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情况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债务融资工具审批机制为注册制，一般采取一次注册、分期发行、注册有效期两年。债务融资工具多采取信用发行方式发行。票面利率一般采取固定利率。以下对主要债务融资工具产品进行介绍：
短期融资券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1年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超短期融资券是指具有法人资格、信用评级较高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期限在270天（含）以内的短期债务融资工具。
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1年以上）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向累计不超过特定数量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特定机构投资者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并在特定机构投资者范围内流通转让的债务融资工具。
永续票据是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一种，即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无固定到期日的债务融资工具，为债务融资工具项下的无固定到期日的含权产品。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是指2个（含）以上、10个（含）以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统一产品设计、统一券种冠名、统一信用增进、统一发行注册方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资产支持票据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由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支持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属清晰、能够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财产、财产权利或财产和财产权利的组合。基础资产不得附带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或其他权利限制。
项目收益票据主要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且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主要偿债来源的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收益票据实现与地方政府或城建类企业的风险隔离、减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一般注册发行期限较上，可以与项目建设运营周期完全匹配。
并购工具并未找到严格定义，主要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用于支付并购价款的债务融资工具，并购工具支持控制型并购。并购工具适用于有兼并重组需求的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大背景下，并购工具的需求会不断扩大。
保障性住房债务融资工具是指非银行金融企业、项目纳入政府保障房建设计划的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保障性住房债务融资工具对发行人资质要求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控股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选择要求为项目纳入政府保障房建设计划。
二、 各主承销商开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的规模统计
根据WIND采集数据显示及各方调查了解，2014年债务融资工具各主要主承销商排名前五名均为商业银行，按照排名先后顺序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债务融资工具各主要主承销商排名前五名均为商业银行，按照排名先后顺序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行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由于客户基础较好等因素承销债券能力较强，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债券能力较强。
另外，由于交易商协会放开了债务融资工具的主承销商范围至部分优质券商，券商2015年的承销能力也不断提升。
三、债务融资工具结构情况分析
（一）债务融资工具客户结构分析
债务融资工具客户结构主要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公司属性主要分为地方国有企业、公众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笔者根据采集数据进行统计， 截止2015年末债务融资工具上市公司发行963只，占比14.61%，非上市公司发行5629只，占比85.39%；按照公司属性进行划分，地方国有企业发行4214只，占比63.93%，中央国有企业发行1057只，占比16.03%，民营企业发行748只，占比11.35%。
（二）债务融资工具产品区域结构
根据WIND资讯查询的相关结果，按照我国主要省份划分，截止2015年12月末，各省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主要为信用债）共计7181只，债券余额为88012亿元，其中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占比较大的省份、直辖市为北京市、山东省、山西省、辽宁省以及河南省，这几个省份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分别为29，139亿元、4，613亿元、3，238亿元、2，411亿元和2，379亿元。其中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占比较小的省份、直辖市为黑龙江省、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这几个省份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分别为406亿元、614亿元和17亿元。 截止2015年12月末，债务融资工具数量占比较大的省份、直辖市为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以及广东省，这几个省份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只数分别为1074亿元、874亿元、497亿元、443亿元和441亿元。其中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只数占比较小的省份、直辖市为黑龙江省、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这几个省份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只数分别为46只、51只和3只。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注册地大多位于北京市，所欲无论发行期数还是发行余额，北京市占比较大。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无论在余额方面还是发行只数上面，均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后三位省份的发行期数和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占比特别小，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特别欠发达地区。由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之间的债务融资工具发展差异巨大。
四、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存在问题
（一）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存量结构问题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在各个商业银行都存在结构不均衡问题，主要是发行人性质结构，注册发行以央企、国有企业为主，而民营企业注册发行量非常小。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占发行总数的 ，民营企业占发行人总数的 。
以广西地区为例，通过之前广西地区的数据取样，广西地区注册发行也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屈指可数。
以HX银行为例，经调查了解，全行2015年注册发行的发行人当中，国有企业占80%，民营企业占20%。
以HX银行某分行为例，经调查了解，2012年至2015年注册发行7只债务融资工具，总计金额27亿元，全部为国有企业。
（二） 债务融资工具区域结构问题
区域注册发行情况不均衡，大致体现为承销地域位置上的自东向西递减。区域发展特别不均衡。
（三）商业银行需承担一定的声誉风险
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商业银行作为主承销商担任的是中介机构的角色，主要承担召集启动会议、收集整理注册材料、报送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等工作，在注册发行过程中，对于不太熟悉债务融资工具产品的发行人，商业银行承担了大多数的指导协调工作。
商业银行从中只是起到了中介机构的角色，对于商业银行开展的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工作，商业银行并不承担实质风险，实质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商业银行在该业务中要承担声誉风险。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商业隐含应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公司治理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制定声誉风险管理机制、办法、相关制度和要求，主动、有效的防范声誉风险和应对声誉事件，最大程度的减少对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五、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客户结构
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债务融资工具客户结构问题，商业银行在从事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时，要注意调整客户结构，除了营销央企、国有企业外，还要筛选优质的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其他性质的企业，筛选规模较大、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优势，除了提供传统的优质服务，比如贷款、理财等各类业务，也要体现商业银行延展金融服务功能。
对于民营企业等其他性质的企业，商业银行也要适度筛选有行业优势、实力背景较强的企业予以支持。
目前，交易所对于发行公司债已经放宽到非上市公司也可以发行，那商业银行也可以营销优质的上市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今后发债企业的界限会更加宽广。
（二）各区域结合当地情况筛选优质业务
商业银行在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时，也要结合当地的行业状况、企业状况等情况，注意甄别筛选优质业务。首先要从行业入手，选择当地较为优质的行业，朝阳行业给予支持，而不要选择落后产能、产能过剩或者国家政策禁止限制等行业。其次商业银行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的筛选甄别时就要把好关，选择较高评级，诚信度高，财务制度完善，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介入业务。最后债务融资工具产品交易商协会结合市场情况会不断创新，各商业银行也要结合自身特点，重点推介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业务。
（三）规范内部流程
