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协议;思考
目前合资铁路已经成为我国铁路运输的新经济增长点，它不仅能够有效的缓解我国铁路运输供求的矛盾，同时还能够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为完善全国路网、扩大运能、推进铁路投融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原铁道部《关于新建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的指导意见》(铁政法〔2011〕149号)要求，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均实行委托运输管理。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作为约定委托方(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和受托方(铁路局)基本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是开展委托运输管理工作和结算双方费用的基础性依据。规范和完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对明确和落实双方管理责任、减少委托运输管理工作中的分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的内涵
①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通常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授权铁路局作为项目出资人与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或其他投资者共同出资建设和经营铁路客运专线的合资公司，其形式属于合资铁路公司范畴。
②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是指依据国家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有关铁路运输管理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委托方(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和受托方(铁路局)友好协商一致，将铁路客运专线运输生产业务全部委托或部分委托给铁路局实行专业化管理，实现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相分离，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负责资产经营，铁路局以及下属各站段作为受托的铁路运输生产专业管理单位，根据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下达的预算和生产任务指标，完成受托的运输管理和设备养护维修工作，并收取委托管理费用。
③委托运输管理模式经过近年来的实践验证，其有利于发挥铁路局规模经营的优势，有利于强化专业管理，保障运输安全，已经被2003年以后新组建的大多数合资铁路公司，特别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普遍采用。
2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实质
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属于委托合同的范畴，是明确协议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在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开通运营之前，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作为委托方必须与承担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相关铁路局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以协议来约定委托运输管理的范围、内容、双方责权，规定收入、费用发生和结算方式，划分安全管理责任，以及双方履责期间的劳动用工、土地管理和知识产权等有关事项，通过协议将铁路客运专线的运输生产工作委托相关铁路局完成。
3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系统分析
3．1协议框架结构分析
目前，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与铁路局签订的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是依据原铁道部2012年6月公布的《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示范文本》和《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专项管理实施细则示范文本》，并结合各铁路客运专线项目的具体特点而协商制订的。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内容主要有主协议和附件两部分。主协议包含“委托管理的工作内容、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收入费用和结算、安全管理、劳动用工、保密条款、知识产权、其他相关约定、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协议变更和解除、争议解决、附则”共计十四章。附件包含了《委托运输管理专项管理细则》、《委托运输管理相关资产清单》、《清算项目、单价或金额明细表》、《委托运输管理管界说明》四个文件。其中的《委托运输管理专项管理细则》涵盖了安全管理、行车组织、客货运、调度指挥、工务、信号、通信、供电、车辆、机务、信息、房建、用地、统计、消防、综合治理、收入和费用结算等合计19个专业部门的工作内容。
3．2委托业务范围分析
在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中，委托运输管理工作内容集中体现在协议第一章，主要包含运输组织管理、运输设施管理、运输移动设备管理、运输安全管理、运输收入管理、铁路用地管理、统计管理和其他内容共计8个方面。归纳总结起来，可大致分为四部分内容:一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委托铁路局开行列车工作(其中包含调度指挥、运输组织、列车开行方案等相关业务);二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委托铁路局进行设备养护维修工作(包含日常养护维修和单项收费的业务);三是铁路局与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的业务(公司可直接向第三方委托，亦可由铁路局向第三方委托，铁路局负责安全监管);四是其他委托事项(包含路风、用地、综合治理等)。然而由于此部分表述的较为宽泛且专业性较强，如果没有对应的具体内容作为支撑，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在协议的谈判和协商阶段会很容易提出质疑，从而阻碍双方协商的进程。
3．3经济关系分析
3．3．1铁路局具有多重身份
在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模式下，铁路局作为一个运输企业，除了承担自身管辖范围内的运输经营职责外，还具有多重身份:在投资方面，是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的出资人代表，代表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保障投资权益;在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层面，作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在委托运输管理方面，是委托协议中的受托方，承担着相应的运输管理和运输安全责任。铁路局的多重身份问题，导致铁路局在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谈判中既是谈判方，又是利益共同体，处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难以像独立的第三方受托人那样，作为完全市场主体维护自身权益。
3．3．2收入和清算模式
在委托运输管理模式下，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取得收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公司担当客车，并相应取得票款收入。在此模式下，公司向铁路局支付开行列车和设备养护维修费用。二是由铁路局担当客车，公司收取路网使用费，主要包括线路使用费和接触网使用费。在此模式下，公司向铁路局主要支付设备养护维修费用。因此，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的收入方式也会影响双方签订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基本内容。
4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4．1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的工作项目不明确
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虽然在主协议第一章中列出了委托运输管理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基本涵盖了委托运输管理全过程和各专业的工作项目。但是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委托方和受托方均认为此部分章节内容还需进一步细化。由于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的日常工作项目不明确，导致委托运输管理日常工作项目、单独收费项目以及需委托第三方的工作项目边界不清，此问题已引起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地方股东的普遍关注，在协议实施执行阶段又成为双方的主要分歧点。结合几年来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委托运输管理日常工作事项未能及时明确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层面尚未印发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对应工作项目的指导性文件;二是由于铁路客运专线的运输组织模式和设备养护维修模式有别于普速铁路，且铁路局对铁路客运专线运输管理工作时间不长、处在摸索阶段，短时间内难以对相关工作予以全面、具体的界定;三是铁路局受托运输管理各系统工作的独立性较强，涵盖各专业的相关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统一和明确。
4．2委托第三方实施的工作项目分散且内容不全
在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中，需委托第三方实施的工作项目分散在主协议和专项管理细则的各专业内容中，表述较为分散，包含的内容不全面。协议中未能约定委托第三方的具体范围，难以约束受托方的行为，增加了委托方的工作难度。鉴于目前尚无准确界定是否归属委托第三方工作范围的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执行的难度。委托第三方实施的工作项目分散和内容不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铁路客运专线属于新生事物，采用的新标准、新技术、新设备较多，铁路局作为受托方能够独立承担的铁路客运专线运输管理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界面难以在短时期内全部明确;二是委托运输管理中存在某些工作项目需要相关资质或行政许可等特殊要求，必须选聘具备相关资质和条件的企业承担对应工作;三是受工作强度、直接收益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存在相关受托站段将不愿承担的工作项目交给第三方企业承担的可能性。
4．3涉及单项收费的工作项目不确定
在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中，将“铁路基本建设、设备重点病害整治、大中维修、更新改造、灾害复旧、专项整治以及安全技术设备投入等”列为委托方单独付费的项目，由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与铁路局另行签订协议，委托相关站段组织实施并及时清算费用;公司对铁路局提供的危及运输安全而先行实施项目备忘录予以确认，并支付相关费用。由于单项收费项目的定义和范围难以准确界定，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担心铁路局在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和单项付费项目上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导致铁路局与公司对已发生单独付费项目的定性问题上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单独付费项目上的争议和分歧，已成为影响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一项重要因素。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在运营初期经营结果普遍不理想，而公司年度需要支付的水电费、牵引电费、银行利息等成本财务均为刚性支出难以压缩，并且由于铁路局既承担委托运输管理工作又具有股东身份，往往会导致公司其他股东提出应以铁路局减少收取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来支持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发展的不当诉求。二是在财务预算年度中，单独付费的项目能否发生难以准确预测，将适度的费用预算纳入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科目中难度较大;三是由于在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主协议和附件中，尚无完整的单独付费项目名称，因此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对是否应纳入单独付费项目范围，还是纳入委托运输管理日常工作范围存在不同理解。
4．4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无法提供委托管理相关资产清单
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的委托资产清单是双方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与核定基本工作量的基础性资料，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的基本“家底”。在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正式签订时应由公司提供给铁路局，并进行资产清点和交接。但目前实际情况是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没有能力提供相关资产清单，这就导致出现公司资产边界不清的问题，给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费用结算造成了一定影响。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采取委托运输管理模式的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机构编制和人员普遍较少，建设期的公司机构编制未将此工作落实到具体部门，同时又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二是提前谋划经营的意识不强，存在认为实施委托运输管理模式就是将公司经营全盘交给铁路局管理的认识误区。三是受到国铁项目工程建设后由国铁全盘接管的老旧思想影响，未能实现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掌控经营主导权的市场主体意识和思想转变。
5关于优化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相关建议
5．1将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的工作内容、单项收费和委托
第三方的工作事项进行整理并单列为协议附件鉴于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的工作内容、单项收费和委托第三方的工作事项是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主要实质内容，是铁路局收取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的结算基础，也是协议双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建议铁路总公司出台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包含对应工作项目的指导意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整理和归类，列出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应包含的工作内容、单项收费内容和委托第三方工作项目的范围，作为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附件。
5．2利用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开通前的适当时机形成设备清单
鉴于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开通运营之前，项目施工单位尚未撤离，设备也尚未交付给受托运营单位———铁路局。这是能够盘清公司设备数量的最佳时机。建议在铁路客运专线联调联试和试运行阶段，由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组织各施工单位按照各标段对拟移交设备进行清点、对账和验收，形成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交付铁路局承担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设备清单。
5．3制定适应市场化需求的委托单价和清算办法
一是建议铁路总公司出台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指导性清算单价范围，同时考虑地域差异允许一定的浮动，给铁路局与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谈判中留出谈判空间。二是组织对现行的清算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规范透明、符合市场规律的铁路运输和服务清算规则。要把各铁路局作为企业参与清算，而不是把国铁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清算。三是在收入清算单价、安全投入、养护维修等一系列容易产生分歧的事项上，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可考虑委托专业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委托运输管理费用进行评估、测算和监督。
5．4制定委托和受托方共同认可的高铁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
