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审前程序；独立性价值；审判方式；法理基础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动司法则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增强“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民事诉讼本质上是运用公权力对私权纠纷进行裁决的活动。法院作为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机制，其民事司法机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作为民事诉讼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审前程序，具有独特的纠纷解决功能。这种独立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审前程序对事实的展示、争点的归纳、证据的确认与固化，使案件达到一个成熟的审理状态，也使当事人对事实和证据进行重新审视，对诉讼成本和风险进行重新估量，而法官则可在探究和掌握各方心理底线后，抓准利害、能动司法，促进当事人和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审判资源浪费。
一、审前程序与审前准备阶段之比较
审前准备阶段与审前准备程序的区分在于：审前准备阶段强调的是其作为程序的一个部分，只是庭审程序的预备阶段和状态，并不具备完整性特征；而对于审前准备程序来讲，则已经具备了一种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也只能说是形式意义上的，其作为庭审程序的“准备”这一性质并未发生转变，具有一种对庭审程序的依附性或辅助性，因此尚未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价值。
而审前程序则突破了这种单一的性质，一方面是为今后的庭审程序作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促成和解的方式终结诉讼，从而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完成诉讼程序的流程，因此已经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性，可看作是民事审前程序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相区别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笔者很赞同把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定义为：审前准备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到开庭审理之前依法所进行的为保证当事人充分、平等地行使辩论权，以整理并固定争点、收集并冻结证据为主要内容，使案件达到适合审判，保证正式开庭审理时当事人双方的言词辩论能够连续、集中地进行，达到诉讼公正和高效的目的，同时促使当事人在经过证据充分交换、开示的基础上，通过实质性的对话，以非判决的方式促进纠纷解决，节约诉讼成本的一系列诉讼活动的总和。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时间的确定性，即发生在法院审理案件后，正式开庭前。2.程序的独立性，即在形式上独立于庭审程序，而不是庭审的一个附属阶段。审前程序是作为程序形态存在的，自身具有纠纷解决功能，如果案件经此流程即能完成诉讼目的，则不必再启动其他程序。3.目标的明确性，设立审前程序之价值目标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力求以非判决的方式促进纠纷解决。4.功能的自治性。程序自治是诉讼程序的一个特有性质，表明程序单靠自身力量即可达到预定目的，是实质意义上的独立，也是程序独立的必要性所在。审前程序包括送达、诉答、证据交换、争点整理、审前和解（或调解）、审前会议等内容，这些方法的配置足以使审前程序不经庭审程序即可达到民事诉讼消解纠纷之目的，因而具有功能上的自治性。
二、审前程序独立性价值之法理分析
经上文分析，笔者阐明了：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独立性的程序价值，并以此来区别于现行立法上使用的“审理前的准备”以及学界有些学者使用的“审前准备程序”之涵义。而本文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来展开论述的。本节要讨论的则是，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具有何种独立性价值，这种独立价值又是如何体现以及其内在法理又是什么？
（一）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价值功能
一国诉讼制度的构造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问题。尽管对民事诉讼的范围还有争论，但公正与效率构成全部诉讼价值的核心与基础则是不争的事实。审前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必然受制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并以其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而价值需要通过功能来落实，或者说抽象的价值需以具体的功能为载体，才是看得见的价值。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之所以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其它程序，尤其是庭审程序所不具有的独特功能，从而彰显其价值的独立性。一般说来，审前程序具备如下价值与功能：
1.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最大化。通过审前程序的证据交换、证据开示制度，帮助主审法官最大程度地从双方获取证据资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或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而为将来法官作出公正裁决奠定基础。
2.实现诉讼公正的最大化。审前程序具有防止两方面诉讼突袭的功能。一方面，通过证据固定、争点固定、举证时限、证据失权、强制答辩等制度可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的突袭，另一方面，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对抗提供时间和空间的准备，使在庭审时，双方的质证和对抗达到较完美、最接近真实的论证。
3.实现诉讼效率的最大化。审前程序，有助于对案件性质与难易程度进行识别，及时、准确分流案件，并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难易程度的不同，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或导向合理的程序，从而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佳的分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合意解决纠纷的功能，促使大部分纠纷案件在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就得到解决，减少对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有，提高诉讼效率。
4.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在审前程序，通过设置下列制度，以现实诉讼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举证时限的规定，避免了诉讼拖延，节约了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缩小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将公共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降低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支出；法院协助证据调取，降低了当事人为寻求证据的成本支出，将私人成本转化为公共成本；证据交换制度使双方明确争点和攻防武器，进而选择撤诉或和解的途径，使诉讼成本最小化；通过审前会议整理争点，明确庭审范围和内容，使开庭审理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使判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减少了成本投入，提高了效益。
（二）正当性基础
正当性基础回答的是，为何要在民事诉讼中设置审前程序？其内在机理是什么？我们知道，民事审判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对于判决的理解与接纳，在赋予当事人充分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之后，即使得到败诉的后果也不得不接受。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庭审阶段，但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审前程序同样具有这样的正当性。笔者认为：民事审前程序的正当性来自以下法理：
1.审判的公正性。审判的公正性意味着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在整体上能使当事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接受、认同、信任。审判的公正性，要求法院必须通过公开、对席、口头、直接等程序保障在充分的公开开庭审理中获得审判所需要的信息。但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多次重复开庭所可能导致的诉讼拖延和庭审形式化的畏惧，需要设计审前准备程序，通过收集证据以及对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使正式的开庭审理更加高效与有序进行。
2.审理的集中化。审理集中化是现代两大法系为解决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诉讼延迟、诉讼成本过高以及司法远离民众等一系列妨碍当事人诉诸法院、行使裁判请求权而导致的司法危机，而在建构诉讼审理方式或运作机制时所共同达成的目标。审理集中化回应了现代社会要求高效审判的诉求，也是司法效率的题中之义。它要求充分重视审前准备，为法官不间断审理打下坚实基础。
3.审判应遵从正当程序和辩论原则。所谓正当法律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它强调程序的参与性、自治性、公开性、中立性、平等性和效率性；辩论原则强调，“第一，只有当事者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院才能予以认定；第二，对当事者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必须照此予以认定；第三，原则上只能就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当事人通过审前诉答程序、证据开示与交换程序，将争点固定下来，法官在事后的庭审中，只就确定下来的争点确定审理范围和对象。既防止了“证据突袭”、诉讼技巧的过度运用，保证当事人平等的诉辩地位，也防止了因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滋生的司法腐败，从而保障司法的透明公正。这便体现了正当程序和辩论原则。
三、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考
国外一些国家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建立在当事人主义和陪审团制度基础上，强调的是程序正义并要求集中审理原则。与之迥异的是，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和能动司法主义思想为指导，不以审前证据交换与固定争点等“准备”内容为重点，着重强调的是案件繁简分流的有效实施，实现诉讼内、法院主导下的多元化解决纠纷。它既能够在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较好地实现审前程序的目的；又可以克服当事人主义下出现的当事人滥用审前程序，一定程度的以审前程序的非效率化换取审判程序的高效的弊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鉴于此，立足于现有的司法资源，笔者提出以下制度构想：
一是建立案件的繁简分流体制。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设立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然而“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适用前提，却是一个很主观的标准，如何区分繁简，只能依据法官的个人判断。而经过审前程序的事实展示、证据列举、争点整理、诉答程序，并征询当事人双方的意见，来区分案件是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有无争议，进而决定是否进入庭审程序以及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显然更科学，而且也十分具有操作性。
二是完善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交换与开示是审前程序的实质性核心内容，几乎蕴含了审前程序独立功能的一切秘密，具有信息交流和促进纠纷解决的功能。审前程序的强大功能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当事人双方充分理解对方实力和底牌的机会，在此前提下进行理性的磋商谈判，选择最适合自己有效率的方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的《证据规定》里借鉴了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保障，尤其是证据失权制度的不健全，使这项制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应进一步确立当事人调查取证的主体地位、方式方法；明确证据交换的范围，与案件毫不相干的材料、证据开示要求会加重对方负担，不应用来开示与交换；细化证据开示的方式等。
三是激活督促程序，发挥支付令作用。目前我国的督促程序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其原因是审前准备活动缺乏实质的内容，即争点的整理和确认，答辩失权效力，使得法院和当事人在审前都不敢轻易选择该程序。为此，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件，经征得原告同意，法院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被告有异议的，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判决结果与支付令一致的，可考虑由被告承担拖延诉讼的法律后果。
四是导入法官释明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法官在实体审理中的释明权，而在审前程序未予规定。这与我国的审前程序尚未具有独立地位有关。为此，为了让当事人能更充分地举证，展示其所主张的事实，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内在价值，应在审前程序中引入释明权制度，以促使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将不当主张予以排除，将不充足的证据材料予以补足，从而使其诉讼主张得到尽可能完整清楚的表述，这可以大大提高庭审的实效。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 公正价值 经济效益 接近正义运动 诉讼成本
长久以来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久是诉讼法学者的孜孜追求，我国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以来，在废除了民国时的六法全书的基础之上模仿苏联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民事诉讼法，尤其是重视人权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其实并未能得到领导人的重视。其苦果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关于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仍然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和国际社会的偏解。在当下讨论公平正义的诉讼价值是有着现实的意义的。在立法不断健全的今天，我国仍然存在众多的错案。“上访”这一制度却被政府堂而皇之地挂在职能之下，群众在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寻求法院的帮助而是非法院途径之外的解决方式。这绝不是完善的adr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更多的是群众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和司法公信力的底下。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显的尤为重要。
一、关于“公正”的解释
获得公正的对待是每一个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是诉讼法立法的基石。从致力于推进公平正义的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推导出：程序的公正是一切其他实体法公正的前提基础 。程序是否公正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遵守主权在民这一宪法性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公正”？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公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这种秩序状态所追求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因为其宗教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这种秩序状态所要求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能够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成员，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相同的待遇，是所有成员都能够履行和其权利相同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说优点和我国古代先哲门所提出来的大同社会相类似。但是公正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更重要的是设置一种制度规范。这种制度规范赋予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权利义务。但就基本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是一致的。权利的多少决定义务的多少。但是这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避免权利强势一方利用比其他成员多出来的权利对待另一方。这种关于平衡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程序法意义上的公正价值。
正是因为权利义务设置上的偏颇，才会引来我们对公正价值的思索和追求。如同中国成语亡羊补牢一般的事后补救措施。故笔者认为使每个公民在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的时候就能明白公正价值在其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从民事诉讼程序法上来讲，笔者希望在立法理念上，我们的立法者都能够从善良法律人的角度出发制定这种对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规范。
二、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
一般认为法的价值包括“自由”、“人权”、“秩序”、“公正”等。笔者认为在所有的法的价值中，公正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存在。很多学者认为人权是人的基本属性，是超越其他价值的基础。然而公正价值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包涵者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的追求。这种追求公正价值的过程中也是基本权利的追求过程。诉讼法的价值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就是法律程序的主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程序的客体作用，依程序的存在、转变、作用，来满足法律主体的要求，也是帮助法律主体能够更好的实现其法律行为的目的。”“公正之于法律程序有两种概括性意义：一是对程序的基本价值要求；二是追求程序的最高价值目标。二者是谈论程序本身的基本价值要求。而这种基本价值的要求就是程序公正，而最高价值的目标则是实体公正。”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公正”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基础或者前提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然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等程序公正观念历时久远而犹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构成了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程序，也适用于非司法程序。因此，程序公正是整个程序法领域最基本也是最具普遍性的一种价值目标。第二，当事人对审判程序产生的不公正感和人们对程序过程不公的否定评价可能会动摇程序制度的根基。虽然人们不能列出程序公正的全部要素，也难以获知那种绝对公正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但人们能够对程序不公正的情况产生感性和直观的判断，其中，诉权主体的当事人对具体程序公正与否的评价动机最为充分，感受也最为深刻。当事人对程序不公正的不满、激愤和对抗情绪具有极大感染力，能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降低人们对审判程序的信任程度，削弱人们求诸审判的动机、造成私法秩序的不稳定等等，这些可能会危及到审判制度的存在本身。程序公正的基础地位是就审判制度而言的，公正在审判领域始终带有根本性，任何一项审判制度必须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这是程序设计的最低要求。”
