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文学大国，从《诗经》到《论语》，从汉代乐府到南北朝诗歌，从李杜文章到元朝杂剧再到明清小说，文学作品的类型以及数量浩如烟海; 上至言官大夫，下至歌姬弄臣，都为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而这种文学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文学来说，文学理论是基于对以往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而归纳出来的一系列能够描述文学作品的内涵、解释文学讨论中的问题的理论建构存在。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代的文学，其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而文学理论中的区别和同一性的研究，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理解文化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1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 1 以文兴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讽刺当时的证据，并且以文章作为对君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提建议之法。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等史书，被古代历代君王当做治世之道而研读和学习; 同时，在国家昌盛的时代，君主也会鼓励文学家们撰写文章，发扬其统治时期的文化以及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方式，就是是否能够对政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1. 2 以文言志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的抒发，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这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来源的研究结果。古代文学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来源表达极为明确，显示出了颇具特征性的以文言志的理论风格。屈原在《楚辞》中言明了自己对国家和对君王的热爱，曹操在《观沧海》中言明了自己的宏图伟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了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仕大夫情操。
1. 3 以文载道
道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即代表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也代表了文学家们对自身修为发展的要求。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对道的定义不同，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个人思想以及社会、家国精神的表达。文不能载道，文学家的思想以及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2. 1 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
探讨不同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始终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今天，文学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评论和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对网络和非主流事物的抵触而造成的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已经转为目前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客观评价。并且，有研究者也指出: 网络文学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阐述。国学的进一步兴起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溯，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现代文化的白描。
2. 2 自我批评性质的反思
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开展了反思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历史、发展模式、流派、学科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同时，产生了一些相关著作，如《文学元素学: 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 郭昭第)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马建辉) 等。有些论文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等; 此外，文学理论研究者们还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产出以及社会学意义进行了反思。
2. 3 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并高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探讨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之一，这其中被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哲学意义。有研究者对文化政治这一新概念和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阐析; 还有研究者致力于探讨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而生态文学则成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前沿。
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3. 1 文与人之间的区别
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理论的概念都建立在某个文学大家的学说和作品上，例如，屈原的《九歌》和《离骚》所承载的爱国和忠君的君子哲学 曹植《洛神赋》所承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唐代李白诗歌中对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继承;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出世的清高士大夫思想等。古代文学理论是复杂的，但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者却是十分明显的，提到某个文学理论，我们总能想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如现代这样普及，而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某家之言，也就是以人为划分文学理论范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涌现出的文学创作者多如星辰，而且由于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文学理论发展显示出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今，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范畴划分，决不能以文学家为标准，而是必须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为标准。
