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元素；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软实力
北京奥运的开幕及成功举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元素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元素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代表性和选择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现阶段的综合实力。张艺谋所推崇的中国元素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深入浅出、删繁就简的呈献给世界。中国元素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因此，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加剧，如何更好的理解中国元素，在古老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创新中国元素，实现文化元素在中国的新特色，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元素的内涵界定
中国元素是绝大多数具有中国血统的认同群体，凝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可以体现国家尊严，反映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者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是凝聚和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向心力的重要源泉。“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家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软实力作为指引我国今后文化建设的方向。
中国元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是博大精深的反映国家内核的国家品牌象征。从文化的各个领域来看，中国书法、篆刻、京剧、兵马俑、长城、漆器、景泰蓝、玉雕、甲骨文、汉代竹简、茶、中药、文房四宝、四大发明、剪纸、风筝、陶器、紫砂、国画、彩绘壁画、太极、楹联、熊猫、饺子、天安门、“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符号的代表，是中国文化对外宣传最具影响力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形象的诠释。
二、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元素可以跨越地理和政治边界，以人文的方式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以积极的态度欣赏和传播中国元素，既将中国的友好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赢回了良好的国际舆论，具有普世性和现实意义。
1、中国元素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
社会信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断涌现出来，并承载着异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和渗透力，这是政治和经济所无法比拟的，也深刻的反映了我国文化外交的内涵。互联网的运用，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文化全球化。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越来越成为各国普遍应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中国应该努力通过自身的文化元素显现中国的综合实力，通过文化复兴以独特的魅力感染世界，这是一个文化大国的使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深度挖掘和正面宣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国文化回归，传承中国元素找到文化的根。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在经济和政治的舞台，在文化领域里，正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求同存异，敢于开放，敢于创新，敢于融合。通过中国元素的展示，将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展现给世界和各地人民群众，向海外展示中国的文化价值，是友好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既是政府外交渠道的有益补充，也是增进国与国之间国民情感，增强信任和了解的重要渠道。
2、中国元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元素是中国本土文化传播的内容，它使中国同世界的文化交流更具有亲近感，使中国文化更具吸引力。
1.对海外华侨的心灵召唤
中国拥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世界各个角落都会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他们身在国外，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但是根在中国，他们身上所流淌的中国人的血液，炎黄子孙的黄皮肤一次次印证他们仍旧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的品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随着华侨华人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仍然在价值取向上认同中国的传统，强调人际间的血缘关系，保留春节的传统习俗。中国元素的对外传播中，召唤了华侨华人的精神和灵魂，使背景离乡的人找到熟悉的味道，寄托思乡之情。这是中国元素在海外迅速传播的基础和意义，是维持华侨社会文化特性、凝聚华侨华人社团的重要方式。华侨华人在异乡感受到中国元素，感受中华文化，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中国元素在海外的传播，敞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窗口，打破了由于受到传媒限制的认知局限。
2.中国元素传递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中国元素对外交流种植在对本国文化的宣传和运用震撼力来感染世界各国民众，并改变他们对中国的价值认同，实现中国的政策在他国顺利地开展和实施，并为政策创造和谐的国民氛围，从而实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统一。由于影响文化交流的最大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我们所有互动关系发生的大环境。一种文化的惯例、价值观、社会规范、传统、禁忌以及习俗都影响着交流系统的其他各个部分。文化延伸到世界的哪里，附带着将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就会被带到哪里。发达国家擅长使用文化输出手段将其价值观植入到他国。比如美国，它的“三片”――薯片、影片、芯片就已经征服了中国的青少年，文化输出已经成为美国价值观的特殊政策手段。韩国的“韩流”文化，从服饰到化妆品，从三星到现代，无一不充斥着中国市场。而且我们已经被韩国抢先注册了端午节，中医药、长白山也使韩国虎视眈眈，同时韩国的文化影响已经在中国占有大片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最合意和最巧妙办法的有机结合，他们从精神层面和智育角度控制中国的发展。可见，以往轻价值输出已经造成中国文化缺失的现象，中国元素正在被一点点掠侵，一点点丢失，文化同化现象比较严重。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加，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已经打开，文化价值输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重要的手段和发展方向。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凭借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应该主动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输出，为国际社会主流做出规范。