在明确程序公正所追求的公正价值的内涵之后，我们有必要了明确在我们追求公正的法律道路上往往忽视了对经济效益的考虑。这种从理论上重视程序公正而忽视经济效益的理论模式势必在司法实践中遭到挫折。而相反在司法实践中过分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而导致了程序公正的偏颇。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追求正义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正义的追求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任何社会规则的经济性的方面。很多学者提出在追求经济的效益的同时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若仅仅因为追求程序公正，导致国家公权力的浪费，其实从反方向来说也是程序公正不能有效贯彻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追求公正程序的过程与经济效益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比例关系，这种比例能够使我们在进行诉讼程序的过程中不仅从法律方面，也从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去考虑案件的实际影响，从而保证诉讼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保证公正的“有限实现”。
三、平衡经济价值的“有限正义”
笔者一直认为，一方面正义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这种拓展在法学研究者的视野里可以称作“正义扩大”。而我们的法律所维护的正义是最广义的正义吗？笔者并不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的正义是无价的，是应该得到贯彻的。从司法实践的过程钟来看，司法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发展的进程。我们的司法实践对正义的保护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发展局限而所保护的正义，而应该是一种被社会承认，在司法实务界能够被执行的正义。所以在对法律所保护的正义进行界定时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曾有学者提出“民办法庭”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缺失能够达到一定介于诉讼资源的目的，但是笔者强烈反对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论点。这种观点将社会彻底的沦为经济的附庸，尤其是社会上层建筑彻底的经济化将会对一个社会的安定起到极其恶劣的影响。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无论效益多高多大，如果它缺乏公正，则我们不会认为它比效益差但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主张效益至上的法学家则认为，在发展财富的要求面前，经济效益是评价和选择政策、宪法和法律的首要标准，而程序公正应该退居第二位。笔者认为，法律所追求的正义观念从广义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法律信仰，是应该被全体公民所追求的精神层面的至高目标。而经济利益的追求仅限于物质层面。故要讨论经济利益和正义价值的平衡点，就应当先清楚经济利益和正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公正价值 经济效益 接近正义运动 诉讼成本
长久以来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价值久是诉讼法学者的孜孜追求，我国从一九四九年立国以来，在废除了民国时的六法全书的基础之上模仿苏联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民事诉讼法，尤其是重视人权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其实并未能得到领导人的重视。其苦果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关于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仍然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和国际社会的偏解。在当下讨论公平正义的诉讼价值是有着现实的意义的。在立法不断健全的今天，我国仍然存在众多的错案。“上访”这一制度却被政府堂而皇之地挂在职能之下，群众在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更多的不是寻求法院的帮助而是非法院途径之外的解决方式。这绝不是完善的adr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更多的是群众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和司法公信力的底下。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显的尤为重要。
一、关于“公正”的解释
获得公正的对待是每一个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是诉讼法立法的基石。从致力于推进公平正义的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推导出：程序的公正是一切其他实体法公正的前提基础 。程序是否公正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遵守在民这一宪法性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公正”？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公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这种秩序状态所追求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因为其宗教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这种秩序状态所要求的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能够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成员，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相同的待遇，是所有成员都能够履行和其权利相同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说优点和我国古代先哲门所提出来的大同社会相类似。但是公正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更重要的是设置一种制度规范。这种制度规范赋予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权利义务。但就基本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是一致的。权利的多少决定义务的多少。但是这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避免权利强势一方利用比其他成员多出来的权利对待另一方。这种关于平衡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程序法意义上的公正价值。
正是因为权利义务设置上的偏颇，才会引来我们对公正价值的思索和追求。如同中国成语亡羊补牢一般的事后补救措施。故笔者认为使每个公民在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的时候就能明白公正价值在其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从民事诉讼程序法上来讲，笔者希望在立法理念上，我们的立法者都能够从善良法律人的角度出发制定这种对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规范。
二、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
一般认为法的价值包括“自由”、“人权”、“秩序”、“公正”等。笔者认为在所有的法的价值中，公正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存在。很多学者认为人权是人的基本属性，是超越其他价值的基础。然而公正价值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包涵者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隐私权的追求。这种追求公正价值的过程中也是基本权利的追求过程。诉讼法的价值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就是法律程序的主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程序的客体作用，依程序的存在、转变、作用，来满足法律主体的要求，也是帮助法律主体能够更好的实现其法律行为的目的。”“公正之于法律程序有两种概括性意义：一是对程序的基本价值要求；二是追求程序的最高价值目标。二者是谈论程序本身的基本价值要求。而这种基本价值的要求就是程序公正，而最高价值的目标则是实体公正。”
我们认为，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公正”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基础或者前提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自然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等程序公正观念历时久远而犹存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构成了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程序，也适用于非司法程序。因此，程序公正是整个程序法领域最基本也是最具普遍性的一种价值目标。第二，当事人对审判程序产生的不公正感和人们对程序过程不公的否定评价可能会动摇程序制度的根基。虽然人们不能列出程序公正的全部要素，也难以获知那种绝对公正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但人们能够对程序不公正的情况产生感性和直观的判断，其中，诉权主体的当事人对具体程序公正与否的评价动机最为充分，感受也最为深刻。当事人对程序不公正的不满、激愤和对抗情绪具有极大感染力，能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降低人们对审判程序的信任程度，削弱人们求诸审判的动机、造成私法秩序的不稳定等等，这些可能会危及到审判制度的存在本身。程序公正的基础地位是就审判制度而言的，公正在审判领域始终带有根本性，任何一项审判制度必须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这是程序设计的最低要求。”
在明确程序公正所追求的公正价值的内涵之后，我们有必要了明确在我们追求公正的法律道路上往往忽视了对经济效益的考虑。这种从理论上重视程序公正而忽视经济效益的理论模式势必在司法实践中遭到挫折。而相反在司法实践中过分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而导致了程序公正的偏颇。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追求正义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正义的追求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任何社会规则的经济性的方面。很多学者提出在追求经济的效益的同时要重视经济效益的实现。若仅仅因为追求程序公正，导致国家公权力的浪费，其实从反方向来说也是程序公正不能有效贯彻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追求公正程序的过程与经济效益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比例关系，这种比例能够使我们在进行诉讼程序的过程中不仅从法律方面，也从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去考虑案件的实际影响，从而保证诉讼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保证公正的“有限实现”。
三、平衡经济价值的“有限正义”
笔者一直认为，一方面正义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这种拓展在法学研究者的视野里可以称作“正义扩大”。而我们的法律所维护的正义是最广义的正义吗？笔者并不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的正义是无价的，是应该得到贯彻的。从司法实践的过程钟来看，司法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发展的进程。我们的司法实践对正义的保护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发展局限而所保护的正义，而应该是一种被社会承认，在司法实务界能够被执行的正义。所以在对法律所保护的正义进行界定时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曾有学者提出“民办法庭”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缺失能够达到一定介于诉讼资源的目的，但是笔者强烈反对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的论点。这种观点将社会彻底的沦为经济的附庸，尤其是社会上层建筑彻底的经济化将会对一个社会的安定起到极其恶劣的影响。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无论效益多高多大，如果它缺乏公正，则我们不会认为它比效益差但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主张效益至上的法学家则认为，在发展财富的要求面前，经济效益是评价和选择政策、宪法和法律的首要标准，而程序公正应该退居第二位。笔者认为，法律所追求的正义观念从广义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法律信仰，是应该被全体公民所追求的精神层面的至高目标。而经济利益的追求仅限于物质层面。故要讨论经济利益和正义价值的平衡点，就应当先清楚经济利益和正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一）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构成
本章所讨论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构成问题，主要限定在审判程序和活动领域。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传统民事诉讼法学认为是诉讼目的论、诉权论和既判力本质论。［1］然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民事诉讼价值论、目的论、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法律关系论、既判力论，这六大理论含涉民事审判程序和活动的主要或基本内容。
民事诉讼价值直接关涉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民事诉讼目的涉及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或设立的，价值论和目的论是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出发点，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其他基本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和目的论基础上的。价值论和目的论的研究可以为民事诉讼其他基本理论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并且如果在价值论和目的论上获得共识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价值论和目的论的研究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构建提供基本指导方向，也为法官处理诉讼问题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民事诉权是将民事纠纷等引进民事诉讼程序的权能，所以说民事诉权论是关于民事诉讼出发点的理论。当事人行使诉权之时，应当向法院明确诉讼保护的对象或范围（即诉讼标的），为法院判决的对象或范围（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可见诉讼标的论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诉讼的内容是各诉讼主体依据其诉讼权利义务实施的诉讼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这些诉讼法律关系体现了法官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反映了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质（或诉讼模式）。民事案件通过正当程序的审理而做出的判决一旦确定，即意味着该案件审判程序的终结，所以说既判力论是诉讼终结点的理论。
（二）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发展简史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在强调私法至上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私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只是从实体法的角度认识和考察民事诉讼问题。于是，在民事诉讼价值方面，单纯强调民事诉讼（法）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而漠视其独立的价值；在民事诉讼目的方面，过分强调民事诉讼（法）对实体法权利的保护（私权保护说）；在民事诉权方面，主张民事诉权是一种私权（私法诉权说）；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方面，将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视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诉讼标的和既判力方面，采取旧实体法说。私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事诉讼法学，漠视了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及其公法性，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的扩大和强化，以及公法及其观念理论的发达，民事诉讼也被人们看作是解决私权纠纷的公力救济方式或机制，民事诉讼法是独立于私法的国家法和公法，人们开始接受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从诉讼法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的理论、制度和具体概念问题。于是，在民事诉讼价值方面，突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在民事诉讼目的方面，强调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纠纷解决说等）；在民事诉权方面，主张公法诉权说；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方面，主张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公法性；在诉讼标的和既判力方面，采取诉讼法说。
但是，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事诉讼法学，只强调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忽略了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没有从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联结点上来认识和考察民事诉讼问题，从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起诉行为、诉讼和解等能够同时产生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效果，或者同时具有程序和实体因素或性质。
（三）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意义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著名法学家竹下守夫先生曾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言：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是发展民事诉讼法学和制度之基础，所以中国应当尽快和充分讨论和丰富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及其体系化问题，在德国、日本等诉讼制度和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已经不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有关论著不断还有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化过程已经完成，其研究的重点已更加注重于从法社会学、法哲学等角度来研讨民事诉讼问题。［2］