3. 2 文学的服务对象不同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高度的集成性，这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息息相关，文学作为对社会文明高度综合和升华的产物，在其思想表达方面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无论古代文学理论是偏重于对文学家对自身和内心的内省，还是偏重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亦或是对自然万物、山川河流的赞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抒发，都少不了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或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射。以唐代两大著名诗人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理论观点来看，李白在作品中展示的理论观点与盛唐时期的统治是十分契合的，其文华丽而浪漫，正显示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风貌; 杜甫是在寂寂无名中去世的，他的诗赋在半个世纪后才被世人所称颂，而杜甫的文章，则多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写照。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实际作用在于服务于群众，因此文学理论多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探讨，是基于大众的，而并非直接与政府和统治相关的。
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4. 1 文学理论的社会价值相同
文学发展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这是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内容对社会发展的推力。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文学理论发展促进对社会青年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使文学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 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都显露得十分明显。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一不是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了修身和治世等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则对高校文学教育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教材的变革以及研究热点的变革等方面; 另一个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人权呼吁等元素通过文学理论研究被独立出来，这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再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再加工，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被进一步升华和凝结，更容易被大众所认识到，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4. 2 古代文学热点与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文学所具何种精神意义，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学思潮发展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发展的最终使命。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学思潮即是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影射，而目前全球最尖锐的问题究其根本，都可以用生态两个字来概括。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文学，其研究已经逐渐从文学作品研究上升到文学理论研究层面，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发展，未来的生态文学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精神的代表，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彻底地反思、能够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视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生态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意义。目前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源于美国，但是考量生态文学的文学作品形式以及思想，却不难发现，现代的生态文学理论与我国古代多数描写自然之美，以景抒情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对山川热爱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无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亦或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都是对自然景观包含着欣赏、敬畏、赞叹的表达，这些表达与现代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然景观中包含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反思是一致的。
4. 3 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表面上看起来产品丰富，但实际上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文学理论思想却比较少。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批判思想之一，也是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性对文学理论发展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已经高度体制化了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并且提出与体制保持距离，将是理论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经之途。这就意味着，对文学理论继续进行自我批判，从自我批判中寻找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创新，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在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创新的可能性，使文学理论即与生活实际交融，又能够展示出其作为文化发展指导理论的独特性，这是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发展的目标; 无独有偶，古代文学理论中也包含了很多批判思想，文学家们在表达这些批判思想的同时，也在寻求通过批判进行创新以及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元代以及之前的戏曲、杂剧进行的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再创作，使宋元戏曲和杂剧演变成小说以及杂文，即是在文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这是值得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发展和学习的。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据鲁迅考证，《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第一次提到“小说”的名字，但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这里的小说，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里的“小道”大概意思相近，就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闲言碎语和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孔子认为即便是这么一些“小玩意儿”，也值得加以研究。
跟现在所谓的“小说”意义相近的最早提法，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把《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等十五部“小说”编在《艺文志》的末尾，可见，在中国，“小说”一开始就不是入流的。
