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就业;金融危机;财政政策
1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4)加大对社区就业的资金支持力度。社区就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乃至维持整个经济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应当努力开拓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空间:政府应划出专项资金作为社区就业扶持金,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多方筹集资金,用于增加对社区就业的投人,如公益性岗位就业补贴、以及对从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和贴息贷款或银行贷款担保。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扶持措施落实到位,并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建立和完善针对社区就业的政策与资金扶持的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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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大省；就业不足；扩大就业；路径选择；城镇化战略；就业优先
中图分类号：F240
“积极扩大就业”以降低社会失业率，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五”及今后一个时间农业大省扩大就业的路该怎样走？应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些也许肤浅的思考和探究。
一、就业不足的原因分析
农业大省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当前男16~59岁、女16~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带来了巨大的失业源。加之“入世”导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不期而遇，造成了当前严重的就业不足，并呈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不仅劳动力供求总量严重失衡，且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二是由于城镇化程度偏低，加之“入世”对近期农业的负面影响，使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化解农村就业压力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复杂；三是科技进步使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导致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四是择业观念滞后，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导致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可见，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的劳动力供需已严重失衡，致使就业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据调查分析，导致就业不足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点：
原因之一，由于“”时期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膨胀。就拿湖南来说，据推算，该省“十五”期间仍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2001~2005年每年新增劳动力分别为48.28、55.23、62.69、64.09、62.92万人，5年累计新增293.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64万人。按照25:75的城乡比例分解，全省城镇5年累计新增劳动力73.3万人，农村5年累计新增219.91万人。到200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4405万人。这表明仅就城镇这一块来看，如果不增加就业机会，即使新增的城镇劳动力就将使2005年该省登记失业率在2001年接近4%的基础上再提高5.5个百分点，达到9%以上。可见，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使农业大省的失业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总量绝对过剩型失业，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化解失业压力的主要矛盾。
原因之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导致大量企业职工分流下岗，甚至失业。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技术进步，使部分现有企业不仅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而且因企业对自身效率的追求，部分原已就业的劳动力将转变为亟待重新就业的劳动力派生性供给。其中有的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顺利实现劳动转移而重新就业；有的则因多方面原因包括自身素质的原因，可能面临下岗；也有的因为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出现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沦为失业人员。据资料介绍，“九五”期间湖南累计出现下岗职工190多万人次，已基本实现再就业的仅140万人次。到2000年底止，下岗后未实现再就业的仍有43万多人，占全省国企在职职工总数的14%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十五”期间该省下岗职工的总规模可能要突破150万人（“九五”全省共有城镇职工约590多万人），扣除下岗后可能重新就业的约60万人，预计有90万下岗职工将面临再就业困难。
原因之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缺乏产业依托。解决就业不足最有效的路径，是要依托一个就业含量高的产业发展来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据湖南省职业介绍中心的调查表明，第三产业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而且就业“门槛”相对较低，通常是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城乡就业的主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偏慢，到“九五”末全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42.3%，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第三产业是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门槛低的最佳就业产业，且发展的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将成为“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尤其是农业大省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需求的主攻方向。
原因之四，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渠道不畅，其直接原因是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据资料介绍，因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偏小，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一般仅有0.69:1，比全国平均比重低出近10个百分点。“八五”以来，全国不少经济发达省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大省加快乡村工业化进程，尤其要注重发挥农业优势，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须知，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工业化的连结点，同时更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就业的大容量载体。可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着力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对于促进农业大省就业不足这一矛盾的有效化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因之五，城镇化程度偏低，制约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当前，由于农业大省城镇化程度偏低（一般为30%），制约了第三产业包括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事实上，推进多元城镇化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发展第三产业则是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又能为实现城镇化提供条件和保障。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与推进城镇化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力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的时期与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把握契机，将推进城镇化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纳入多元城镇化的整体推进战略，在大力提高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业布局，促进农村服务业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增强小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
