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银行在信贷渠道中占主要影响地位
我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较晚，且有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支持，使得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传统优势和法律限制，银行贷款依然是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控制和影响着数量庞大的资金，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渠道广、网点多，可对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1.2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存款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居民与企事业单位存款、金融债券、政府注资及国际融资，其中存款为主要来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由于高比例被动负债的存在，一般银行主动信贷的动力不强，即使是近几年银行发行债券量上升，主动负债比例仍较低。理论上，当存款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比例时，央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效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收缩信贷规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在实际中，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不受央行和商业银行控制，且居民与企业存款主要受前期和当期经济形势影响。因此，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尽管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但由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存款规模继续上升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继续提供贷款释放流动性。所以大量被动负债的存在将限制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货币当局的实践来说，判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断不一：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构造IS—LM模型证明了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在肯定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内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持久地影响实际产量。首先，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商业银行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也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增量，验证了商业银行借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也反映了商业银行信贷会受实体经济“倒逼”的影响。其次，商业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作出独立信贷决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中央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时，商业银行信贷量会下降，这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但针对利率上升，银行信贷量会先下降再上升，由于利差水平的提高，银行有足够的动力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当货币供应量M2增加时，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外，当银行信贷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的正向冲击时，会因为利差下降而缩减贷款，但最终随着时期推移会扩大贷款规模。在贷款存量增长率GL的方差分解中，第一期GL仅受自身和CPI的影响，这与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参考已有信息有关；同时，CPI对GL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银行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可能会逆紧缩政策行事，继续扩张贷款。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反应比较强烈，且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在作信贷决策时有时会偏离货币政策目标。最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实体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映略有滞后，但信贷增长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推高物价。经济过热时，尽管央行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紧缩经济，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会顺经济形势扩大贷款，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物价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因此，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较小，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可能与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结语
关键词：经济金融；货币信贷；宽松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9-0035-04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的措施，实施适度宽松货币信贷政策，成功阻止了经济快速滑坡，增强了经济增长信心。在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达到预期目标后，应当从危机应对时期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平衡退出、向正常化回归，货币政策也要从宽松逐步回归到正常宏观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状态。
一、对适度货币信贷政策的讨论
货币是代表社会财富资源的一个符号，货币供应要与社会财富资源相一致。超过实际财富资源发行货币，必然会导致货币贬值。而信贷是货币配置的一种形式，信贷结构是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信贷结构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因而货币信贷政策始终要控制总量和优化结构。
(一)货币政策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在短期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力和资本、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给只决定物价水平。因而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即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的增长速度，货币增发超过产出增长的部分，就必须通过物价上涨来消化。但是，当货币超过产出大量发行流入实体经济，不是均匀推高各项物品价格的上涨，而是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哈耶克将这个特征称为货币的“黏性”。并强调通货膨胀具有“流体均衡”的性质，表现为资产价格、资源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资产保值增值的预期最强，首先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资产泡沫；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继而推动资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型通胀预期：而消费品由于受产能过剩的压制。最后才出现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导致市场价格体系的混乱无序，危害是不仅导致社会财富向利益群体的少数人转移，而且破坏市场机制和规则，扭曲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
(二)货币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早期研究认为，货币对产出具有Granger影响(Granger，1969)，这同Friedman(1963)“实际产出和货币供应当中扰动成分正相关”的结论相符。但是，Sims(1980)对货币冲击能够对产出产生实际效果提出质疑，他通过在货币和产出的关系方程中引入利率变量，那么货币供应对产出的影响将显著降低。货币供应与产出的关系，由于产出是以货币计价，其因果关系不言而喻，货币供应越多名义产出越多。但如果将货币增长率(AM2)与经济增长率fGDPI的单方程回归，以我国1979-2009年数据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在此应用Eview3软件分析结果(见表1)，在滞后长度2、3、4、6情形下。均拒绝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假设；仅在滞后长度为5时，经济增长率对货币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但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仍然无显著影响，这是由于经济增长率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因果关系显著降低。
(三)货币信贷投放与产出的关系
我们将货币供应量(M2)、银行贷款(BL)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贷款增长率(ABL)与经济增长率(AGDP)进行单方程回归，以我国1979-2009年数据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实证分析表明，货币供应尤其是银行贷款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影响，但货币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增加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将增加国民经济的名义产出，而对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过多对物价会有显著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不足对实际产出增长产生制约作用。因此，货币信贷无限扩张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而更可能推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但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不足将对经济产生制约。因而要把握好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投放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二、宽松货币信贷政策退出时机分析
对于我国货币信贷政策，要分清政策目标的层次，保证核心目标能够正确实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信贷政策要以金融稳定为中心，保增长必须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没有稳定的币值就没有稳定市场环境，因而也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因而对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选择，主要看币值稳定的核心目标是否受到威胁，必须在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保增长的目标。
(一)以防止通货膨胀为政策退出的底线
通货膨胀不仅防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而且对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造成影响。这必将导致内需增长不可持续。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下，经济停滞一般伴随着物价下降，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符合菲利蒲斯曲线描述的反向关系。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和刺激的增加，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存在经济停滞与物价上升并存的“滞胀”现象。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7％。在金融全球化和高度化下，通货膨胀往往滞后于资产价格泡沫，在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而仅在通胀预期下，资产泡沫已经将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使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推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不仅要盯住消费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尤其要盯住前端的资产和资源的价格，遏制资产泡沫和管理通胀预期，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过高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滞胀”。
(二)以有效控制资产泡沫为政策退出的拐点
由于受金融杠杆的影响，资产泡沫往往超前于通货膨胀而且被成倍放大，为抑制高通胀首先要有效控制资产泡沫。2009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超过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房价和股价出现了大幅上涨，尤其是房价在2010年1季度开始加速上涨，已经伴随着来势凶猛的资产泡沫，可能紧接着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如果货币供给超过经济增长对货币的吸纳，必然是资产、资源、消费品的价格依次轮番上涨，要警惕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轮番推动，防止泡沫和通胀吞噬来之不易的政策成果，就必须把货币信贷政策调控点前移，遏制严重资产泡沫向高
通胀传导。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明显，要坚决遏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国务院2010年4月出台了新“国四条”和“国十条”，要求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遏制房价的措施，据有关压力测试(2010年1季度报告)结果显示，我国银行对房价下降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房地产市场泡沫还在完全可控的范围，要及时对房地产信贷实行紧缩，坚持政策措施长期性和连续性，不断对房地产泡沫实施有效挤压，控制泡沫和通胀的恶性循环。
(三)把握好货币信贷政策退出的节奏
