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童心说 超越性 超越特征 经验性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教育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自然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理学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总结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特征的文化根源，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经验论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协调关系”成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1]然而这种观念在天人关系上却因“天”的概念的多意性而显示出了模糊的面貌。这种整体的模糊性特点，在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成熟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有机整体宇宙图式之后，更是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影响。汉初董仲舒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统治的要求，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吸收了阴阳家的五行理论，建立起了他的天人宇宙图式，“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2]这种具有系统性的五行图式，随着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的确立，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对他们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它与人们的抽象思维方式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的宇宙图式具有一种早熟的系统论性质，一方面使得它显示出了功能与结构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长期“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使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考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其结果是“中国的思维传统和各种科学（甚至包括数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论水平。”[3]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一种感性直观的认识方式来对事物进行把握，这决定了它的认识结果的经验性思辨特征。就大的文化背景来看，李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成熟总结阶段，以儒家为主、兼具道家和禅宗的中国传统思想，仍然是李贽思想体系的重要渊源，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李贽美学思想的经验性思辨特征。童心说试图以“童心”概念来反抗伦理教化对审美主体的异化和对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扭曲，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通过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超越，这种超越方式所凭借的直观感悟观照方式，让童心说显示出了经验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中国文化气质，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相似理论的比较中，可以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斯洛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因其需要层次说和“自我实现”理论而被人们了解，他在讨论“自我实现” 问题时提出的“第二次天真”理论，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心理过程是二级过程和原初过程的综合，前者处理的是意识到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则只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负责处理无意识、前意识的问题，文艺创作既有成人的理性因素又有儿童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体现了“健康的儿童性”的“第二次天真”状态使文艺创作的主体心境“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4] “第二次天真”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都重视儿童的心理状态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都试图通过它来解决审美主体的异化和文艺作品审美本质的扭曲问题，以实现超越。然而，“第二次天真”理论与童心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提倡儿童心理状态的审美价值是为了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对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认识更加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而更好地指导文艺创作的实践。“第二次天真”理论在处理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儿童心理状态和理性的成人心理状态的关系时，并不没有偏废现象，它在反对原有的只重视理性现实意识的做法的同时，也要求人们要看到儿童代表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是一种批判之后的补充和否定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了理性上升的超越特征。相比之下，童心说理论对当时审美现状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的，没能经过理论分析找出它的弊端所在，进而寻找一种更加符合审美活动本质规律的新的概念和理论去实现对文艺现实和前代美学思想的超越。这与当时的时代仍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仍然不够成熟、无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新的审美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思想传统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使人们满足于原始系统论的天人和谐，“模糊”成为了“中国文化理论特色”[5]，培养出了中国文化的经验性思辨特征。李贽在《童心说》中对于童心说美学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童心”概念的涵义和“童心”对文艺创作的价值方面，对于“童心”概念现实和逻辑基础并没有涉及，这显示了童心说理论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同时，童心说把向感性现实层面回归，将感性的儿童之心和情感作为对抗极端强调成人之心和伦理因素的文艺创作现实与美学思想的武器，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经验性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影响，使得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
转贴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规律，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历史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潮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特征及其文化根源，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观照和指导当代的审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童心说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时，采取一种重视审美意识的原初状态、更符合文学艺术本质和独立自足性的审美态度。当前的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些文艺创作在内容方面体现出了现实化和娱乐化的特征。这与“童心”概念诞生的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望和文化要求的市民文艺蓬勃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繁荣的状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关于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遭遇的娱乐化的市场原则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或许可以从童心说美学思想中得到启发。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到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对文艺创作审美本质的回归，与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它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尊重，以及对文体创新的肯定，都符合市民文艺发展的要求，自李贽开始并影响到金圣叹的小说点评就是证明。童心说对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提示我们在处理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市场原则与审美本质的矛盾问题时，将注意力返回到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学艺术的本体上来，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以坚持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本质为前提，兼顾娱乐性和市场原则，而不能为迎合或者采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其次，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提醒我们重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理性反思的作用，从创作源头上赋予文学艺术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的动力，提高它们的审美价值。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传统所造成的理论模糊性和经验论思辨水平。这种文化特征通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使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影响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缺少理性反思和自我超越意识的特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审美创作主体重视自身思想的丰富、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在此基础上，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全面、理性地认识童心说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源，挖掘它们的合理内核，反思它们的局限，用以观照和启发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正是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2、137、161页
[4] 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5]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6][11] 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M]．巴蜀书社．2003年．第27、30页
【关键词】阅读;书面语言;心理机制;认知因素;语言学因素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1/02-0019-04
研究发现,书面语言的获得对儿童今后的语言学习以及在早期预防语言学习困难有重要作用。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获得包括阅读书面文字和书写文字两个方面。本文重点分析儿童书面语言阅读的心理机制。
