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区物业；管理方法；纠纷处理
Abstract: community property management process can occur in all kinds of disputes, these disputes have administrative, civil and criminal.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unit and the real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of disputes, realty service contract dispute, the old and new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the authority the disputes, the owners' committee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of disputes,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misappropriate the special maintenance funds, property management enterprise beating village owner of injur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have to face how to property management for industry management of new ques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how to deal with these disputes,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method.
Keywords: community property; Management methods; Dispute process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社区物业管理纠纷的基本类型
1、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是发生在社区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及物业管理内容的民事纠纷，如物业管理企业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而引发的纠纷；业主未按合同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用而引发的纠纷；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之间因物业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违约而形成的纠纷；业主的相邻权受到侵犯而引发的纠纷；建设单位与物业管理企业在交接过程中发生的纠纷等。
2、社区物业管理行政纠纷物业管理行政纠纷是发生在不平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有关物业管理的纠纷，如物业管理企业与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纠纷；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纠纷等。为了建立和谐文明的社区，在物业管理上，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调节这些纠纷，一般来说，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以下将着重这几种常见的纠纷处理方法进行论述分析。
二、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协商和调解方法
1、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协商方法
所谓物业管理纠纷的协商，是指纠纷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各方已发生的纠纷进行解决的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第三人或其他任何部门的介入，有利于节约成本；同时，这种处理方式建立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有利于修复纠纷各方的关系，使之长期友好相处，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纠纷。这种方式通常是首先采用且效果最好的方式。
2、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调解
物业管理纠纷的调解，是指纠纷各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根据各方的意思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经各方同意并执行，从而解决纠纷的方式。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调解包括民事调解和行政调解，前者是在非官方的第三人的主持下进行的；而后者则是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物业管理纠纷行政调解的行政机关是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但是，如当事人一方对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调解结果反悔时，此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
【案例分析】：某市“花园城”是20世纪80年代入住的老住宅区，由于当时设计的遗留问题，原设计首层架空层并作为商铺出租，现部分商铺送货车辆夜间进出、装卸货物产生的噪声和小区车位少导致道路拥挤堵车鸣笛现象，影响小区住户的正常生活，引起业主强烈投诉，针对这一问题，管理处经理组织管理层人员，召开了研讨会并制订了限期整改方案。经过分析发现导致噪声有以下原因：
① 个别车主素质低下(外来车辆居多)，乱鸣笛；
② 小区商铺送货车辆早出晚归及装卸货产生的噪声；
③道路不畅通，出现暂时堵车现象。
管理处根据导致噪声的原因制订以下整改方案：
① 由车管员向小区月卡车主上门发放“温馨提示”，宣传进入小区请勿鸣笛，避免噪声发出。
② 外来车辆进入小区时，进口处车管员发放“进入小区，车辆慢行，请勿鸣笛”的温馨提示卡，并对进入小区的临时停车进行登记。
③ 对首层有货车的商铺，由经理出面沟通，与商铺协商在小区内的进出和上下货时间上达成一致，要求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所规定的时间放行。
④ 加强首层护卫员巡逻力度，及时疏散和引导车辆，确保道路畅通，对违规鸣笛和装卸货物的车辆及时制止并对进入小区鸣笛的车主进行记录车牌在案，如有三次以上鸣笛现象的车辆将通知车主不让其车辆进入小区。
⑤ 在小区内加大宣传力度，增设标识、挂横幅。同时严格控制外来车辆进入(特殊车辆除外)，把车辆进入小区相关规定纳入《小区公共秩序管理规定》中。使广大业主住户共同遵守并监督。
【案情结果】花园城管理处一方面制订并实施控制车场噪声整改方案，另外与相关业主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与沟通，最终得到了广大住户和业主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与肯定，目前小区车辆鸣笛等噪声比以前有很大改观，晚上也清静了。
【案情点评】此案例充分说明了社区管理中的某些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只要管理者勇敢地面对问题，本着为业主着想的基本立场，以务实的工作态度制订并实施整改方案且与相关业主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与沟通，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长城一花园管理处的做法值得其他社区物业管理者学习。
三、社区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仲裁与诉讼方法
1、纠纷仲裁方法
(1)物业管理民事纠纷仲裁的概念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仲裁是指物业管理纠纷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根据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把物业管理纠纷交给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居中裁决的活动。
(2)物业管理民事纠纷仲裁的特点
①自愿性：物业管理纠纷当事人的自愿性是仲裁最突出的特点。物业管理纠纷仲裁以各方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否提交仲裁、交与谁仲裁、仲裁庭如何组成、由谁组成，以及仲裁的审理方式、开庭形式等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由当事人各方协商确定。
②灵活性：由于物业管理纠纷仲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仲裁中的诸多具体程序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与选择的，因此，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加灵活。
③快捷性：物业管理纠纷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一经仲裁庭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物业管理纠纷当事人可以以这种方式迅速解决纠纷。
④保密性：物业管理纠纷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有关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也同时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仲裁表现出极强的保密性。
⑤强制性：仲裁机构虽为民间机构，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但法律规定，仲裁裁决生效后，当事方不执行仲裁裁决的，另外一方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使得仲裁裁决也具有强制的执行力。
(3)物业管理民事纠纷仲裁协议应包括的内容物业管理民事纠纷仲裁协议，是指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仲裁协议是仲裁解决的前提条件，没有仲裁协议，就不存在有效的仲裁。
物业管理纠纷仲裁协议一般应包括以下三个内容：
①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应当是具体、明确、肯定的。
②仲裁事项，即当事人提交仲裁的具体纠纷的事项。
③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社区物业管理纠纷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应当明确、具体。如可以在物业服务合同中写明“在本合同履行时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提交××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4)物业管理纠纷仲裁的程序
①一方当事人向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
②仲裁委员会于收到申请后5日内决定立案或不立案。
③立案后在规定期限内将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申请人，并将仲裁申请书副本和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
④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答辩。双方按名册选定仲裁员。
普通程序审理时由3名仲裁员组成，双方各选1名仲裁员，仲裁委员会指定1名任首席仲裁员；案情简单、争议标的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1名仲裁员审理。⑤开庭，庭审调查质证、辩论、提议调解。⑥制作调解书或调解不成时制作裁决书。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与司法审判的两审终审制不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2、社区物业管理纠纷的民事诉讼方法
(1)物业管理纠纷民事诉讼的概念物业管理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物业管理纠纷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以审理、判决、执行等方式解决物业管理民事纠纷的活动。
(2)物业管理纠纷民事诉讼的特征与协商、调解、仲裁这些诉讼外的解决物业管理纠纷的方式相比，物业管理纠纷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
但是一般来说，对于时态不严重的社区纠纷管理，常常通过协商、调解和仲裁来进行解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用民事诉讼的方法。
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科学合理地管理好社区物业，就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根据有效的处理纠纷的方法来维持社区的良好秩序，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的安全、文明与和谐。
参考文献：
[1]王纲．湖南省物业管理纠纷透析及对策研究 [J] ．改革与开放2010(8)
[2]于军峰．浅析物业管理纠纷的原因 [J]．硅谷2009(16)
