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GDP；消费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工业化进入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当年价格1090美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1978年的568018亿元增长了4214倍多。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0，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0。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阶段，并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机遇。一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二是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三是自主创新的开展必然介入成套机器设备的更新。从所处的矛盾凸显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0。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
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0的特征，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统一为一个过程。从经济发展来看，既要加速实现传统经典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又要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从经济转型的任务来看，面临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由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为支持的功能型城市化转型，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双重制度变迁既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又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2006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14B4713B4013，对照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阶段转换的/拐点0已经出现。从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18B2318B3114，/非农0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12%，比之工业化先行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得多。从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0统计的/城市人口0占总人口的比重，2007年仅仅为4419%。因此，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升级方面做文章。在需求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重点发展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形成以住、行为主要增长点的需求结构和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创新推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四、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食品消费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01869逐渐下降至2003年的0155，进而下降到2006年的01428。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
消费结构对发展度的贡献率不断增长，1993年为111%，2003年为218%，而2006年上升至413%，这是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资产市场上财富效应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改革的进展等因素所致，并且消费增长很可能最具活力。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步超越投资，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的贡献率。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大众消费时代。
五、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转型增长，这种转型增长表现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增长，在内容上表现为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增长。传统产业部门与现代产业部门同时并存于整个国民经济，而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进行的。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所有的产业中，大致上报酬递减支配传统产业部门加工行业，而报酬递增则统治着现代产业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也由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机制。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资源到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一、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四个战略阶段 过程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为基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目标、发展机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科学创新，一方面，遵循“均衡——非均衡——新的均衡”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探索出“平衡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本文是笔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战略阶段做的分析与概括，求教于同仁探讨。
一 第一个战略阶段：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整个国家处于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国家的经济比重70% 在沿海，30% 在内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充实，内地广大地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如何加快内地工业基地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捍卫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高度重视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建设，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高度重视新中国的经济布局。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论述，其一，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这个战略思想；其二，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其三，使工业布局趋于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其四，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其五，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其六，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根据“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央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建立分布均匀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上。就全国来讲，要平衡发展；就内地来讲，要重点发展。平衡是大局，平衡中又有重点。中央在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以内地为投资重点，以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工业基地为重点。1956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战略部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七个新的大型工业经济中心，使之成为七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内陆地区。我国“一五”期间将有694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的472个分布在内地。“二五”期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9%，交通投资占60%，资源投资占75.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也随之调整，决定加快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步伐。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重点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时期，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5%，达2000亿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建成国营企业29万个。到1975年，全国1500个大型企业中，西部占40%，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个战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基本特征是：国际战略环境，前期是苏联援助，国际形势温和，开放型发展；后期是外部封锁，国际形势险恶，全封闭型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战略思路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结合；战略特点全国一盘棋，重点在内地；战略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有力的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独立自主。