此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与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阻碍了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进而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不快，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难度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和农用土地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太慢、力度不够。须知，由于这种“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长期没有根本性改变，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固化，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的非流动性，又制约了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发展长期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进而导致乡镇企业对增进本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二、扩大就业的路径选择
上述表明，“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就业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且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将成为解决其就业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城乡就业的路在何方？笔者的大体思路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契机，以加快配套改革、化解突出矛盾、改善就业环境为突破口，以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主攻方向，为“提质、扩容、减压”搭建新的劳动转移“平台”，打造大容量的就业“载体”。所谓“提质、扩容、减压”，其基本政策涵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载体的吸纳容量，减轻社会失业压力。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主张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就业应选择如下基本路径：深化户籍管理、农用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项相关制度改革——健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推进多元城镇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若将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让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岂不给本已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的城镇雪上加霜？况且城市还有如此多的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让农民进城与他们“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不怕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么？一言以蔽之：对于农业大省来说，这一“引狼入室”的路径不可取！然而，依笔者之见，这恰恰又不是一个值得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须知，导致农业大省就业不足问题的主要根源，也许并不来自于城镇下岗职工有没有竞争就业的对手和压力，而在于数量惊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尽快实现有效转移。近年来，由于农业已进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自“九五”以来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已在不断积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加之城乡比较利益差距导致了强大的转移拉力，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基于此，今天我们试图仍然依靠“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将农民挡在“城门”之外，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使各种利益矛盾趋于激发而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见，或许真正明智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引导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序转移；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为进城农民实现从非永久性的“城市漂流”，向永久性迁移（到城镇定居）转变开辟大容量的就业载体。
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的人数早已形成千万之众。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劳务经济”，在有的市县甚至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可见，只要加大相关制度特别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仅让已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变成“不再漂流”的城镇人口，并得到与原有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那么理论上就自然达到了加快全国城镇化之目的。相反，若实现了非农就业的农民不能成为永久性的正式城镇人口，势必导致我国农民的“城市漂流”现象日趋突出。研究表明，农民长期的“城市漂流”，不仅将影响内需的启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会妨碍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与规模的扩张，进而制约整个城乡就业机会的增长。
可见，解决农业大省严重就业不足问题，上述路径选择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把握契机，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在深化相关制度改革的同时，制定出支持性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又引导方法得当，就有可能产生出令人期盼的预想效果。
三、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上述路径行得通，我们必须趋利避害，切实采取如下有效措施与对策：
第一，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培育新的劳动力大容量就业载体。据史料分析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相应带动500万个就业机会的增加。假定“十五”全国城镇化程度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五年共提高10个百分点，则“十五”可增加5000万个就业机会。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一是要抓好现有城市的扩容增量。我们必须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全国大中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容量的增加；二是要加紧编制出“十五”全国小城镇发展规划，为促进全国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三是要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在努力扩充县城和现有建制镇规模的同时，选择人口和乡镇企业较集中的农村集镇，通过投入一定的小城镇建设引导资金，扶持兴建一批新的建制镇，使之成为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容量就业载体。
第二，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压力。加强宏观调控，不仅要加大对就业增量和存量调控的力度，而且尤其要重视对地区发展差别引起失业压力差别的调控。为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就业矛盾相对突出的地区尤其是农业大省，应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要统筹兼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点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优先发展；要正确处理长期稳定就业与近期灵活就业的关系，鼓励短期性、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尽量提高对困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在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扩大其就业机会。
第三，确立就业优先原则，扶持劳动密集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此，一是国务院要适时制定并出台有利“就业促进”的法规或政策，使扩大就业的各种措施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扶持就业密度高、容纳能力强的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优先发展；三是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并逐步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我们必须多途径增加投入，支持困难地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到农村兴办服务业。
第四，积极调整反失业政策，促进各项相关制度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过来一些地区采取的所谓反失业举措，大多带有“歧视”农民的色彩。其特征是通过“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限制农用土地流转、实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等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阻止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为扭转这种既不公正又不合理的状况，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一是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国企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减少其因流动或自谋职业带来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并健全扶持长期失业者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的社区支持网络，帮助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摆脱生活困境，提高其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二是要彻底革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逐步推行就业地入户登记办法，从而全面放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至进城“安家落户”的行政性控制。
