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思想道德建设
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不仅给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学习诸多方面带来巨大的变化。作为一把“双刃剑”，网络有利也有弊。在网络时代，对青少年这一庞大的网络使用群体加以深入剖析，总结网络环境下青少年群体中出现的诸多变化，探讨如何通过加强教育、引导、管理等手段，进一步做好青少年群体的思想道德建设极其重要和必要。这是一项重要课题，需要进行系统、全面、深刻地分析研究。
一、关于网络的研究
1.关于网络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很多，广大学者从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元视角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如孔繁玲、杨临颖等著的《网络世界与当代社会》首先由信息网络化概述人手，介绍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历程等基本内容，接下来从网络与政府管理、商务管理、经济、科技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全亟论述；罗军强著的《网络社会问题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网络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涉及到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伦理、网络道德、网络语言、网络传播、网络游戏、网络依赖、网络犯罪等诸多领域。杨雄主编的《网络时代行为与社会管理》分析了国外网络社会研究情况，并从网络时代的社会公共管理、网络文化、新媒体发展与管理、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对策。孙翔云、陈英、江奇艳的《网络大众论》、童星等著的《网络与社会交往》、南帆主编的《网络与社会文化》、陶然等著的《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等都围绕网络相关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
2.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雷跃捷、辛欣主编的《网络传播概论》围绕网络传播的发展历史、主体、网络新闻传播、网络舆论、网络文化、网络营销等方面，进行理论性和实用性研究；张佰明、李志宏、蔡越越编著的《网络传播实务》对网络传播的基本模式、特点等基本知识进行介绍，就如何构建网络传播界面、网络传播的几种形态加以研究，并就网络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典型产品形式、网络广告传播、网络营销传播展开具体论述；雷健著的《网络传播》、严励主编的《网络传播学概论》等从理论、实务等方面对网络传播进行了研究。
3.杨礼富著的《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探究》，赵兴宏的《网络伦理学概要》对网络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探究》介绍了网络社会的形成、伦理问题表征，分析网络社会的伦理问题成因，探讨网络社会伦理问题的实质，从网络社会法律体系构建、和谐网络社会的技术驾驭、和谐网络社会的伦理体系架构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建构和谐网络社会；《网络伦理学概要》对网络伦理与网络时代伦理、传统伦理、应用伦理、理论伦理、网络法律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探讨网络道德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并选取了一些网络案例来进行道德评析。
二、关于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
1.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向武著的《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成长与成才》首先介绍了网络环境的内涵、特征等，接下来对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智育发展、心理健康、校园文化活动、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变迁等加以分析思考。黄少华著的《网络空间的社会行为一青少年网络行为研究》对当前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的诸多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如网络信息行为、网络游戏行为、网络沉溺行为等，并加以分析和总结。王彩凤的《网络文化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就网络文化的信息丰富性、多样性，网络文化的信息化特征，网络文化的超时空性，网络的互，网络游戏，“网络流行语”等因素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
2.侧重于网络对青少年某个方面的影响开展研究。丁长银的《论网络对青少年学生人生观的影响》主要以网络对青少年学生人生观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如导致青少年学生人格发展错位等为切入点，并提出如何实施对青少年学生网络心理教育。董军的《网络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应对措施》介绍了网络影响下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类型，包括因上网的直接花销而导致犯罪等四个方面，并对诱因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骆剑琴的《网络对青少年婚恋观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了网络对青少年婚恋观形成的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时代对青少年婚恋观教育的对策。姚进风的《网络对青少年闲暇生活的影响及应对》指出网络对青少年闲暇生活的积极意义，包括有助于青少年获取资讯、拓展视野、增进交往等，也总结了网络对青少年闲暇生活的负面作用，就提高青少年闲暇生活质量进行有针对性地思考。郭瑞芳著的《网络青年心理分析》就如何理解青年心理健康、青年人格成长的文化渊源、网络文化基本认识等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从网络青年的人格特点、角色选择等方面着手剖析网络青年心理，并对咨询方法进行细致阐述。杨秀莲的《网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程燕、余林的《网络引发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及问题行为论析》等都是从对心理的影响展开的论述。
3.网络成瘾的问题不容忽视。顾海根主编的《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与治疗》首先对网络成瘾进行概念界定，介绍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类型、成因，提出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方法和治疗方法；吴增强、张建国主编的《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与干预》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特点、原因、诊断等加以梳理，并从行为疗法、认知疗法等方面进行探索；徐娟、于红军、张德兰等著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理干预》从心理干预的角度论述网络成瘾的具体疗法，如音乐治疗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通过分析提出具体疗法，而且都涉及到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问题，论述全面、科学。陈漪涵的《浅谈大学生网络成瘾心理成因及其预防》、李黎的《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孤独感关系的调查》等对网络成瘾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4.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王喆、何春歧的《网络文化对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谈网络文化对我国青少年的影响，并进行对策研究。张茂聪的《网络文化对我国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影响》介绍了网络文化对青少年社交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从网络文化自身的特性、青少年的特性、外部因素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成因。单红渡、朱维全的《论网络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围绕网络对大学生道德成长的积极形象和消极影响进行具体探讨。杨金焱、费世淼的《网络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挑战》从网络对青少年道德人格修养的冲击等四个方面论述网络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挑战，并分析了机遇、现状等。网络在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前的研究成果能够客观地分析这一问题，体现出全面性。
三、关于网络环境下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
1.部分成果通过对现象、成因等方面分析，进行策略研究。如王贤卿著的《道德是否可以虚拟——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研究》深入阐述了网络道德的存在基础与架构、网络道德的内涵与特点等，并以网络游戏、大学校园BBs为例，展开对大学生典型网络行为的道德考察，探究大学生网络行为道德失范的主要表现和成因，通过分析，从主体建构、高校建设、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就规范大学生网络道德行为进行探索；王荣发等著的《网上德育——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与实践》分析了大学生网络沉迷的症状、危害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网络德育工程、实施网上德育、心灵在线交流、走进课程网站；万美容、叶雷的《网络时代青少年道德教育机制及其建构》指出要建构自教与他教相结合的教育机制，网上网下相配合的教育机制以及社区、学校、家庭相协调的教育机制；牛蒙刚的《青少年网络道德危机及网络道德教育对策》，柳世娜的《互联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对策》，王长平的《网络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章毛平的《试论网络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影响及对策》等也主要侧重于策略研究。