三、中国元素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发展策略
1、从战略高度制定文化主体战略
民族文化凝聚着国家文化的完整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也是民族和国家特色发展的纽带。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是费孝通专家首次提出并要求中国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文化的一体化，大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中国却渐渐疏远了自己的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了断层现象。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是提升文化战略的关键所在。面对世界各国对我国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冲击，西方文化以各种渠道渗入我国，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产生影响，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追捧的生活目标。西餐、西服、西式婚礼，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使中国文化备受冲击，我国要扭转全球背景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中国文化，就必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战略，在战略高度的认识基础上，还原中国元素的主体文化地位。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十中又首次将文化作为第三大定位，这是增强全国人民对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中国人民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树立中华民族的世界文化新形象的重要途径。
2、整合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源
树立中国对外的良好形象，要利用多方面力量来完成。政府在保障基础的官方沟通和经费保障外，民间的力量不容忽视，符合实际的宣传更容易博得外国人的青睐。要敢于面对存在的纠纷和问题，不回避，不做作。将中国元素更深刻形象的，以娱乐的方式，完美的包装呈现给世界，让世界不知不觉中感受我们的文化价值。要组建来自民间的队伍，形成合力，联合官方和民间的双渠道将国内外可以借助和联合的力量调动起来，将中国元素传播出去。
参考文献：
[1]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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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陶瓷装饰；新彩；创新
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外语教学；异文化交流；外语学习
不同国度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不同国家的人在交际往来时，除了在语言上进行沟通外，还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信息的交流，这就产生了“异文化交流”。“异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是从英文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以前，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关心、研究的问题，但是，近年来，我们的外语教学对之产生出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这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人们开始从异文化教育的角度对外语教学进行深入思考。
1 在我们的外语教学中，异文化交流研究的基本目的
1.1 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文化是有差异的，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
1.2 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初次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Cultule shock)，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要使交流得以继续下去，必须想法减缓冲击、提高适应能力。
1.3 培养异文化交流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与外国人交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在我们亚洲的邻国日本，除了在大学里设有这方面的课程之外，在社会上，如商业界也有许多机构专门负责跨文化交流技能的培养，以适应国际化社会的需要。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点，异文化交流的研究在外语的教学与学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在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内，异文化交流的基本研究内容
2.1 世界观，就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诸多哲学方面的概念。仅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来看，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认为，人应该主宰自然，自然是人的征服对象，人类可以利用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人是万物之中心。与此对应，东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协调关系，人与自然紧密相关，人类不是改造自然，而是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为人类服务。所谓价值观，就是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它会将人的行为引至某个方向。因此，价值观就构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干。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这个价值观的支配的。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得把握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2.2 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这是跨文化交流中的又一重要研究内容。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差异，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语言的使用一定得遵循文化的规则。换言之，文化决定思维、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我们设想一下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吧。外国人要学会正确使用“我对大家的意见基本上完全赞同，但还有一点稍微不同的看法，不知道能否给大家说一说？”这样的句子时，除了需要语言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了解到中国人文化和思想中的那种尊重别人的客气和谦逊的说法。而那些不需要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能造出的句子，几乎都是有关事实或状态方面的简单描写。例如：“小王是一名大学生”、“日本的富士山很美丽”等等，这些句子按原样译成任何语言都说得过去。然而，有许多有文化背景的句子直译过去要么不通，要么不符合对方的社会、文化规则而不被理解，这在外语教学时需要特别的注意。 例如，同样是接待顾客，不同国家的商店，营业员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 转