二 第二个战略阶段：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经济战略思想主张对外开放，建设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循序渐进地开放。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因此，开放发展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邓小平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讲话中指出，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因此，特区要“成为开放的基地。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又实行了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战略。
邓小平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创新就是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结合部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全国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在4个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又先后逐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放开发海南岛和浦东，开放开发沿边沿江地区，开放开发内地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渐进发展、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纵观历史，雷伊·达里奥认为，这两个影响因素已经改变了国家的竞争力和负债水平，进而引起了相对财富和实力的变化。雷伊·达里奥补充道，不同的经历会导致不同的心理倾向，而不同的心理倾向又进一步导致不同的经历。这些普通的因果联系主导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实力和影响力的典型发展循环。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国家通常会在发展循环中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家会很穷，连国家的人民都认为自己很穷。
在这个阶段，该国人民的收入会非常低，大部分人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他们不会浪费任何的金钱，因为他们觉得金钱很宝贵。他们也不会谈论债务，因为储蓄紧缺，没人希望借钱给其他人。这是未充分发展的状态。
第二个阶段，国家会快速富裕起来，但国家的人民仍认为自己很穷。
在这个阶段，该国人民的行为和他们处于第一阶段的行为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虽然有更多金钱了，但仍然希望储蓄，他们的储蓄金额和投资金额会飞速上升。因为这些人通常是经历了贫困阶段的那些人，同时又因为这些人在一个金融体系缺乏保障的年代成长，一般会对金融类事物保持警惕，所以他们仍然会a）努力工作，b）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c）实行固定汇率，d）大量储蓄和e）继续在他们看来有效的投资——产能、黄金和房子这样的固定资产、还有其它国家具有储备能力的债券。
第三阶段，国家会继续富裕，人民也觉得他们富裕了。
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因为他们之前对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了回报。同时，社会心理也会改变，从a）更强调努力工作和大量储蓄保护自己免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改变成b）为了享受人生的成果放松下来了。这种社会心理改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经济不景气的新一代人取代了在不景气年代长大的旧一代人。这种心态的改变可以从一些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比如说工作时间下降（通常会从六日工作制变成五日工作制），休闲和奢侈品相对于必需品的支出会大增。
第四个阶段，国家开始变穷，但人民仍认为自己很富裕。
这就是不断提升杠杆（负债）的时期——比如说，相对于收入的债务水平会不断地上升，直到不能再负债了。杠杆提升背后的心理改变是因为，生活在前两个阶段的人已经绝大部分死去，同时主导生活的一代人已经习惯了美好的生活方式并继续保持这种生活的行为方式，他们并不担心储蓄不足带来的痛苦。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赚取的薪酬很高，消费支出也很高，他们的人力成本变得昂贵，同时因为他们喜欢大手大脚，所以他们会经历一个真实收入增长水平变缓慢的时期。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放缓的真实收入水平一致地限制自己的消费支出，他们会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增加他们的负债水平，以走捷径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消费习惯。因为他们的消费支出会继续保持强劲，他们看起来会继续保持富裕，尽管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情况不断恶化。然而，因为他们对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水平下滑，他们的生产效率增速也会下滑。他们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相对与前两个阶段会变得陈旧而且缺乏效率。他们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恶化，这是作为他们国际竞争力下滑的表现。他们更多依赖于他们良好的声誉而不是国际竞争力，获得融资支持他们的贸易赤字。在这个阶段，他们通常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国防事务上，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利益，他们会花费巨资发起战争。通常，虽然不一定发生，这个阶段进一步发展，国家会出现双重赤字——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
在最后一个阶段，国家通常会经历一个去杠杆化和国力相对下滑的过程，但人民对这个现实的接受速度会很慢。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从2006年到2010年,这5年是江苏人均生产总值从3000多美元向5000美元攀升的重要时期,是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准备和积累时期,江苏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转型期。过去50多年时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苏工业化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江苏工业化的持续深入推进,为全省综合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这种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也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迫切需要更新工业化的原有战略,转换工业化的传统模式,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这一转型有着丰富的内容,但主要是指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集约化发展,节约型增长,污染少,环境友好,就业比较充分,信息化带动等。
(2)经济发展的城市化加速期。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子。“九五”以来,重工业化的崛起,加之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实施与500万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与大培训工程的启动,江苏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近10年来,全省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升2.32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是江苏经济发展进入城市化加速期的重要标志。“十五”以来,江苏已制定实施了苏锡常、南京、徐州三大都市圈建设工程,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以及苏北腹地的中心城市正在崛起,省内大中小城市的规划建设普遍受到重视,城镇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城市现代化深入推进,与此同时,城市的本土文明气质和个性特色逐步彰显,这一切表明江苏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时期,城市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中心、主导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
(3)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完善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业已形成,国民经济转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企业体制制度转入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导的企业体制轨道,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成体系化发展,政府经济管理正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社会保障体制正在向城乡统筹协调的现代社会保障体制迈进,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但是,这一新体制还需要健全完善,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有待提高。不仅是构成新体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自身需要深化推进改革,以进一步健全完善,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磨合、理顺、融合,以更有效力地发挥新体制的整体效能,这将贯穿于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