各商业银行在开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时，结合各行的规章制度及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细则，不断规范完善内部流程。建议商业银行可以制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后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风险预警等规章制度。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资本积累机制
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最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资金流导向机制
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它可以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组织演化，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金融发展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向跨地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发展领域的拓宽和活动领域扩大促进区域融合。
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有关。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灵活的区域化金融调控措施消除这种逐渐扩大化的差距，将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2.2%和1.4%，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2004年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总体看，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余额存贷比明显高于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4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西部的总和。从1990年到200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万亿元，占全国比例为61.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全国比例为22%和16.6%。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60%，中西部分别约占20%。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6%和13%。从保险业的发展来看，2004年东、中、西部保费收入分别占62%、22%和16%。各地区保险密度总体上呈东、中、西递减之势，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环境的矛盾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计划成分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
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建立统一金融市场构建区域金融体系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消除货币政策传导在各经济区域的阶段性差异，使利率机制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体系。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规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业，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同时，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
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以市场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改变以行政区划编设机构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业务量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相适应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中西部落后地区银行机构较少、金融工具单调，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一、引言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产业，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行业，对发展区域经济意义重大。金融业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为进一步促进非中心城区金融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对非中心城区如何规划区域金融业发展提出了一些见解。
二、非中心城区发展金融业的劣势
“十一五”以来，我国金融业得到较快发展，但从区域经济竞争的态势等方面分析比较，非中心城区金融业的发展速度相对于中心城区还是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发展的一些劣势。
1.相对缺乏明确的金融发展方向与长期的金融发展规划，相对缺乏高标准城市整体规划，楼宇经济还欠发达，相对缺乏适合金融业，尤其是金融总部落户的高档载体，缺乏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
2.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市场主体少，交易规模小的问题突出。与金融业伴生的金融机构或者中介机构数量很少，这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跟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生联系深度和频度。
3.金融体系不健全，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
三、非中心城区发展金融业的优势
虽然非中心城区金融产业发展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但从宏观层面看，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需求增加，金融业竞争更加激烈，金融行业更加细分，在这一新形势下，金融业既面临严峻的挑战，更有新的发展机遇，处于重要的转折和发展时期：
第一，区位优势日趋显现。非中心城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往往处在城乡结合部，面积大，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丰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非中心城区的经济地位、交通枢纽等区位优势将进一步显现，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信息中心的地位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和释放，为金融业加快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宏观政策层面引导产业发展指令更加清晰。有关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政策，要求逐步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创新；有关推进非银行金融企业改革政策，要求大力发展提供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服务的专业化理财机构；有关稳步发展多种形式中小金融企业政策，要求在加强监管和保证资本充足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适应特定对象和提供特色服务的中小金融企业。
四、促进非中心城区金融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对策
非中心城区今后一段时期发展金融业的定位是：错位互补、协同发展，打造金融副中心。围绕一个金融中心发展若干副中心是国际国内金融大城市的基本布局，金融中心以金融总部、金融管理机构为主，金融副中心则以金融交易、金融投资机构为主。打造金融副中心的发展思路是：将新型金融机构设立、要素市场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作为发展重点，着力吸引城市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业地方总部，打造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投融资活动高度聚集为特征的结算型金融中心区，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以金融交易和金融新业务为发展主体的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平台的高度聚集。
1.打造新型银行聚集区
重点吸引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其市场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和服务城市居民”，作为中小银行，其在外地城市选址设置分支机构的考虑也有别于大型银行，呈现出更加注重产业土壤、人口数量、沉淀资金等条件因素和更加注重房租、地价、地方优惠政策等运营成本的特点，这和大型银行侧重追求企业形象，一味在城市中心和繁华地段设立总部的偏好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与非中心城区开展银行机构招商活动的区域优势相吻合，有利于与金融产业密集区开展错位竞争。
2.打造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聚集区。发展并吸引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信托公司、房产、汽车等消费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聚集，借助中小企业聚集、一、二次产业基础雄厚优势，形成新型的金融机构集群，重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打造服务于三农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暖箱。非中心城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力地加快区域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人口、资金等要素的流动和集聚，促进城市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特别适合在这样的经济土壤中生长繁荣。
3.打造新型金融业态聚集区。吸引新型金融业态聚集，将银行、保险、证券、担保、信托、融资租赁各类金融机构经营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有机整合，引导金融企业发展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制造业、物流业的投融资、保险、租赁、结算、评估等特色金融业务，向企业客户提供的一种涵盖众多金融产品与增值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使资金、服务积聚作用和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得以凸显，并依靠由此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吸引门类更多、内容更丰富的金融机构进驻。
【关键词】区域资金流动 非协调 金融发展
一、区域金融流动概述
（一）区域金融流动概念
区域金融流动是指区域间贸易、劳动力转移、投资等行为的产生而引起的区际货币资金流动。本文对区域金融流动的分析基本在金融部门，只对金融资金的流动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实物交易。
（二）区域金融流动的原因
1.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降低风险。资本具有逐利性，只有当一个地区能够使得资本获得比其他区域更高的利润时，资本才会流入该区域。利润的增加和风险的降低同样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入，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风险，投资者不仅要关心投资收益，更要考虑投资风险。资本的区域流动可以使的资本通过分散投资、选择最优的投资组合来减低风险。