根据省市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我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于今年2月20日在全市率先组建了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基本建立大调解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组织协调、司法行政牵头实施、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得到省市职能部门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区政法工作中的又一亮点。 回顾组建的思路历程，应当说整个大调解机制组建过程我们始终贯穿了创新这条主线。我区调处服务中心之所以成为亮点，并不是因为XX首家成立才成为亮点，而是创新了大调解机制，形成XX特色，才成为亮点。并且这个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调解模式和新型矛盾纠纷特点进行充分调研分析基础之上的。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专题调研。 一是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基本特点、发展趋势进行了专题调研。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主要以婚姻家庭、继承析产、邻里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具有单一性、内部性和不易扩散性等特点。新形势下，随着改革改制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轻重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而且一定程度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占多数，居主导地位，矛盾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容易激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 二是对现行人民内部矛盾纠纷调解模式进行专题调研。现有调解类型主要为三种，即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其中行政调解又可分为信访调解、治安调解、城管调解等。现行调解模式是与传统矛盾纠纷特点相应的，但应对新形势下矛盾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有四个方面的缺陷： 1、在组织体系上。存在上下分割、断头断腿现象。譬如区和街设立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但在基层没有生根；街道和村居分别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在区级没有指导组织。而且上下级调解组织之间没有隶属、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上下没有合力。 2、在工作机制上。调解组织之间、涉案单位之间处理矛盾纠纷，存在条条分割、块块分割、条块分割的格局，各个调解组织都是单兵作战、各自为战，左右形不成合力。 3、在职能配置上。过去调解组织存在有职无权现象，没有按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配置职能权限，要发挥大作用有大作为较难。 4、在机构设置上。用庭式调解方式代替人民调解方式不合适，体现不了人民调解的基本特点，体现不了政府就是服务的理念。 三是对近年来我区调处重大矛盾纠纷成功案例进行专题调研。近年来我区对重大社会矛盾纠纷，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亲自组织协调，以涉案责任单位为主体，涉案部门包括政法部门共同参与，提高了对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和成功率，为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根据新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解决传统调解模式的弊端，结合解决矛盾纠纷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我区总结近年来调处矛盾纠纷的实践经验，创造性提出大调解模式，基本构架是以信访局的矛盾纠纷接访，综治办、司法局的矛盾数矛盾纠纷应在基层调处完毕。 2、联动调处机制。按照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原则，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或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区中心的统一组织下，实行各涉案单位共同调解、联合调解方式进行调处。 3、配套调处机制。即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应与法律服务热线配套，与律师参与配套，与公证确认配套，与法律援助配套，与法制教育配套，切实为群众提供便利、及时、周到、全面的调解服务。 4、定期排查机制。区调处服务中心应充分发挥大调解各级机构的作用，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工作。各街道、系统原则上每半月排查一次；区中心每月排查一次，每季进行一次讲评，每半年进行一次小结，每年进行一次总结，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完善工作预案，实行主动调解，避免矛盾纠纷激化。 新型运作机制打破了过去调解组织左右分割格局，形成多种调解主体协同作战、联合作战，多种调解方式多管齐下、联动运作的新格局。增强了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保证了调处成功率。 三、职责权能创新 区街两级中心具有七项职责、五项权能。 七项职责主要是：①研究制定全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年度计划、工作制度和考评管理办法，推广成功经验，树立先进典型。②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提供法律咨询，做好矛盾纠纷非诉讼调解、分流处理和督查回访工作。③组织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主持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并为区年度综治考核提供有关依据。④指导、督促各部门、各街道及驻区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⑤对全区民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实行持证上岗。⑥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和社会稳定信息。⑦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为确保职责顺利履行，中心具有以下职权保障：①案件受理权。中心负责统一受理全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②分流指派权。一般性矛盾纠纷经区调处服务中心梳理分流到有关街道、部门后，由相关街道、部门承担调处任务。③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调处调度权。中心负责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案件直接进行调处，相关部门、街道负责同志应根据要求适时参加调处工作。④督办督查权。对于区调处服务中心分流指派的矛盾纠纷，有关街道、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调解办结并书面报告调处结果，对基层调解确有困难的矛盾纠纷，中心可派人参与调处。⑤“一票否决”建议权。对因矛盾纠纷调处不力而造成矛盾激化、产生恶劣影响或造成重大损失的部门、单位，由区调处服务中心提出建议，经综治部门调查核实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票否决权。 四、内含机构及环境设置创新 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是整个大调解体系的核心环节，为确保中心高起点、高标准运作，中心内设三科三室，“三科”包括综合科，负责中心综合协调、信息调研、后勤保障等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政法委、综治办委派。接访科，负责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的接待、登记和受理矛盾纠纷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信访局委派。调处科，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分流、督查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全区矛盾纠纷排
查工作，人员构成主要由司法局委派。“三室”是指接访室、调解室和恳谈室。接访室作为接待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来电来信来访的场所，实行“一门式”服务，做到进一家门，解百家纷。调解室采用了圆桌会议的布置形式，改变过去调解组织普遍采取的庭式调解模式，体现了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相互之间地位平等原则，彰显了服务型政府的精神。恳谈室为当事人之间心平气和地交流感情、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体现了人性化服务的理念。 XX市XX区司法局局长 XX
关键词：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76—06
近年来，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医疗暴力、“医闹”事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医疗纠纷，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医疗纠纷”为主题的论文，可以搜到4933篇，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医学和法学领域，而且多数以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为研究对象，专门讨论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成果相当缺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农村医疗纠纷”为主题的相关论文仅可以搜到6篇。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无论是在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性方面，还是在居民的医疗知识和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对医疗纠纷的解决产生直接作用。在此意义上，极有必要对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
纠纷以及纠纷解决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论题。就本研究所关注的纠纷解决来说，学者们大体上沿着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过程、程序，另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方法、模式。其中菲尔斯蒂娜（William Felstiner）和萨拉特（Austin Sarat）提出的“纠纷金字塔”是讨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流范式。在纠纷金字塔中，各层级的纠纷解决途径同时存在，人们的冤屈、不满大部分通过较低层级的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消除，只有少数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演变成法律层面上的纠纷，并通过金字塔塔顶的司法途径来解决①。
具体到中国社会情境，麦宜生指出，在选择纠纷
收稿日期：201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12CSH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10CSH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纠纷过程与暴力生产：对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的研究》（FRF—TP—12—126A）。
作者简介：邢朝国，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3）。
李飞，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的解决途径时，农民与行政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对其诉诸法律的行为有明显影响②。陆益龙更进一步强调，无论是行政正义系统，还是司法正义系统，农村居民基本上是根据自身的社会资源来选择利用的，并且在现实的纠纷解决中，他们多数倾向于自己找对方商量解决或者求助非正式的调解，而不是诉诸于行政正义系统或者法律途径③。郭星华等用“理性选择”来概括农村居民对待司法正义系统的态度④。上述有关纠纷以及纠纷解决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医疗纠纷的理解。
就医疗纠纷这一特定的纠纷类型而言，其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和解决医疗纠纷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高晓飞等将医疗纠纷产生的前三位原因归纳为专业诊疗护理技术水平差（22.95%）、服务态度差（21.24%）和医患沟通障碍（12.61%），并指出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比例最高的地方（34.8%）⑤。吴卫青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服务态度（医方原因）、难以预料和避免的医疗意外或并发症（第三方原因）、患方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及对治疗的不配合（患方原因）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⑥。
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争议的三种解决途径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在实际的医疗纠纷解决中，民间调解、仲裁等也常被使用，呈现出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并存的状态⑦。梁雨合等对60起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协商方式解决的（61.7%）⑧。更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患方愿意通过沟通、调解这些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化解医疗纠纷；多数患方不愿意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诉讼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患方比例远高于认为有利的患方比例⑨。对此，徐昕等认为，患方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直接与医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不愿诉诸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⑩。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防范和应对医疗纠纷的措施，其中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是研究者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建立中立有效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关键。
至此，笔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上述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究竟是怎样解决医疗纠纷的？他们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所提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既然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调解等非正式途径解决的，那么可以预估的是：农村地区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远没有城市地区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也极有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加以解决，只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或消极回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患方为何倾向于非正式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现有的研究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层面，即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效率低下；二是患方层面，具体包括患方的法律知识、权利意识、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支付得起法律服务的费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信任状况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即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该变量会影响患方对诉讼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根据诉讼成本假设，“人们在选择是否诉诸法律时会考虑诉讼成本、风险和收益……在诉讼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收益过小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规避法律。”因此，对于那些由普通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被访者提讼的可能性理论上要小于那些由严重疾病或者重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因为前者预期的收益通常要小于后者。
