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全国主要集体林区已基本完成了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分林到户后，林地划分细碎化和林地经营分散化不利于林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制约了林地经济效益的提升；而且，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户逐渐发生分化，脱离林地的农户增多，林地抛荒造成林地资源浪费严重[1]。因此，积极推进集体林权流转，对优化森林资源配置和提升林地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规范集体林权流转行为，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许多省、自治区、市、县都进行了规范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的地方性立法，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于2010年组织起草了《集体林权流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有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为满足某方面的特殊需要而在所有的价值中进行的取舍。因此，任何法律制度的价值系统都具有某种取向性和层次性。按照法的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法律的价值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属于第一层次的法律价值，是终极性和目的性的法律价值；第二层次的法律价值主要有公平、效率、秩序等，这些价值相对于自由而言是工具性的；第三层次的法律价值主要有基本人权、社会安定、经济增长等，它们从属于第二层次，是法律所直接反映和保障的价值[2]。从一般意义上讲，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也具有这种“两类三层”的体系特征。但是，随着社会主体对生态利益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制度需要积极回应社会主体对生态的利益诉求，具有明显的生态化趋向。本文在生态视角下对我国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的价值展开研究，目的是探讨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存在的意义和效用，以便探明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发展的向度与深度，克服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偏差。
1生态和谐：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目标性价值
法有许多价值，和谐是其重要价值之一，是法的目标性价值。因为法所体现或追求的公平、效率、安全、秩序等价值都是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服务的。从生态视角来考察，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就是要以实现生态和谐为其价值追求。
1.1生态和谐价值的内涵
一般而言，和谐是事物之间达到融洽、协调和平衡的一种关系状态，而生态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那么，生态和谐就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处于一种协调融洽的状态。具体来说，生态和谐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代内生态和谐。代内生态和谐，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生态和谐。就集体林权流转制度而言，其所关注的主要是森林资源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合理的问题。由于历史、立法、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当前的森林资源利益在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还不平衡。①从国际间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富足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间通过战争和贸易实现了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导致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利用环境资源方面出现了极不和谐的局面。随着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森林资源生长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国际间对森林生态利益的争夺正日趋激烈。②从区际间看，森林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同，各地区对森林资源的实际占有也就不同。由于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公共性，发达地区不承担欠发达地区为改善森林生态环境而支出的费用和为保护森林资源而丧失发展机会所带来的损失，但却享受由此带来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利益，产生了区际间的生态不和谐。③从人际间看，由于不同社会主体的资金基础、技术水平、信息渠道等各不相同，林权流转过程中的人际不和谐现象大量存在。实践中，一部分对林地依附性较弱的林地承包经营者，自己不经营，也不愿意将其流转给别人经营，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失则由穷人来分担；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林地承包经营者由于急需生活资金，而被迫低价转让山林；一些富人投机者，大面积占有林地，通过炒买炒卖山林而一夜暴富。（2）代际生态和谐。代际生态和谐，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生态和谐，它包含三方面含义：①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适度，即当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否破坏了后代人的发展基础；②本代人对修复、改善自然生态条件及保护自然资源的投资是否与他们所消耗的资源量相匹配；③现代人对后代人的补偿能否实现。代际生态和谐要求在开发、利用自然、文化资源时，约束当今世代的行为。然而，在林权流转过程中，一些经营者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关注不够，背离了代际生态和谐价值观的要求。如湖南靖州，广东商人租地只种植柳叶生产木片，已经带来了生态问题。（3）种际生态和谐。种际生态和谐是指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及其他物种相互之间在享受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方面的和谐问题。种际生态和谐不是使人屈从于自然，也不是所谓的“以自然为中心”。种际生态和谐同样允许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在种际生态和谐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有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在保护自然和适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重构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种际生态和谐以限制人类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为出发点，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它强调对人的价值和其他物种价值的承认，要求人类应该维护其他物种生存的利益，并为实现种际生态和谐尽自己的义务。集体林权流转过程中，一些受让主体在获得林地使用权后，改变林地用途，引进外来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其行为已违背了种际生态和谐的价值要求。
1.2生态和谐价值的实现路径
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以生态和谐作为其终极价值。我们需要积极稳妥地将其运用于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中，促进其生态和谐价值的实现。（1）增强资源安全意识，规制涉外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现行法律和政策并没有限制外国投资者成为我国林权流转的主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受让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有农业经营能力”即可。鉴于国际间在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关系并不和谐，森林资源是具有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战略性资源，建议在制定集体林权流转法律制度时，对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无国籍人士及其有50%以上股份的法人参加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的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交易安全和林地的可持续开发利用。（2）考虑地区资源差异，完善集体林权流转配套制度。一方面，培育林权流转市场，实现森林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经济利益与资源贫乏地区的资源生态利益在林权流转制度框架下的交换；另一方面，设计出符合地区间生态和谐的配套制度。如：针对汽车消费或企业生产开征生态税，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保护森林资源；从国家层面建立专门的集体林权流转基金，鼓励更多的主体投身林业建设和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国家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集体林权流转及其监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予以保障等。（3）控制贫富分化现象，保护林权流转各方合法利益。设计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既要保证林权流转各方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林权流转而导致贫富分化。