一、书面语言阅读的过程
语言文字一般由音、形、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阅读书面语言的心理过程,即是对这三个要素的阅读加工过程。
1.联结主义的观点
按照联结主义的观点,书面语言的获得是在听觉语言获得(语音与语义的联结)的基础上通过语音与语形(含语义)的联结实现的。儿童通过大量的听觉语言的获得,掌握了一种语言的音―义关系。在书面语言的学习中,儿童利用这种音―义关系与语形进行联系。例如,儿童首先听到“qì chē”这个音,但是这个音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儿童把“qì chē”这个音与“汽车”的形象反复联系在一起时,他就学会了“汽车”这个词汇。但是,这时的词汇还是听觉词汇。当出现书面语言“汽车”时,儿童需要把已经获得意义的“qì chē”这个音―义结合体与“汽车”这一书面词汇进行再次联结,从而获得“汽车”的书面语言知识。也有研究认为,儿童早期首先获得的是对事物的概念性表征,然后再把声音与之相联系,从而获得“有意义”的声音,即语音。这些最初获得的知识经验被视为今后语言发展的概念基础。儿童最早建立起来的关于客体、关系和事件等的概念性表征为语言表征的获得提供了基础。〔1〕
2.PASS理论的观点
PASS理论认为,书面词汇具有可被视觉感知并接受的特点。词汇可以被视觉编码成一个模块,也可以被语音编码成言语中的声音。无论经过哪种途径,都会进入下一阶段,即词的发音。一旦获得了发音,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即阅读词汇阶段(无论是否发出声音)。〔2〕词汇阅读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在进行词汇再认时可以同时使用视觉编码和语音编码两种途径,对熟悉的词汇采用视觉编码途径,对不熟悉的词汇,尤其是多音节词汇,采用语音编码途径。前者与同时性加工有关,后者与继时性加工有关。图2展示了词汇再认的同时性加工和继时性加工过程。同时性加工在视觉编码中非常突出,而继时性加工则在语音编码中起重要作用。阅读词汇是通过组织与文字相一致的口语声音而实现的,这主要涉及到继时性加工过程。如果儿童在语音编码过程中出现断路,则会导致阅读困难。
3.Marshall的信息加工路径结构模型
Marshall提出了阅读的信息加工路径结构模型(见图3)。〔3〕该模型展示了阅读一个书面词汇的形式、意义和发音是三条半独立的、平行的路径。首先,视觉分析(VA)决定文本的特征和特征模式。这些特征经由视觉―字素转换(VGC)后被分派给它们最终所属的字素类别。按照Marshall的理论,字素码是视觉的、非音位的和抽象的,可以通过视觉获得。被破译的字素码随后被送到字素缓冲器(GB),开始语音路径。字素码被传送到字素再分析器(GR)。在这里,字素被分解为字素块。这些字素块事实上是单个音素的字母或字母串。在经过音素―音位转换(GPC)后,再编码后的字素将被分派给它最常匹配的音位表象,获得读音。这个读音最后被传送到音素缓冲器(PB)。
在直通路径中,书面词汇的特征先由视觉分析(VA)识别,之后经过视觉―字素转换(VGC),代码被传到一个解释多数视觉词汇的内在机制,即输入正确拼写词汇(IOL)。如果IOL认出字素块是系统词汇的组成成分时,字素块便被原样传送到输出音位词汇器(OPL),这里存放着被IOL识别的所有词汇的音位信息。OPL指派给整个词汇一个读音。阅读者通过这一路径可以读出词汇的读音,但不能理解词汇的意义。
词汇意义的获得是通过第三条路径――词汇―语义路径实现的。IOL可以识别字素块。当被识别为系统词汇的字素块被传送到字素词法(GM)时,便开始经历词素码的转换,以适应语义表象(SR)的加工。SR查寻字素块里各个词素的意义,将此表象传给OPL。OPL分派给词素码一个语音表象,产生读音。
Marshall的信息加工路径结构模型展示了阅读加工过程中语音、语形、语义的多通路编码过程,但无论哪一条路径都会殊途同归到语音表象。由此可见,在一系列编码过程中,语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书面语言阅读的心理加工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书面语言阅读既受一般认知功能的影响,也受语言本身特征的影响。
二、影响书面语言阅读的认知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语言的正常获得需要基本认知能力的支持,包括记忆能力、一般知觉能力、语言理解能力等。其中听知觉能力、视知觉能力、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快速命名能力)是影响儿童书面语言阅读的基本认知因素。
1.听知觉能力
听知觉能力是书面语言阅读需要的最基本能力之一。语言的获得离不开对言语信息的感知,尤其是听觉感知和视觉感知。大量国外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获得的语音感知与加工的敏感意识对儿童今后阅读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音意识障碍会导致阅读困难。〔4〕国内大量研究也证明了早期语音加工能力与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5〕
2.视知觉能力
很多研究阅读困难的人都赞成语音加工不足是导致阅读困难的主要原因,但却忽视了视觉能力在阅读中的作用。Eden和Guinevere(1995)通过对阅读能力正常儿童与阅读困难儿童的语言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的系列比较研究发现,与阅读能力正常儿童相比,阅读困难儿童在视觉功能和眼动系统上存在显著差别。〔6〕Cornelissen等人(1998)发现视觉加工缺陷与阅读困难有关,视觉运动敏感性低会影响到精确编码和字母特征位置编码。〔7〕这
些研究证实了视觉加工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
3.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快速命名能力)
多项研究证实,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快速命名能力)可以影响甚至预测阅读能力的发展。约翰・科比(2003)对161名5岁入学的儿童进行了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早期的语音意识和快速命名能力对儿童二年级的阅读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快速命名与语音意识差的儿童到五年级时很可能成为阅读困难者。〔8〕孟祥芝等人(2004)考察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能力与中文阅读的关系,发现快速命名能力对中文阅读有独立和微弱的影响。〔9〕
三、影响书面语言阅读的语言学因素
除了一般认知因素外,语言学因素在书面语言阅读中也有重要影响。除了前文提及的语音意识对书面语言阅读有重要影响外,其他两个影响书面语言阅读的因素是正字法意识和语素意识。
1.正字法意识
正字法意识一般包括特定字词的正字法模式的建构和正字法规则的抽取(如字母结合频率和位置频率的知识)。〔10〕在汉语研究中,正字法意识主要涉及汉字组字规则意识和汉字的结构意识,常用的测查任务有构件组字任务(要求儿童将两个或三个汉字构件组合成一个合理的汉字,如“木+米+女= ”)和正字法选择任务(给儿童呈现一对非字刺激,要求儿童选择哪个看起来更像真字)。〔11〕Cunningham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控制语音加工能力的变量后,正字法加工技能的不同对词汇识别技能有显著影响。〔12〕李虹等人发现阅读能力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与正字法意识的不同层面密切相关。〔13〕
2.语素意识
语素意识是指儿童对口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的敏感度和操作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儿童的语义技能。〔14〕Casalis等人在一项追踪研究中考察了语素意识、语音意识和阅读发展间的关系,发现儿童在幼儿园时的语音意识成绩可以显著预测一年级时的阅读成绩,语素意识成绩则可以显著预测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15〕
语素意识对汉语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舒华等人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进行了9项认知变量测验,发现语素意识缺陷可能是造成中文阅读障碍的核心认知原因。〔16〕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儿童书面语言阅读的心理机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书面语言的阅读过程是主体(儿童个人)与客体(书面语言材料)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状态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征都会对儿童的书面语言阅读产生影响。阅读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需要多种心理加工过程的参与。探讨书面语言阅读的心理机制,将会对儿童早期书面语言的学习和早期阅读困难的预防产生指导作用。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有研究表明儿童书面语言的阅读从其出生后的12~18个月就开始了,但是大量的早期书面语言阅读心理机制研究是以5岁以后的儿童为对象的,在探讨书面语言阅读机制的早期性方面还远远不够。另外,已有的研究结论还存在很大争议,如语言获得的领域一般性与领域特殊性之争等。因此,关于儿童书面语言阅读心理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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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文学； 电影改编 ；诗性； 叙事艺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现状及出路”（项目编号：2011C012）。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电影改编需要重新建构适合其美学特质的诗性传统。而艺术诗性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美的艺术形式，如电影中生动美丽的艺术形象、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清新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呈现。儿童电影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回归自然的诗性创作理念。在电影艺术复杂的统一体中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转换和生成，按照电影美学的规律来突破形式的束缚，抵达艺术的本质。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诗性
美在于情。感情的抒发直接关系到文学创作主题的表现。求真向善将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美的实质，是儿童文学电影改编创作的力量源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主题倾向于对真善美的呈现与演绎。这一主题构成了电影影像艺术的主要思想内容。从当代儿童生活和生命体验出发，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历程和情感世界进行影像阐释，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儿童世界。建构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对当代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来说，要想建构儿童电影改编的诗性传统，就必须要认识到改编的美学价值，从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形式中找到诗性的本源。儿童电影贮存诗意，张扬诗性，用优美的电影叙事语言和唯美的画面艺术地表现电影深刻的主题和丰厚的意蕴美，寻找文学艺术唤醒生命的方式。诗意在电影文本上流淌。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户。[1]电影的情感触角延伸了观众的情感世界。当然，未来仍然很艰难。当代儿童电影的主题呈现模式化类型化的创作倾向，诗性文本题材枯竭。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回归自然的诗性创作理念，追求一种宁静自然的艺术境界，以文学的诗性浸润电影叙事空间，以此来构建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诗性改编传统。
（一）电影画面的唯美清新
电影画面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丰盈的艺术想象空间，清新美丽的画面可以带给人诗情画意的美丽愿景。要追求梦幻的叙事效果就要以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和具有强烈冲击力量的影像来完成梦幻工厂的制作。新颖独特的画面构图，鲜明的颜色对比，个性的造型设计是征服小读者的利器。要想能诗意地诠释生命与儿童精神，就要找到属于符合儿童审美情趣和精神向度的表现手段。电影《草房子》的画面精致唯美，素朴的格调，展示了独具油麻地乡村风情的自然人生画卷。该片运用诗意的视觉影像和草房子的独特造型，有着古典的美感，画面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朴实中见精致。《花季・雨季》通过各种鲜艳的颜色构成电影画面的颜色配比，表现了青春期少男少女们青春靓丽的人生风景线。灵动的画面构图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儿童电影对儿童性灵和精神世界进行了诗意化的抒写，让符号和图像在画面语言展现中成功结合。随着四维电影环境特效模拟仿真时代的到来，当代儿童电影不断以开放性的视野和全新的叙事理念来突出影视文本中影像画面的艺术美，建构立体逼真的画面。
