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方面。衡水发展历史长远，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有着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如景县的景州塔和“封氏墓群”，南门古墓、竹林寺碑和“衡水三绝”等。可以利用动画的“衍生产品”构成模式进行再开发，在动漫产业的帮助下，能够让这些传统的文化产品换发新的活力，不断打造新品牌。利用出版物以及漫画作品进行了资源的整合宣传，同时促进产品的商业化，形成产业链。在动漫制作上要加大力度，要在动漫制作方面逐渐形成影响力，比如优秀动画连续剧的展播，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衡水文化资源的开发，并且形成以旅游服务业和衍生品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能够极大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能够广泛的认可衡水，衡水的文化产品也就能够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跟衡水的文化建立深厚的感情，同时还对衡水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表示赞同，从而加大了衡水出去的可能性，并能够大大的促进文化创业产业的发展。
另外发展5D电影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机遇。4D、5D动感影院由三大要素构成，即计算机控制系统，立体放映系统，特效座椅与设备。这三者共同作用，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属于当代高科技产品。它所面对的消费群体有儿童，青少年，旅游购物者，流动消费者，特别是高消费能力的年轻人。之前的动感影院造价高，只被运用在航空或是高科技体验或展示方面，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机会去体验其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新科技打造出来的影院成本不断降低，不但增强了各种效果，普通老百姓只花二、三十元就能体验到4D电影所带来的震撼效果。目前，国内一线城市只有一部分有动感影院，极少数的二、三线城市有，县城更是没有动感影院。因此，我们认识到国内的动感影院项目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当然，作为中小型城市的衡水也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正确确定市场定位，不要盲目进行市场扩大，要量力而行，以动漫为敲门砖，创造有城市特色的动漫品牌，借助政府的支持，凭借优势企业拓展市场，将创意产业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
文化在旅游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文化的追求成为广大游客主要的心理诉求。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物质生活的丰盈已经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而对于游客来说，文化的消费成为主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开始在旅游中享受和发展文化，科技、旅游、文化和教育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衡水市应该积极的拓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依托“东出西联、南北通衢”河北省第二大交通枢纽的优势，深入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将衡水本地的旅游资源最大化。比如在可以建立动画基于创意产业模式“主题公园”，并开发以“记忆中的衡水”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样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城市形象，在创意产业的发展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文化的开发方面应该发挥其历史年代的感召力，最大限度地对衡水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摘要】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文章就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索。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影响；作用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
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1]赵红英.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子研究——以五金文化与永康发展为个案[j].价格月刊，2000，（3）．
[2]於凡，欧向军.区域文化资源与江苏省南北经济发展差异[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6，（3）．
[3]王兰.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浅析[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4]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产物，也是众多文化精华经过不断的积累与沉淀所形成的，所以会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自中国近展以来，就已经广受外敌侵略，而为了改善这一不良现象，进而促使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开始逐渐采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学习一些西式化的文化背景以及武器设备制造等。这样一来，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甚者部分人则提出了“全面向西方靠拢”的相关理念。现阶段，即使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做出思想觉悟，在“中西结合”的发展道路中仍旧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核心理念，并适时参照西方经济发展体系，目前我们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则是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话题。所以通过研究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当下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基于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价值；思考
引言
绝大多数的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仍旧停滞于过去阶段，并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但是这种思想理念是错误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均是以很多流派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共同组合而成的，其中可包括道家、法家以及儒家等。但是在历经了长时间的发展与变迁之后，当代化经济发展也和我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且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已经醒悟，并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而这也是华夏儿女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与沉淀得出的结果，其中不仅包括主观意识，也巧妙结合了精神意识与制度体系等。其是在旧时社会所形成的，在封建社会时期得到了鼎盛发展，并经历了很多历史发展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文化修养，在现代化的发展中积极改善了封建社会的错误思想，主要则是源自于中华民族人民群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四大文明”则为我国的发展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随着各个发展时期的不断沉淀与积累而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并对我国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主要是由儒家、佛家以及道家共同组合而成，即使已经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代经学以及隋唐佛学等多种哲学形态，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却均具有很多共鸣之处，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总的来说，主要可包括以下几种[2]：