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在构建中要坚持林农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发展目标和道路的原则和一部分人的富裕不以造成另一部分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原则，既要让林权流转到最能够发挥其资源效益的经营者手中，又要控制不合理的林权集中和林权闲置现象。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应该将集体林权流转信息、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集体林权流转监管等方面的内容落到实处，以保障林权流转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4）树立生态伦理观念，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立法。生态伦理观是对传统人际伦理观的超越。人际伦理观下的资源物权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导致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3]。生态伦理观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当代人在利用森林资源时要有生态伦理观念，把为其他物种和后代人创造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生态伦理观念来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立法，需要贯彻生态利益优先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强化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等原则。在法律制度上，设置林权流转激励制度，调动社会各主体参与林权流转和营林育林的积极性；设置林权流转限制制度，加强集体林权流转政府监管，使集体森林资源的经营利用按照生态规律的要求进行。
2生态效率：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手段性价值
词源意义上的“效率”是指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效率既是经济活动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也是各种立法活动和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之一。法的效率包括法的自身效率和法的工具性效率。本文论及的是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工具性效率，即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对我国集体森林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2.1生态效率价值的内涵
生态效率等同于英文中的eco－efficiency，其中eco既是ecology（生态学）的词根，又是economy（经济学）的词根，两者组合意味着生态效率同时兼顾了生态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效率。生态经济学者则将生态效率定义为“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生态效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比值，它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分离关系，是一国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4]。生态效率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测评工具，更是一种理念和策略，它能够使利用自然同满足人类福利的经济活动充分脱钩，以保持自然的承载力。生态效率是促进和保障生态和谐价值实现的重要工具，是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第二层次的价值追求。确立生态效率的价值观对构建合理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生态效率价值观中折射出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思想。生态效率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生态效益同步增长。长期以来，由于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保护，集体林权流转市场迟迟未能开放，严重侵犯了林权所有者的经济利益，造成森林资源的浪费和林区的贫困。新一轮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是基于盘活集体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展开的。然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又会造成诸如林地被毁、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消灭、环境恶化等生态效益损失。根据生态效率价值观的要求，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不应该单纯以促进林区经济发展或严格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为价值追求，而应该通过合理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规范的林权流转行为，实现林业经营中经济与生态的价值和谐。（2）生态效率价值观把伦理考虑引入到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之中。与传统的经济效率价值观相比，生态效率价值观还隐含了一种尊重自然和环境价值的生态主义的伦理性内容[5]。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对经济理论中“经济人”或者“自利最大化”的标准行为假设的背离会因为不同的伦理考虑而出现[6]。比如，人们自觉保护环境，可能是出于一种伦理考虑，而不仅仅是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因此，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林权流转信息公开等措施提高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行为习惯，培育环境投资幸福感和生态消费幸福感等来提高生态效率，进而达至生态和谐。（3）生态效率价值观促进林业法制从保护生态向经营生态的理念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的需求不断增加，林业立法选择了“保护生态”的立法理念。例如，限额采伐制度和采伐许可证制度等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的。这种保护生态的制度设计对林权加以限制，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一方面林业发展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量市场资本闲置也不愿意投入到林业生态建设中去[7]。生态效率价值观提倡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统一，不仅可以克服保护生态的片面性，而且为经营生态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价值基础。经营生态是通过积极主动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活动以发挥生态系统最大效益，促进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经营生态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相应的，林业法制也需要实现从保护生态向经营生态的理念转变，即充分尊重林权主体的经营自，促进集体林权的市场化流转。
2.2生态效率价值的实现路径
随着人们对森林生态和生态效率价值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也需要更新思想并建立和完善一些重要制度，以保障生态效率价值的实现。（1）从森林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界定“森林资源”。《森林法实施条例》对森林资源的定义是：“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这种界定并没有体现森林资源的生态性。“森林资源”实际上被看成是森林中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实际上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森林生态功能并没有被纳入森林资源法律规制的范畴，森林资源所产生的生态利益也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其归属。诚如有学者言，我国现行森林法是只见树木，不见生态系统[7]。生态效率价值观要求不能将森林资源看成是孤立的土地、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而应当根据生态学将其看成一个生态系统。（2）进一步明晰森林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主体。生态利益作为全社会所享有的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来供给。但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生产”全部的公共物品。森林生态利益完全由政府承担，很容易造成我国森林生态利益生产和供给均不足。为了实现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目标，政府必须动员社会的力量加入到环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8]。并且，政府与市场主体在森林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上应当有明确的分工：政府主要在于通过立法，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即制度供给。市场主体是微观的生态利益生产经营主体，在确保森林生态安全的前提下自主生产、经营各类森林资源，市场主体的林木采伐权、林权流转权等原则上应较少受限。（3）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森林资源经营权。我国森林法赋予了森林经营者一定的合法权益，但在生态保护价值观指导下，森林经营者的财产收益权和处置权受到行政权力的极大限制。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森林资源经营权，利益驱动可以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森林经营中。许多发达国家对私有林没有或较少限制的实践，证明了不限制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不仅没有减少森林覆盖率，反而是越采越多，越采越好[9]。现代意义上的林业产业化，包括商品林业的产业化和生态林业的产业化。所谓生态林业产业化，是指把森林生态环境服务当作一个产业来推动[10]。可见，在赋予市场主体经济产权的同时，还必须赋予市场主体对森林资源的生态产权。也就是，明确林地所有者对森林生态利益的所有权，并结合森林生态价值的科学评估，促进森林生态利益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11]。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森林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相容共赢。