（二）声音的情感交流
声音是情感表达的主要视听手段，与影像造型发生相互作用，并能有力地配合画面，开拓了电影叙事新的艺术世界――由声音所建构的“有声世界”。声音能抵达人类心灵深处，是营造情感氛围的重要叙事手段。电影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声音都能对电影叙事产生重要作用。渲染故事发生的情感氛围，刻画人物心理都依靠这一手段。在儿童动画电影《马兰花》中镜头就是以舒缓的背景音乐来展现叙事空间的。观众在欣赏影片时就好像在清丽和谐、自然清新的山水画中游历人生。幽美动人的意境可以说是诗意叙述的典范。改编者突出了影片的古典情调和浪漫情怀，以动人的镜头语言和抒情性的音乐背景融合起来，展现了儿童影片自然清新的电影美学特征。
（三）意象的含蓄蕴藉
意象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儿童电影的叙事中适当运用意象，可以适度扩展想象空间。儿童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就是通过宝葫芦的意象对电影神秘虚幻的情感氛围的营造和主题的象征寓意上起到重要作用。《扬起你的笑脸》表现了“扬起你的笑脸，把影子留在身后”的意境。其中对笑脸和影子的意象的运用，表现了孩子面对挫折和不幸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任何镜头中的意象显现，都是潜在的叙事符号，表现了电影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深刻思考，形成电影独特的审美基调。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文学改编的叙事诗性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改编也有叙事上的诗性特征，呈现出优美清雅的叙事美学特征，叙事技巧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诗意化，多元化，生活化，审美化，成为当代儿童电影中的重要审美特征。改编者能根据接受者的审美意图利用大摄影师的魔棒在电影院的屏幕展示生活中的种种诗意和人间万象。电影叙事的语言革命和美学原则革命已经成为当代电影革命中的重点。如何增加儿童电影的思想深度，不断拓展儿童电影反映的生活纵深面，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用想象赋予儿童生命体验与童心诗心一种灵动和飘逸，以个人化的故事叙事风格而独树一帜。正如罗伯特・麦基在他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一个讲故事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旋律的诗――一个长达两小时的比喻，告诉观众：生活就像是这样！”[2]他认为“电影美学是表达活生生的故事内容的手段”[3]。为了更好地讲述儿童电影诗性的故事，我们要轻装上阵，放下身上所背负的教化责任，构建儿童文学自己的故事形态，创作出表现当代儿童生活和儿童生命意识的电影作品。
（一）故事情节流丽曲折的浪漫化叙述
诗性改编传统需要儿童电影通过清新流丽的故事叙述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来展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诗性魅力。这是电影文本对文学的敞开性支撑，使文学中的故事诗意地栖居在各种题材的电影文本中，最终实现审美经验的心理建构。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让故事变得更有浪漫诗意，将是儿童电影制胜的不二法门。文学的蕴藉传统和电影的多媒体技术的结合让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艺术作品在叙事手法上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对电影中“意”和“韵”有更浪漫的表现。从《霹雳贝贝》充满幻想神奇和幽默曲折的科幻故事，到《渔岛怒潮》中惊险刺激的儿童团长与渔霸土匪顽强斗争的“剿匪故事”，到《一个都不能少》中由代课小教师孤身寻找失学儿童的朴实感人的真实故事，中国当代儿童电影正走向一个情景共生的新美学时代，诗性改编传统正在形成。儿童电影中情节的浪漫化是电影叙事美学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相生，在情与景的交融中体现故事的曲折离奇之意，展现电影故事的心中之场，体现了电影语言美学的艺术效果，增强画面的艺术感染力。
（二）结构的反叛传统
叙事结构的诗性改编策略要更新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结构理念，在故事事件的设计上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变化，敢于反叛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形成新奇的故事序列。儿童电影学会如何在惊奇自然中满足观众的情感。《飞来的青衣》采用的是“戏中戏”结构和《我的九月》的梦幻式心理结构相得益彰。《孙文少年行》则运用了双线复式结构，以老年孙中山的视角，来表现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以浪漫的回忆体现其诗意化的叙事特征。
（三）人物形象的率真朴实
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电影叙述的重要话语之一。儿童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诗性传统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是电影叙事美学的重要体现。在表现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寻求诗性气质，通过诗意化的人物形象来观照整个艺术世界，表现周围人物的言行举止，生活状态和人生遭遇。《走向十八岁》中主角姚小禾是一个有着天真梦想和浪漫情怀、美丽质朴的乡村女孩。《红衣少女》展现了少女安然懵懂的青春意识和初涉人世的复杂心态，表现了主人公的深层隐秘心理。
（四）叙事风格的清新唯美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文学改编风格在总体上呈现出自然清新、唯美梦幻的审美风格，影片充满诗意的自然气息，可以说是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本真创作。无论是唯美清新的《草房子》，愁雾迷离的《城南旧事》，还是神奇梦幻的《马兰花》都是当代儿童电影中一首首自然清新的散文诗，体现出当代儿童电影文本回归自然和古典韵味的情趣与诗意。在清新自然的抒写中，通过清新唯美的整体风格表达对生命的体悟。在对儿童简单而纯净的生活观照中，用一方银幕缓缓展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一颗真挚的童心去表现和抒写人性。当代儿童电影在给儿童带来幸福体验和诗情画意的同时，也激发了对美的追求。儿童把优美的外在自然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时，把它比作人加以欣赏和揣摩，甚至把它作为人的生活美的一种隐喻和象征对比自身加以观照时，艺术的自然美就显现出来了。因为，这种自然美的实质还是人的美在起作用，是儿童用他自己的心灵加以“美”化，诗化了。在儿童的眼中，如刘勰所说“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把自己的感情寄于外在的自然景物和外在环境，以新兴多媒体技术手段，将文学艺术对人性人情探照的深度引领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艺术层次，具有历史感和哲理性，使得“情与物游而又不能相舍”。（黄孚：《诗序》）当然，与传统艺术诗画、文学艺术相比，电影能借助一些影像造型，凭借光阶、色阶的变化以及镜头的运动变化，可以更直观更准确细致地传达诗情画意的意境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建构一种诗意化的电影叙事语言，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流丽鲜明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表现为主的诗性改编传统。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走过了一段不一般的诗意历程，却表现了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在诗性表现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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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产生的背景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是在21世纪初，代表人物为普瑞斯利、韦弗和莫茨。此时的美国语言教育界呈现全语言衰落和拼音教学复归的局面，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基于对几番起伏的“阅读战争”的总结与反思。
拼音教学是美国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即认为阅读学习以“刺激―反映”联结为基础。拼音教学强调对语言结构的掌握，将对语言最小部分的自动解码看作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前提条件。此种教学方法代表了“自下而上”的阅读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关注教发音的技能、字形―声音知识、语音的组合和辨别语义。教学过程的重点放在清晰地教识词和解码技能上。[1]美国的儿童早期阅读教学一直沿用拼音教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语言阅读过程学习观的提出。该理念认为，“语言是完整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不能被简单地分解为某种技能；语言技能和语言策略的学习是在完整的情景、真实的言语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经验渗透在全部的课程中；班级语言学习要与孩子的全部生活融为一体。”[2]全语言反对拼音教学将语言分割为语音、字母、词汇、语法等碎片，批驳拼音教学将儿童置于被动接受学习的状态，强调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意义学习。全语言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其倡导的是“自上而下”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世纪末，全语言思想成为了美国阅读教学的重要指南。然而，实施全语言教学的加州在1992年及1995年两次标准化阅读测验中名列全国之末，导致加州政府放弃全语言。至此，拼音教学卷土重来并再次占据上风。但纵观“阅读战争”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全语言的兴起已揭示拼音教学存在的弊端，而全语言的衰落又暴露出其本身存在的问题。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理应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解决全语言的问题不能靠采取拼音教学简单复归的方式。儿童早期阅读教学的理念需要在分析和批判中得以重构，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基本观点及实践方法
拼音教学过于注重解码技能，忽视儿童的阅读兴趣及意义理解；全语言教学虽改善了儿童的阅读态度，却对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重视不够。单纯强调全语言的阅读教学和单纯关注编码取向的阅读教学均走向了极端，二者需要融合及平衡。普瑞斯利在其著作《阅读教学法的应用――以平衡教学为例》中指出：成功的语言教学应该是将基本读写技能的教学、理解策略教学同全语言的读写环境相结合的一种平衡教学，这对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尤为重要。[3]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认为：儿童的阅读是通过对语义、语法、字形字音、语境、社会和场景以及他们自己阅读目的的意义创造而完成的；阅读教学需重视所有儿童的需要，应以儿童阅读过程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起点；阅读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阅读练习的刺激物应该是真实的、不加控制并具有完整的意义；阅读教学应按整体―部分―整体的顺序进行，即先对阅读材料进行完整阅读，再指导儿童关注阅读文本，学习语言部分的功能；阅读的发展与书写和作文教学是整体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均衡阅读教学”理念代表着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综合性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将阅读过程看作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不断交叉的过程，即阅读既是语言处理的过程，也是阅读者已有知识的运用过程，是阅读者已有知识与阅读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融合进步主义和图式理论的精粹之上，还参考了语言教学研究中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系统、详细的阅读测评标准。全美阅读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认为，有效的阅读教学包括：音位意识、拼音法、流畅、词汇和文本理解教学，教师准备与理解策略教学，教师教育与阅读教学，计算机技术与阅读教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确认了音位意识教学能够帮助儿童阅读学习，强调其在儿童阅读教学成效中的重要作用。[1]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最常见的实践方法就是在交互式的教学情境下融入语音意识的训练或直接的音位意识教学。