2.部分成果根据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不同，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如以学校为阵地，潘敏著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总结了BBS、网上即时通讯、博客技术等因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就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探讨。张小琏的《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提升》主要从占领高校网络阵地，掌握校园网络文化传播的主导权；培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加强青年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加强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等方面探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方法。汪欢的《浅谈网络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对网络时代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网络时代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论述。王煊、赵维的《网络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张劲松、刘艺博的《网络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对策》，吕霞、孙昊的《网络阵地建设对增强高校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李德敏的《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对策》等均从利用网络推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多源流模；网络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219-01
一、 多源流分析模型
金登教授在其代表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根据“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改造形成了政策过程的多源流分析模型。他将该模型引入分析美国联邦政府组织决策过程中, 并提出了两个“前决策”过程――议程的确定和可供选择方案的具体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源流分析的模型。
金登教授通过对政策制定者如何分配注意力、如何形成具体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以及在那里发现的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时总结出整个系统中存在三种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回答了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政策源流，提出了政策系统中存在的政策共同体；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公共舆论以及执政党。
金登教授认为，当三大源流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他将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多源流分析模型目前被广泛用于多种学科进行价值判断，以多源流角度分析我国网络教育的发展历程，正是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耦合下促使网络教育不断发展、创新，更加符合国民教育的需要。
二、 基于多源流理论对网络教育发展的分析
1. 网络教育的产生――问题源流
网络教育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这一问题源流受到制定政策者的极大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及寻找解决途径。多源流理论认为，在社会环境中，各种社会问题形成一条政策溪流，问题在四处漂流，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被政策制定者关注而上升到政策议程。
目前，我国对高等学历教育和其他非学历教育的需求量很大，但传统的校园数量和规模有限，再加上我国要将高等教育提上普及化议程，使得教育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立足于基本国情，若要在全国实现终身教育体系，实现网络教育十分重要。虽然我国在政策方面较早的提出了现代远程教育的相关政策，如1999 年国务院就制订了《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2000年教育部就颁布了《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和《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为建立新的网络教育格局提供了保证。但对网络教育下形成的学历仍然没有做明确的说明和认可，在实际管理上，网络教育也存在很多很问题。
2.网络教育的发展――政策源流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政策共同体。这些政策共同体中四处散发自己的思想。在这种选择过程中，有些思想政策建议得到了重视，而另一些思想则被抛弃”。网络教育出现后存在一些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都把实施网络教育工程作为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并且，据2003 年末统计，教育部批准的68 所网络学院的在册学员为230 万人，表明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认可及国家对网络教育的重视和肯定；在财政方面，国家给予大力的支持，在网络教育工程投资多达36 亿多元，社会投资达10 亿多元 。然而，由于网络教育政策缺乏预见性，有时出现政策变差，政策无序、无计划等问题，此外，对网络教育认识的转向没有表现在政策文件中，而仅仅表现在教育部领导的讲话里。虽然表明领导层对网络教育的认识跟2002 年相比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缺乏政策的指导，网络教育真正成为提高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还有待政策的保护。
3. 网络教育的变革――政治源流
多源流理论认为，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公共舆论、执政党的更迭和党派、意识形态等内容。这些因素在政治领域都能够促使政治家们在考虑问题时调整他们的侧重点，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我国实现网络教育是十分紧急且必要的。虽然近几年我国网络教育受到重视，网络教学也逐渐融入职业培训、课外辅导、语言教学等多种领域，但从其发展阶段来看，网络教育基本上只是成人教育的一个升级，教高〔2002〕8号文要求“高校网络教育学院要以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为主。减少并停止招收全日制高中起点普通本专科网络教育学生”，对网络学历教育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
三、 “政策之窗”――网络教育的长足发展
经过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分析，我国的网络教育应该提高自身在教育、系统中的影响力，扩大教育范围，应当针对我国社会、经济、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作出发展战略的路向调整，打开“政策之窗”，实现网络教育的长足发展。
1.在良性的社会环境下切实政策保障
相对于传统的高等教育而言，网络教育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但在经济腾飞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网络教育作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实现手段，受到国家的肯定和重视。但是，网络教育发展至今，还存在政策保护上的缺失。网络教育仅仅作为成人教育的一个提升，而并非是实现高等教育战略选择的途径。这就需要政府的规范建设以及政策支持。
2.树立服务为本的教育理念
由于教育的实质是知识信息的传播过程，所以丰富的知识信息、优质的服务也是网络教育的生命线。网络教育要取得成功，网络教育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关键在于提供高质量的实实在在的服务 也就是提高教质量。因此，树立服务为本的理念是网络新时代网络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