这里我们说的小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把“故事”、“传奇”、“演义”、“小说”、“讲史”全都一锅烩了，但是这些名称，原本各有所指。我们现在，统统用长篇、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方便是方便，但是失去了特点。粗略地区分，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讲史，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正统，《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两晋演义》《三国演义》《南北宋演义》《精忠传》等，都是这一类。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良好愿望，官修的史书非常正规认真。“讲史”“演义”这一类的小说，就是以正史为依据，以前朝的真人为主人公，以真事假事为演绎搞出来的一类娱乐大众，寓教于乐的艺术样式。夏志清教授说：“中国人浸淫于儒家经典既久，自然养成他们深求寓意的习惯……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听说书的听众，喜欢追根究底。说书者必须给虚构的故事加上真实的材料，至少附会一些典故，这才能让他们安心地听下去。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我们的在文艺接受心理上，喜欢有头有尾的东西，“无一个没有出处”，那才是上品。夏志清教授还指出，“作为古典叙事文的最高典范，《史记》尤其常常被拿来作为批评小说优劣的标准。甚至《红楼梦》这样一部很难使人联想到正史的作品，也曾被拿来与之相比。”
作为正统叙事文典范的《史记》，给小说作出了一个标高，古代文学批评家下意识地就拿小说来跟它附比。这就好像说“某某是市长，我是他村里的老乡”的心理相类似，给自己找一个依据。在中国，小说的地位是车浆贩水之徒鸡鸣狗盗一类人的艺术，远不能跟西方小说在艺术门类中的地位相媲美。很多作品的作者不详，有些知道作者，但是关于作者本身的资料也很少。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于罗贯中，《水浒传》之于施耐庵，至今仍然对其作者地位充满了疑惑。
第二类是志怪神魔荒诞不经的作品，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的那类“明代神魔小说”，还有《聊斋志异》之类的奇谈，都可以归属到这一类。如“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如“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如《绿野仙踪》《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三遂平妖传》等。这一类的归纳，我打乱的通常学者们按照朝代时间顺序分类归纳法。从先秦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斋，都统统可以放在这个瓮里。《论语》说，“君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类“小说”违背了圣人教诲，更不入正统方家法眼。
第三类，是“世俗小说”时髦一点可以说“写实小说”，鲁迅把大部分归纳为“人情小说”类里。这种小说从“唐传奇”发韧，把世俗生活的场景引入小说，记录现世人生和社会，类似于西方文艺理论说的“风俗画”。后来这类“风俗画”渐渐演变成了主流，从《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孽海花》《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二十年目睹之怪异现状》《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等，蔚为大观。这类小说被“五四”以后的作家学者特别看重，主要是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提供了“五四”的作家学者移植西方的文艺理论的丰厚土壤。
第四类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铁花仙史》《梦月楼》《两交婚》《玉楼春》等。着名学者郑振铎似乎对“才子佳人”小说不甚以为然，说它们“死守着才子佳人的陈套而不知变通，故在其中，佳作却绝少见到。”并对《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在国外不止有一个译本且很受欢迎感到不解。实际上，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西方更关注“人与情”，写人和写爱情，虽然未必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见，但是跟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看法类同，能引起共鸣。爱情，尤其是曲折迷离的爱情，如上面所列举的小说，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一些故事，就很能类比。这恰恰不是“演义”和“神怪”所能达到的效果。另外，用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加以硬套，“才子佳人小说”可以归纳到类型小说当中去。当今流行的情爱小说，在套式上，并不比这些“才子佳人小说”高明多少，而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才子佳人小说”还要更胜一筹。很多学者把《红楼梦》也放到“才子佳人小说”范畴里去，但它达到了同类小说无法企及的地步。《红楼梦》的特异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这类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俗套和明显的说教内容，且在人物类型的塑造上，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据鲁迅考证，《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第一次提到“小说”的名字，但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1]这里的小说，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里的“小道”大概意思相近，就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闲言碎语和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孔子认为即便是这么一些“小玩意儿”，也值得加以研究。
跟现在所谓的“小说”意义相近的最早提法，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把《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等十五部“小说”编在《艺文志》的末尾，可见，在中国，“小说”一开始就不是入流的。
这里我们说的小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把“故事”、“传奇”、“演义”、“小说”、“讲史”全都一锅烩了，但是这些名称，原本各有所指。我们现在，统统用长篇、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方便是方便，但是失去了特点。粗略地区分，大体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讲史，这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正统，《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两晋演义》《三国演义》《南北宋演义》《精忠传》等，都是这一类。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良好愿望，官修的史书非常正规认真。“讲史”“演义”这一类的小说，就是以正史为依据，以前朝的真人为主人公，以真事假事为演绎搞出来的一类娱乐大众，寓教于乐的艺术样式。夏志清教授说：“中国人浸淫于儒家经典既久，自然养成他们深求寓意的习惯……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无论怎样加上寓言性的伪装，它们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2]也就是说，听说书的听众，喜欢追根究底。说书者必须给虚构的故事加上真实的材料，至少附会一些典故，这才能让他们安心地听下去。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我们的在文艺接受心理上，喜欢有头有尾的东西，“无一个没有出处”，那才是上品。夏志清教授还指出，“作为古典叙事文的最高典范，《史记》尤其常常被拿来作为批评小说优劣的标准。甚至《红楼梦》这样一部很难使人联想到正史的作品，也曾被拿来与之相比。”[3]
作为正统叙事文典范的《史记》，给小说作出了一个标高，古代文学批评家下意识地就拿小说来跟它附比。这就好像说“某某是市长，我是他村里的老乡”的心理相类似，给自己找一个依据。在中国，小说的地位是车浆贩水之徒鸡鸣狗盗一类人的艺术，远不能跟西方小说在艺术门类中的地位相媲美。很多作品的作者不详，有些知道作者，但是关于作者本身的资料也很少。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于罗贯中，《水浒传》之于施耐庵，至今仍然对其作者地位充满了疑惑。
第二类是志怪神魔荒诞不经的作品，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的那类“明代神魔小说”，还有《聊斋志异》之类的奇谈，都可以归属到这一类。如“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4]如“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5]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6]如《绿野仙踪》《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三遂平妖传》等。这一类的归纳，我打乱的通常学者们按照朝代时间顺序分类归纳法[7]。从先秦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斋，都统统可以放在这个瓮里。《论语》说，“君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类“小说”违背了圣人教诲，更不入正统方家法眼。