三、 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启示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完整地呈现出美国早期阅读教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单纯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强调意义学习及阅读者的主体性，再到吸取两个学派的精粹并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实践探索的支撑及依据。我国早期阅读教育起步较晚，理论与实践均处在探索阶段，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发展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制定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
美国语言教育界注重对儿童阅读心理机制及阅读阶段特点的研究，其中S・N・Chal等人提出早期读写结构包括有关读写的早期概念性知识、有关读写的早期程序性知识和语言能力建构等三个成分；《康州阅读成就蓝图》将儿童应掌握的阅读能力分为识词技能的基础能力、准确识词的能力、阅读流畅技能、词汇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几大维度。基于对儿童阅读过程的深入研究，美国语言教育界制定出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将儿童阅读状态考核维度集中在语音认知、语法认知、视觉―空间能力和工作记忆等几个方面[5]，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提出相应的具体要求。反观我国的早期阅读教育，有关儿童阅读心理机制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及系统，难以为阅读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另外，阅读教学目标大多属于纲领性的指导原则，欠缺明细的说明，尤其缺乏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所应掌握的阅读技能的具体要求，致使教学实践的针对性不强，影响了教学实效。
当前，研究儿童早期阅读过程的心理机制，掌握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以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制定具体、详细的阅读标准，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儿童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儿童阅读相关知识、识字水平和故事理解水平的关系及其年龄发展特征，以及语音意识与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性研究，均是制定阅读测评标准的基础性研究，有待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索。
2.采用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
我国传统阅读教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双基，与美国拼音教学的理念接近。但美国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尤其在全语言盛行之后，已基本解决了教育民主化问题。教育界已普遍接受了意义是语言的核心，儿童的发展是教育实践的前提，全语言已完成了对美国阅读教学基本观念及基本状态的革新。我国虽在20世纪末引入全语言的教育观念，但对全语言所蕴含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真正的落实。早期阅读教育大多局限在正式教学活动范围，对整合的理解也仍局限于综合各领域内容的狭窄视野。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学实践首先要摆脱局限于单纯学科范式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框架，倡导多维整合的早期阅读教育。美国教育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此种阅读教学模式将早期阅读的本质特征界定为儿童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为了真实生活的目的而与书面语言进行互动，主动寻求和建构意义的过程。[6]以阅读为中心组织各类活动，将阅读教学渗透于日常生活活动、游戏活动、各领域教学活动中；不断开放阅读的视野与范畴，将早期阅读与儿童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将静态阅读与动态阅读有机结合，促使课堂阅读走向生活阅读。
3.注重儿童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对儿童阅读过程研究的基础上，确认语音意识尤其是音位意识是影响阅读成效的重要因素。在阅读标准中设定了针对语音意识的多项具体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则采用音位分离、音位一致、音位分类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儿童音位意识的发展。这种注重阅读过程研究、解析阅读成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和借鉴。同时也应看到，汉语与英语是特征各异的两种语言，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把握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分析影响汉语儿童阅读成效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依据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英语是一种表音文字，而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两种语言特性上的差异，使得阅读成效的影响因素不甚相同，尤其表现在认识词汇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上。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图形特征及以形表意的特点，一个汉字包含的视觉信息量远远多于一个英语单词所含有的视觉信息量。已有研究指出：在最初的汉字识别中，汉字更可能通过视觉特征进行识认；汉语儿童的视觉技能在其阅读和读写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7]图画书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中常用的阅读材料，理解图画书中的图画所传递的意义以及体察图文在传递意义时的差异均需要具有专门的视觉阅读能力。而视觉阅读技能的增长既为关注文字及其关键信息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有利于汉字视觉解析及表现水平的发展。从图画整体属性再到内部各对象关联的阅读策略可直接迁移至汉字视觉解析过程；对图画各部分在尺寸、比例及布局方面的解析能力亦有助于儿童对汉字部件的判断及掌握汉字构型。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重视图画书教学的价值及作用，并在实际教学中将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之一。教师应帮助儿童掌握看懂图画所需的阅读技能，包括对图画整体属性的感知，对图画动力学的了解以及对图文关系的认识三个方面；与此同时，逐步建立有关汉语的文字意识及初步概念，促进儿童早期阅读及读写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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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理解；多元；经典童话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2-0017-03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社会、政治、艺术、文学、教育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经典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幼儿园语言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失去了在儿童童话世界的“统治地位”。具体到幼儿园教育中，经典童话教学内容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解构和挑战，逐渐演变为部分编辑的创作蓝本，被改编成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故事，进而改变了传统经典童话传递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因此，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理解与多元的特征，探讨经典童话的改编过程，为经典童话的改编、幼儿园童话故事教材的选择以及故事教学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
一、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及特征
当前，学界普遍认同的现代期指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后叶，这时盛行以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为人类大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膨胀，人与自然关系破裂与失衡，全球化问题突出，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等。各种问题的出现呼唤着一种新的范式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因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应运而生，对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图尔明在《回归宇宙论》中指出：我们必须调整自己……认识到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后现代世界）尚未发现如何以“是什么”来界定自身，目前仅能以“不再是什么”来界定。在适当的时候，从现代到后现代科学的转变将通过哲学和神学的相应变化来呼应。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许多研究者都试图对它进行定义，其中，王岳川（1999）先生认为，后现代是一个历史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这一概括既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体现了它的特性。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它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特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解性
理解性是指不确定性、多重可能性和解释性，对事物的理解从绝对到相对，从客观到主观。后现代主义摒弃了现代社会对同一性的追求，强调对事物的多元化理解；强调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要求对科技和知识真理进行多维度或多方面的审视。它认为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学习者自身的经验背景和认知取向而建构起来的，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个人经验、不同的认识立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完全可能是多样化的。
（二）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过于相信人的理性，导致把科学知识尊为最高贵的知识，并最终演化为对科学的迷信，使得人的理性成为一种工具的理性。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较为主观的、相对的知识。因此它反对一元论、二元论，而倡导多元化与多重的价值观，对永恒的真理表示怀疑；它反对任何人为设定的理论前提和推论，放弃了现象和本质、主观与客观之间二元对立的看法，放弃了对事物本质和真理的追求，而重视现实图景的表象和枝节，走向差异和多样化。这种多元化的知识观消解了科学知识的权威性，解构了权威和经典，激烈地批评了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这一论断，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性和多元性特征，对文学、教育、课程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世界对教育的挑战之一便是设计一种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课程。而经典童话作为儿童文学和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后现代视阈下经典童话的嬗变