（一）将求善作为主导，重点体现出天人合一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求善，而西方文化则在于求真。因此在求善思想理念的引导下，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与孟子均提出了“仁政说”与“性善说”的相关理念，这些理念对后代哲学以及政治阶层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纵观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在求善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均比较注重天人合一。在此过程中所表示的“天”与自然科学的“天”是不同的，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比较注重体现出健全的道德思想以及其与人类的本质性意义与联系。“天”与西方国家的“上帝”有着相同之处，可以孕育世间万物，公平公正处理人间事务，天命则是所有道德思想的最高标准。《论语》中的“获罪与天，无所祷也”等，均能够充分体现出人性与天理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总而言之，对于我们国家的哲学思想来说，均会具有这样的逻辑理念：做人之始，当以德为本，修养身心，以成就圣贤，一旦得道，即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上通天道，下化万民。在这一思想理念的支撑下，成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将道德作为人之根本，重点体现出寡欲中庸
对于我国的哲学传统文化来说还具有一项特征，即将伦理观念与道德修养作为根本路线。在我国的古代时期，周天子则提出了“敬德”以及“保民”的思想理念，而著名思想家孟子则提出了“仁、义、礼、智”，并将其作为人性之本的界定，因此上述内容均能够充分体现出德的重要性。在实现道德思想理念的过程中，我国绝大多数的公民均比较注重寡欲、去欲。著名思想家孔子则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著名哲学家董仲舒则阐述了“正视谊对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相关理念，在宋朝时期，有很多的理学家则阐述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例[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国家传统哲学文化的克己寡欲价值趋势已经界定了中国的性格特点，即为内敛、委婉、中庸协调、保持平衡。
（三）在人生态度中，则注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相互协调
我们国家的传统哲学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两种价值观念，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即出世和入世。对于前者来说，通常则受到了佛家和道家的推崇，比较注重人的修心养性，澡身浴德；而对于后者来说，通常则被儒家所推崇，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念相互协调、补充，而这也变成了我国绝大多数公民的人生态度。我国的传统哲学文化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与此同时也会对经济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限制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在中国哲学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意识与心理理念，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4]。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所谓经济文化，其所表示的是人类的经济价值理念体系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形式。通常情况下来看，经济文化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制度经济文化、企业文化以及居民经济文化。具体内容可包括：
（一）制度经济文化
制度经济文化系指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评定与发展方向等方面的理念体系以及操作模式。简单来说，制度经济文化有着极强的阶级性。结合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考虑，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造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文化，并将此作为主导方向，但同时也夹杂着其他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在社会经济制度中，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在采用资本主义公有制后，意识到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且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性。然而在真实的操作过程中，则选用简单的一大二公方式。在社会发展时期，我们可了解到社会主义是源自于资本主义，但是却又显著优于资本主义，更有深度，最后则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但是在进行战略性发展的过程中，大多均体现为轻浮急躁以及急于求成等状态。当国家相关部门发出了“五年赶英，八年超美”这一号令时，为了能够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而弄虚作假，糊弄世人。上述现象的产生，均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是适应于我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但是上述不良现象的产生以及单一的思维模式则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这些也已经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因此，为了能够不重蹈覆辙，应积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改善不足之处，进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从主观上进行考虑，经济制度即为判断社会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并且也会对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操作模式进行战略性指导[5]。
（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系指怎样运营并管理企业的理念体系以及操作模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中，集体主义与以德为本是其中的关键组成因素，而企业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可包括以下几种，即：
1.工作人员的终身制。在我们国家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均为全民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制，所以为了能够充分展现出工作人员的集体主义理念与社会主义精神，企业所雇佣的工作人员均采用终身制形式，政府部门对雇佣职员的生活保障以及医疗费用等全部报销。因此，在这一管理制度的影响下，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磨洋工”的情况，没有付出绝对的努力为企业服务，工作态度比较消极，导致企业的负担比较大，显著增加成本费用的支出，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均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而企业的发展没有取得进步，那么将会影响到整体的社会经济现状。