第三类，是“世俗小说”时髦一点可以说“写实小说”，鲁迅把大部分归纳为“人情小说”类里。这种小说从“唐传奇”发韧，把世俗生活的场景引入小说，记录现世人生和社会，类似于西方文艺理论说的“风俗画”。后来这类“风俗画”渐渐演变成了主流，从《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孽海花》《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二十年目睹之怪异现状》《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等，蔚为大观。这类小说被“五四”以后的作家学者特别看重，主要是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提供了“五四”的作家学者移植西方的文艺理论的丰厚土壤。
第四类是“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铁花仙史》《梦月楼》《两交婚》《玉楼春》等。著名学者郑振铎似乎对“才子佳人”小说不甚以为然，说它们“死守着才子佳人的陈套而不知变通，故在其中，佳作却绝少见到。”[8]并对《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在国外不止有一个译本且很受欢迎感到不解。实际上，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国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西方更关注“人与情”，写人和写爱情，虽然未必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见，但是跟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看法类同，能引起共鸣。爱情，尤其是曲折迷离的爱情，如上面所列举的小说，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的一些故事，就很能类比。这恰恰不是“演义”和“神怪”所能达到的效果。另外，用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加以硬套，“才子佳人小说”可以归纳到类型小说当中去。当今流行的情爱小说，在套式上，并不比这些“才子佳人小说”高明多少，而在故事的叙述技巧上，“才子佳人小说”还要更胜一筹。很多学者把《红楼梦》也放到“才子佳人小说”范畴里去，但它达到了同类小说无法企及的地步。《红楼梦》的特异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这类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俗套和明显的说教内容，且在人物类型的塑造上，性格鲜明，栩栩如生。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文学教育 近代大学 现代学术 古代文学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46-07
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教育制度，目的在传授文化知识。推行并贯彻主流意识，控制、统一思想，培养官方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及知识分子，并有私学和官学之分，两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消长的情况有所不同。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教育的性质和目的逐渐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教育已蜕变成为国家培养各类官员的主要手段，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至于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则变得较为次要，更多地属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即使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性质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经史方面，虽然也曾有不少人在文学上下功夫，但将其当作一门严肃的学问，还远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更不用说去研究那些被视为淫词邪说的通俗文学了。而在西方，文学研究早已和历史、哲学等门类的研究一样，成为一门专学，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得到教育、学术制度的保证。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知识阶层的职业化
中国历史演进到清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不少有志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已失去其选拔人才的功能，沦落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新需要。在此背景下，不断有人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要求改革。如冯桂芬就指出：“谬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上《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科举制度种种弊端对国家发展的危害，“请罢废八股试贴楷法取士，复用策论，冀养人才，以为国用”。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名上奏，提出“科举之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 (《奏请递减科举折》)改良之外，有人干脆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的考试制度。如严复就提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日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严复《救亡决论》)当时各地已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极具功利色彩的科举制度不废除，新式教育就无法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无法真正发展起来。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奏请废科举折》)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上谕》)“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波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创建，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人生理想，使学而优则仕的单调人生变得多元而丰富。此前，对广大知识阶层来说，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府一员，这是人生的最好出路。只有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才去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做幕府师爷、设帐授徒、外出经商等。如果说做官也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这条职业化之路实在是太窄了。对不少人来说，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公务之余的消遣，是不能利用它来谋生的。即使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时间、精力较多者，也无法将其作为一种职业。科举制度的废除促使知识阶层真正走向职业化之路，他们的人生从此也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除了做官从政之外，还可以办报刊，可以做大学教授，也可以当作家、当律师，等等。在大学教书并从事学术研究，既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不菲的收入，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将此作为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近现代的众多学人中，有不少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比如戏曲研究的两位开创者王国维和吴梅，他们年轻时皆参加过科举考试，但都没有成功。