三是要努力推进农用土地的制度创新，健全农用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其流转交易的成本，推动小城镇合理布局和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从而促进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连带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第五，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发育。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严厉打击职业介绍中的欺诈行为，为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规范中发育、在发育中规范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尽快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并建立起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信息咨询等多种促进就业的优良服务。
此外，要把发展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优先措施，努力推动“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迅速形成。我们还应尽早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触角与覆盖半径，迅速向国外拓展和延伸，以利我国劳动者在更大时空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确保全国就业局势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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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劳动就业为社会福利制度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为经济市场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社区层面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社会排挤与社会分隔，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使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形式，利用欧美学者与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欧美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方兴未艾的“再就业工程”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路径和实践经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政策；借鉴
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好就业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低效率+高就业率的发展模式，失业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潜在的失业问题逐步浮上台面。当前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放缓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业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业已被纳入国家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目标。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进行认识。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在此之前还有萨伊的古典就业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供给自动创造自身需求。萨伊否认长期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体中只存在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他认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需求，市场均衡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然而该理论因缺乏宏观分析的手段，政策应用于现实经济环境出现了重大障碍。
随着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猛烈的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各国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这使得劳动力市场自行调整的均衡理论无法自圆其说。凯恩斯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理论以及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就业政策措施。概括起来讲，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主要特征有两个：
1.充分就业政策。就是将维持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责。美国政府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并宣称利用符合国家政策的需要、职责和其它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在企业界、农业界、劳工界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协助与配合下，协调并运用其它其一切计划、职能与资源，以及在培育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制度与全民福利的前提下，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达到最高限度。
2.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就是通过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只依靠市场力量不能迅速有效地使经济恢复均衡，只有实施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均衡发展。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就是“相机抉择”。在萧条时期政府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增加总需求，从而促进就业和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增税与缩减政府支出来降低总需求，防止由经济过热和持续充分就业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二、发展经济学派的二元结构转变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二战结束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派更是旨在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经济学派流。其中，“刘一费一拉”（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就业转换理论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模型在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刘费拉主要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就业问题，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在于工业部门的资金积累，但就业问题的解决要靠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托达罗则探讨了劳动力转移下的就业问题。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劳动者根据迁移的预期收入差异与迁移代价之间的比较来决策的。
发展经济学派认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时应综合分析、统筹解决。首先，应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减少城市的向心力。政府增加农业地区的建设投资，保证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平衡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第二，介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形成结构性失业。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进出，保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第三，应充分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及各个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做到均衡发展。第四，发展中国家总的特点是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因此，适度技术政策的制定对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采用劳动比较密集的中间技术。
三、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与供给管理的就业政策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其就业理论可以简单归结为“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就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