(4)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提升期。最近30年的江苏经济加快发展,不仅得益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也要归功于江苏经济的对外开放和江苏经济的国际化。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外向开拓的战略思路,到了90年代,明确提出了走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省第九次党代会更进一步提出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这期间江苏经济的外向开拓与发展不断跨越新台阶,显着促进了全省企业、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显着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改进了经济的技术与管理,提升了经济的组织运作水平。如今,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国内省内化,省内市场全国化国际化,经济的对外交流、合作与竞争进入全面化阶段。在下一步深入推进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江苏需要注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国际贸易构成,提升外资引进利用水平,更高水平地“走出去”,在持续推进经济国际化中及时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通过这些方面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
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的江苏经济,不仅会出现区别于以往时期和阶段的新特征,而且也对全省经济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
(1)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环境资源与发展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更受关注,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清洁增长、节约增长、高效增长的要求更加紧迫。众所周知,江苏是一个人口大省,资源小省,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少,其工业制造业历史悠久,水平较高,但其所需要的相当大一部分能源、原材料等要靠向省外国外购置引进,而其生产的产品也是很大一部分要靠销往省外国外,这就决定了江苏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大特征即大进大出,过去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持续。实际上,环境资源与经济快速增长扩张的矛盾已经存在,已经构成对江苏经济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今后5-10年,江苏经济总量还将较快地增长扩张,这势必相应地加大对各种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势必加大全省境内环境的经济承载力。对此,理性的选择就是要突出自主创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那些单位资源消耗少、附加价值大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推介、导入清洁生产、节约工作、循环利用、高效运行的产业技术、制造工艺、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模式。
(2)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体制机制创新的任务艰巨。与初中期经济改革不同的是,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体制的核心与关键,涉及人们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再调整,因此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效果更不易显现。如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深化推进相对于以前难度加大了,既要深化推进,又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必要份额和对国民经济足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如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方向现已明确向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努力,但是在省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内涵如何界定,如何从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方面着力构建,如何将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与深入贯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讨和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研究制定实施正确政绩观及其相适应的政绩考核机制与办法,以引导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换和行为规范,正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3)经济国际化格局基本形成,主要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对防范经济风险、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出更高要求。由外贸、外资、外经等所构成的江苏经济国际化大格局的基本形成,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国际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而且更表现在引进来的较多,走出去的不足;货物贸易的扩大,服务贸易的偏小;引进的较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不够。主要产业逐渐融入全球产业链,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但也要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价值补偿和收益福利分配不占优势。经济全球化带给江苏的效应无疑也是两面的,在捕捉机会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和经济管理调节难度。必须高度重视民营经济、本土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密切外资与本土经济的结合,以最大限度地
防范化解国际经济波动风潮所给予江苏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保障全省经济的运行安全。
(4)社会生产能力已可满足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民生问题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与可能都进一步增加。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江苏已经显着扩大了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显着积累了资产财富,已经显着改善了政府财政状况,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趋于多样化多层次化,并在向全面小康生活迈进。“蛋糕做大以后,蛋糕的分配就成为重要问题”。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收入分配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瞩目。社会的文明发展越发要求以人为本,越发要求以居民福祉的增进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重要标准;人们越发要求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越发要求共同发展、协调进步、全面提升,越发要求共享三大文明进步最新成果;不只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需要,不只是有形生活,而且是幸福感、满意度等价值效用,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等。显然地,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期望更大,要求更高,唯有全心全意服务,才可适应时代需要。
(5)经济结构与经济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给相关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企业组织改组改制,新型合作组织、中介组织诞生,大量外来人口因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者队伍和市民群体新的组成部分,期间会产生一些不适应、不合规、不协调的矛盾,需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予以妥善处理,理顺关系,化解矛盾,通过培训、教育、合理规范引导,保持城市、乡村、企业、团体和单位的和谐生态和生机活力,使江苏成为经济投资的热土和人们向往的生活家园。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保险需求；商业性供给
1引言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业经营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使得农村保险保障制度也受到极大的威胁，必须要根据现状提出全新的农业保险制度，以确保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中在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保险需求的前提之下，对其提出商业性保险供给的策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良好的保险保障。
2坚持原则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商业保险而言给予发展机遇，同时也需经营与培育，而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从国外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予以适当的调整，抢占市场先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以下原则：首先，长期经营原则。针对农村保险而言，具体表现为暂时的，还有局部性亏损，这对商业保险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对其进行长期经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精简某些业务，但是不能放弃这个市场。首先，完善的任务强化市场基础投入，比如宣传企业形象，强化其在农村市场的宣传；强化人才培养，构建营销渠道；必须与当地相关部门予以有效沟通与协作，这样能够引导客户潜在需求，让农户对其产品及服务具有一定的关注度。其次，差异化原则。针对农村保险市场而言，一方面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存在有效性需求不足的状况，而这其中的需求不足，将很有可能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也或者是因为保险意识不强引起的，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消费习惯等特点，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制定差异化推广战略，给予差异化产品与服务。最后，农村及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现阶段城乡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农业产业化逐步加快，因而需要从市场一体化角度予以分析，从而全新审视农村保险市场，这其中需要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农业作为基础，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要获得政府的扶持与认可，这样才能推动农村保险得以有效推广。