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水平比较低下，这主要表现在：（1）就各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够深入；（2）由于研究视角的非一致性和非合理性，使得基本理论体系内部相互冲突；（3）基本理论的研究脱离了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我国的国情，对解决我国司法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缺少合理的理论指引。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的产生，主要有：
首先，从理论学科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直至今天，人们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民事诉讼诸多具体问题的偏误认知，以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合理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
其次，从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导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具有诸多局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理论准备不充分。为顺应和促进我国政治民主文明和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情势和满足解决日益剧增的涉外民商事诉讼的需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急需完善。那么，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探究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则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最后，从民事诉讼实务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正常运行和司法改革的顺畅进行。先进合理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具有正确指导民事诉讼实务和司法改革的作用。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和司法改革中，许多法院各行其是，人为追求新奇的做法，严重背离了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和司法的基本原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认识和偏误理解。
（四）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视角
第一，从新时代要求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向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和运作机制及其赖以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基础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并且大量的改革措施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评价和论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从新时代角度来确立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思路和拓宽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进路。
第二，从人文关怀和法的精神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强化民事诉讼问题的人文性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诉讼作为国民寻求公力救济的主要途径，关涉国民合法正当民事权益的保护以及通过解决国民之间民事纠纷还国民以公平与和平的社会秩序。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法的精神的追问与诠释，实为非常必要之事。
第三，从宪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要求以正当程序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并维护着法律和判决的权威性和正当性。民事诉讼法严格遵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因此，欲建立现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构架则必须在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的框架内进行。
第四，从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民事诉讼（法）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现代社会和现代诉讼中的表现，则应被纳入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视域。如何从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的角度来考察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或者说如何通过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来揭示和张扬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则是我们应当明确和坚持的思维基点。
第五，从现代诉讼观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摆正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是合理建构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前提。现代诉讼观不同于以往的实体法一元论和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强调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联结点上来考察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民事诉讼法学的诸基本理论之间可达成高度统一，有助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内部的和谐；在制度层面，将共同营造出民事诉讼制度内部的和谐与统一；在实务层面，有利于民事诉讼制度适用上的统一。
「注释
［1］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153页台湾，三民书局，1984.
［2］参见江伟、邵明：《中国民事诉讼法学》，载罗豪才、孙琬锺主编：《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43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二、 民事诉讼价值论
（一）民事诉讼价值概述
自诉讼法与实体法分离以来，诉讼（程序）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就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诸多法哲学学者开始以价值研究为中心构筑自己的学说。
我国传统法律中现代意义上的正当程序要素和意识比较淡薄。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诉讼制度，然而在理论和观念上，正当程序的意义和价值仍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直至现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认识和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现行民事诉讼法仍流露着对程序独立价值的轻视。因此，有必要探讨民事诉讼价值问题。
讨论民事诉讼的价值，首先是指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本身所包含和体现的价值，其次是指在民事诉讼诸价值发展冲突时，应当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取舍和评价，亦即价值标准问题。美国学者庞德正是在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中谈论法的价值问题的，他指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是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
美国有学者认为，一般的法律程序应当体现如下诸价值：程序的参与和控制、程序的合法、过程的安定性、人道主义及个人的尊严、个人隐私的保护、当事人合意的尊重、程序的公平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的合理性、诉讼的及时性与终局性。［2］
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程序的价值目标包括：公平、效率、民主、效益、真实、人权等。这些目标可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诉讼结果有主要影响的价值，此为实体价值，如真实、效益等；二是对诉讼过程有主要影响的价值，此为程序价值，如公平、民主等。民事诉讼价值是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统一，两者是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的。［3］
还有学者认为，程序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其要素有：程序规则的科学性、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的平等性、诉讼程序的透明性、制约与监督性。程序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确保利害关系人参加的程序，以及程序主体性地位的建立。［4］
也有学者指出，程序公正的实现决定于三个要素：冲突事实的真实再现、司法者中立的立场、冲突主体合法愿望的尊重。至于诉讼效益，是因诉讼成本过高和国家司法力量难以满足社会高效解决纠纷的需求而产生的，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的关系问题。影响诉讼效益的因素有：诉讼周期的长短、诉讼费用的多少、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度等。［5］
我们主张，民事诉讼的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内在价值）
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等。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既包括民事诉讼立法或制度上的公正和效率，即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也包括适用上的公正和效率，即个案审判或诉讼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亦即将立法或制度上的公正和效率适用到具体案件的审判之中。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既适用于单个民事诉讼案件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国家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评价。
1.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萌芽于英国，于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中得以正式体现，并且其中包含了明确的正当程序思想。程序公正观念经历了从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到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演变过程。根植于英国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构成了程序正义的最基本内容。18世纪以前，“自然正义”这个概念常常与自然法、衡平、最高法和其他类似概念通用。近代以来，在实践上，“自然正义”通常表示处理纷争的一般原则和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因此常常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其具体内涵是：（1）任何人不能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 sua）；（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audi alteram partem）。［6］
程序正义观念被美国法接受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及第十四条正式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的一种宪法限制，据此，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的要求；而后者则是对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的规则，它要求用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公正、合理。正当法律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较完整地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其中，程序性正当程序体现的是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其所表达的基本价值是程序正义。［7］
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程序公正或正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那么，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哪些呢？
（1）法官中立原则。这是保证审判公正的根本之一。“中立”首先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处于超然地位。其超然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官同纠纷事实和利益的非关联性。即法官“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讼”，法官对与自身或其亲友等有关的案件应予回避。其二，法官应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立者。在政府和公民的人格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官作为正义的宣示者和维护者，对政府和公民的正当利益都应公平地予以保护。其次，“中立”意味着法官公平地对待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不能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等因素对争议者产生偏异倾向。不过，使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同样恶劣地对待当事人显然不是给他们以正义，所以法官应当明确当事人是权利主体，和自己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权。纵然现代社会没有“天赋”的权利使弱者得到优先考虑，但是基于实质正义的要求，在制度及其实际运作中应给予弱者一定程度的保护，赋予他们行使权利、实现正当利益的便利条件。对于当事人中的弱者，法官应给予较多的良知关注。但是，应当明确，法官对弱者过多偏护时，可能人为地改变法律来适应弱者，从而破坏法律的必要刚性，而不能达到公平。因此，法官对弱者的“偏护”是有限度的，“偏护”值应等于诉讼强者的优越条件所能产生的诉讼能量与弱者的差值，即法官为弱者提供与强者平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或便利条件，以求弱者和强者一样能顺畅地行使诉讼权利。［8］
（2）当事人平等原则。皮埃尔。勒鲁在其著作《论平等》中说道：“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司法判决的正当性资源之一是让当事人在平等的环境中进行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仅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而且是“衡量一种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平等武装”理念，原告和被告只有以平等或对等的诉讼权利武装自己，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赢得诉讼，才是公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相同或对等的诉讼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意味着平权。权利的行使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以行使诉讼权利的平等手段和机会。同时，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还要求各方当事人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以及承担实施相同诉讼行为所产生的相同的诉讼法效果。如上文所述，当事人平等原则还应当同时强调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平等维护。
（3）程序参与原则。基本要求是：其一，必须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程序通知，使得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即接受程序通知权）。其二，当事人必须拥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的参与机会（如提出事实证据、进行辩论的机会）。在英美法中，程序参与原则被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opportunity to be heard），其涵义是，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民事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这一要求体现了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的内容。［9］ 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要求也体现了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或诉讼听审权的内容。
（4）程序公开原则，即审判公开。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由于举证责任制度的功能，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基本上是由当事人提供的，当事人之间围绕着事实和证据展开攻击和防御，即双方当事人面对面的所谓“对席辩论”就成为程序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公开审判”在正当化上的决定意义。［10］ 审判公开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公开，而且包括实质上的公开。审判公开不仅包括对群众和社会的公开，而且也应当强调对当事人的公开。公开审判是一项原则性的规定，其例外必须由法律明确做出规定严格其适用范围。
（5）程序安定（可预测性）原则。如上所述，程序安定性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11］ 司法的形式性要求，法官在形成程序过程中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能按自由裁量方式形成程序。司法形式性的作用在于，使当事人能够对程序做出预见或预测。为此，民事诉讼法必须对案件管辖、审级程序、事实调查、证据提供、缺席程序、期间送达等程序事项，做出一般性、明确性的规定。同时，法治国家原理要求以判决确定力制度实现法的安定性。由于程序的安定性、司法的形式性与个案解决的灵活性、妥当性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有必要强调在一定范围内维持和保障程序的安定性和司法的形式性，同时还应在程序中适当做出灵活性规定（比如在小额诉讼或特定的诉讼中，容许采取形式更为简化的程序类型）。
2.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或节约当事人和国家等的诉讼成本。诉讼成本是指国家或法院、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等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的总和。诉讼或法律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但是减少或节约诉讼成本是国家、当事人等始终如一的要求，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司法和诉讼资源也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问题。
