达性、迂回率等;三是路网等级结构,其主要是对公路系统自身等级结构状况的反映。
由现阶段公路交通实际情况研究来讲,公路网布局评价对网络本身完善度较为重视,则并不重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协调适应度,如区域城镇体系发展、生产力布局等。为缓解交通压力,实现公路网合理规划,需对公路系统自身发展问题进行有效处理,更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一体化。
基于经济适应性的公路布局评价方法研究,公路网络可表示为拓扑结构图,如相关城市、县市或公路,并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据等进行充分考虑。有两点集合V与点、点间连线的集合E构成的集合对称(V,E)为图,其表示为G(V,E)。节点为V内元素,边为E内元素。如图内随意一边(i,j)都赋予相应数(i,j)w,则被叫做边的权数。
在规划公路网时,路网联通度、可达性等为网络布局、性能评价指标。路网连通度公式如下:其中,规划区域内公路总里程由L表示;
规划区域面积由A表示;
规划区域内应连通的节点数由n表示;
相邻两节点的平均直线距离由H表示;
非直线系数由ξ表示。
同时,公路网特点可通过网络拓扑结构相关内容描述,公式如下:
β=d/v其中,节点连接率由β表示;
交通图内点和点间的连接线数目由d表示;
交通图内点和点间的连接线点由v表示。
关键词:休闲体育产业;现状;问题;发展前瞻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2
1970年,联合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国际闲暇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休闲》。这对于尊重人类追求快乐自由等自我发展的权利、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休闲活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曾经的竞技体育项目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衍生出了休闲的功能,在体育活动理念、活动形式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的扩展或转换,休闲体育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休闲体育产业。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休闲体育产业必将在促进人类自我价值实现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更为巨大的贡献。
一、我国休闲体育产业发展阶段划分
休闲体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休闲体育产业一经产生,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层面的休闲体育文化,这种文化会不断地引导和提升人们的参与热情,从而形成一种休闲体育产业的自我强化和发展机制。此时,休闲体育产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产生积极作用,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呼应、相辅相成的。本文根据三者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将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休闲体育产业的萌芽阶段。社会经济对休闲体育产业单向度的拉动作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此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未达到3000美元这个带有消费结构转折意义的水平,休闲体育文化尚未行成,休闲体育作为一个产业还十分幼稚,其存在和发展必须有社会经济的涵养和拉动,而它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微不足道。
第二阶段,休闲体育产业的探索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社会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但休闲体育产业仍然不够成熟,在它的运行示范下,休闲体育文化逐渐形成并开始发挥引导作用,此时的休闲体育产业受到文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推动而迅速发展,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明显但不巨大,可以说是添砖加瓦,但还算不上支柱顶梁。
第三阶段,休闲体育产业的成熟阶段。在此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000美元,休闲体育文化已经非常流行,并对休闲体育产业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力,休闲体育产业的自我强化发展机制得以形成。此时,曾经作为休闲体育产业另一推动引擎的社会经济的作用主要转化为对产业发展平衡的维持,而休闲体育产业却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经济运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按照此划分,本文认为我国休闲体育产业目前尚处于整个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首先,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的增长,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5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约合4.92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全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其次,休闲体育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比较有限。据悉,美国体育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占11%,而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率却只有0.7%,仅为美国贡献率的1/16,显然,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当前我国休闲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休闲体育产业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蕴含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意味着诸多的现实问题。
1.在体制层面存在着管办不分的问题
休闲体育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公司是产业投资和运营的主体,而政府作为“守夜人”,只能是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休闲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里一直将体育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来发展,在投入、运营和管理方面都是政府在一手操办,这种旧体制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而延续到现在,这给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2.在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方面尚不健全
在休闲体育产业内部,一个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必须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保持资金链的良性循环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虽然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休闲体育产业融资渠道有所拓宽,例如高速发展的体育彩票业就已经成为了休闲体育产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个别企业(如中体产业)的成功上市也表明中国休闲体育产业已经开始进行资本运作的尝试。但从整体而言,目前我国休闲体育产业的融资体系并不健全,融资渠道较为狭窄。一方面,由于我国休闲体育产业蜕变于国家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公益事业,国家资本在资本构成中占主体地位的状况没能彻底改变,这是一个与体制问题相伴而生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休闲体育产业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所以投资风险较大,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其他社会资本和风险资本在进入时会选择较为谨慎的态度。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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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变革的过程。在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即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因素都是人。生产方式的进步是人的素质的提高, 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升华、和谐的结果。如果人不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发生变 化。从第一块打制石器的诞生,到宽带技术的应用,都是人的素质提高的产物;从原始社 会到市场经济社会,都是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人际关系、人天关系变化的结果 。人是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本源和核心载体。人的素质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天关 系的和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本质。
人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的
我们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人,不是为活动而活动,为发展而发展。
我国目前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正是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发展而发展错误发 展观指导下的产物。一些决策者的奋斗目标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出现了偏差,为了自己的"政 绩",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把发展的手段当作发展的目的。 一些城市的领导,没有把决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当作发展的本体 、本源和目的给予高度重视,而是就GDP抓GDP,对锦上添花的这个化那个化不计成本地大 干快上,严重偏离了发展的目的。我国目前 几个结构性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内需启动如此困难,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有相当多的主宰 一方的干部的发展观有问题,他们的工作越积极越努力,经济偏离发展的目的也就越远。
人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
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为什么能发展?其内在的原动力何在?究其根本是人的需求,
是人的 永远也不可能满足的需求。从打磨第一块石头到制造宇宙飞船,其原动力都是人,都是人为 了征服自然、满足自己需求的主观努力的结果。人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无止境的,从而生产 力的发展才是无止境的。
人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标志
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某一个阶段的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学不是根据生 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根据这个社会用什么生产方式生产。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从动因 到结果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所以,要检验社会生产方式是否获得了发展,是 正 发展还是负发展,关键要看人的素质是否提高,人际关系是否升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否和 谐。