2.投资者预期决定着资金流向。将资金投向预期收益高的地区是投资者的正确选择。而投资者的预期与地区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联。政府予以投资者政策的优惠，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投资者收益的预期；同时当地政府应当保证优惠政策的连续性，使得投资者能够预见未来较长时间内能够获得稳定的利润，因此投资者才能够将资金投资到该地区。
（三）区域金融流动的途经
1.商品买卖形成的资本区域流动。对沿海发达经济来说，商品生产门类多，服务项目也多能够满足当地企业发展所需的物资。而欠发达地区刚好相反，企业需要到外地去采购所需的生产物资，便导致了资金的外流。
2.劳动力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闲置农民外出打工，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主要的劳动力吸收区。大多数外出的务工的劳动力将钱寄回老家，则形成一股巨大的资金回流。
3.贷款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企业的贷款会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流向受益较高的地方，这就形成贷款的夸区域流动。从社会整体看，虽然此举可以产生资源配置效应，获得了更优的产出和效益，但是将致使资金流出地区的发展失血，扩大发展的非平衡型及其弊端，也会存在挤压资金流入地区的金融市场的可能，并增加贷款管理难度。
二、我国区域金融流动的现状
（一）存、贷款的区域分配
从银行角度来看，可以以吸纳的存款数量来代表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区域资金运用能力则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情况来衡量。2013年全国存款总额为1047654.1万亿，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划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存款余额达到了60.4万亿，占全国存款总量的57.6%，中部地区存款总额为20.4万亿，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款总额分别为16.8万亿和7.3万亿。2013年去全国贷款总额为73.2万亿，东部贷款总额为42.2万亿，占比达到了57.7%，另外三个地区的贷款额分别为13.9万亿，11.9万亿和5.2万亿。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该地区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也差不多占到这个比重，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个区域，说明了该地区的资金吸纳能力和资金运用能力都比其他区域强，资金从其他区域向该区域流动。
（二）资本市场上资金的区域分配
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2490家，其中东部为1620家，占比为65.1%；中部为421家，占比为16.9%；西部和东北分别为311家和138家。从A股筹资额来看，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筹资额为4615.2亿，东部地区筹资额为2642.6亿，占比达到了57.2%；中部筹资931.8亿，占比20.2%；西部和东北地区筹资额分别为898.9亿和142.9亿，占比分别为19.5%和3.1%。通过上数据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最多，且该地区的筹资额占比也超过一半，都超过了其他三个地区的总和，说明资金都流向东部地区。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区域分配
我国固定投资一般由政府主导。固定投资体现了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运用资金，然而不同地区的固定投资额差别很大。2013年全国固定投资额43.5万亿，东部的固定投资额为17.7万亿，占比达到40.7%。而东北地区的固定投资额为4.6万亿，占比不到10%，中部和西部固定投资额分别为12.9万亿和8.2万亿。东部同样的最高的，说明国家在使用资金时，更多的资金流向了东部区域。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的非协调性分析
（一）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是从银行贷款，因此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是区域资金流动的主要方式。我国银行采用的是总行分行制，发达地区经济效益好，资金风险低，金融机构相对就比较发达。总行出于资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必定会将资金多用于发达地区，这样就必然会将欠发达地区分行的资金调至发达地区的分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就会导致更需要资金来发展经济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减少，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
（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非均衡
我国上市公司有超过60%的公司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同时对公司所在地的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无论从公司数量，还是从筹集资金的量上都不能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明显的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之，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非均衡特征，民间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
（三）直接投资引发的资金非均衡流动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1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最多，达到了17.7万亿，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40%，高于其他地区。2013年，全国利用外资达到2490.2亿美元，东部地区利用外资达到1435亿美元，占总量的57.6%，中西部利用外资分别为469亿美元、231亿美元，占总量的18.8%和9.3%。
其次，要重视与周边或发达地区的金融合作，协调不同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向发达地区借鉴金融发展经验，扩大金融发展带给经济的乘数效应。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应当帮助欠发达地区成立指导该地区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适合该区域发展的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豆建民.国内资本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5，（8）：84-87.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 2000）
作者简介：周 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 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 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 and 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 et 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 et 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 and Sehrt，2001)；［6］(608-644)(Allen et 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 and 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 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 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 and Cattaneo(2011)、［11］Nasser and Gomez (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 Financei,t+∑βControlsIn 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 dloan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 dpriv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 （3）
Infdii,t=αdbdlIn dfirgi,t+βlfdiIn lfdii,t-1+βwageIn wagei,t+βmpIn mpi,t+βmrIn mri,t+βinfrasIn infrasi,t+βinduIn indui,t+βopenIn 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 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 （5）
μi,t=ρμi,t-1+δi,t （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 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 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 （8）
dfirgi,t=firgi,t-firgi,t （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odel of 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 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 -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 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 释：
① 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 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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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oreign Capital Entrance
Zhou Shen1 Zhang Liang2 Qi Xin3Abstract: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our FDI inflow,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whether current financial system will accommodate to substantial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7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flow.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egional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affects FDI inflow, bu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on FDI inventory are less than on FDI flow. 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eastern area has insignificant impacts on FDI inflow, but financial distortion disparity in mid-western are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impacts FDI inflow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FDI flow and inventory are greater than eastern areas.