在此意义上，引起纠纷的疾病的情况本身会影响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这一方面。同样，在当前纠纷解决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们倾向于假定同种类型的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倾向在量化的数据研究中最为明显，其结果是研究者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时，特别关注医疗纠纷本身，将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这一尝试有助于澄清纠纷解决研究领域中的预设和笼统的认知。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的。
假设二：引起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假设三：对于由普通的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忍着。
三、数据及变量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在对中国农村居民遇到的医疗纠纷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是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并且运用社会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法律与农村居民生活”调查。该项调查由麦宜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共包含河南、湖南、江苏、陕西、重庆5个省份30个行政村。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是通过入户随机抽样表选取的。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90份。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二是调查对象与村委会、政府的互动情况及其对村委会、政府的认知和评价；三是关于纠纷的问题，其中纠纷涉及财产所有权、农地、医疗、计划生育、债权、消费、婚姻、劳动报酬、人身伤害、子女教育等内容。医疗纠纷类型是笔者关心的重点。
四、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描述性分析
（一）医疗纠纷状况的一般性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在2990名被访的农村居民中，134名遇到过医疗纠纷（4.5%）。在这134名被访者中，80.6%的被访者遇到过1次医疗纠纷，19.4%的被访者遇到过2次及以上的医疗纠纷。另外，根据表1的数据，70.1%的医疗纠纷涉及的疾病属于普通疾病或轻伤，28.4%的医疗纠纷涉及严重疾病或重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超过1/3的被访者选择忍着（32.3%），大约1/5的被访者是通过找人帮忙或者找有关部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接近一半的被访者选择自己与对方商量解决（47.4%）。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
对于那些通过找他人或者有关部门来帮忙解决的医疗纠纷（27起），有29.6%的纠纷找的是各级干部（其中4起纠纷找的是村干部，2起纠纷找的是乡干部，1起纠纷找的是在县级机关工作的亲戚，1起纠纷找的是在市级机关工作的亲戚），33.3%的纠纷诉诸公安派出所、法院、律师等法律途径（9起），22.2%的纠纷寻求医院领导的帮助（6起），14.8%的纠纷找的是身边的熟人（4起）。另外，在找这些人或部门帮助解决纠纷时，57.1%的被访者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的。就纠纷解决的效果来看，有85.2%的被访者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和其所期望的差不多（22起），7.4%认为比期望的要好（2起），11.1%认为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3起）。
在134起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只有5起医疗纠纷出现了殴打、人身伤害以及财产破坏的行为，占到所有医疗纠纷的4%，而且在这5起涉及暴力的医疗纠纷中，3起是被访者一方先动手的，1起是对方先动手的，1起是分不清是哪一方先动手的。另外，对于那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被访者一方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7起（6%），对方准备或者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双方同时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有发生潜在暴力可能的占9.4%。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纠纷解决过程中已经实际发生的暴力，还是潜在的暴力，被访者一方实施暴力的概率均大于对方。
六、结论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大体如下：第一，农村医疗纠纷发生的概率大约在4.5%。第二，大约1/3的医疗纠纷是由严重疾病或重伤引发的。第三，自己直接与对方协商解决是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忍着。第四，农村地区医疗纠纷引发暴力事件的比例并不高，但潜在的医疗暴力需要被防范。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状态以及引发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其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访者选择自己直接找对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能性越大，消极忍耐的可能性越低；长期在外务工者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的可能性更大；引发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越低，被访者选择忍了算了的可能性越大。总体上，本文的三项研究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因此，研究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定量研究中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的做法需要被检讨。
至于农村居民偏向于非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这一状况不难理解。一方面，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遥远而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忍耐或者自己找对方协商便是农村居民处理医疗纠纷的常见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纠纷当事人与作为组织的医疗机构打官司，通常组织化程度高的医疗机构更具优势。正如格兰特（Marc Galanter）所指出的，“组织与个体打官司的胜诉率远高于组织与组织打官司。个体与组织打官司所遇到的困难远多于个体与个体打官司”。关于这一点，布莱克在“案件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农村居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机构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用忍着的方式消极处理医疗纠纷。首先，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影响，提高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水平（如普及相关的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有助于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其次，鉴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纠纷当事人更可能用忍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这一状况，相关部门对这一类人应给予特殊关注，如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等。最后，针对在外务工的纠纷当事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更可能忍着的情况，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现实状况，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缩短纠纷处理的周期，降低纠纷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等。
注释
关键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机制创新；法治进路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32-04
针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如何更好地构建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以及如何寻求在法治化路径下进行纠纷解决，是改善基层治理机制、维护基层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回应社会转型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现社会治理和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即在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进行介绍、说明的前提下，对当前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具体适用进行评述，提出通过优化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寻求以法治化手段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的路径。
一、当前基层纠纷总体情况概述
（一）基层纠纷的基本内容
所谓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对抗、矛盾冲突存续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当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型纠纷，如婚姻纠纷、继承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宅基地纠纷；另一类是非传统型纠纷，也叫新型纠纷，是指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基层地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等因素冲击下产生的矛盾、冲突，如村民自治纠纷、村干部特定行为产生的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土地征用征收纠纷、农房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消费者侵权纠纷、农民工劳务报酬及用工损伤损害纠纷等。总体来说，纠纷主体日趋多元化，涉及群众生存、发展权利的纠纷持续增加，纠纷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展，纠纷造成的破坏力更加持久。
（二）基层纠纷的基本特征
目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呈现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传统型纠纷的数量持续上升，利益纠缠与纠纷缘由更加复杂，由纠纷引起的矛盾、冲突程度高，如关于赡养父母的问题、夫妻离婚问题及遗产继承问题等，一旦不能及时、妥当地处理，往往极易演化成恶性的刑事案件；非传统型纠纷的类型明显增多，利益诉求表达多元化，诉求渠道相对不够畅通，权利表达与利益救济机制相对缺失，纠纷烈度明显增强，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并趋向寻求法治化方式解决，对息事宁人的认识基于利益导向不同而趋向复杂化。
（三）对当前基层纠纷的理性判断
基层纠纷产生后，矛盾得不到化解，诉求得不到回应，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即使微小的纠纷也极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引发恶性刑事案件或。虽然纠纷的产生有消极作用，但是也有其积极意义，必须客观、全面地看待纠纷的发生：其一，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纠纷的产生不可避免，纠纷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利益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一般纠纷是“高压锅”的安全阀，典型纠纷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契机和动力。其二，纠纷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纠纷解决时，必须要对纠纷有着理性的认识，要掌握正确处理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必须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此类纠纷的再次发生。其三，减少、解决和预防纠纷是政府的基本任务与职责所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主体，必须负起责任，在送法下乡、提供纠纷解决多元机制和途径等方面发挥优势，[1]44-45注重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提供和完善，增强制度建构与机制创新的积极性。