目前，铁路局各专业部门陆续制定了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各专业的技术和管理标准，但铁路客运专线合资公司对这些专业标准并未完全认可，在工作层面上仅可作为铁路局单方确定的标准或规定执行。在委托运输管理工作中双方出现意见分歧时，无法作为公认的依据进行协商。建议铁路总公司在既有专业技术、管理和工作标准的基础上，整合出台专门的铁路客运专线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作为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附件来替代目前的《专项管理细则》内容。
［参考文献］
［1］刘克强，李永强．铁路客运专线实施委托运输管理初探［J］．新西部，2010(10)．
［2］津秦铁路客运专线运营管理模式研究中期报告［R］．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2013(04)．
关键词：合资铁路公司；铁路局；委托运输管理；建议
合资铁路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我国铁路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国家投资、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以下简称铁路总公司）独家经营的旧格局，开拓了由多个投资主体多家出资、合资建路、共同管理的新路子。它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我国铁路运输供求的矛盾，还能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铁路路网的合理布局。近年来新开通运营的合资铁路按照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关于新建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的指导意见，普遍采取了委托铁路局进行运输管理的模式，该模式推动了合资铁路的经营和发展，但是也有其不成熟仍需健全完善的方面，有必要从多角度来对委托运输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
1委托运输管理模式的内涵
1.1实行委托运输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符合铁路改革总体要求；二是符合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向，有利于合资铁路发展，更广泛地吸引社会资金投资铁路建设；三是符合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共同意愿；四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铁路行业管理部门及铁路总公司的有关规定。
1.2委托运输管理的基本含义
委托运输管理是合资铁路公司将所辖合资铁路有关铁路运输业务管理范畴的工作，如运输组织管理、运输设施管理、运输移动设备管理、运输安全管理、运输收入管理、铁路用地管理以及运输统计管理等，全部委托给铁路局，合资铁路公司只负责铁路建设和资产经营工作。铁路局根据不同的专业性质，安排其下属单位具体负责受托管理范围内运输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和养护维修，保持受托设施设备完整、状态良好并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保证运输设施设备的运行安全。委托方和受托方严格依法履行企业内部决策程序，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经济关系清晰，并根据委托业务的具体内容进行费用结算。
1.3委托运输管理的特点
1）委托关系形成的必然性。近年成立的合资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以工程建设为主要目的，公司的机构、人员大多是围绕如何开展工程建设设置和配备的，人员规模基本都在100人以内。公司没有根据铁路运输生产管理需要，按照车、机、工、电、辆等不同专业，设置相应的行车组织、调度指挥、设备维护等专业管理部门和业务单位，并按岗位配置对应数量的员工。当合资铁路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根本无法独自承担相应的铁路运输生产管理工作，只能将其委托给铁路局进行运输管理。
2）委托对象选择的唯一性。根据国家铁路管理的现实情况，合资铁路建设项目均分布在铁路总公司所属18个铁路局(公司)的管辖范围内，由于管辖范围的划分，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合资铁路公司在选择委托对象时，通常只能选择线路所在地的铁路局进行委托，当线路跨铁路局时，为避免交叉管理，按照铁路局管辖范围分段进行委托。因此，合资铁路的委托对象基本上具有唯一性。
3）委托管理具有的优势性。一是有利于转变铁路发展方式，提高运输质量，确保运输安全的有序可控。二是有利于保持铁路路网结构完整，坚持运输集中统一指挥，消除瓶颈制约，提高运输效率和效益。三是有利于充分发挥铁路局的专业管理优势，通过强化内部挖潜、优化机车、车辆、人员配置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并结合合资铁路公司的体制机制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实现铁路局、合资铁路公司双赢的目的。
2委托运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政策文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目前铁路总公司关于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已经滞后，无法适应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一是委托运输管理模式还处在摸索实践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委托运输管理制度体系。二是在2011年原铁道部出台的《关于新建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的指导意见》（铁政法〔2011〕149号）中，对新建合资铁路的委托运输管理仅是在宏观上、原则上予以要求，需要对相应的财务清算、资产管理、第三方维保事项等方面跟进细化完善，出台专业指导意见。三是先期出台的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示范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容上有待修订。
2.2合资铁路公司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不合理
按照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的约定，公司有权对铁路局受托业务、设施、设备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委托设施设备完整，公司享有监督检查权。在铁路局正常营业时间内，在不影响安全和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公司有权随时对铁路局受委托范围内的日常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然而在现实中，合资铁路公司中搞建设的人才多，真正懂运输经营的人才少，并且没有设置专门的运输管理业务部门，这就导致公司对铁路局受托工作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责任缺失，对运输生产实际情况难以掌握，铁路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受托的运输生产管理工作干好干坏，自己说了算。
2.3资产边界不清晰
主要表现在部分合资铁路公司在合资铁路建设中有部分投资是用于对国铁既有线进行设施设备改造，以及合资铁路公司出资建设的车站部分设备设施与国铁共用等等，这就出现了合资铁路公司资产与国铁资产“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情况，资产边界很难清晰界定。由于铁路的网络特性，以及工程设计和施工原因也造成了合资铁路公司之间的资产界面不清，这就增加了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清算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2.4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清算标准不统一
由于合资铁路大都采用的是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其所需工作人员的岗位设置、数量配置、劳动量、劳动单价等指标均处在摸索阶段，能够有章可循的很少。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在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时约定：清算单价有铁路总公司公布价格的，按公布价格执行；没有公布价格的，以成本费用（含税金）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是由于没有一套科学完整的委托运输管理工作内容明细和费用标准，双方往往对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的确认产生分歧，造成在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核算和单价标准方面难以达成一致。
2.5委托管理内容（第三方维保）有分歧
在实行委托运输管理过程中，虽然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约定：确需第三方提供专业化维护维修服务的，由双方共同商定选择第三方，另行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各自的责权利，但是第三方维保项目的确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围，因此存在较大的分歧。目前合资铁路公司（特别是客专公司）普遍仅对国家、铁路行业管理部门或铁路总公司有明确资质要求的消防、电梯、空调、客服系统予以认可为第三方维保项目，但在实际中，通信、信号、工务、供电、房建等专业部分项目由于资质要求、技术工艺、厂家技术封锁等原因，铁路局确实无法完成相应的委托维护管理工作。而铁路局作为合资铁路运输安全责任主体，对受托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负首要责任，为确保安全运输生产万无一失，铁路局只能先行垫资让设备厂家进行维护，当合资铁路公司对项目不予认可时，往往造成铁路局已经发生的费用难以得到及时清偿。
2.6缺乏良性的仲裁机制
铁路总公司既是合资铁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又是受托铁路局的上级领导机构，在合资铁路公司和铁路局协商过程产生分歧，最终不能达成一致时，由于“手心手背都是肉”，加之委托运输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完善，通常采取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各退一步“和稀泥”的策略。这就造成仲裁的实际缺位，不利于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高效推进。
2.7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给付不及时
我国合资铁路正处于大量建设发展期，同时也处于市场培育期，合资铁路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和现金流紧张等问题，而合资铁路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利息和运营中发生的水、电等费用又必须支付，导致公司只能拖欠铁路局的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甚至长期大额度拖欠。铁路局作为受托方，既要承受巨大的安全压力，还要承担巨额的资金压力。
3加强委托运输管理的建议
3.1成立委托运输管理工作业务管理机构
鉴于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在委托运输管理事项的协商过程中，存在的分歧往往不能最终达成一致，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建议铁路总公司成立由法律、计划、运输、安监和财务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合资铁路管理委员会或设立专门机构，站在互惠共赢立场上，依法合规协调、指导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的委托运输管理工作。
3.2完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规范操作程序
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是确定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基础性法律文件，通过对前期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有必要对委托运输管理协议内容进行完善，进一步明确双方在确定年度运输生产经营目标考核、财务预算、设备大中修、更新改造计划、第三方维保等重要委托管理工作中，涉及定额标准、统计口径、协商程序等有关方面的具体约定事项。要规范完善相关操作程序，从制定协议、发文公布、调整变更、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入手，建立一个科学有序的工作流程体系，全面规范和促进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良性开展。
3.3建立健全沟通协商机制，搭建沟通平台
铁路局和合资铁路公司应就委托运输管理工作建立定期通报协商机制，搭建铁路局专业管理部门和合资铁路公司对接的平台。铁路局要及时向公司通报、提供与委托运输管理相关的情况和资料，使公司随时了解运输生产具体情况。同时，合资铁路公司也要参加铁路局有关会议并发表意见建议。铁路局和合资铁路公司之间逐步建立一种专业对口、工作对接的良性机制，在尊重合资铁路公司的法人地位以及内部管理规定的同时，做好专业指导，促进委托运输管理工作的有序推进。
3.4制定科学合理的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清算办法
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主体，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对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的协商不易达成一致。因此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在尊重委管双方市场主体地位、兼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切实完善清算单价和清算办法等相关配套措施，制定清晰、合理的委托运输管理费用清算办法，构建委管费用的市场机制，不断降低合资铁路运营成本，促进合资铁路运营效益的提高，真正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3.5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1）合资铁路公司要将委托运输管理的相关费用纳入年度预算管理，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铁路局要按照“以收定支、收支配比、总量控制”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将委托运输管理费用预算分劈到受托站段，在指导受托站段加强财务预算编制的同时，加强审核受托管理范围内收支预算，并听取合资铁路公司对受托站段预算方案的意见建议。严格受托站段生产预算与财务预算的配套衔接，落实预算责任部门、责任人，建立健全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制度进行考核奖惩，保证预算指标的完成。
2）要加大对委托运输管理费用中可控成本的控制，例如水、电费等。合资铁路沿线各单位水、电能源使用费普遍是由合资铁路公司直接向供应方缴费，铁路局的受托站段往往会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出现“长明灯”“长流水”等现象。铁路局应要求受托站段加强节能管理，细化各项增收节支措施，量化各项增收节支指标，并建立健全节能工作规范及奖惩制度，在减轻合资铁路公司成本费用支出的同时，做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3）合资铁路公司与铁路局应充分协商，共同制定以提高运输效率及效益、保证安全质量、强化成本控制和收入完整为重点的委托运输管理年度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与委托管理费用相挂钩，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另外，铁路局也要建立对下属受托站段的考核办法，将受托事项的安全、效率、效益纳入下属受托站段领导班子绩效考核范围。
参考文献
[1]铁道部政策法规司．关于新建合资铁路委托运输管理的指导意见(铁政法〔2011〕149号)[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2011
关键词：股权、委托管理、表决权信托
2000年以来，国内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和资产重组的案例日渐增多。2000年有8起，2001年达到10起，其中有4家上市公司因股权托管使控制权落入托管方手中。股权委托管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选择此种方式收购股权有一定的背景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国有股转让的繁琐程序所促成的。由于国有股股权转让过户需财政部审批和资产评估，整个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的，如果办完过户手续再进行资产重组，已是昨日黄花。于是有关利益各方设计出“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加“远期转让协议”相配套的方案，先以股权托管之名，行股权转让之实，以确保资产重组的进行，并最终实现股权转让。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财政部基本停止了对国有股股权向民营机构转让事项的审批，国有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审批节奏也明显放慢，股权委托管理的案例骤增。齐鲁软件（后更名为浪潮软件）、济南百货、ST化机、PT闽东、ST康赛、美亚股份、东百集团等重组中的国有股转让纷纷采取这种办法。2001年4月，更是出现了宁夏恒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征集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受托管理）人的惊人之举。2002年4月发生的东盛集团受托管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所持有的丽珠集团国有法人股的案例，甚至已经没有了转让的目的，看起来好像只是为托管而托管。当然，选择股权委托管理的方式进行收购有时也有战略投资者的策略原因。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托管提前介入上市公司管理，可以降低调查成本，一旦认为不合适可以方便地退出。最主要的是可以提前进行各种整合，做好实质性重组的各项准备工作。如西南药业的收购方太极集团就是先期取得了股权的委托管理权，为新股东与上市公司的资产整合争取了时间，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选择股权委托管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拟转让的股份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在限制转让的情形消除以前，受让方先通过股权委托管理的方式介入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如康赛实业持有的康赛集团的股权暂处于质押或冻结状态，受让方珠海天华同意大股东康赛实业在该部分股权解质或解冻后逐步过户给珠海天华，在股权过户未完成期间，康赛实业同意将该部分股权委托珠海天华管理。股权委托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有股转让的限制，成为资产重组中的一个创新之举，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当事人双方是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订立的委托合约，所体现的是委托关系，实践中证明这件“外衣”明显不合身，存在很多障碍和漏洞。