在经济刺激政策下，各级政府推出了过大的投资计划。推动了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尽管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非常强烈，但如果货币政策全面过快紧缩，可能导致大量在建项目的资金断供。退出节奏要抓住对市场需求敏感的价格信号，把握好资产、资源、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实施货币供应量在价格预期下的超前调节。一是货币政策及时由宽松转向中性。2010年上半年GDP增长11.1％，CPI上升2.6％，PPI上升6.0％，房地产投资增长38.1％，宏观经济开始呈现出过热的迹象，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较为明显，货币政策应当及时进入向中性调整的时间窗口。货币供应量(M2)按高于经济增长(GDP)4～8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应当控制在15％左右。二是适时调整利率以符合资金价格水平。全球央行不断降息刺激需求增长有限，反而是刺激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推动资产和资源的价格迅速反弹积累泡沫。刺激经济不可违背价值规律，资金低成本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将加大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我国央行应当敢于利率政策手段的超前性，先于世界经济复苏周期及时调整利率，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三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我国内需不足不再是缺乏资金，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内部体制问题。有效的内需，既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制约，又受到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压制。要及时把扩内需的着力点，由推进经济增长转向改善民生，由政府投资转向民间需求。通过改革为老百姓提供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把老百姓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通过向民间资本开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及金融服务。把民间投资需求释放出来。就能够创造大量的内需。
三、宽松货币信贷政策退出渠道
(一)公共建设资金由信贷向财政回归
银行贷款大量流入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过大，倒逼银行贷款过度膨胀。要控制货币信贷的过度宽松，有效遏制投资膨胀与信贷膨胀的恶性循环，就应当釜底抽薪。及时将信贷资金从基础设施过度投资中退出，控制好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化趋势。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强，而且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特点，使用财政资金的效果好于信贷资金，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增长，我国资金由极度短缺进入相对过剩，基础设施建设以举债为主的方式，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尤其东部发达地区要先走一步，这些公益性项目在瓶颈缓解后要回归非盈利性。对于基础设施的公共使用产品，包括城市服务和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投资，应当由政府在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主要通过财政资金和政府债券来解决，不能够再大量使用信贷资金，对新的收费项目停止审批。对现有收费项目要限定收费期限：对于基础设施的私人使用产品，包括供电、供水、铁路和电信网络等投资，要限制这些项目的市场垄断行为，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主导投资经营。并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项目投资，
(二)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城市化和开发区的建设，推出了过大的投资计划，而可支配财力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唯有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寻求外部融资。由于直接举债受限制以及债券市场的滞后，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筹资渠道。要加快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资金主要来源要由银行贷款向社会举债的转变，经营管理机制以由隐形负债向显性负债的转变，担保体制要由指令向信用评级的转变。一是完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模式。平台企业应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专业的投融资管理机构，强化决策层和管理层分层授权决策体系。形成专业的投融资人员储备，构建有效的投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盲目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多种方式和渠道募集资金。要拓宽融资渠道，除银行贷款外，直接融资方式将以其融资成本低、融资期限长等优势，成为平台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初期可以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进行融资：随着经营管理的顺畅运转，可以选择适当时机上市融资，顺利实现资产证券化。三是规范投资行为。平台要定位于政策性的市场投融资主体，平台公司将主要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产业化项目，并利用种子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平台企业将基于这一经营职能，对各类项目分类管理，理顺投资及回收关系，以便建立起顺畅运行的经营模式。例如对于重大产业化项目，平台企业应在投入资金后持续监控项目建设，在产生效益时利用逐年分红或产权转让等方式回收资金并获益：对于非营利性的政府投资项目，更多利用政府配套的特许经营权或土地资源的整体开发经营，弥补投资成本：对于创业引导项目，将更多促进其上市，以便顺利推出获利。四是整合优质资源。将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整合进入新的平台公司。这样一来，平台公司拥有了质量良好的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财务形象和未来预期良好，具备了募集资金和正常运营的能力。
基于2001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模型实证分析了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剪刀差的扩大在短期促进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增长，长期则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却有利于虚拟经济的增长，从进而加剧“脱实向虚”。进一步分析发现，只有在金融结构优化和适时提高无风险利率即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
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货币政策对发展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跟进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中美国所暴露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中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下逐渐暴露出的金融资源扭曲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发展失衡和“脱实向虚”问题反映了货币政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文将引入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变动来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若干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变化、虚拟经济规模变动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从而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具体路径选择。
一、实证分析
用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关系，以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货币政策变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1．变量时间段选择：2001年1月～2015年8月。2．变量选择和处理实体经济增速：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代表实体经济增速。虚拟经济相对规模：主要包括证券和房地产交易等形成的交易规模。货币供给剪刀差：主要是指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之差，二者之差形成的剪刀差可能扩大，也可能随着货币政策变化而缩小，甚至出现负数，诸多学者会用此变量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动；M2′为广义货币供给增速，M1′为狭义货币供给增速，M1＝流通中现金＋企业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货币供给剪刀差＝M2′－M1′，用货币供给增速之差来表示货币政策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3．模型平稳性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关系到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可靠程度，因此建立VAR模型之前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ADF检验t值均符合条件，变量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建立VAR模型。滞后期一般选择6个月，为减少自由度损失和参数估计质量问题，滞后期5个判断标准（LR，FPE，AIC，SC和HQ）均指示滞后期为2即建立VAR（2）最合适。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VAR模型符合稳定性要求，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XN与M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货币剪刀差扩大可能助推虚拟经济扩张，虚拟经济扩张可能诱使货币当局实施更宽松货币政策，增加M2供给从而加大货币剪刀差；XN和IN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发展失衡和虚拟经济偏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M与IN存在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剪刀差扩大是实体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不是货币供给剪刀差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货币供给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政府意识到原有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有限，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脉冲响应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仅说明变量之间是否有助于相互解释。为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关系，做脉冲响应分析，以判断变量在受到意外冲击时一个变量对其余变量的变动方向和反应程度。货币剪刀差扩大增加市场总的货币供给，缓解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短期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长期内，剪刀差扩大的负面效应逐渐增加，在经历一定波动后，负面效果逐渐加大；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随着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虚拟经济内部投机成分和资产价格的增加，虚拟经济发展逐渐偏离实体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加速，实体经济发展受到更大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对虚拟经济的影响开始由正面向负面转变。政府可能意识到货币政策中存在缺陷，于是对货币政策做局部调整，从而优化货币政策作用方向和路径，减弱原有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过度助推的效果。
（二）进一步讨论分析货币供给剪刀差、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变化关系，考虑三变量关系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在此加入若干其他变量来进一步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和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选择相关变量并建立基准模型；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向量中部分自变量的特殊处理：贸易开放度和政府规模中的月度GDP以年度GDP除以12来代替，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和金融结构借鉴（彭俞超2015）；无风险收益率为以两市债券为基准，将月度数据转化为年化收益率，无风险利率是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基准价格；股票市场波动率以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月换手率为代表，股市波动率借鉴王元雄，张春强和何捷（2015）；ROE数据有缺省，缺省数据以相邻数据之间的均值来填补，尽量减少误差。变量的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来判断主要的变量指标，通过相关系数举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一般取累计贡献率达到85％～95％的特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变量，在此折中取90％，经分析知前六个变量累计贡献达到89．41％十分接近90％；通过协方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前6个成分特征值累计占总方差比重达到98．10％；通过图1碎石图发现，在第6个所选变量之后趋势渐缓，其影响力大幅减小，因此选择前六个变量为主成分因子做进一步分析（考虑到篇幅在此省略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分析结果）。模型3和模型4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再分别控制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与货币剪刀差和虚拟经济相对规交互项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剪刀差、虚拟经济相对规模及交互项对实体经济的系数基本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单一的提高无风险利率或优化金融结构可能导致“脱实向虚”或货币政策失灵，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正效应被其他负面效应对冲，从而系数不再显著。模型5中，在分别控制M和XN与无风险利率和金融结构（包括双交互项和三变量交互项）的条件下，M和XN在10％和5％置信区间内变得显著，且M和XN系数均为正；交互项基本上都显著，双交互项系数为负，三变量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提高无风险利率和优化金融结构同时进行的条件下，货币政策调整和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从而更好的促进实体经济得增长。货币供给剪刀差和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大表明定期化存款和虚拟经济膨胀形成稳定的资金池，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的显著增加推动了长期投资的增加，从而降低债务杠杆和期限错配风险，也就是说提高无风险利率水平和优化金融结构缓解了之前货币政策和虚拟经济引致的资金价格错配金融资源的扭曲程度，无风险利率的上升可以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结构的优化（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可以进一步推动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证实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发展 政府调控 大国货币 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引言