二、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实证分析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共识，也是当前走出纠纷解决困境的基本出路。目前在基层中存在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国家纠纷解决机制两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层面上可以划分为两大体系、四类机制。两大体系是指司法体系与调解体系，四类机制在基层的具体表现即以司法所为中心的人民调解机制、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以人民法院和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的调解机制。此外，在基层中还存在各类具有协调性质的调解机制，如乡镇和县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县区以上各类协调委员会和协调机构。对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评述主要是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法庭这四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一）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
基层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纠纷类型多为治安纠纷及纠纷主体间存在不同程度暴力冲突的纠纷。基于基层群众对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这一认知的高度契合以及基层派出所设置的网络化布局，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纠纷化解的免费性、快速性、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等特点满足了基层群众对纠纷解决的基本要求，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在未来相对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纠纷流向公安机关，而且排查与解决民间纠纷也将成为基层警务工作的重点。对于以基层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应当从快速化解社会冲突、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和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角度统筹谋划。[2]34-39一方面，作为一种化解矛盾冲突的应急反应机制，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对预防与减少因纠纷而转化为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纠纷解决机制还需要从加强队伍建设、优化内部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增加技能培训等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完善。
（二）人民调解组织纠纷解决机制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将基层调解组织的机制建构和制度完善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建设：以司法所为中心，形成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村调解小组三级调解组织；以乡镇党委为中心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进行行政调解；此外，还设立大量行业调解组织、特殊部门调解组织等。另一方面，在调解组织运行机制上予以完善，不仅建立了具有一定职能分工的办公场所，经费投入有所增加，调解队伍不断壮大，调解人员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建立了调解档案制度，制作了格式化的调解书，规范了调解的工作流程。
然而，由于调解组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确定性不强、权威性不够、调解组织专业性不强等因素，也致使其在化解新型纠纷方面能力较弱。同时，适用人民调解处理纠纷的案件数量逐年下降，调解的运行规则被国家机制层面的司法“侵入”，基层群众自愿选择适用人民调解化解纠纷的意识也比较弱化。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以和为贵、重视和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的存在仍具有现实需要。基于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及尊重主体选择的多元化，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最为及时，修复社会关系的成本最为低廉，在防范社会冲突、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具有天然优势，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完全替代的。保障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其功能应该从重塑调解理念、强化调解功能、创新调解组织机制、量化评价指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大扶持投入力度等方面进行。
（三）诉诸的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通过解决的纠纷以政策性纠纷为主，主要包括历史遗留问题、法律问题和特殊问题的案件等。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作为利益诉求渠道和具体的权利救济机制，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较，可以综合调配使用多种行政资源，促使案件得到快速解决。
不过，通过解决纠纷问题也存在不足。例如中各部门之间的“踢皮球”现象，上访群众“讨价还价”的缠访、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等屡禁不止，不仅纠纷得不到较好解决，而且导致基层群众满意度较低。除此之外，通过，上级政府部门把案件特案特办，在某些情况下，不仅容易增加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且易导致与基层组织、上级组织、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以政府为中心，以为手段，通过行政权力和资源集中来化解纠纷的方式，对日益增多的基层纠纷往往应接不暇甚至无力应接。[3]25-27
在目前社会转型期，尽管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制度作为人民群众进行权利表达与利益诉求的渠道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前，在国家层面，已经对机制在制度与运行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完善约谈制度，取消排名通报制度，实行网上受理制度，中央与地方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创新涉法涉诉上访和越级上访处理机制等。基层政府也在积极通过畅通常规性、法治化案件解决渠道，探索设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等措施实现其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四）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与此同时，由于基层群众追求纠纷解决结果一致性的现实需要以及法律消除纠纷解决差异具有优越性等特征，加之转型期社会的高风险性需要发挥司法在风险控制、纠纷化解、秩序重建等方面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人民法院进行了重建，让人民法院成为基层社会中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基层地区获取司法服务的便捷性增强，法律的上传下达使法律的实践性、法律定纷止争的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从现在来看，基层地区的人民法院越来越成为基层社会中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重要部门。
当然，人民法院解决纠纷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一是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立还是按照人口数量兼顾行政区划设立的标准问题；二是基层纠纷寻求司法解决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面对不断增多的案件、愈加复杂的案情，如何提高法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的问题；三是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过度强调调解可能导致与人民调解组织功能上的重合问题；最后，如何解决基层地区人民法院存在的场所建设滞后、专业司法人员缺少、经费保障不到位等现实问题。
三、基层纠纷法治化解决进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一）法治化解决纠纷是必然要求
首先，法治化解决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遵循依法治理与加强法治保障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化解矛盾与纠纷，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和促进法律秩序的生长。[4]3法治化是解决基层纠纷的最佳方案，强调法治化解决并不排斥依法治理前提下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其次，法治化解决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运用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基本内容就是由政法思维转换为法治思维，由激烈程度较高、破坏力较强的革命方式转变为相对温和的、社会易于接受的法治方式。再者，依法解决纠纷才能彻底化解矛盾冲突。依法解决纠纷具有较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它通过提供常规化手段和制度化路径，以规则为导向，遵循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通过法定程序化解矛盾冲突。法治化解决的根本即在于修复秩序或者重建秩序。
（二）法治化解决纠纷的基本内容
首先，基层纠纷的解决必须以维护基层群众的权利为根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借助多种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用法律解决复杂的社会纠纷矛盾，实现纠纷解决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协调统一，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基层地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依法防止纠纷发生是首要环节。必须具备足够的预防意识，通过搭建权利表达平台、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畅通权利表达渠道，优化社会管理。再者，充分重视基层组织、家族因素、亲友配合等要素在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善于借助社会力量与运用调解手段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最后，法制化解决纠纷要将抓工作重点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一方面要以依法治理、及时公正、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将公正解决民事争议、打击坑农违法犯罪、清除黑恶势力等工作作为重点，实现依法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协调统一。
（三）法治化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定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构的根本宗旨，是建立多样化发展的具有不同功能又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体系，既强调中立、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要求不同机构之间呈现高度的协同性与联动性，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体系结构，相互配合、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寻求法治化解决纠纷过程中，必须注重纠纷解决机制是系统、公正和科学的，纠纷解决体系要以能够形成良性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民调解组织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非国家性、纠纷解决过程与形式中的非司法性；司法机关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国家性、纠纷化解过程中法律的权威性；治安调解应该坚持严格法治主义，即“严格的依法而为”特征。[5]153-155
（四）政府主导优化基层治理
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公权力引导之下建构的。其中，党委、政府在基层社会纠纷治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何构建长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的优化是一项重要工作。一是完善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鼓励和支持社会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注重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此外，要加强基层地区纠纷排查调处网络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信息网络系统工程建设，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尚未激化、酿成冲突和激烈对抗之前。三是加强自身治理。通过积极转变职能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严格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还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的“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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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卫民.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研究――以S县为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张林海.转型期非制度化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J].理论导刊，2010（6）.