关键词：区域金融 长三角 金融资产 金融结构 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8-050-04
一、引言
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金融结构研究的先驱Goldsmith（1969）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创造性地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等结论，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并得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平行相关的结论等。Shaw（1973）及Mckinnon（1973）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规模与结构等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判断该国处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状态。Levine（1997）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谢平（1992）、易纲（1996）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金融深化进程及金融该给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易纲、宋旺（2008）在考虑国际金融资产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深入分析了中国1991年到2007年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过程，指出继续加大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当前对省域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从金融差异的角度研究区域差异（王元凯，2010a,b）。另一方面，衡量国家的金融资产指标与衡量一国之内省区金融资产指标不同。本文试图建立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体系，据此研究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评价长三角四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与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三角金融资产总量统计
为了深入研究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结构，这里首先统计出长三角地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资产总量。本文提供了一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主要指标，便于横向地比较地区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
准确地测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在于金融资产界定及其测度指标存在差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流通中的通货、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保险准备金、股票和其他股权、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IMF，2002）。在金融发展学领域中，Goldsmith（1969）对特定国家的金融资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统计，将全部金融资产划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类，并且把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贷款。易纲（1996）较早地给出了统计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财政向银行借款、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市值、国内保险费等十多项指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进程中，易纲、宋旺（2008）进一步考虑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对统计金融资产总量的作用，将国外金融资产纳入到金融资产总量范畴中。由此可见，准确地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权益说明，还涉及到地区范围。鉴于当前研究并测度中国国内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成果较少，本文根据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及其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测度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见表1）。
根据金融资产的权益属性等特征，这里选择四大指标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涉及到债权、股权、保险等，其中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需要说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资产范围比较宽，比如包含通货、金融衍生品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资产范围相对比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忽略了通货、金融债券等资产；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没有计算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国内A股在省域地区的托管市值衡量该地区股权金融资产，不采用省域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指标；以中外资保险总收入衡量保险准备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为金融总资产与GDP比值（以%为单位），其中金融总资产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减问题。
建立省域金融资产统计指标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及金融相关率。根据表1数据，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果：（1）长三角地区金融资产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对比2006年和2009年数据，安徽、江苏、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现出三个阶梯，依次为上海属于第一层级、浙江和江苏属于第二层级、安徽属于第三层级。（2）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地区层面看，对比安徽、江苏、浙江三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二者正相关趋势。在时间层面上，对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也呈现出二者正相关关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为14900亿元，低于同期的江苏34601亿元和浙江22832亿元，但其金融资产总量却高于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2006年数据也说明了上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3）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最为发达地区。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高则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相关率最高地区，也是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地区。2006年数据也表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最高。（4）江苏具有发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潜力。从时间序列看，长三角四省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提高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从金融相关率看，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分类，长三角地区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上海、浙江分别属于第一、二层级，江苏和安徽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属于第三层级。
三、长三角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一方面，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反映了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如信贷市场、股权市场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时，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变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即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不仅标志着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构建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指标之后，从时间、省域两个维度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一）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从时间角度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金融资产的绝对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单纯地研究金融资产总量意义不大。这里以金融资产总量为分母，把债权、股权、保险及其子项目换算成占比（%），选取了“十一五”期间2006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从时间和地区维度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见表2）。
1.债权资产比重相对下降，股权资产比重相对上升。比较2006年和2009年数据，长三角四省市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均相对下降，如安徽从2006年到2009年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分别从55%、39.9%下降到52.6%、37.1%，江苏、浙江、上海股权资产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债权资产因地区差异存在结构性变化。从2006年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在不断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分别从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企业存款比重趋于上升，而上海则从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均呈现下降，如上海短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分别从2006年11.2%、1.9%下降到2009年7.3%、1.6%。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中长期贷款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长期贷款比重从2006年18.7%下降到2009年15.4%。