一、 股权委托管理行为法律困境分析
（一） 委托合同本身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对双方当事人的保护力较弱在委托关系中，被人取消委托或者人辞去委托，都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无需征得对方同意即发生法律效力，即告终止。《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在股权托管合同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享有任意终止权，这就使得股权托管对双方的约束力有限，期间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方都可能中途退出。在济南百货重组中这种现象表现得比较突出。2001年4月29日，济南市国资局与华建电子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济南市国资局将持有的济南百货32，162，245股国家股的股权委托给华建电子行使，托管期限自签署当日至该等股份实现过户为止，委托华建电子行使的权利是除该等股份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以外的一切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席或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权、投票表决权、质询查询权、提案权等。但事实上，华建电子方并未真正亲自有效行使过该等受托权利。在2002年5月22日召开的济南百货2001年度股东大会上，济南市国资局亲自出席并行使全部国家股股权的表决权，事实上撤销了对华建电子的委托，终止了一年前签订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这一切都是在幕后进行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是为何终止以及如何终止的，双方讳莫如深，并不像当初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时那样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这虽然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难保不存在哑巴吃黄连的一方。
（二） 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的事实与委托关系中人须按照委托人的意志行事的原理存在矛盾之处《民法通则》第64条第2款规定：“委托人按照被人的委托行使权”。《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在委托关系中，人（受托人）以被人（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要求人在从活动的过程中要体现被人的意思，按照被人的指示行事。但是在股权委托行为中，委托方一般都是对受托方概括性授权，默示或明示由受托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这种放任性授权已经突破了民法与合同法意义上对关系和委托合同的规定，直接影响委托关系的合法性与委托合同的法律效力。
（三） 存在多个受托人或托管部分股权的情况下，表决权的行使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障碍在我们考察的几个股权委托管理的案例中，多数都有股权转让的前提，转让和受让方为了规避30%的要约收购点，要么是只转让接近30%的部分股份，要么是转让方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多个受让人，当然，多个受让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它们是一致行动人或采取过一致行动。作为股权转让前的“热身”，股权委托管理也作了同样的处理，于是出现了同一股东的表决权被分割行使的情形。股东不论是法人或是自然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行使作为一个股东的权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明确的、单一的，不能是混乱的、矛盾的。对股东大会的某一项提案，在行使表决权的时候，要么是赞成，要么是反对，要么是弃权，不能以一部分股份投赞成票，以一部分股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在部分托管的情况下，如所有的委托管理协议默示或明示的，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委托人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如何行使表决权就成了问题。如果作出和受托人同样的意思表示，那是谁的意志？如果是委托人的意志，委托管理合同就成了多余；如果是受托人的意志，谁是谁的人就成了问题。如果作出和受托人不一样的意思表示，那岂不是直接否定了所谓的委托管理协议。在存在多个受托人的情况下，如所有的委托管理协议默示或明示的，每个受托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果各受托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没有一致行动的约定，他们各自必然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这种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也必然会体现在对表决权的行使结果上。如果他们对同一表决事项恰好作出同样的意思表示，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代表了委托人的意志，但这种可能性远不如各自针锋相对的可能性大。如果各自的意思表示不同，且不论谁背叛了委托人的问题，我们只需问一问，这种错乱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效，因为不管有几个受托人，股东只是委托人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明确为某一持股单位持有的国有股股权，不得分割为若干部分委派一个以上的股东人分别行使。这个规定更是给多数国有股股权委托管理中受托方权利的行使造成了不可逾越的政策障碍。
（四）托管费用的含糊其辞使得股权委托管理行为的法律定性更加模糊《合同法》并不禁止无偿的委托合同，但是“价款或者酬金”也是《合同法》规定的书面合同的法定条款之一，也即是说，即便是无偿的委托合同，也应在“价款或者酬金”条款项下明确约定。在几乎所有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里都回避了受托人的报酬问题。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与东盛集团的托管协议竟然约定受托方向委托方交付巨额托管风险抵押金，如果真的把它当做委托行为的话，这真是匪夷所思的本末倒置的怪事。在济南市国资局与华建电子的托管协议里虽然约定受托股权派生的股息红利作为华建电子行使该等股权的报酬和费用，但是这与济南市国资局保留受托股份的收益权的约定明显矛盾。在诸多委托管理协议里，都约定由受托方充分享有受托股份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包括收益权。也许双方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或者可以解释，收益权就是的报酬，但是，若基于一个真正的委托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04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这就意味着无论受托方如何“充分”享有受托股份的收益权，他也既不可能真正拥有收益权，也不可能以收益权作为的报酬。在委托关系中，收益权是不能委托他人享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25条规定：“国有法人股股利由国有法人单位依法收取。”这也意味着股票的收益权也是不能委托他人行使的。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没有对价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根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股权委托协议只不过是股权转让协定的一个不得已的“副产品”，受托人已经以股权受让人的身份支付了拟受让股权的对价，接下来几乎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都当不得真，报酬问题更无从谈起，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股权委托管理合同的虚假。
（五）股权委托管理行为时的委托双方以及第三人-上市公司的利益都处于风险之中的概念涉及人、被人和第三人，任何都存在一个三边关系：人与被人之间的与被关系，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关系，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承受关系。三边关系实际涉及两个民事法律关系，一是人与被人的内部民事法律关系，一是被人与第三人的外部民事法律关系。在股权委托管理合同中同样也存在这么一个三边关系：股权托管方、受托方和上市公司，由于实践中股权委托管理合同的缺陷，其中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远较一般的委托复杂。受托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使得委托方实际上退出了这个三边游戏，三方简化为两方，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内部法律关系，委托人与上市公司的外部法律关系都变得模糊不清，受托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得到了强化。实践中大量的股权委托管理合约极大地歪曲了委托关系的本来含义，也给当事人各方的利益都带来极大的风险。对委托方来讲，因为委托合同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无法推卸他对第三人的责任，如果受托人在托管期间造成第三方利益损失，第三人完全能够追索到委托方。在正当的委托行为中，这是正常的，也是委托人可以预见的后果，因为受托人是以委托人的名义，根据委托人的指令与第三人发生关系，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当然要由委托人承担。但在目前多数股权委托管理行为中，受托人被授权依照自身的意志，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行使对第三人-上市公司的权利，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却要委托方直接或者连带承担，对委托方来讲，为非因自己的意志，非为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多数情况下是不利后果“买单”，多少是有些冤枉的。对受托方来讲，这个委托关系是极不稳定的，一方面他要面对委托方随时终止委托合同的风险；另一方面，他还要面对委托合同被意外终止的风险，如因为委托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和强制转让；再一方面，他还要面对委托合同“无疾而终”的风险，在多数以股权转让为前提的股权委托管理行为中，托管期限都是不明确的，一般约定为“托管日至完成股权转让，实现股份过户为止”，这是建立在股权转让一定能够获得批准的乐观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事与愿违，股权转让的申请被否决，情况又会怎样呢？恐怕这所谓的委托管理也必然会无疾而终。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如果受托人在托管期间过于乐观和“投入”，为拯救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或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与上市公司进行了大量司空见惯的“自我牺牲”式的资产重组，那么他的这些努力八成要付诸东流，也难免不出现各种纠纷。当然，受托方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可以使他方便地规避这种风险，或者把风险转嫁到第三人-上市公司身上。对第三人-上市公司来讲，在股权转让或委托管理的安排中，它更像是旧时一个必须遵从父母之命的待嫁的姑娘，对自己的命运没有自主权和选择权，不管是“嫁人”还是做“童养媳”，不管对方是“如意郎”还是“中山狼”，它只有认命的份儿。在目前发生的股权委托管理行为中，上市公司的利益只是在个别委托合同中得到象征性的关照，如“受托人有义务本着合法及勤勉尽责的原则行使和管理受托股权”，“受托人应尽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在绝大多数的股权委托管理行为中，受托人获得股权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根据委托合约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受托人拥有了对上市公司的最广泛的权利，从控制股东大会到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它可以操纵上市公司的一切事务，只要它愿意。在这个畸形的合约中，受托人对委托人没有义务，它的权利没有制约；受托人对第三人-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义务，它的权利没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有谁能阻止受托人利用自己的实际控制人地位通过所谓的资产重组来盘剥上市公司呢？虽然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或者准确地说还没有暴露，但因为机制的存在，注定了这种现象的不可避免。综上所述，委托合同这件“外衣”已经罩不住股权委托管理这个无拘无束的“躯体”了，股权委托管理的内容和方式已远远超出了委托的范畴。在委托的关系下，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都会面临风险，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利益被侵害的风险更大，受托方利用自己的实际控制人地位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资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易如反掌。对越来越多的股权委托管理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加以规制。
二、 股权委托管理行为的法律定性
股权是股东权或者股东权益的简称，泛指公司给予股东的各种权益或者所有的权利，具体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股东权包括股东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权益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各种权益，是集财产与经营两种权利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的新型的独立的权利形态。公司法理论认为，股东权包括从公司获取财产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前者如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索取权、股份转让权等；后者如公司内部管理权、股东大会的出席权和表决权，查阅公司各种账表的权利以及对公司股东的监督权等。股权中的财产权性质和非财产权性质的内容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形态，而是股权的具体权能，好像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处分的具体权能一样。股权中的财产内容与非财产内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都是股权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股权的基本内容。股东权这种权利既不属于物权，又不属于债权；既不属于财产权，也不属于人身权，而是一种公司法规定的具有独立内涵的包括财产权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的新型的独立的权利形态。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股东权不是一种一般的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公司法权利。按照股东行使权利的目的不同，可以将股东权利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这也是公司法理论对股东权最基本的分类。自益权是指股东以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权利或者股东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自益权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买取请求权、股份转换请求权、股份转让权、股票交付请求权、股东名义更换请求权和无记名股份向记名股份的转换请求权等。共益权是指，股东以参与公司的经营为目的的权利或者股东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共益权包括：表决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股东大会决议撤销诉权、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确认诉权、累积投票权、新股发行停止请求权、新股发行无效诉权、公司设立无效诉权、公司合并无效诉权、会计档案查阅权、会计账簿查阅权、检查入选人请求权、董事监事和清算人解任请求权、董事会违法行为制止请求权、公司解散请求和公司重整请求权等等。前者主要是财产权，后者主要是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在股权委托管理契约中，委托人只是对处置权、收益权等自益权有所保留，而无一例外地都把共益权则全部许可给受托人行使。我们前面已分析到，对于股权的两种权能，自益权包括收益权是无法委托他人行使的，只有共益权才能成为委托的标的。事实上，也只有共益权才是受托人真正在乎的，对受托人而言，通过共益权的行使，主要是行使出席或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权、投票表决权、提案权等，根据资本多数决的原则，获得了对上市公司全部的实际控制权。这项权利虽然似乎是派生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利，正是这项权利才使得共益权有了实际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考虑股权委托管理的变相转让因素，假定那些掩耳盗铃般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所强加给我们的暗示成立，即委托方授权受托方以自己的意志行使受托权利，受托人的意志就是委托人的意志，那么股权委托管理行为更接近于信托行为。在股权委托管理的状态下，股权所包含的两项基本权能-自益权和共益权已经分离，共益权已经事实上转移到受托人手中；根据托管协议，受托人最大限度地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使共益权，这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他的充分信任的基础或者假设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2条对信托的定义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可以说股权委托管理行为是更接近信托法对信托的定义的，与民法对委托的定义貌合神离。
