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武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1．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是川江流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汉族民间歌唱形式，①用于渲染表达船工们的内心情感，激发他们的昂扬斗志。在川江号子中，号头子领着众纤夫喊着“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的号子，气势动人，展示了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气势。江中的木船闪烁着橘红色的灯光，若隐若现，最终木船在纤夫们的共同努力下，离观众越来越近，船上的灯光越来越亮，一扫之前的阴霾，带来新的曙光。导演作为隐藏的传播者，通过演员将这些信息传达给观众。“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传播的第一层信息就是号子声，号子在唱什么，然后才是号子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川江号子所承载的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号头子带领纤夫们通过号子声来传播号子的字面意思和蕴含其中的深层含义，完整地呈现了当年纤夫们的生活状态，纤夫们乐观积极、迎难而上的形象逐渐清晰。
2．土家族哭嫁歌。哭嫁，是我国多个民族的传统婚姻风俗，即新娘出嫁之前要进行的唱哭嫁歌的仪式，以土家族最为隆重和典型。土家族的女儿在出嫁之前都要举行哭嫁仪式和唱哭嫁歌，表达自己对父母的不舍，重庆多地也有这样的婚嫁习俗。哭嫁中，女儿即将出嫁，母亲给女儿梳头，在女儿的耳畔叮咛，母女二人相拥在一起，后来渐渐有了哭泣声，母女二人唱着哭嫁歌，共同演绎哭嫁，将传统唱法与流行歌曲融合起来，为哭嫁这种古老的习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哭嫁中存在两组传播关系，首先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传播，母亲通过自己的话语和哭泣向女儿传递信息，告诫女儿到了婆家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也将自己的母爱倾注在这些话语中，母亲的话唤起了女儿对于母亲、娘家的依恋，激发了她对离家的伤感，同时，母亲通过自己的话、哭声将自己的经验以及心中的不舍完整地传达给了女儿；其次，对于观众来说，母女二人用她们的表演和哭嫁声向观众传递信息，在受众的心目中播撒了母慈女孝的种子，开出了孝道传承的花朵。此时，对于哭嫁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宣告完成。
《印象•武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
1．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是就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言，它不是孤立的信息或事件，而是开放在周围的生态环境中，接受外界信息的刺激和影响，并对外作出反应，或是发生相应的变化。”②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或内涵的传播，是靠置身在原生态环境中表现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来实现的。《印象•武隆》依托原生态武隆县桃园大峡谷的自然风光搭建了完美的画面，又运用人声、音乐、音响等声音元素再现了川江号子、哭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时空的真实氛围，突出表现形式的原汁原味，最主要的是与当地文化背景紧密结合，表现民俗民情，展开故事讲述，放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突出本土化特色，让受众在70分钟的精彩演出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武隆喀斯特地貌壮美的自然景观、巴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瑰宝，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2．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传播是传承的一部分，传播也是促进传承的动力，《印象•武隆》既要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唤醒人们的传承意识，这种传承并不仅限于形式层面的接受，更多的是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所隐藏的精神内涵的领悟。川江号子中纤夫们用生命的呐喊和歌唱带来的震撼，传递的是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精气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哭嫁不仅仅是在出嫁的时候哭一场这般肤浅，其背后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哲学，集婚前教育、传递亲情、角色转换等功能于一体，也为即将出嫁的女子提供了一个宣泄内心焦虑不安、既喜又悲的复杂心情的机会，实现了生存智慧和道德伦理的世代传递。③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哭嫁的仪式感在减弱，但也存在现实的延伸感，只是被传承、被演绎成了多种形式，而始终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孝道。
3．满足受众需求，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象。《印象•武隆》的受众主要是去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景区游玩的游客，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媒介选择有怎样的需求呢？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是否可以满足他们的诉求？第一，可以满足他们放松身心的需求，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第二，可以满足观众探索求新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第三，可以满足观众文化身份确认心理；第四，可以满足观众的学习需求，通过真人演出更加直观形象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调动受众行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受传者来说，学习是一个接受和重塑的过程，改正一些原有的观点，树立全新的体系并产生相应的行为，才是完整的接受过程。观看《印象•武隆》，受众也经过了认知—态度—行为的转化过程。第一步是认知层面，外部信息作用在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受众通过观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知晓并接触这些异域异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步是态度层面，历史的代入感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结，《印象•武隆》中怀旧的场景、怀旧的歌曲、乡音营造出强烈的代入感，唤起受众情绪的变化，唤醒了人们对怀旧情结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的生存状态的关注；第三步是行动层面，传统的文化震撼了受众的现代意识，重塑了行为、梦想并代入现实生活，制约或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将通过受众的行为表现出来。《印象•武隆》让受众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萌发出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更多的人还会在观看了节目之后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比如：看了土家族哭嫁，听到那些饱含深情的哭嫁歌之后，子女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决心以后要好好孝顺父母，这就实现了受众行为的转变。
结语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职责。档案部门作为“记录历史，文脉传承”的公共文化机构，应以《非遗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留存历史，弘扬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重视度。实践中，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但其工作领域及重点普遍仅限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工作较为隐性。而“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工作更加显性，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有明显优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近90万项之巨。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我国非遗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关管理规范、保护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二是非遗传承意识淡薄。“申报热情，传承冷漠”的两极分化局面较为突显，多项申遗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呈现出传承人断层，“绝活”无人问津的局面。三是申遗档案很难得到妥善保护。由于思想意识不足或保管条件有限，大量典籍、实物等珍贵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有些甚至已流失或损毁。因此，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和加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
