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或宣告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合法权益。
被继承人，是指公民死亡或宣告死亡并遗留财产者。继承人，是指按法律规定有权接受遗产的人。
继承权，是指继承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取得遗产的权利。房产继承，同其他遗产继承一样，是依照法律程序把被继承人遗留的房屋产权转移归继承入所有的法律行为。
房产继承，是房屋产权转移的法定取得方式，是所有权继受取得方式的一种。与其他财产不同的是，房屋是不动产，法律规定须经政府房产登记机关登记，审核确认产权归属，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才具有法律效力。
继承必须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开始，法律规定的继承权，只是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期待权，如果被继承人没有死亡，继承关系就不会发生，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以后，继承权才会成为即得权。遗嘱继承权的实现，必须存在被继承人生前立有合法遗嘱和被继承人的死亡，否则遗嘱继承关系也不会发生。父母健在，其房产子女不能继承，由于某种原因，出于父母意愿将自己的房产赠与子女是可以的，这叫生前赠与，不叫继承。
继承遗产的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所谓合法继承人，就是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接受遗产的人，即法定继承入或遗嘱继承入。继承权是以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存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能够作为继承人的，只能是公民个人，而不是国家、法人和其他组织。国家、法人和其他组织只能作为遗赠受领人，而不能作为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但这不是继承关系，不是基于人身关系取得的遗产。
关键词：中国古代 财产继承制度 变化
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私有制的重要手段。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我国传统法制社会，法律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工具，私人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财产继承制度得不到重视，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本文对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探讨，进而展现我国古代的民事法律状况的一角。
一、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从来就可区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从商朝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末，宗祧继承的原则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财产继承则不然，是有发展变化的。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对私人财产进行了否定，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说：“父母在，无私财”，《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儒家的这种观念对封建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律》规定的“十恶”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别籍异财”作为罪状之一，予以严惩。《唐律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对“别籍异财”的处罚是判处徒刑三年。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是家族财产制，法律强调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忽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尊亲属均亡，大家庭无法维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确切财产继承的记载始自于秦代。《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请田宅为子孙业”，说明土地可以作为继承的标的。此外，可继承的财产还有房屋、树木、衣物、牲畜、奴隶等。秦代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分户，子壮“出分”或“出赘”，所以，可以推断，父母财产多由独子或幼子继承。此外，据秦《金布律》记载，除官吏因特殊情况发生之债，一般常人之债务，父死子继。
汉代时，财产继承首次确立诸子均分的原则。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汉代这种诸子均分财产的规定唐代沿袭下来。但是，女儿有没有继承权，此时却无法得知。《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硬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户令》“应分条”规定：父亲死后，财产应“诸子均分”；如果有的儿子先于父亲而亡的，就由他的儿子代替他参加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儿子全部在父亲之前死亡，就由全体第三代孙子平分财产。还规定，未婚儿子可以比已婚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这里的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虽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远不如正妻，然而庶子与嫡子一样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也说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妇女要高。明朝的《大明令・户令》也是这样规定的：在分配遗产时，“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至于现在婚姻法中所说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称为“奸生子”，也依旧享有继承权。《大明令・户令》规定：“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这意味着奸生子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没有其他婚生子的情况下，奸生子可以何思这立的“嗣子”均分财产；如果没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继承全部财产。清代沿袭了这一规定。
至于女儿的继承权唐代法律始有了规定。唐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儿没有继承权，但未出嫁的女儿还有继承权，只是数额相对减少；无子的户绝之家，出嫁的女儿还享有财产继承权。
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交易的频繁，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逐渐加重。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民事活动活跃，财产继承制度比前代完善了许多。不但沿袭了唐代的“诸子均分”制，还明确了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妇女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死亡客商的财产继承等新问题也作了规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者及财物，兄弟均分”，这是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规定遗腹子的继承份额与其他兄弟的继承份额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与其他兄弟一样的继承权，但前提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规定了妇女的继承权，宋朝《户令》规定：“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即未婚的女儿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继承份额。这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如果只有女儿即户绝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遗产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妇的继承权却受到限制，如果被继承人有子女，寡妇可以得到赡养，也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随嫁奁田，也不能将前夫遗产随意遗嘱与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继承前夫的财产。关于户绝财产的继承，《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规定：“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关于继子的继承权，法律规定：“立继者，与子承父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继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继承权也不同。关于遗嘱继承，宋朝法律规定了立遗嘱人的年龄、遗嘱形式、有效条件。《户令》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即遗嘱继承的效力小于法定继承。