中国：你买什么？（或“您要点什么？”）
日本：いらっしべいませ。／欢迎光临。
美国：Can I help you?／我能帮助你吗？
中国的营业员接待顾客纯粹从买卖生意的关系出发，日本的营业员把顾客当客人来接待，美国的营业员把顾客当作需要帮助的对象，由此而产生出以上不同的说法。
2.3 非语言交流方面的研究。非语言行为与语言行为一样，因文化的不同往往赋予不同的意义。在异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对非语言行为的不同解释，往往会产生误解。非语言交流以往多被看作是体态语的代名词，其实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体态语。从人的身体特征到身上穿戴的服饰品，从搽的香水的味道到身体内散发出的体气，从声音的高低到房间的摆设、光线、色彩，从时间观念到空间观念，这些都是非语言交流的因素。许多学者都指出过非语言交流的重要性，Birdwhisted、Ray通过实验结果估计，交际中非 语言信息约占65%。这说明，在人的交际中非语言的因素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日本人的鞠躬、欧美人的拥抱接吻、拉美人的脱帽致意，还有我们中国人的点头致意等都表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非语言信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弄得不好就会产生误解，有的时候甚至导致悲剧发生。例如，有一位在泰国旅游的美国人，不经意坐在寺院里一尊佛像的头上休息，被人拍照下来，结果被驱逐出 境；还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菜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只狗肉。这就是不懂文化交流中的非言语信息所带来的结果。
3 异文化交流与外语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因为外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对外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出发，将外语教学看作是跨文化教育的一环更加恰当一些。80年代中期，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统一制定了教学大纲，全国统编了几套符合教学大纲的教材，87 年开始实施四、六级考试，这些都对大面积的英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迅速地走向世界，社会上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调查，社会上对本科毕业生听、说、写的要求分别为67.25%、71.11%和61.48%，然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教育却明显滞后。一方面，普遍的应试教育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外语教育观还深深地束缚着我们教师的手脚。
中国的学生，从小学直到大学，有的还进入博士生阶段，总共学习十多年的英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查词典、记单词、分析句子结构上。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有了词汇和语法知识就可以阅读，就可以应付考试，但是，外语的说和听，写的能力普遍不高，同时，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学习也不够，在跨文化交流时往往会出现问题。例如：日语中的“乾杯（かんぱい）”这个单词在我们中国学生的概念中肯定是“把酒一口喝完”的意思，但实际上，在日本人的酒文化概念中“乾杯（かんぱい）”只是“举一下酒杯，添一添”即可，不用一干而尽。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的“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思维来看的话，日本人跟你举杯说“乾杯”时都是虚情假意的“感情浅”，因为他们只是“舔一舔”！其实不然，这是误解，他对你感情再深也只会舔一舔的！这就是只重视语言学习，轻视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对异文化交流的不重视带来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有的人把学习语法和词汇当作外语学习的全部，这样的人不但发出信息的能力很差，而且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很差，综合交际能力低下。
还有的人学习方法陈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受传统方块汉字学习的影响，学习外语也是一板一眼、循规蹈矩。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词、句的理解上，而较少注意篇章，这样的人往往只能重视信息的接收，而忽略信息的发出。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综合语言能力较强，但是跨文化理解能力差，缺乏社会技能。当语言能力提高到相当的水平之后，文化障碍更显突出。语言失误很容易得到对方外国人的谅解，而语用失误、文化的误解往往会导致摩擦发生，甚至 造成交际失败。一个外语说得很流利的人，往往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假象，使人误认为他同时也具有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他的语用失误，有时令人怀疑是一种故意的言语行为，因此导致冲突发生的潜在的危险性也最大。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流，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大面积、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到外语教育是跨文化教育的一环，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并在教学大纲、教材、课堂教学、语言测试以及外语的 第二课堂里全面反映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出版的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里提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要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重新设计、 重新组织；国际教育界也一直在倡导“To know（学知识），To do（学做事）And to be（学做人）”。我们的外语教学应紧扣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流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 祝畹瑾 《社会言语学概论》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2] 束定芳 《外语教学与改革：问题与对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非凡的世界色彩与声音
世博会是全球多元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文化的,而不是商业的博览会,从一开始就确立起有别于其他任何博览会的文化性格。
上海世博会开园以来,沙特馆成为最火爆的展馆之一。根据世博会官方数据,目前沙特馆平均排队时间几乎每天都在5小时以上。观众最多时,沙特馆的排队时间一度达到8个多小时,创下上海世博会纪录。