二、加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①档案部门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结合其自身特点，突显出非遗保护方面的种种优势。如：档案部门拥有完整的档案管理设备和档案保护设施，可避免资源浪费；档案部门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与保护制度，可为非遗档案的管理提供保障；档案馆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效促进非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等。基于以上优势，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是南京人耳熟能详的部级“非遗”，江苏省档案馆已经为这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档案。又如：2011年9月，云南省通海县档案馆接收洞经古乐和“高台”艺术两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进馆。由此可见，档案部门在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档案部门也应认识到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打破传统，转变工作模式，利用馆藏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
（一）服务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增强责任使命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给档案部门保护非遗的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③另外，《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在档案理论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宣传等方面的组织与指导职责。文化需要记忆，历史需要留驻，做好非遗的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等环节则主要涉及到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部门要将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视为弘扬和传承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神圣使命，履行档案部门“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创新的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反映了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统工艺等显著地方特色。和馆藏的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普通的专门档案相比，非遗档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非遗档案需要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及全面的管理要求，需要档案部门打破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创新道路。
（三）通过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的影响力
档案部门不应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建档和保存。虽然做好建档和保存是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但档案部门应在做好“幕后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自身工作产生的“绩效”，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上发挥优势，突破创新。档案部门要加强非遗的宣传，展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成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及具体措施，在弘扬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三、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广泛收集，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
收集工作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条件。要做好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必先广泛收集能够反映有关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资料。非遗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民间遗存量大。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非遗档案的收集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留存历史，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和研究提供全面的支持，档案部门应在全面系统的记录基础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非遗的宣传和传承提供便利条件。
（二）深入编研，编写文献资料
档案部门应立足馆藏，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独特的文化意蕴，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证研究，使其形成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编研成果，充分展现非遗档案的文化魅力。目前，我国非遗资料编研较突出的成果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文化遗产大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
（三）加强宣传，弘扬历史文化
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宣传，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弘扬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首先，档案部门可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联合举办文化艺术节、博览会等现场展示活动。例如：上海闵行区档案馆在2013年国际档案日之际，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城市记忆·经典闵行——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展”。重点展示了马桥手舞狮、江南丝竹、七宝皮影戏等非遗实物展品和档案资料。钩针传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钩针编结技艺等“绝活”，使百姓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④其次，档案部门还可利用社会媒体、网络等众多宣传渠道，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已经建立并开通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开通的第一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⑤
总之，现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申遗热潮，各部门对申遗工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身兼“记录历史，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虽然我们还面临着工作机制、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难，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可谓任务重、难度高、阻碍多，但只要档案部门开拓进取，全体档案工作者齐心协力，必将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09）：34.
②摘编自新浪新闻网（来源《金陵晚报》）.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2006-7-12.
③王云庆，万启存.守护精神家园——谈档案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J].档案与建设，2007（02）：15.