3.不同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尽管股权资产及保险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沪对金融机构债权及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资产比重均占据绝对优势。在债权资产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贷款比重低于江苏和浙江。在对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从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业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苏和上海。在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短期贷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苏中长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二）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GDP比值，以百分数为单位（见表3）。前面研究已经说明，从金融资产总量的金融相关率看，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三个层次。从单项看，无论是债权、股权还是保险，长三角四省市各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债权、股权及保险的四个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从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区在不同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和江苏的债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具有显著优势，分别从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险上的花费均高于江苏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对而言偏好于保险支出。
（三）债权资产相关率分析
债权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仍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在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比重在65%-90%之间（见表2）。这里以债权资产与GDP比重衡量债权资产相关率。在时间维度上，四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款资产相关率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存在差异。在居民储蓄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苏居于第三位，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呈现下降、其他地区上升（见表4）。在企业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 2009年安徽为43.5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35.4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安徽、江苏、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则从76.4提高到95。在中长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从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据融资方面，安徽和江苏有所下降，上海从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从10.4提高到12.5。
在长三角地区中，安徽与其他地区的债权资产相关率差异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结构。一方面，安徽贷款比较低，2009年安徽贷存比为70.4%低于江苏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贷存比在下降，而江苏和浙江的贷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贷及贷款的相关率均较高，但是其金融机构贷存比较低，其深层次因素是上海资本市场的发达及服务业发展较快。
四、结语
长三角地区内部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建立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本文选取了“十一五”期间的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深入地分析了江浙皖沪的金融结构，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果：“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结构不断优化，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债权资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比重大概处于65%-90%之间；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相关率等指标看，上海金融发展水平相当高，其股权资产比重显著重要，其金融相关率是江浙皖的2-3倍；总体上，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平行状态，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金融发展水平依次提高，其中江苏发展金融业的潜力相对较大。
如何精确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不断地挖掘金融发展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顺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金融政策对省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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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投资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31-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07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逐年增加，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对华投资前五位国家或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地区（783.02亿美元）、新加坡（73.27亿美元）、日本（70.64亿美元）、台湾地区（52.46亿美元）、美国（33.53亿美元）①。良好的外商投资形势一方面源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或者说东道国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来源地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仍是决定是否投资或投资金额大小的重要因素。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有一系列经典的解释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于其某种垄断优势而决定的[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Vernon，1966）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H.Dunning（1977，1981）认为，一国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内部化优势[3];边际产业扩张理论K.Kojima（1978）提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凭借标准化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投资，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实现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4]。尽管发达国家有垄断优势，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但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J.H.Dunning &R.Narula（1996）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遵循一定的周期性，即根据人均GNP对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需求[5]。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竞争优势也是有利于其对其他类似或更穷的国家开展直接投资[6]。Lall（1983）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定优势能促使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在小规模、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方面[7]。
以上经典理论发现，发达国家的垄断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但我们认为金融市场在培育这些优势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融资渠道畅通，能更好的为优势产业服务，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强化垄断优势或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关注对华外商直接投来源地的金融市场是否有助于对其对华投资，从而为金融市场对本国投资海外市场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我国深化“走出去”战略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Tinbergen（1962）最早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的决定因素，表明了双边贸易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8]。De Ménil（1999）提出了引力模型与FDI流动的相关性[9]。一些学者也开始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10-12]。对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投资和出口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如Mundell（1968）;Helpman et al.（2004）[13-14]。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如Markusen et al. （1996）[15]。