3.提高网络教学的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网络教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高等网络教育方面 。现在，我国已经有67所网络教育学院开设了81个专业、6826门课程，网络教育极大地扩大了社会受教育对象的范围。但是，与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相比，传统教育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来保证教学质量。而网络教育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还处于起步阶段，还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网络教育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网络教育发展最大的难题，这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高教学质量。这是实现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增强社会和谐的基础。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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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误区及对策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应对策略探究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论问题分析 地方政府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问题研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现状及对策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及完善 关于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综述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危机策略 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的现状及对策探讨 合肥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现状及改进思路 透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现状及风险 农发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现状及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绩效审计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新疆地方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现状及政策选择 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与会计核算的现状及对策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问题 浅析地方政府预算执行审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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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公民文化；民主政治；政府
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又称参与型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
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
一、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
就现代网络社会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而言，作为政府必须研究网络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问题，利用好网络这个“民主载体”，继续深化推进政府的民主法治进程。当然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建设仍是老生常谈，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文化对原来的民主形式、民主理念、民主的实施环境产生的新变化。
首先，工业社会产生的是“大民主”，它是以群体社会为基础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它不能容纳差异性，不能反映少数派的要求，忽视了对少数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剥夺了少数特殊利益需求者的“话语权。”这种民主是“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群体教育、群体媒介、群体社会的体现”。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活跃着无数的少数派，……他们很少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网络社会中，少数派的权力越来越凸显，任何网民都可以超越时空的障碍，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他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固定的群体关注者，甚至形成自己的团体和组织，这就使得我们原来没有重点关注或忽略的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凸显，他们所形成的“集体话语权”也越来越强大。因此多数人的公平并不是公平，多数人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与满足。
其次，由于“信息社会分布式网络的无中心结构使得社会无中心化，网络的无限情趣、网络的个性选择都降低了公众对社会团体的依附，这一切都使得社会非群体化了。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群体的裂变，群体化的迹象日益增长。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这样的组织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难以有效地协调、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中由于个体主体意识的提高，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个体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更为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成为“有个性的人”。人成为“有个性的人”是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提升的必然趋势，但这种人的个性发展的“多元化”，人的需要的“层次化”、见解主张的“平面化”使传统行政集中控制下的民主集中，逐步被分散化、多元化的网状式民主诉求所替代，在政治上达成一种多数人的民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即使达成“低比例”民主主张也未必是科学的、公正的。因此，如何协调、满足这些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并凸显少数派的权力主张，要求我们必须设计出反映“多元层次化”的群体意志的民主体制，并关注“少数派”的权力，这是我们政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
二、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适度“限权”
网络社会之前，权力结构仍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该结构中，下层众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信息由低层层层上报，管理权力由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是上层小下层大，形成一个金字塔型。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强烈地侵蚀和动摇着这种权力结构。“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这是金字塔结构所没有的。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硕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公民社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已成历史之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大量公民自治组织的成立与效能发挥是衡量自治的公民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公民自治组织预期目标是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其发展壮大后，它们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但是网络社会前，公民自治组织受时间、空间因素限制，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我国，公民自治组织发展很不健全。
随着网络发展，网络文化产生了提升公民文化的新型平台，各种网络团体和网络自治组织开始出现和形成。公民网络组织，是指公民在网络上结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负责的共同体。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各种网络团体已逐步由经济、文化、娱乐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如一些“电子政党”、“电子院外集团”、“数字议会党团”组织，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性的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呼吁，传播政策信息，参与政治沟通，进行网络监督，有的甚至已由原来的网络虚拟组织逐渐发展至现实中有组织有章程的政治社会组织。对于各种网络政治组织的出现，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些政治反动分子、境外组织各种网络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这种网络组织我们应当坚决打击取缔;另一方面，是一些正规的网络政治社会团体的出现，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的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呼吁、倡导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民的合作和民主的参与，以及追求公共、公益的精神，提高了公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自治组织的出现为现实公共领域中各种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的建立提供契机，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立、推动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作为政府面对网络文化下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的时代契机，应当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保护并引导其健康发展，注重公民社会培育，并根据公民意识和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状况，适当“限权”与“分权”。