④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
关键词：文化馆 非遗 传承与传播 作用
近几年，作为非遗研究、保护的主体，各级文化馆在传播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突显出来。而加强各项非遗传承、传播工作不仅能够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而且在强化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给予足够重视。
一、文化馆在非遗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因此，要想使非遗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传播，并将文化馆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更新理念
非遗的传承是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文化馆的重要工作内容。因此，在安排每天的工作计划时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将非遗传承纳入其中，尤其是有关馆员，应将其作为自身的主业来高效开展。同时，还应结合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来创造良好的传承条件，对文化馆的现有资源、力量进行科学整合，以此来为非遗传承、传播工作高效有序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增强宣传
在文化馆中，与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个工作细节，尽职尽责，不断加大非遗传承与传播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住每一个宣传机会。另外，还要将馆员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出来，并采用更加新颖、多样化的宣传方式，从而@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非遗文化传承工作中。
（三）加强组织引导，重视工作落实
一方面，非遗传承与传播工作应加强组织体系的构建，并成立专门的传承传播部门，且在文化馆馆长、业务干部的共同努力下，高效、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还应制定出科学完善的非遗传承规章制度，进而将负责人的作用、馆员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使得非遗传承中的各个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文化馆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还应注重自身资源优势的整合，且通过科学运用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胜任做好非遗工作。同时，还应认真仔细地对待各项普查工作，且不论是普查还是最终整理都要给予足够重视，注重每个细节。此外，对于馆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文化馆也应该给予充分重视，避免纸上谈兵现象的出现。
二、文化馆在非遗传承与传播中发挥的优势
首先，在基层文化事业单位方面，不同地域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不同的，而非遗若与当地基层失去了原本的密切联系，那么其自身最精华的部分也会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所以，在非遗的实际传承传播过程中，应重视起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而且只有将传承人保护好，才能够使非遗拥有浓厚的本土气息，若该技艺能够得到长期坚持，那么文化馆的优势也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了。对于属于基层文化事业单位的文化馆来讲，其职能不仅涉及到对文艺骨干的培训，还包括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能够全面掌握最原始状态的传承人与民间文化，其虽然属于最基层的事业单位，但是其在非遗传承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更加熟悉、接近民族文化与人民群众。非遗传承传播工作不仅是各级文化事业单位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每个社会群众应承担的职责，而开展其传承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到非遗传承传播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而作为最贴近人民群众的基层文化事业单位，文化馆在宣传非遗传承、传播工作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主要可以通过开展相关的文艺晚会、讲座等活动来达到宣传目的，引导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职责。
再者，拥有相对齐全的条件设备。相比于其他文化事业单位来讲，文化馆拥有独特的人才优势，且拥有较为齐全的录音与摄影设备，所以在宣传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再加上文化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一直都处于一线，对民间通俗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交响音诗画《清明》;艺术传播;文化格调;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
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山水建筑是骨肉,文化内蕴便是灵魂。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整体表现,需要靠文化来支撑。城市文化是城市格调的最佳体现,城市的文化格调是指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文化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力量构成的一种文化状态,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格调是在若干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文化创新力、文化市场力、文化运行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合力呈现。要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除了发展城市文化产业、重视城市环境建设、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和标志、引进优秀文化人才之外,还必须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直接构成城市形象,直接影响城市的文化格调。因此,要有效地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就需要多元化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需要通过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整理、创造,融聚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整合凝练出能够继往开来的城市个性文化,这个性文化既包括历史积累的传统成分,又包括具有城市个性的现代元素。文化起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与创新,通过不断的更新创造而向前发展,文化是整合和超越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不一样:传播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传承中加以保护,最有效的传承方式须与现代传播手段联系在一起。应该立足现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答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可以是多种多样,但艺术传播是其中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要通过人格化载体、物化载体、文化空间载体、产业化载体等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实现。”①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以重庆为例,重庆要实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高地”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十大文化体系,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都市,具体需要:1、构建以重庆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思想支撑体系;2、构建城市文化形象标志体系;3、构建城市文化产业体系;4、构建城市文化特色品牌体系;5、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体系;6、构建城市文化人才体系;7、构建城市文化公共服务体系;8、构建城市文化保护体系;9、构建城市文化研发体系;10、构建城市文化保障体系。②其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这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对一个地区至关重要,它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直接反映大众的文化修养、精神状态和心理品味,能产生无穷的道德约束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一个地域的内在形象和软实力,人文精神还是地区发展的内动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
“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和精神内涵代表着重庆人民的精神气质,是重庆城市精神培育的文化资源。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精神培育相结合,是城市精神培育的重要路径和实现手段。”③即便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贫乏的城市,也能够并且应该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环节中寻找到有价值的资源并进行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传播。节日民俗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重大文化事象,它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又不间断地延续着、创造着、发展着,构成了一部在时间和空间活动上丰富的节庆文化史。关于节日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诉诸于文字的,一种是活形态的仪式表演,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把仪式划分为微型、中型、大型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的大型仪式便是需要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的庆典仪式。④在这里就有可能给各个城市的文化工作和艺术传播留下了余地。尽管例如清明这样的民俗节日不是重庆所独有的,但重庆的文艺传播工作者就以此民俗节日为主题创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既注重保护民间节日的活形态,又对这一民俗节日注入了时代的和地域的内涵,从而有效地凸现了重庆同时作为古代重要关隘,现代历史名都和革命英雄之城的文化特征与格调,培育并实践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重庆人文精神。