3生态安全：集体林权流转制度的基础性价值
学界对法的安全价值的内容有一定分歧，但安全作为法的当然价值之一却是中外法学界的共识。不同的法有不同的安全范畴。集体林权流转立法着眼于生态环境、森林资源的永续良好状态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秩序，即生态安全。
3.1生态安全价值的内涵解读
生态安全是指人的环境权利及其实现受到保护，自然环境和人的健康及生命活动处于无生态危险或不受生态危险威胁的状态。该定义概括了“生态安全”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出生态安全乃一种状态；二是明确说明生态安全是一种受到保护、无危险或不受危险威胁的状态；三是指明对生态安全产生威胁的来源是生态危险[12]。生态安全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①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安全价值形成的首要因素。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出现等这些事实向世人证明，人类已处于一个严峻而紧迫的生态危机时代。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任何局部环境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③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环境自净、修复的阀值，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这些生态问题的出现使得人类客观上希望免受生态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也希望摆脱对生态危机的恐惧。生态安全法律价值的确立完善了法的安全价值体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视阈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面临的危险和威胁主要来自于他人的侵害或伤害、国家的入侵或战争等，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虽然时有面临，但在人们的安全观念里并不占突出的地位。实际上，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或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安全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生态安全价值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生态安全的获得为人类寻求更高一层的发展和安全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没有生态安全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更没有其他安全可言。生态安全是在生态危机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生态安全应当被视为法律的基础性价值，成为法律活动的归宿和予以实现的目标，也应成为法律价值评价的标准。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尽管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很高，潜力也很大，但是现在的森林资源存量却很难满足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需要，中国目前处于森林生态产品匮乏的时期[14]。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作为专门规范集体森林资源经营利用行为的法律制度自然应该将生态安全作为其基础性价值。
关键词：工业园区；废弃物；资源价值流转
工业园区由诸多制造企业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行业组成，随着我国工业“三废”排放问题日益严重，工业园区如想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组织工业共生网络来实现废弃物再利用，通过园区各企业通力配合，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构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价值流管理体系，最终使得园区里的每个企业实现资源效益最优，形成1+1>2的效应。
一、相关理论
废弃物，指广义上的废弃物，不仅包含企业排放出的有毒的、易燃的、有化学反应性的以及其他有害的废弃物，还包含负制品，即本文核算除正制品以外的企业所有产出。
资源流成本不仅涵盖物质流成本，还增加了资源物质形态转变过程中相关废弃物及排泄物的外部环境成本项目，与资源流附加价值和生态损害价值一同构成资源价值流。
资源价值流分析作为循环经济学的子学科，是借助资源价值流对物质能源流的生态导引功能，提出的一种融合环境会计学、工业生态学和资源科学的分析方法。为使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能实现能源、资源节约、环境负荷消减与经济价值增加的“共赢”目标，资源价值流分析研究主要有三部分内容：资源价值流核算、分析评价以及改善控制。
二、工业园区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基本内容
在工业园区废弃物利用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以资源循环为基础，提高废弃物再利用率。
以不同的企业为节点，运用资源价值流分析，核算工业园区废弃物流转过程，并对其流动过程进行诊断，分析出工业园区的潜力改善点。通过废弃物价值流决策分析，确定重点环节的改造方案，改善物质流路线，优化废弃物在工业园区相关企业节点流动过程。对改善后的工业园区废弃物资源流进行评价和控制，根据设立的成本控制目标，时时监测工业园区废弃物流转过程中的内部资源损耗和外部环境损害状态。
通过目标制定、核算、评价与控制为一体的工业园区废弃物循环经济价值流分析，为工业园区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环境绩效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三、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核算模型
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核算细分为三类：废渣、废水、废气。工业园区是以企业为节点来参与资源运作，因此以园区的各个企业作为物量中心，核算废弃物价值。可构建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核算基本式：
WVij=IWVij+WEVij
其中i取值整数，代表园区内各个企业节点，j取值1、2、3，分别代表废渣、废水、废气；WVij表示第i个企业第j种废弃物总成本价值；IWVij表示第i个企业第j种废弃物内部成本价值，包括能源成本、信息成本、材料成本；WEVij表示第i个企业第j种废弃物外部生态损害成本，即工业园区某企业排放未利用的废渣、废液、废气分别对环境的损害。
以上核算模型，应用于工业园区各企业节点间废弃物生产流程层面，能将废弃物内部成本价值流转和外部生态损害成本有效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价值流分析图，完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统一，为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工作的评价、决策与控制提供改善方向。
四、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转评价模型
根据循环经济价值流转平衡方程式，以价值核算模型为基础，将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转进行改造前后的内部损失价值和外部环境损害度进行对比，构建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转评价模型，从而对整个工业园区废弃物循环经济管理的情况作出评价：
Rwi=Rpi×Vpi×Eei
其中，Rwi为总指标，表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Rpi为资源效率，工业园区总产值与资源总投入量的比值，衡量工业园区废弃物利用效率。资源效率越大，说明对资源的利用率越高，资源成本内部流转越高。Vpi为循环效率，是工业园区生产增加值与总产值的比值，循环效率越大，说明工业园区的管理越好。Eei为环境效率，是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增加值的比值，环境效率越高，表示工业园区在废弃物流转方面的管理越优。
五、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转控制模型
对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流转的控制管理以产品成本控制和环境成本控制为主，能够揭示出工业园区经营生产活动的资源成本流和外部损害高的环节，提升工业园区废弃物资源化效益。
首先通过成本计划将成本目标具体化，可根据国家制定的清洁生产标准，并结合工业园区废弃物产业链特点设立其成本控制目标。对工业园区废弃物流转采用循环经济价值流进行计算，严格监督废弃物各生产环节、企业间流转环节的内部损失价值和外部环境损害价值。在生产、企业间流转过程中及时发现与预定成本目标之间的差异，对工业园区废弃物价值利用鱼骨图进行控制分析，对可能造成的较高的内部损失价值涉及到的诸多原因进行总结，并及时给予控制调整，确保制定的成本目标实现。
六、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论证，构建了实物与价值统一、流转与循环结合的工业园区废弃物资源价值流转模型：核算模型、评价模型、控制模型。不仅能有效揭示工业园区废弃物资源的价值变化规律，指出园区生产链中的重点改善环节，还能明确各企业的成本责任，对我国工业园区规划和解决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知识资本化；虚拟价值；市场价值；跃迁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9-0017-04
一、导言
知识转化为资本，是在知识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知识商品化以及“知识取代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等条件下实现的。知识资本化的过程，是企业选择了较竞争者更优的知识积累路径而形成的，它由于提高了产出效率减少了资源消耗，使企业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不过，知识作为劳动的因素，对于新的价值生产来说是潜在源，它只有投入到生产和市场中转化为实际的劳动过程，才能成为价值的现实源，形成价值实体，这个过程即知识资本化的市场准入过程。