【关键词】诉讼机制；社区调解；社区调解委员会
一、社区调解概况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社区调解委员会是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调解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调解民间纠纷，主要是涉及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其在纠纷解决、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一般性纠纷通过社区调解机构进行解决还可以节约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和更具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居民的“无讼”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对于纠纷的解决更多的是通过私下调解的方式来进行的（当然这也同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简便、高效的司法资源有关）。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往往是通过“有威望的长者”来进行裁决的，各方对这种裁决的结果也都予以充分的认可，民间的这种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方面一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这种纠纷解决机制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单就相对较为完备的社区调解来说，其人员配备、经费来源等在新的形势下也显得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纠纷解决要求。对处于从农村向社区转变地区的调解委员会来说，其面临的调解局势也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可以说，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同目前落后的社区调解制度之间的落差，已经让社区调解处在了十分尴尬的位置上。如果社区调解制度不在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其很难有更好的走向。
二、社区调解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的增加，社区构成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为典型的便是出现了当地原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混合居住形态，这对社区调解来说便是一巨大挑战。对于当地原居民来说，仍处在“熟人社会”，居民之间的一般纠纷往往愿意通过调解来解决，他们同居委会或者调解委员会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调解也主要是以“道德说教”为主，调解的结果也往往能够得到双方的认可。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基本属于“陌生人社会”，相互之间联系较少。同时，他们的法律意识较强，对调解不是很配合，很难做工作，发生纠纷时更愿意诉诸法律，现代的这种居住结构给社区调解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再者，民间纠纷的内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扩展，尤其是经济利益掺杂其中，社区调解就更显得地位尴尬。以拆迁为例，由于经济补偿等因素的掺杂，拆迁双当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政府部门往往又参与其中，成为获益一方的代表，使得官民矛盾相当尖锐。此时，居委会往往参与其中“做工作”，利用熟人社会的种种优势，通过类似于个人人格魅力和权威的方式进行调解，但往往是出力不讨好，引发居民的不满，其被自然的认为是政府的“代言人”，很难有威信可言。在处理一些时，情况同样如此，社区调解机构在发挥其正面调解作用的同时难掩其尴尬地位。因此，对于此类的调解工作做好不要由社区调解委员会来出面调解以致过度耗损其“信用和权威”，以免波及其日常的调解工作。对于此类的群体性和复杂性的纠纷，做好交由政府机构的调解组织或者专业的机构来处理。
三、社区调解委员会
社区调解工作主要是由设在居民委员会下的社区调解委员会来完成的，但近年来社区调解委员会在人员配备、经费来源、自身定位等方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其同当今的纠纷解决需求产生了较大的背离，这种背离主要存在于以下的三个方面：
（一）人员构成方面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社区调解委员会主要是居委会的人员兼任或者由本社区群众选举的人担任，但是基本上都是兼任，没有专职人员且调解人员年龄偏大。人员的构成过于狭隘，很少引入外部的人员，新鲜的血液很难补充进来；同时，调解人员的学历偏低（初中学历居多），法律知识匮乏，基本没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调解主要依靠道德说教，没有后续的培训和专业的指导，在案件调解的过程中有时很难让人信服，调解结果也很难尽人意，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二）经费保障方面
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解决。居民调解工作的经费看似有特定的来源及保障，即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予以解决。但实际上，居民委员会自身经费就缺乏相应的保障，对于社区调解工作而言往往很难拿出充足的经费来保障社区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社区调解组织及调解人员很少会得到补助或者即使有补助金额也很少，这严重影响调解工作的开展和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费用，其自身几乎没有任何的“造血”功能，只能依靠外界的费用支持。
（三）自身定位方面
社区调解应当专注于一般的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对于其他的纠纷不应过多的干涉，而应交由专门的机构来处理，避免将所有纠纷或问题都抛给社区调解机构。在实际的调解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调解机构对于某些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纠纷进行干涉，如对于企业、拆迁等纠纷，就应当交由专门的企业、行业调解机构来进行，社区调解委员会则不适于进行调解和干涉。这一方面是基于社区调解的定位，即调解一般的民间纠纷；另一方面则是由社区调解当前的实际水平所决定的。此外，在前述的企业、拆迁等纠纷中，社区调解委员会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往往会“站在政府或者企业”的角度来开展工作，此时的所谓调解已经变味为一种“胁迫”，已经背离了社区调解的本意，还可能引起居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因此，社区调解的定位必须要限定在一般性的民间纠纷调解上，并且这种条件必须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之下，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保持其应有的权威性。
四、调解的效力问题
经过社区调解，纠纷双方就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类似的调解安排，其效力如何呢？从前面所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社区调解由于自身所存在的种种不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在调解的公信力方面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的存在也使得社区调解面临着困境。社区调解的本意是依靠“熟人社会”的这种特点来对民间纠纷进行和解，这种在第三方依靠个人魅力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其本身就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是完全信服、完全自愿履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当代的这种社区调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便是社区的人员构成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次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纠纷发生后更多的希望借着诉讼途径而不是依靠民间的这种调解来解决，最后便是现代处理纠纷的方式增多，诉讼制度作为现代化的纠纷解决制度以其独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得到了更多的选择和信赖。以上种种原因的结合便导致了如今传统调解的尴尬，其公信力不高便在情理之中。
经过社区调解后，社区调解的效力到底如何，其是否具备强制执行力呢？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社区调解中，若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社区调解并认可最终的调解结果，一般应通过签订调解协议书的方式来确认调解的效力。此外，自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明确了调解协议的契约性质， 强化了协议的法律效力， 避免了原来调解不成到法院诉讼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调解都重新进行， 但这仅是赋予了协议的确定力， 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由此可见，社区调解的功效在于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双方需要自愿接受调解的结果并自愿的履行。若经调解后双方不愿接受调解的结果，将纠纷诉至法院的话，那么双方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是无效的，但是调解过程中双方所认可的事实是有效的，即在诉讼中法院可以简化相关的程序，省略其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样在选择调解之前，便给当事人一种预期，使调解能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能凸显社区调解的种种优势。社区调解的效力在衔接上存有较大的缺陷，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在后续执行阶段一方不执行时，很难得到处理，既使法院对调解协议书的事实予以认可，这也会极大的浪费时间或者金钱成本，这样就会使社区调解的预期作用大打折扣，难以发挥其高效的特点。因此，合理的处理好社区调解效力问题对调解至关重要，无论如何调解的目的都是解决纠纷，只有纠纷能够得到高效权威的解决，才会有存在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人民调解协议中有关协议效力的认定，对于社区调解效力的衔接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认定，这对于社区调解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决策建议
根据前文所述，社区调解在当前的环境下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来说还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纠纷解决的辅助手段，针对当前社区调解所存在的种种不足，如何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社区调解当前在人员、经费、自身定位等方面的问题，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的方面来给予完善：
（一）针对社区调解人员的素质提高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可以加强同基层法院的合作，由法官定期对调解员进行业务指导，对于典型的民间纠纷可以组织调解员旁听审判，了解法官处理案件的尺度和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具备条件的社区来说，可以同高校建立合作，定期邀请高校的老师来专题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典型的疑难纠纷。此外，还可以邀请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高校学生来参与具体的纠纷处理，向其咨询相关的法律知识，形成日常化的固定合作机制。对于社区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人员来讲，其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力争在调解纠纷时做到应有权威。