决定自然失业率的因素经济学家们认为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因素。具体包括：1.劳动者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青年与妇女的自然失业率高，而这些人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会导致自然失业率上升。2.政府政策的影响。如失业救济制度使一些人宁可失业也不从事工资低、条件差的职业；最低工资法使企业尽量少雇用人，尤其是技术水平差的工人。3.技术进步因素。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技术进步使一些文化技术低的工人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被淘汰出来。4.劳动市场的组织状况。如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完整与迅速性，职业介绍与指导的完善与否，都会影响到自然失业率的变化。
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就业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各种完备的就业信息。对失业工人尤其是年轻人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雇用培训失业者。对雇用文化技术低的工人的企业进行补贴。鼓励劳动力流动。政府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就业补贴，使该地区企业可以用高工资吸引工人。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与就业政策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由萨缪尔森首创的，它实质上是将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失业和通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但是5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这种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
于是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学以解释失业与通胀并存问题。托宾、杜生贝里等人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不协调所引起的失业。同时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这样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胀的并发症。
新古典综合学派提出的就业政策是针对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解决失业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矛盾，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主要措施有：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使非熟练劳动者能够适应劳动需求的条件，使技术过时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技术。发展职业介绍所，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帮助企业和失业者及时了解准确情况，使企业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人，使工人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企业。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帮助劳动者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
五、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理论与就业政策
80年代以来新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传统下构建微观基础，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复兴了凯恩斯主义。从古典学派到货币学派的失业理论，大多是沿着劳动力市场以外的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来探索影响和决定失业的因素，但现实中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尽管失业者只要能就业而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但雇主本身并不想通过降低工资去雇佣更多的工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某种障碍使它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劳动力市场功能进行了探索，发展并完善起来一种全新的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假设是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进行调整，工资通常是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有名义和实际工资粘性论。其中具有代表性实际工资粘性的理论有隐含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名义工资粘性的理论主要有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针对工资粘性和失业问题也提出若干就业政策。1.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考虑降低劳动力的周转成本和提高外部人的潜在边际产品价值，以减少雇佣和解雇劳动力的成本。具体措施有：对外部人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雇主采纳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契约改变失业福利体系，鼓励失业者寻找工作，降低新企业的进人壁垒。2.干预劳动工资合同，使工资较有弹性，以提高就业率。
六、总结与借鉴
本文回顾了在就业理论方面的一些主要的理论研究与就业政策选择。通过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给予了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在很多方面对我国解决现时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就业总量的扩大。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事业改革的深化，城乡劳动力二元市场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滞后。因此，相关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我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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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政策；有效性；政策偏度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03
中图分类号：F420；F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011-04
Abstract：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tha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is uncertain. By using the inclination of factors to measure the policy skew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ults are： Capital investment inclin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hile R&D funds inclin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FP. The form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follow the laws of the market and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y to a 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
Key words：industrial policy； effectiveness； policy skewness
产业政策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其有效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政府关心和争论的问题。中国是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较多的国家，产业政策几乎涵盖了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作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中国产业政策效果究竟如何？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呢？
1文献回顾
对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争论主要源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Peltzman和Buchanan认为市场可以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政府干预只会导致市场机制扭曲，降低市场的配置效率[1，2]。Rodrik和Stiglitz认为如果产业政策得以正确实施，将会有益于经济发展[3，4]，市场机制并不完善，政府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阐述了“国家干预”的思想，他认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滞后，必须在政府政策保护下发展，实力增强后再实行开放政策[5]，即“市场不足论”和“经济发展论”。由于产业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从未达成共识。