正如吴敬琏教授2008年3月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所言“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政府改革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以此形成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公共政策过程可被看作一个由政策输人、政策转换、政策输出三大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政策输人是向政策制定系统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亦即发现和促使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进而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其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7s7。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身份所属，我们将政策输人机制分为内部输人和外部输人两种类型。所谓内部输人是指政策制定部门即党和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政策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过程，而外部输入则是指政策制定部门以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要求、提出建议并促使其纳人政策议程的过程。我国原有的公共政策的输人机制是明显的内部输人，“在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综合主要不是由组织性机构和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和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来承担。政府和政府的权力精英通过分析、调查和研究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体察和认定，主动地寻求和确认政策问题，并直接把它列人政府议程，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因此在中国许多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人政府议程。”这种单极的公共政策“输人”机制，忽视公民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导致我国法律对公民参与权的规定大多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保证公民的参与权仅仅是对政府和政府的一项道德性要求而非法律义务，同时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缺失，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同，而“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网络背景下，网络文化提供了顺畅的信息交互平台。
首先，网络文化有利于政治系统与环境实现有效的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政治系统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同其他任何有机系统一样，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如果这一信息交换出现阻塞或中断，政治系统的效能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导致系统本身的崩溃。具体来讲，在政治系统中，如果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期望很高，要求很多(输人量大)，而统治阶层的决策、措施无法应付(输出量小)，就会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反之，如果民众只是消极地服从于统治阶层，或对政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惧而远之，不能通畅的表达民意，这都不利于统治的稳定，而网络条件下，公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网络自治组织共同表达制订某项政策的意愿，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一种联结公民与政策中枢系统的桥梁，为很多无法直接与政策中枢接触的公民利益表达开辟了通道，从而扩大了政策输人的来源。
论文摘要：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政府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政府适度“限权”；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政府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公民文化是一种以参与型为主导的复合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又称参与型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行政结构与过程的文化;公民文化中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或不赞成的取向。”
网络公民文化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以网络政治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政治主体意识提升为价值诉求的网络政治文化。
一、网络文化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推动建立完善的民主机制
就现代网络社会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而言，作为政府必须研究网络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问题，利用好网络这个“民主载体”，继续深化推进政府的民主法治进程。当然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建设仍是老生常谈，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文化对原来的民主形式、民主理念、民主的实施环境产生的新变化。
首先，工业社会产生的是“大民主”，它是以群体社会为基础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它不能容纳差异性，不能反映少数派的要求，忽视了对少数特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剥夺了少数特殊利益需求者的“话语权。”这种民主是“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群体教育、群体媒介、群体社会的体现”。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活跃着无数的少数派，……他们很少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网络社会中，少数派的权力越来越凸显，任何网民都可以超越时空的障碍，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言论，他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固定的群体关注者，甚至形成自己的团体和组织，这就使得我们原来没有重点关注或忽略的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凸显，他们所形成的“集体话语权”也越来越强大。因此多数人的公平并不是公平，多数人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与满足。
其次，由于“信息社会分布式网络的无中心结构使得社会无中心化，网络的无限情趣、网络的个性选择都降低了公众对社会团体的依附，这一切都使得社会非群体化了。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社会里，社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网络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群体的裂变，群体化的迹象日益增长。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政府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等级制，这样的组织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难以有效地协调、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中由于个体主体意识的提高，每个人的自由个性都得到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个体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更为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成为“有个性的人”。人成为“有个性的人”是未来社会人的主体提升的必然趋势，但这种人的个性发展的“多元化”，人的需要的“层次化”、见解主张的“平面化”使传统行政集中控制下的民主集中，逐步被分散化、多元化的网状式民主诉求所替代，在政治上达成一种多数人的民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即使达成“低比例”民主主张也未必是科学的、公正的。因此，如何协调、满足这些群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并凸显少数派的权力主张，要求我们必须设计出反映“多元层次化”的群体意志的民主体制，并关注“少数派”的权力，这是我们政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
二、网络文化催生公民自治新平台，推动适度“限权”