这部具有独创魅力的音诗画组合,以“清明”为主题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音乐会“追思怀古、吐故纳新”,在对观众进行高雅艺术熏陶的同时,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音乐会以“亲近传统、亲近自然、亲近生命”为线索,以音、诗、画为载体,通过交响乐、合唱、独唱、民乐演奏、配乐独诵、齐颂等多种艺术形式,梳理、传导清明与人、世的和谐关系,展现传统节日“清明”的丰富内涵,为市民献上一场人文气息浓郁的艺术盛宴。在音乐会中加入了童声合唱《放牛歌》,童声朗诵、童声小合唱让孩子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除了童声合唱,现场还有交响乐《清明祭》、配乐诗朗诵《清明•思乡•春》(马思聪曲,小提琴伴奏,其中包括杜甫、韩愈、朱熹、朱自清等古今文人名篇)、民族女声独唱《风筝》、女高音独唱《清明上河图》、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无伴奏合唱《日月共生相思魂》等。清明缅怀的哀思在现场悄然弥漫,从古代走来,经历现代,又走向未来,充盈着静穆、恬淡、舒展的神韵,尤其是原创的交响乐《清明祭》、歌曲《清明上河图》和二胡协奏曲《红梅主题随想》升华了观众对先祖、先贤、先烈的思念之情,营造了观众对传统、自然、生命的敬仰之意,同时呈现并阐释了山城重庆独特的人文和历史内蕴。
二
《清明》这一成功的艺术传播形式启示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播设计中,应该注意几个重要原则。
(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进行艺术探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有关“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新的定义中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分类相关的文化空间。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点,对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有效的多形式、多业态综合开发,可以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等“整体保护、统一展示”的形式,开发“川剧戏台”、“故事村”等,在旅游中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又是在物质文化生活交流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是民族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传统聚会,也是民族民间艺术大展示、大会演、大交流不可错失的良机和舞台。因此,利用集市、庙会、节庆活动,繁荣、活跃民俗民间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把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这6个节日列入名录,至于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傣族泼水节到彝族火把节,从瑶族盘王节到藏族雪顿节等等,更是丰富多彩。既要在民众节日活动中保持传统节日固有的神圣性,使其合理文化内核或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又不可过度商业化娱乐化迷信化。现在的集市、庙会、节庆活动,普遍存在重视物质利益,轻视精神文化需求的倾向。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必将使人赏心悦目,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遗产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将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传承性和周期性是节日文化空间最突出的特征,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必须保护节日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音乐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密不可分,某种表演艺术既可能是民间仪式、节日、庆典等集中的表演行为,也可能是商业化的戏曲、曲艺表演行为,还可能像日常的民歌传唱那样,纯粹是一种社会风俗行为,但它们大都涉及人们在特定文化氛围中开展的特殊的集体文化活动或社交行为,也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⑤
重庆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是重庆市着力打造的几大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之一,以传承中华文明,承载历史信息与古雅风韵。《清明》的艺术传播形态既丰富了人们的民俗事象,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格调,将清明节的“个体思念”提升统一到“社会缅怀”的轨迹上来,以清明为创作选题,用歌声颂扬品格,用音乐礼赞精神,用诗歌吟诵风物,用现代化舞台手段呈现国画风貌,最终起到振奋时代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视觉文化传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新的艺术形态
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积累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强自身的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清明》音乐会用交响乐、诗歌朗诵、大合唱、流动画面等艺术呈现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清明”之美与蕴涵于“美”中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将音乐、诗歌、画面较为圆满地结合,选择了交响乐与民乐、西洋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情达意,投影背景还会根据不同的章节打出相应的画面,令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了一种意蕴悠长的氛围。视觉文化传播的涉入是当代审美文化的普泛性特征的体现。视觉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形态来表现和完成的,广义的“视觉文化传播”意味着不是由单纯纸质文字媒介和单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而是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视觉文化传播引导现代社会走向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泛审美化。《清明》音乐会传播的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传播形态强调旋律、文字与图像的互补与互渗,既不妨碍各自独立的艺术价值,又拓展了意义的空间,在互动共生中求得艺术形态的审美增殖。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性与影像化生存。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内容独特而内涵丰富的个性化博物馆,图片资料、录音带、光盘等现代影像媒介兼具艺术与传媒的双重身份,是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像川江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的被动保护是保护不下来的,必须让其文化内涵实现现代转型,把它们和视觉艺术传播进行有效结合。产生川江号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渐变的表现形式才能得以持续传承。我们可以对川江号子整合包装,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态歌喉,请知名导演将川江号子打造为集音乐、歌舞、现代舞台技术为一体的大型实景演出,或拍成旅游短片,或者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设计“川江号子水道”,拉动体验“川江号子”的旅游热,提升重庆的外部人文形象,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通过典籍的整理传承自己的文化,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部综合性著作《川江号子》于2008年5月出版,全书近300万字,系统地介绍了川江号子的特征与形状,包括图片、文字、影响等内容。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转化中要注意本体性危机的问题。
(三)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艺术传播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一种突出的品格。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风貌,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化对本土遗产的文化自觉。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地域性差异明显的城市文化或者说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城市文化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识别标志、认同标识,它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促进城市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促进城市延续传承的根本。我们要辨析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认清城市文化地域差异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努力维持城市个性,理解城市内涵,继承城市传统,维护城市灵魂,以保护个性,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
《清明》特别截取了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情感高点“红岩精神”,来观照历史,呼应现实。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以及具有重庆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打造重庆文化高地的基点。《清明》音乐会中二胡独奏《红梅随想》,时而雄壮时而如泣如诉的乐曲,诉说着对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讴歌和追思,宣传了重庆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历史传承,是一代代先民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历史积淀和反映,更是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城市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着不同的特色。作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载着其所在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宿感的基础,也是城市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市民对本民族与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及其载体的一种成熟的看法及行为表现。虽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当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世界性色彩,但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个地区的独特文化,相反还刺激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