三、 股权委托管理行为的规制途径-表决权信托方式
从发生的股权委托管理案例分析中发现，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国有股的转让过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规避国有股转让的繁琐而漫长的审批程序。这似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股权委托管理本身以及可能造成的麻烦的答案，那就是重启国有股转让的大门，并且简化审批手续和环节，缩短转让实现的时间。但情况不会这么简单，我国现行的国有股权管理制度自有它深层次的产生背景和存在理由，我们不能肯定对该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够改到不需要审批的程度，但只要有审批，便会有等待的时间，无论这个时间有多么短暂，对完成一项股权委托管理行为并且让其中的弊端发作来说已经足够漫长了。单从股权委托管理本身来讲，我们已经分析，这是一种漏洞百出的方式，对急于转让套现的委托方和借壳上市心切的受托方来说，都有可能掉入对方精心设计的股权委托管理的陷阱。制度的缺陷意味着额外的利益，足以吸引别有用心的人前赴后继、列队而来。所以说，对股权委托管理行为的规制应立足于对其法律障碍和各种弊端的清除和匡正，结合股权委托管理行为的法律性质的分析，我们认为，用表决权信托的方式取代股权委托管理方式是可行的。
（一）表决权信托制度信托作为一种转移和管理财产的制度，与相类似的其他制度（如和继承）相比，具有许多独特的长处，应用上也非常灵活和富于弹性，在英美早已被广泛运用于民事、商事和公益等社会的各个领域，用以实现形形色色的目标。正如美国著名信托法学者Scott教授所言：信托的应用与人类的想像力一样没有限制。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转让中股权委托管理制度相类似，英美等国更广泛地采用表决权信托的方式。表决权信托（voting trust），又称商务管理信托，是普通法上的产物，它是指公司的股东将其股份的法律上的权利在一定期限内以不可撤回的方式转让给其所指定的表决权受托人以谋求表决权的统一行使的法律制度。表决权信托运用的是信托机制。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2条这样表述：“公司任何数目的股东可成立一个表决信托，其目的为把表决权或代表其股份的权利授予一个或数个受托人。该信托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其设立的方式是通过签订一项书面表决信托协议，规定该信托的期限和条件，并将协议副本存放于公司注册办事处，以及就协议之目的而言，将上述股东的股份转让给该托管人。上述托管人应设立一本登记册，以证实表决信托书持有者的实际权益。该登记册应载明所有上述持有者的姓名和地址以及相对于发给每人所持有的表决信托证书的股份数量和类别。该记录的副本应存放于公司注册办事处。存放于公司的表决信托协议副本以及记录簿副本，犹同公司的簿册和记录，应接受公司股东本人或由其人或律师的审查。上述副本并应接受表决信托证书的任何注册持有者为任何正当之目的，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内，由其本人或其人或律师的审查。股东之间就他们股份之表决权的协议，根据具体条款，应是有效的，并可依其条款可强制执行的。该协议不应受本条中有关表决信托规定之约束。”根据信托原理，股东将其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所有，由受托人根据信托契约为股东行使对该股份的管理处分权利，包括表决权的行使本身在内。它所适用的是信托法律制度，受托人是以法律上的所有人的名义为股东的利益而行使权利，而股东作为委托人同时又是受益人。表决权信托就是将股东的共益权和自益权分离，单独使用。原股东享有除表决权以外的一切权利。而受托人在信托期内代表股东行使行政权，代为保管股票、处理公司事务、代转股息收入。
关键词：标准公司治理理论；非金融企业；信托投资公司；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最初的研究对象仅限于非金融企业，对金融机构治理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而对于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多数还是套用以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然而由于信托投资公司的特殊性，可能要对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修正，才能构建真正适合它的治理结构。
一、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
随着企业制度的演进和公司制企业的发展，现代公司呈现出股权高度分散化的特征。股权分散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小股东的存在，他们无法在集体行动上达成一致，缺乏参与决策和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的积极性，造成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公司已由受所有者控制转变为受经营者控制，所有者和经营者因利益的不一致使得经营者产生损害所有者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等行为，公司治理问题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理的“懒惰”和“机会主义倾向”以实现公司价值(尤其是所有者财富)的最大化，这是建立在分散股权结构基础上的狭义公司治理观点。但是经理“懒惰”和“机会主义”的假设既不合适也不符合某些实证的研究结果，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广义的公司治理观点，二者争论源于公司治理目标是“股东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至上”。对此，国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完整的公司治理体系是由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产品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机制构成。具体而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股东权利保护和股东会作用的发挥；2．董事会的模式、人员构成、规模结构及独立性；3．监事会的设立与作用的发挥；4．薪酬体系及激励机制。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自己来实现的，通过设计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互相配合、协调制衡的监督、激励、约束和决策机制，以保证公司经营管理。
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形式，其作用在于使公司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迫使经营者自律和自我控制。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1．产品市场。Blair认为市场压力(在产出品市场或投入品市场)是大部分自由市场经济防止商业公司滥用它们的权利和长期维持家族统治的基本机制。规范和竞争的产品市场是评判公司经营成果和经理人员管理业绩的基本标准，竞争越激烈，价格就压得越低，经理人员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促使他们也努力降低成本。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能起到激励和鞭策经理人员的作用。2．经理市场。法玛认为，经理(作为劳动力的特殊部分)市场的竞争对经理施加了有效的压力。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市场会根据经理过去的表现计算出他未来的价值。经理要顾及长远利益，因此会努力工作。3．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它的主要形式是接管。接管被认为是防止经理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后一种武器。沙尔夫斯坦建立了模型，用以证明资本市场的竞争的确可以刺激经理努力工作。由于企业有被接管的可能性，经理会比在没有“袭击者”的条件下工作要努力。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活跃的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有独特的作用，适度的接管压力也是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购机制的发挥需要支付较大的社会成本和法律成本，而且需要发达的具有高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作为基础。
二、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公司治理的研究对象仅限于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是治理者的角色。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作为被治理者才进人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兴起之后，专门研究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文献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国外，信托业大都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兼营，例如英国的信托业主体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兼营；美国是世界上实行信托业务由银行兼营的代表性国家，即商业银行在主营银行业务的同时，又兼营信托业务；日本虽然实行较为严格的银行业与信托业分业制度，但信托银行却具有信托业和银行业的双重特性。大概基于此，国外的学者都是将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研究整体，没有将信托业从银行中划分出来单独进行研究。而关于商业银行治理的理论性文献有很多，其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是从商业银行与一般公司相比较体现出的特殊性着手来构建适合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架构，CiancanelliandGonzalez、MaceyandO''''l-Iara、CaprioandLevine、ArunandTurner、RossLevine、Sam—WOONa等人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它们是从商业银行的金融契约、金融产品、银行产业、不透明及政府管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出发来概括商业银行治理的一般规律。虽然国外信托业多由银行兼营，但是信托业务和银行业务在商业银行内部是相互独立的、按照职责严格加以区分的，即实现“职能分开、独立核算、分别管理、收益分红”的原则。一方面对信托从业人员实行严格的资金管理，另一方面还禁止从事银行业务工作的人员从事信托业务。
定位于“受托理财金融机构”的中国信托业，在金融体系中具有独立的行业地位。目前信托业所提供的信托服务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运行规则，该内涵和运行规则由《信托法》单独确立，是任何一种其他金融服务都无法涵盖的。由信托服务产生的财产管理功能和中长期金融功能，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财产隔离功能等使信托业完全区别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在金融体系中独成一体。信托投资公司与商业银行功能上的巨大差别，使信托投资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治理可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因为《信托法》颁布不久，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顿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走上正规发展只有短短四年，国内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的研究仅局限于表象，多半都是新闻报道或泛泛而谈，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经验性文献。
总之，目前国际上由于信托业务由银行兼营，所以只是把
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治理结构，没有把信托业务从银行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国内对信托投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分析上都刚刚起步。因此，对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专门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我们试图通过分析信托投资公司与一般公司以及银行的差别，结合其特殊性和公司治理理论来构建适合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理论框架。
三、信托投资公司与一般公司的比较
信托投资公司是专营信托业务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长期金融和资产管理的专业机构，必须以国民经济发展、居民货币储蓄和财产积累为前提条件，是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管道。与一般公司和商业银行相比，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的公司治理目标。首先，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自身存在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安排，以确保公司资本供给者即固有财产所有者可以得到投资回报；其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长期金融和资产管理的专业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的大小是衡量公司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管理资产规模最大化是公司追求的目标；第三，信托财产委托者将其合法拥有的财产交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增加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资产的规模，信托投资公司必须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按照他们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努力实现信托财产委托者利益最大化；第四，Stiglitz认为，作为资源配置重要机制的金融体系要确保资本这一最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领域，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并对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这说明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金融机构既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又要追求金融风险的最小化，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2．信托投资公司产品的特殊性。信托业务是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信托投资公司可以接受资金、有价证券、土地、房产等多种财产，按照事务管理目的、投资管理目的或者综合性目的等多种信托目的，以贷款、证券投资、非上市类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同业拆放等多种方式对信托财产加以管理和运用。①信托的内涵在于信托财产委托者基于对信托投资公司的信任，将其所拥有的财产权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在理想的状态下，信托投资公司将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为信托财产委托者服务，但这种理想的委托—关系是建立在无私心、尽职管理、无利益冲突、无信息不对称、无不确定性假设之上的，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信托投资公司提供的产品是“服务”，经过信托投资公司的“服务”，信托财产或者增值、或者被分散了风险、或者被配置到更急需的地方，总之实现了量变。信托投资公司产品的特殊性影响着公司治理。第一，信托投资公司提供的“服务”难以观察，甚至可能隐藏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信托投资公司可以轻易改变信托资产的风险构成，通过对不能到期履约的信托财产与其他信托财产或其固有财产发生交易而将风险隐藏或堆积；第三，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产品不能在有效的市场进行流通交易，真实价值难以评估。基于此，在目前的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中，信托财产委托者将巨额信托财产委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自身并不参与信托投资公司治理，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和真实价值都无从知道。这暴露出目前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3．信托合同的不透明性。金融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相比其他行业更为严重。信托合同的不透明影响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第一，它使得信托财产委托者获得信息的成本高昂甚至不能获得信息，同时也使得他们通过信托合约约束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者的成本变得高昂。信托财产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由与信托财产委托者完全无关的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参与设计和实施，信托财产真正的委托者对信托财产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的缺失，加之信托合约不透明使得分散的信托财产委托者通过签订和执行激励合约或者使用它们的投票权影响信托财产的管理和运用的成本很大。第二，信息不对称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者存在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的动机；更为严重的是，不透明使得信托投资公司变相挪用信托财产甚至转移信托财产的行为更加快捷、可能性更大。信托财产被转移、被改变用途的风险巨大，合约的不透明加之信托财产委托者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缺失，使得经营者和大股东操纵董事会和获取控制私利也变得更加容易。第三，信托合同的不透明使得外部人评估信托财产的真实价值和监督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4．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结构的特殊性。对一般公司而言，资本结构作为一种公司融资比重的选择，意味着公司股权与债权融资的不同比例，这不仅影响公司价值，而且可能决定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不同控制力和在公司治理中不同的角色与作用，从而导致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我国，信托投资公司不能负债。信托专业化的理财机构的定位，使信托投资公司除了管理其固有财产外，必须专心管理信托财产。所以资本结构对于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毫无意义。但是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也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财产委托者的负债。信托投资公司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而且委托者一旦将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委托者对这部分财产将不具有所有权、处置权等权力，这部分信托财产属于独立财产。这使得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结构表现出特殊性。巨额的信托财产由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而信托投资公司又要提高固有资产盈利率或增大信托财产规模，利益的冲突以及信托财产委托者对信托投资公司没有任何的实质上的监督和制约，强化了信托投资公司从事高风险投资的能力，从而带来严重的问题。