网络社会之前，权力结构仍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该结构中，下层众多的管理机构和人员隶属于上层少量的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信息由低层层层上报，管理权力由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管理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是上层小下层大，形成一个金字塔型。当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强烈地侵蚀和动摇着这种权力结构。“网络倾向于水平延伸，而不是纵向发展。也就是说，网络关系是同等级间的横向联系，这是金字塔结构所没有的。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硕这种横向延伸的特性可以有效地破坏纵向的官僚等级结构，使社会结构逐步扁平化，公民社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已成历史之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大量公民自治组织的成立与效能发挥是衡量自治的公民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公民自治组织预期目标是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其发展壮大后，它们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但是网络社会前，公民自治组织受时间、空间因素限制，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我国，公民自治组织发展很不健全。
随着网络发展，网络文化产生了提升公民文化的新型平台，各种网络团体和网络自治组织开始出现和形成。公民网络组织，是指公民在网络上结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负责的共同体。随着网络文化发展，各种网络团体已逐步由经济、文化、娱乐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如一些“电子政党”、“电子院外集团”、“数字议会党团”组织，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性的宣传政治主张，进行政治呼吁，传播政策信息，参与政治沟通，进行网络监督，有的甚至已由原来的网络虚拟组织逐渐发展至现实中有组织有章程的政治社会组织。对于各种网络政治组织的出现，我们应当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些政治反动分子、境外反华势力组织各种网络组织进行非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这种网络组织我们应当坚决打击取缔; 另一方面，是一些正规的网络政治社会团体的出现，他们利用网络有组织的参政议政、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呼吁、倡导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自治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民的合作和民主的参与，以及追求公共、公益的精神，提高了公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自治组织的出现为现实公共领域中各种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的建立提供契机，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立、推动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作为政府面对网络文化下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的时代契机，应当通过有效的法律政策，保护并引导其健康发展，注重公民社会培育，并根据公民意识和公民自治组织发展状况，适当“限权”与“分权”。正如吴敬琏教授2008年3月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所言“改革能否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政府改革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以此形成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网络文化搭建通畅的信息交互系统，推动建立有效的政策“输入”与“输出”机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公共政策过程可被看作一个由政策输人、政策转换、政策输出三大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政策输人是向政策制定系统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亦即发现和促使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问题，进而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其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7s7。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身份所属，我们将政策输人机制分为内部输人和外部输人两种类型。所谓内部输人是指政策制定部门即党和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政策议题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过程，而外部输入则是指政策制定部门以外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要求、提出建议并促使其纳人政策议程的过程。我国原有的公共政策的输人机制是明显的内部输人，“在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综合主要不是由组织性机构和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党和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来承担。政府和政府的权力精英通过分析、调查和研究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体察和认定，主动地寻求和确认政策问题，并直接把它列人政府议程，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因此在中国许多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进人政府议程。”这种单极的公共政策“输人”机制，忽视公民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导致我国法律对公民参与权的规定大多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保证公民的参与权仅仅是对政府和政府的一项道德性要求而非法律义务，同时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缺失，严重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同，而“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网络背景下，网络文化提供了顺畅的信息交互平台。
首先，网络文化有利于政治系统与环境实现有效的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政治系统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同其他任何有机系统一样，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如果这一信息交换出现阻塞或中断，政治系统的效能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导致系统本身的崩溃。具体来讲，在政治系统中，如果民众对统治阶层的期望很高，要求很多(输人量大)，而统治阶层的决策、措施无法应付(输出量小)，就会导致政治局势的不稳。反之，如果民众只是消极地服从于统治阶层，或对政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惧而远之，不能通畅的表达民意，这都不利于统治的稳定，而网络条件下，公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网络自治组织共同表达制订某项政策的意愿，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一种联结公民与政策中枢系统的桥梁，为很多无法直接与政策中枢接触的公民利益表达开辟了通道，从而扩大了政策输人的来源。
传统的公共管理政策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相应的问题，因而在此背景下为缓解当前公共管理危机，要求政府机构应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来不断完善公共管理政策内容，且以新型理论范式来应对传统理论实践中的问题，提升整体公共管理水平。以下就是对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管理政策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当前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带动政府机构不断完善自身公共管理手段。
一、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概述
基于网络视角的角度来看，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的过程中融入了英美多元主义思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德国协商主义思路，继而由原有的议题网络形式转变为政策系统。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即为律师、专家学者等社会人员就公共事务治理的互动集合，在互动的过程中社会人员可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等领域来达成信息共享及资源交换的目标，最终由此实现对公共政务问题的有效处理。另外，公共管理与政策网络的实施亦强调了对权力关系的依赖性。例如，美国政府在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即通过网络协会的设定达成了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深入研究。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一)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在平衡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中更为注重探讨主体间的行为管理。例如，艾柯达和里奇在科学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即将网络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化为自身研究重点，并以方差分析测量的形式掌控到网络层侧结构间的差异性，最终通过对研究数据的整合深层次分析出中层管理者、CEO等政治参与者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继而以此来带动参与者在政治事务处理过程中可不断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形成有效的信息传递。此外，塞格尔在对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决策模型构建形式预测政治参与网络类型，最终表明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为政策问题。