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虽然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但遗产可以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加强传播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推广,提高人们对于艺术传播的关注度,促进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她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就看不清自己的城市性格轮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发展、传播、创新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走向未来。(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② 李炳仁《文化强市:重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重庆行政》,2007年第3期。
③ 牟延林《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Artistic Communication of Inheritance of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Urban Cultural Style
LIANG Xiao-mei
(Center of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全世界各族人民在长远的发展中，世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变现形式，这些文化往往都是与人民的生活联系紧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容着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思维意识、世界价值观和想象力。手工艺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类别，其发展与传承方面具有很多独特之处，同时也兼有时展的烙印。手工艺是指以手工劳动进行制作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工艺美术。它是美学与生活的融合，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在历史上的辉煌是举世瞩目的，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历经了数百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藏品著称，其传承的完整度，是目前中国遗留下来的年画艺术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手艺。但是在现如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正在濒临灭绝。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手工艺大多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主要靠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其本身具有多种特性，如生态性、变异性、传承性、活态性等，所以对其进行保护的难度相对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信息技术、网络等手段的使用使得数字化技术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令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有了崭新的途径。
目前，保护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许多课题，其中尤以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存储传统手工艺，建立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数据库最为重要。这样可以实现手工艺的备档和共享，进而对手工艺进行挽救、传承与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并深入探讨了数字化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简要分析了数字化保护与传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采集与存储提供保障
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然而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基本上停留在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拍照、记录、物品收藏等简单的工作层面上，这种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传统保护手段，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手段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如书籍容易生霉以及录像带会因为老化使得色彩蜕变等，这些都会使记录在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损伤，其信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另外由于拍摄时存在角度等技术因素的限制，也会对传统手工艺的保存和使用产生影响。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采集记录手段和存储方式。
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新的保护手段，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实现对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有效保护。不仅可以把一些传统手工艺的档案资料如前期手稿、照片、制作工艺的影像等，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将其保存在实物的介质中，如光盘、数字磁盘等，之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多维度的扫描，利用数字摄影以及目前最先进的三维建模等技术，将文物的图形结构保存，并且有着高精度的纹理信息。另外，多媒体网络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的完整保存也有着重要提升作用，通过数据库的保存和处理，可以使文物信息有序，方便人们对其进行检索。
现如今，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对手工艺进行保护。通过数字化多媒体，将那些珍惜的传统手工艺记录成档案和数据库，从而全面真实地将其中的历史价值保存下来。拿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年画的成品的最主要来源是工艺师直接的手工作业。在以往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工作中，通常是用文字、照相、视频等方式来记录工艺师的制作过程。但是这些措施无法将工艺师的制作工程完整准确的记录下来。摄像在录制时只是在二维空间的有限几个角度上进行，虽然能够生成录像带和电脑光盘等方便储存的数据，但是在重现整个制作工程时，还是需要工艺师参与其中。在这方面，现代数字化技术就有着更大的优势。通过现代科技获取的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更加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其方便整理和重现的特性，也可以达到传统保护所不具有的保真要求，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的储存下去。
三、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展示和广泛传承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利用三维场景建模，在经过渲染，最后在利用虚拟场景协调展示等动画技术，对传统手工艺品和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方式进行真实再现；第二，建立的数字博物馆。将多种媒介形式传统手工艺的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网络、有线电视等进行传播，这样打破时间、场所的限制，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使其适应大众传媒，成为一种崭新的应用平台，充分的展示和传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博物馆就是一种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它有别于普通的博物馆，它不仅包括静态藏品的展示，而且还对传统手工艺的艺制、传播方式、原材料以及民间生活方式等数以万计的传统文化艺术的整个过程进行数字化的转换，转换成数据，存入网络中。
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来说，它与传真画像、寺庙壁画、石刻线画并称为正宗的中华民族绘画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在创作过程中，几乎都同是要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将两者完美地高度统一。年画艺术秉承了这一传统，将巨大的魅力和无穷的艺术感染力全部融会到质朴实在的民间年画中。而当人们使用数字博物馆后，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看到杨柳青本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一幅完整的杨柳青年画，要经过勾、刻、印、画、裱五大工序――勾，即勾勒轮廓；刻，即将勾成的轮廓刻成版样；印，即将版样印在纸上；画，即在纸上的轮廓描绘涂彩；裱，即将成形的图画装裱起来。通过数字博物馆，使人能如同身临其境的体验整个过程。在未来数字博物馆不断地发展，大众会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数字博物馆，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流传下了的众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媒体，这种信息载体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所以数字化博物馆可以将其受众从单纯的博物馆参观人员扩展到全世界每个介入互联网的用户。
四、数字化保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注重人才的全面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以高科技为主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需要创造情感，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不是机械的而是富有人性化、情感化。那么我们必须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这尤其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投入。而工业设计本身就同时具备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双重背景，那么为了配合实现高科技生产的目标，就更加需要专业人才不但具有较高的传统科学素质，同时要具备跨学科的专业能力，并且要融会民族、文化、艺术、信息等综合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将培养复合型高标准人才作为重中之重，将其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建立完整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二）数字化技术与原生态的平衡