2.晋级方式比较缓慢。对于国内的大多数企业来说，通常情况下刚刚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必须要工作5—7年的时间才可以争取到晋级的机会，而一些行政部门则是级别较高者普遍年龄均比较大。因此在此种晋级形式的影响下，严重打消了我国年轻人奋斗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3.委婉的控制与协调方式。中华民族的人民普遍均具有内敛、委婉以及重情义的心理。而此种性格特点在企业的运营管理中，则可体现为管理人员采用情感化的控制方式与协调方式实行管理。而在学术领域中，则有相关学者提出此种方式是非理性化的，没有按照规章制度体系执行相关事务，与西方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对比则有着显著性区别。对于理性化与制度化来说，基本上则是以企业的发展目标为基础，并为了实现健康稳定发展而拟定出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可包括人事制度体系以及财务制度体系等，将以上制度为基准，进而协调企业各个部门的管理。在此种理性化的管理模式下，由于规章制度体系比较严格，所以可信程度比较高，且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非理性化的管理模式中，企业制度则是依照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随时发生改变。因此，导致企业的管理运营比较随性化，可持续效果较差，有着极强的人治效果。在当前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当其在扩大发展规模时，则必须要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这样一来方可与时俱进，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6]。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进行考虑，有许多的心理学家将此种管理模式称之为非人性化管理。较之于西方国家的人性化制度管理体系来说，我国的制度管理体系仍旧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在进行人性化管理的过程中，不但要实现企业的预期发展目标，并且也要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考虑人们的思想情感，在人性化制度体系的管理之下，能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服从上级领导指挥，并显著提升工作的积极性与热情程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而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在非人性化管理的企业中，企业对职工的管理力度比较强，而在处理一些事务以及对其进行管理时则显得随意化，统治气息比较浓厚。因此在当代化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适时更换相应的管理方式，与时俱进，方可呈现出最大的效果。
（三）居民经济文化
所谓居民经济文化，其所表示的是消费者与运营者的文化价值体系及相应的行为模式。对于我们国家的居民经济文化思想理念来说，其基本上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
1.消费理念。在我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中国人始终以勤俭节约为基本消费理念，针对一些铺张浪费现象是极其反对的。因此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均是采用“量入为出”的方式。此种消费理念虽然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并且也通过此种方式筹集了很多的建设基金。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此种思想理念早已不利于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并且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2.就业理念。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均是比较安于现状，追寻平稳的生活，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则体现为惧怕与他人竞争，缺乏忧患理念，仅会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结合长远方向进行考虑。因此，在此种就业思想理念的引导下将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并降低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逐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理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是彼此相容的，且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第二种观点则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是彼此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文化与经济是社会有机体的两个分支系统，而传统文化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所阐述的文化具有狭义特点，所表示的即为观念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不仅包括文化与经济，其中还会产生政治等其他方面。当人们的发展开始走向全新的“世界历史”时期之后，国家的经济将会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而文化也包括在其中，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本身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并且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产生的，没有所谓的优势与缺陷。但是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对比之后，方可显现出一定的不同之处。所以，外界因素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关键性因素。
结语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沉淀，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四大文明”则为我国的发展与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随着各个发展时期的不断沉淀与积累而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并对我国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敌的侵略，在饱受了各种磨难与惨痛经历后使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并不是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彻底摒弃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总体而言，抛弃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我们绝不可以成为西方国家文化思想的附属品。因此，在这一背景条件的驱使下，我们必须要采用正确的途径进行中西文化交融，将求善作为主要核心思想，将道德作为基础保障，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我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内涵传承下去，并使其发扬光大，提高对中国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切实地改善崇洋等不良现象，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需要注重的主要问题。
作者：王娟 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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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巩娟娟.中国儒家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今消费异化问题的破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1)：105-109.
[4]张天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价值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6，(9)：258.