随着金融市场逐渐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完善性与信贷约束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大量的文献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6-18]。如Rajan and Zingales（1998）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金融发展能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19]。一国金融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其对出口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影响[20-23]。如Beck（2002）研究发现，金融发达的经济体有更少的搜寻成本，使公司更能获得便宜且丰裕的外部融资[24]。Manova（2013）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融资，国内的企业就能缓解生产扭曲，获得资金从事出口，或出口更多[25]。
同样，金融市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也逐渐涌现。Antràs et al. （2009）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即增加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投资合同的履行，会降低FDI的流入[26]。Huang（2003）也通过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吸收了很多FDI，是因为中国的国内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受到了信贷约束，这种约束限制了本地企业的进入而鼓励了外国企业通过FDI的进入[27]。Qing Liu and Larry D. Qiu（2014）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对母国跨国公司的决定行为产生影响，东道国金融发展良好，会使投资国减少对东道国的投资[28]。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该国的投资。另一些学者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会促进投资国对该国的投资，如Bilir，Chor，and Manova （2014）证明了东道国的金融条件不仅影响跨国公司进入的决定，还影响了附属子公司全球销售的模式;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缓解了跨国公司的流动性约束，会促进FDI的进入及销售总水平[29]。从投资国的角度，Di Giovanni（200
5）通过引力模型考察私人部门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显示投资国的融资规模会促使对外的跨国兼并和并购[30]。Buckley et al.（2007）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发育度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作用[31]。
在已有的金融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大多是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去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而从投资国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相对较少。然而，金融市场对于一国优势产业的培育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资金配置有效，会激活很多的项目积极发展，当国内市场有局限时，跨国公司便会走出国界寻找更广的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面对如此之多的投资国，尽管FDI的流量也是逐年增大，但不同的投资国其投资的规模还是有区别的，是什么使他们的投资规模不同？本文试图从投资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分析，考察是否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影响了投资规模的大小。因此，本文基于2003―2011年在华直接投资的82个国家①，根据Beck et al.（1999）及更新的金融结构数据，从投资国的6个金融指标来考察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②，进一步的从规模、活跃度及金融机构的效益等多方面权衡金融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32]。
三、模型设立与经验研究分析
（一）模型设立
根据已有理论及文献，建立以下模型：
Ln（fdijt）=β0+β1ln（finjt）+β2ln（distj）+β3ln（tradejt）
+β4ln（pgdpjt）+εjt （1）
式（1）中，fdij，t表示t年中国实际利用j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finj，t代表t年j国金融发展水平，分别是私人信贷占GDP的比值（pcgdp）、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值（stmktcap）、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stvaltraded）、流动负债占GDP比值（llgdp）、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数据来源于Beck et. al（1999）及其更新数据①。distj代表中国与j国的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tradej，t表示t年中国与j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pgdpj，t表示t年j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WDI;εjt是指误差。对于所有的变量，本文的模型都取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及预期符号见表1。
（二）经验研究分析
1.估计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1），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估计，以求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由于金融指标的6个变量很可能出现共线性，所以我们将几个变量根据一定的经济学含义对其进行分组回归，第一组是融资规模即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资金比和股票市值比;第二组指标是流动性负债比，体现金融深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三组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和股票交易额比之和，体现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和股票市场的活跃度给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第四组是银行成本收入比和银行机构的存款，检验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整个估计中，除了采用对数避免异方差以外，我们还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尽量使结果更加可靠。
我们没有考虑普通最小二乘法是因为数据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中，某些年份某些国家或地区完全撤出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致使这些数据为0，所以，整个FDI的数据就是大于或等于0的分布。如果把大于0的投资额看成是连续的分布，那么0和大于0的投资额就构成了一个离散点和连续分布组成的混合分布，这明显体现了截取回归（censored）的特征，Tobin（1958）提出了用MLE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33]。因此，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首先用tobit回归以求估计结果更加准确。Tobit回归结果见表2。
Tobit_1体现了私人部门在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pcgdp+stmktcap）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投资国国内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资金越多，股票市场的市值越大，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Tobit_2体现银行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llgdp）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该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Tobit_3列表示股票市场的交易额比（stvaltraded）对海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说明了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指标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Tobit_4列运用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回归，考核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存款比对海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这与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能促进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思想一致。一国有充足的储蓄资金，便有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源泉。通常银行成本收入比越低，说明银行的效益越高，银行机构发展越健康，越能给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但在回归结果中，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体现出了正向作用，与预期不太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海外直接投资与银行进行紧密的业务往来的关系，成本的增加是由于需要处理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增加了，由此导致的管理费用、各种手续费增加了。所以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即Heckman方法进行回归。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我们考虑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以再次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因为样本中的投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呈现了偶然断尾的现象（数据里的FDI大于或等于0），而这种偶然断尾可能是与投资国的金融发展有关，从而出现了样本选择问题。Heckman（1979）针对此类问题提出了两步估计法，即首先用Probit估计方程，然后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最终估计值[34]。目前，Heckman回归有两种方法可以运用，一种是两步估计法，另一种是极大似然估计法。由于极大似然估计法比两步估计法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从估计结果来看，Wald p值都明显小于0.05，说明该样本存在样本选择问题，用Heckman回归是正确的。同时，Heckman回归结果与Tobit回归的结果几乎一致，金融发展的6个指标的显著水平、系数的正负严格保持的一致，系数的大小接近，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为了分析不同类别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一些区别，本文在截取回归的模型上进行分样本回归。