数字化技术虽然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播与重建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会使传统文化变得数据化和遗产化，这就会造成文化的原生状态的遗失。
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传承，意即传授与继承，是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传于后人的过程，传授者和继承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定要在人文的角度给予科技以明确的方向，赋予其正确的文化立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不停地在发展、在变化，那么我们在应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转向“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共同关注的方向上发展。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互统一的，都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转变单纯关注“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转而对“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同时进行关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型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原生意义，那么它们才能在自己适应的环境领域中更好地生存，长久持续地发展。
（三）文化风险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把数字化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存在这一定的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条件有限，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支持，这样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内涵陈述与订正的权利。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一方面，这样就为他国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对一些未能发现的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开发的权利，造成文化遗产的丢失。
参考文献
1吴娱：《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
2陈芳：《浅析传统手工艺存在的价值厂》，《浙江工艺美术》，2002（3）。
一、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是一种容易随时代变迁而被湮没的文化记忆。非遗的无形性使得它的传播需要借助于物化的载体，即空间载体、物质载体、人员载体。寻求合适平台，激发大众参与，对非遗的传播十分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缩写为RBD）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在城市旅游和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RBD面临着文化特色不突出，满足不了游憩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困境。那么将非遗文化引入游憩商业区，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就有可能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双赢，保护与开发的共生。
民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又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应该居于主体地位。民众的文化自省、自觉并主动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对于非遗保护效果影响极大。所以，在将非遗引入游憩商业区中，需要调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激发游憩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推动RBD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公司治理。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与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的双向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
在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活动发展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商业经营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游憩者。因而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RBD更好的传播，需要照顾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发挥他们的主体参与作用.
三、实现路径
（一）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游憩商业区内的传承者，既包括国家认定的传承人，还包括RBD内专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手工艺品体验馆的工艺师，非遗商品店的商户，非遗饮食的制作者等。文化自信是指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传承者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才会更好的将他所传承的文化向大众进行传播。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承者是否热爱自己所传承，传播的文化，以及是否具备将这种文化解读，传播，甚至营销给游憩商业区内的游憩者的能力，对于非遗的传播效果影响很大。
所以，应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其实，对于非遗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提升传承者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传统生存环境中，许多非遗文化传承者无法靠非遗维持生存，非遗文化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而通过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非遗得到了市场认可和许多游憩者的喜欢与认同，传承者的文化自信也就得到了提升。所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合理和深入开发非遗文化产品。
（二）深化游憩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自觉
游憩者既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转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甚至是传承者，他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对于外地旅游者而言，他们可能首先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但通过参与非遗活动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认知，进而发展为主动进行传播，如果兴趣足够浓厚，也有可能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本地游憩者而言，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本身就在他们中间，非遗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本地游憩者通过非遗游憩活动项目的参与，可以深化他们最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更有可能进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
然而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憩者是否会传播，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憩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非遗活动项目，他们获得的体验感受如何。如果感知深刻，感受美好，那么就极有可能推动其对非遗的传播，传承。如果体验肤浅，那么就不会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就目前游憩商业区内游憩者的活动而言，根据游憩者融入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体验分为三种，也就是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和深度体验。表层体验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观光中。游憩者往往是走马观花地观光，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参与到游憩项目去，也就难以获得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感受。
其中，加强对非遗的媒体的宣传，学校教育，社会舆论的引导，对提升游憩者的文化自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同时，对游憩环境等客观因素来讲，游憩项目是否具有参与性，游憩项目是否注重创新，满足游憩者的需求，是游憩者能否更好融入到游憩环境的重要外部影响因子。就游憩商业区内的非物质文化游憩项目而言，主要包括饮食，商品，手工艺体验，节庆活动，游乐项目等。对饮食项目，游客通过闻香、品尝等方式来体验，其体验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让游客感知其背后的精深的非遗文化，就需要通过让服务人员介绍，演示等方式来将非遗呈现给客人。有些饮食环节的制作，可以在客人中间来进行，边做边讲，有可能的话，让客人自己去尝试一下制作方法。比如花生糕制作的捶打环节。一定会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键词：动画短片；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随着商业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景点的商业化使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甚至濒临灭绝，一些非物质文化因被贴上了商业化的标签而名存实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变得异常困难。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子孙后代的文化，这是全人类都应该承担的责任。对于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加丰富，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和生活环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商业化。那么，如何更好地对我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如何对面临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维护，以及如何让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国家需要重视的工作。当今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可谓丰富多彩，收到的成效不尽相同。据相关调查发现，动画短片作为青少年喜欢的娱乐影像，是一种不错的文化载体，作为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的载体，自然就担负起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广泛传播和保护传承的重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动画短片的创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肩负起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动画短片的关系