近年来，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测度的流动性飞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2008年以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为9.24%，而广义货币余额平均增速为18.53%，至2013年10月底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108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已接近200%，创下全球新高，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英国的133%。
不可否认，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有一定规模的货币（M2）支持，但货币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健康发展并无益处，过快增长的货币余额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逐渐稀释民众的财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已由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但金融系统仍存在信贷结构扭曲、期限错配等问题，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和健康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因素，试图找到导致我国货币过快增长的根源，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二、模型和数据
1、模型
基于现有经济理论和相关文献，本文着重分析经济发展（ED）、政府调控（GC）、大国货币（LC）和银行行为（BA）四类因素对我国货币供给（M2）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lnM2t=？茁+？准EDt+？准GCt+？鬃LCt+？灼BAt+？着t
其中，每类因素又包含若干变量。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按照货币数量理论的观点，一国货币需求由经济中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决定，货币供给的增加必将引起物价的上涨。此外，货币供应量和投资者持有的其他资产的价格变动之间存在某种关系（Tobin，1982），比如股市收益率上升将减少银行的存款，进而减少可创造的信用货币数量（袁奥博、徐艳，2013）。因此，后文实证研究中经济发展因素主要考虑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程度两个指标。
（2）政府调控。尽管在货币政策效力问题上存在分歧，凯恩斯学派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都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自主调控货币供给，前者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主动地变动利率，调节货币供应量，后者建议实行固定规则调节货币供给。在实践中，调节货币供给的对象包括基础货币（M1）、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三种。但是，由于我国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张延群，2010；王静和魏先华，2012），加之商业银行近年来大力发展表外业务也削弱了利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控效果，因此，基础货币和准备金率是否能影响广义货币仍需实证检验确定。另外，我国仍未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因此，汇率和财政政策也可能影响到货币供给。最后，我国财政支出的变动也会影响到货币供给（靳卫萍，2002）；胡永刚和张运峰，2005；邵腾伟和冉光和，2011）。因此，政府调控因素包括了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率、汇率、财政支出等指标。
（3）大国货币。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长期以来我国都致力保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资本的相对自由流动，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一定的货币独立性。陈磊和侯鹏（2011）和李南妮（2013）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美国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确实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我国的通胀压力。由于我国对外贸易中使用美元和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0%以上，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口径，在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和日元合计也占35%。因此，大国货币因素中本文考虑了美国和日本货币供应对我国的溢出效应。
（4）银行行为。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构成了我国广义货币的重要部分。金融债券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筹资主体发行的债券，作为金融机构主动负债、增加资金来源的手段能够扩大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进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同时，存贷款利差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当利差扩大时，银行出于逐利动机会扩大存贷款规模，从而扩大广义货币的数量。因此，银行行为因素包括银行债券和存贷款利差两个指标。
2、数据
经济发展方面，本文选用名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股市繁荣程度使用的是每季度上证指数的算术平均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政府调控方面，基础货币（M1）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9月份以前的数据为央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9月准备金改革后，使用大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在其季度值中每遇到准备金率调整则按日期加权平均，准备金数据来自中商情报网；由于我国外汇以美元计价，且大部分资产为美元资产，所以汇率数据使用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季度数据由每季度的交易日的中间价作算数平均得到，之后取倒数得到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币值，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财政支出变量以每季度的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作为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大国货币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广义货币供给M2的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银行行为方面，金融债券采用央行统计的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由月度数据求和得出；经营利差定义为：（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中计算经营利差的数据为每季度的增量数据，考虑了我国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在内的几家主要银行，农业银行的可用数据较少故不计算入内，将上述几家银行的季度利差求算数平均得到我国银行的平均经营利差，用以衡量我国银行总体的利差水平，各银行的数据来源于和讯财经网。
为了便于计算货币供应量对各变量的弹性，同时弱化数据异方差影响，本文对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各变量表示如下：lnRMBM2（广义货币M2）、lnGDP（经济增长）、lnSHI（上证指数）、lnRMBM1（基础货币M1）、lnRFR（准备金率）、lnCV（人民币兑美元汇率）、lnFE（财政支出）、lnJPYM2（日元M2）、lnUSDM2（美元M2）、lnFB（金融债券）、lhMIM（银行经营利差）。所有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3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
三、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各参数进行估计。首先将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大国货币和银行行为四类因素逐类对广义货币进行回归，然后再将四类因素所有变量共同对广义货币回归得到全变量模型，最后通过逐步回归法多次试验得到最优显著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在经济发展因素模型（模型1）中，GDP和上证指数两个变量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其系数表明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0.392和0.435个百分点。政府调控因素模型（模型2）中，基础货币M1和人民币值两个变量参数显著为正且超过1，表明基础货币M1和人民币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1.036和1.747个百分点；准备金率显著为负，表明准备金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减少约0.327个百分点，对货币供应的负向影响较小；财政支出的参数不显著。大国货币模型（模型3）中的美元和日元数量参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美元和日元各自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民币广义货币将增加2.155和1.968个百分点，我国广义货币受外部因素影响明显。银行行为模型（模型4）里金融债券显著为正，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0.469个百分点，银行经营利差系数不显著。为了综合考察各因素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对全变量模型（模型5）回归后发现，基础货币M1、准备金率、日元M2、美元M2、金融债券和银行经营利差六个变量均显著，其系数表明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增加0.773、0.92、0.844和0.023个百分点，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减少0.113和0.10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小且不显著，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发的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见，当前我国的情形是，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两者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直接有效的联系，两者各自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独立增长。因此，试图用货币供给调节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同样，准备金率对广义货币的影响也非常微弱，许多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准备金率未按存款流动性分类进行差别划分、央行对准备金付息、商业银行持有巨额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影响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了法定准备金率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作用弱化。而美元、日元量化宽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强劲溢出效应无需多言。金融债券对广义货币的影响则最为微弱，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债券发行审批严格，数量有限，使银行通过扩大负债来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有限。以经营利差测度的银行经营行为能对货币供给量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影响也十分微弱。一般而言，较大的银行经营利差会激励银行吸收更多存款释放更多贷款，从而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关于经营利差缩小反而推进货币供给增加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近年来，由于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基本固定，存贷款的收入会因为市场利差缩小而减少，这时银行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存贷款业务规模，以维持甚至增加既有的利润规模，从而使得广义货币的数量扩大。