童话的英文为Fairy Tale，其中fairy是指仙人、仙女、小精灵；tale指故事，即童话就是“仙女故事”或者“精灵故事”。《辞海》中提到：“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它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经典童话是指最具权威和典型性的童话，它们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淘汰，并从众多童话故事中得以保存下来。经典童话除了具备儿童文学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它独特的特征，在现代主义取向下，其文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式化，即故事开头结尾、故事形态与情节结构的模式化。其中开头结尾模式化表现在以“从前”开始，以“从此以后”收篇；故事形态模式化也可以称为“类型化故事”，如“天鹅仙女型”“灰姑娘型”“两兄弟型”“三姐妹型”等；经典童话的情节结构多采用三段式情节结构。二是传统化，即主题传统，主要包括惩恶扬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主题。
后现代主义要求经典童话摒弃现代主义取向下的模式化、传统化，从而走向理解与多元。目前，基于经典童话具备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点，许多的创作主体对经典童话进行了改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和主题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
随着社会进步，经典童话的内容已经不具备时代的适应性及超越的导向性，传统的表现惩恶扬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模式，对经典童话的理解强调标准化和统一化，凸显了童话文本的封闭性和结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想使经典童话呈现多种可能性和解释性，并且要求我们尊重其差异性和多元性。具体表现为：后现代经典童话的内容与主题多元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对内容及主题的理解从绝对到相对，由“作家中心”到“读者中心”或从“文本中心”到“幼儿中心”，重视幼儿的主观理解和多元理解。如，在巴塞尔姆创作的后现代童话《白雪公主后传》中，王子虽然有着贵族的血统，但完全是一个猥琐无能的人，根本不能完成拯救白雪公主的愿望。因此，这一改编后的童话完全将童话里所宣扬的善良最终将战胜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主题彻底消解了，使经典童话的内容主题更加多元化。
（二）叙事方式从宏大叙事走向多元叙事，叙事结构去中心化
经典童话的叙事方式是以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方式为主，而经过改编的童话则采用了多元化的叙事方式；经典童话围绕一个中心，各个片段互相联系，呈现统一性的特点，后现代主义使叙事结构去中心化，出现多中心叙事结构。后现代主义在童话故事题材的选择上尊重多元化，并且要求幼儿教师要充分挖掘故事的多个中心，开展语言教育活动。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打破了宏大叙事的传统惯例，全书虽然分为三大部分，一百零七个独立片段，但读者很难看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他声称碎片是他信赖的惟一形式，故事是不同片段随意组合的一个集合体，各个片段相对独立，叙事结构多元化。
（三）情节与人物角色体现生活化、情境性
生活化即故事情境贴近社会生活现实，人物更加写实生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情境生活化，后现代主义从经典童话常发生的情境（城堡、森林等非真实的情境）转向了现代生活情境。二是故事角色生活化，人物贴近幼儿的生活经验，反映了幼儿的真实生活。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是典型的代表之作，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离开了神秘的大森林，来到了现代都市中生活，做着与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样的事情。童话的情境被放置到了现代社会背景之中，人物角色变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通人，这一场景和形象更利于幼儿联系自身的经验来理解经典童话。
（四）模式打破传统，结局凸显多重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打破了读者对传统故事结局的期待，使故事结局拥有多重可能性，读者通过“白组织”来理解经典童话，引起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对话”，引领读者以开放的、多元的视角来解读童话故事，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也为经典童话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例如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故事的结局并非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王子吃了巫婆为白雪公主准备的“毒苹果”――一杯有毒的伏特加吉布森酒，公主在王子墓前为爱而死。这一故事结局彻底颠覆了读者对传统故事结局的期待，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种新形式给人独特的、全新的心理体验。David Wiesner在2001年改编的《三只小猪》甚至让读者看不到结局，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
（五）内涵淡化道德说教功能，道德判断从绝对走向相对
经典童话创立之初是用于培养儿童社会意识的，以稳定和巩固社会秩序。后现代主义改变了经典童话传统的认知范畴，即非善即恶、非白即黑的二元定律道德判断法则。它认为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道德判断从绝对走向相对。因此，教师要启发幼儿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允许多元化的道德判断。在安徒生的经典童话《丑小鸭》中，塑造了一只相貌极丑的丑小鸭因为其长相而受尽了折磨，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一只漂亮的白天鹅。而席斯卡和斯密斯参照《丑小鸭》创作的《真正的丑小鸭》中，故事放弃了丑小鸭的浪漫幻想，回到了现实故事本身，主人公还是那只丑小鸭，但是它由自卑的鸭子变成了自信的小鸭子，通过对高雅天鹅理想的破灭，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不一定都会实现。由此可见，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故事一改传统的道德判断方式，开始以多元化的道德判断法则来理解故事所表现的道德原则。
三、经典童话改编的未来：传承与超越
后现代主义使儿童文学更加多元化，关注儿童个体的文本解读和多元理解，使读者拥有多元化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的心理感受。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可一味地固守经典、迷信经典。然而，我们应当明确被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的经典童话，依然是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和典型。结合对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经典童话嬗变的探索，对于经典童话改编，应当做到传承经典与超越经典。
（一）传承经典
传承，就要继承经典童话的“经典味儿”。在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经典童话因其过分强调童话故事的模式化和传统化，遭到“颠覆”，但“颠覆”并非灭亡。经典童话充分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及表达力，它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惩恶扬善的普遍心理，传递给儿童发现、创造和维系爱与美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粹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儿童文学中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对经典童话进行改编时，要在注意“以儿童为中心”的基础上，汲取经典童话在人物选取、情节安排和价值传递等方面的精髓，让经典童话继续发光发热。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波及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90年代，文化研究经由澳洲，中国台湾、香港继而传入内地，很快内地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文化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儿童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1990～2011年间共有98篇论文，其、硕士论文6篇。有代表性的专著是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的《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边霞教授的《儿童的艺术与艺术教育》。另外，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目前已出版六辑，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化研究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见，国内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纵观近20年来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儿童文化的概念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提出关于儿童文化概念的学者是邹义华、李超彬（1991），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指“在既定的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反映儿童社会群体生活状况，体现儿童身心特点，为儿童共认、共有、共享的文化”。这个概念强调儿童文化的时代性、群体性及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在这个概念的启发下，张东娇认为“儿童文化是在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在成人文化模式与社会化模式的引导下，为儿童所共认、共创、独有、独享的社会群体文化”。〔1〕这个概念充分认识到了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作用，而一个“共”，一个“独”，揭示出儿童文化的本质属性：“共”表明儿童文化首先是群体文化；“独”表明这种群体文化的主体是儿童，而不是成人，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它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下形成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儿童文化以新的内涵，对儿童文化的概念界定也推陈出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晓东、边霞等人。边霞（2001）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区别出发，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它基本上是一种口语文化。成人文化则是建立在成年人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是一种文字性的、抽象的文化”。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在儿童的精神和行为层面，强调儿童这一群体特有和共有的生存方式。受此概念影响，杜晓利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2〕这一概念增加了对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的描述，强调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之间交往的产物。而走在儿童文化研究前沿的刘晓东则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3〕这个概念延续了其儿童精神哲学研究的思路，从内隐的精神生活和外显的文化生活两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儿童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儿童文化的特征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东娇从儿童处于预期社会化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预期社会化决定了儿童文化具有开放性、可塑性、模仿性、夸张性等特点。