(二)信息传播
公共政策危机存在着不可预测的特点，因而基于此，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国外学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将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预警等纳入到研究领域中，继而由此来深化科学研究层次。例如，哈里斯在2006年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即将公共卫生威胁化为研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基于应急规划系统构建的形式丰富了研究过程，同时带动个人与机构合作解决公共管理事务的过程中着重考虑威胁因素的影响，且通过信息传播的形式全面掌控到公共事务处理现状，继而达成高效率事务处理状态。此外，2009年卡普卡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EMAC作为自身主要研究对象，且通过对网络分析软件的应用得出了“危机响应组织的关键能力即为合作协调能力”的结果。另外，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信息资源的流动性亦是研究重点，因而在此基础上2007年侯赛恩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功能获取到相应的通信数据，且以传播机制构建的形式来应对公共事务危机多变且复杂的问题，达到最佳的科学研究状态。
(三)公共服务提供
政府的主要职能即为提供公共服务。因而基于公共管理领域社会网络分析行为的展开要求科学研究人员在实践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应注重探索公共服务高效性提升的对策，且充分发挥网络分析功能重点研究公共服务网络层次。例如，2011年国外学者斯泰恩在实践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即以Mkindo领域水资源治理问题的研究形式为公共服务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参考条件。同时，学者迪泰恩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70个组织的问卷调查形式掌控到第一手研究资料，且通过对资料的整合总结出Mkindo领域水资源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由此引导政府机构在实施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以制度安排的形式不断缓解水资源治理问题，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用水环境。
三、网络分析对我国公共管理政策的启示
(一)基于政策制定的角度
网络分析对我国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经济社会多元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传统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自我化的特征，即过分追逐个体利益而忽视了公众权益。因而在此基础上，网络分析形式的实现推动政府机构在政策完善过程中以利益诉求机制构建的形式鼓励公众主动参与到政策完善中，并通过利益诉求整合结果的分析达到最佳的政策实施状态;第二，网络分析对公共管理政策制定所带来的启示亦体现在带动了网络主体互动形式的增强，即为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互动环境，继而由此来便于政策的实施，且形成稳定的社会发展状态。
(二)基于和谐社会建设角度
基于网络分析的基础上得知传统的社会建设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而在此背景下，要求公共管理部门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网络分析手段构建多元社会治理观念，且通过新媒体宣传平台对多元治理模式的重要性展开宣传行为，以此来加快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建设步伐，同时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涌现出来，继而由此转变了政府定位，并带动公民积极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活动中，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职责，达到多元社会治理目标。另外，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带动下，我国政府机构逐步完善了社会公共责任机制，且以多方参与的形式倡导合理解决公共危机问题，继而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服务环节。
(三)网络分析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社会网络分析创新了社会治理路径，且带动公共管理部门在实施管理工作的过程中突破密闭环境的限制，将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成果融入到社会管理环境中，最终由此来应对传统管理模式下凸显出的问题。此外，由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是基于复杂网络持续互动所获取，因而基于此，要求公共管理部门在公共事务危机处理过程中应不断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并基于网络分析的基础上，以网络演化动态的关注形式来强化政策实施成效，同时达成社会转型目的。
结论
网络政治参与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途径。随着当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到网络的强烈影响,网络政治参与在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之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话语权,在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网络政治参与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政治参与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
2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政治参与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2.1积极方面
网络参政有利于政治环境的监督。网络的出现与发展,使政治环境的监督向纵深发展。传统的社会监督是一种间接监督,它总是依赖于一定的中介组织和渠道来完成。在这种间接的监督过程中,时间的拖延和信息量的损耗不可避免,加之中间环节可能产生的许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原本就缺乏强制力的社会监督效力则有可能化为乌有。随着网络技术的介入,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互动化,提供了公民政治监督的可能性,提供了真实、公开的信息环境,使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产生质和量上的改变。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深度和广度。这样不仅能充分体现政府活动的透明度和权威性,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助于公民在网上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
2.2不利方面
“假民意”的流行。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例如现在网络“水军”的盛行,使得一些新闻和信息,甚至负面的报道出现非常态的发展。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
3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在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中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公民参与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在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3.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3.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虚假的网络政治参与,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政治参与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3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①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②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③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网络媒体的影响逐步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层面，甚至包括政府公共管理这一长期为政治精英所主导、普通民众较少直接参与的领域。“网络民意”一词日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试图通过网络这一便捷的意见平台，表达自身诉求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网络民意的出现对于人们参与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因特网导致了政治过程信息流向的变化，而“信息流动对政治结构与政治行为非常关键，信息不仅被政治参与者在策略上和心理上用作一种工具和资源，而且它的特点和质量有助于区分政治参与者本身”。http://
一、网络民意的理论基础
(一)网络民意的定义