二、财产继承和分家析产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家”有特殊含义，“家”的构成条件不仅包括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为维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即：同居并共财。家庭成员即指同居公财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员不能占有个人财产，家庭财产实际上就成为家族财产，由家长或家长指定的人来管理。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响，法律规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须分户，否则加倍交纳赋税。到汉朝，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法律也允许子女分家，并且逐步有发展的趋势，像樊重三世共财、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见。虽然维护长期的同居共财被人们普遍称颂，累世同居被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史记・张释之传》就记载了张释之十年来与其在乡间的兄长同居。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如果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就会出现分家析产。唐宋以后民间分家析产的现象更为普遍。在家长（主要指父亲）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异称作分家析产，其分异的具体事由是多种多样的。而在父母双亡时，才会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作为分财产的方式，采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将土地、家屋、家畜、农、家具、谷物、现金等等各个种类尽可能地加以分割，不仅单在价值上等量，而且兼顾到财物的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样地分成几组财产。”为显示公平，分割时经常采用抓阄的方式，阄书应该有宗族同意或见证，并到官府盖印。但是，从汉代以后，民间普遍存在的分家析产的现象与国家法律一直是相违背的，统治者提倡封建轮唱，褒扬时代同居，另一方面，分家析产的现象却日益增多。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造成的。
三、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儒家的伦理道德贯穿其中。例如：个体对于家族财产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男子在财产继承中占主导地位，女子的继承权是有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
2.诸子均分的分配原则。自汉代以后，在财产继承中，一直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原则，不论嫡庶，不论长幼，都平均分配。
3.妇女的继承权受到限制。如：宋代，户绝家庭中只有在室女，女可得家产的四分之三；只有出嫁女，则只能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一，其余没入官府；寡妇对其亡夫的财产，没有典卖、转让、挟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分权。《宋刑统》准《户令》中规定：寡妇“有男者不别得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有子的情况下，女儿没有继承权；如果无子有女，女儿可以继承遗产。《大明令・户令》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
4.法定继承优于遗嘱继承。唐宋法律规定：在“身丧户绝”的情形下，如果死者留下遗嘱的，可以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配，如果死者有儿子，遗嘱就不发生效力。宋朝法律还规定：即使在户绝的情况下，遗嘱所能处分的遗产也不得超过遗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对遗赠的对象也作了限制。《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十一年，知涪州一人家因户绝，赘婿和养子发生遗产纠纷，虽然家主留有遗嘱把财产交与赘婿，但给事中黄祖舜仍判定把遗产均分给赘婿和养子。《宋会要辑稿》还记载，嘉佑遗嘱法规定：“财产别无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异服有服亲，并听遗嘱”。此规定强调的是在“别无有分骨肉”的前提下，遗赠的对象必须是本宗之人。到了元明清时代，法律不再提及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失去了法律效力。
5.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判中，王有成“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因此官府做出判决：“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栖婿家，则家产当归之婿”，并令王有成对其父母在女婿家的生活费用及殡葬费给与补偿。《折狱龟鉴》卷八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晋张希崇镇州，有民与郭氏为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后因戾不受训，遣之。郭氏夫妇相继俱死，有嫡子已长，郭氏诸亲教义子讼，云是真子，欲分其财，前后数政不能决。希崇判曰：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倘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甚为伤害名教，岂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尽付嫡子所有，讼者与其朋党，委法官以律定刑。闻者皆服其断。”此案例很鲜明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财产继承的原则，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也就丧失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在我国古代已得到了认知。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
[2]《史记》，古籍出版社，2000。
[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4]《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00。
[5][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国力、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2。
遗产遗产继承关系是一种古老的法律关系，是与私有制的产生相伴随的。继承客体在上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即继承客体在内容上不断增加，其表现形态日益复杂多样。而知识产权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技术发展的产物。迄今虽不过300多年的，但它对推动全人类文化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已日益为人们所公认。[1]当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以后，其财产权能否作为继承的客体、作为继承的客体有什么特殊之处等成为继承客体的必备内容，但是系统而深入研究此问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当今社会，个人受的时间不断增加，个人的创造性也就日益凸现，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知识产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此，对知识产权中财产权作为继承客体的特殊性予以就显得非常必要。基于这一特殊的继承客体，本文试图对其基础、法律规范的内容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知识产权中财产权成为继承客体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能否成为继承的客体，这一问题取决于继承法的理论和知识产权法的规定。