我们不主张诉讼效益的提法。诉讼效益是关于诉讼成本（投入）与诉讼收益（产出）之间关系的范畴。人们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诉讼效益问题，诉讼效益的提法，很可能让人们误认为民事诉讼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事实上法院裁判的价值是很难以经济收益来衡量的。
那么，如何提高诉讼效率呢？首先，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其次，建构公正和合理的诉讼程序。建立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实现证据的集中并确定案件争点，其间可以进行和解或调解，若不成则及时进入初审诉讼程序，实行集中审理［12］ ，案件若在初审中获得公正解决则将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再次，注重合理运用诉的合并程序制度，一项诉讼程序中尽可能解决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或者多个纠纷。
在既定程序的前提下，诉讼效率的实现或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事诉讼主体相关的诉讼行为。诉讼效率首先要求法官适时行使诉讼指挥权，维护着诉讼的基本秩序，具体说：（1）尽快立案和选用合适的诉讼程序、诉讼形式，凡依法可适用简易性诉讼程序的即予适用；应将各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和诉讼请求尽可能集中审理。（2）沟通诉讼信息，即法官应及时无误地将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申请书等诉讼文书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并且充分保障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发言权，以期当事人快速准确地知悉对方的诉讼主张和证据信息，从而做出相应的诉讼反应和诉讼对策。（3）积极引导当事人按法定顺序进行陈述、辩论。（4）协助辩论，即提供给当事人同等的辩论机会，保持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均衡；当事人对法律的理解有歧义时，法官应当向当事人指明法律真意；整理辩论的争点并对于重要且不明确处引导诉讼双方充分辩论。（5）依法及时制止、矫正当事人拖延诉讼的行为。
内容提要: 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起诉)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起诉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
就起诉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起诉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起诉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起诉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起诉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起诉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起诉(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 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起诉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 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宪章》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 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 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领域。在此领域，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利用判决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下来并表达出来。正因为法院判决是在正当程序中当事人与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其才具有正当的法律效力，即“通过程序的正当化”。[15]可见，过程与结果的一体性是民事诉讼的本性。
总之，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建立民事诉讼正当程序或者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应该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
注释:
[1] 王亚新:《民事诉讼与发现真实》，载《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 邵明:《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24
[3] 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6-209
[4] 邵明:《透析民事诉讼的正当性》，载《法制日报》，2008—06—29。
[5] 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72-675
[6]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09-510
[7] 宫泽俊义、芦部信喜:《日本国宪法精解》，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261
[8] 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5-16
[9] 斋藤秀夫:《民事诉讼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81;中野贞一郎、松浦馨、铃木正裕:《民事诉讼法讲义》，东京，有斐阁，1986。41-42，21-22
[10] 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41-150
[11]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67
[12]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3
[13]邵明:《正当程序中的实现真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9-56
一、价值之一般考察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三、民事程序价值的独立性
一、价值之一般考察
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不仅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1998年9月26日，李鹏委员长在内蒙古考察工作时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严格遵守程序法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证。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要从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采取措施，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1]在哲学领域中，价值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价值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以至于到现在很多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其中包括价值的本质、价值评价、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使从法哲学的角度对程序价值的研究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2]我国法学界另一种观点称：“法律哲学是介于法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与方法。”[3]由此可知，法哲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将哲学上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法学理论相结合而进行的，是法学理论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认识论基础。法哲学与哲学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哲学领域现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哲学领域研究的拓展。所以，在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之前，先对哲学领域中相应的价值研究成果作一番回顾与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杰罗米。边沁发起的。在19世纪早期，边沁即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制度的作用等问题首次进行了分析。[11]从那时起，关于法律程序价值的研究开始逐渐升温，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断出现。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关于程序价值性质的第一分类，即工具性价值与独立性价值之分。其中前一种观点又可具体分为三类：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以及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把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标准推到极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只是用以确保实体法实施的工具，也只有在具备产生符合正义、秩序、安全和社会公共福利等标准的实体结果的能力时，程序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实体法应当（首先）被制定出来，否则程序法将毫无意义。”[12]实体法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13] ”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大量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14]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基本上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仍然认为程序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手段和工具。但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它认为在追求程序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要兼顾一些独立性的价值。这些非工具性的目标有两个：一为无辜者免受定罪的权利；二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此对法律程序工具性价值的追求给予了一些非工具性目标的限制。这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比无疑有了一些进步。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详尽地阐释了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问题，为人们评价和构建法律程序提供了又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认为一项法律程序应确保受判决结果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诉讼各方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非诉讼客体。无论是否有助于实体法目标的实现，法律程序都应当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法律程序具有的价值是独立性的而非工具性的，从而形成一种与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是由西方经济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代表人物是波斯纳。从本质上讲，该理论属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也坚信”审判程序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某一外在价值目标的工具，“[15]只不过这里的”外在价值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福利或提高经济效益。关于程序价值的性质问题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的学者将前述程序的独立价值称为程序的内在价值，认为程序的内在价值指的是即使并未增进判决的准确性，法律程序也经维护诸如公正、尊严和参与等等价值性的东西。它是不依赖于判决结果的。即程序价值在逻辑上与直接成本处于相同位置，是来自于程序本身的，使人感到满意的东西。[16]还有的学者认为，程序主义实际是涉及对法律程序自身正当性的判断，它实际上是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与法律程外在价值即功利性与工具性价值是相对应的[17]，由此又出现了对程序价值性质的另一种分类，即将程序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如前所述，价值是什么或者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到现在仍无定论，因此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就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在民事诉讼理论界有一种观点是把价值等同于价值目标。关于价值目标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曾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那么价值目标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学者们的相关论述。传统法理论-法哲学几乎一直将正义（或公正）视为法律的唯一价值（目标）或功利价值。[20]依此推演， 审判的公正性当然也就是审判的唯一追求。[21]这里，价值目标实际上的含义就是一种最高追求或最终追求。另有学者将此称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并认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是指人们对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和运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衡量民事诉讼制度最基本的标准。[22]因此，可以说价值目标指的就是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目标、要求或标准。价值范畴、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虽与价值沾边，但实际上含义迥然不同。价值最主要的是指一种实际所产生的效果，并得到了相关主体的相应评价。从动态的角度讲，价值是事物所具备的功能；从静态的角度而言，价值指的是事物能发挥的作用。而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重点在后一词语，价值在这里主要起修饰词的作用，其可替换为最终的、理想的、抽象的等等形容词语。由此可见，价值目标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毫无关联的，谈到了价值，就必然要涉及价值评价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使价值更大、更高，这是价值目标解决的问题。而这个价值实际上有多大、多高则是价值评价解决的问题。价值是什么与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是确定的，这种确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关于法律的价值，学者沈宗灵这样论述到：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23]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民事诉讼法所促进的价值，实际上和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同义。[24]民事诉讼法的目的， 是指人们在设计民事诉讼制度，要求或期望该制度达到的目标。目的从另一角度讲，就是追问人们设计和建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最基本的理由或需求。[25]关于民事诉讼的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关系，有人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是从民事诉讼的目的中衍生出来的，并由它所决定，又落实到民事诉讼模式中去。[26]此说的合理与否暂且不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与民事诉讼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密切性却不容忽视的。一般来讲，人们会根据一定诉讼制度与设定制度本身的目的之间的相符程度来判断该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价值的大小与高低，即符合预定目的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的价值较大；反之，则较小，甚至可能为负价值。这并不是说价值就是完全主观性的，随主体的目的而转移变动的，因为尽管目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但目的的设定与实现必须以客观需要为前提，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设定也是同样的，人们不应随便地设定不现实的目的。更何况民事诉讼法程序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客观存在规定了它的目的性。主体的主观评价仅仅是对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已。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也应如此理解-这种价值，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其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却是客观的，作为价值实体也是客观的。就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及运行而言，由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要求是：国民的意志是决定法应该如何形成及继续发展的原动力，国民才是抉择如何组成、运动司法制度的主体。[27]那么，对某一民事诉讼制度或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大小的判断，就应当从程序的主体即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这其实也是民事纠纷的私权性所决定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却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他们也具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不管用什么技能评价，最终民事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的有用性是一切评价的原初依据或根本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民事程序价值的独立性
关键词：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诉讼价值 诉讼目的 诉权 诉讼标的 既判力 系统化与中国化