目前人们判断经济发展水平,第一是根据GDP总量,第二是根据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比重,第 三是根据第三产业比重。其实,这些指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 平。GDP总量或人均GDP数量,并不能反映出这些GDP是用什么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如何分 配的 。自然的恩赐、透支人的劳动寿命和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都可以使GDP快速增长, 甚至一场破坏性很大的洪水,损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却可以引起GDP的增长。
同样用工业化、企业化生产方式生产的国家,其生产方式质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别 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寡。关键在于劳动力 是不是商品。 要想建立普遍的市场经济制度,劳动力必须普遍商品化,必须使劳动者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 系,劳动力价格必须是市场决定的。我国目前不少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里,民 工在生产中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经济原则的保护,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工 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还不能完全与土地脱离传统的经济关系,还不能不依赖农业的收 入;他们的人身、人格得不到正常的国民待遇,更没有社会保障待遇,常常被拖欠工资、扣 发工资,等等。普遍存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地区,不管GDP总量多大,人均收入水平多高,也 不管 工业产值占GDP比重多大,这个地区都不能被看成工业化中、高级阶段,而是工业化的初级 阶段、原始积累阶段。
关键词:土地利用;特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 C35 文献标识码: A
一、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
1、公共政策属性
土地利用规划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与社会经济同步演化的特点。总结国际上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特点,土地利用规划总体上可分为以科学和理性为特点的蓝图规划阶段、系统综合为特点的过程规划阶段以及倡导人的社会价值理念为特点的参与式规划阶段。中国处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规划更应该采用过程规划模式,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符合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更具有政策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
2、综合性
综合性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部门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更强调作为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与土地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综合。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也经过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和预测,在规划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经济的内容(人口、GDP等),但是这些社会经济的分析、预测及结论均未很好地转化为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并没有有机的结合进规划内容之中,两部分是脱离的。而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是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内容转化为空间层次的内容,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因此,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性体现在土地利用系统和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
3、空间层次性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等方面有了不同划分。具有鲜明政治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规划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层次性体现在不同层级的土地利用规划有不同的目标、内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等。
二、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取决于规划的理论或模式。首先,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失效,随着问题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要素综合性和学科集成性决定了其方法的多样性,总体上可分为普遍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两个层次。
1、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比较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规定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各类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协调各部门和产业间的用地矛盾。但《规程》中没有给出具体“综合协调”的方法,导致实践操作中,地方只是将各类用地需求预测结果拼凑成一个规划方案,提出了各类用地间的矛盾,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即如何进行矛盾的“综合协调”这个本质而关键的问题却悬而未决。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人为因素对土地利用主观随意性的干扰,就必然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下表从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取决于规划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进行总结。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分析
理论基础 理论分支 规划方法
地理学 人地关系论
区位论
地域分异理论
地理信息系统 土地适应性分析、土地潜力评价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规模效益、级差地租分析
土地利用分区、土地用途管制
元胞自动机(CA)分析法,多智体(NfAS)分析模型
经济学 经济增长论
运筹学理论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成本收益分析法
博弈论方法、线性规划法、目标规划法
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法
管理学 非理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 有限性规划法、弹性规划法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外部性内部化方法
行为分析法
生态学 种群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 生态位方法
景观格局分析法
哲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
低碳经济理论 生态足迹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度方法
碳源(汇)分析法
社会学 公共关系理论 交互式方法、参与式方法
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决策分析法
系统科学 系统工程 系统动力学分析法
2、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而知, 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土地利用规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与此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特点是创新土地利用规划方法的重要基础。进而发展以下方法:
1.加强土地评价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性出发, 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需要以评价为基础, FAO 土地利用规划指南强调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最佳土地利用的选择, 是以土地计价为基础的, 而且不包括自然的适宜性评价, 也包括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价, 如农业生态区方法, 以及基层规划服务的土地评价, 如土地评价和立地评价, 以及包括土地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经济评价, 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在内的土地评价系列方法都可以为规划的协调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2.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 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
工业化, 城镇化的加快与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减少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这种双向的过程不会是线性的,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土地利用结构会出现相对平稳状态, 既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偶合关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为此, 借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模型”, 引入投入产出的宏观经济模型, 度量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态, 考察地区变化的城镇化速率, 通过典型地区的案例研究提取所需参数, 建立动态经济, 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型, 可为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找到解决的方法。
3.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模型
土地生态环境的演变与土地利用规划引致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土地利用的规划应以不导致土地生态环境的退化或不超时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为基础。为此, 需要建立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模型, 合理确定土地生态安全标准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国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 把土地利用引起的环境效应作为重要内容, 并主要在微观和小流域尺度上建立相应的模型。借鉴这一方法, 建立不同利用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为寻找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提供有效的途径。
4.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区的法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转向以技术领域为重点转向非技术领域为重点的趋势。基于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政策工具的特点, 土地用途管制作为基层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方法为核心内容, 其本质是制定一种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则, 或者说是法规。尽管土地用途分区管制法在国外比较成熟, 但其特点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法律传统、历史基础、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和条件的禀赋以及文化背景都密切相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特点, 分析中国进行土地用途分区的背景, 在探讨不同地区用途分区法令化的可能框架基础之上, 制定土地用途分区的法则, 使之真正成为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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