从继承法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客体也就是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也是继承人实现继承利益的核心。换句话说，只有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权利大于财产义务，即有具体的财产利益留给其继承人时，这一继承法律关系才有现实意义，才发生死者财产所有权的继承流转关系。遗产具有如下几个法律特征：其一，它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即以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来划定遗产的特定时间界限。在被继承人生存期间，该公民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对自己的财产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时的财产不是遗产。当公民死亡后，其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承担民事义务，此时其财产就成为遗产。因此，只能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财产状况来确定遗产的状况。其二，遗产只能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具有财产性。此时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但是不包括人身权利和人身义务，所以，只有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所负担的财产义务才属于遗产的范围。其三，遗产只能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能够转移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即只有被继承人生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在其死亡以后才可以由继承人继承。其四，遗产只能是公民的合法财产，因而具有合法性的特点。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可以作为遗产的财产，必须是依法可以由公民拥有的，并且被继承人有合法根据取得的财产。对于公民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的财产，不能作为遗产。[2]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依据各自的国情作了相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1）公民的收入；（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根据该规定，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作为继承的客体。
根据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是遗产的一部分。这里规定的虽然只是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但是从立法精神看，实际上应当包括各种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特殊的民事权利，既包括人身权利，亦包括财产权利。公民生前享有的知识产权，于其死后能否转移给其继承人承受，是继承法所必须予以规范的。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利，是与人身存在不可分离的，具有不可转让的性质，因而世界各国继承立法都没有将其作为可继承的遗产规定于知识产权人死亡后由继承人承受。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具有可转让的性质。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和继承立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承受。[3]这是商品经济不断繁荣与发展，知识产权权利不断受到保护的立法反映。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在于其包含与人身相联系的财产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被继承，属于遗产的范围。这种财产权作为继承的客体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继承立法和知识产权法所认可。《继承法》借鉴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后转移给其继承人继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19条第1款也规定，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和汇编权等以及许可他人行使前述权利而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关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如在以“一元论”为立法指导思想的德国等国家，著作权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结合组成，转让著作财产权也就意味着转让了著作人身权。因此，著作权法不承认著作财产权的转让，仅承认“用益权”的部分授予，即作者可将单项或全部使用著作的权利（用益权）授予他人，著作财产权在合同期满后又回归作者。法国则以“二元论”为立法指导思想，将著作权分为人身权、财产权两部分，彼此相对独立，著作人身权不可转让，但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可见，无论是“一元论”国家还是“二元论”国家，均承认著作财产权的继承。[4]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规定“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是可以被继承的遗产。例如，《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07条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使用权以及可继承的相关权利，可依本章所规定的规则，以任何合法方式转移。”该条款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智力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使用权”可以被继承，但是，由于继承是一种合法的转移方式，故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依法继承。《俄罗斯联邦著作权法》第29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按继承移转。”《德国著作权法》第28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可被继承。”该法第30条还规定：“如无其他规定，著作权人的权利继承人具有根据本法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这些规定都极为明确地说明了“著作权可被继承”，而且继承人因继承而成为新的著作权人。[5]
那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著作权法和地区的所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台湾地区有关继承方面的制度未对著作财产权的继承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台湾地区所谓“著作权法”第40条规定：“前项规定，于共同著作人死亡无继承人或消灭后无承受人者，准用之。”可见，著作财产权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可继承。《香港版权条例》第101条明确承认版权可以继承：“版权可以作为非土地财产或动产，依转让、遗嘱处分或依法发生转移。”《澳门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著作财产权可通过继承转移：“作者死后，其著作权由其继承人拥有，其著作权的保护期到作者死亡后第50年终止。”[6]
不过，著作权毕竟是一种无形产权，又是各种知识产权中情况最复杂的一种权利。更多的国家并非简单地援引其他单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处理著作权继承问题，而是在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继承作出专门、具体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在著作权法案中特别指出，民法中关于继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则不能适用于著作权继承。在这一类著作权法中，较典型的恰恰是民法典中对继承的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国和前联邦德国。[7]
二、知识产权中财产权成为继承客体特殊性之分析
（一）主体的特殊性
关键词：个人独资企业；夫妻共有财产；个人财产；投资人遗产
继承公证是公证机构的基本公证业务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除了传统的房产、存款、车辆、股票等继承公证外，一些新型的继承公证业务不断涌现。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就关于个人独资企业的继承公证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况
个人独资企业是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格，从其获得登记之日起，就以独立的商号开展活动，行使权力和承担义务，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财产，利益、雇工和经理人员。个人独资企业可以继承，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存在，有利于交易安全，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如何认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性质
（一）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是投资人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第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第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夫妻共有财产当然属于家庭共有财产，依照上述规定，除非投资人在申请企业登记时明确以夫妻共有财产作为出资，否则该部分出资应推定为投资人个人所有。
（二）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个人独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投资人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