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当时得中，由此走向仕途的话，中国只不过多了两名官僚而已，却少了两位开时代学术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从培养政府官员到培养各类真正的专业人才，从科举的附庸到独立的教育机构，中国教育的性质和目的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转变，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人大学课堂，得到教育、学术体制的强力支持。科举制度废除后，各类新式学校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培养各种人才的摇篮。对高等学校来说，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同时还承担着传承学术文化薪火，培养新一代学人的重任。在新式教育制度下，年轻学子受到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一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的变革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人们不再将其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将其看作一项严肃、崇高的事业。一些学人愿意将其作为一种终生从事的职业和人生目标，借此可以谋生，可以寄托人生的抱负，这是现代学术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它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伴随着时代文化的变革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各种新式学校相继创办。这些新式学校与过去的官学、书院在创办目的、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比如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第一条就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其第六条也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学校性质、培养目标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变化，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变，就是文学专业的设置和文学课程的开设，文学得以进人大学课堂，这就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形成提供了保障。正如陈平原所言：“在20世纪中国学界， ‘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100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文学课程的开设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思想认识观念转变的过程。早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大多为洋务运动的产物，偏重语言和技术，并不重视人文学科，比如同文馆所开课程有语言、数学、化学、天文等，却没有文学(《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其他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是如此。维新变法之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对文学逐渐重视起来，这种重视可以从学校的教学中看出来。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按照这一章程，文学属于单独的一科，下设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目。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调整，其中文学科下设中国文学门，所开课程有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等。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因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学务纲要》)1907年，张之洞上呈《创立存古学堂折》，要求在湖北省创立存古学堂。在他提出的方案中，有开办词章一门，并提出“无论认习何门，皆须兼习词章一门。而词章之中，但专习一种，即为合格，或散文，或骈文，或古诗古赋皆可，兼习者听”。 (《创立存古学堂折》)这些设想后来基本上都得到落实，具体做法是：前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点阅古人有名总集”，后三年，“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或散体古文或骈体文或古诗古赋”，第七年则“专考古今词章之有益世用”。(《湖北存古学堂各学科分年教法》)其后各地相继创办的存古学堂对词章门的课程安排也大体如此。尽管存古学堂的创立被不少人视为落后、保守之举，而且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对词章的重视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尽管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还没有被接纳进来，但文学由此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程，其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
进人民国后，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所制订的大学规程，文学和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一样，自成一门，属于文科。在文学门之下，又分八类，其中中国文学类开设课程有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等。除言语学类之外，其他各类均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后，一些大学改门为系，设立中国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人大学课程的。
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为例。总的来看，北京大学文学门课程的设置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政府所颁布的课程规程而来的，但又有所调整。仅就与古代文学相关者而言，1917年的中国文学门课程除了中国文学史外，还开设有中国文学。(《1917年文、理、法(商)科课程》)到1918年，文学门通科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中国文学史》，特别讲演则可以以一时期、派别、一人之著作、一书为范围探讨中国古代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课程的教授主要有，文：黄季刚、刘师培；诗词：伦明、刘农伯；曲：吴梅；小说：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文学史：朱希祖、刘师培、吴梅、刘叔雅。诗文进人大学课堂，相对来说阻力要小些，而将向来被视为小道、壮夫不为的小说和戏曲搬上大学课堂，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首先说小说的进入大学课堂。