3实施产品创新而
商业保险公司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根据当前农村经济与政策的最新情况，获取农村经济热点，并且配套供给产品。依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发展要求，则需要不断细化农村市场研究，针对不同层次，还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为他们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和农业及农民的要求。例如针对基层干部而言，需要为其开发乡村干部综合保险，而针对流动人口来说，需要为其设定综合保险、农村流通企业、设定物流保险等。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商业保险公司则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业务水平，开发不同的险种，从而保障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合理的保险保障。
4进行营销和服务创新
农村本身地域广阔，人们密度较小，直销成本极高，保险公司需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继而转变以往直销模式，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设置人出单，或是个人营销制度，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营销渠道，构建合适营销网络。除此之外，要按照农村点多面广，以及区域差异化不断拉大的特点，保险公司必须要调整自身的服务策略，实现创新，并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服务项目。例如针对专业大户，需要给予业务信息咨询，实施异地赔付；针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则需要给予天气预报、防灾技术咨询；针对投保养老的有健康保险，为他们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医疗信息咨询等。
5培养专业化人才
从发展角度来说，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储备及培养，是推进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相较于城市保险市场而言，农村保险市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根据特殊情况制定适合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全新策略，积极培养扎根农村并熟悉农村业务，而且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理赔人员，并且组织开展农业保险承保，还有理赔，再到技术培训，抑或是开展针对性专业技术培训，从而为农村保险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在人才储备完善的基础上，能够构建专职服务农村保险的队伍，这样能够促进农村市场发展具有良好的商业保险保障作为依托，全面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所以从整体角度分析，于农村商业保险需求的基础上培养专业化的农村保险理赔人员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够为农村商业保险的推广与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提高农村经济保险的有效实施。
6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正在不断上升，而商业保险发展的不断完善，促使其在农村经济市场的运用中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大大提升商业保险在农村市场的推广度。本文中从四个层面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还有商业性供给的具体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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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或将要经历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是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公平”大旗，走的是平均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1979-200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效率”的大旗，走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今后第三个30年（2009-203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走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与政治体制相互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以便指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哪一个阶段，并且制定相应的对策。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已无法涵盖当前时期新的历史使命。今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应该是：“创新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能够使潜在的利益得以实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只有经过不断的创新。[1]
一、计划经济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行的是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生活资料采用配给，力争做到社会资源占有平均，但社会效率受到遏制，导致物质供应匮乏，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资源高度集中计划的配置，要素价格被扭曲，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和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社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通过追求资源效率来实现的，如果希望通过平均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结果是南辕北辙。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这表明，从消费角度看，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5%。香港学者丁学良在其《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指出，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但这30年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我国周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在那同一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数量增长都在5倍以上。[2]建国后的头30年，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那么多弯路，就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计划经济，简单地将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资源平均与资源均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源平均只要通过单一的政府配置就可以完成，但那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是脱离生产力状况而试图建立的乌托邦式的生产关系，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扼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客观上迟滞了社会发展。“计划经济”30年的实践证明，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经济标准强加给所有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状态，也延缓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在那段时期，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刘少奇曾经在中被人批判“剥削有功”，资本家在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繁荣，神奇的“亚当之手”在中国同样是起作用的。哈耶克说：“金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3]“计划经济”的30年，所有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但拥有特权和享受的待遇却千差万别，以表面的平均工资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效率也在这形式上的平等中被消耗掉了。个人的财富、尊严、闲暇、娱乐、情谊等有关人们的基本诉求被平均主义抹杀了，资源的价值观以及对正当生活方式的诉求被一套乌托邦的信念所取代，缺乏激励机制的制度缺陷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停滞，持续的政治斗争也无法解决物质匮乏的社会经济问题，促使渴望增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改革者开始关心制度的变革，寻找提高资源效率的社会改革路径。