一、前言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即被予以废止，与此相对应，清末修律改革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大陆法系特征的民事诉讼理论亦受到强烈批判和彻底抛弃。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民事审判制度的建设并没有受到重视，故完备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并未能在建国后及时得以重建。事实上，在割断历史的连续性之条件下，也不可能很快就建立起完备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更遑论构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的体系了。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环境和国际政治形式，建国初的民事审判工作基本上仍是沿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习惯做法，一味强调并片面理解“走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而采取“依靠群众办案”和“调解为主”的办案方式，致使民事诉讼活动基本上偏离了诉讼或审判所特有的机制；在理论上，则基本上是介绍和学习前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但这种介绍和学习往往并不是出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探讨，而是为了说明和印证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合理性以及批判旧中国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实践的“繁琐性和反人民性”，因而根本谈不上建立自己独立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①] 即便如此，这种“理论研究”状况也好景不长。随着1957年“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其后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反复冲击，法律研究基本上成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民事诉讼法学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便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在其后的20年中，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我国的诉讼法制建设因之而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其间，随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先后颁布施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也逐渐趋于活跃。但在整个试行法期间以及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行的最初几年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在于：一是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试行法及现行民事诉讼法（即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条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注释，而未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在更高的层次上对民事诉讼法作更深入的理论探究。[②] 二是这种注释性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仍然是前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因而这一时期所形成和建立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的移植和复印，表现于诉与诉权理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基本原则理论、当事人理论、证据理论等诸多方面；至于对诉权、诉讼标的等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虽然偶有论及，但无论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皆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就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民事诉讼目的、诉权、诉讼标的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来说，还是就管辖制度、当事人制度、调解制度、证据制度等具体制度以及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再审程序等诉讼程序的研究而言，其研究的水准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研究的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是：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注释法学的樊篱，很多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歌功颂德”式的表层阐释，同时也不再拘泥于对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简单地进行逻辑实证分析，而是试图多角度地对民事诉讼法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剖析。二是对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之“母体”的前苏联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以便促使我国民事诉讼理论走出具有“轻程序公正”之严重缺陷的苏式理论的误区。三是结合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审判实践，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乃至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方式以及具体措施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论证。四是对外国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介绍有所增多，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进一步加强，从而将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之内。
从近年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正一步一步走向繁荣，不仅民事诉讼具体制度和程序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而且基本理论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从而促使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逐步地由注释法学走向理论法学。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正是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之间、各个具体理论相互之间以及各基本理论板块之间往往出现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混乱局面。就基本理论的研究而言，近年来学者们就诉讼价值、诉讼目的、诉权、诉讼标的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对各个理论板块的研究达到一定深度之后，一些制约和影响基本理论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的问题就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第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诉讼实践的客观需求必然要求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然而目前对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条块分割”式的个别探讨，而较少论及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问题，从而使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整合。[③]其间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就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对于哪些理论属于基本理论及哪些理论属于具体理论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因而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应当由哪些理论板块组成之问题，民事诉讼法学界缺乏必要的共识。第二，在对几大基本理论板块的个别研究中，尚未贯穿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共同法理，致使各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未能系统化。事实上，基本理论之间缺乏缜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也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设计过于粗糙、规范之间出现漏洞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第三，在对各基本理论板块进行研究时，往往停留在纯理论探讨的层面，未能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以及民事审判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致使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脱离中国实际而未能实现中国化。显然，在此情况下，如何审慎地看待以往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从中吸取其科学的成分，如何构建符合时展要求、符合民事诉讼运行规律、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使各项具体理论与所建立的基本理论体系相互协调和整合，以便形成内容完整、协调统一、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的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就成为当代民事诉讼法学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鉴于此，本文在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更为深入的讨论并为繁荣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尽一份绵薄之力。
二、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系统化与中国化
（一）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之构成
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问题，在诉讼制度和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已经不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过程已经完成，其研究的重点已更加注重于从法社会学、法哲学等角度来研讨民事诉讼问题。[⑤]然而在我国，如前所述，民事诉讼法学界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并未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构起来，故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实属必要。关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学者们主要是在有关的研究综述性文章中指出应当加强哪些基本理论的研究，而很少具体论述和说明其应当由哪些理论板块构成以及为什么其他民事诉讼理论不属于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例如，有学者认为，当前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事诉讼目的、模式、价值目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诉讼中的诉权与审判权、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等；[⑥] 有学者指出，构成民事诉讼法学学科体系基石的具有有机联系而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集群”，应当包括民事诉讼主体论、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价值论、诉权理论、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理论等；[⑦] 有学者主张，在新世纪的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将在深刻、全面推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民事诉讼目的、民事程序价值、民事诉讼模式及其结构选择、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民事诉权与诉的制度等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课题，以期确立科学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⑧] 还有学者强调，必须加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包括民事诉讼价值理论、民事诉讼目的理论、诉权理论、诉讼标的理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和既判力理论几个方面。[⑨] 另外，还有学者就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结构性转换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对基本理论与有关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具体理论予以区别。[⑩]
笔者认为，上述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之构成的界定是不够准确的，有些理论其实只是具体制度或程序的理论，不宜纳入基本理论的范畴。经过进一步分析和探究，我们主张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应当由以下几个理论板块构成，即民事诉讼价值理论、民事诉讼目的理论、诉权理论、诉讼标的理论和既判力理论。其间的逻辑结构和关系是：民事诉讼价值理论是基本理论体系中的基石和核心，是最为抽象的理论，同时也是沟通民事诉讼理论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的桥梁；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立法者在进行民事诉讼立法、司法者和当事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时，就会存在不同的目的，从而产生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论；在价值观和目的论指导下，就会产生具有不同结构和内容的民事诉讼制度，这些不同结构和内容的民事诉讼制度所体现的对当事人诉权的设定和保障是不同的，从而产生内容各异的诉权理论；当事人行使诉权、法院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是围绕诉讼标的的提出、确定和裁判来进行的，这就是关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的理论；经过一系列的诉讼活动，由法院作出一个终局性的司法结论，这种司法结论应当具有特定的法律效果，这就是关于判决效力，特别是其中的既判力理论。
至于民事诉讼模式、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及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诉讼证据等理论，我们认为不应纳入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范畴。其理由在于：第一，就诉讼模式理论来说，它主要是对不同类型的民事诉讼制度所作的一种总体上、宏观上的概括，是针对不同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所作的一种现实性描述，对诉讼模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价值观的不同、目的论的差异以及诉权之重视和保障程度的差别，而诉讼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基本理论的性质。第二，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以及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其本质和核心在于如何为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提供充分的保障，故此应当作为诉权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不应与诉权理论并列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一个构成板块。第三，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在我国以往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将其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理论予以介绍，但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为在建构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时，不必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单元。因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问题主要是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故这一问题的核心仍然在于如何体现对诉权的保障问题，诉权理论与之相比处于更为基本的地位。另者，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不同定位，实际上也是不同的诉讼价值观和目的论的反映。第四，关于当事人、证据等民事诉讼理论，在性质和内容上它们属于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理论，自然不应列入基本理论体系的范畴；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理论则是界于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之间的理论，也不宜作为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构成板块。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交汇：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系统化的主轴
对于上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构成板块，近年来学者们确实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研究往往是孤立的、零散的个别探讨，而缺乏一条主线将各个基本理论贯穿起来并使之系统化，致使诉讼标的论与既判力论、诉讼价值论与诉讼目的论、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常常不能相互照应、协调和整合，从而也就难以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11] 那么，应当以何为轴心来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系统化呢？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必须从民事诉讼活动本身着手。民事诉讼活动并不仅仅是依据民事诉讼法所进行的“程序性活动”，而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在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诉讼法，而且包括民事实体法，两者在民事诉讼领域处于相互协动的关系，因此对诉讼问题的研究也就不能仅仅局限民事诉讼法本身，而应当将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2] 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由于不仅要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斟酌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实体法上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要顾及劳力、时间、费用等诉讼法上的程序利益，因而创建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必须能同时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兼顾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13] 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在诉讼过程中的交汇和相互作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之系统化的基轴。换句话说，对民事诉讼各项基本理论的研究，都应当注意协调和整合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不应抛开一方并只对另一方作孤立的研究，否则必然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矛盾性和整体上的不周全性。