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一次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如期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是解放思想。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重点解决好为什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怎么解放思想和解放思想去干什么的问题，为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首先，解决为什么解放思想的问题。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市委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全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事关*发展的全局和未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面对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这一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必须用解放思想来引领、来破题、来推动。通过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进一步提升境界，开阔思路，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其次，解决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针对*实际，要重点破除三种思想，树立三种意识。一是破除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懒惰思想，树立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放眼市外，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脚步丝毫没有减慢，周边城市也都在比学赶超、加快发展。面对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必须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拼抢制高点；二是破除畏难发愁、自甘落后的消极思想，树立欠发达地区完全可以在同类地区、优势领域率先发展的敢为人先、争创一流意识。面对基础差、资源少、人才缺，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大、困难多的现状，消极沉沦、自暴自弃只能葬送自己，居弱图强、争先创优才能拯救自己。要树立强烈的率先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后发优势，努力实现后来居上；三是破除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树立实事求是、一门心思谋发展的顽强拼搏、艰苦创业意识。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和大量深层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举成功，必须做好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摆正心态、俯下身子、埋头苦干，锲而不舍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再次，解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去干什么的问题。解放思想不能流于形式，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而要触动心底，落实在行动上、措施上、干劲上。要通过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找准定位，科学制定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的总体战略规划，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确定发展方向和重点，选准率先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细化、完善各项保障措施，明确责任、时间、进度要求，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持之以恒地抓好贯彻落实。解放思想的成效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上，只有把事业干成了，把经济文化搞上去了，把老百姓的利益问题解决好了，讲解放思想才有说服力。
服务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德州是一方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热土，一座希望之城，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经济》杂志社・鲁西北经济文化中心的成立应运而生，恰逢其时。
关于中心的工作，我提3点意见：
第一，坚持党媒姓党，《经济》杂志社的事业延伸到哪里，党的领导就一定要延伸到哪里，必须做到全覆盖，各地中心、办事处无一例外。并且要清醒地从思想上认识到，从行动上完全做到：首先，无论是杂志社总部还是地方中心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党的政治工作者，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形象，彰显着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须讲政治，守规矩，守纪律；必须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绝不能有一丝一毫损害党的利益、党的形象、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任何言行发生。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护党。其次，各地中心、办事处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延伸，必须坚决服从社委会的领导和管理，必须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和管理，这一点毫不含糊、毫不动摇，绝不允许存在领导和管理上的真空地带，形成“两不管”的局面。
第二，地方中心要找准定位，明确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五个服务开展各项工作：服务好、配合好地方党委、政府发展战略的需要；服务好、引导好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服务好、满足好当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市场消费的需要；服务好、推动好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创新发展的需要；服务好、支持好当地文化艺术工作者发展的需要。
第三，《经济》杂志社社委会希望和要求鲁西北经济文化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要时刻牢记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严格要求自己，在社委会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不断创新发展，不断开拓工作局面，不负重托，既能很好地完成杂志社在鲁西北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任务，又能很好地推动鲁西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梁国楹：
“一主多副”联动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国力的提升，德州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明显加快。京杭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为德州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 、生态 、生活和生产环境 ，是德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京杭运河同时为德州带来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运河文化”，使德州原有的地域文化优势和特点得到了更充分地发挥，也为德州创造了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大格局中独特的文化地位。