通过全变量模型使得参数高估的现象得到纠正，但由于变量较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使得部分变量的参数不显著，故应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多次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试验，依次将模型1至模型4中的变量添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当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则保留，否则剔除，当所有变量试验完后得到所有变量参数显著的模型，再次将不显著变量逐个加入该所有变量参数均显著的模型中，若参数不显著则剔除。最终得到各个参数均显著的最优显著模型，即模型6。在最优模型中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的系数显著为正，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增加0.763、1.072、0.793和0.02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这三个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减少0.022、0.111和0.108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变量在模型5中符号为负，系数非常小，这与理论预期不相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将逐渐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导致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直接相关性程度低。背离主流货币理论的原因可能是金融资源扭曲错配使大量金融资源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两高一剩”等受限行业或领域，导致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改善。这也是房地产调控大打折扣和平台债务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客观上导致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不足。这样看来，调整资金配置，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金融资产因过度膨胀而诱发金融危机显得十分重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大国货币和银行行为四类因素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单因素模型中经济发展、基础货币、准备金率、美元数量和银行经营利差对我国广义货币数量有显著的影响，但在综合各类因素后，经济发展、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力度变得较为微弱，只有基础货币、日元数量和美元数量的影响强而显著，联系到我国货币投放的方式，本文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外生性，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本文认为要控制我国货币供应和物价增长，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停止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控制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两高一剩”等行业或领域的金融资源流入量，改善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增强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调整资金配置，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金融资产因过度膨胀而诱发金融危机。
第二，注意平衡国际收支，鼓励资本输出和贸易进口，提高外汇冲销的有效性，减缓外汇占款的增加速度；改革当前被动投放的货币模式，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债券投放人民币的主动方式。
第三，鉴于准备金率难以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实质有效的影响，加上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关系弱化，试图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已不再是有效方法，央行的调控应转到调整金融系统资源配置的结构和方向上来，而非继续释放流动，否则可能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第四，在我国资本管制逐渐放松、汇率制度还没有完全浮动的背景下，要防止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调整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和汇率浮动制度，控制大国货币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增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五，引导金融机构调整盈利业务结构，增加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等服务项目的盈利，抑制金融机构扩大存贷款规模、维持利润的冲动，减少由于银行逐利行为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
（注：基金项目：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142）；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qnjj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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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积极的财政政策、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等，具体材料详见：
1、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晨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M2/GDP比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通过分析发现，是我国的经济的货币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迫使人们偏好储蓄，而且储蓄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业机构、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等原因导致M2与GDP比率偏高。而且，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持续。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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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献关于现金持有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机理论。凯恩斯在其经典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货币需求动机可以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Keynes，1936）。交易动机指“由个人或业务交易而引起的现金需要”而储存现金，由于现金等价物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关成本，因此，为满足企业日常的经营运作需要储存一定量的现金，减少相关的交易成本。预防性动机是指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风险，抵御未来现金流可能出现短缺或者不确定变化。而投机动机则是指保留部分现金，在商业投资机会到来时抓住机会进行相关投资。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从边际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是由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和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的。后续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现金库存模型。第二类是权衡理论。该理论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认为现金持有可以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现金持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便是最佳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模型是在借鉴交易成本模型基础上对现金持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没有将信息不对称、委托等问题纳入研究的范畴。
第三类是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上面的权衡理论提出企业持有现金应在现金持有收益与现金持有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该理论是从股东最大化目标来持有现金的，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人并非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来行事，人即企业的管理层会偏好持有更多的资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从而巩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JensenandMeckling（1976）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为企业的管理层谋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据现金持有的上述三种理论，学者们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Opler等（1999）通过对1971～1994年期间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成长性强的公司、现金流量不稳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大型的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Faulkender（2002）以美国1993年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公司成立年数、研发投资等正相关，而与规模、收入等负相关。Harford等（2008）检验了现金持有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高。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容易将现金用于低效的并购等支出，导致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价值回归模型，基于35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研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强的国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呈更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胡国柳和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现金等价物、财务杠杆以及公司年龄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杨兴全和孙杰（2007）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随股东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结构越好，现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罗琦和许俏晖（2009）从大股东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性质对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有着正相关关系。孙进军和顾乃康（2010）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现金持有行为，静态实证结果证实了权衡理论与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而动态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归的趋势。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研究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较少从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同样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原则，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原则，目前这方面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缺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与信贷渠道。国内融资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渠道少，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证券市场（Allenetal.，2005），而银行业又是极易受政府管制和影响的行业，在国内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主导资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当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供应量将会减少，迫使银行减少贷款，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如果货币政策从紧，从预防性动机出发，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假设1：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产权性质的影响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等原因，私有产权企业在很多方面遭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视”，银行更“偏爱”国有企业（GordonandLi，2003）。虽然近几年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但整体而言，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方面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着一种隐性的担保（Faccioetal.，2006），当国有企业面临违约担保时，政府会出面帮其解决，因此违约风险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信用评估成本低。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下，支配着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把信贷资源配置给终极控制人同样为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产权企业更容易通过融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从持有动机角度来看，国有产权企业应该会相对持有较少的货币资金。但是，国有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为严重，已有的文献普遍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根据前面的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产权企业由于问题的存在，其管理层基于私利的考虑（如在职消费、降低经营风险等）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而且这在货币政策宽松、外部融资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假设2：由于管理层问题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成为了影响私有产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私有产权企业为了寻求正式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保护机制，纷纷向政府靠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Lietal.，2008）。众多的研究文献发现，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信贷资源，使其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并且在特殊的时期，这种政治关系可以为私有产权企业提供隐形的政府担保。所以尽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但是与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获取相对多的信贷资源，而缺乏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假设3：相比于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无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11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年度数据①。