二、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从1979年到2009年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扩大个人自由，释放个人的创造能力，允许自由贸易、农民进城务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的个人福利改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在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外资利用呈快速上升趋势。1984年为27.05 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为102.89亿美元，1993年为389.60 亿美元，1995年为481.33亿美元。1997年为644.08亿美元，1999年为526.5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居第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这33年中的前29年，GDP年均增长9.8%，最近4年平均增长9.4%。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分享了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带来的好处，经济繁荣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也被释放，老百姓的福利增加，社会资源朝着均衡方向发展，使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改革开放”首先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与否定，调整平均主义对资源均衡扭曲的生产关系，其最成功之处在于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下，人们往往会干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事。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每一个人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与其他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和精神方面辉煌的成就，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威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其社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不少弊端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或者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批判是理性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和经历这一过程。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具有更高效率的制度，尽管其在公平方面还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更多的是天然禀赋所致。靠勤劳致富，靠发明创造和知识技能致富，这种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涉及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不是鼓励人们“巧取豪夺”，更不是权力寻租。所以，制度的设计，既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又要防止腐败。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狄更斯所处的是工业时代早期，社会由残余的封建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平民阶层组成，他用写实笔法揭露当时社会的现状。狄更斯所描绘的那些工业时代的早期特征，譬如低工资、长工时以及童工等等，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许多现象也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早期工业社会的弊端也都得到了反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寻租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在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崇尚泰罗制，到工业社会的中后期，才知道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人们总是希望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它既可以提高效率，又不与我们的公平道德观念相抵触，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的同情心与判断力倾向于对立与分裂，常常纠结在“两难”的无奈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源占有的差别越来越大，“共同贫困”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美好蓝图。困扰政府和社会的问题是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别，出现了所谓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马太效应”。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形成一个处于困惑和贫困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资源占有非均衡状态加剧，效率的原罪凸显，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符合这一时代中早期发展特征的非均衡状态。对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工业时代，面对遇到的困难，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权力寻租等等，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工业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4]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一种混合经济的过渡时期，但中期工业化过程仍然是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形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工业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客观上为全社会的公平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不要忘了亚当·斯密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尽管社会发展以效率为先导和主线，但这一时期中弱肉强食导致的泪水、愤怒和谴责将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状况。单纯地同情弱者，或者悲天悯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那些脱离实际，貌似公平的经济政策以及“形左实右”的言论，才是真正在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的代价，但也从中收获了巨大的收益。从2000年开始至今，参与由外需带动的经济建设的工人在1亿人以上，虽然他们拿着被称作血汗工资的800～1000元工资，但是比较一下他们的机会成本，他们原来是在人均0.5亩土地上年净收入只有2000块。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只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劳动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解放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自始至终都重点关心的一个话题。随着工业化继续深入，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状况在逐步得到改善，环境也在逐步得到治理，民主的进程也在推进。尽管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也不尽公平，但确实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些都必须在GD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人们不要抵触反映GDP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必然会在不断地发展中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伦敦是世界上污染最厉害的城市，美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GDP。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它被用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是一个效率指标，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首先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量。目前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或美国的十分之一，经济发展整体还处于工业时代的中级阶段，资本存量的产出规模也仅是日本的一半，人均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只有日本的5%，中国仍然有几乎一半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领域，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还为时过早，这些差距都是后发优势，但转变发展方式也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30年以粗放式“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一些非常规发展手段，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土地财政，铁路投资等等也都被人们所诟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中国长期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收益衰退，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存在巨额坏账、房地产市场泡沫等等，政府如果不收紧货币政策，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大麻烦。以投资驱动型、粗放的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诱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粗放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体制等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加以解决。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探讨转变发展方式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基础，必须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均衡点。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长期变动预期之中，许多制度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反映相对滞后，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自身。很显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更加务实的价值观念和全方位的创新。