〔4〕邓琪瑛则认为儿童文化具有“两端”属性，这“两端”属性指的是儿童的“原初性”和“可塑性”。“原初性”是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儿童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可用“童心”来概括；“可塑性”是指儿童后天培养的可能性和上升空间，有效方式是教育，这两者构成了儿童文化的双重属性。〔5〕这里阐明的是儿童文化内在本质的规定性以及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具有形象性、非功利性、过渡性、非正规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互补性。这一分析初步归纳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后来，有学者站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把儿童文化特征归纳为整体性、超现实性、游戏性、自主性、开放性。〔6〕这一分析体现了儿童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变化的特点。刘晓东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以诗性哲学的语言描绘了儿童文化的特征：儿童文化是诗性的、游戏的、童话的（或神话的）、梦想的、艺术的，是好奇的、探索的，是从本能的无意识的逐步迈向意识的，是历史沉积的，因而是复苏的，是转变的、生长的。〔7〕尽管有学者对这些用诗一般语言描述的儿童文化特征有所质疑，但刘晓东对儿童文化诗性、游戏等特征的归纳，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有学者从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儿童文化具有“生态的整体性、游戏性、直接参与、原发性、想象力、乐观主义、冒险等等特性”。〔8〕对儿童文化特征的概括，较为全面的是边霞（2000），她认为与成人文化相比，从表现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逻辑的文化；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这一表述从行为到精神层面对儿童文化的特征作了全方位解读。
3.儿童文化的功能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儿童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来谈儿童文化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一种满足儿童需要的文化，儿童文化为儿童发展自我意识，产生自我教育的动力，掌握自我教育的手段，找到自我教育的榜样，并把它内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提供了场所、方法、手段（邹义华、李超斌，1991）。还有学者指出，儿童文化是儿童预期社会化的中介，具有桥梁作用，也是儿童自我发展的铺垫。〔9〕这两种观点都认识到儿童文化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中介、桥梁或纽带作用，是必经之路。刘晓东更是在充分肯定儿童文化除了有对儿童身心发展给予滋养的作用之外，还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指出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具有反哺、拯救功能，正如他所言，“儿童的心灵、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清纯、儿童所具有的自然天性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功能”。〔10〕在儿童文化功能方面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郑素华的《生存·游戏·确证——论儿童文化的功能属性》一文，文中指出，儿童文化既构成儿童生存的现实，又构成儿童对现实生存的理解、叙述和表达，儿童文化的这一深度图景，在功能属性上显现出儿童文化与儿童生存之间复杂的关联；儿童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儿童。潜藏在儿童文化中的游戏，对儿童的生存具有卓越的意义。儿童文化体现的是一个完整、多样、丰富的儿童世界，在生存理解所实现的秩序化方面，它显现为儿童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和所属共同体的认同。〔11〕这一论述关注的是儿童文化的内部功能，但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外部辐射功能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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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童文化的生成
在探究儿童文化是如何生成时，大部分学者都认识到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化是在成人文化的引导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刘晓东从儿童社会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本身是社会成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文化，儿童的社会化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此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成人文化的影响。由于成人文化并不总是理想状态，所以儿童文化的生成过程是“成也萧何败萧何”。〔12〕也有学者将儿童文化的生成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一是儿童自己创造的文化，即儿童文化是儿童作为文化的参与者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果，如某些儿童发明的游戏、童谣等，他们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描述；二是关于儿童的和为儿童的文化，即由成人为儿童创造和设计的种种文化，诸如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艺术、儿童游艺、儿童心理等，这部分中成人起关键作用。〔13〕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密关系。儿童文化除了受成人文化的影响之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自己建构的文化，是儿童群体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普遍存在于儿童的交往、游戏与生活之中，包括幼儿园一日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等。〔14〕还有学者（裘指挥，2003）认为儿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幼交往的相互作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在探究儿童文化的生成问题时，除了立足儿童是这一文化创造主体之外，还要把儿童文化问题与人类整体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思考，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把儿童文化的生成放到儿童文化诞生的总体社会文化土壤中去。儿童文化是文化传递的产物，儿童文化是习得的，儿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濡化过程（濡化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即下一代文化对上一代文化的学习和保持，并受上一代文化较大的影响）。濡化构成儿童文化最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它体现为既本文由收集整理有文化对儿童内在精神与心理的型塑（形塑是由英文shaping翻译而来，类似于塑造）、不同社会中儿童的养育模式、成人的儿童观对儿童文化呈现形貌的规约。作为高级濡化活动的教育在儿童文化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现代学校儿童文化或校园儿童文化的出现，显示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儿童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15〕由于这一观点对儿童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先天性特质的关照有所忽视，因此有学者指出，儿童是集天性和文化性于一身的，儿童期是天性和文化性角逐最直接、最激烈的时期，在儿童天性与文化性这对矛盾体中，单纯强调以文化“化”天性或者天性至上都是不全面的，儿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是天性与文化性的相互作用，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文化。〔16〕在儿童文化生成问题的探讨上，比较全面的是钱雨，她在阐述儿童文化的发生机制时指出，“儿童文化的形成与发生既包括先天结构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生长环境的熏陶与感染。前者体现为人类种族历史与生物遗传特性的作用，后者则主要包括了儿童同伴与成人文化的影响”。〔17〕可见，儿童文化是在先天和后天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渐生成的，而儿童文化所具有的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双重属性也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
5.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具备了差异性、多样性的特质。〔18〕因此，在差异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必然的。儿童与成人是一组相对概念，没有成人就没有儿童，反之没有儿童也就没有成人，儿童文化研究的起源也是基于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关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文献梳理后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共生，是对立还是统一这一角度来思考和探讨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持对立说或者冲突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从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控制、侵略、渗透等角度来谈如何保护儿童文化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关系（也有学者称之为共生关系）。刘晓东指出，“儿童文化是演进着的，其目的地是成人文化，任何成人文化的目的地又是儿童文化。成人文化是在儿童时期所建构的身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持续进行的经验重构，成人中的伟大人物都是像儿童一样的人；成人通过与儿童的交往而将成人文化传递给儿童，其中部分成人文化被儿童所吸收，成为儿童生命和生活中的内容。儿童和成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互补和互哺中相得益彰”。〔19〕边霞（2001）则认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分属两种文化，两者的标准、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相遇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冲突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压制。然而，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处在一个连续体上，成人文化要向儿童文化学习，儿童文化也必然会向成人文化发展和演进。更有学者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两者的关系，他们认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是和而不同，是互为条件的共在；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之间必须进行对话交流，必须承认普遍共有的规范，默认共同的规则，这样，两种文化才能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20〕可见，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大家庭中的两种典型形态，儿童文化作为两者相互交往的主体，他们通过对话交流，遵守共同的规范，达到共识与融合，共同生成“美美与共”的人的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和谐谱写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纵观国内学者20年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大致呈三条主线，一是对教育机构中教育对象（比如幼儿、小学生、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性进行探讨，研究者往往把儿童文化放到学校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将儿童文化界定为一种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以郑金洲、谢维和为代表。二是在媒介迅速发展以及教育的异化导致童年日益消逝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捍卫童年”“把童年还给童年”“保卫童年”等口号，他们强调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截然不同，应保护儿童纯真、善良、富于幻想的精神世界，反对成人文化对儿童的侵略和渗透，主要以卜卫、李镇西、刘铁芳为代表。三是强调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征，他们认为儿童的生活、精神世界不同于成人，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因此儿童文化有其独特性，它与成人文化是一种生态式的共生关系，主要以刘晓东和边霞为代表。尽管国内学者在对儿童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对儿童和童年依旧所知不多”。〔21〕在分析目前对儿童文化研究种种不足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对儿童文化的研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入。/