在目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使用了“知识资本化”一词，但该词的“化”在更多的意义上停留在对“知识资本”名词动用的功能上，较少有对创新知识如何转化为资本的机制研究以及在这一转化通道中企业如何真正实现获益的扩展研究。在本文中，知识资本化的“化”字在这里是指“一个过程，一种转移……很可能这里既有知识形态的转移、科技范式的转移，又有活动主体的转移、经济支持强度的转移、人才的转移乃至政府职能的转移。”
在此，我们需要对“知识资本化”与“科学技术化”作一个界定和区分。虽然两者最终都可以产生知识产品，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但两者的转化途径和侧重点是不同的。
首先，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概念不同，知识包含了科学技术，外延较科学技术要广，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的高、精、尖部分，但并非所有的科学技术都可以转化为知识资本，只有具备了商品属性特征的科学技术，在以交换使用为目的时才可能成为知识资本。
其次，科学技术的转化途径比较单一，它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其目标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至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是怎样为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过程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它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分解步骤；而知识资本化则侧重于从价值链的角度，侧重于探讨知识如何将无形的、潜在的知识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市场收益和财富，是从企业投资盈利的角度进行探讨，因而两者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化路径必不相同。
作为从生产力角度探讨“科学技术化”的互补，本文拟通过分解“知识资源的输入向资本资源的输出”这一转化通道中企业市场化获利的过程，帮助企业找到知识资本化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最小损耗、最大获益的路径与影响因子。
二、知识资本外转化的路径跃迁
虽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不会自然地作为一种资本的力量，而要经过开发、分类、综合、创新才可能成为一种资本。知识本身并不能独立地作为现实的生产力创造价值，它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对包括知识本身在内的生产资料进行创造性的知识劳动，经过复杂的物化过程，才能转化为特殊的社会生产力。 “更精确地说，虽然资本仍很重要，但在知识经济体系下，资本反而愈来愈像收获(harvest)而非资源(resource)。”
一般而言，知识资本化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知识资本的内转化，也就是说，知识一旦形成，在投资主体的利益驱动下，必然形成一种寻求组织内部资本化的机制，以加速知识的虚拟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二是知识资本的外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途径，通过各经济主体的介入而逐步形成，最终实现知识资本的价值现实化。
知识在组织内部资本化的过程中，通过雇佣劳动经过复杂物化而成为资本，此时，无形的、虚拟的知识价值状态，转化为暂时静态贮存的、虚拟的知识资本价值状态。而知识资本能否实现商品转化最终完成知识资本化，能否将静态贮存的、虚拟的知识资本转化为现实的价值状态，要通过市场化的必由之路来检验。因为市场化的社会经济循环，可以使知识资本实现自身的复制与价值增值，即知识资本如果以市场为原则来选择，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而缺乏市场平台的知识资本，其内在潜质很难得到发挥。因为知识资本还没有进人流通领域时的价值构成，显然只是一种静态贮存的价值，只有通过向外转化、应用和交换才能激活为现实的价值。
因此，虽然各国政府与知识型企业都强调知识资本是创新利润的基础和源泉，但是知识在组织内部资本化的过程中，经过复杂物化而成为工具资本、知识产权资本、人力资本，对于一国和企业来说只是一种暂时静态存贮的竞争优势，如何将这种静态的优势动态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实现市场价值与收益是关键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在于知识和关系。有能力提高工作速度、灵活机动、开拓创新以及联系广泛的企业将受益匪浅”。
三、外转化路径的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编码化
将大量的由人力资本生成的、隐会的个人知识和技术诀窍，系统化、显性化为组织的编码知识，对企业而言是有利的。组织化、编码化的知识资本并不是组织内个体人力资本的简单相加，而是组织知识综合性、核心性和创新性的结果。它是知识由潜在的价值状态向现实的市场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知识价值不确定性逐步减少、知识使用价值不断放大的过渡环节。
1．个人隐性知识显性化为组织知识
组织知识资本转化的终点是显性化的编码知识，但却起点于高度个人化的隐会知识。任何知识最初都只是个体的“私人知识”，含有大量非结构化的、非正式诀窍的内隐知识，不通过组织化过程，这些知识会无序地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无法释放其内含的巨大力量。“虽然知识在个人层面最为丰富，但知识在这一层面上的杠杆效应最小。”因此，组织层次拥有的知识，需要对员工个体和群体的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与编码，使其涌现出个体或群体无法具有的知识特质。
个人知识资本向组织知识资本的转化，主要包括个人的知识产权资本向组织知识产权资本的转化和个体形式的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就个人知识产权资本而言，其转化是一个相对较易的过程。为了开发专利的商业价值，个体发明者通常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专利卖给商业使用者；二是利用此项发明开创自己的事业。
相较之下，将个体形式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组织资本难度较大。人力资本是一种容易变动的资本，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管理者在谈论组织的知识资本时，常常聚焦于如何通过留住知识的载体――员工，从而留住企业知识；但是企业时常不得不面对“如果我们不
能阻止员工的离开”或者“员工必须离开”之时的困境，这时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如何能有效地将员工头脑中的内隐知识传递给新一代员工，如何及时地将存在于个体的知识转换成组织知识。这就需要企业通过与员工个体相联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知识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的良性互动。人们相互交换和交流的知识越多，创造技术远见的机会就越多。
因此，一个组织的知识数量越丰富、知识质量越高和知识结构越合理，其知识势能就越高，使用价值也越大。当人力资本的“私有物品”这一特性的限制被突破时，其动态发展过程就为组织自身的增长和转变提供了一种手段，组织的这种增长和转变又相应地推进了个人知识资本的累积性增长。因此，以人力资本为出发点，促成个人知识的创造，并将个人内隐知识转化为组织的外显知识，是企业寻求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的重要基础。
2．群体隐性知识的“实践社区”
在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资本的过程中，知识通常依赖于两个基本来源：人和文件。其转化方式有两种：一是由人到文件再到人。可编码化知识通过文件化程序化的方式，将员工头脑中的知识传递到组织的“知识地图册”或“知识库”里，以便于以后传递到继任员工或其他员工的头脑中。二是由人到人。通过体验往和非正式交流的“实践社区”，把在职员工的头脑中传递到继任员工或其他员工的头脑中。对于前者而言，障碍在于：隐会知识通常存在于员工头脑中、体现在企业文化里，让人难以明确把握，更不容易对其进行编码化处理；而且，企业在使用这种知识体系时也常常会遇到知识库的内容资源不足、没有证实知识库中的知识是否正确的机制等问题。因此，对于一些实在难以言传的隐会知识，企业往往采取“由人到人”的做法，即由过去事倍功半地试图将其编码化表达的做法，转向提供取得信息的渠道，通过建立直接互动的体验往和非正式交流的“实践社区”的形式，以“从人到人”的方式，鼓励有相似兴趣和相关工作内容的人员直接互动。这种把恰当的知识赋予正确的形式，运用在正确的地方，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的组织资本形成过程，被一些学者称为“知识后勤学”，其取得的效益往往十分惊人。
如何从知识交换和转移的角度来指导企业运用知识资本来完成相应的工作，如何将不同的知识片断组合在一起产生和传递新知识、创造新的产品，从而营造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组织知识资本化中的基本问题。随着内隐知识不断地转化为显性的可编码知识，个人和群体的隐性知识不断地显性化、编码化为组织知识，零散的知识不断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组织知识不断地实现创新，知识资本的价值呈螺旋式上升和放大。
四、外转化路径的知识资本的市场化表达
知识的价值是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或抽象形式，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知识的使用价值，则构成了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社会财富的现实形式或具体形式。知识资本如果不能快速进入市场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使用价值将无以体现。
从宏观角度来看，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包括自身的组织资本和市场知识资本两大部分。而市场对知识资本的需求是一个不断演进和累积的过程，其驱动因素具有明显的非单一性。因此，除了注重企业知识资本的内在潜力挖掘外，对知识资本的向外整合也融入到知识资本化的进程。
知识资本市场化表达的前提条件，是配套的风险资金的注入。在市场化的早期，知识资本不太容易吸引风险资金的支持；但随着知识资本向知识产品的附着，知识资本向市场的外化表达逐步成熟，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随之进一步减小，知识的使用价值也进一步放大。在知识资本高收益的可能状况下，货币资本最终会甘冒各种高风险而主动流向知识资本，成为知识资本市场运行的初始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