我们将样本里的82个国家或地区分成了OECD和非OECD两组，检验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区别，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我们以三组金融发展变量为例进行分样本回归。分别衡量信贷规模、流动性负债和银行效益对发达经济体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在Tobit分样本_1中，信贷规模都显著为正，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融资规模在1%水平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规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非OECD国家或地区。但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较OECD国家或地区大。Tobit分样本_2体现金融深化指标在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非OECD国家的流动性负债对促进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更大。Tobit分样本_3考察了银行的效益即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在银行成本收入比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系数都为正，只是前者不显著，后者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体现了成本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这种促进作用比OECD国家或地区更大，这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银行机构可能给了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的条件，在银行服务方面加大了成本的开支，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同时，也反应出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如OECD国家或地区稳定，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金融健康问题可能需要值得注意。在银行存款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对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仍然是非OECD影响作用更大。综合而言，分样本的回归中，除了成本收入比不同外，其他的金融指标在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体现了比在OECD国家或地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表明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关注对类似国家的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国的增长，它们更加积极的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从而出现了银行成本的上升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反应了这些非OECD国家或地区金融机构的成本控制问题急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稳定的阶段，对华投资也相对稳定，而非OECD国家或地区对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一旦金融市场的约束减少了，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就非常大，所以出现了OECD国家或地区的指标的系数比非OECD指标的系数小。
2.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即一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是促进该国对中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也可能会发生逆因果关系，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该国金融指标发生变化。出于反向因果关系与遗漏解释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本文将相关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该问题。估计结果与前面的Tobit、Heckman结果较为一致，说明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间并没有逆因果关系，再次证明了前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四、结论
本文在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1年8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考察了包含融资规模、银行储蓄、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金融深化以及金融机构的效益在内的6个金融发展指标对一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银行储蓄、金融深化等指标形成了一国的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为一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积极的促进了他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二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作用大于OECD国家或地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受融资约束后，一旦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加深了，其对经济促进的边际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大，这对我国完善金融市场促进投资有很大的启发;三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成本收入比对一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效益还比较低，金融机构还存在成本控制问题。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是，随着中国步入新常态，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也在稳步增加，要提高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力，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国在我国投资的资金优势，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方面进行引导，拓展金融深化指标，加强对金融机构成本的控制，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给予国内跨国公司更广阔与宽松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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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三角；金融资产：金融结构；金融发展
JEL分类号：G1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9-0027-04
一、引言
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金融结构研究的先驱Goldsmith(1969)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创造性地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等结论，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并得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平行相关的结论。Shaw(1973)及Mekinnon(1973)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规模与结构等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此判断该国处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状态。Levine(1997)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谢平(1992)、易纲(1996)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金融深化进程及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易纲、宋旺(2008)在考虑国际金融资产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深入分析了中国1991年到2007年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过程，指出继续加大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当前对省域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从金融差异的角度研究区域差异(王元凯，2010)。另一方面，衡量国家的金融资产指标与衡量一国之内省区的金融资产指标不同。本文试图建立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体系，此研究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评价长三角四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与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总量统计
准确测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在于金融资产界定及其测度指标存在差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流通中的通货、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保险准备金、股票和其他股权、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IMF,2002)。在金融发展学领域中Gddsmith(1969)对特定国家的金融资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统计，将全部金融资产划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类。并且把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贷款。易纲(1996)较早地给出了统计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财政向银行借款、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市值、国内保险费等十多项指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进程中，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金融领域开放度得到提高，易纲、宋旺(2008)进一步考虑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对统计金融资产总量的作用，将国外金融资产纳入到金融资产总量范畴中。由此可见，准确地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权益说明，还涉及到地区范围。鉴于当前研究并测度中国国内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成果较少的情况，本文根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及其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测度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见表1)。