1.对儿童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待深化
我们看到，学界对儿童文化本质的揭示不断深入，从最初的“儿童没有文化”到“儿童文化是儿童社会化的桥梁”再到“儿童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儿童文化是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综合”。这一演变呈现出研究正逐步触及儿童文化的内核。但是，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正如伽达默尔曾说过的，“也许我们知道文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然而倾尽自己所知也不见得可以讲出文化是什么”。〔22〕研究者总是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考察儿童文化，这会受自身知识背景、价值观、方法论或个人旨趣的影响，往往很难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儿童文化的本质。因此，对儿童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运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文化，将会使我们逐渐逼近儿童文化的本质，逐步看清儿童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2.对儿童文化功能的认识有待全面
无论是把儿童文化看作是社会化的桥梁，还是认为儿童文化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儿童的生存、游戏及自我确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认识都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谈儿童文化功能，或多或少忽视了儿童文化的外部功能，如对成人文化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滋养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儿童文化中包含着先天与后天两部分的内容。和其他文化相比，儿童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先天的、自组织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先天文化结构与人类种族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后天的则主要受同伴和成人文化的影响”。〔23〕可见，无论是儿童文化中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部分，整个人类群体文化对儿童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反之亦然。成人和儿童应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互补互哺，才能共同成长，相互拯救。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只有互补与互哺，人类才有可能拥有更为美好、更为文明的未来”。〔24〕显然，儿童文化对成人文化甚至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巨大反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将儿童文化置于人类整体文化中去分析、考察，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儿童文化功能。因此对儿童文化外部功能的研究将是今后儿童文化功能研究的新领域。
3.儿童文化研究要更关注儿童的年龄阶段特征
儿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年龄跨度来看，比较普遍的说法是0～18岁，这么大的年龄跨度，要全面把握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在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也许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儿童文化本质打开另外一扇门。当然，分年龄阶段开展研究是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肢解儿童文化，毕竟儿童文化存在儿童共有的、稳定的、历久弥新的特质。当前儿童文化研究领域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钱雨，2005；张晓玲，2005），他们都将儿童文化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学龄前儿童及小学生阶段（12岁以下）。可见，分年龄阶段来考察儿童文化是今后儿童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换喻 隐喻 深度模式 叙事
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的叙事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叙事模式的差异既由不同的叙事内容决定，又反过来影响叙事内容，二者是互动的关系，辨析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的叙事模式的差异，既可以了解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的大致走向。又有利于国产儿童片取长补短．不断发展。
一、换喻式与隐喻式：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不同的叙事模式
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的叙事模式颇不同；中国几乎清一色是换喻式的：而西方则以隐喻式占优势。
新时期堪称中国主流儿童电影的基本上是历次评奖中的获奖影片，如《草房子》、《花季雨季》、《一个都不能少》、《上学路上》、《女生日记》等。一来它们的艺术成就较高，二来从叙事模式上说，这些获奖影片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问世的几百部儿童影片中属于换喻式叙事的占绝大多数。其主要特征：一是取材于当代儿童少年的现实生活，影片的戏剧冲突大都是由儿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炼。比如《花季雨季》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特区少年所面临的升学竞争与矛盾《草房子》表现农村少年与疾病、与父亲的生意赔本、家庭经济破产造成的贫困的斗争：《一个都不能少》是出了农村单亲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失学问题《上学路上》提出了西部农村重男轻女造成女童失学问题。正是这些县实行很强的叙事内容决定了其换喻式的叙事模式。
二是不可逆性的线性叙事结构。换喻式叙事的儿童电影大都可称为“问题影片”，通常从表现儿童少年在困境中的痛苦、挫折和迷惘开头，接下来表现儿童少年的奋斗历程，它构成影片的主要情节。比如《草房子》中桑桑的父亲背起桑桑到处求医问药，温幼菊老师母亲般地安慰这个情绪低落的学生。同学纸月送给桑桑一个能用很久的书包，意在鼓励他坚强地活下去《花季雨季》中的谢欣然升学在即，家里的户口还没调来深圳，直接影响到她报考深圳大学，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她却不赞成父母托人情、走关系来解决户口问题，宁肯将报考深圳大学的机会让给同学：《上学路上》中的王燕利用暑假时间给自己挣学费《一个也不能少》中的魏敏芝老师用向同学借来的盘缠，踏上了寻找失学的张慧科的路。影片的结局交待主人公奋斗的结果。桑桑的病被治好了，他的痛苦解除了：谢欣然因为高风亮节被评上特优生，这使她获得了报考深圳大学的资格，与此同时她家的户口也调到了深圳；张慧科终于在魏老师的苦心寻找与真情感召下回到了学校。主人公们最终都重新找到了幸福、获得了成功。让迷惘的心灵重新充满了光明。这种先问题、后解决，先原因、后结果的叙事就是线性叙事，从逻辑上说，线性叙事的时间秩序是不可逆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秩序的模仿；从审美视角看，其喜剧模式是对儿童审美接受心理的模仿。儿童由于内在生命力旺盛，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积极的，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即便影片主人公在生活中遇到重重磨难，他们也相信美好的未来一定属于他们。儿童电影只有结局美满才能满足他们的审美期待。儿童的这种心理特征与审美情趣也是不可逆的。对现实生活逻辑与儿童心理的双重模仿决定了换喻式叙事必然具有线性结构，其叙事秩序具有不可逆性。
三是“特写镜头与换喻式的剪辑方式”。比如《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镜头就是一个特写镜头，这个年仅13岁的小老师，朴素的穿着打扮，带着童声又有老师口气的讲话，稍嫌纷乱的头发和由于担心和着急而流泪的双眼，这些脸部细节的夸张性表现，能将主人公的形象顷刻间鲜活地烙印在观众心中，使观众受到深深的感染。特写镜头正是现实主义影片凝练叙事的点睛之笔，常能收到以一当十、以一斑胜全豹的艺术效果。所谓换喻式的剪辑是指以时间做中轴联络电影画面的表现方式，比如《女生日记》中情节单元的切分是以一天一天的日记为段落标志的。它既不打乱日记特有的时间流顺序，又能巧妙连接那些最能表现主题的生活片断，使情节的跳跃性和完整性达到平衡，既满足了电影以有限时空装载更大生活容量的需求，又让观众不感到突兀。《女生日记》在剪裁上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以几篇日记的内容概括了孩子们一段时期的生活。动画手段的利用使剪辑方式符合当代儿童的审美趣味。
当代西方主流儿童电影的隐喻式叙事的基本特征：
一是“采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具有理想性、抒情性和夸张性的特点，它适于表现神话、传说、童话等非现实题材，比如《哈利・波特》《魔戒》、《纳尼亚传奇》都是由世界名著童话改编的影片。象征主义影片中展示的世界是超现实的梦境。或是对现实生活夸张、变形的表现。比如美国的《塞路宝贝》、《天才婴儿》等即属于此类影片。
二是叙事结构的非模式化。由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影片以表现幻想世界为主，源于编导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的花朵只有在灵感来临的刹那才能绽放，在顿悟中敞开事物隐蔽的本质、发现生活新的广度和深度，洞悉人所未见的儿童世界奥秘，因此带有独创性和不可模仿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电影艺术画面与叙事结构必然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哈利・波特》1―4集，还是《魔戒》、《纳尼亚传奇》的叙事内容与叙事结构都大相径庭，这正是孩子们看了一集《哈利・波特》以后还要看下一集、看了《啥利・波特》还要看《魔戒》、《纳尼亚传奇》的原因所在。再如《塞路宝贝》与《天才婴儿》虽都以当代西方婴儿生活为题材，但主题相差悬殊，叙事结构判然两样。《塞路宝贝》述说一个普通婴儿战胜三个绑匪的故事。观众心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性，但主人公塞路对此却全然不知，他只是按照天性的指引，一步一步离开匪窝，任意而行，不期然地被一位妇人当作自己的东西带走，而后塞路又阴差阳错地去了博物馆，爬进关着一只大猩猩的笼子里，并意外受到大猩猩的保护。在这里玩腻了，他又趁看守人打盹儿之机，溜进建筑工地，随升降机来到高空，俯瞰整个城市风景，之后又随升降机稳稳当当回到地面，最后竟然出人意料地摆脱了绑匪的追击。安然回到母亲怀抱。这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当代传奇。它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偶然，而谁有幸碰到一连串的总是偏向好的方面的偶然机遇．谁就能创造奇迹。这部影片隐喻叙事的结构机制就是呈现偶然的一系列巧合。
《天才婴儿》从总体上看更像一个寓言或象征，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科学仪器已经能够破解婴儿 前语言期的“咿呀”之声的所指，由此展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在这里，成人与婴儿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一个天才婴儿的智力能够超过一群成人科学家，成人科学家本来要将他当实验品，不想反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上。婴儿不再是边缘人，成人中心主义被解构，婴儿靠自己的智慧从成人的掌控中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将现实逻辑彻底反转过来的非现实的世界。反逻辑就是这部影片的结构机制。