我国的产业政策主要借鉴了日本的产业政策模式，产业政策对战后日本经济赶超战略的实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Porter认为日本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受产业政策的影响都比较小，而产业政策干预较多的行业反而国际竞争力较弱[6]。从实际发展看，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一个旨在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带有行政色彩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我国传统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日益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7]。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产业政策开始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实施手段仍然以行政性的直接干预为主，本质上“选择性产业政策”依然是产业政策的重点，政府选择代替了市场选择。江飞涛认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中存在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上的错乱[8]。
产业政策的实施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方面。政策制定方面，江小娟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介于“自利经济人”和“全局利益代表”之间的“理性人”，产业政策制定者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取向[9]；何大安也认为政府是具有理性偏好的，政府的理性偏好与政府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有关，政府受到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的约束，制定产业政策时必然无法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规律[10]。另一方面，即使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也难以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伴随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张许颖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认为在缺乏利益协调机制的前提下，地区利益的博弈是产业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11]。因此，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在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已有文献仅从政府或企业层面探讨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大多属于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检验。本文认为产业结构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不同产业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对整个产业结构系统施加的外力。本文首先从系统论的角度引入耗散结构理论来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及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之后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2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21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解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经济运行中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经济体系中的子系统相互作用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发展进程中，时刻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系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产业兴盛繁荣，另一些产业衰退萎缩，各个产业随时都在“涨落”变化。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将耗散结构理论应用到产业结构变迁中。耗散结构理论对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给出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它是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互物质和能量，当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成有序状态。其运行过程如图1所示。
图1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或产出在产业间的分布情况或比例关系，当这种比例关系不随时间改变时，产业结构达到一种稳定平衡态。产业结构变迁就是从一种稳定平衡态转变为另一种稳定平衡态。这种转变通过“涨落”机制实现，当微涨落超过临界值时，微涨落引致巨涨落，原产业结构失衡，该产业达到更高层次或者出现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稳定的产业结构；若微涨落未达到临界水平，则微涨落自动衰减，维持原来的产业结构。那么，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的临界点是什么？只要确定了这个临界点，政府就可以制定出有效的产业政策，通过外力来促成“微涨落”向“巨涨落”的过渡，提高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周振华认为当前对产业结构政策的选择基准主要是参照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这种选择基准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存在严重的局限性[12]。
由于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受到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性的约束，无法准确判断产业的发展情况。而且，传统的产业政策带有明确的选择性，事先选择好“赢家”，政策目标具体到了企业的规模及产量，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产业结构系统中元素的“微涨落”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当微涨落达到临界值时才会引起巨涨落。也就是说，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技术水平等特征变量也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动。然而从“微涨落”到“巨涨落”的临界值是什么，由哪些因素决定，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无法准确获取的。因此，产业政策从制定之初就注定了其有效性是不确定的。
22产业政策量化工具
要分析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要对产业政策进行量化。本文界定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保护和扶持特定产业发展而制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采取要素倾斜的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陈瑾玫使用要素投入倾斜度来衡量产业政策偏度[13]，借鉴其方法并加以修改，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国家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技术投入，计算公式为：
Ski=kiK-1（i=1，2，…，n） （1）
其中，Ski表示要素投入倾斜度，ki为产业i的要素投入中政府投入所占比重，K为所有行业政府投入在总投入中所占比重的平均值。Ski值越大表示要素投入越向该行业倾斜。
23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对比
表1列出了2003～2012年产业政策偏度和产业实际发展状况，本文用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表示产业结构特征和技术水平。
从产业政策的结构效应来看。资本倾斜度与产出增长率相背离，资本倾斜度前5名的行业分别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些行业都为垄断行业，政府投资较多，但产出增长率却较低。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较多的这些行业并非都具有较大规模或较高增长率，因此，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验证了前面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从产业政策的技术效应来看。研发倾斜度同技术水平相一致，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对应着较高的研发投入水平。可以看出，政府研发投入主要倾向于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水平普遍较高的行业。因此，政府关于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偏度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的技术进步。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保持稳定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增加，提升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14]。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固定资产投资倾斜度具有更强的选择性，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预先选择好了要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或产品，但这与企业的发展现状相悖，虽然政府扩大了投资，但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考虑并未完全按照政策的指引发展，出现政策与实际发展状况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导致产业政策不能如预想那样侧重于扶持规模较大、增长较快的行业[15]，而产业政策干预较多的产业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产出增长率。相反，政府由于不了解企业的研发能力，产业政策不会直接规定企业如何研发、研发什么，而是通过研发补贴等方式进行间接干预，企业主要根据市场规律和自身发展需要进行研发，这类产业政策的效果反而非常明显，这也正是我国产业政策需要转型的方向。
3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31模型设定