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企业政治关系背景无法确定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少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8374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关数据当中，银行家信心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货币供应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私有产权企业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以及互联网等。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设，我们设定了基本的回归方程：CASH=α+β1MP+β2CC+β3CPC+β4X+β5Industry+β6Year+ε在方程中CASH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具体是以货币资金年度均值除以资产总额来衡量，同时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采用了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DCASH）。方程中解释变量MP是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其中MP1表示银行家信心指数，该指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它来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该指数在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代光伦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MP2表示M2发行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增速，M2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的供应水平。二者之差越大，则发行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越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就越宽松。MP3是我们基于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的我国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虚拟变量①。本文对关系资本的定义区分为产权归属关系（CC）和政治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变量（CPC）主要考察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以其是否曾经或现在在人大、政协或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任职来定义是否存在政治联系。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定义虚拟变量为1，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比（TANG）、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Shl）等。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率为0.2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比率非常高，现金资产超过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而国外的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9.9%、西班牙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7.14%，这种差异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较多的货币资金，这可能与我国的融资环境有关。同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标准差为0.17，表明我国不同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我们也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58%，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私有产权企业中有41%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反映了我国企业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比重为50%，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负债比率，财务风险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55%，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我们首先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1）、（2）、（3）中分别选取了银行家信心指数、M2-GDP增长率、是否紧缩作为衡量宏观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公司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三种指标均显示，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持有的货币资金水平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强，流动性资金更为充裕；有形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由于其为债务融资提供实物担保或抵押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所以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相对要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越多，这可能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
（二）产权性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产权性质变量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国有产权企业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假设2的预期相一致。
（三）政治关系与私有产权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反映了私有产权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中，企业具有的政治关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后者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结论表明，由于拥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相比较于无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具有融资的便利性，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不需要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而没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则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以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同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关系资本的影响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具有政治关系与否的企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产权性质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其都会持有更多货币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此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此时私有产权企业可能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因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使得企业没有过多持有货币资金的预防动机，但是对于国有产权企业而言，根据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管理层可能基于私利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并且这种现金持有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小，融资更便利的时候更为明显。所以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显著地更多持有货币资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其二者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与国有产权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货币政策下私有产权企业政治联系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企业货币政策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即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显著地更少持有货币资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资源减少，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凭借密切的政府关系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从预防性动机来分析，其持有货币资金的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政治关系而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而当货币政策放开时，由于银行可信贷资源的增加，私有产权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在融资相对便利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在企业融资中的边际效用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上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所以基于预防动机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差异也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差异。这与假设3的分析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
关键词：社会资本；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0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现实的表现和研究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的应用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存在政策效应弱化的趋向。对于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新态势，许多学者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不科学，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不明显，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中介不健全等诸多层面分别去寻找根源（王雪标、王志强，2001；江其务，2001；夏斌、廖强，2001；谢平，2002、2003；赵振全、张宇，2003；王钰、王稳，2003；裴平、熊鹏，2003；王国松，2004；杨小娟，熊勇刚，2004；)，并提出了很多见解。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原因尽管纷繁复杂，但都可以归结为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从经济学、金融学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较丰富（Bourdieu,1986；Coleman，1992；Putnam，1993；Burt，1997；Fukuyama，2000；Lin，2001；张其仔，2002；方竹兰，2003），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社会资本是个社会学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Portes，1998）。同时，把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金融学的研究（Liugi，Paola Sapienza，2004），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代表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金融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将社会资本引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突破了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发展。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指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 社会资本界定
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Bourdieu）是第一个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许或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5）。因此，社会关系网络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Bourdieu (1985)的这个定义很清楚地将社会资本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社会关系本身，该关系允许网络中的个人获得其同伴所拥有的资源；第二是建立社会关系后所能获得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它们决定了社会资本的高低。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科尔曼 （Coleman），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的。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它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即个人的社会结构资源、以及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结构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社会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Cofeman，1990）。