德州文化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德”，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德州的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的任务更重，做人有德，做事行德，才能建立信誉，才能引进外资，才能赋予“德”的时代内涵。这也是德州发展的主要层面。其次，是多副，一是德州扒鸡、乐陵金丝小枣、长官包子、保店驴肉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二是在历史上，德州不仅是运河名城，而且是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交通比较发达，如今仍是如此；三是德州与山东其他城市相比，其运河文化起步最早，历史最长，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四是董子读书台、苏禄王墓、德州黑陶等都是德州历史遗存的宝贵品牌，其文化内涵中有很深的孝道文化。
针对这些特点，我认为德州文化的开发，不仅要做减法，选择其中的核心点切入，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其他文化，并加以强化，形成“一主多副”的联动发展格局。
王才路：
聚焦产品，打造品牌
说起德州的运河文化，激起了我很多感情，我们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为此，我感到十分骄傲。
运河这些年的发展，在其两岸走出了很多状元宰相，名人雅士。换一个角度来说，德州运河同样是历史的见证，它忠实记录了封建王朝的荣辱兴亡，两岸老百姓的勤劳智慧，具有非常丰厚的文化气息。我见证过运河一系列的文化性格，它温柔起来像少女，发起脾气来像狮子，2003年发大水的时候，淹了很多地方。
而且，运河里面还承载了很多传说、故事、神话和历史。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绵延1747千米，到处撒着种子，结出许多绚烂多彩的花。所以我强调个人的感觉，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到底该怎么用，该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话题，也是文化企业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目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下，德州运河文化能做出的产品很多，产品聚焦之前先要聚集人才，然后确立产品聚焦点，随后进行长期规划，把产品最终做成精品。
不同阶段的人对产品有不同的诉求，以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他们的诉求是要先解决温饱，现在，人们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感受。于是，产品的开发也就不一样了。因此，针对人们的需求来创造出相应的产品，再利用多元传播手段来进行营销传播，最终形成品牌。
在此过程中，产品链的每个环节都要产生价值，并且清楚知晓其最大价值产生在哪个链条上。由此形成长期效应，打造连续冲击力。
这样既把文化输出了，也一定程度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双边价值都能达到最大化。但不容忽视的是，时间和团队的投入是打造品牌的必须过程，这样打造出来的品牌才能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可以根据运河本身独特的品牌故事来挖掘独特的IP，并转换成游戏、动漫等其他形式进行传播，推广。
毛佩琦：
运河文化的品格传承
运河文化的核心品牌是国家的另外担当。它一方面承担着国家经济命脉延续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承担着文化的传播。运河看似和商业无关，却发挥着商业的作用。运河的管理，属于高效的组织管理型，航运方面的管理不仅涉及商业，还涉及财政税收。
德州运河自隋唐兴起，金朝设将陵仓，元朝改为陵州仓，明清两代，德州既是漕运的储存站又是转运站，德州段运河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地，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仓储、漕运是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主要表现。明清以后，运河文化和商业文化对德州影响最大。目前运河周边一带的许多仓栈、货场、铁路转运线等依然使用，是大运河历史上“四仓”（德州、临清、徐州、淮安）中唯一保存完整并仍在发挥作用的仓，延伸了运河的仓栈功能。
运河文化不仅促进了德州商业文明 ，而且在流动中开启了德州沟通南北和向外发展的动力， 苏禄国王及其后裔就是在这种交流沟通中落户德州的。
运河也是科技文明的表现，其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运河周围的航道、治水等方面都体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运河也是开放、包容的，运河人的眼光绝不是短暂的，而是前瞻性。运河经过的城市很多，运河流到哪里，运河人就走到哪里，这是文化的交融和开放。
运河又是领先的，凡是世界领先的东西，领先的潮流，都在运河中展现。
以上运河的种种品格，换位为企业家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到德州来说，其企业家要能发现运河文化精髓、弘扬传统文化，企业内部要有高效严密的组织机构，要能包容并蓄各方面人才，整个企业要能引领时代潮流，能为德州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曾国祥：
打造德州文化企业梯队
两千年来，大运河因漕运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运河经济带和运河文化带，逐步形成吴越、淮扬文化与齐鲁、燕赵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现象。
学运河、研究大运河、传承大运河、弘扬大运河是必要且必须的。首先要了解大运河文化。那么，什么叫文化？有人说：“识字就有文化。”字典中说，文化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我的解释是，所谓文化，对自然人来讲，知书达理就是文化。而大运河文化包含范围更广，涉及面更多。
群儒之首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上书三策，就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和治乱之端提出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曾在德州讲学，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佳话。
因此，我建议组建德州儒商会，先把文化的力量注入进来。然后选一批企业先作为试点，请专家组成员来探讨研究应对和发展策略，最终形成梯队，达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效果。
（一）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多方面条件
1、“看得见的手”引导经济发展泰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相似，国家的参与和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泰国在二战后不久，建立了100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奠定了工业化基本基础。政府持续编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确定了泰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特定领域发展，直接或间接扶持、资助私营企业。政府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创造公平经营环境。
2、为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和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泰国执政当局为在国际上广交朋友，积极加入各类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组织，协助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机会，开拓国际市场。二战结束后，泰国迅速与美国结盟，同时又保持与老客户日本的良好关系，从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得到巨额援助，还得到它们的资金、技术和转移出来的产业。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经济舞台快速崛起，泰国不失时机地提升与中国经贸文化合作和政治外交关系，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泰国早在1982年就加入关贸总协定，1995年自动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泰国也是东盟深化合作，加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