5．信托投资公司两权分离的双重性。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前提是两权分离理论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理论。对一般公司而言，两权分离主要表现为股东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的分离。而信托投资公司的两权分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固有资产所有者即股东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另一方面是信托资产委托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两权分离的这种双重性，使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结构相比一般公司治理结构更为复杂。一般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由于单纯的两权分离引起，而信托投资公司的双重的两权分离使其在公司治理中除了要解决第一层两权分离造成的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还要解决第二层两权分离造成的利益冲突；而且双重的两权分离同时存在信托投资公司之中，二者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交错在一起，，使得信托投资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比一般公司更为复杂。
6．多委托人、多人、多任务情况。一般公司治理遵循的是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即一个委托人(股东)将某项任务授权给与自己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的一个人，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单个委托人和单个人之间。②委托关系相对而言要简单的多，主要表现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强化董事会的功能，对经理层进行监督、激励、约束，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而信托投资公司遵循的是多委托人多人理论，而且人的任务由一个增加到多个，是一种复杂的多边委托—关系。在信托投资公司中，有固有财产所有者即股东、信托财产的委托者等多个委托人，他们之间的目标利益趋向不同，成本不对称，财产存在形式不同，相互独立地将决策权授予各自人。③委托人的差异化意味着要求人执行异质的任务。人执行的不仅包括股东委托的任务，还包括信托财产委托者委托的任务，甚至可能包括人以自己意愿从事的活动，且各项任务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冲突关系。复杂的多边委托关系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多个委托人和多个人之间，而且表现层次相当复杂。信托经理与信托财产委托者之间、股东与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者、信托财产高管人员与公司高管人员、信托财产高管人员与信托经理之间、固有财产管理者与公司高管人员、监管者与信托投资公司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导致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结构较一般公司治理的困难程度加大很多(参见图1)。
7．政府管制严格。对一般公司而言，政府对它的管制没有或相对较少。由于信托投资公司产品的特殊性、信托合同的不透明以及它在经济生活殊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对其管制非常严格。政府的管制对信托投资公司治理会产生较大影响。第一，信托投资公司经过重新清理整顿后，目前的市场格局为一个省1家，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政策有所倾斜，但最多不超过3家，各个信托投资公司基本上处于“诸侯割据”状态。政府的管制造成了信托业很高的进入壁垒，影响了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及市场结构。第二，政府对信托投资公司异地开展业务的种种限制和禁止设立分支机构，使得信托投资公司所在的市场很难达到产品市场的规范和公平竞争要求，信托投资公司来自产品市场的约束机制相对于一般公司较弱，从而使得信托投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大大减弱。第三，政府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监管很严格，信托投资公司一旦出现信托财产兑付不及时或违规经营，即被要求停业整顿，这极大地扭曲和限制了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者的行为，影响了公司的治理。
四、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及进一步完善的基本思路
1．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治理指引》没有出台，目前，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均参照一般公司的治理结构框架建立。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信托投资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的现象很普遍。一股独大使得关联交易频频发生。(2)信托财产委托者缺位，在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中维护委托者利益的机构缺失。目前国内的信托投资公司拥有独立董事的并不多；即使设有独立董事，也并不能真正维护信托财产委托者的利益。(3)个别信托投资公司并未做到监管部门和信托法规要求的关于固有财产和信托财产部门分开、人员分开、高管分开。(4)风险控制部门和审计稽核部门并未设置，有些风险控制委员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形同虚设，信托财产被转移或被挪用现象屡有发生，风险不能很好控制，信托财产委托者利益频频遭到损害。(5)信托经理市场没有建立，委托者将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自己丧失了对信托财产的控制权，却没有参与信托经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
2．对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现存治理结构的修正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根据上文对信托投资公司特殊性以及目前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标准的公司治理框架并不适合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研究方法、角度及框架的建立与一般公司甚至银行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对标准的公司治理理论及框架进行修正，构建真正适合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理论及框架。
第一，修正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两权分离理论和委托理论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我们需要对信托投资公司的双重两权分离及多委托人多人关系进行正确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信托投资公司的治理问题。
第二，界定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的内涵及本质功能。信托投资公司的特殊性使得必须对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给予界定，并提出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目标及治理理论。对于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它独特的合约性质、产品、资产结构不仅要求其公司治理必须照顾到信托财产委托者和股东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到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
第三，构建新的治理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必须首先考虑建立真正维护信托财产委托者利益的机构以及该机构与信托投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如何共存、作用如何发挥；其次，建立信托经理人市场，解决信托财产的委托者如何参与信托经理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和实施问题；最后，认真研究在信托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中如何真正贯彻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人员、资产、管理严格分开的原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目前这方面的文献几乎没有。
【关键词】 财务公司； 委托贷款； 资金管理
委托贷款是委托人以其可以自主支配的资金，委托金融机构按其所指定的对象、规定的用途和范围、定妥的条件代为发放、监管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财务公司的金融牌照，让财务公司可以办理成员单位间的委托贷款业务。委托贷款的业务特点，使得委托贷款业务在企业集团中运用比较广，委托贷款现已成为财务公司盘活企业集团存量资金的一个重要形式。2010年底，105家财务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委托贷款余额有
6 319亿元，与自营贷款7 115亿元，规模相当（数据来源于《财务公司年鉴（2010）》）。
一、财务公司委托贷款业务形式与动因
财务公司是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根据业务范围，财务公司可以通过贴现、自营贷款、委托贷款、自营投资和委托投资等形式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资本运营意识。委托贷款与贷款一样，可以实现成员单位间的资金流通，但是委托贷款又不同于其他信贷业务，它是表外资产，不属于风险资产范围，对监管指标不产生影响；其次，委托贷款对企业的资信要求相对较低，这就决定了委托贷款更有利于实现财务公司盘活企业集团存量资金的功能；再次，根据财政部门相关文件规定，采用统借统还方式，集团内部的委托贷款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因此在财务公司运用比较广。
按照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关系来分，企业集团的委托贷款有三种基本的业务形式：上级单位委贷给下级单位，同级单位间的委贷和下级单位委贷给上级单位。
二、“2+3”做好委托贷款业务，加强资金管理功能
财务公司除了具有金融性和企业性外，还具有产业性。财务公司的经营目标核心在于将自身的金融实力转化为集团的发展动力，促进集团的发展。财务公司自身金融实力的壮大，在为企业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过程中，财务公司除了与非财务公司金融机构一样起到搭桥作用外，还能够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集团资本运营意识；减少向银行贷款的规模，降低集团财务费用；加强对成员单位的监督，减少集团资金风险。因此财务公司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时，应该严把委托贷款“三查”关，严控委托贷款投向，正视委托贷款功能，摆正自身位置和正确引导集团成员单位，通过“2严3正”，运用好、管理好委托贷款，充分发挥好财务公司资金管理功能。
（一）严把委托贷款“三查”关，做好委托贷款业务风险管理
根据《贷款通则》及《关于商业银行开办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财务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时，应该与贷款业务一样，要对借款人执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简称委托贷款“三查”制度。从财务公司的职能看，委托贷款业务不是简单的中间业务，它是财务公司行使资金管理职能的一个手段。作为企业集团资金运动的专门调剂者，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过程中，不仅要行使金融企业的职能，认真落实借款人按协定使用资金，更要行使资金管理职能，及时跟踪到期贷款的资金偿还情况，协助委托人做好资金催收工作，通过委托贷款“三查”工作，促进资金保值增值。
财务公司受理委托贷款业务后，首先，调查人员应当通过税务机关、工商部门以及银行等部门了解委托方和受托方的财务情况，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测定委托贷款的风险度。如果是固定资产贷款，调查人员还应该了解借款人及项目发起人等相关关系人的情况。其次，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委托贷款管理制度。贷款审批人员，应当根据金融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贷款人内部的规章制度，对调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评定，分析贷款的主要风险和收益情况以及风险规避和防范措施，复测贷款风险度，提出信贷审批意见，按规定权限报批。再次，贷款发放后，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定期对借款人和项目发起人的履约情况及信用状况、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情况、宏观经济变化和市场波动情况等内容进行检查与分析，有针对性地审查影响委托贷款资金安全的因素，有效识别委托贷款风险，形成风险评价报告。
（二）严控委托贷款投向，提高委托贷款的经济效益
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的委托贷款，首先委托方和借款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相关人员间比较熟悉，再加上个别人可能认为都是集团的钱，进谁的荷包都是进；其次相较于贷款、贴现，委托贷款对企业资信的要求要低。再次，如果到期时资金不充裕，办理展期也相对容易。因此，存在资金缺口的集团成员单位会蜂拥而至，争取获得委托贷款份额。这些企业中，有的确实拥有比较好的项目，成长性较强；但是不乏有一些企业成长性弱，拥有的项目没有前景，也来要求资金支持，他们可能出于恶意，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没有正确把握行业发展。财务公司作为委托贷款的中间人、委托贷款资金的监控者，应该对各借款人建立信息档案，全面调查要开展的各个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对比后筛选出合适的委托贷款对象，并通过调节委托贷款利率水平，合理安排委托贷款资金，做到委托贷款资金投向不违背集团的发展战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正视委托贷款功能，做实委托贷款业务管理
在发挥资金管理功能上，委托贷款与其他信贷业务一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公司在业务类型上可以区分为委托贷款和自营贷款，但在业务管理工作上要求应该是一致的。首先，集团应赋予财务公司一票否决权，对项目前景不好、借款人资信不良的客户，财务公司可以投反对票，终止委托贷款业务的开展，彻底改变委托贷款仅由委托人和借款人自行协商，财务公司只充当中介的格局，提高集团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其次，财务公司应该将委托贷款额度纳入客户的综合授信额度管理，以全面考察成员单位的资质和还款能力，保障委托贷款的资金安全。再次，按行业、贷款品种等维度建立委托贷款的风险限额管理制度，将委托贷款分为流动资金委托贷款和固定资产委托贷款，并相应对其制定合适的风险限额。最后，可在合同中与借款人约定对借款人相关账户实施监控，必要时可约定专门的贷款发放账户和还款准备金账户。可以比照自营贷款，单笔金额超过项目总投资5%或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资金支付，强制要求采用财务公司受托支付方式。采用财务公司受托支付的，财务公司应在委托贷款资金发放前审核借款人相关交易资料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条件，财务公司审核同意后，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手，并应做好有关细节的认定记录。