普特南（Puinam，l993）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些社会组织特征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是群体所共有的资本，通过个体参与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交活动，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并培养互惠互利的行为模式，提升对彼此的信任，从而促进社会中各项资源的流动效率。
牛津大学的Janine Nahapiet与伦敦商学院的Summantra Ghoshal（1998）发表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组织优势”一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镶嵌在由个体或组织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现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本资源论。林南（2001）认为资本是在市场中具有预期回报价值的资源投资，而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通过一些行动获得或调用的一种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Lin，1999）。
托马斯•福特•布朗从系统主义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参与社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社会资本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分别对应着社会资本系统中的要素、结构和环境，相应提出了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包含结构的观点①。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如Burt（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可以获得使用资本的机会；Portes（1998）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行动者能在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获得利益的能力。
社会资本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社会资本。NahaPic&Ghoshal（1998）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能获取的潜在的或者现实的外部资源。
Liugi，Paola Sapienza（2004，pp.526-556）于2004年首次将社会资本引入金融发展分析中。Liugi等将社会资本引入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旋转模型中，并实证研究了意大利的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发现北意大利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金融发展正相关；而南意大利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导致了低水平的金融发展。Liugi等总结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信任，降低金融合同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金融发展②。
本文尝试把社会资本引入货币政策的研究中，并用社会资本的“资源论”观点，解释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启动后各种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运行的整个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目标、操作目标作用于中间目标、中间目标作用于最终目标的全过程（见图1）。
一般地，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经济变量传导过程和微观主体传导过程两个方面。经济变量传导过程可概括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启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操作目标――监视中介目标――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微观主体传导过程是通过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变化改变经济变量来实现的。该传导过程可表述为：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消费者）――国民收入。具体来看，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并在金融市场上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导致基础货币、基础利率等中介目标的变化，金融市场将这些信号传导给金融机构、企业、居民，这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一环节。金融机构根据货币政策信号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等业务机构，并作用于企业与居民，这是传导的第二环节。企业和居民调整自己的投资和消费并最终实现总产出的变化，这构成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三环节。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也就要求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的全过程，即中央银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调控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数量、利率、政策等），进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使企业和个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迫使整个国民收入也随之变动，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目标③。
近三百年来，众多经济学者，包括古典的萨伊、休谟和斯密，现代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近代的米什金和伯南克等都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过讨论。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来，各经济学流派从不同的条件出发，分别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Mishkin（1995）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型，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笔者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出发，梳理总结了各个流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观点（Hicks，1937；Robert Rosa，1951；Hansen，1953；Tobin，1965；Marshall，1923；Lerner，1944；Mundell，1962；Fleming，1962；Modigliani，1971；Stiglitz，1981；Bernanke-Blinder，1988；Bernanke &Gentler，1995），详见表1。
四、社会资本对货币渠道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货币渠道包括利率途径、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汇率途径等。
宏观经济学认为利率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产出变动。然而企业做出投资决策并不只是考虑资金成本（利率），更重要的是权衡投资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企业投资的成败取决于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根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产，其表现形式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信任与合作关系、资源的互补性、信息和线索、稀缺性资源、协同关系，以及由这些资源和关系的整合形成的对环境中的机会的把握能力或战略优势等。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其价值，它借助于所占据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拥有资源财富信息或机会。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其接触的市场资源和得到的支撑资源越多，投资越容易成功。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资本比利率因素更能影响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在存在企业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敏感。
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通过改变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情况，进而影响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以达到政策目标。由于个体（企业）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其能够在资产恶化的情况下，动用社会关系进行融资消费（投资）。Ceoleman（1990）、spagnolo（1999）首先从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对融资和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强化了诚信的普遍程度。高社会资本社区，社区网络带来的惩罚失信的方便性使人们相互信任，更容易促成彼此之间的借款行为。WooIcock（1999，2002）持续的研究了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中的社会资本问题，在对小企业的研究中，他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中小企业获得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地区，资源有限，社会资本能够起到将有限资源更加有效交易的作用，通过小企业的运作，实现财富积累。我国学者张荣刚（2005，2006）、宋瑞敏（2007）、陈晓红（2007）均从社会资本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非正规融资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的促进作用。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非货币资产价格传导途径的意图，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汇率并不是影响企业出口的唯一因素，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积累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国际市场交易的促成。长期的国际交流合作使企业与客户建立了相互信任和稳定的贸易关系，由于社会资本产生的长期合作共赢的预期，即使汇率变动使短期交易成本增加或减少可能不会改变企业的出口量。因此，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五、社会资本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贷渠道包括银行贷款途径和资产负债表途径等。
银行贷款途径的观点是，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可贷款规模，通过信贷配给的变动波及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总产出。然而，商业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而不完全受控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对接国外金融市场，通过电子金融交易，快速、便捷地远程融通资金，即使中央银行想对商业银行信用进行控制，由于商业银行可以到不受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借款，使得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能力下降，其货币政策意图也未必能通过商业银行途径实现。而且，随着多种融资方式的出现，企业可通过社会资本的力量发展其他信用渠道，银行信用占社会总信用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也减弱了银行贷款途径的效果。
资产负债表途径的作用原理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企业的资产净值P，定义为借款者的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改变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程度，使得银行意愿信贷供给发生变化，最终引导企业投资变动，从而导致总产出的改变。资产负债表途径发挥作用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银行贷款是企业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而实际情况是企业的资金并不仅仅来源于银行贷款，特别是社会资本比较丰厚的企业，它们能够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渠道筹措到发展的资金。因此，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下，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途径的效用逐渐减弱。
六、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融资的渠道，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由此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效用，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并不直接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之下，它必须依靠中介性指标的传导性作用，这些中介指标一般具有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特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其广泛运用，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各个环节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其中介指标的控制变得难以把握，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就会变得不明显。
当然，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社会资本，促进同业拆借市场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利率的市场化，有利于发挥利率渠道的传导作用。第二，积极发展金融机构的社会资本，为金融机构的贷款经营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银行可以通过和企业建立相对固定、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以便对借款企业的实际情况有较为正确的了解，准确评估借款的风险。第三，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三方建立良好的持续的业务联系，积累社会资本，增加互信，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降低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
注释：
① 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载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第78-79页.