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全面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政策取向不同，政策目标并不单一，因此，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只考虑传统产业政策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技术进步方面的实施效果，分别从产业规模、产出增长率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来考察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α0+α1Invest+α2R&D+α3Scale
+α4Fdi+α5Tasset+α6Lasset（2）
其中，Y代表产业发展状况（包括产业规模、产出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分别用Structure，Growth，TFP表示）；Inves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偏度，R&D表示研发投资偏度；Scale是企业平均规模，Fdi是对外开放程度，Tasset为总资产贡献率，Lasset为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3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产业规模用各产业增加值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表示；产出增长率为各行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技术进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指标技术改进和技术效率表示，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得到。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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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毕业生 政策 分析
大学生就业问题并不是仅仅体现在表面上的就业率下降，其包括许多更加隐形的问题。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度不断增加，与之相随的诸如蚁族、啃老族、国考热、就业公平、就业歧视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这些问题如果继续恶化将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大学生毕业生作为社会、政府、家庭及个人的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在走入就业市场的时候，就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鉴于此，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国务院各部门均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来促进大学生的顺利就业。这也促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社会问题的中心走向政策议题的中心。
一、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梳理
就业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决定着新生劳动力初次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同时它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也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总的来说，就业政策的实施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调控人力资源的供求总量。作为我国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就业政策发挥着与就业政策相同的社会职能，同时也是我国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
1.过渡阶段（1977-1984）：由“统包统分”到“双向选择”
1977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各项工作也都逐步迈入正轨。1981年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 《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确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对毕业生分配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这种“统招统分”的就业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以政府编制计划与高校实施计划相结合。[1]它是伴随着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效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
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3年全国毕业研究生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报告》，决定实行学校与用人单位直接见面的就业办法，即“供需见面”，使培养、分配与使用更好地结合起来。清华大学等第一批高校率先开展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供需见面的活动。
“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为边远地区的建设和艰苦行业的发展送去了很多有所作为的人才；在另一方面，该政策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保障了大学生在走入社会的时候有单位接收，从而降低了给加速转型阶段的中国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但是，“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其自身的弊端。国家对人力资源的宏观调控抓得过紧，从而消减了高校毕业生的上进心，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人单位在用人的自上也是比较受限制，只能够被动的接受国家的分配，使得单位的发展受到限制。
2.探索阶段（1985-1992）：社会选择就业制度的探索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标志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也标志着我国从计划导向到市场导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2]该《决定》明确指出要“推进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支援、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这也意味着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的开始。
3.确立阶段（1993-2000）：“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社会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就意味着人才分配的方式也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放手由市场决定毕业生的去向。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这标志着“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 [3]进一步提高了招聘单位的用人自；也促使高校打开校门走向社会，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纽带也更加的紧密；学生的自身优势得到进一步挖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4.深化阶段（2001至今）：进一步完善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市场导向就业的方针，指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中小企业就业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并就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和人才流动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改革方向和工作重点，做出了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初步形成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框架。同年，国家开始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规定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外，还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报考研究生加分等具体的政策支持。
5.现阶段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2013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2013年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中明确了最新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一、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等地区就业；二、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三、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四、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大力促进就业公平；五、强化对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也在不断的更新，这标志着整个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和更新。现如今实行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起到了优化用。
二、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评价