三、创新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计划经济”是正，崇尚的是资源公平；“改革开放”是反，崇尚的是资源效率；“创新发展”是合，崇尚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创新发展”不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简单地否定，而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合理内核的继承、扬弃与升华，促进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计划经济”模式是希望公平地分配蛋糕，“改革开放”模式是希望把蛋糕做大了，然而，“创新发展”模式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还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蛋糕，不断地调整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已经上路，而且涉及方方面面，本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技术创新
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我们要在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从世界历史来看，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已成为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已经在全球展开，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电气革命，法、德等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等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创造了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巩固了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强国或发达国家。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认为：“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将是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5]创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并且呈现出社会化、网络化、集群化、泛在化的新特征。世界主要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跟踪世界上技术发展的趋势，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创新，使我们跟国外技术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切也都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中国在以前的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是一个 “东方睡狮”（拿破仑语），错失了良机。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未来有产业革命中，一定要通过“创新发展”紧紧抓住机会。
中国的制造业目前面临双重危机：一是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原有的产业链条被打断；二是智能时代某些可用机器的制造业回流到发达国家。2012年11月28日，日本大和证券资本市场公司的报告认为，初步迹象显示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中心，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加速，而中国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制造业的接力棒正在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盟七国”手里，即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越南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中国，而过去两年，柬埔寨的出口增速也超过了中国。美国2013年一期的《大西洋月刊》杂志，登载两篇以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主题的文章。其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廉价的优势削弱，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美国智能时代的再工业化，使这一波美国国内制造业复苏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并非经济周期的简单反映。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界把外包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成本下降利润上升。时至今日，制造业风向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制造业内包这一现在尚未大规模产生的现象，是否会在美国进一步扩展，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随着智能制造时代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某些智能制造重新转移回美国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每一款产品升级淘汰周期在缩短，以往的周期大概是几个月，而今可能是几个星期，在当地生产具有明显降低物流成本的优势。新一代智能制造与快速反应技术，降低了产品设计、制造的门槛，对市场的快速有效反应成了抢占市场的制胜法宝。中国必须凭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创新发展”才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出路。
（二）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属于进入工业时展的初期阶段，其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保障的改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将步入工业时代的中期发展阶段，要解决的目标是小康问题，而且，大量的个人财富参与资源配置，为发展所需新的要素与动力，为“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应该研究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难题，以及是如何解决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顺应一个“倒U形”规律。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断拉大，而从现在起今后“创新发展”的30年，中国经济的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这将是必然趋势。问题是在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如何保持生产力的活力，也就是公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如何保障效率的活力。显然，原有的增长方式肯定是不行，只有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的生产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发展，使社会财富为少数群体所掌握，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情绪，不是因为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造成的，30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公平、公正。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50%，城镇化进程仍然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社会公平问题将更加突出。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遏制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数据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的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上，显然，目前的现状仅仅依靠“改革开放”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创新发展”，关键是制度创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赋予的财富增加一直在进步，当人们认识到资源占有均衡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时，克服社会不公平就会有信心。人们在讨论效率和公平的时候，必须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追求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也经历了追求效率的“改革开放”时期，所以，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现阶段，有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才会真正理解寻求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资源均衡理论的价值以及我们未来必然要走的路。