网络民意，就是借助网络这一信息平台所反映或表达出来的社会公众思想、舆论的趋向。可以说，网络民意就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某一事件、某一事物或者某一观点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的综合反映。网络民意的理性表达可以矫正政府管理的不当行为，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当前，反映或表达网络民意的途径主要有论坛／bbs、网络博客、电子邮件、电子民意调查等。
(二)网络民意的特性
基于网络的匿名性、及时性、便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通过网络渠道表达的民意也呈现出其独特性：
1 广泛性与公共性。一根网线、一台电脑，随时随地就能开辟一个话题。www.133229.cOm虚拟社区内的公众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代表的利益、诉求，关注的内容、角度不尽相同，但问题指向往往具有公共性，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
2 真实性与自治性。网络民意由于其生存空间的虚拟性使得民意主体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声，为政府公共管理提供了全面的原生态民意；另一方面由于言论不受拘束，且审核也相对宽松，造就了网络社区的高度自治。
3 及时性与高效性。网络的便捷性可以实现广大网友之间的即时交流。如果对某一问题的公众参与集中，可能会被迅速升级放大，及时、高效地影响舆论成为社会热点，并迅速得到反馈。坊间流传的“信访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正是对网络民意高效性的写照。
(三)网络民意的现实意义
从实质上说，民意就是社会群体对利益分配的意见诉求。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其实质内容就是对民意的回应。在我国，政府设置了多种民意表达和反馈渠道，如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单位组织、大众媒体、信访、符合法律规定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等。然而，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渠道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必然能够发挥表达民意和反映意见的作用。
应运而生的网络作为一种自由、便捷的非正式渠道，让更真实、更广大的民意能够及时上传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间接民主”或“半直接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足。甚至有人说，网络民意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民意表达形态，是普通民众话语权前所未有的解放。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在促进网民关注和参与社会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81.7％的网民表示上网以后，比以前更关注社会事件，较2008年提升了4.8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网络民意表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互联网上的“愤青”现象正是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将互联网作为情绪发泄和言论发表的平台，而且已开始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氛围里，小心翼翼地探试水温，逐步尝试将言论转化为行动，如公众用激烈的言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辅助了高层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遭到阻挠时，网民都纷纷谴责扰乱分子，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在国内，官员腐败、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不公等大量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使网民不满和失望的情绪蔓延。传统媒体在“舆论导向”的压力下，对事件主要是正面的报道，或者是平衡的报道。而在网络上网民的言论更多的是对问题的揭露和现实的批判。如2009年1月以来受到热议的“钓鱼执法”风波，传统媒体的报道显得迟钝而保守，而网络上公众的反映活跃、有些评论甚至一针见血。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发表为房地产商“托市”的言论，遭到网民抨击，继而“拖出萝卜带出泥”，从他抽“天价烟”嗜好上，追查出他的受贿罪行，成为“2009年网络反腐第一案”。
二、网络民意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方式
民意是当代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网络民意也是民意”，并且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及时反馈性、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等特点，使得网络民意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
网络民意对公共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只有在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公共政策问题。网络信息的共享性，打破了政府垄断决策信息的局面，有效消弭了公民之间、公民与公共政策主体之间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使用方面的差异，为私人主动提出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了宽松的平台。通过网上发表言论、网上签名请愿、民意测验、广发电子邮件等形式有助于公民的自我表达和公民间的对话交流，有助于某些议题的优先化，有助于设计行动方案以影响政治议程。
转贴于
2003年湖北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的消息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讨论，形成强大的取消暂住证管理制度的民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随之被废除；2005年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曝光，再次掀起一波网络舆论大潮，推动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09年初，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这一由网络揭发的“躲猫猫”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这些案例充分说明，网络民意的集合扩散效应推动了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的演变，从而打开一扇“政策窗口”。http://
(二)释放“决策气球”，避免公共管理失误
所谓“决策气球”，是指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诉求后，有关管理部门在考虑相关应对措施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公共决策越接近最终政策接受者，公共管理的效果就会越好。民意型决策往往要在管理者意图还没明朗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释放“决策气球”去试探民意，既可有效避免失误，又能塑造和强化公众对政府管理的社会心理承受力。
2004年，社保部在媒体透露，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这则新闻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受到网民的热议，并且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在辩论已经非常充分的基础上，政府正式表态称“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前中国立即需要实行的政策”；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中，原本已经敲定好的规划在厦门人的集体反对之下不得不重新进行商议，最终项目进行了改址，避免了潜藏的环境污染和安全威胁；同年11月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以及新浪、搜狐等网站上公布并开展民意调查，引起强烈反响，大约155万网民参加了此项调查。其中，全面推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支持率高达90％。通过这些“网络决策气球”释放，政府非常巧妙地收集网络舆情与民意，稳妥地将决策正在符合民意的范围之内。
(三)提升平等意识，加强政府行政监督
网络创造的全面平等、没有强权的信息空间，使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趋于均等化。而网络交流的直接性，则使得公众可以相对平等地去监督政策执行主体，从而真正发挥民意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
2007年“华南虎事件”中一张被鉴定为真实的虎照在网民的质疑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场真假的博弈中，网民不断地关注着林业厅对虎照鉴定的进展，并通过制造声势来向其施加压力，在政府高层要求重新鉴定虎照后密切注视林业厅的动向，讨论政策执行的进展与结果，网上论坛为网民提供了一个监督政府公共管理的场所；2009年5月杭州富家子弟闹市飙车撞死无辜路人事件中，当地警方仓促公布“肇事车辆时速70码”的说法受到众多网民的质疑，在网络民意的诘问声中，当地警方不得不重新鉴定车速。一起交通事故演变成公共事件，并引发了全国上下对超速行驶、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查；同年11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也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相信此次执法纠错也会同以往案例一样，迅速高效地由具体案件向执法机制层面转变。
(四)拓展公共领域，营造行政管理环境