② 卢燕平：《社会资本与我国金融发展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第3-4页。
③ 范方志：《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66-1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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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货币政策困境在2005年之前是不存在的。2005年后，美国政府和国际资本实质上掌握了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方向的货币定价权，进而导致美元绑架了人民币。美国政府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主导的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吸引了全球资本涌入中国，造成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同时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量骤增，央行被迫动用存款准备金和央票等对冲手段冻结银行贷款资金回收人民币，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和正常经营难以为继；央行回收人民币资金造成国内货币供应紧缺，导致民间贷款利率飙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进一步扩大，进而吸引外资更大规模地流入，形成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此，一条足以导致中国经济呼吸困难的锁链形成了。
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价格的定价权体现着国家之间的博弈，有时也体现着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在“汇改”之后，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基本是“单向升值”“汇改”后的7年是人民币升值的7年，人民币由“汇改”前1美元兑8.11人民币，升值到目前1美元兑6.47元人民币。事实上，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货币定价权旁落了。
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交易量占不到5％，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别谋求暴利的高达95％以上。一旦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定价权，美元的套利机器便迅速地运转起来，全球美元资金开始围猎中国的储蓄财富。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全球美元进入中国所引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外在表现为货币超发的种种现象，内在实质则属于国际美元资本稀释人民币的购买力，转移了中国的储蓄财富。
“汇改”之后随着全球美元资金的持续大量涌入，引发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80％以上的权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美元储备增量已经决定了央行的新增货币投放量，即，美国通过掌控人民币定价权，进一步操纵了人民币发行权。由此可见，淹没中国的“美元海啸”是中国通胀的根源。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新增外汇占款就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占款总规模已达24.39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规模与广义货币M2的比例超过了32.52％，远超过10％的合理界限，比10％的合理比例高出二倍以上。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中国金融最核心内容的货币发行权或货币已经丧失。这正是美元货币政策在中国有效而人民币货币政策在中国失效之根源所在。
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2009年度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15.5％，人民币也停止了升值。2010年1月再度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伴随着“二次汇改”(“汇改”即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2010年全年六次“提准”。至12月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5％。进入2011年度，央行“提准”的频率是每月一次，至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
据估算，在综合考虑央票、财政存款以及准备金率的影响之后，银行系统存款总额中约29，7％已被冻结。(详见高盛高华研究报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占比略高于历史均值》)这种调控方式和调控力度在世界多数国家经济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国银行体系整体准备金率为1％，欧元区为2％，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0％)，但是，这却构成了中国经济最严峻的现实。这一货币政策的后果是：据南方媒体报道，商业银行没有贷款额度，民间利率飙升至年息30％以上，过桥贷款年化利率最高180％；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资金运转困难，部分企业停产或破产。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于这样的窘境：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控制货币数量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了国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由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和海外原材料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仍然存在。经济滑坡、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中国经济遭遇了狼在前、虎在后的围剿，经济政策陷于或前或后的突围之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宏观政策发生了五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宏观政策的频繁调整既说明中国经济陷于前狼后虎的困境，又说明中国央行始终在错误的货币政策上来回选择而没有找到突围的正确路径。
货币对冲造成货币供应结构失衡
在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与央行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动紧缩之间，体现着货币供应量但仅仅是供应量的对冲机制。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货币对冲机制可以用于维持货币总供给与货币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平衡，但是，在货币数量平衡的背后却是货币供应结构的失衡。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中表现为：央行的货币对冲工具(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仅仅是回笼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货币，市场仍然表现出种种流动性过剩的迹象，但是，实体经济已经开始因“钱荒”而窒息。在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货币对冲工具以数量平衡的名义制造货币供应结构失衡的过程及其后果。
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顺差和境外热钱，其中，60％以上的贸易顺差是由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主要由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带来的，并最终归属于海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国外汇储备和日本外汇储备在归属权构成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追加发行的人民币主要流向海外资本的在华企业和机构，但是，央行通过货币对冲手段回笼的人民币资金却是国内银行的贷款额度以及这些贷款额度所对应的企业流动资金。
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为了达到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平衡的目的，央行实质上把银行系统用于国内企业流动性贷款的人民币资金交给了海外资本所有者，结果是进入中国的美元资金越多，国内企业的人民币资金头寸就越紧张。面对这一货币流向的结构性趋势，国内效益好的企业往往通过中外合资、出售股权或海外上市等加入美元阵营的买办方式来规避人民币货币政策的扼杀，而大部分效益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实体企业只好等待被逐步扼杀的命运。这是历次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大批民营实体企业非正常死亡的根源。这种鼓励外资在华攻城略地、同时限制并扼杀本土资本生存的货币政策，主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金融领域。