政策的完整过程包括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终结等五个环节。在大学生就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更加的注重的是制定环节，忽视了评估、终结等环节，只关注了执行和反馈环节的一部分。这里从政策的制定、执行、效果三个层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论。
1. 大学生就业政策制定的评价
（1） 政策制定没有大学生参与
毕业生作为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收益对象，没有或者很少的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是走出校门很久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与毕业生之前缺乏沟通，不能够很好的了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这也就导致了一些政策不接地气不能够很好的反应学生的利益。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进行调研，广泛的吸纳高校毕业生的意见建议确保他们的有效参与。
（2）发文单位单一，缺乏多部门联动合作
如前文所述，国家对找工作的大学生就业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生活补贴，保险，参加招聘会优惠等政策；对自主创业的大学生给予市场准入、贷款、税费、服务等支持。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政策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些就业政策不仅仅涉及到教育一个部门，同时还涉及财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门，但是政策出台的主体一般都是单一部门很少有多个部门联合发文，所以导致政策的配套措施比较缺乏，政策的可实施性比较薄弱。如若有个别部门不愿意给予支持，政策就将夭折。所以，加强政策的实行力度，建立多部门合作的联动大学生就业政策实施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3）就业政策目的的功利导向明显，缺乏对学生职业长远规划
正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开始高等学校扩招进程的原因是为了缓解经济问题一样，我国现行的多数就业政策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缓解社会问题。从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目的出发就难免会导致政策的制定者暮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也导致各项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进行摊派，按指标完成任务，各个学校盲目的追求毕业生就业率，最终导致就业率造假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业政策从宏观角度看目的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微观角度看是要完成大学毕业生从高校走向社会这个角色转变，这也关系到毕业生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理想，对于毕业生本人来说微观角度的意义可能更具有实践意义。所以我们政策的制定者要在纵览大局的基础之上，兼顾从学生价值实现这个角度来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一纸空文，自圆其说，要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毕业生，同时更应该懂得毕业生需要怎样的工作岗位。
2.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覆盖了大学生就业的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政策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政策好坏的最终评判标准是要看其是否按照计划落实，真正解决问题。大学生就业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就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可以说现阶段很多就业之策只是做到了“治标”，并没有做到“治本”。各项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但是到基层后的上升通道有多大；考研加分时候能够弥补基层一年所落下的学习内容；基层医疗等保障制度是否能够与城市一致；任期结束后如若继续留任是否有配套的政策支持等这些都是现在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政策时候的担忧。是否能够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保障机制，做到不仅能够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而且免除其对今后发展的后顾之忧，从而实现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使其能够更好的在工作岗位发挥自己的能力。
（2） 就业法律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还面临着性别歧视、学历歧视、学校歧视、生源地歧视、家庭背景歧视、健康歧视等多种歧视，使得很多优秀的大学生不能够进入自己适合的工作岗位，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损失。虽然我国现阶段有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其规范性、可操作性都不是很强。这些法律法规往往都只是对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进行了能否的规定，但是对其招聘过程缺乏监督和公正，同时对违法法律法规的单位没有做出惩罚性规定。加快大学生就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并且保证其有效的实施，从而更好的保证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
（3） 就业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就业及创业教育
大学生普遍作为初次就业群体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由于缺乏经验，又没有相关培训的经历，大学生往往对就业政策感到迷茫，不知道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相关待遇的领取、办理方式，这使得大学生就业政策往往都处于通知阶段，实行力度大打折扣。所以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也是我们政策实施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作为政策的配套和补充，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多方应该加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及创业教育，使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减少碰壁。
3.大学生就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
麦克斯研究院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2010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增长较往年呈现增长趋势，同比2009年和2008年分别上升了3%和4.1%。[4]可见我国的就业政策的整体反馈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我们前文所提，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根本目的不应该只局限于使所有的大学生有工作，这只能说是就业工作最基本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学生的就业质量，工作满意度，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重视政策执行的结果反馈，在毕业生尤其是政策受益者中间展开调查，以期能够更好的改善和优化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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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鑫，男，湖北人，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工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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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82-286
关键词：产业政策；融资能力；股权价值；道德风险；可变投资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071-06
一、产业政策相关问题概述
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之一。但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萨伊（1982）指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安定、有利的外部环境[1]。Bernanke和Gertler（1989）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引入成本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型，证明企业的融资约束不但受到自身信用评级变化与公司资产净值的影响，而且受到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具体而言，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成本相对较低，外部融资收益也相对较小。此外，外部融资能力与宏观经济环境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2]。相反地，Demsetz（1969）提出，由一个完美的政府取代不完美的市场是极为荒谬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不足、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及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企业不正当行为等都将导致政府政策失灵[3]。Porter（1996）也认为产业政策不应该对市场竞争造成扭曲，故而国家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特别产业[4]。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很少通过直接干预手段对经济进行管制，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主要采用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政策以及以调控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对融资能力造成的影响，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微观主体融资行为的影响（Bernanke和Gertler， 1989）[2]。