把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的交互作用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之系统化的基轴，在理解上并不存在困难。其实，在诉讼制度发展的早期，对诉讼问题的研究从来都是将实体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结合起来予以考察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生活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以及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分化，立法体例上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分离，学科研究上发生了民事诉讼法学与民事实体法学的分野。但是，这种立法体例和学科分类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民事诉讼理论研究可以完全脱离实体性问题而孤立地发展为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14] 因为即使在立法体例和学科分类高度精细化的现代法治社会，民事诉讼领域仍然是而且也必定是诉讼法和实体法相互交错、共同作用的“场”。从静态上说，民事诉讼是诉讼当事人和法院遵从法定的诉讼程序和依据实体法解决民事纠纷的国家制度；从动态上讲，民事诉讼则是当事人和法院依照诉讼法和实体法进行诉讼和作出裁判的活动。显然，尽管存在学科的分类，但在实际的民事诉讼领域，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必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范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审理过程的程序法，二是作为裁判规范的实体法。没有程序法，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活动就无法进行或无章可循；没有实体法，判决则无根据，而不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判就不能解决民事纠纷。所以，民事诉讼法学必须抛开传统的诉讼法一元论来对待自己的研究，将实体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即采用“诉讼+实体”的二元论来重新构造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15]
以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的理论为基轴，可以将民事诉讼各基本理论板块予以整合，从而使其系统化和体系化。这种系统化的基本思路是：在诉讼价值观上，指导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价值标准不仅包括实体性价值准则，而且包括程序性价值准则，二者不可偏废；以这种多元性的诉讼价值观为指导所确立的民事诉讼目的，也应当是实体性目的和程序性目的的统一，而不应将程序仅仅视为手段；与上述诉讼价值观、目的论相联系，诉讼法和实体法相互作用的“场”，也决定了诉权的含义包含了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这两种含义的有机整合构成了诉权完整的内涵，故诉权的充分保障必须从完善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角度进行；为了确保诉讼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兼顾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作为审理对象的诉讼标的之识别与确定，亦必须从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考察；由于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以既判力为核心的判决效力也必定体现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由此看来，对于上述各个基本理论，单单从诉讼法的层面或者仅仅从实体法的角度进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也不可能解决诉讼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只有从诉讼法和实体法交互作用的角度，才能合理地解释和说明民事诉讼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的各个基本理论并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系统化。
（三）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吸收和创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国化的关键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因此在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体系化的同时，还应当使这一体系化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能够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以便实现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国化。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重要缺陷之一就在于，对基本理论的研究过分偏重于纯理论探讨的层面，以及在介绍国外相关基本理论时，对该理论的来龙去脉和适用环境缺乏必要的说明，以至于出现一些为介绍而介绍的赶时髦、趋时尚的人云亦云、空谈阔论的功利之作。为此，要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国化，至少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在介绍国外以及我国台、港、澳地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时，应当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和真实，避免因所占有的资料的不全或片面而致使所介绍的理论观点的片面和失真，特别是在介绍任何一项基本理论时，应当对该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所适用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所需要的法律职业人员的法律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也就是说，在介绍国外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时，应当对该理论有全面、透彻的理解。否则，如果不加分析和论证地认为应当引进并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则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其次，吸收国外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的成果并构造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对我国的国情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例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等法律的立法沿革和现状、法律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环境、司法实践和法官素质的现状、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等等。最后，应当多角度地加强理论研究以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国化。例如，由于民事诉讼乃诉讼法和实体法相互作用的“场”，因而在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时，必须加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民事实体法学研究的互动与沟通。又例如，由于宪法理论、法哲学理论、法社会学理论等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诉讼价值论、诉权论和诉讼目的论）具有极大的关联性，因而要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国化，也必须加强这些理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再例如，目前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限于法律教学和研究人员之中，而作为法律的实际操作者——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了解甚少,甚至于漠不关心，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更是如此，[16]从而造成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司法实务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和脱节，法律研究者的研究话语与法律运作者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很不和谐的紧张关系，因此要实现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中国化，则必须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加强研究，引导和促使更多的司法实务人员学习、关心理论研究的动态并积极参与到研究中来。这一点虽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此仍有再次重申的必要。
以上笔者探讨了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以及如何实现这一体系的系统化、中国化问题，以此为线索，下文将对其中的各个构成板块进行简要的讨论。
三、诉讼价值论：民事诉讼的基石理论
（一）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在中国的兴起
价值最初为经济学中的专业术语，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即交换价值。19世纪时经许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价值这一概念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价值哲学遂成为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则在价值哲学的影响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特殊价值。[17] 由于价值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价值哲学领域还有诸多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论，因而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法的价值以及其中的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国诉讼法学界对价值问题的探究，而是更加激发了其研究的兴趣。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对这一问题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的著作当数1991年出版的《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18] 其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比较法研究》上发表的季卫东教授关于程序问题的论述，对程序的意义和功能作了充分的阐述，[19]虽然其讨论并不仅仅限于诉讼程序，但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诉讼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对程序及其价值问题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后，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讨论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20]
从学科分类上讲，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实际上属于法哲学、法理学研究与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相交叉的领域，在素以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著称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一般并不将其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在建构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时，将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作为其中的一个构成板块是十分必要的，其理由在于：第一，如前所述，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是诉讼理论中最为深刻和抽象的理论，处于基本理论的核心地位，民事诉讼目的论、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既判力论等其他基本理论板块都有其价值蕴涵，民事诉讼中关于具体制度和程序的理论也是不同的诉讼价值观的反映，因此，要深刻理解、把握这些理论，显然离不开对诉讼价值的剖析，而且，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和重塑也是在特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显有必要将诉讼价值论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理论。第二，作为法学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法理学界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本应进行较为深刻、全面的探讨，但从目前我国法理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将法的价值与民事诉讼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而精辟研讨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对于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架构以及司法的实际运作又具有根本性意义，故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板块之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就成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并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重实体、轻程序”问题是中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无论从法律传统来看，还是从近代的法律改革来说，中国的反程序化倾向都十分有力，立法上意欲简化程序，实务中试图松弛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21] 而“轻程序”的实质是轻视甚至忽视程序法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因此，要使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乃至于整个法学的研究走出“重实体、轻程序”的怪圈，则必须将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础来反思、构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并对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予以重塑。第四，实践中所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民事审判改革乃至于民事审判制度、司法制度的改革，迫切需要有正确的诉讼价值观的指导，只有将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民事诉讼理论一起进行全方位的深刻研讨，才能使司法改革向着法治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二）程序与实体相结合为基础的诉讼价值观之科学定位
近年来诉讼法学者对程序价值或者说对诉讼价值的讨论是以批判“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观念、强调程序（主要是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为核心而展开的。有学者在介绍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即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程序本位主义理论和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对法律程序的评价和构建应当设立一种多元化的价值标准，而不能按照单一的价值标准进行。首先，评价和设计一项法律程序应当尽力确保它符合其内在价值标准，使它具备最低限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这一标准应当从程序本身而不是任何外部因素得到体现；其次，法律程序应当具备一种基本的工具性价值标准，即拥有产生好结果的能力；最后，法律程序的设计应满足经济效益的要求，即确保其对经济资源的耗费降低到最小程度。[22] 有学者主张，诉讼程序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效率和效益。[23] 有学者认为，诉讼程序应当追求的价值是正当、公正、迅速和经济。[24]有学者提出，民事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的价值是公正性、正当性、对话性和迅速性。[25] 有学者论证，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一是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性价值即内在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程序效益、程序自由等具体形态；二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即外在价值，包括实体公正、秩序等具体形态。[26]
从上述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讨论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是，都认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准则应当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从而与过去那种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仅仅在于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之单一价值观彻底决裂。不同之处在于，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分类标准以及应当包括哪些基本价值准则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由于民事诉讼是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作用的领域，因而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定位也就不应脱离其中的任何一者而作孤立地考察。一方面，诉讼的结果是否不折不扣地保证了实体法的贯彻、实施，也即是否实现了实体公正、维护了实体法秩序，[27] 必然会成为构建民事诉讼程序和进行诉讼运作时的一个价值准则，同时也必定会成为评价和衡量诉讼程序制度之优劣及司法行为之好坏的一个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在实体法内容不变的条件下，不同的诉讼程序制度往往则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实体法律后果，或者虽然达到了相同的实体法律后果，但却在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程序制度的不同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功能差异。[28] 因此，民事诉讼法本身又必然具有某些不依赖于诉讼结果的独立价值（内在价值），例如程序公正、程序效益等。由此可见，以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结合为基础来探讨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构成，在方法论上具有科学性，在客观上符合诉讼的实际，在本质上符合民事诉讼的运作规律。对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出过有益的探讨。[29]
（三）诉讼价值论之中国化的主要障碍——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