（四）摆正自身位置，权衡好“公”“婆”关系
财务公司不仅要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与监督，还要接受集团的指导。在委托贷款业务的开展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业务监管部门，希望财务公司审慎经营，发挥好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功能。但是企业集团作为一家经营实体，在管理财务公司上，不仅希望财务公司发挥好资金管理功能，更希望财务公司能够为集团降本增效。关于将委托资金贷给哪个成员单位以及向其贷多少，一定程度上受集团的左右。
由于两者的目标不完全一致，他们对财务公司的要求和下达的指令就会存在差异。财务公司要保持理性，权衡利弊，不能一味地偏向某一方，而应该站在能够最佳平衡两者关系的位置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的硬约束，或者有利于强化集团资金管理的硬要求，要向集团领导和成员单位做好解释工作，获取集团内部的理解，以利于业务的开展；对于集团成员单位的硬需求，要尽量多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沟通交流，获取最佳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服务于集团。
（五）正确引导集团成员单位，强化保障措施
财务公司办理的委托贷款，委托人和借款人都是集团成员单位，其中有一部分是上级单位委托贷款给下级单位，如果未对下级单位就委托贷款和拨款的区别进行正确宣传、引导，就会有个别下级单位将委托贷款视作是上级对本单位的拨款，长期占用，不对委托贷款的还款资金进行合理安排，造成委托贷款到期时，上级单位无法收回资金，降低资金的流转速度。
委托贷款业务的规范开展、资金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集团其他部门的有力支持和成员单位的大力配合，更需要通过规范、量化的考核方式予以引导。财务公司可以与企业集团的经济责任制考核部门联合，针对委托人和贷款人双方制定考核指标，对逾期的委托贷款予以警告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考核，对逾期时间长，金额大的委托贷款予以重罚，以降低委托贷款的不良率，促进委托贷款业务的良性开展。
财务公司背靠集团，没有集团，财务公司将成为无源之水。建议财务公司在思想上，将委托贷款资金视为集团资金的组成部分，视作财务公司行使资金管理的一个平台；在业务管理上，不区分业务类型，将委托贷款视作自营贷款来管理，做好贷款各项工作；在经营业绩上，将委托贷款不良率为零作为财务公司经营目标之一。运用好、管理好委托贷款，充分发挥好财务公司资金管理功能，让集团乃至社会感受到财务公司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S］.2004.
(一)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
“政出多门”随着一系列“资管新政”的制定实施，在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下，能够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外，还包括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随着各金融机构悉数参与其中，我国金融理财产市场获得了野蛮的增长，但金融理财市场的监管却存在着“政出多门”的乱象，并且随着“资管新政”的实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各自“治下”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发行条件、募集对象、审批条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资风险分担、资金使用要求、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方面的内容均是“各自表述”。这使得运营模式相同的金融理财因“婆婆”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监管政策。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制亦是自成体系，互不干涉。我国目前市场上的金融理财产品大致可分为：商业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与外币理财产品、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基金公司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开发的附加有投资理财功能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能寿险等。从监管的主体看，这些金融理财产品归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其中，信托理财计划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与基金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由证监会监管；保监会则监管保险公司开发的具有投资理财功能的险种。从监管的政策依据看，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受《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约束；证券公司理财业务主要受《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制；基金公司的理财业务则受《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规制；信托公司开展理财业务主要受《信托公司集合信托管理办法》的规制；保险公司开展理财业务主要受《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连接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制；期货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则受《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规制。上述监管规则基本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这导致有关金融理财的监管“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体系紊乱。在监管的程度上，各监管部门对本质相同的金融理财设定了宽严不一的监管尺度与准入门槛。例如，同样是理财产品，对信托公司而言，参与单个自然人信托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2，而基金公司开展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项目单个资产管理委托人数可以达到200人，3更有甚者，保险公司开展的具有理财功能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能寿险则几乎没有人数的限制。4在产品的审批上，各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亦不统一。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无须银监会的核准，而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专户理财)、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则须经各自监管部门的核准，5保险公司开展的附有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寿险)只需要在保监会备案即可6。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证券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并且依据“资管新政”，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设立子公司，专门运营资产管理业务，与此相反，我国目前尚不允许信托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与子公司。显然，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差异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下的“机构监管”理念一脉相承，但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监管”的格局难以适应大资管时代下金融理财“混业经营”的现实需要，因为大资管时代的金融理财市场不再是分业经营下各金融机构的“固有领地”，而是均可染指的“共有属地”。此外，在机构监管机制下，一方面会出现重复监管的问题，导致监管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亦可能存在监管的盲区和漏洞，不利于统一的金融理财市场的形成。
(二)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规则亟待统一
1.金融理财监管规制统一的实践基础实践上，伴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金融理财市场乱象迭出。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同类型的金融理财业务设定迥异的监管标准。分业经营格局下，金融监管部门各自为政，单独制定金融理财监管规则，并据此行使对金融理财的监管。由于监管规则在风险分担、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性、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投资者所享受的权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监管部门对金融理财的准入门槛、发行程序、审批条件、募集对象上设定不同的标准，加剧了金融理财市场上各金融机构间的非公平竞争。据此，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大资管时代我国金融理财监管规制亟待统一。2.金融理财监管规制统一的法理基础理论上，在大资管时代，我国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统一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关于金融理财的法律性质，历来存有争议。理论上主要有“委托关系说”、“信托关系说”两种观点。“委托关系说”认为，金融理财主要内容是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委托合同，由受托人代为在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上管理资产，因此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委托法律关系的特征。“信托关系说”认为，依据信托法，在名目繁多的委托理财服务中，尽管形式不尽相同，但就其财产关系的法律性质而言，实际均属信托方式。除以上两种观点外，也有学者认为，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适用的投资人名义”，委托理财可以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型委托理财，前者适用信托法，后者适用民法制度。亦有学者认为，委托理财的内容与形式与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委托、信托、行纪、借贷、合伙等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本质的不同，进而指出委托理财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它是新型的财产管理制度。就上述观点而言，笔者认为“信托关系说”更为符合金融理财的本质。首先，金融理财符合信托的构成要件。依据信托法理，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特定主体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据此，信托法律关系的构成由两种判断标准：一种为纯粹判断标准；另一种为核心判断标准。纯粹判断标准表现为：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受托人仅收取信托管理费用；受益人完全承受财产的经营管理后果。核心判断标准包括：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对信托财产享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受益人的受益权与受托财产的经营管理后果直接相关。依照信托关系的判断标准，符合纯粹判断标准的法律关系归属于信托自不待言，如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符合核心判断标准而不符合纯粹判断标准的法律关系则被视为“准信托关系”。据此分析，我国目前理财市场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本质上均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其中，信托公司发行的金融理财计划符合信托的纯粹判断标准，属于典型的信托关系。基金公司发行的理财计划本质上也是按照信托架构设计的产品运营模式，理论界与实务界通常也认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创设的基金产品完全符合信托的基本构成要件。此外，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开发的理财产品、保险公司发行的附加理财功能的保险其本质上是否归属于信托，在实践中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这些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与信托的构成要件相去甚远，因而难以纳入信托关系范畴。主要原因在于受托人未以自己名义管理受托资产，受托人不具备信托业的从业资格，受托人并未取得财产的完全所有权，仍接受委托人的指示，对外仍然是委托人的人身份。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其一，该观点实际上把信托的核心判断标准与纯粹判断标准混为一谈。依据信托关系的核心标准，只要求受托人对委托财产具有一定的财产权即可，无须具有完全的所有权以及一定得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信托行为，只是仅符合核心标准的法律关系不是典型的信托关系，而是“准信托关系”，因此，上述几类争议的金融理财产品本质上均属于“准信托关系”，但这不能否认其信托的法律属性。其二，该观点忽视了信托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信托作为舶来品，根源于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信托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托的功能已由财产的传承向财产的管理运营转变，信托的内涵与外延均获得较大的拓展，并把所有基于委托信任关系而形成的“类信托”纳入其调整范围。我国作为传统上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体系与信托法理念具有某种天然的冲突，为使信托与我国民法体系相协调，我国信托立法采取的是相对狭隘的信托理念(如规定只有取得信托资格的经营主体才能从事信托业务)，因此，目前我国信托法律规范外延相对狭窄，其调整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这就使得原本应归属于信托法调整的“类信托”行为被排除在外。例如，目前资产管理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金融理财业务因不符合我国信托的定义而不受《信托法》调整。其三、以“受托人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受托财产”而否认金融理财的信托属性与事实不符。依据信托法理，受托人应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这是信托与委托的主要区别。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理财中确有许多以委托人的名义而非受托人的名义管理受托财产。例如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施行办法》第12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与客户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通过该客户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但是，我国监管部门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如果以受托人(证券公司)名义持有证券账户将使证券公司的证券委托理财业务构成信托，显然与证券业与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原则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证监会的一种刻意安排。这种政策上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规避我国现有金融监管的原则，是人为的扭曲证券委托理财的信托属性，以至于在实践中造成诸多误解，认为此类委托理财实质上是委托。事实上，这种行为就是假借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行为，是有意规避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行为。其次，信托能够为金融理财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源自英国衡平法上的信托为财产的管理及运营提供了独特的制度安排，信托涵盖的破产隔离、所有权分离、信义义务等制度使其在现代财产管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信托模式在各类财产管理中获得了普遍认可。作为财产管理中的重要内容，金融理财与信托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其一，信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周全的保护。依据现代信托法理，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委托合同，负有把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义务，受托人进而取得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在信托协议约定的范围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为防止受托人滥用权力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法律规定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即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受托人应恪尽职守、勤勉地为委托人或受益人服务，不得监守自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侵害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同时，受托人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处理委托事务。