（二）针对社区调解经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拓展经费来源，除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经费支持之外，地方政府应该给与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社区调解人员也应该给与一定的政府工作补助。此外，为了拓展经费来源，有观点认为可以对调解成功的部分案件收取一定的费用或者对案件调解成功的个人进行奖励。作者认为这种依靠收费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方式值得探讨，收费不仅会增加调解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成本，这有悖于社区调解的原始初衷，使其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还可能会造成调解单位或者人员为了增加收入而变相的进行强迫式调解，这对社区调解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另一方面在经费使用上要建立合理的监督管理制度，对相关的经费使用情况要定期向居民公开，对于用于社区调解工作的专项经费做到专项使用，杜绝乱用、滥用经费的情况。
社区调解委员会是隶属于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是为解决社区内居民一般性纠纷、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既然如此，由居民来承担一定比例的经费、政府、居民调解委员会同时给与一定的专项补贴，通过建立社区调解专项基金的方式来筹集部分的资金也是值得尝试的一种方式。
（三）在自身定位方面，一定要明确社区调解的定位。社区调解针对的只是居民之间涉及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对于其他的不属于社区调解范畴的纠纷则不应给与干涉。例如，对于拆迁等一类的纠纷和矛盾，社区调解委员会不应该主动牵涉其中，即使参与协调工作也不应成为“政府的传话筒”，“胁迫”居民进行调解。
（四）社区调解的前提是必须自愿，即自愿接受调解、自愿履行调解协议，调解委员会不得有强迫进行调解的行为，对经调解做出的调解协议，双方不愿履行的，调解委员会也不得阻碍其寻求司法或者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行为。对于发生在本管辖区域内的纠纷，社区调解工作人员可以积极的进行调解，平时也可以对社区调解工作进行积极的宣传，但无论如何也不得进行强制性的调解。
对于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功的情形，社区调解机构不得阻碍其向法院或者寻求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社区调解只能是自愿的方式，不得有强迫的行为，特别是当调解同 “政绩”和“指标”挂钩的时候，这往往容易导致社区调解的畸形。因此，不管是不是接受调解或者是不是调解成功都应该是自愿的，这才符合社区调解的本质意义。
社区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尤其在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无讼”思想下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其作用不应被忽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更多的倾向于更加专业和权威的司法途径，加之社区调解自身从人员、经费等方面的种种限制，其发展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当然，这也是人民调解应对时代变迁、进行自我改革的良机，只有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其调解作用，使人民群众愿意接受和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更加高效的解决一般性的民间纠纷，而这对减轻司法成本和负担，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也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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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纠纷，是由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所形成的对立的事物。就其产生的原因和处理方式，有其外部的条件性和内部的规律性。从社会矛盾纠纷所处的地位、内容、性质来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解决的方法有：情感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法律的方法。本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特点、调处机制现状和完善作了一些思考。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滋生矛盾纠纷的温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反比发展，催化了矛盾数量的剧增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相当突出。一方面，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请记住我站域名/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是矛盾纠纷难以消化的痼疾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屡禁不止;再如近年来个别地区加大计划生育执行力度，执行生育2孩及以上的育龄夫妇，必须施行绝育手术政策，这一政策不分时间界限，将原有合法生育2孩，免除绝育手术的一大批育龄夫妇一并执行，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结果导致群众与党和政府行为对立，大多数育龄夫妇外出躲避;在家的与工作队员打“游击战”，群众伤害工作队员时有发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难，再次造成一大批本不生育的生育大军等等。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有两大特点，一是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的社会风气基本形成。从具体情况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类型多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多样。
(二)主体多元化。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
(三)内容复杂化。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你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
(四)调处疑难化。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来看。从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尤其是乡村机构，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组，在一个部门设立
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乡级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外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乡。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或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设立工作点，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乡、村、组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车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乡村，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乡村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1、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政法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2、非诉讼调处组织开展工作，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3、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有的中介组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现象时有发生，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可走、有规可循，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是一道需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其背景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如何构建系统和谐，整体联动，便捷、高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我作了如下思考。
(一)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工作效益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缘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
县级基层调解事务与法律服务合并设立法律服务中心，编制不少于5人。乡镇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政法办合并设立法律服务所，编制不少于3人，为司法局派出机构，执行归口管理，定岗定责，任职必须取得国家认可的法律服务资格。人事受地方党委政府和县主管单位双重领导，解决推诿扯皮和无人办事的问题。执行归口管理后，经费可以从两个渠道进行考虑。一是县乡同时执行原经费使用政策，纳入财政预算。二是完善法律服务工作制度、收费制度，严格收费标准，与中介法律服务组织一道推向社会。遵循便民的原则，建立管事不管费，民众自主选择、多渠道、竞争、有偿的法律服务体系。
村级以下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村民自治要求，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村民小组设矛盾纠纷协调员，指导村民召开村民会议，推选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职责，落实收费标准，形成村规民约，组规民约执行，报乡级人民政府备案 。
(二)规范中介组织，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将组织、机构建立到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不相互扯皮，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三)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完善矛盾纠纷调处规程
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
[关键词]住宅商用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1]纠纷在日常用语里等同于争议、争执、冲突等。住宅商用，又称“住改商”，是指民用住宅的使用人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从事商业活动。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后，小区的居住环境受到影响，物业管理的难度增加，在住宅商用的业主与其他业主及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因为追求的利益目的不同，纠纷的发生是必然的。