1、根据《婚姻法》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企业、持有公司股权等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及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收益均属夫妻共同财产。
第一，夫妻一方婚前就开始进行的生产、经营、投资，及婚前申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婚后获得收益，则该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婚后以个人财产进行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知识产权的申请，如果夫妻之间没有相反的约定，由此产生的收益也是夫妻共有财产。
2、如果一方以个人财产从事个人独资企业的收益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有财产呢？
按照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应该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但是这也与《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夫妻共有财产当然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然而依照个人独资企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除非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夫妻共有财产作为出资，否则企业的资产（包括投资、收益、负债）均应属于投资人个人承担。这样就有悖于婚姻法的规定。因《个人独资企业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而现行《婚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4月2日修正施行，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所以适用《婚姻法》。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遗产的继承问题
（一）投资人遗产的认定 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所以笔者认为，投资人拥有的不是股权而应理解为因出资而享有的所有权。遗产内容应为被继承人对该企业拥有的财产及权益。
（二）独资企业投资人身份继承的限制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十六条的规定，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不得作为投资人申请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就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人包括：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国家公务员等。所以即使是《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只要是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人员也不能成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另外，如果合法继承人是未成年人，该未成年人在所继承的企业中的权利在未成年时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权利。
（三）个人独资企业的继承人继承期限 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人有放弃的权利，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要在遗产分割前作出。针对个人独资企业，继承行为要在继承开始后六个月内完成。因为《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是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所以继承人应在六个月内继承完毕。
《个人独资企业法》与《继承法》的冲突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只能由一个自然人作为投资人，对于是否限定一个人继承，该法未作规定。《继承法》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不得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可见法定继承的人数不受限制。但从《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立法意图来看，该企业仅能存在一个自然人作为投资人。面对两部法律之间的冲突，公证员应当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明确告知继承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后果。
（一）一人继承 在继承人为一人的情况下，继承人所继承的企业的性质不会改变，也不会发生继承法与个人独资企业法冲突的情形。如果继承人的人数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仅有一人继承时，所继承的企业的性质仍为个人独资企业。至于各继承人之间对于放弃继承的补偿，可由其自行协商解决。公证处也可以为当事人之间的补偿协议办理公证。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多元化，对个人和家庭财产性质的分类和区分日益困难。《继承法》宗旨是保证财产继承方面的权益，而《婚姻法》倾向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完整，但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所带来的身份角色的独特性，两者在协调财产利益关系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随之而来。
1 导言
《继承法》二十五条写道：“一旦发生继承后，继承人有意放弃遗产继承的，应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决定。没有表示的，一律视为自动接受继承。”在目前《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明令规定，夫妻现有婚姻基础上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明确指出归属其中一方的情况之外。针对这二者的条文内容，在法律界引出了一个话题纠纷：在现有婚姻基础上，若在继承人未明确指出其遗产由夫妻中的一方继承的前提下，在继承发生之后、遗产处置之前，夫妻双方中的一人是否可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法律表示？
2 两种答案之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法律界有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实务派认为：夫妻两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另一种观点是来自学术界的声音：他们表示，可在不征询配偶意见的前提下，夫妻当中任何一人都具有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权利。
2.1 实务派的论述依据
继承人如选择放弃继承权利，其本文由收集整理行为涉嫌规避法律、钻司法漏洞，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不得滥用权利原则相违背。比如，继承人如果和配偶关系恶化，想单独继承遗产而选择放弃婚内继承，而在离婚后又使用其他手段获得遗产处置权。举一个简单的实例：甲、乙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甲因感情纠纷不和提起诉讼离婚。在诉讼期间，甲母因病去世，留下大量遗产但未立下遗嘱，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甲此时会可选择放弃继承遗产权利。其行为一旦获得法律支持，则遗产全部由甲父继承。而在离婚之后，甲又可以继承其父名下的全部遗产。因而甲充分利用了法律漏洞达到了规避遗产分割的目的。
2.2 学术界的论述理由
学术界的论证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继承开始并不意味已实现继承，在处置遗产前，继承人放弃的是遗产继承权，并非所有权。继承人配偶的遗产权利，只在条件充分成熟时才可实现，即必须在继承人接受遗产后，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其配偶才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
其二，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利的决定，必须经其配偶同意后才可生效，其后果是混同了继承法律关系和婚姻法律关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法定继承人来说，接受遗产是义务而非权利，这显然有违配偶双方地位平等原则。
2.3 对二者争论结果的总结
经仔细分析司法实务派和学术界两种观点，很容易发现前者的观点主要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依据：它详细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权利；而学术界的观点，则主要是以《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辩证依据，即其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有关规定。但是，从他们形成的辩证理由来看，二者都没有综合分析前面所提及的两个法条之间的联系。
为此，本文总结了上述争论结果，得到了以下总结内容。