对知识资本的支持与投资者是基于其潜在的价值，有些投资者将其重点放在投资的技术内涵上，而更多的投资者是被市场潜力所吸引。下述的核心模型表示，创新知识在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相结合后，经过组织内转化为知识资本，在其虚拟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外跃迁过程中，通过市场经济主体的介入，在风险资金的支持下，在向市场化的飞跃过程中最终检验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能否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模型中可知，知识资本化的最终结果有三种：一是成功地与风险投资等经济主体结合，完成了知识资本的现实转化；二是知识资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因经营管理等问题与经济主体的结合欠佳，而未完成最终的价值现实化，需要重新寻找新的经济主体介入，称为“返回的知识资本”；三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知识资本因错过最佳转化时机等原因而被市场检验为失败了的知识资本，无法实现它的现实价值，即“被拒绝的知识资本”。
因此，知识资本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知识型企业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知识资本市场营运目标之间的动态平稳问题。 “不久以前，人们还需要科学和技术政策来规范人类在技术进步方面的种种雄心和希望，今天，市场的逻辑突然闯入科技领域，它改变了一切。它使科技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对市场国际化起推动作用的各种商品经济需求……。”这也是图2模型中“有些知识实现了成功的资本化，而有些知识却出局了”的原因所在。
未能成功完成知识资本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未能实现对知识资本所依附的产品的市场要求。有些知识资本因为未能在市场中充分展示其性能而失败，有些则根本无法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足够的兴趣和资源进行示范，有些知识资本仍在寻找合适的依附产品，它们或者没有得到合适的市场机会，或者由于一系列竞争上的原因而无法保证商业化的价值。因为知识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后，要跟物质资本一样完成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交换，但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例如，其生产的劳动个体的差异性，其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非程序性等，使知识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在不同的劳动个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这必然导致其市场化过程中与物质资本不同的特征。在一些知识资本化的失败案例中，人们忽略了市场的潜力及人性，认为知识的交换不需要驱动力人们就会自动地分享知识，而事实上，人们在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时，仍然以自我利益来衡量。所以，在将潜在的知识资本纳入到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问题。
成功的知识资本化是一种多方面“能力”的综合，而市场化是这种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实现价值的媒介，不同的知识资本在不同的市场化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效果。快捷的市场信息可以引发企业知识资本的迅速重组和扩展，而这种知识资本的重组和扩展又会反过来产生全新的产品。至此，潜在价值状态的知识最终完成了向现实的市场价值转化的过程，知识价值的不确定性基本消除，知识的使用价值放大到最高点。
五、结论：知识资本化的实质剖析
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本形态，它创造价值要进入转换带，这种将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过程，即为知识资本化过程。知识资本化，是一个将知识的虚拟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自然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它是充分利用无限的软价值资源向有限的硬价值资源转化的过程，是把隐含在知识成果中的知识价值得以展现出来的过程。在知识尚未资本化之前，知识价值的绝大部分还是潜藏在知识成果之中没有实现的虚拟形态，知识资本化是知识资本利用主体对知识去“虚”取“实”、去粗取精的消化过程，这个过程无法拆分成离散的、线性的活动。它以科技进步为根本积极寻求实施机会，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围绕过程流向实现创新资源的重新组合，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也是新知识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的主要路径。
知识未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进行物化之前是一种无形要素，处于无形的虚拟价值状态；知识在与生产力三大要素相结合进行组织内转化之后的设备资本、知识产权资本、人力资本等，在未被动态实施之前，是一种暂时静态贮存的虚拟价值状态；组织内的知识资本在向市场化的外跃迁过程中，这种静态贮存的价值状态被激活为动态实施过程，知识资本的价值则由静态贮存的虚拟价值状态转化为动态的传输过程，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实现了现实价值的转化。因此， “虚拟价值”在本研究中与“现实价值”相对，指“知识资本由潜在的价值状态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可能”，而“现实价值”是指“知识资本转为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市场价值”。
对知识资本的虚拟价值现实化的分析与探讨，为进一步理解知识资本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是直接导致知识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形态，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规律表现为知识价值认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资本化，是从知识发现的“知”到技术实践的“行”的转化过程，它对知识的价值从虚拟形态向现实转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知识使用价值合理转化的过程。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是一个财务管理大发展的世纪，财务管理先后经历了筹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投资财务管理和绿色财务管理等发展阶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对企业资金筹集和资金的周转、控制等微观层次问题的描述性探讨，转向企业价值与投融资决策关系问题的定量分析。公司价值创造的基础通常是经济资本，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投融资决策实现最优配置，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事实上，经济系统在不断与生态系统发生交换活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促进了绿色财务的提出。但是仅仅强调环境保护是不够的，环境的保护必须伴随着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等举措，因此，一种以“3R”为原则的新型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应运而生。“3R”原则，即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产品生产的再利用原则和废弃物的再循环原则。可再利用的副产品和废弃物都可以认为是可回收资源；减量化利用的自然资源，可以视为企业进行生产的原始资源。对原始资源使用的减少和可回收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够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并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可回收的资源、原始资源和生态环境质量资源构成了循环经济生产企业的生态资产。
企业价值创造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已经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主的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转变为可循环再利用的生态资产。公司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变化意味着资本概念的泛化，企业价值的概念成为一个多维价值属性的价值体系，企业价值最大化问题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均衡过程。虽然绿色财务也越来越关注生态资源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由于价值驱动因素变化造成的资本多元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本质、研究维度的分析
（一）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
关于财务本质的认识，财务学界的观点很多，归纳起来有“活动论”、“关系论”与“活动＋关系论”三种主要观点。“活动＋关系论”吸收了活动论和关系论有益的内核，全面概括了财务的本质特征。循环经济理念实际上是对可回收资源、进入生产领域的原始资源的一种时空上的优化配置，循环经济下财务管理的基本矛盾是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错置。因此，生态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与经济资本的投入和收益往往是在投资者之间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形成了投资者之间的经济责任、权利和利益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是投资者基于未来合理跨期配置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以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活动及其利益关系。资本配置的主体是投资者，资本配置的特点是跨期配置，资本配置主体、配置对象以及配置活动都存在于由利益相关者所编制的价值网络内。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研究维度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所考量的是企业价值、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跨期配置活动及形成的利益关系。“跨期配置资本的论断表明……财务研究的三维视角包括时间、空间和行为，财务的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和行为坐标决定了财务的立体结构。”可以描绘出这样一个蓝图，如图1所示，以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构成的平面式财务研究结果为基础，放宽条件，进一步研究财务行为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建立立体式研究视角。任何一个生态资本坐标点R和任何一个经济资本坐标点C决定了一个确定的财务状态S（C，R）。任何一个财务状态S（C，R）都对应着一个最佳的财务行为方案B。财务行为B，经济资本C和生态资本R决定了企业价值V。在平面OSVB中可以看到，如果财务状态一定，财务行为将决定企业价值，并且所有小于价值V下的财务行为都不是最佳行为。所以，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核心是研究财务状态，根据财务状态选择最佳的财务行为。