如果受托人违反了基于信托产生的信义义务，应承担法定的民事责任。与此相反，在委托关系下，法律并无规定受托人负有高度的勤勉、忠实、信任义务，只是要求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权，这与信托关系下受托人的信义义务相去甚远。在责任的承担上，信托法中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时承担的是法定的责任，而委托中受托人违反职权时承担的是约定的责任。两种责任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予以排除。因此，若金融理财采用信托模式来架构其法律关系，能够为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提供相对周全的保护。其二，信托能确保受托财产的独立性。在信托关系中，受托财产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受托财产脱离委托人的控制。与此相对应，受托财产亦脱离于受托人的财产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受托人死亡、解散、破产时，受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此种“破产隔离”的制度安排确保了受托财产的独立性，能够使受托财产始终是为信托目的而存在。在金融理财中，如依据信托架构设计理财产品，一旦信托设定，投资者委托的财产即可独立于受托人的财产，确保受托财产的安全。相反，如把金融理财界定为委托关系，依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受托财产独立性的要求。其三，信托关系下，作为委托人的资产管理公司拥有更大的自。在信托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与管理信托财产，受托人享有高度的自与独立性，基本不受委托人的干预。此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受托人的财产管理能力，更好地为信托目的服务。与此相对应，在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行事，受托人行为受委托人的约束较多，因此，委托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资产管理方式，依据委托诠释金融理财将极大地限制资产管理公司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综上，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市场乱象迭出，金融监管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从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市场发展的趋势观之，各金融监管规则亟待实现有机统一。金融理财业务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体现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特征。这为统合各类金融监管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突破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的法律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二、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的现实选择
监管层不断推出的“资管新政”，使大资管时代的资管坚冰正逐渐消融。各类金融机构已陆续进入资产管理市场，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业经营状态。现有金融理财的监管弊端正日益凸显，目前亟待革新旧有的金融理财监管机制，为大资管时代的金融理财业务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一)明晰金融理财的信托性质，强化司法权的介入
司法权作为国家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享有的经由审判把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权力，具有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维护法律价值的功能。法院作为司法权的行使机关，其法治水平直接攸关司法权运行的效果。就金融理财而言，法院对其性质的认定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配置及案件的最终走向。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对金融理财性质的认定较为一致，普遍把金融理财分为信托型的金融理财与非信托型的金融理财，主张前者适用《信托法》，后者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尤其是委托，申言之，信托型的金融理财在性质上被认定为信托，非信托型金融理财(如商业银行理财、券商理财)被界定为委托。最高法院民二庭曾以“高民尚”为笔名在《人民司法》发表的关于委托理财的法律界定代表了法院的主流观点。该文把委托理财界定为委托行为，主张以民法中的委托规则来调整委托理财关系。然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关于委托的规定较为简单，对受托人义务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受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尤为缺乏，这对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保护不够，因此，委托难以涵盖金融理财的全部内涵。诚如上文所述，金融理财业务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均属于“受人之托，待人理财”的信托行为，信托法能够填补委托在调整金融理财中的法律漏洞，但我国信托立法起步较晚，一些必要的信托法律尚付阙如，司法机关对信托理念的认识有待深化，在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把金融理财认定为委托而非信托。因此，为重构金融理财监管机制，司法机关有必要重新审视金融理财的性质，确认其信托的法律属性，发挥司法权在金融理财行为中的调控作用。
(二)尽快制定《信托业法》，促进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统一
一、传统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研究
所谓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是指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具体表现为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对于公司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如何。受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影响，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在公司经营中起核心作用。但是，经理通常不被看作公司机关⑴、或公司级机关，有时被定位为董事会的辅助执行机关，公司经理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会下属的辅助董事长和董事会管理的机关，它本身不是公司级机关，更不是独立的组织机关⑵。仍然不是独立的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由此可见，在传统公司治理中职业经理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否认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委托——基础之上的。委托——理论源于民法中理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第一款规定：包括委托、法定和指定。委托是基于被人的委托而发生的关系。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有的认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提倡“委托——”范式，有的认为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是委托关系（PringcipieCAgentRelationship），即董事会以经营管理知识、经验和创造能力为标准，选择和任命适合本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该经理作为董事会的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内务事务管理权，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⑴其中，董事会是经营者，经理是管理者。董事会只是把部分经营权力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只是公司意定人。在委托理论下中，职业经理人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公司中职业经理人的产生基于有偿雇佣，是公司的“高级雇员”⑵，经济学上称资本所有者的“牧羊人”，即受股东委托的人，经理和全体股东之间是合同的买卖关系，产权的交换关系⑶。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受董事会委托范围的限制。凡是超越该范围的决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所辖事宜，都需报董事会决定⑷。经理的一切权限来自董事会，经理是附属于董事会而不是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⑸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不是公司机关。职业经理人所享有的“经理权之行为并非公司本身的行为，而是经理人自己的行为”⑹将公司职业经理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直接从事的法律行为，认定为权中所包含的代表权功能，适用理论归于公司承受。委托理论目前在法学和经济学界成为解释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学说，但是，该理论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陷和漏洞，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使人困惑，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民法基本原理出发，在委托关系中人与被人是一种内部关系的体现，人始终以被人的身份出现，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约束的双方当事人是被人和第三人。但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职业经理人常常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代表公司对外从事公司行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股份公司中有近65%的公司采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职业经理人已超越人的身份和地位，独立代表公司从事公司行为，而委托理论却无法解释。第二，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中其他雇员的地位差异在委托理论中无法体现。雇员与公司是通过劳动合同建立起雇佣劳动关系，适用民法基本原理分析既是委托关系。公司如委托一般雇员对外采购或销售产品、提供劳动服务等，该雇员均处于人的地位，须完全依公司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的授权行事，该雇员是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而公司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独立控制的能力与权力，对外可以代表公司处理有关公司整体利益的经营行为。这一点从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经理的职权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公司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不与第三人签订交易协议和文件。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已脱离雇员身份，他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的命运和雇员的地位、待遇和去留。单纯将职业经理与公司的关系适用委托的观点已颇为牵强。第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与其所担负的责任和所体现的价值不相吻合。在公司经营管理实践中，公司职业经理人素质的高低，管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然而，职业经理人仅仅处于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得经营状况的好坏，职业经理人自身价值的社会意义都被委托人的“决策贡献”所淹没。相反，即使职业经理人能力低下、重大经营失误或故意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最终的责任都要有委托人承担，但事实上委托人可能还被蒙在股里。第四、委托理论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在我国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签章往往代表着交易的法律效力。
如果签章的不是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而是掌握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对外实施公司经营计划时的签章，其效力就因为如果总是依委托理论或表见这一靠法律对当事人主观善意与否的认定来判断交易的合法有效性，势必使日益快速的交易秩序混乱起来。第五，委托人混乱。委托理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人认定并未统一，有的主张是股东，有的主张是董事会。忽略职业经理人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具体特征而空谈委托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委托理论所遗留的问题就是委托方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而委托理论本身又无法解决双方在公司实践当中的问题，可见放弃委托理论，赋予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已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中有关公司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和学说不能合理解释公司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其他机关尤其是公司董事会的关系也无法做出清晰的说明。职业经理人在公司内部权利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起着其他公司机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公司快速发展的脚步亟待公司治理理论的先导，因此理论界对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提出即符合实际又符合法理的理论迫在眉睫。
三、建立以信托关系为特征的新型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
相对于董事会来说，由职业经理人代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具有诸多优势。第一，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看，职业经理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本身与物质资本载体——股东在联系上已脱离了，属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的一员。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他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相对于股东而言，他本是独立的自然人，他即便曾是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被在聘为公司职业经理人之时，他与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在聘任关系中，职业经理人享有独立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与公司和股东来说，他是一个外部主体，他们之间不是内部选举或代表关系，而是一种外部关系。这样，从产生上，我们不得不被职业经理人的独立性特征所吸引。第二，职业经理人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作为宏观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市场遵循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如任职资格规则、竞争规则（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和退出规则等。市场是开放的，也是无情的，在市场中形成的职业经理人相对于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董事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职业经理人以专业的管理知识、过硬的职业道德和快速的更新换代等优越性已经在现今经济状况中当中傲然凸显出来了。可见，在公司价值由股东本位到公司本位、再到社会本位的发展道路上，确立职业经理人在公司中独立的经营管理机关地位是顺应公司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而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强弩之末”渐呈衰败之势，终将被职业经理人中心主义所取代。