首先，在表面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经过分析前面两个派别的观点发现：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如果被继承人未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或通过其他法律手段明确指出遗产具体归属夫妻中的哪一方，法定继承人可单方作出接受或放弃继承的权利；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接受继承遗产，则其配偶即时拥有共享该笔遗产的权利，即在处理遗产时，夫妻双方对遗产享有共有权；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放弃遗产继承的权利，则其配偶也不享有遗产的任何处置权。
其次，实质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对该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关系。深入地分析后，容易让人陷入困惑之中：一方面，《继承法》对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权利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而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却写道：“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被继承人通过有效法律方式指定归其中一方的情况以外。”假设同时承认上述两部法律的效力，则从实践分析来看，这只是为法定继承人的配偶建了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因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方面的条文，主要是为离婚时分割家庭财产提供法律依据，避免纠纷产生。通常来看，若夫妻关系融洽，夫妻一方继承的财产会视为家庭财产共同受益；而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从人的自私性出发，为避免遗产被配偶分占，继承方会明显倾向于选择放弃婚内继承遗产。
3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与《婚姻法》第十七条之合理性分析
3.1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合理性分析
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吸收国内法学界的意见，对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继承法》第二十五条无法很好的解决继承人放弃继承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源于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没有作出明确的期限规定。造成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因素。
（1）当前适用的《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私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相对较少，社会财产关系相对简单，继承关系也不像今天这么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无法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因而，在《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私人财产可以合法继承，这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继承法》第一条明令：“根据《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特制定本法。”不难发现，为更好地维护个人的遗产继承权利，《继承法》未对继承期限作出时限规定，只是采取笼统性的原则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社会形势不断地发生巨大变化，个人私有财产数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社会财产关系和权属日益复杂，现行《继承法》逐渐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难以有效担当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权益的重担。为此，法学界一直在呼吁：继承法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社会形势的变化，从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债权人财产权利出发，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点进行修订和完善。
（2）事实上，从立法本意上分析，规定放弃继承权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避免继承人因继承遗产时所遭遇的可能权益损害；另一方面是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继承人恶意行为的侵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的继承法在赋予继承人选择继承的权利的同时，又对这个选择权规定了严格的行使期限，以实现并平衡上述两个目的。而根据当前的《继承法》，放弃继承的规定以“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利益的假设前提之上的，即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财产权利，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这种立法初衷显然没有注意到被继承人财产的复杂性，对继承法的真正理念没有综合把握，所以只对放弃继承作出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显然对维护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公民遗产权益是不利的。
（3）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民间的继承风俗，本文发现，在家庭稳定的前提下，以及在社会伦理的束缚之下，如果父母去世、且一方尚在时，一般继承人不会被允许继承财产，往往都是待父母双亡后再对财产进行继承，国内法学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调查，都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因此，本文认为，国内《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之所以对放弃继承权的期限规定在继承发生后到遗产处置前这个阶段，而不是给出其他期限的规定，也许是权衡到了民间风俗习惯的特殊情况所作出的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通过对《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认真分析，本文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期限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这依然没有否认继承人在继承发生后、处置遗产前放弃继承的权利以及放弃行为的法律效力。
3.2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考量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写道：“夫妻在婚姻合法期限内，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特别指出遗产归某一方所有的情况之外。”本文认为，之所以发生上述法律解释上的冲突，主要问题就在于该条款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因如下分析。
在当初修订现行《婚姻法》时，针对该问题学者们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许多争论的焦点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是否要将其修改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明确为双方共同财产，本文称之为“共同学派”，其依据
是从男女平等、肯定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共同扶养老人出发；另一种观点持相反意见，本文称他们为“个人财产派”，他们的理由主要从法制理念出发，以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完善婚姻财产制为基础。
通过对当前《婚姻法》研究发现，其与“共同学派”观点如出一辙。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遗嘱明确指出归夫妻其中一方的财产除外”，但这种“尊重被继承人意见、依法保护其处置个人财产权利的体现”，亦是处出于维护私法和遗嘱自由原则而得出结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多元化，对个人和家庭财产性质的分类和区分日益困难。《继承法》宗旨是保证财产继承方面的权益，而《婚姻法》倾向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完整，但由于家庭血缘关系所带来的身份角色的独特性，两者在协调财产利益关系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随之而来。
1 导言