三、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是在以生态资产和经济资产为企业价值创造主要驱动因素的背景下，运用公司财务理论，借助于价值网络分析，通过核心资本的价值创造模型对企业财务状态进行评析，规划并评价企业财务行为，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根据这一定义，笔者可以构建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涵义、财务本质、目标、假设、原则、职能和内容构成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结构，财务状态评析、财务行为选择和财务评价构成了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本质的要求和机制原理设计财务系统，首先要界定循环经济财务目标；其次，财务目标确定财务职能与内容。财务系统运行的环境是复杂的，必须根据财务环境、目标要求和财务系统运行的规律提炼财务运行的基本前提，即相机财务假设与原则，由此构造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基本理论结构顺次，应当进一步从技术的角度研究财务状态评析、投资行为选择和融资行为选择。其中，财务状态评析是财务行为选择、财务评价的基本前提。企业价值网络的变动导致资本系统发生变动，由于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本身存在资本转换规律，资本系统发生变动必然影响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的创造，因此，循环经济财务状态评析就是要对企业价值网络、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创造模型加以评判和分析。财务状态评析指导财务行为的选择，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循环经济财务评价是提供反馈信息、保证财务系统良好运行的有效方法，由此构造了循环经济财务应用理论结构。
【主要参考文献】
[1]茅宁.软财务理论初探.会计之友，2007（2）.
[2]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7）.
[3]王化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 循环经济； 财务管理； 理论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是一个财务管理大发展的世纪，财务管理先后经历了筹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投资财务管理和绿色财务管理等发展阶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对象从对企业资金筹集和资金的周转、控制等微观层次问题的描述性探讨，转向企业价值与投融资决策关系问题的定量分析。公司价值创造的基础通常是经济资本，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投融资决策实现最优配置，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事实上，经济系统在不断与生态系统发生交换活动，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促进了绿色财务的提出。但是仅仅强调环境保护是不够的，环境的保护必须伴随着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等举措，因此，一种以“3R”为原则的新型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应运而生。“3R”原则，即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产品生产的再利用原则和废弃物的再循环原则。可再利用的副产品和废弃物都可以认为是可回收资源；减量化利用的自然资源，可以视为企业进行生产的原始资源。对原始资源使用的减少和可回收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够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并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可回收的资源、原始资源和生态环境质量资源构成了循环经济生产企业的生态资产。
企业价值创造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已经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主的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转变为可循环再利用的生态资产。公司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变化意味着资本概念的泛化，企业价值的概念成为一个多维价值属性的价值体系，企业价值最大化问题转变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均衡过程。虽然绿色财务也越来越关注生态资源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由于价值驱动因素变化造成的资本多元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本质、研究维度的分析
（一）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
关于财务本质的认识，财务学界的观点很多，归纳起来有“活动论”、“关系论”与“活动＋关系论”三种主要观点。“活动＋关系论”吸收了活动论和关系论有益的内核，全面概括了财务的本质特征。循环经济理念实际上是对可回收资源、进入生产领域的原始资源的一种时空上的优化配置，循环经济下财务管理的基本矛盾是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错置。因此，生态资本的投入和收益与经济资本的投入和收益往往是在投资者之间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形成了投资者之间的经济责任、权利和利益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是投资者基于未来合理跨期配置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以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活动及其利益关系。资本配置的主体是投资者，资本配置的特点是跨期配置，资本配置主体、配置对象以及配置活动都存在于由利益相关者所编制的价值网络内。
（二）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研究维度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本质所考量的是企业价值、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跨期配置活动及形成的利益关系。“跨期配置资本的论断表明……财务研究的三维视角包括时间、空间和行为，财务的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和行为坐标决定了财务的立体结构。”可以描绘出这样一个蓝图，如图1所示，以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构成的平面式财务研究结果为基础，放宽条件，进一步研究财务行为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建立立体式研究视角。任何一个生态资本坐标点R和任何一个经济资本坐标点C决定了一个确定的财务状态S（C，R）。任何一个财务状态S（C，R）都对应着一个最佳的财务行为方案B。财务行为B，经济资本C和生态资本R决定了企业价值V。在平面OSVB中可以看到，如果财务状态一定，财务行为将决定企业价值，并且所有小于价值V下的财务行为都不是最佳行为。所以，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核心是研究财务状态，根据财务状态选择最佳的财务行为。
三、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循环经济财务管理是在以生态资产和经济资产为企业价值创造主要驱动因素的背景下，运用公司财务理论，借助于价值网络分析，通过核心资本的价值创造模型对企业财务状态进行评析，规划并评价企业财务行为，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根据这一定义，笔者可以构建出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涵义、财务本质、目标、假设、原则、职能和内容构成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结构，财务状态评析、财务行为选择和财务评价构成了循环经济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本质的要求和机制原理设计财务系统，首先要界定循环经济财务目标；其次，财务目标确定财务职能与内容。财务系统运行的环境是复杂的，必须根据财务环境、目标要求和财务系统运行的规律提炼财务运行的基本前提，即相机财务假设与原则，由此构造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结构。
根据循环经济财务基本理论结构顺次，应当进一步从技术的角度研究财务状态评析、投资行为选择和融资行为选择。其中，财务状态评析是财务行为选择、财务评价的基本前提。企业价值网络的变动导致资本系统发生变动，由于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本身存在资本转换规律，资本系统发生变动必然影响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的创造，因此，循环经济财务状态评析就是要对企业价值网络、生态资本和经济资本价值创造模型加以评判和分析。财务状态评析指导财务行为的选择，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循环经济财务评价是提供反馈信息、保证财务系统良好运行的有效方法，由此构造了循环经济财务应用理论结构。
【主要参考文献】
[1] 茅宁.软财务理论初探.会计之友，2007（2）.