一、住宅商用纠纷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纠纷主体的熟人化
《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七十七条所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应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据此，法律法规对于受住宅商用不利影响的主体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一庭负责人就物权法两部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说，该范围基本上有效涵盖了与“住改商”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在审判实务中也比较容易掌握和操作。[2]
中国自古就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虽然现代城市发展快速，邻里之间往来减少，但是构筑一个和谐融洽的生活环境离不开良好的邻里关系。居住在同一栋建筑物里，相互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住宅商用纠纷主体的熟人化决定了纠纷的解决方式不能生硬，要注重协商，强调“和为贵”，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二）纠纷内容的复杂化
纠纷是在利益基础上的一种实践状态。住宅商用这一现象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密集，但商业配套设施的缺乏，使得社区内居民的商业服务需求等不到满足，住宅商用可以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便利，弥补社区商业配套的不足。其次，住宅商用可以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支出，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大学生创业等。
但住宅商用同时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为了使经营场所符合自己的经营目的，住宅商用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随意改变房屋的结构，私改电线和燃气线路，从而给整个建筑物带来安全隐患。其次，住宅商用使得出入小区的人流量增加，其他业主的生活安宁利益被侵犯，居住安全感降低。再次，住宅商用带来的噪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降低了其他业主的生活质量。最后，住宅商用后会导致小区的电梯、停车位等生活配套资源紧张。当住宅商用的业主追求的经济利益与其他业主的居住利益产生对抗后，纠纷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由于住宅商用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多样性，导致了住宅商用纠纷内容的复杂化。
（三）纠纷的社会影响面大
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也应运而生。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客体为众人共同拥有的建筑物，其呈现之建筑物的所有权形式与一般的动产所有权和其它不动产所有权不同。当建筑物被其共有人按应有份所有时，就形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建筑在整体建筑物的一种所有权形式。[3]与一般的所有权相比，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里的业主的专有权在行使的时候受到特别的限制。比如，《物权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第七十七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业主在对其专有部分行使所有权时侵害到其他共有人的权利时，纠纷就产生了。
住宅商用业主的“住改商”行为与其他业主生活密切相关，影响到其他业主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小区的日常规范管理。据搜房网（武汉）调查数据显示，有80%的网友表示居住的小区内有“住改商”的现象，表示不清楚是否存在该现象的网友占被调查者的7.6%，另外仅仅只有11.5%的网友表示小区内没有“住改商”的现象；认为“住改商”对居民居住和生活影响很大，占被调查数据的35%，而认为没有影响的网友仅占被调查者的11.5%。[4]故住宅商用纠纷因为利害关系人为数众多, 导致财产关系和人际关系多边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纠纷产生的社会影响面大。
二、住宅商用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纠纷的发生，不仅困扰卷入纠纷的当事人，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因此，纠纷的解决，不仅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可分割，而且还与国家以及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息息相关。针对住宅商用纠纷的特点，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方式，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和解
和解是旨在通过双方当事人的相互协商和妥协，达成变更实体权利义务的约定，从而使纠纷得以消除的行为。[5]考虑到住宅商用纠纷主体的熟人化的特点，当事人的协商在住宅商用纠纷的解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法社会学家布莱克对社会关系与法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关系距离远近同法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曲线相关，即在关系较亲密的社会群体中，法律和诉讼显然是被尽量避免的；而随着关系的疏远，法的作用也相应增大。[6]较之于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和解的成本是最低的，而且有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因纠纷而产生的对立情绪。
笔者以为，在采取和解的方式解决住宅商用纠纷的时候，更多的应强调住改商业主的积极努力和自我约束。由于各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形成共同生活关系之突出特点，专有所有人所需承担之首要义务便是不得违背共同利益而对专有部分进行使用。[7]住宅商用业主的“住改商”行为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居住用途，并进而可以从该行为中获益，在纠纷中，住宅商用业主不能因为其领取了营业执照，就作为认定其民事行为合法化的依据，其行为还应该受到《民法通则》、《物权法》中相邻关系法律规范的规制。
（二）调解
（二）调解
虽然可以通过纠纷主体之间的谈判和妥协使住宅商用纠纷得以解决，但是因为住宅商用纠纷利害关系主体的群体化和纠纷内容的复杂化，使得双方当事人往往难以通过直接协商达成协议，故中立第三者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调解是在第三方协助下进行的、当事人自主协商性的纠纷解决活动。在住宅商用纠纷中，应该充分发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功能。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下的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具有其自身的优点，比如纠纷解决成本较低，程序的简易性和处理的高效性，而且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住宅商用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纠纷，相互谅解，相互检讨，可以防止矛盾激化。俗话说“一年官司十年仇”，诉讼的结果不仅结束了当前的争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结束了当事人之间在此之前或今后应有的和谐状态。[8] 但是当前，人民调解因受调解范围的局限、调解协议约束力的软化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调解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不过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出台和实施必将改观。《人民调解法》的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行政处理
基于司法的事后救济的特点，为了妥善及时有效地解决住宅商用纠纷，有利害关系业主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举报投诉。行政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该正确区分住宅商用非法类纠纷和一般相邻权纠纷。如果经营者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手续，在合法经营的情况下与其他业主产生纠纷，应该属于相邻权纠纷。对于住宅商用非法类纠纷，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许可法直接取缔这种行为。对于后者，行政部门应该积极做好协商调解工作，责令经营者限期改正，否则便要其办理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手续。
采取行政处理的方式解决住宅商用纠纷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行政处理的成本较低，行政处理程序具有非正式性和简易性，当事人无需聘请律师，一般也不对当事人收取费用。其此，行政处理较为及时和迅速，不象诉讼从案件的到判决往往需要经年累月，快速是行政处理的一个优势，也是行政处理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再次，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住宅商用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管理和监督的对象，行政处理往往是在行政权威的潜在影响下作出的，对于最终处理结果当事人往往会自觉履行。
（四）诉讼
诉讼是审判机关和案件当事人在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配合下为解决案件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归属，以判决的形式明确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这是目前依法治国方略下正统意义上的纠纷解决机制，而且是最具效力、最具权威的一种解决方式。但是诉讼救济的迟延性，诉讼的程序性使得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及时保护，破坏的秩序无法及时恢复。
住宅商用纠纷的特点决定了当事人一般不会选择诉讼作为纠纷的解决方式。因为法院所输出的多是程序正义“由于其只问权利义务的有无，往往排除了本来应该从纠纷的背景、当事者之间的关系等纠纷整体上的性质出发寻找与具体情况相符的恰当解决这一可能性。而且，由于强调权利排他的绝对的归属，所谓依法的解决常常导致当事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尤其是在持续的相互关系下发生的纠纷，或者在解决要求当事者一方长期持续地履行义务等情况下，这种依法的解决更成问题。”[9]除非住宅商用的行为给相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使其无法正常生活，这时当事人才会不惜成本，不惜破坏熟人之间的关系选择诉讼途径。诉讼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对抗和对立，住宅商用纠纷的当事人经过激烈对抗的诉讼后，很难再继续维持和谐的邻里关系。诉讼存在的不足使得物权法实施后真正寻求诉讼途径解决住宅商用纠纷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当事人选择了诉讼往往也是调解结案。诉讼在客观上存在的缺陷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必要空间。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要妥善合理的解决住宅商用纠纷，离不开居民委员会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划部门、房屋管理部门等的积极配合。在住宅商用纠纷中，必须综合运用和解、调解、行政处理、诉讼等手段，才能高效、便捷、低成本、有效地解决纠纷，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1.