《继承法》二十五条写道：“一旦发生继承后，继承人有意放弃遗产继承的，应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决定。没有表示的，一律视为自动接受继承。”在目前《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明令规定，夫妻现有婚姻基础上因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明确指出归属其中一方的情况之外。针对这二者的条文内容，在法律界引出了一个话题纠纷：在现有婚姻基础上，若在继承人未明确指出其遗产由夫妻中的一方继承的前提下，在继承发生之后、遗产处置之前，夫妻双方中的一人是否可不征得其配偶的同意而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法律表示？
2 两种答案之争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法律界有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实务派认为：夫妻两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利单方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另一种观点是来自学术界的声音：他们表示，可在不征询配偶意见的前提下，夫妻当中任何一人都具有单独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的权利。
2.1 实务派的论述依据
继承人如选择放弃继承权利，其本文由收集整理行为涉嫌规避法律、钻司法漏洞，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不得滥用权利原则相违背。wWw.133229.COm比如，继承人如果和配偶关系恶化，想单独继承遗产而选择放弃婚内继承，而在离婚后又使用其他手段获得遗产处置权。举一个简单的实例：甲、乙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甲因感情纠纷不和提起诉讼离婚。在诉讼期间，甲母因病去世，留下大量遗产但未立下遗嘱，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甲此时会可选择放弃继承遗产权利。其行为一旦获得法律支持，则遗产全部由甲父继承。而在离婚之后，甲又可以继承其父名下的全部遗产。因而甲充分利用了法律漏洞达到了规避遗产分割的目的。
2.2 学术界的论述理由
学术界的论证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继承开始并不意味已实现继承，在处置遗产前，继承人放弃的是遗产继承权，并非所有权。继承人配偶的遗产权利，只在条件充分成熟时才可实现，即必须在继承人接受遗产后，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其配偶才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
其二，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利的决定，必须经其配偶同意后才可生效，其后果是混同了继承法律关系和婚姻法律关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法定继承人来说，接受遗产是义务而非权利，这显然有违配偶双方地位平等原则。
2.3 对二者争论结果的总结
经仔细分析司法实务派和学术界两种观点，很容易发现前者的观点主要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依据：它详细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权利；而学术界的观点，则主要是以《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辩证依据，即其关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有关规定。但是，从他们形成的辩证理由来看，二者都没有综合分析前面所提及的两个法条之间的联系。
为此，本文总结了上述争论结果，得到了以下总结内容。
首先，在表面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并不相互冲突，而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经过分析前面两个派别的观点发现：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如果被继承人未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或通过其他法律手段明确指出遗产具体归属夫妻中的哪一方，法定继承人可单方作出接受或放弃继承的权利；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接受继承遗产，则其配偶即时拥有共享该笔遗产的权利，即在处理遗产时，夫妻双方对遗产享有共有权；如果法定继承人选择放弃遗产继承的权利，则其配偶也不享有遗产的任何处置权。
其次，实质上《继承法》与《婚姻法》对该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关系。深入地分析后，容易让人陷入困惑之中：一方面，《继承法》对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权利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而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却写道：“夫妻在维持正常法律婚姻状态下，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除被继承人通过有效法律方式指定归其中一方的情况以外。”假设同时承认上述两部法律的效力，则从实践分析来看，这只是为法定继承人的配偶建了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因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方面的条文，主要是为离婚时分割家庭财产提供法律依据，避免纠纷产生。通常来看，若夫妻关系融洽，夫妻一方继承的财产会视为家庭财产共同受益；而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从人的自私性出发，为避免遗产被配偶分占，继承方会明显倾向于选择放弃婚内继承遗产。
3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与《婚姻法》第十七条之合理性分析
3.1 《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合理性分析
参照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吸收国内法学界的意见，对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继承法》第二十五条无法很好的解决继承人放弃继承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源于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没有作出明确的期限规定。造成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因素。
（1）当前适用的《继承法》颁布于1985年，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私人所拥有的个人财产相对较少，社会财产关系相对简单，继承关系也不像今天这么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无法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因而，在《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了私人财产可以合法继承，这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继承法》第一条明令：“根据《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特制定本法。”不难发现，为更好地维护个人的遗产继承权利，《继承法》未对继承期限作出时限规定，只是采取笼统性的原则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社会形势不断地发生巨大变化，个人私有财产数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且社会财产关系和权属日益复杂，现行《继承法》逐渐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难以有效担当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权益的重担。为此，法学界一直在呼吁：继承法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社会形势的变化，从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债权人财产权利出发，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点进行修订和完善。
（2）事实上，从立法本意上分析，规定放弃继承权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避免继承人因继承遗产时所遭遇的可能权益损害；另一方面是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继承人恶意行为的侵害。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的继承法在赋予继承人选择继承的权利的同时，又对这个选择权规定了严格的行使期限，以实现并平衡上述两个目的。而根据当前的《继承法》，放弃继承的规定以“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利益的假设前提之上的，即放弃继承是放弃一种财产权利，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这种立法初衷显然没有注意到被继承人财产的复杂性，对继承法的真正理念没有综合把握，所以只对放弃继承作出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显然对维护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公民遗产权益是不利的。