海外资本的在华企业和在华机构属于超越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制约这些在华国际资本的发展，而且因本土企业受到银行资金的制约而腾挪出市场空间和产业机会，国际资
本因此获得了更好的扩张机遇。
央行实施的“汇改”政策和货币数量对冲工具并非免费。由于美国控制着人民币的定价权，人民币自“汇改”以来持续升值，因此，央行买进的美元在持续贬值，卖出的人民币在持续升值。近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在从事着这项亏本的货币交易。这部分亏损最后是由国内纳税人和储户来承担的。在全球货币博弈中，中国央行不断买人持续贬值的美元、卖出持续升值的人民币，充当着“中国财富全球输出”的角色。
中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客观上配合了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成为美元的主要泄洪区。紧张的人民币供应与宽松的美国货币供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货币供应落差，这种货币供应落差不仅体现于货币供应的数量上，而且体现于货币供应的价格(即利率)上，30％以上的民间利率和180％的民间过桥资金利率同样构成吸引热线套利的巨大驱动力。随着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涌入，中国资本项目的大量顺差又成为美国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人民币供应紧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构成人民币升值的推动力。
对策――重新掌控人民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摆脱中国货币政策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政府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需要主导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权，需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大国方略。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前瞻性、有弹性的经济金融政策设计，牢牢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自和货币定价自。
第一，通过金融理论研究，建立和掌握人民币汇率的话语体系。
贸易顺差不是汇率升值的主要依据，贸易逆差也未必成为贬值的主要依据。美元、日元、欧元的汇率走势与贸易顺逆差之间从来不存在线性的对应关系。美元既在贸易逆差中贬值，也在逆差中升值。美元升值和贬值完全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华尔街操纵全球美元流向的需要，根据金融资本操纵石油等大宗商品现货与期货价格走势的需要。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汇率操纵国。美元汇率波动从来不是与美国贸易状况挂钩，但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状况挂钩，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强盗逻辑。中国理应拒绝。同时，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汇率话语体系来控制人民币汇率的话语权，不要人云亦云。
第二。人民币应该尽快选择贬值作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运动方向。
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减轻国际资本涌入中国的压力。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应该与CPI上涨幅度挂钩，同时与存款利率提高幅度挂钩。人民币贬值可以为加息打开空间。
第三，调整和重估人民币汇率，人民币需要进入3-5年的贬值期。
人民币汇率走了7年的上升行情，现在应该进入3-5年的下跌行情了。除了美元贬值因素之外，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是国内农副产品、生产用地、劳动力价格、电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和环境保护投入不足所造成的。这些生产因素价格和环保投入向上合理调整的过程就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和重估的过程。理论上分析，出口企业生产要素和环保投入所形成的综合成本上升10％，相应地，人民币汇率需要贬值10％。生产要素价格和环保投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预计需要3-5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也需要3-5年。
第四，人民币贬值政策需要关税政策的配套。
人民币汇率属于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实施人民币贬值政策需要结构性的关税政策与之配套。比如，在面临某些国家的政府压力时，可以通过主动提高中国对该国的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关税，抑制对该国的贸易顺差，以此形成出口政策的弹性；在人民币贬值过程中，也可以提高一部分限制性产业和限制性产品的出口关税，以此来抑制高能耗、资源类产品的出口。中国出口额60％以上是在华跨国公司形成的，因此，通过提高针对某些国家或某些产品的出口关税来配合人民币贬值政策、国内利率调整政策和货币投放政策，是完全值得的。
第五，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以此配合人民币的贬值周期。
迄今为止，国际资本在与中国的博弈过程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目前，国际资本已经开始布局其第二阶段的战略。其信号之一是：美国政府不仅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而且要求中国政府实行资本项目开放。
其实，只要条件成熟，人民币可以在全世界流通并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兑换，但未必要跟中国储备的美元资产挂钩，正如美元目前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并没有与美国的黄金储备挂钩一样。在华的国际资本所获得的人民币资产和利润，可以在中国国内通过资产交易方式换取货币形态的人民币纸币带到境外。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因此，人民币资本项目不仅现在要管制，以后也要管制。以配合人民币的贬值。
第六，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不可同步提高。
人民币贬值可以打开加息的空间，而加息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抑制通胀需要与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结合起来，其中，促进生产和增加供给才是抑制通胀的根本手段。因此，加息政策不应该影响生产和供给。我们必须避免出现如下的情形：前期的提高准备金搞死一批中小企业，后期的银行加息整垮一批大型企业，最终只留下外资企业。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央行必须避免贷款利率跟随存款利率同步提高。
第七，非对称性的加息政策应该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增加商业银行贷款资金量相配套。
非对称的加息政策的负面效果是商业银行体系的息差缩小，收益率降低，因此，需要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以此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通过3-5年时间，随着人民币步入贬值通道和国际资金的逐步撤离，央行可以同步地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7.5％以下；争取在10年时间内，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发达国家水平，彻底改变国际资本占比过高的局面。
第八，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国国内资产在证券化过程中被美元化的趋势。
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国内资产在证券化过程中被美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2000年开始，中国本土资产和产业资源在高盛、摩根等国际投行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中国大量知名企业尽管使用价值形态的资产还在国内，但部分或全部价值形态的资产权属已经转移到了海外。这使得中国企业的证券化过程演变为美元化过程。中国资产的美元化过程是资产权属转移到境外、同时美元资金转移到境内的过程。因此，中国资产美元化过程就是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的过程。为了有效阻止中国资产美元化的趋势，中国证监会应该将目前国内企业发行上市制度和资产重组制度由事实上的行政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和资源整合效率。
第九，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准备金制度”、税收手段和产业准入门槛限制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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