[2] 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7）.
[3] 王化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当前南平市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五中全会精神，践行“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先行先试，探索山区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路径，加快南平生态价值的实现和转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建设省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结合参加南平市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专题研修班学习，谈谈几点体会。
一、扎实推进绿色金融基础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一）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础性研究
一是研究界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概念内涵，理清自然资源、生态产品、生态价值等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二是借鉴对比分析国内外主流生态价值核算体系，研制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核算原则、技术框架、关键指标选择和标准等；三是以南平模式为基础，构建基于自然资源领域的生态产品目录和清单，规范定义、分类标准、实现路径、配套措施等政策体系。
（二）利用自然资源资产政策，助推建立生态功能提升机制
一是综合运用自然资源基础调查、登记确权、评估核算、动态监测、考核评价以及空间用途管制等手段，把自然生态环境转化为可消费交换的商品，让价值规律在生态功能提升过程发挥内生驱动作用；二是探索在国土空间分区和布局、生态产业用地、权益交易、产权流转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研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助推生态功能提升的标准和指南，可复制、可推广。
二、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金融体系的必要性
（一）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金融体系
一是深入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绿色金融模式，总结形成模式化创新成果；二是立足南平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条件，以绿色产业链设计为规划、以“绿色大数据”为优势，探索绿色金融系统政策，改革创新绿色大数据与金融“双驱动”发展体系；三是差异化定位和新结构升级。创新绿色金融有关政策，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金融产品，引导国内外银行、券商资管、民间资本等加大投资力度，吸引私募股权基金、风投、创投、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等投资机构入驻，加快绿色要素交易平台、绿色标准评级和担保体系建设。
（二）推进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落实
一是结合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闽东北协同发展区建设，健全跨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编制闽江跨区域的生态治理和保护规划，谋划实施全流域生态修复重大项目，明晰不同区域政府间生态共建的权责利，形成上下游、左右岸共治水污染、改善水生态的长效机制；二是国家加大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选择闽江流域作为生态补偿试点，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探索建立可量化可计算的流域生态补偿办法和标准。
三、探索推动制度集成创新的持续性
（一）创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依托“生态银行”试点，积极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改革工作。自然资源部近期拟批复一批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力争自然资源部将南平列入其中，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类南平”地区加大探索实践力度。构建“资源+评估+信贷”市场化运行机制，打通自然资源向产业资本转化路径，实现了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的“三资”转化，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南平样板”。 鼓励建立生态资源、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可参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探索建立区域间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制度。2020年4月、10月自然资源部将顺昌“森林生态银行”和光泽“水生态银行”列为第一批、第二批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之一。下一步，积极争取武夷山五夫田园综合体列入自然资源部第三批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之一。
（二）探索多元化市场机制实现
创新投融资和项目运营机制，加快实施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和供水设施、安全生态水系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环境治理短板。支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资源循环利用服务、环境综合治理服务托管等新业态加快发展。探索政府由购买单一的环境治理方案向购买整体治理方案转变，促进环境问题的一体化解决。深入建设全省绿色金融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把武夷新区建设成为福建省绿色金融集聚区，打造区域绿色金融中心，形成搭平台集聚、大数据支撑、大联动服务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四、健全绿色发展考核评价制度的保障性
（一）完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深入实施绿色发展考核评价，进一步优化指标设置，增加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群众生活质量、重大任务落实等指标考核权重。改进和创新考核方式，推进分类别、精准化、差异化考核，建立分级分类考核评价制度，综合运用日常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等多种方法，实行差别化与综合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推动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高质量考核评价结果的综合运用，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为全国全省其他地区建立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出示范。
摘要：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备受学者关注，但现有研究对二者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界定不够统一，使转化的研究基础不稳定、方向不明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重新对二者的转化进行审视，从而明确转化的关键是生产关系的确立，提出促进转化勿需全程激励而应注重企业契约的设计。
关键词：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广狭定义 关系 企业契约
人力资本具有远高于其它资本的增值收益，一定条件下，资源可转化为资本。为获得更高收益，企业界与学术界一直关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但现有研究对二者的定义与关系分析的不够统一，使转化的研究基础不稳定、方向不明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重新审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以寻找转化的关键点，促进高效转化。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研究现状概述
现有研究对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定义不够统一，出现了如表1所列的交叉重合情况。
（一）二者关系的研究
1.人力资源载体观。该观点视人力资源为人，人力资本为人的能力素质，认为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激励，就能培养并增强其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但因过分强调人力资本由后天投资形成，将一切后天能力都划归人力资本所有，使得人力资源这个载体仅保有人的形态，逐渐沦为人力资本的躯壳。
2.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层次观。该观点视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为同类事物，或同时指人，或同时指人的能力，只是分处不同层次。前者指简单劳动能力或只具有简单劳动能力的人，后者指复杂劳动能力或具有高级技能能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人。此观点认为只有经历“投资并获取收益”的资本化过程，丰富完善简单劳动能力为复杂劳动能力，人力资源才能成为人力资本。但因过分强调复杂劳动能力才是人力资本、复杂劳动能力创造更多价值，导致“创造价值是人力资本的特权，普通劳动者或简单劳动能力不能创造价值”的错觉。
（二）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判断标准与转化方法研究
价值增值位于生产过程的尾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检验，高级能力的培养也具有长期性。所以，现有研究关于促进转化的方式，多沿用经典的人力资源激励措施，对人力资源投入生产前至价值创造的全过程进行激励，缺乏针对性。
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经济学辨析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本质相同
经济学中资源指可以为创造物质财富投入生产活动的一切要素，资本是资源的一部分，是被选择、投入再生产过程，与物质资料相结合，可能产生收益的生产要素，二者本质相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也是如此，它们都具备可塑性、社会性、能动性、资本积累性等特性，二者本质相同。因为不能在同一时刻用不同性质的概念加以区分，所以载体观并不妥当。