“创新发展”要对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某项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做精确的判断，探讨“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现状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要防止“制度错位”，思想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今后30年，如果再用“改革开放”来定位中国经济就不准确了，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门户已经打开，不存在“开放”的问题，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迟早的事。虽然“改革”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但它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目前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充满了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将经历变动。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渐渐失去改革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身利益的束缚。当改革派变成保守派，社会制度就开始固化，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他们的财富或者特权免受威胁，会采取措施来维护这些财富，所以他们总是会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先驱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具体表现就是将封建社会礼教的糟粕奉为经典，大肆宣传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所以，“创新发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陈志武教授指出，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面。[6]政府在经济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完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政府配置的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更多的是应该从政治制度方面去找原因，而不是完全归咎于经济领域。
（三）解放思想
30年多前，邓小平就发现“计划经济”对资源配置的错位，实行了“改革开放”，吹响了在中国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号角。“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佐证，至于“姓资还是姓社”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至于是否能够成功，要“摸石头过河”等等，这些都是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遗产，必须继承。“创新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要摒弃条条框框，要解放思想，要有符合时展潮流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这一切都应本着“事实求是”务实的理念来实现。目前中国富人大多与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源自于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市场化了的今天，政府在调控和管理市场时，以行政性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一些政府官员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来为自身谋利和寻租，而社会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要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用现代政治制度来约束和制衡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权力不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制衡，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流于空谈，也达不到预想的目标，所以，“创新发展”也必须如同“改革开放”一样，首先应该从“解放思想”伊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研究员在论及国有企业改革时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今天，在特别需要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时候，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7]穷国的劳动力想方设法移民到富国中去，希望同样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不论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这些移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获得“同工同酬”。廉价的劳动力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如果有适合的制度，在全球化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今天，人们不需要如此背井离乡。
（四）国际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倒也乐见其成，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到了2008年，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淡定。就如同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未来学家，包括《增长的极限》，把全球的环境、资源、贫困、战争等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将现在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进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满天飞，西方发达国家也似乎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有时候可能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短期利益，由此会产生对抗与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多少有些无奈，但从常远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所有国家都将受益。当然，在社会发展领域，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绝对不是和平发展道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仍然以“改革开放”敞开胸怀，可能已经不容易被别人接纳了，“韬光养晦”也坚持不下去了。面对原来的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必须用“创新发展”的思维构筑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新格局。主席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用创新的思维参与国际事务，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与世界各国一起参与世界的管理。
（五）资源全球均衡
全世界人们共同的核心利益是资源均衡，中国“创新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世界资源全球均衡，这一目标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在发达国家，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也在整体下降，城镇居民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50.13%降到了37.9%，达到了富裕水平。2002年至2009年7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少，2008年为37.11%，基本稳定和维持在37%左右。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世界资源均衡的趋势。世界经济论坛的2010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中国竞争力上升了两位，排第27名。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23%，发展中国家占28%。预计到2015年，美国将占18.3%，发展中国家将占74%左右，而中国将占16.9%。他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得更加平衡。“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界资源均衡发展的路径如此清晰，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前行。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社会改变现状和寻求发展的实践都会提出特殊的理论诉求和理论任务。今天，我们置身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为背景、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推动理论创新是我们终始不渝的目标。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在经历不同程度工业时代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全球格局中，定位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形成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不断推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新进程。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 J. （1983）.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 Joseph A. Schumpeter ；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edvers Opie ；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E. Elliott.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Books， 1983.
[2]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2011.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5]白春礼.卡位“第六次科技革命”[J] 财经国家周刊，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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