3、稳定的技术官僚体制助力经济在动荡中免受强烈冲击泰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泰国的技术官僚集团由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专家、社会精英组成。在泰国政局风云变幻的大幕下，政党的轮替,内阁的变化，频发的对官僚技术队伍均无太大的影响。泰国技术官僚在政治一般保持中立，在推动泰国经济发展和维持正常的行政运转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经济报告，指出：东亚国家的发展，有某些“关键性的制度特性”在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技术官僚。
（二）泰国政治转型和动荡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1、多发的政争和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泰国1932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但从那时起，国家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纷争之中。1932年的泰国军事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引进民主制度、制定宪法、举行大选、实行议会制等等，并最终确立了君主立体，但此后的泰国政治一直面临着军方执政和民主化纷争的两难困境。截至2014年5月泰国军方发生新军事，70多年里,泰国共发生20次，颁布了18部宪法，大概4年左右爆发一次，然后重新起草并更换宪法。泰国政局动荡、频仍，明显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阻滞效应。如图1、图2所示，进入21世纪，在亚洲“四小虎”中，泰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已经渐显落后。在吸引外资方面，印度尼西亚近年保持扶摇直上。20世纪末，马来西亚引进外资数量还落后于泰国，但21世纪的多数年份已经超过泰国。
2、政党恶斗恶化了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泰国实行多党制，政党众多，集中资源于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及在议会斗争中的胜利，往往围绕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核心政客不断分化组合。大部分政党的存亡完全取决于能否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一旦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失利,政党就摆脱不了解体的命运,相关政党党员立即会抛弃现有党籍,围绕其他有影响力的政客重新组建新政党。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客为了保护、扩大自身利益,倾向于依靠派系集团来运行政党。泰国政党发展还有一个地域化趋势。1992年泰国民主化运动以后,泰国的历届选举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化色彩。以曼谷和周边地区为大本营的帕朗塔姆党、以南部地区为依托兴起的、在中部地区获得强烈支持的泰国国家党、主要活动地区在东北部的新希望党等等,都是泰国政党地域化趋势的具体表现。这种地域主义不仅给泰国的政党赋予了地域色彩,而且还在选举过程中深化了地域间的纷争和冲突。
3、地区发展失衡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导致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恶化泰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问题突出。首都及周边地区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极为不平衡,都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90%进出口货物、70%的工业生产集中在曼谷地区。2013年，540万贫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收入分配十分不均，曼谷地区人均收入2500美元，农村地区只有500美元。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每224人一张，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大选过程中,政治集团煽动社会阶层的矛盾来赢得选票。
二、对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反思
1、预防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和抢抓全球化红利同等重要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的市场化演进和制度化安排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得以更加便利地在全球流动和配置。发展中国家依据要素禀赋情况和比较优势，制定适当的配套政策，吸引和利用全球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通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专业化分工，实现经济社会赶超式发展完全有可能。但全球治理结构远远没有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经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各经济行为体市场活动的需要。全球经济活动的利益格局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在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体中，在全球各个产业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等经营主体占据强势地位。各种潜在的风险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经营主体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将风险传递、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将全球经济资源引入国内的同时，需要逐步开门，筑好几道政策和机制的风险隔离墙。
2、发展和转型需要强力组织和引导泰国的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由落后的农业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迈进过程，同样是一个资源重组、利益分化组合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解体和重构，各个产业的兴衰起落，由资源和机遇占有不对称导致不同阶层、个体获益的不对称。当发展到一个阶段，遇到瓶颈，需要捅破这个发展阶段的天花板，转型提升到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时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加以主导和引领，任由不同利益阶层相互碰撞和恶斗，其社会经济发展将原地停滞甚至倒退。中东地区利比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其固有社会和政治架构在西方国家“洗脑”和炸弹的双重攻势下迅速崩塌，不仅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经济新架构，反而在无休止的恶斗中沉沦。
3、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赶超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不管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对全球发展资源的吸收和综合利用已经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放眼世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和全球市场割裂的国家，其面临的外部困境已经严重制约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失衡，全球经济中由个别风险引起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国家保障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促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完善，扭转国际经济合作利益格局和管理格局过度偏向发达国家的局面。
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金融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欧阳强,宋德勇.2005.先进的循环经济文化模式构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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