“沙特馆设计独特,‘月亮船’造型让人们想起了沙特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体现了沙特和中国的传统友谊与古老文化。”沙特馆馆长阿卜杜・艾勒・哈米德・哈桑说。
游客们青睐沙特馆有好奇心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被沙特馆的高科技魅力所征服。近年来沙特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教,并取得长足进展。沙特馆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用最新科技展示了沙特的发展成就。
当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尖端科技精彩演绎的时候,它打动人们内心的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价值观,寻找通向未来的方法。所以说,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文化是世博会的亘古不变的灵魂。
艺术之美,见证文明汇聚。
法国馆7件国宝级绘画、雕塑的艺术震撼力以及依次出现的时装、香水、奢侈品和跨越时空的法式古老建筑,带给观光者的是一场流动的艺术盛宴,其风情万种让人心醉。
在波兰馆,色彩变幻的光线穿过馆内一块块剪纸墙,营造出一种明暗错落的效果。还有一条拼接而成的三维剪纸龙讲着中国话与你亲密互动。微笑的波兰馆传递出浓浓的艺术气息。
金光熠熠的卢森堡国宝“金色少女像”和馆体相映衬,展现出极强的艺术视觉冲击力。这座深受卢森堡人喜爱的艺术雕像,是第一次离开卢森堡市宪法广场,千里跋涉来到了上海世博会。
罗丹的《青铜器时代》、米勒的《晚钟》、敦煌莫高窟壁画、捷克“幸运之神”、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在占地500余公顷的世博园里,各国艺术珍品为友谊与文化而华彩亮相,仅浦江西岸城市足迹馆与世博会博物馆里,就云集了来自全球的数百件艺术瑰宝。
上海世博会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合作的好机遇。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300多个充满创意的展馆,2万多场极富异国风情的活动。上海世博会每天都举办国家馆日活动,推出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带来的多姿多彩的文艺演出,这是每届世博会上的保留节目。数据显示,有70%的国内观众认为,吸引他们的看点不仅仅是高科技,还有各国、各地区的特色文化,比如超越语言和国界的音乐舞蹈。
为庆祝“欧洲日”,一支由欧洲23个国家、500多人的传统艺术团体参与的盛大巡游队伍从后滩广场出发,演员们穿着颜色鲜艳、绚烂的节日礼服,有的还戴着各种面具,乐队奏起各国民族乐器。
走在巡游队伍最前面的是英国艺术团,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响起,附近的游客立刻被吸引过来;紧跟着的是瑞典团队,拉着手风琴,敲起手鼓;斯洛文尼亚艺术团队与众不同,队员们裹着厚厚的毛皮大衣,头插孔雀毛;而波兰少女头戴花环,优雅地跳起舞蹈,接下去有葡萄牙、斯洛伐克、荷兰……
下午3时,巡游队伍到达非洲联合馆附近,演出气氛达到高潮。而此时,前来观看巡游的游客数量也达到了高峰。这里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路上的游客也被热烈的气氛感染,人们在路边鼓掌、欢呼,甚至参与到巡游狂欢中,一起跳舞歌唱。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维亚娜・雷丁女士说:“我们想以这种形式和中国人一起分享这美妙的生活,去感受文化多样性。”
世博园里的演出,从中国木偶戏到法国音乐剧,从非洲广场歌舞到意大利室内音乐,从西方流行音乐到东方经典鼓乐……千曲万乐,汇于世博。
在各个展馆,音乐更是引人入胜的一张名片。
在欧洲区闲逛,远处传来《多瑙河之波》的熟悉旋律,那肯定是罗马尼亚馆的演出开场了。走进捷克馆,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气势弘大的主题乐在反复播放。
哪里在演奏莫扎特?当然是奥地利馆。
尊重多元文化,增强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倾听世界的声音,观赏世界的色彩,这是推进国际性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作为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盛会,世博会为中国了解世界文化打开了窗口,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启了大门。
“《清明上河图》‘活’起来了!”这成了走进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一张面积达832平方米的数码巨幕墙上,画卷中身份各异的1068位“古代百姓”在汴京城里往来穿梭;脚夫赶着毛驴缓缓步向城门,虹桥上商贾百工云集,商人牵着驼队进城……
如此高科技含量的艺术品,在世博会比比皆是。
上海世博会浙江周活动精彩纷呈。5天的文化艺术展演吸引了40多万人次中外游客。以青瓷巨碗独特造型而广受赞誉的浙江馆在5天的浙江周里,天天满负荷运作,接待的中外观众达1.5万多名。
5天中,40多场精彩展演,在黄浦江畔刮起了一股“浙江风”。
戏曲、水乡、海洋、茶叶、丝绸等绚丽多彩的浙江人文元素在世博舞台上充分展现,向中外游客诠释了“人文浙江”“风情浙江”“时尚浙江”的魅力。
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以及百叶龙、萧山花边等18个传统手工艺项目在世博舞台上争奇斗艳,展示了浙江民间绝活的精美绝伦和丰厚的民俗文化。
浙江周,借世博会的平台,唱响了浙江的文化品牌。
杭州馆内处处飞舞着水的元素,展现了杭州所拥有的江(钱塘江)、河(京杭大运河)、湖(西湖)、海(杭州湾连着东海)、溪(西溪湿地)五种水的风姿。2010年7月26日,在杭州案例馆举行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以“五水共导”为主题的茶艺表演吸引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馆馆长阿瓦尼・贝南和65个展馆的85位馆长及代表齐聚一堂。一杯用杭州湾海水泡制的龙井茶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关注。茶香四溢,汤色清亮。茶艺师所用的海水比例很小,浅啜一口,一股咸涩结合原有的茶香,在齿颊间留下淡淡的鲜爽。
在杭州馆表演绿茶与东方文化之余,法国罗阿大区、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国汉堡的葡萄酒专家介绍了各国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及不同地域的酒文化。东方的茶文化、西方的酒文化互相交流,彼此学习。
以宁波奉化滕头村为蓝本,以“城市化的现代乡村,梦想中的宜居家园”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是世博会唯一体现中国乡村特色的展馆。
整座展馆无处不闪烁着“宁波元素”。除了馆体建筑材料采用了60余万块古砖瓦外,河姆渡稻作文明、梁祝文化以及以富有地方特色的婚俗文化“十里红妆”等宁波非物质文化元素一一展现。
滕头馆的屋顶有1.5米厚的覆土,上面种植了高低错落的乔木。其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说:“这个建筑没有宏大的外观和奇特的造型,简静,震撼人的东西隐在建筑的内部。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呈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宁静和朴素,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品质。”
浙江在上海世博会上正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向世界“展示了历史悠久、绚丽多彩的浙江地域文化,展示了浙江的文化艺术发展成果,也展示了富有浙江特色的人文精神”。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浙江,也让浙江更多地了解世界,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共享美好的未来
上海世博会是人类文化、文明对话的大平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一个“宁馨儿”。