然而，传统的职业经理人法律地位理论即委托说不能对这一所有权理论的变革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上述学说中，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经营权的附属，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寻找科学合理的民商法法理的支持，这样，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才会更加稳固，公司治理的理论才得到实质进展。顺应这一要求，笔者主张现代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权依信托关系从董事会所代表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取得。信托关系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文件所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关系。⑴信托起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是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利用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不愿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将财产转移给自己信任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信托制度的核心就是，将信托财产的管理与支配所有权权能与实际受益权分开，在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上述所有权权能的同时，还承认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权能，并强调对信托财产及受益权的保护。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在信托关系上，而不是委托关系或合伙关系，是基于信托关系的法律特征与委托关系和合伙关系的不同，适用信托关系解释职业经理人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独立的经营权来源和运用根据，更符合法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信托关系区分财产所有权的管理、支配所有权权能和受益权权能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受益权权能在英国信托法原理上被称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是一种只享受享受财产的收益，却不能干预受托人的管理支配权，因为两者是不同的独立主体。因此，信托关系下，董事会与公司职业经理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董事会尊重职业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职业经理人在享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的情形下，又要服从董事会的监督。分权与制衡体制在信托关系下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信托关系区分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不同的法律地位。委托人是信托关系的创设者，他决定信托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信托关系一旦成立后，委托人本身就失去了对信托财产的直接管理支配权和受益权，只能监督受托人将针对受托财产的管理收益依据信托合同给予指定的受益人。信托关系要求受托人不仅要按照信托文件的条款行事，而且还要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以防其违反信托义务，损害受托人义务。在公司治理中，公司职业经理人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具有对公司利润中有关股东收益的支配权和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这些权利由委托人——董事会来独立的安排，他自己不是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股东和公司。因此，信托关系保证了受益人——股东和公司的应得利益，同时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明确要求。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托文件。在公司中，信托文件主要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信托文件是契约性文件，其达成主要依赖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诚实信用和平等互利，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双方和议而达成的，在包括受益人在内的三方当事人形成了制度性约束，而制度性约束相对于人为主观性、随机性约束的优越性是众人皆知的。
第三，信托关系解决了公司职业经理人一定程度下对外的代表权。实践中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权的实施不可能全部依赖董事会的一一委托授权，表见的原理的适用有受到诸多限制，因此，许多学者将职业经理人的对外代表权认定为权中具有代表权权能。⑴笔者却认为不妥。代表权是一种内部关系，公司代表权主体是董事会，而不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相对于公司和董事会来说是一种外部聘用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独立性不相矛盾，而是通过信托文件予以明确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在信托文件中规定，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权限范围内享有对外独立的受托人地位，这样是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明晰各主体之间权利和责任，维护交易秩序的科学选择。若认定权具有代表权功能，则不能将职业经理人与董事会的地位彼此明确，相反会更加混乱。
第四，信托关系使公司职业经理人与公司雇员相对于公司的关系得以区分。以发生于英国的上诉法院案例作为说明。⑵
案例：Lister&Co.v.Stubbs(1890)
案情：原告是一家纺织公司，被告是原告公司的一位高级雇员，受命代表公司购买原材料。但他接受了原材料销售企业的大笔贿赂，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土地和股票。原告公司先请求法院禁止令，禁止被告处理这些投资，然后请求追踪这些投资，理由是，被告是原告公司的受托人。
判决：驳回纺织公司的请求，因为被告与原告并不处于一种受托人关系，只存在一种对人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
主审本案的CottonL.J.分析指出：这些投资不是原告公司的钱，从而不可以使被告成为它的受托人。相反，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获得的：根据适用于这个案件的所有规则，原告在时可以针对被告获得一项命令，要求被告将这笔钱交给原告。这就是说，它是被告由于接受贿赂而对原告欠下的一笔债务，但被告由此获得的钱，不能看成是原告的钱。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信托经营是没有风险的。但在实际操作中，风险是难以避免的。
一、信托风险分析
(一)信托财产所有权风险
《信托法》总则第二条指出，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这里所确立的信托概念，是建立在“委托”的基础上的，而国际上的信托是建立在财产权转移基础上的。财产转移为基础的信托有两个重要的法律后果：一是所有权和受益权相分离，受托人取得了名义上的所有权，并据此从事管理活动，所产生的收益由受益人享有；二是确立了财产的独立性，解决了信托财产与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外的其他关系，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信托财产没有追索权。这两个法律后果使得信托财产完全服从信托目的。我国的信托业建立在“委托”制度基础上，委托行为不需要财产权的转移，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受托人只是把信托财产置于可控的位置。这样做虽然可以避免委托人利用信托制度规避法律法规，如逃避债务和税收等，从而保护委托人的债权人利益和不知情的第三者的利益，但当业务中涉及以所有人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时，如购买股票、银行开户、缴纳税款等，受托人由于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在操作中会面临许多困难，处理不当，就会形成所有权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信托业务的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信托合同期满后信托财产交换的方式上。如果在信托合同中客户约定以原信托财产取回，信托投资公司就没有流动性的压力，但往往大部分委托人要求以现金的形式收回信托财产，运用时由现金变为非现金资产，信托结束时又要把非现金资产变现。尤其采取共同基金形式经营信托业务时，流动性的风险更高。如果信托公司将现金投放到低流动性的资产上，在信托期结束的时候资产的价值还没有实现，这时进行信托合同清算将低流动性的资产变现就会造成损失。
(三)客户的风险
虽然信托合同中明确规定，受托人(信托投资公司)对遵守合同规定，按照委托人旨意处置信托财产所发生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财产损失的风险由委托人自己承担。但由于委托人自身条件的限制，有时对受托人发出错误的授权，受托人按照该授权处置财产后造成损失，有悖于委托人委托财产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受托人产生的客户风险过大，对于树立信托投资公司的声誉、扩大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都是没有好处的。
(四)信托公司管理不善的风险
《信托法》规定，受托人违背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信托投资公司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普遍存在着这些行为，产生大量的投资风险和财务风险。在信托投资业务中信托投资公司追求高回报率，在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的情况下，由于投资项目和合作对象选择不当使投资的实际收益低于投资成本或没达到预期收益、资金运用不当而形成风险。例如信托投资公司筹措资金来源的费用高于资金运用的收益，短期资金来源作长期运用等等。这种状况是造成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质量差的主要原因。我国许多信托投资公司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成本、损益等重大经营情况没有专门的分析报告和财务评价，加之日常监督尚处于薄弱环节，许多信托投资公司的财务状况已处于风险警戒线。由于管理不善，信托投资公司对业务中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不能及时察觉，长期积累极易引发更大的危机。
(五)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在信托业中主要是指受托人的不良行为给委托人或受益人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信托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受托人，应该忠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以牟取私利为动机。我国的信托投资公司普遍存在着挪用信托基金、其收入为受益人以外的他人谋利益、没按信托契约规定处理信托财产导致委托财产损失或超过授权限度进行经营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等等。道德风险的存在违背了信托存在的基础，妨碍了信托业的健康发展。
(六)制度风险
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了信托业和信托投资公司的操作规程，但实际的业务中具体细节措施至今还没有规定，信托行为所涉及的其他法律如税务制度、财务制度、交易制度和投资制度等也还没有出台，目前各级司法机关对《信托法》并不熟悉，在执行过程中没有统一尺度、统一标准的司法解释，这势必会给各项信托业务的开展带来困难。特别是行政干预更增加了信托投资公司规范经营的难度。
二、规避风险的对策探讨
(一)积极开拓信托品种，在发展中化解风险
积极开拓信托市场首先是要规范公司现有传统的信托业务，如委托存款、委托贷款、委托投资等业务，将信托业的功能真正定位在“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上，通过收取手续费或佣金而不是依靠存贷利差作为信托投资公司的利润来源。杜绝受托人以信托财产牟取私利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信托投资公司要在开发新的信托品种上下功夫，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大力开展特色理财服务。我国的投融资渠道存在严重脱节：一方面是存款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投资缺口的日趋增大。针对这一状况，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资金信托，引导个人和企业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通过收益和风险的合理组合，提供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收益率。具体的资金信托品种从管理方式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性化管理的信托，主要是满足资金量大的信托客户的要求，表现为代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更多的一类是资金信托，特别是共同基金信托，对象是小额信托客户，公司现有的客户将信托资金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受权信托投资公司将信托资金运用于投资基金。每一个信托客户，根据整体信托基金运用的结果，享受信托利益，分担风险。对于信托投资公司的基金运作，既有法律上的依据，又可以取得规模效益。
2．介入国企改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前国有企业正在进行企业改制，以便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信托投资业务不仅在政企分开，明确国有产权出资人的问题上，而且在改善股权结构，引入不同所有制结构中，都有相当大的市场空间。国家将国有股权通过信托方式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家利益行使表决权并收回股利，使国家股权具有明确具体的、市场化的产权主体，避免政府部门因责权不清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不当干预，推动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信托投资公司的介入使国有股东与代表其行使权力的董事之间的关系具体化、制度化。信托投资公司拥有一批投资理财专家，以市场化的方式管理运营国有资产，充分保障国家的利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3.优化资源配置，盘活不良资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利用“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的特点，使不良资产与债权债务人的其他利益相区分，因此在盘活不良资产，优化资源配置中，信托业务具有重要的灵活性。不良资产的所有人将不良资产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管理和处分不良资产，通过追缴债务、拍卖变现、证券化等手段收回资金，盘活不良资产。
4．适应新型劳资关系需要，开设职工持股信托，为企业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健全信托业务的内部管理机制
1．健全组织体系。提高现有的经营管理水平，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进行信托业务的开发和运作。由于信托业建立之初职责含糊不清，导致其主业不明，在专业信托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方面存在缺陷。所以当务之急是引进和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信托专业人才，培养客户经理开发信托业务、提高管理人员高效处置信托财产的能力，提高信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2．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信托投资公司应严格按照《信托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信托业务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建立健全稽核检查制度，以防范化解信托业的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信托投资公司要按照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其他财务会计报表和资料供审核。由于信托投资公司的许多业务属表外业务，或有负债的潜在风险更难监控，因此要加强对信托投资公司表外业务的风险监管。同时，由于信托投资公司主要从事长期融资业务，流动性风险比较突出，应加强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管理。
(三)加强信托业务外部监督机制
1.加强人民银行的监管机制。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的监管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对信托机构的监管，应由以前的市场准人为核心的监管转变为以机制为核心的监管，把内控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健全作为监管的重点；对信托人员的监管，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管理，对其进行信托业务资格考试和任职资格审查，信托投资公司对拟离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进行离任审计；对业务的监管，主要是按照设定的指标对信托业务的合规性和风险进行监管。
2．增强信托行业自律机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个体自律和行业自律。个体自律是要求每家信托投资公司加强自身的战略管理、机制管理和操作管理，建立完善的业务操作规程和控制体系，并实现持续管理。行业自律要求信托同行之间加强沟通，建立标准化信托品种的行业标准，树立信托投资公司的对外形象，组织研究信托业的配套制度，以利于信托业的整体提高。
3.引入委托人和受益人监督机制。针对现有信托投资公司存在的对客户不忠现象，加强委托人和受益人对受托人的监督。委托人、受益人或其授权的人有权向信托投资公司了解对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要求信托投资公司做出说明。信托投资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该信托投资公司，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该信托投资公司。
(四)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为信托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1．制定信托业的公示与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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