[2]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业服务司法解释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09-5-25(4).
[3]杨立新，谢永志.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评析(上).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1):10.
[4]/2009-05-31/2602242.htm.
[5]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9版:101.
[6][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7).
[7]韩松、姜战军、张翔.物权法所有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3.
2009年以来，厦门市两级人民法院部署开展为期五年的创建“无讼社区”活动，以现代社区为载体，融合传统无讼理念，引导社区主体在法律规则框架下，正当行使权利，和谐安宁相处，逐步形成了司法引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司法职能与社会责任共承担的社会管理创新机制，促进基层实现从化讼止争到少讼无讼转变。2011年5月，厦门召开全市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推进无讼社区建设”现场会，总结推广金山社区等“无讼社区”典型经验，出台《加强人民调解指导、促进“无讼社区”建设活动考评规则及评分标准》，对推进新一轮“无讼社区”建设进行全面部署，力争2014年全市每个街道有5个以上社区达到“无讼社区”的建设标准。
城市： 设立“社区法官”， “四进”小处着眼促和谐
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的集中体现，社区居民自我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较强，厦门市在城市社区采取设立“社区法官”的模式，以职业、中立的角色为社区居民及时疏导、化解纠纷。厦门中院法官协会与金桥社区合作设立“法律诊所”，社区安排专人负责接待、预约、登记工作，退休法官和特约法官每周定期在“法律诊所”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湖里法院创建“1+N”社区法官工作模式，在法院设立社区法官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辖区内各街道、各社区居委会分别设立“社区法官工作站”、“社区法官工作点”，并聘请各行政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代表、律师等为特邀调解员，配合法官每周五下午进驻各“社区法官工作点”，共同开展“和谐调解进社区、便民审判进社区、综合治理进社区、民意沟通进社区”活动。2009年至今共调处各类纠纷201件，诉前调解、和解率达到91.23%。大同法庭与同新社区建立“社区法官服务站”，组织青年干警包片到社区小组，与社区干部共同调处社区居民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等简单民事纠纷及涉青少年维权案件。2009年至今化解诉前纠纷35件，诉前调解、和解率达到95.36%。
农村：设立“社区会所”， “调解能手”善断家务事
农村、岛屿等社区需要建立一种依靠本地乡土资源、根植群众、贴近基层、方便快捷、节约成本的纠纷化解机制，因此厦门市利用闽南乡土人情的特殊作用，采取设立社区会所的模式，有助于直接化解熟人之间的纠纷。翔安法院2007年10月建立“好厝边会所”（厝边：闽南语指邻居），由街道综治办、司法所、边防派出所、社区两委成员、综治协管员、老党员、老人协会成员等组成，利用调解人员社情熟、地缘广、信息灵、威望高的优势，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2009 年至今年6月份共调处各类纠纷 102件，诉前调解、和解率达到100%。
同安法院2005年10月在辖区五显镇倡导成立全国首个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后陆续成立援助中心15个，全面辐射五显镇辖区各村，多方联动化解矛盾。农村家事纠纷援助中心，由村治保会、调委会、妇女会和村民小组中的“调解能手”组成，同时吸纳村中有威望、口碑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退休干部、教师等参加，形成了覆盖全镇所有自然村的家事纠纷调解网络，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财产纠纷和赡养纠纷等各类纠纷375起。
海沧法院在东孚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由特邀调解员、村调解委员会成员、驻镇各综治成员单位的相关人员驻点共同负责，依法直接受理和调处社区各类民事纠纷，接受人民法院的委托或协助人民法院调处各类简易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室成立至今已经成功调处了196起案件，调解率97.58%。
工业区：设立“社企合一”，矛盾化解在萌芽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因农村征地拆迁，出现特定社区与企业互相交融的情况，这是厦门法院设立社企合一纠纷化解模式的直接原因。厦门钢宇集团是一家征用了海沧寨后村土地的拥有3000多人的台资企业，投产初期，海沧区法院就预见到区域生态变化可能出现的纠纷，便与钢宇公司、寨后村委会展开共建主动查找问题，发现企业与村民因失地、职工家属在村里摆摊、职工小孩上学等问题产生了矛盾。在法院的协调下，钢宇吸纳寨后、山边两村300多位村民入厂工作，法院与企业联合设立了助学金，村里的市场、小学向职工家属敞开，一种极有可能发生的对立状态被和谐所取代，一个崭新的、互利共赢的“村企合作”模式成为“无讼社区”建设的新样本。翔安法院设立“马塘好厝边会所暨新圩巡回审判点”，根据马塘村与银鹭集团相互交融的实际情况，借助马塘“全国文明村”的基础和银鹭集团国内知名企业的优势，通过整合基层调解组织和知名企业的调解力量为村民和企业员工矛盾纠纷的化解提供途径和便利。“马塘好厝边会所暨新圩巡回审判点”成立以来实现治安案件“零发案”的目标，成功化解25件纠纷，诉前调解、和解率达到100%。
项目实施单位：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推荐词：
厦门市两级法院开展创建“无讼社区”活动，以现代社区为载体，融合传统无讼理念，主动疏导，源头治理，逐步形成司法引导与社区自治相结合、司法职能与社会责任共承担的社会管理创新机制，促进基层实现从化讼止争到少讼无讼转变，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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