在世博园区,来自30多所世界名校的2000多名青年欢聚在一起,在江风轻拂的夜晚,打击乐、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展现名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
青瓷碗、竹立方、龙井茶,浙江馆的文化元素让他们难以忘怀。一曲《梁祝》听得人如痴如醉……跨越了国家、民族和语言的隔阂,面对面的交流让西方青年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青年周开幕式上,耶鲁大学学生合唱团带领全场观众用中文大声喊出口号――“年轻世博,未来力量”。正如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所言:“上海世博会,归根结底是人类为自己的下一代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大聚会。”
洁白而轻盈的芬兰馆的设计灵感来自芬兰的自然风貌。
“不看不知道,冰壶真奇妙。”芬兰国家馆副总代表溥明睿巧妙地将“世界真奇妙”改成了芬兰馆的广告词。溥明睿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的专业就是汉语言文学。他说,他最喜欢的诗便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的那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但没想到,这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如今却与上海世博会芬兰馆联系在一起――芬兰馆的中国名字就叫“冰壶”。
挪威馆的外形由15棵大树构成,这15棵大树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浓缩了挪威不同的自然景观,每一棵大树的外形犹如中国的汉字“木”。这个外貌奇特的展馆由挪威的松树和中国的竹子共同构建,展示出“大自然的赋予”这一主题,体现城市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象征着中挪文化的互相交融。
世博会见证了人类进步的足迹,推动着人类的科技创新。上海世博会充分展示可持续发展理念,必将影响人类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日本馆“紫蚕岛”,外披一层透光薄膜,可吸收太阳能用于夜间发光;德国“汉堡之家”案例馆,用上了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无需外输电,也不用空调暖气,室内始终保持25℃恒温;美国馆的“屋顶城市农场”,将有机垃圾置于屋顶,冬天供暖产生的热能促进废物分解成土壤,可以种草养花;世博中心正南面的双层玻璃幕墙,暗藏金属丝网和惰性气体,实现遮阳、保温的良好平衡;城市最佳实践区里,“沪上・生态家”屋顶的“追光百叶”,自动跟踪太阳方位,实现遮阳、照明多种功能等等。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说,人们在世博会上所见到的包括直饮水、喷雾降温技术、环保建材、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等,世博会后都将进入上海等城市普通人的生活。
而高科技同样广泛地运用到文化领域。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上海世博会城市生命馆总策划许江说,高科技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艺术表现,这也是艺术本身的进步。如今已经从单纯的绘画、雕塑发展到了声光电、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综合应用,世博会是全新的视觉文化的试验场与萌生地。艺术离不开高科技,艺术与科技相辅相成,相得盖彰,从而反映出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文明。
世博会的理念是追求进步、激励创新、推动交流、重视教育等等。世博会所有参展主体不分东西南北,国不分大小贫富,人不分种族肤色,都可以通过主题向世界自由地展现。
世博会上各种艺术观念和样式,无论古典流行还是高雅通俗,都可以在舞台上和观众平等地交流。和谐共生是世博会最珍贵的宗旨,它反映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在文化层面体现了它的国际性和现实性。
利比里亚参展负责人纳迪・戴维斯表示,非洲参加上海世博会,就是要在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利比里亚作为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将通过演出在世博会上展示独特的非洲文化。
世博会加拿大总代表、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大山说,加拿大参加上海世博会,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和认识加拿大文化,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与享受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上海世博园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以色列馆以“海中贝壳”的奇特造型吸引着众多游览者的眼球。展馆由两座流线型建筑体组成,犹如一枚海中的贝壳。三大体验区尽显“创新与未来”。
它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创新,点燃美好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表示,在上海世博会上,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利用世博会平台展示多元文化,这将增进人类的互动和理解,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共享世界美好的未来。
今天,在世博会的大舞台上,文化交流呈现出多样性、创新性和互动性的新趋势,这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3-01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关键词： 翻译活动 中外文化 文化交融
一、翻译活动与文化交融的关系
现代汉语白话文中“文化”一词是一系列欧洲语言中相应词的直接翻译，而这些词都派生于“cultura”这个拉丁词，其最早的基本意义是“耕作，种植；作物”。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深化，“culture”一词的外延不断延伸，内涵不断丰富。十九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e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泰勒的定义强调了精神层面的文化而忽视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辞海》关于“文化”这个词条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条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具有时空性。从时间角度看，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综合反映，后一时期的文化是对前一时期文化的过滤和积淀，现代文化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空间角度看，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不同的生态和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域文化。因此就存在古今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而这就需要语言这个工具来完成。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语言即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文化不同则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则交流不畅，于是，翻译活动便产生了。