（二）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重新定义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广义指为创造某种价值和组织绩效，组织可使用的一切具有劳动力的人，狭义指这部分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但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源。定义人力资本时，必须具体分析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及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于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中。当时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支配地位逐渐显现，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大幅增长，引发了人力资本的研究。但是，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收益性与风险共生，增值并非绝对。人力资本的收益性也建立在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上，生产过程伴随风险，不应以增值与否作为人力资本的判断标准。
（三）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本质联系
1.人力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源，更加稀缺。人们在选择以何者投入生产时，更重视备选者的质量，这使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能力增量与预期收益等动态形式上。对于“落选者”或生产需求外的人力资源，在不需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前，人们给予的关注较少，这使人力资源以静态的存量形式表现居多。
2.作为存量，人力资源是企业的外部性资源，企业不需对其额外劳动付费，也不为其生产承担风险。但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的内部性资本，企业既需为其包括机会成本在内的额外成本买单，还需承担其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比人力资源风险性更高，管理过程中，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人性需求更关注，但管理成本也更高。
3.人力资本较人力资源增值性提高。此观点并非要重蹈层次观的覆辙，而是因为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比人力资源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按照马克思“工人是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值”的理论，人力资本更容易实现增值。
三、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关键途径
重新辨析后可知，判断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是否成功，应以二者转化所需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满足、生产关系是否建立为标准。现有社会经济形态中，人力资源对收益的预期影响比物质资源更加显著，且人力资源都有极强的主体意识，转化的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建立。因此，促进转化不需全程激励，而应着力促进企业与人力资源生产关系的确立。
在生产关系正式确立前，关于人力资源与企业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中二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等信息都会在彼此心中被预设。促进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关系的确立，即要促使二者预设值达成统一。
企业方对生产关系的预设值设计在企业契约中。若企业契约符合人力资源对生产关系的预设值，人力资源会主动向人力资本转化。这既能发挥企业契约降低交易费用、，降低转化的激励成本的优势，又能提高效率。而作为契约双方权利义务没有事先完全界定、双方有权在和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特殊契约，企业契约若不符合人力资源的预设值，双方可就契约内容不断博弈，直至彼此满意，变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但若博弈的时间过长，或双方最终不能达成一致，转化则会被耽误。
因此，企业契约的设计对生产关系的建立十分重要。应遵循详尽与贴近需求的原则，将契约双方权责、人力资本计价方式、剩余权利获取形式、结果鉴定与监控、风险的分担、日后协商形式等包含其中，既方便人力资源理解思考，避免未尽事宜可能导致的双方不快与人力资本封闭甚至离职退出的现象，也能使人力资源在企业契约中感受到自身所需后，主动向人力资本转化。
参考文献：
[1]黄晓梅.激励：让人力资源成为人力资本[J].经营与管理，2006
[2]刘家强.论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变[J].财经科学，2004
（一）资产的两重性 森林生物样性资产由森林生物资产（包括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和森林生态资产（森林生态效益资产）构成。森林生物资产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生物转化功能（岳上植，2002.）。生物转化是指导致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质量（遗传价值、密度、成熟期、脂肪层、纤维强度）或数量（重量、立方米、纤维的长度或直径）发生变化的生长、蜕化、生产、繁殖的过程，从转化的机理上看，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主要靠自然力的作用和自身的转化能力实现其再生和转化。林业生产活动只起“催化剂”作用，会经常出现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因此，对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初次确认和再次确认应定期地结合评估，以评估促进核算。
（二）价值的多元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是森林这一综合地域类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物多样性。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类（国家环保局，1998）。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又可分为直接实物价值和直接非实物服务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森林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价值；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存在价值是人们为确保森林生物多样性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张颖，2002）。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困难与复杂性。森林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代人提供直接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目前及将来所创造的巨大的非直接使用价值，所展现的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资产的整体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统一的整体。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木材、竹材和蘑菇及其它动植物产品来源时，释放的是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有形的森林生物资产；当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等森林生态效益资源的时候，释放的是间接环境效益，此时属于无形的森林生态资产，两者的结合点在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同一载体。森林生态资产不能脱离森林生物资产而独立存在，两者相互依存，其价值的形成、消费和补偿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森林有形资产在其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增减变动过程中，森林无形资产也相应地发生变动，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地会发生变化。因而在对森林有形资产的价值确认和计量中，也要相应地对森林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确认与计量。
（四）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是相对稀缺的，这不仅表现在天然存量方面，还表现在生成率方面。同时，地球上生物物种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因而各物种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在绝对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产生了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体现在会计上是必须对其进行确认和计量。
（五）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的无形性 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超越了进行森林经营活动的林业行业以外的外部影响，即不通过市场机制反映的影响，进而会产生不能全部反映到私人收益中的社会收益。公共物品是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典型例子。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发挥的生态效益主要是一种无形效用，不能贮藏和移动，生产者难以对其控制，即无法迫使受益者偿付了补偿费用后才能享用其生态效用。因此，森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同时，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中的生态资产一般不存在市场，所以应更多地考虑非市场价值的计价方法，实现对其生态价值的确认和计量。
二、森林生物多样性资产的会计确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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