根金融资产的权益属性等特征，这里选择四大指标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涉及到债权、股权、保险等，其中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需要说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资产范围比较宽，比如包含通货、金融衍生品等。考虑到数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资产范围相对比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忽略了通货、金融债券等资产：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没有计算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国内A股在省域地区的托管市值衡量该地区股权金融资产，不采用省域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指标；以中外资保险总收入衡量保险准备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为金融总资产与GDP比值(以％为单位)，其中金融总资产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减问题。
建立省域金融资产统计指标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及金融相关率。根表1数，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1)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对比2006年和2009年数，安徽、江苏、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现出三个阶梯，依次为上海属于第一层级、浙江和江苏属于第二层级、安徽属于第三层级。(2)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地区层面看，对比安徽、江苏、浙江三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二者正相关趋势。在时间层面上，对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也呈现出二者正相关关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为14900亿元，低于同期的江苏34601亿元和浙江22832亿元，但其金融资产总量却高于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2006年数也说明了上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3)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最为发达的地区。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高则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相关率最高的地区，也是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2006年数也表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最高。(4)江苏具有发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潜力。从时间序列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提高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从金融相关率看，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分类，长三角地区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上海、浙江分别属于第一、二层级，江苏和安徽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属于第三层级。
三、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一方面，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反映了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如信贷市场、股权市场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时，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变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即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不仅标志着
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构建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指标之后，从时间、省域两个维度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1、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从时间角度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金融资产的绝对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单纯地研究金融资产总量意义不大。这里以金融资产总量为分母，把债权、股权、保险及其子项目换算成占比(％)，选取了“十一五”期间2006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从时间和地区维度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见表2)。
(1)债权资产比重相对下降，股权资产比重相对上升。比较2006年和2009年数，长三角四省市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均相对下降，如安徽从2006年到2009年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分别从55％、39.9％下降到52.6％、37.1％，江苏、浙江、上海股权资产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债权资产因地区差异存在结构性变化。从2006年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在不断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分别从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企业存款比重趋于上升，而上海则从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趋于下降，如上海短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1.2％、1.9％下降到2009年的7.3％、1.6％。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中长期贷款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长期贷款比重从2006年的18.7％下降到2009年的15.4％。
(3)不同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尽管股权资产及保险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沪对金融机构债权及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资产比重均占绝对优势。在债权资产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贷款比重低于江苏和浙江。在对金融机构债权方面，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业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苏和上海。在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短期贷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苏中长期贷款比重、票融资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2、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以百分数为单位(见表3)。前面研究已经说明，从金融资产总量的金融相关率看，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三个层次。从单项看，无论是债权、股权还是保险，长三角四省市各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债权、股权及保险的四个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从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区在不同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存在差异。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的债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具有显著优势从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险上的花费均高于江苏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对而言偏好于保险支出。
3、债权资产相关率分析。
债权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仍占绝对重要地位。在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比重在65％-90％之间(见表2)。这里以债权资产与GDP的比重衡量债权资产相关率。在时间维度上，四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款资产相关率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存在差异。在居民储蓄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苏居于第三位，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趋于下降、其他地区上升(见表4)。在企业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43.5，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35.4，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安徽、江苏、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则从76.4提高到95。在中长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从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融资方面，安徽和江苏有所下降，上海从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位，从10.4提高到12.5。
在长三角地区中，安徽与其他地区的债权资产相关率差异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结构。一方面，安徽贷款比较低，2009年安徽贷存比为70.4％，低于江苏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贷存比在下降，而江苏，和浙江的贷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贷及贷款的相关率均较高，但是其金融机构贷存比较低，其深层次因素是上海资本市场的发达及服务业发展较快。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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