网络民意对行政管理环境具有双重功效，一是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人们在这里找到了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为国家和政治系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人们在参与政治讨论过程中认可政治秩序的价值。人们在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可以就政策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辩论，从而激活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提升公共理性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为公共事务管理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郭良的《2005年中国5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62.8％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人们更加了解政治，60.4％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政府官员更多地了解群众看法，55.3％的网民认为互联网可以使政府更好服务人民。
2008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开创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与网友在线交流的先河；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并与网友在线交流；200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中将网络正式纳入举报渠道。随着网络信息化更深地卷入社会生活和公共政治运行，这个场域的作用将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也已悄然开始关注网络的力量，湖南省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网络民意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表明网路民意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意见表述平台。
三、网络民意引入政府公共管理的两个潜在风险
网络民意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重要依据，其积极性已是有目共睹。然而，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政府公共管理中引进网络民意的潜在风险：
(一)网络民意是否是主流意见
根据2009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普及率达到25.5％。但中国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其中学生群体所占比例就达到31.7％)，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51.8％，超过网民总数的一半。在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那些阶层(如农民、工人等)占网民总数更是少而又少，网民城乡结构不平衡，农村地区网民占比仅为28.3％。其次，由于青少年群体知识结构不完善、心理发育不成熟、世界观不全面、社会行为能力不确定和社会经验缺乏，使网络民意存在关注领域上的局限性、对策建议的不成熟性和表达方式的非理性等不足。网站的地域性、网民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带来民意表达上的巨大差异。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若简单地认为网络民意就代表着全国的主流意见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网络民意是否是理性的表达
网络的匿名性，让网民心理上无所顾忌、无须承担责任去自由发表言论，其合理性、公正性无法保证，存在着一种发泄的心态。如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只身撑伞下机的举动引发了网民们对政府官员出行的对照，部分网民“只见一叶、不见森林”，一味强烈抨击本国政府作风，全然没有考虑到美国总统身后隐藏的庞大随行团，更没有提及我国政府在危难时刻与民众风雨同舟的举措，显然是偏激的。2008年9月，“可口可乐兼并汇源果汁”消息一出，曾经一度使国人认为这是对中国民族品牌的极大挑战，网民因此发表过激言论，要求商务部拒绝同意。而最终商务部驳回可口可乐并购只是按《反垄断法》依法办事而已，而汇源果汁其实也是一家外企，而非“民族企业”。可见，高度自治化的网络环境里难免充斥着过激或不雅言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德还触犯了相关法律。对这类非理性民意的表达需要加以整治和引导。转贴于
四、充分利用网络民意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对策
事实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而网络作为民主表达的一种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起到促进民主、促使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也存在消费主义下的非理性、游戏化和功利主义下的信息失真与言论极端化等问题。如何消解网络民意的消极影响，正确利用网路民意，创新公共政策决策模式，重构政府管理，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思考的话题。http://
(一)理念上充分认识网络民意对公共治理的意义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公众对社会关注日益增加，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网络作为信息互动的通道，成为公民日益依赖的表达载体，并逐渐影响着政府管理的转变。首先，网络民意有利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主政治的进程需要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信息互动和言论自由的平台，使人们能快速、及时参与到重大公共事件和重要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并有可能影响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公民意识会得到迅速觉醒。其次，网络民意会影响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网络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结构由立体结构向平面结构转变，政府组织亦不例外，金字塔层级逐步减少，以前需要级级传达的信息，现在可以直接从金字塔底层传达到顶层，直接作用于政府领导。因此，网络民意的出现促使政府不得不走向扁平化结构，并推向开放式的多元化网络管理系统，政府必须做出积极的应对。
(二)注意区分几类网络民意
网络民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因此政府在充分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必须对几类网络民意加以区分，区别对待。首先，注意区分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指未加工整理的、初始状态下的民意，其中可能夹杂某些非理性的情绪，真实民意是指经过调查、整理和分析过后的较为科学和理性的民意。政府既要重视原生态民意，汲取最广泛的民意基础，又要把握经过充分讨论后的真实民意，吸收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注意区分代表性民意和非代表性民意。代表性民意与非代表性民意之间的区别在于针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是否代表广大民众的普遍看法。由于中国网民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地域结构的分布存在不合理性，因此反映的网络民意往往只代表某部分社会阶层的看法，而其他未参与网络政治群体的看法得不到反映，政府在处理此类民意时必须注意区分民意的代表性程度。
(三)保障网络民意得到充分重视
首先，建立保障网络民意的长效机制。说到底，网络民意是非制度化的参与，它改变的只是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形式和手段，并未对公民非制度化参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保障网络民意，首先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将公民表达网络民意的非制度化参与纳入制度化体系。通过政府网站建设，畅通民众参与渠道，通过政府信息常态化，保障公民知情权。其次，对网络民意及时做出回应。网络民意集中爆发、快速形成意见的特点必须要求政府对网络民意做出及时的回应。例如“瓮安事件”中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网络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的责难。而同样发生在贵州省的德江事件，政府用7个小时就平息了事态，有效地疏导了公众情绪，正确引导了网络民意表达。因此，政府在类似的公共事件中，必须积极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及时表态掌握主动，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落差。
(四)正确引导网络民意
首先，加强主流网络建设，主动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权威政府表态。今天，网络俨然成为了“第四大媒体”，与其他三大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具有极强的互动性，政府必须重视网络的传播角色和信息扩散能力。针对网民关注的公共问题和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应及时在主流网站上公布和更新政府的政策过程，权威披露官方信息，以免民众产生政府不作为的无端想象。在主流网站上开通互动论坛，及时了解网民的态度，回应网民的质疑，引导网络民意导向问题解决的方向发展。其次，提高自身传播素质，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网民是网络民意的主体，要保证网络民意的真实性、正确性、理性，必须提高网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首先，要通过网络宣传，切实提高网民的政治思想素质，使网民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能对各类事件做出基本的政治价值判断。其次，要建立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网络伦理，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时要合理、理性、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充分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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