1.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所总结的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较为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各种口头表述，社会风俗、传统手工艺、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戏剧和自然界宇宙相关的实践知识。所谓口头表述，是指在民间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史诗、神话故事和民间各种传说等，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口头讲述世代相传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风俗、礼仪和节庆是指在民间传至现在的民俗民风、原始生活方式和有代表意义的婚丧嫁娶礼仪，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身份礼仪、季节或宗教仪式等，都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内。传统手工艺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传统冶炼、陶瓷技术、中医针灸刮痧拔罐、美术塑像雕刻艺术，还有缫丝、染色等纺织技术，以及文身、穿孔和彩绘等濒临失传的人体艺术。传统表演艺术主要是指传统的经典戏剧，如京剧、秦腔、昆剧、越剧等，当然传统的经典音乐、歌舞剧、民间杂技表演、皮影玩偶的表演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如某些民族对宇宙、时空、巫术和宗教的信仰，对各种图腾的崇拜、对自然气象和天文地理的预言，以及古代传下来的农耕知识等都是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1.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附的载体还是物质因素的，其传承是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的，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实就是依靠传承者一代代口传身教传承下来的。像戏剧、剪纸、泥塑、川剧中的变脸和木雕等精湛的技艺，都需要一代代传承人不断地创新和钻研。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和传承离不开每一代传承人，要想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永久保存，就必须加以传承。传统的传承方法就经过传承人口传心授，把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但这种单一的传承方法容易导致文化遗产失传，所以不再适用于现在社会的发展。因为传承人的老龄化以及青少年不感兴趣，所以一些手艺就很难传承下来。例如，变脸、泥塑、木雕等手艺的传承会存在一些传统的规则，一些手艺的组训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无疑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失传。
1.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动画短片之间的相互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传与动画短片创作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动画短片创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为现代动画短片的立题提供了新的素材，为传统内容的重复利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这样就会使现代动画短片既具有现代文化气息，又具有传统的文化底蕴，这无疑提高了动画短片的艺术境界，其市场会更加开阔。另一方面，动画短片的创作如果融入我国内容和形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以另一种新的姿态与世人见面，从而不知不觉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备受人们欢迎的动画就会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中，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2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灵活地运用到动画短片创作中的策略
2.1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动画提供丰富的素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动画的创作提供相应的素材和话题。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洗礼以及世代传承人的保护和创新后沉淀下来的国家文化的瑰宝，其资源丰富，内容博大精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现代动画作品的创作提供新的素材，可以为动画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例如，《三打白骨精》里面就运用了剪纸这一文化元素，把剪纸作为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其独特的表现手法使这部动画片取得了成功，这样既有利于动画片的发展，丰富了动画片的取材范围，不再局限于纸上绘画，而是将各种形式的元素作为动画片的素材，拓宽了动画的领域，大力拓展了动画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再如，现代流行的动画短片《武松打虎》就创新性地加入了皮影这一艺术元素，动画片中人物的栩栩如生和动作的形象逼真都归于皮影的艺术性，这样大胆的尝试令观众耳目一新。
2.2在动画短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动画短片是集影像、音乐、声音、动作和艺术创作于一体的传播媒介。我们在动画短片的制作中适当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不仅可以为现代动画片提供话题，还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提供沃土。根据相关的文献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早就应用到了动画短片中，主要动画作品有《金色的海螺》《人参娃娃》《猴子捞月》《纸人国》等。这些动画片融入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主要有剪纸、皮影、相声、小品、戏曲等。这些动画片的元素多种多样，比如皮影的动画片多以侧面为主，画面也会采用中国红为基础色调，从而呈现出皮影戏所特有的舞台效果，这样的动画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元素传播得更广。这样不仅为我们的青少年普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保证了动画事业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顺利传承。
3动画短片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
3.1动画短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载体需具备的条件和要求
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提出了有关建议，认为现代动画短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传承的有利媒介载体，是因为动画短片自身具备作为传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要的条件和要求。总的来说，动画短片具有的特点：一是普及性和大众性；二是其是一种传媒工具，具有媒介特性；三是其本身就是文化载体，具有传播文化的作用。所谓动画短片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就是指动画短片的播放不受年龄和地域的限制，动画的教育意义浓厚、精神价值观正确，接受度高。动画片还可以跨越国界和民族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从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得更为广泛。提到动画片的要求，就是要对内容丰富、形式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选择，也就是取其精华加以创新利用。
3.2动画短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载体的优势
动画短片是集影像、音乐、声音、动作和艺术创作为一体的传播媒介。其具备作为传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动画短片的优势主要为具有时空性、大众性、草根性、文化艺术性以及启蒙性。动画短片可以把历史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重拾起来进行整合，让其出现在动画片的荧幕上，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另一种姿态与世人见面，从而不知不觉地融入现代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
3.3动画短片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文化泛滥，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积极地探寻能够担负起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载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研究发现，动画短片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传承的媒介。动画短片具有的优势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动画短片有机结合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的丰富为现代动画短片的立题提供了新的素材，各自发挥优势，取长补短，使两者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从而使动画短片的发展更好地带动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4结语
在当今经济时代下，动画短片的创作要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元素，就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借助具有民族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积极汲取日本和欧美的动画创作方法。只有我国动画行业实现蓬勃发展，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保护、传播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杨武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和现状问题［J］.文物世界刊，2013（4）：35-42.