小说进入北京大学课堂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从维新变法时期起，经过不少先驱者的提倡，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大大提高了，但这种转变还未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认可。在当时政府颁布的学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禁止学生购阅小说。比如《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明文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有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人堂。”这个禁令还真得到过执行。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班长瞿士勋因“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结果被监学查出，按规定本“应照章斥退”，后来被宽大处理：“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自然难以进人大学课堂，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排除在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进入民国，特别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机。1917年夏，刘半农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担任预科一年级(丙班)国文，兼理预科一年级(丁班)国文和三年级(乙班)小说课程。其后，周作人、胡适等人也相继参加进来。根据1917-1918年北京大学“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当时小说科的教员共有三人：周启明、胡适之、刘半农。他们采取的是专题讲座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按规定，每月上课两次，于第二、第四周的星期五举行会议，每次须有一人讲演。该研究会从1917年12月14日开始，又于12月28日、1918年1月18日、2月1日、3月29日、4月19日进行了多次。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第五次，刊载于1918年5月至6月《北京大学日刊》)、《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第三次，该文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太平洋》1卷1期)等都是根据此时的讲演稿而成的。研究会成员除胡适、周作人和刘半农三人外，研究人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崔文龙和英文系三年级学生袁振英二人，后来又增加了傅斯年、俞平伯等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尽管将小说纳入课程，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也缺少系统、正规的讲授。直到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除北京大学外，鲁迅还在北京的其他高校讲授小说史课程，《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他使用的讲义，这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著作，态度严谨，质量精良，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是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这一研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获得了正当的学术地位，并得到现代学术制度的保证。这一举措使小说研究进入自觉状态，
培养了后备人才。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对后来的小说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始有学者将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通俗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从事的职业。小说研究成为中国各个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高等学府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阵地。
再说戏曲的进人大学课堂。
戏曲与小说一样，之所以能走进大学课堂，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观念和体制转变的结果。虽然早就有人提议让戏曲进入课堂，但其本意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是看重戏曲的教化功能，而且也仅仅建议而已。戏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进入大学课堂，有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晚清时期在政府所制订、颁布的大学课程体系中，虽然已经有中国文学，但并不包括戏曲、小说，而且还明令禁止学生阅读小说。戏曲自然也在禁止之列。事情发生转机是在进入民国之后。1915年教育部成立通俗研究会，下设戏曲股，其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调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项；(二)关于市售词曲唱本之调查及搜集事项；(三)关于戏曲及评书等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译事项；(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之调查事项。(教育部《通俗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这一研究会具有半官方性质，它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戏曲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视。此前的明清时期，朝廷虽然也设置有升平署等戏曲管理机构，但主要是为皇帝享受服务的。通俗研究会的性质则明显不同，它是人们戏曲观念转变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戏曲进人大学课程才成为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和北京大学课程制度的改革是戏曲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良好契机。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调整课程设置，其中文学门的特别讲演规定：“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古时代文学、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德国风潮时期文学等是。”“元曲”成为讲演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变与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文科教务长的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有关，他们掌管着课程设置和选聘教师的权力。两人在当时都很重视和关注戏曲的发展。早在1905年，陈独秀就以“三爱”的名字发表《论戏曲》一文，提出要提高戏曲及演员的地位，并提出戏曲改良的具体意见。蔡元培则对西方美学作过专门的研究，一直将戏曲作为美育的一部分。1916年5月，他在法国华工学校师资班上课时，就将戏剧作为专节，认为戏剧“集各种美术之长，使观者心领神会，油然与之同化”。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9年6月，他在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所拟的章程中，也将戏曲作为该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蔡元培《为北大乐理研究会所拟章程》)
1917年秋，著名曲家吴梅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词曲。据1917-1918年各研究所科目及担任教员表，曲一科由吴瞿安担任。据一位听过此课的学生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其时白话之风潮未起，吾辈学生所欣赏者无非九经三史也，忽闻讲堂之上，公然唱曲，则相视而笑尔。……初不料数年之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且俱作国文课本，而当时懒听词曲之为不识时务者也。”但此事引起了上海一家报纸的批评，认为元曲系亡国之音。不宜在大学讲授。为此陈独秀反驳道：“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价值矣。”㈣蔡元培也作了辩解：“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职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制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由此可见，当时将小说、戏曲引进大学课堂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会招致非议，这也说明了蔡元培等人思想观念的开明和宽容，他们将小说、戏曲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偏废一方。
其后，吴梅相继在南京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戏曲课程20多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戏曲的年轻才俊，这些人如任半塘、钱南扬、卢前、王季思等日后成为戏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继续在各大学任教，培养了更多的戏曲研究人才，其中不少弟子成为今日戏曲研究队伍的主力。正如郑振铎所讲：“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致地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陶的。”