就我国来说，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或曰外在价值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即使在对诉讼价值问题进行理论化探讨之前，立法者和司法者乃至于当事人在价值观念上对程序的工具性价值也是极为看重的，而对于程序的内在价值问题，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诉讼实践中则都受到了极大的忽视。正是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以及整个法学界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大背景中，民事诉讼法学者对诉讼价值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我国大多数民事诉讼法学者已经认识到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但诉讼价值论在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对程序内在价值的轻视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科学的诉讼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理论上坚持不懈的正确倡导，但历史上长期积淀下来的重实体价值、轻程序价值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和转变。第二，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虽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目前主要局限于理论界，并没有引起实务部门的足够重视。第三，“轻程序”的价值观念在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随处可见，要树立科学、合理的诉讼价值观则必须对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予以修改或废除，但要想在诉讼法学者所倡导的应充分重视程序独立价值之新型诉讼价值观的基础上来修订民事诉讼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修订的时间上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第四，程序独立价值在近年来虽然得到了民事诉讼法学者的极力倡导，但并没有引起民事实体法学者以及整个法学界的广泛而充分的关注，因而难以形成对诉讼价值观念予以转换的有力而宽松的法学理论研究氛围。
四、诉讼目的论：关于民事诉讼目标和任务的理论
（一）目的论诸观点简介
国家制定和实施民事诉讼法，总是在一定的目的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目的不同，则其所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在诉讼结构、具体制度、诉讼权利义务的配置、程序保障的注重程度等方面就会存在差异，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就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于这一基本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基本上未予讨论，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理论研究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处于较低的平台上，以及为满足诉讼实践的功利性需要而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对两部民事诉讼法典进行条文诠释、无暇顾及对诉讼目的论等基本理论展开深入、系统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认识到目的论在理论上及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学者们在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目的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开始对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理论，存在着权利保护说（私权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维护私法秩序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权利保障说、多元说、搁置说等不同观点。[30] 权利保护说认为，由于国家禁止当事人以“私力救济”方式保护其权利，故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由法院按照实体法的规定对当事人实体权利加以保护，因此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法权利。维护法律秩序说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设立的，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实体法所确立的私法秩序以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纠纷解决说认为，在实体法产生之前，就存在解决纠纷的诉讼和审判制度，因而将维护私法秩序和保护私权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本末倒置的，国家运用强制力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才是民事诉讼的目的。程序保障说从“正当程序”的观念出发，认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来自其程序的正当，而不是结果的正当；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为了达到正确判断的手段，其过程本身就是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实现当事人自律性的纷争解决提供程序保障”。权利保障说从宪法上权利保障的角度阐述民事诉讼的目的，认为诉讼制度所保障的权利实为实体法上的“实质权”，即法律应予保护的利益、价值，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保障这种“实质权”，为“实质权”的恢复提供“救济”，而“请求权”只不过是救济的手段；并认为私权保护说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无视实质权与请求权的区别，以致将二者合成为实体上的权利，并作为民事诉讼应予保护的对象。多元说主张，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应站在制度设置、运作者的国家和作为制度利用者的国民双重立场下进行；依此，纠纷的解决、法律秩序的维护及权利的保护都应当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搁置说认为目的论讨论过于抽象，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如其争论不休，不如将其“搁置”起来而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更现实、更具体的问题上去。
这些不同学说的介绍、引进，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目的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在此基础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对民事诉讼目的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主张纠纷解决说。[31] 二是认为应当将民事诉讼的目的定位为程序保障。[32] 三是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利益保障”，即利益的提出、寻求、确认和实现，包括实体利益的保障和程序利益的保障。[33]四是认为民事诉讼制度具有双重目的，即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民事权益。[34]五是认为应当采取多元说来界定民事诉讼的目的。[35]
上述德、日民事诉讼法学者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争论焦点在于：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是一元的，那么应当如何界定这一目的？如果是多元的，那么应当包括哪些目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企图将民事诉讼的目的界定为唯一的某个方面是不可取的，它将复杂的诉讼现象简单化了，与诉讼的实际显然不符，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从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角度来探究多元化的民事诉讼目的。
（二）包含实体性目的和程序性目的在内的多元论之科学性
民事诉讼的过程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所，在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中，国家设置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完善的程序保障并在这种保障之下实现制定法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法秩序，因此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既包括实体性目的也包括程序性目的，应当是以此为基础的多个目的的统一。具体而言，实体性目的包括保护实体权利和维护法律秩序等，程序性目的则主要是指为当事人提供程序保障，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对于这种目的论的理解，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现代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和相对性，决定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多重性。在探讨民事诉讼的目的时，合理的思路应当是在各种冲突的价值观念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实现各种不同目的的整合，而不应当从某个单一的价值观念出发将民事诉讼的某一目的绝对化。根据前文的讨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是程序的独立价值（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外在价值）的统一，因而民事诉讼的目的也应当包括程序性目的和实体性目的，其中，程序性目的是由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所决定的，实体性目的则是由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所决定的。
第二，民事诉讼主体的多元性也决定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多重性，各个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时往往具有不同的目的指向，不能以法院的审判目的代替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因此，民事诉讼目的的确定，必须考虑到程序参加者的多样性、复杂性。[36]
第三，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专制社会中，民事诉讼制度是统治者设置的“牧民”工具，其目的侧重于解决民事纠纷以维护专制统治秩序，对其他目的则考虑得较少。近代产生的私权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等目的论学说，实际上都是其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体现了该特定时代的诉讼制度在诉讼目的界定上的侧重。19世纪初出现的并占主导地位的私权保护说，是与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极力倡导、大规模的成文立法等社会条件相适应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的过度，为了适应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以切实维护私法秩序，因此，维护私法秩序说取代了私权保护说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二战后，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等提出了纠纷解决说，并在日本成为主导性的学说。纠纷解决说否认实体法秩序和实体权利的既存性，认为将民事诉讼目的定位为保护私权或维护私法秩序是本末倒置的，解决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活生生的纠纷才是民事诉讼的目的。这一学说的提出，显然与诉讼法与实体法的立法分离、民事诉讼法学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诉讼法学者企图摆脱实体法的框架来界定民事诉讼目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致使社会上出现许多需要法院予以解决而现行实体法没有明确加以规定的新型民事纠纷等客观条件有关。程序保障说则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对“正当法律程序”问题日益强调的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法学者试图完全摆脱实体法而仅从程序过程本身来界定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认为，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国家所设定的实体法秩序，而且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以及为当事人提供“正当程序”的保障，并力求达到各种目的之间的协调和有机统一。
第四，从我国民事诉讼第2条的规定来看，对于民事诉讼的目的，立法上也是倾向于多元说的。该条款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这一条款虽然是关于民事诉讼法任务的规定，但从目的论的角度观之，实际上也是现行立法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界定。从其内容来看，“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利益的保护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目的；至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为当事人提供的程序保障还有欠充分以及实践中对程序保障不够重视，则是在处理程序性目的与实体性目的的关系时有欠妥当的另外一个问题。“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则反映了“权利保护说”和“维护法律秩序说”的主要内容，是立法上关于民事诉讼的实体性目的的规定。
（三）目的论在中国的偏差——过分注重实体性目的及单一化倾向。
对于民事诉讼目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理论上很少探讨，但在立法和诉讼实践中，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定位则存在着过分注重实体性目的、轻视乃至忽视程序性目的之严重偏差，而且，对于实体性目的，又存在着过分强调法律秩序的维护而轻视私权的保护之不当偏向，从而使民事诉讼的各目的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这种状况与当时立法上和实务中的价值观也是相一致的。鉴于此，当前关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讨，应当大力宣讲民事诉讼的程序性目的，促使立法者、司法者认识到，“程序保障”不应仅仅被视为手段，它同实体一样，也应成为民事诉讼制度所予追求的目的。关于目的论的另一偏向在于，近年来在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中，某些学者主张一元化的目的论，将民事诉讼目的仅仅局限于解决纠纷或者程序保障，这种单一化的倾向显然与民事诉讼的实际不符，因而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
五、诉权论：关于当事人基本权利的理论
（一）诉权学说的演变及在我国予以探讨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37]历来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界所看重，其相关实践问题在英美判例法中也同样受到重视。但同时，诉权问题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同时代，甚至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家中常常并存着数种迥然相异的诉权理论流派，诉权的内涵、诉权的作用等基本问题成为许多国家民事诉讼理论界久盛不衰的论题。[38] 由于诉权问题是关于当事人“为何可以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的理论，民事诉讼的其他很多理论问题都与诉权理论紧密相关，因此在建构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时，自然应当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科学的诉权理论的确立离不开对以往诉权理论研究成果的吸收以及对其缺陷的批判，故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诉权学说的历史演变过程。[39]
在罗马法时代，由于实体法和诉讼法处于合体状态，实行的是“有诉才有救济”的制度，因而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和诉讼法上的诉权尚未分化，诉实际上包含着现代法理上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和诉讼法上的诉权的双重性质。随着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逐渐分离，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因而提出了当事人“为何可以提讼”的问题，诉权学说正是作为阐明这一问题的理论而正式登上学坛的。
最早的诉权学说是“私法诉权说”，产生于19世纪前半叶德国普通法的末期。该说认为，诉权是私法上权利的延伸和变形，原告在对被告享有的私法上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时，即产生诉权，因而诉权是一种私权，是私法上权利在审判上行使的过程或手段。私法诉权说在当时的主导地位，是与萨维尼等所倡导的历史法学的盛行以及公法及其观念和理论的不甚发达而私法及其观念和理论却较为昌盛之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但私法诉权说漠视了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并且在以下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一是诉权的指向对象是国家司法机关而非私人（被告）；二是在消极的确认之诉上，原告并未向被告主张私权的存在；三是与诉讼的逻辑过程相悖。
由于私法诉权说存在上述局限，加之社会和法律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公法观念的兴起，私法诉权说愈来愈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故而逐渐被公法诉权说所取代。公法诉权说认为，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关系不是私法性质的关系，而是当事人对国家发生的公法性质的关系，引起这种关系发生的依据是当事人对国家的公法上的请求权即诉权，因此诉权在性质上不是依据私法上的请求权派生的权利，而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由此而决定了诉讼法上的“诉”与实体法上的“请求”亦具有不同的性质。公法诉权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抽象的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的公法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纠纷解决请求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诉讼内诉权说）等学说的演变。
抽象诉权说是公法诉权说的最初形态，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讼、请求合法审理和判决的权利，它是个人对国家的一种自由权，与诉讼中争议的私法上的权利或诉讼标的没有关系。
具体诉权说起初主张，诉权虽然是公法性质的权利，但是是指在个案中原告向法院请求特定内容的胜诉判决（利己判决）的权利，但由于无法说明被告是否也有该权利，故后来被权利保护请求权说所吸收，后者认为诉权是个人对国家所享有的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权利保护的要求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权利，它可以存在于原告或被告的任何一方。权利保护请求权说的诉权理论，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来理解诉讼问题，认为诉权的存在须具备诉讼要件和权利保护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持此说。