再次，电影隐喻叙事常常采用夸张、变形、梦境等表现手法。《哈利・波特》的基本表现手法是变形。从决斗场上马尔福挥动魔杖变出一条蛇，到小天狼星布莱克变身为一只狼，从被伏地魔附体的两面人奇洛，到变身为赫敏宠物猫的小矮星彼得，变形无处不在。在《魔戒》中，魔戒能使人隐形，隐形是一种特殊的变形。在《哈利・波特》中，哈利常常作怪梦。这些梦实质上是对未来进程与他的命运的预示。而《天才婴儿》则可称之为编导的一个白日梦。夸张手法在《塞路宝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塞路的胜利是对现实生活中一连串的偶然与幸运的夸张。
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不同的叙事模式必然会影响到影片的艺术价值。儿童影片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儿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儿童，其思维都有偏于幻想的特征。从审美情趣上看，他们都爱好异端，因此电影隐喻叙事更能得到儿童的喜爱，这就是《哈利-波特》等当代西方儿童电影在全世界的票房价值高居榜首的原因所在。
二、合与分：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不同的深度结构模式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任何叙事结构都有表层与深层之分。所谓表层结构是指叙事的情节结构：所谓深层结构是指制约着表层结构的深层文化传统与哲学意识，它又被称为叙事的深度模式。当代中西主流儿童电影不仅表层叙事模式不同，深度模式也各异。
当代中国主流儿童电影换喻式叙事的深度模式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尚“合”的哲学意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道家学说的核心；它与儒家崇天重道、守道顺天的意识一脉相承。这意味着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大致相同。当人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不是离天叛道张扬人欲，而是克己以求与天、道合一。从哲学视角看，就是尚“合”求同。这种哲学意识不仅是中国一切社会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沉潜在当代中国的一切艺术创造与文化创造之中，也是当代中国主流儿童电影的深度模式。比如《草房子》中的桑桑，一旦他生病的事实形成，他与他的家人就不再怨天尤人，而是正视现实，积极治疗以求康复《花季雨季》中的谢欣然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想改变深圳特区的户口制度与招生考试制度，而是自己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不使自己沮丧：《上学路上》中的王燕既无法改变母亲的重男轻女意识，也没法做到让自己免费上学，于是她只好养羊羔、卖鸡蛋、采枸杞赚钱，先凑够了学费，再上学《一个都不能少》中，“一个都不能少”是村长向魏敏芝提出的要求，它对魏敏芝的约束力量犹如法律条文，违背了她就拿不到代课费。因此她能做的只有千方百计看住学生，使他们一个也不少。换喻式儿童影片不是不表现儿童的抗争或奋斗，但是无论是桑桑治病：还是谢欣然决定将报考深圳大学的机会让给同学：抑或是王燕想尽法子挣钱：以及魏敏芝对失学学生张慧科的寻找，都是在环境(天)与原来的游戏规则(道)不改变，或环境与规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奋斗，主人公们化解了与环境的冲突与矛盾，重新达到人与环境融合、与自然之道同一的境界。可见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意识与“合”的哲学理念是当代中国主流儿童电影情节走势的真正决定性力量，是换喻式叙事的深度模式。
当代西方主流儿童电影隐喻式叙事的深度模式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意识，其哲学根基是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这种文化意识与哲学理念在西方源远流长。从希腊神话时代起，西方就有一种人本思想，希腊神话中的神祗都是人形神，神们的恋爱故事是人的的张扬。肯定人与人的欲望的合理性构成了希腊神话人本主义的神髓。这种人本意识中经文艺复兴运动得到进一步的高扬，成为西方一切人文学科的基础。西方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近代科学的摇篮，这两样东西大大提高了西方人征服、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既树立起西方人对科学的信仰，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人的主体性。这种关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念内化为一种哲学观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西方人的思维即强调差异的“分”的思维，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性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分”的基础上。分，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就是求异。于是人在自然(环境)面前不是安于现状、恪守自然之道，而是改变环境，让人获得更大的自由。
二元对立与分、求异思维是西方一切文化创造的精神内核。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与分、求异思维的总体框架下，西方当代主流儿童电影的隐喻式叙事在内容上才能斑驳陆离、目不暇接；在形式上才能花样翻新、变化无穷。《哈利・波特》与《魔戒》虽同属于英国人的创造。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基因，但就叙事层面而言，二者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故事情节，亦或是形式表现，都相差悬殊，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它们在精神上又有同一指向；当人与环境发生矛盾时，他们永远不安于环境的安排与束缚，而要为实现自己的意志顽强拼搏，做环境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冒险正是他们改变环境、实现自我意志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哈利，还是弗拉多都是通过冒险修炼与表现出自己的英雄性格，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他们与恶劣环境斗智斗勇的对抗中得到张扬。西方儿童电影的隐喻叙事还竭力标榜英雄反抗环境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无论是在魔法界，还是在中州世界，历史的秩序与面貌皆因他们的行动而改变，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也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他们的生命价值也由此得到彰显。
【关键词】 童心说 超越性 超越特征 经验性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 艺术 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www.133229.Com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 教育 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 自然 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 理学 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 总结 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 规律 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 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 艺术 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 发展 ，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 规律 ，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 历史 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 经济 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 潮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 总结 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特征及其文化根源，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观照和指导当代的审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童心说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时，采取一种重视审美意识的原初状态、更符合文学艺术本质和独立自足性的审美态度。当前的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些文艺创作在内容方面体现出了现实化和娱乐化的特征。这与“童心”概念诞生的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望和文化要求的市民文艺蓬勃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繁荣的状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关于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遭遇的娱乐化的市场原则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或许可以从童心说美学思想中得到启发。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到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对文艺创作审美本质的回归，与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它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尊重，以及对文体创新的肯定，都符合市民文艺发展的要求，自李贽开始并影响到金圣叹的小说点评就是证明。童心说对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提示我们在处理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市场原则与审美本质的矛盾问题时，将注意力返回到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学艺术的本体上来，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以坚持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本质为前提，兼顾娱乐性和市场原则，而不能为迎合或者采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其次，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提醒我们重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理性反思的作用，从创作源头上赋予文学艺术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的动力，提高它们的审美价值。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传统所造成的理论模糊性和经验论思辨水平。这种文化特征通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使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影响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缺少理性反思和自我超越意识的特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审美创作主体重视自身思想的丰富、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在此基础上，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全面、理性地认识童心说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源，挖掘它们的合理内核，反思它们的局限，用以观照和启发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正是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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