（3）通过分析和研究国内民间的继承风俗，本文发现，在家庭稳定的前提下，以及在社会伦理的束缚之下，如果父母去世、且一方尚在时，一般继承人不会被允许继承财产，往往都是待父母双亡后再对财产进行继承，国内法学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实证调查，都对上述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因此，本文认为，国内《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之所以对放弃继承权的期限规定在继承发生后到遗产处置前这个阶段，而不是给出其他期限的规定，也许是权衡到了民间风俗习惯的特殊情况所作出的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通过对《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认真分析，本文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未对继承人放弃继承期限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这依然没有否认继承人在继承发生后、处置遗产前放弃继承的权利以及放弃行为的法律效力。
3.2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考量
《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写道：“夫妻在婚姻合法期限内，其中一方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遗嘱特别指出遗产归某一方所有的情况之外。”本文认为，之所以发生上述法律解释上的冲突，主要问题就在于该条款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原因如下分析。
在当初修订现行《婚姻法》时，针对该问题学者们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许多争论的焦点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对是否要将其修改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明确为双方共同财产，本文称之为“共同学派”，其依据
是从男女平等、肯定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共同扶养老人出发；另一种观点持相反意见，本文称他们为“个人财产派”，他们的理由主要从法制理念出发，以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完善婚姻财产制为基础。
通过对当前《婚姻法》研究发现，其与“共同学派”观点如出一辙。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遗嘱明确指出归夫妻其中一方的财产除外”，但这种“尊重被继承人意见、依法保护其处置个人财产权利的体现”，亦是处出于维护私法和遗嘱自由原则而得出结论。
关键词：继承公证 合法性 效力
继承是指公民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后，按照法定程序将被继承人生前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近年来，财产继承纠纷成为常见的法律问题之一，并引起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虽然继承法中明确划分与规定了公民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继承顺序，但是多数遗嘱人由于生前未立遗嘱或遗嘱未经公证，而造成财产继承纠纷。继承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民事法律关系，涉及每个人。证机构依法办理继承公证，有利于保护公民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预防或减少继承纠纷，巩固家庭的和睦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继承公证的概念
继承是指当某个人在死亡或者宣告死亡过后，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自己在生前所获得的所有财产转赠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某个人死以后，他在生前所拥有的全部个人财产的主人称之为被继承人，在法律上接受这份遗留财产的人称之为继承人，而我国现阶段的继承制度是一种能够保证死亡者在将生前地所有财产能够全部交由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继承公证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为依照法律规定与继承人特定的申请，通过法律法规来表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属于有效的、真实的、合法的一项公证行为。继承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按照遗嘱人的意志、财产分配意愿，依据相关法律关于遗嘱继承的具体规定，对遗嘱人所制定的遗嘱进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公证机构办理继承公证的依据是《继承法》、《婚姻法》以及与继承相关的法律、法规。继承公证是在尊重遗嘱人主观意愿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使遗嘱真正具有法律效力，并受法律保护。
继承公证不但要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原则，还要保护公民合法继承权原则，即继承公证应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合法继承，继承权作为一种自然产生的民事权利，是保障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予以延续的基础，是不可剥夺和应尽量被尊重的。近年来，随着公民物质财富的增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遗嘱公证由于其无可取代的法律效力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对于防止财产继承的纠纷的意义重大。遗嘱公证是公证工作中的一项主要业务。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各地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日益增多，这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纠纷、减少诉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在继承公证时应注意的几方面
近年来，财产继承的纠纷引出的官司不断增多，社会各界比较关注如何有效地化解这些纠纷，减少诉讼。作为公证机关如何发挥公证的效力，化解这些纠纷于萌芽状态，在继承公证时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遗嘱的检验和效力的确认
我国《继承法》表明：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相比，更具有优先权。因此，公证机构在办理继承公证时，要审查清楚被继承人有无事先立下遗嘱或者是有无确立遗赠扶养协议；如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就应检验确定其内容和形式是否真实、合法，并确认其真实性，如被继承人在写遗嘱时精神是否正常，有无受到他人的威胁、强迫等；在确认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有效后，根据有效遗嘱办理继承公证，没有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或遗嘱的，才按法定继承办理公证。力
另外，公证机构还应该赋予最后一份遗嘱特定的法律效力，我国的公证机构还应该为继承人办理继承在其他国家或者是港澳地区的部分人群的遗产继承公证书的，需要经过我国的外交部领事司一级其他国家的驻华使馆来签订相应的继承手续。另一方面，居住在其他国家的遗产继承人倘若要办理涉外继承公证，应该让国内的亲友帮助办理。但是继承人的相关信息还需要经过继承人所在国公证机构的公证，在经过我国的驻外使领馆确定认证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2.证明材料合法性与完整性的审查
公证机构要依照我国的《继承法》对辖区范围内的办理继承公证当事人提出公证申请时提交的公证申请表、当事人的有关情况、证件和材料等进行认真的审查，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给予其公证书。
另外，对涉外的继承依照我国的《继承法》内容可知：中国公民在继承其他国家的遗产以及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等，那么遗产的动产则应该按照继承人生前所居住地区、国家的法律为准，不动产也按照不动产地区的法律为准，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之前就已经与他国签订了相关条例的，则应该按照条例内容办理，在继承公证实践方面，办理涉外继承权公证的程序与内容各个国家基本无多大差异。
3.对涉外的公证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
公证机构在办理涉外继承公证时，由于涉外继承问题情况复杂，政策性强，影响较大，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及时向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汇报，以确保公证文书的质量。由于各国法律对继承的规定不同，对我国公证书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公证机构出具公证书可以以适用为原则，为当事人提供合适的公证书。
公证机构港澳台同胞申请继承公证时，要审查是否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符合就办理继承公证。对于被继承人在国外留有遗产，而且继承人人数较多、较复杂，分散居住在国内外各地，其中有的继承人下落不明或国外地址不详，遇到这种情况，公证机构在为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当事人出具继承证明书时，应当写明他是死者的合法继承人之一，避免影响其他继承人正当权利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刘莹.浅析继承公证需要注意的要点[J].法制与社会.2010，10.
[2]张小乐.浅议继承公证中的核实取证[J].法制与社会.2011，09.