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产业成长与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摒弃计划经济下以强制性手段配置资源的同时，逐步开始运用产业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我国作为使用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政府应该如何科学地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政府的干预政策对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效果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在是理论上亦或实践中都将无法回避，只有对各项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充分分析，才能为产业政策的正确制订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对我国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效应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内学者就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就理论研究而言，黄兆基和刘瑶（2008）将垂直分工引入到产业政策的模型中，研究表明，最优产业政策应当综合考量垂直利润转移与水平利润转移的影响。政府是选择征税还是投资补贴，最终取决于技术外溢程度、投资的相对回报以及最终产品的差异[5]。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政府支出，探讨了产业政策中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拉弗曲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但超过某一特定水平后，税率的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6]。张晏和龚六堂（2004）在多级政府框架下考察了政府税收和政府补贴对两个不对称地方经济的影响，发现政府干预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7]。而何文和安虎森（2013）却认为政府补贴政策难以显著缩小区域差距，相反，税收政策则有明显的效果[8]。严成、王弟海和龚六堂（2010）基于Howitt和Aghion所构建的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政府补贴与税收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9]。王文甫和王子成（2012）证明了政府补贴增加会增加净出口，而收入税率的提高会降低净出口[10]。在实证经验方面，舒锐（2013）关于中国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和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且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加速或迟滞作用[11]。雷玷和雷娜（2012）通过分析我国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产业政策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12]。
就政府行为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而言，部分学者以中国证券市场为背景做了经验研究。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对治理环境、政府控制以及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了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而改善治理环境能够增加公司价值[13]。陈晓和李静（2001）的研究发现，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不仅导致了地区间的税务竞争，而且极大程度地扭曲了会计信息[14]。叶玲和李心合（2012）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作用，受到政府鼓励支持行业的企业价值更大[15]。
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Tirole（2006）构建的模型[16]，创新之处在于：把Tirole的模型框架与理论分析应用到政府产业政策的研究中，以股份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在非对称信息下政府的投资补贴、收入税和预算平衡三种产业政策对企业家融资能力和企业家股权价值的影响，以期对我国现有的大量经验研究证据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本文的思想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是政府和微观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寻租过程，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实施特殊的产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从而影响企业价值。第二，经验证据表明，产业政策作为一项政府政策在公司融资行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而言，产业政策是公司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模型与基本假设
模型的构建思路为：在信息非对称的市场中，股份制企业为实施一个投资规模可变的项目，需要向外部投资者进行融资；作为制定政策的第三方，政府分别采取投资补贴、收入税和预算平衡这三种产业政策以控制项目的投资规模及企业家的股权价值。为处理方便，作如下的假设：
1.股份制企业拟实施一个投资规模可变的项目，其中投资规模I∈[0，+∞）。企业家拥有初始资产A
2.项目具有规模收益不变之特性：成功时产生成比例的可验证收入RI，失败时收入为0。
3.项目成功的概率受到企业家工作努力程度的影响，但工作努力程度是企业家的一种私人信息，投资者不可观测。若企业家尽职，则项目成功的概率为pH，企业家没有道德风险类型的私人收益；若企业家卸责，则项目成功的概率为pL，此时企业家可获得道德风险类型的私人收益为BI>0。其中：Δp=pH-pL，B为一个系数，BI为企业家在其本职工作上精力投入不足而致力于其它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由于努力是有成本的，企业家卸责就不需要承担这种成本，故而私人收益也可以解释为努力的负效用。。
4.企业家和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这一假设更多地表明企业家和投资者都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事实上，在考虑自然人的时候，假设企业家或投资者为风险厌恶较为合适。。
5.企业家和投资者无时间偏好，不妨设无风险利率为0。此假设纯粹是为了不必考虑投资期限和未来收益贴现问题。
6.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外部投资者的期望收益为0。
7.企业家具有讨价还价能力，其提出一个投资者“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融资契约，且企业家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
8.当企业家卸责时，即使包括企业家的私人收益，每单位投资的期望净现值为负。即
pLR+B
9.当企业家尽职时，单位投资具有正的净现值。即
ρ1pHR>1
事实上，单位投资具有正的净现值，表明实施该项目是社会最优的，而企业家卸责时的单位投资净现值为负，意味着初始契约需激励企业家选择尽职。
10.为保证均衡解有意义，设该条件是为了保证均衡投资规模有限。其含义表明，每单位投资的期望净收益率小于每单位投资的成本。
pH（R-B/Δp）
ρ0pH（R-B/Δp）
11.政府有如下三种产业政策工具该假设正是本文创新工作的精髓所在。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产业政策除这三种之外还有很多（例如，以利率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等）。本文旨在分析这三种产业政策，对其他产业政策暂不做研究。：
（1）投资补贴：对每单位投资给予补贴s。
（2）收入税：对项目最终收入征收比例税t。
（3）预算平衡的投资补贴和收入税：对每单位投资给予补贴s，同时对项目最终收入征收比例税t。要达到预算平衡，则需要
表明投资补贴下的企业家的融资能力最强，预算平衡下的股权融资能力次之，收入税下的融资能力最弱。尤其是在投资补贴和预算平衡这两种产业政策下，企业家的投资规模与其自有资产呈一种倍数关系。而当政府实施收入税政策时，企业家的投资规模未必是其自有资产的倍数乘数。
3.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政府产业政策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考量。如果政府想扩大投资规模，那么应该采取投资补贴；如果政府想抑制投资，那么应该采取收入税；但预算平衡的产业政策对融资不产生任何作用。然而，如果政府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对资金实力不同的企业家群体采取不同的税收收入政策，从统计意义上做到预算平衡，从而在抑制某些企业的过度投资的同时扶持某些企业的投资，对财富积累、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模型考虑的是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即企业家获得项目的全部净剩余。因此，文章旨在分析企业家的最优化问题及其股权价值。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极有可能是外部投资者具有完全谈判能力，那么，关于最优化问题和股权价值的讨论对象将转变为外部投资者。但是，无论讨论的对象是谁，分析范式是不变的。本文结论的得出基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也就是说，本文模型的假设条件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扩展。例如，一般意义上，项目投资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特性；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是多次博弈而非一次博弈；产业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多期的动态策略，而非单期的静态决策等。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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