翻译活动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各国文化有共性，但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决定着各国文化带有鲜明民族特性，不同的地域与传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文化氛围左右人们的生活，会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而翻译则是跨越这种障碍的最好工具。翻译虽然表现为各国语言的互相转换，但只是一个交流互换的过程或者工具，其真实目的则是各国文化的互相观摩与借鉴。因此，翻译绝不能做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所有文化色彩，否则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了解。为了世界更加和谐地发展，翻译必须淋漓尽致地传递文化，翻译是实现世界文化战略的根本途径。
二、中国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作用
在中国，“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公元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翻译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要工具。
从古至今，翻译都是文化形成和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动因。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融合都是由翻译活动引起的。大规模的外国文化引入和翻译高峰主要有四次：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从内容看，在漫长年代里大量翻译的是佛经，到了16、17世纪才面向自然科学，之后，深入哲学、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进步，翻译逐渐渗透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化生活。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三位最有名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大量的佛学经典从梵文译成汉语，大量反映古印度佛教文化的词语被引入，如“浮屠”、“菩萨”、“金刚”、“观世音”、“弥勒佛”等。这些佛教词语历经千载，广为流传，佛教文化也逐渐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第二次翻译高峰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有关的。明末清初传教士作为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把西方科学文化如历算、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地理、艺术、生理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美术、建筑等引入中国。在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称在中国沿用至今。中国有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则开始于他们合译的数学著作《测量法义》。这些译著使当时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国外一些先进的科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经籍及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向外族介绍中国文化。
第三次翻译高峰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是一个以大规模引进西学为标志的翻译高峰。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其目的很明确，即救国强国，所以反映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科技、法律、外交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当时翻译的主要方向。如康有为的《突厥削弱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法国革命记》，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唐才常的《各国种类考》。这次翻译高峰的杰出代表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先后译出《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等书，把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林纾作为西方文学翻译的大家，其译作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记》、《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这次翻译高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场西方思想的洗礼，并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又一次翻译高峰随之而来。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抑或是其影响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翻译作品也由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我国新文化翻译的领导力量主要有鲁迅、胡适、瞿秋白、郁达夫、郭沫若、林语堂等。在以文学翻译为主的此次翻译高峰中，大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被引进和翻译，形成了一个对俄国文化研究和学习的高峰。这次翻译高峰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引进和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
中国历史上这一次又一次的翻译高峰将外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进本国文化，并在其逐渐内化的过程中融入了主流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至今日，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如今这个各国间交流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国际信息时代，我们的翻译活动在注重“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送去主义”。我们灿烂的唐诗文化经过翻译和输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根发芽，美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翻译和研究中国唐诗的中心。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所以我们应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加了解我们。
三、结语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科技进步和文明进程大大加快，各民族文化应以平等的地位共存与交流，相互促进与繁荣。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充分认识翻译的跨文化意义，以文化研究为基础，以翻译活动为媒介，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外译，在交流对话中弘扬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王宁.视角：翻译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陆永昌.翻译与时代.中华读书报，2003-10-15.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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