一、合法性限定
从《继承法》对遗产所下定义中不难看出，我国制定的继承法在确立遗产概念之时将时间、性质、主体以及来源四个方面作为遗产的限制性条件。作为被继承人遗产的生前个人财产，是否继续遵循原有继承法中的规定，在个人财产之前必须添加合法二字的限定，面对这一争论国内学界存在分歧意见，笔者赞同遗产合法性限定的否定说。
( 一) 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合法性这一限定必须要被包含在对遗产的概括中。该种学说认为遗产只能是被继承人生前的合法财产，因而只有属于法律规定范畴之内的、具有合法性的财产才能成为遗产。对于被继承人生前缺乏合法根据而占有的财产，由于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致使原财产所有人得不到合法的保护，此时该财产能否成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肯定说认为为了充分稳定社会经济关系，该财产是可以作为被继承人遗产转由继承人继承的。但是，如果该财产是被继承人由于违法犯罪缘由如通过抢劫、盗窃、诈骗等不法手段所取得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绝对不得作为遗产。
较之世界各国各地区继承法对遗产规定所涵盖的要素，我国继承法对遗产所作的合法性限制规定则显得独树一帜。这样的特殊规定之所以出现在我国继承法中，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概括起来大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制定继承法之初社会背景的影响，二是顺应了当时我国民众的思维习惯，使人们得以普遍接受。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在继承法中规定了遗产的含义以及范围，那么遗产中的个人财产必须要符合法律所具有的基本要求，即满足合法性规定的财产。继承是公民通过法定形式取得财产的方式之一，如若不在个人财产之前加以合法性的限定，那么公民通过继承这一方式所取得的财产很有可能会使原本有悖于法律规定的非法财产变得合法化，结果导致被继承人的非法财产一旦进入继承法律关系中受让给继承人则难以追回的局面。
( 二) 否定说
较之肯定说，否定说则认为合法性限定并非继承法中概括遗产内涵时的必要内容。虽然肯定说从道德情感的层面迎合了人们对于遗产的常规理解，但忽视了继承法中对遗产范围规则的定位。同时，否定说认为将合法性用作判定被继承人生前个人财产是否属于遗产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应把这一限定从遗产概念的表述中排除出去。具体理由如下:
1. 要判断某一财产是否合法，继受遗产的继承人由于欠缺相应的条件与资质是无法自行决定的，即使继承人对其所继受的财产作了是否合法的判断也没有任何意义，而是需要第三方机构加以判定。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原有财产权利人如果没有主动提出救济则法律不进行干预。被继承人的生前个人财产如果是通过犯罪行为取得，国家强制机关会追求其法律责任，继承人无义务也无责任为国家负责。
2. 某一财产属于合法财产指的是该财产的来源具有合法性，简言之，通过非法手段而取得的财产则理解为与其相对立的非法财产。国外立法采取的权利人救济方式有所不同，要求共同继承人之间对所继承遗产可能存在的权利瑕疵互负，并依法承担担保责任。[4]如《日本民法典》对遗产的规定就未作出合法性限定，但却规定了共同继承人在继承遗产之后进行分割时与出卖人承担同样的担保责任，对债权遗产承担保证责任。
3. 我国继承法的制定初衷正是解决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所遗留下的财产处理问题，填补因被继承人死亡所产生的财产关系的空白。对于遗产是否必须满足合法性这一问题，应当由除继承法之外的相关法律规范解决，如物权法、债权法、公司法等。实际生活中，如果被继承人的生前个人财产确实存在不合法的情况，则依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或行政责任。这表明，作为遗产的个人财产本身来源是否合法问题，由其他法律规则作出相关规定，继承法条文中无需对遗产加以合法性限定。[5]
二、遗产债务的继承
纵观世界各国继承法的发展史，继承制度均从包含身份和财产在内的混合继承逐渐演变为仅对财产的继承，其中遗产范围中的身份权继承消失殆尽，相反财产权继承则日益扩张。罗马法中的继承遗产采取的正是同时涵盖被继承人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的概括继承模式。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四法域中有关遗产债务规定的梳理，依照继承时间段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 一) 继承开始前产生的债务
被继承人基于合同法律关系所欠的个人债务通常表现为合同之债。值得思量的是，为了保护继承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对于清偿附有期限或附有条件的债权，不同国家的民法典作了不同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中第一千九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遇到存有争议的债务或不能到期清偿的债务时，为保证遗产交付得以实现则要求继承人必须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对于附有条件的债权，如果因该条件的难以满足致使债权的价值低于当前财产价值，那么就不需要继承人再对此债权提供担保。《日本民法典》第九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附有条件的债权或者不确定其存续期间的债权，继承人必须依照由家庭选任的鉴定人对该债务所作出的估价进行清偿该债务。
( 二) 继承开始时产生的债务
1. 遗赠债务。遗赠是在出现被继承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时生效，由遗赠所产生的债务自然属于继承开始时的债务，包括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形式转让给他人的积极财产以及部分债务的免除。不同国家的立法对于遗赠所发生的效力主要有以下两种立法例: 一是物权效力。《德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规定，作出遗嘱的被继承人死亡时，如果为继承人所保留的一定份额的遗产缺乏法律依据，那么基于被继承人的死亡，全部概括承受遗产的遗赠受领人可当然占有遗产，且是不需经过请求才移交的直接占有。二是债权效力。《瑞士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遗赠中，受遗赠人依法对执行被继承人遗赠的义务人享有请求权，当被继承人没有指定执行遗赠义务人之时，那么受遗赠人则对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依法享有请求权。
(三) 继承开始后产生的债务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