本案判决请求权说主张，诉权是要求法院为本案判决的权利，具体说，就是当事人要求法院就自己的请求是否正当作出判决的权利，该说在日本经过兼子一教授等的倡导而成为日本的通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则为德国目前的通说，该说认为，诉权是指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实体法和诉讼法审理和裁判的权利，是任何人对于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得请求作出裁判的公法上权利，它并非是存在于诉讼外的权利，而是诉讼开始后实施诉讼的权能。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具有与早期的抽象诉权说相类似的过于抽象和空虚的缺点。另外，在日本还存在宪法诉权说、诉权否定说等理论。
前苏联学者在力图说明资本主义法学理论以及诉权理论所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法律的性质和要求，建立了自己的诉权理论，即多元诉权说。有代表性的学说一是顾尔维奇在其《诉权》一书中所阐述的三元诉权说，即认为诉权是表示多种不同概念的术语，不应对诉权作单一的解释，诉权在含义上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认定诉讼资格意义上的诉权。二是多勃罗沃里斯基等在《苏维埃民事诉讼》一书中所主张的二元诉权说，即在对顾尔维奇的诉权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认为诉权的含义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两个方面。但前苏联学者所提出的诉权理论，是在“公法”的框架内构筑起来的，因为当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上都不承认公法、私法的划分，与此相联系，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将诉讼法作为实体法的实现手段，认为诉讼法是维护苏维埃制定法秩序的工具。因此，前苏联诉权理论尽管存在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之分，但无非是强调前者是满足后者的保障，归根结底，诉权是依据实体法产生的权利，而诉讼法只是实现这种诉权的手段或是实体法的延长。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长期以来所主张和阐述的二元诉权说，基本上是对前苏联这种诉权理论的移植。[40]
从诉权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显著特点是：第一，诉权理论的演变和争论，是紧紧围绕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第二，各种诉权理论的提出，是与诉讼目的论紧密相关联的。[41]
尽管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界对于诉权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并且各种诉权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或矛盾之处，甚至于出现诉权否定论的主张，但就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而言，进一步加强对诉权问题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却具有十足的必要。首先，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的独立和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诉权理论的提出、发展和深入探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对于民事诉讼法学的重大贡献，是无人予以否认的。[42] 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外国诉权理论的介绍和自主性研究虽然有一些，但很难说达到了全面和深入的程度，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更是残缺不全，因此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来看，必须加强民事诉权的研究。其次，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学者所指出的，德、日民事诉讼法学现在虽然有少数教科书不再提及诉权论，并且有少数学者提出了诉权否定论的主张，但此乃先进国家之研究环境所致，我国（指我国台湾地区——笔者注）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落后，无效仿的理由。[43]显然，自清末修律以来，对外国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进行介绍、引进和进一步研究已近百年的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待诉权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幼稚的大陆地区民事诉讼法学更应以全面、细致而冷静的态度审视发达国家的诉权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有关诉权的诸多问题。最后，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宪法和民事实体法的规定不够健全，其可诉性存在很大欠缺，致使诉权的顺畅实现受到较大的阻碍。同时，法官侵害诉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当事人滥用诉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显有必要加强诉权的研究，以期完善立法并消除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44]
（二）双重涵义说之合理性
如上所述，诉权理论的提出和兴起源于法律体系上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分离以及民事诉讼法学与民事实体法学的分野，在此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对民事诉讼目的的不同界定，一直是诉权论的争执焦点。私法诉权说的时代局限性在于，当时虽然在立法体例上民事诉讼法已经从民事实体法中脱离出来，但在理论上人们仍然认为诉讼法是实体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无非是借助法院的力量实现实体法规定的权利的单纯技术性持续而已，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当事人享有的制定法上的实体权利的实现，诉讼法的独立价值是受到漠视的。[45]在此条件下，诉权理论是按照实体法一元论或曰私法一元观来予以构建的，即认为诉权的产生根据是实体法，诉权本身是私法权利的延伸或变形，在性质上属于私法权利。
公法诉权说则从公法的立场来理解诉权的性质，认为诉讼法具有公法的性质，并非是私法的组成部分，诉权是当事人对法院所享有的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而不是私法上的“请求权”的延伸，因此公法诉权说主要从诉讼法的立场上分析诉讼问题，重在强调诉讼法的独立性。其中，抽象的公法诉权说彻底抛开私法观念的束缚，认为诉权是纯粹意义上的诉讼法上（即公法）上的权利，其目的论基础是维护法律秩序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则将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纳入诉权理论，认为诉权是指个人对国家享有的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权利保护的要求权，在对待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问题上，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试图从二者的综合立场上理解民事诉讼问题，因而处于私法一元论和诉讼法一元论的中间位置，在目的论上，则与私权保护说相一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的立论基础是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论，强调的是诉讼法的独立性和注重当事人请求法院就私权纠纷为法律解决以止争的公益目的，因而实际上是从诉讼法一元论的立场来看待诉权问题，扭曲了诉讼法和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前苏联的二元诉权论从维护法律秩序的目的论出发，在处理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是将前者作为实现后者的手段和工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往的诉权理论主要是从单一的实体法的角度或诉讼法角度来进行论证的，而诉权在本质上是一个兼具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的基本权利，因而仅从诉讼法一元论或实体法一元论的角度来解释诉权问题，显然是不够科学的。[46]换句话说，由于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领域，诉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事人“因何可以提讼”的问题，因而要合理界定诉权内涵，就必须从诉讼法与实体法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如果从纯程序性的权利之角度来解读诉权的内涵和性质，那么诉权就成为一种抽象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权利”；反之，如果完全从实体权利即私权的角度界定诉权，则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的性质不符，也难以解释诉讼中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即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其完整内涵包括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两个方面，程序涵义是指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的权利，实体涵义则是指保护民事权益或解决民事纠纷的请求。[47]
对于诉权的双重涵义，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正确地理解：第一，诉权是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也即是当事人请求以国家公权力的方式来解决其私权纠纷和保护其私法权益的一种权利，因而诉权是连接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桥梁的一种基本性权利，这就决定了诉权的内涵应当具有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两个方面。[48] 第二，从的角度来考察，诉权的双重涵义则源于宪法所保障的“接受司法裁判权”。申言之，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宪法赋予和保障国民享有广泛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当人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就可以依据宪法请求国家履行保障义务，其中民事诉讼制度即是国家设置的保障国民来源于宪法上的民事权益的法律化救济制度。国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其来源于宪法的民事权益的权利就是诉权，或称“接受司法裁判权”。由于国民通过民事诉讼所要实现和保护的这种来源于宪法的权利不仅包括实体权利，而且还包括程序权利，因而诉权的内涵就应当既包括国民请求实体正当或合宪权益的实体涵义，也包括在程序方面请求法院依法给予诉讼保护的程序涵义。[49] 第三，诉权的双重涵义与前文所述的诉讼目的论和诉讼价值观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相统一的诉讼价值观指导下，民事诉讼目的是包括程序性目的和实体性目的在内的多重目的的统一，这种以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价值观和目的论必然要求赋予诉权双重涵义。
（三）诉权的立法保障与司法保障须予强化
从我国关于诉权的理论、立法和实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过去某些研究往往过分拘泥于纯理论的抽象探讨，既不与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联系起来，也不与民事诉讼的实践相结合，脱离了诉权理论研究的本意。二是实践中存在一些滥用诉权的现象，致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三是立法上和司法实务中对诉权的保障严重不足。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目前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诉权”不仅是一个具有较强理论性的课题，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实践性课题，故而正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和解决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诉权的滥用问题，近年来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50]只要立法上合理地予以规制，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
从目前来看，最大的、最亟待解决但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立法上对诉权的保障极为不周，司法实践中诉权保护不足和侵害诉权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其一，诉权是宪法所应予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时至今日，由于宪法的可诉性或司法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因而对于公民所享有的民事实体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大量的宪法性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或者他人侵犯时，公民无法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请求司法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力度因之极为微弱。[51] 其二，对于某些民事权利，民事实体法本应作出规定，但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予规定或者规定得不够完善，致使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受到很大障碍。其三，有些民事实体法虽然规定当事人享有某些特殊的民事权利，但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和途径，致使当事人难以充分行使其诉权。其四，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等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当事人对诉权的行使望而却步。其五，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很多规定不利于为当事人充分行使其诉权提供有效的保障，表现于诉权行使的条件，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等基本原则，合议制度、回避制度等基本制度，管辖制度、证据制度等具体制度，简易程序的设置等诸多方面。[52] 其六，司法实践中，法院及其法官侵犯诉权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例如非法增加诉权行使或提讼的条件、对于本来具有诉的利益的案件却认为不具有诉的利益而不予受理、以诉讼文书不能送达为由而拒绝受理，等等。[53] 因此，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应当深化诉权的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大力加强诉权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障的力度。这就要求，一方面，应当完善宪法、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为当事人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提供较为全面的实体法依据和严密、完备的程序保障；另一方面，应当尽快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并完善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促使法官更加重视当事人的诉权，杜绝随意阻碍和剥夺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情况发生。
六、诉讼标的论：关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的理论
（一）诉讼标的理论的发展
诉讼标的理论是指关于诉讼标的的概念、性质、地位和识别方法或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由于诉讼标的在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下述重要地位和意义，因而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诉讼标的理论一直是其基本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双方当事人的攻击和防御活动以及法院的审理活动都是以诉讼标的为核心而展开的；（2）诉讼标的是法院裁判的对象；（3）诉讼标的是法院用以判定是否允许再行和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根据；（4）诉讼标的是法院判定应否合并、分离、追加或变更诉的根据。[54] 诉讼标的理论的提出，是民事诉讼法学独立于民事实体法学并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的重要标志。围绕诉讼标的的概念界定和识别标准，民事诉讼法学界存在着传统诉讼标的理论、新诉讼标的理论和新实体法学说等几种主要学说的争论。[55]
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又称为旧诉讼标的理论、旧实体法说，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出的一定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判定诉讼标的的多少，须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所规定的实体权利为标准。因此，旧诉讼标的理论虽然在概念方面已经认清应与实体法上的权利有所区别，但在识别诉讼标的的方法上仍然以实体法的规定为标准。旧诉讼标的理论因无法合理解释和处理请求权竞合问题而受到批判。
新诉讼标的理论是在批判旧诉讼标的理论基础上为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而提出来的。首先出现的是罗森贝克等所提出的二分肢说，即诉之声明与事实理由合并说，认为诉讼标的的内容，不能以实体法请求权为依据，而只能以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和诉之声明为依据加以确认。凡事实理由与诉之声明任何一种要素为多数时，诉讼标的即为多数，从而发生诉的合并、追加或变更。二分肢说虽然能合理解决旧实体法说无法解释的请求权竞合现象，但对于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数个请求权，如其数个请求权的发生系基于不同的事实理由之场合，却无法予以解释。针对这一缺陷，德国学者伯特赫尔、施瓦布等又提出了一分肢说，即“诉之声明说”，认为应当将事实理由从诉讼标的识别标准中剔除，只保留“诉之声明”作为判断和识别诉讼标的的标准。
新诉讼标的理论产生后，尽管为大多数学者所拥戴，但亦遭受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该理论在诉讼标的的界定和识别标准上割裂了与实体法请求权的联系是欠缺科学性的，并认为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缺陷并不在于诉讼标的与实体请求权的联系上，而在于对实体法请求权竞合问题的处理上。基于这个思路，从修正实体法请求权竞合理论出发，德国学者尼克逊等提出了新实体法说，认为凡基于同一事实关系而发生的，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数个请求权存在时，并不是实体请求权的竞合，而是请求权基础的竞合，实际上此时只存在一个请求权，因为发生请求权的事实关系是单一的；真正的请求权竞合是因不同事实关系所发生的数个请求权，但在请求权竞合时，如果给付目的同一，那么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便意味着另一或其他请求权的消灭，在此情况下，诉讼标的仍然是单一的。
除了上述三大学说之外，在日本还存在其他一些学说，例如三月章把识别诉讼标的的着眼点放在各种诉讼的具体机能上，认为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识别标准，应依各种诉讼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小山升则认为诉讼标的系原告对被告的利益主张，诉讼标的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并不因为诉讼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二者均不认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之主张是诉讼标的，而将其降为判决的理由。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所谓“动态的诉讼标的说”，认为应把诉讼标的的内容视为随着程序的进程而变动的实体形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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