受北京大学的影响，戏曲研究作为一种常设科目进入大学课堂，不断积累而形成学术传统，并培养专门的戏曲研究人才，这是戏曲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机制，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学术机制的保障，戏曲研究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兴盛的局面。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北京大学性质和宗旨的确认，经过他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北京大学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重镇，对其他学校形成示范效应。其后，不仅是大学，不少中学也开设了文学课程。
三、文学类课程的开设与文学史著作的撰写
在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同时。相关教材的编写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类课程教材的编写问题一直受到官方、学校及教师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编书处，专门负责各类教材的编写和刊布。稍后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课程教材的编写还做出了这样的具体规定：“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此前有关文学的著述虽然也不算少，但大多为个人的独立写作，并不适合初学的年轻学子。在此背景下，向较为领先的邻国日本借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大学开设文学类课程是中国文学史编撰的一个起点，这对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那就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编撰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状况直到目前仍在延续。
在早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以林传甲和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比较大。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全书分16篇，基本上按照当时官方所颁布的学堂章程而写，并参考了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散文、骈文等。全书篇幅较小，只有七万多字。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东吴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其篇幅比林传甲的同类著作要大许多，共有170多万字，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其讲义中摘录了大量的作品文字。
林、黄二人的文学史著作颇为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制艺等都纳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比林传甲的文学观念显然更为开明、宽容。这种差异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相关探讨文章也有一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固然与当时的教育制度有关，也与两位作者的人
生经历、思想观念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当时教育管理制度对小说的禁止，以此为林传甲作辩解，却忽视了黄人同样也是大学教习，他却没有遵守这一制度。
除林传甲、黄人两人的著述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如下一些：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年刊行)、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钱基厚的《中国文学史纲》(1917年刊行)。这些著作几乎全都是讲义，是为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而撰写的。以《中国文学史要略》为例，该书是作者“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为学生之参考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文学类课程的开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但促使不少研究者配合课堂教学进行文学史著作的撰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研究的思路及表述方式。
此前的文学研究著述尽管从学术层面来看，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内容的系统完整性和表述方式上，它们未必适合新的教学需要，担任教师的学者们必须顺应新的教育、学术制度来进行学术研究，撰写新的教材讲义和研究著作。对那些承担文学课程的教师们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治学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重要转变。可以这么说，新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培养新人的同时，也在改造那些在1日的教育、学术机制下成长的旧人。
以吴梅为例。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戏曲，对吴梅本人来说，既是一个为戏曲正名的机会，同样也是一次人生的转机，他由此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的身份转变。在现代教育、学术制度的影响下，其治学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其著作如《奢摩他室曲话》、《奢摩他室曲旨》等，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与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一样，属于古代的曲话体，即多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内容庞杂，写作较为自由、随意，缺少系统性。在北京大学五年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多部曲学著作，其中一类是个人的专著，如《词余讲义》(即《曲学通论》)；一类是对曲学文献的整理，如编选《曲选》、《古今名剧选》、校勘《曲品》等。这些著述与当时北京大学其他教授的学术著作一样，都是为配合教学而撰写的。曲学方面的著述之外，吴梅还编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该讲义以前人们知之甚少，2004年春陈平原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里见到，并撰文披露，后影印出版。如果不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话，吴梅是不会撰写这种形式的著作的，即使写了，其结构框架及表述方式也会与这本《中国文学史》讲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离开北京大学后，吴梅仍在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为了配合教学，吴梅又相继撰写了《元杂剧ABC》、《中国戏曲概论》等论著。以往论者多注意他身上旧的一面，而忽视其新的变化。其实这种情况不光是吴梅一人，当时有不少大学教授也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式形成，得到教育及学术制度的有力保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各类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版，数量众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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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域文学史 研究现状 古代文学教学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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