［2］…薛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元素在网络动画中的应用［J］.四川戏曲学院，2015（3）：56-57.
关键词:传播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积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外宣翻译是实施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措施。外宣翻译是一种翻译的特殊形式，它是以完成外宣材料的翻译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在我国，外宣翻译是指以汉语为信息源，以其他语言为信息载体，以媒体为传播渠道，以他国民众为受众目标的交际活动［1］。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在其本质上属于文化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信息的传递和交换都属于传播现象［2］。文化的对外翻译可以从传播学得到启发。本文立足于在传播学视角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提出基本原则，同时以贵州省为例，指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违背的传播规律，影响传播效果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一、传播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是一种有较强目的性的文化传播行为，其本质是跨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必须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目的。因此，在传播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目的性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中国优秀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精神财富。传播的目的是外宣翻译中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它将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而传播效果是传播学中的核心内容。由哈罗德提出的传播过程模式是至今传播学最为普遍使用的模式。他指出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是传播学的五大核心要素［3］。哈罗德的传播过程五要素都是为传播目的服务的，各要素之间彼此约束，彼此关联。为达到传播的目的，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时要考虑英译的效果，同时也要考虑到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和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五大要素都是译者必须考虑和协调的要素，以使译文得到目标受众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目的性原则具有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能对最终传播效果产生全盘影响。
(二)受众中心原则
黄友义曾提出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4］。外宣翻译，一要真实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二要让传播的信息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三要让传播信息和文本结构符合目标受众思维习惯和阅读方式。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的核心思想是目标受众为中心。“三贴近”原则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传播学思想［5］。在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体现了目标受众在接受传播主体的信息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目标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获取特定的信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受众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性格、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信息的传递和接受双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6］。在外宣翻译中，如果所传递的信息不能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传播的效果就不能达到。
(三)文化认同原则
外宣翻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文化认同原则。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外宣翻译中，目标语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是在翻译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接收者的接受习惯是不同的［5］。唯有传播的信息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期待和习惯，信息才能成功地进行传递。文化认同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若在进行外宣翻译时不对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加以考虑，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就难以达到，信息传播的终端即目标受众就会对传播信息产生对抗心理［7］。翻译时需要内外有别，在保留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使翻译文本满足受众需求，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一点直接关系外宣翻译的效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
目前开通的各个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均没有中英译文的对照介绍。以贵州省为例，笔者走访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州，如黔南、黔东南、黔西南自治州的旅游局、文化局、民委以及各地展览馆、博物馆和一些民族艺术品销售景点、商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资料收集。调研发现，贵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不完整，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仅有简单的名目，没有详细的描述。各自治州举办中大型的原生态的活动时，大多宣传资料并没有外宣译文。而以贵州为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已有开展，如笔者收集到的《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但它们却缺乏相应的外文翻译。此外，外宣翻译不规范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在进行外宣翻译时，翻译的目的性原则和受众中心原则为主体原则，连带文化认同原则都需要进行综合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往往在蕴含文化特色的内容上难以找到对应项，如果翻译不当，就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达不到外宣翻译的目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贵州的景点、饮食、节日、歌舞戏剧、民族建筑、文学艺术、手工艺以及民族医药信仰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为了达到良好的外宣效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目的，笔者认为在进行外宣翻译时可采用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的翻译策略。
(一)音译加注
外宣翻译不但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文化差异在翻译时会表现在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专有项的无法一一对应上，这时译者就可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进行翻译。即在翻译成目标语时，首先对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词或短语进行拟音移植，以原汁原味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语读音。其次，在音译完成以后，对专有项加注说明，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目标受众理解其文化内涵。贵州的土家族有一道菜叫做“合渣”，主要材料是豆腐。这道菜的兴起是在粮食短缺年代，土家人食用了“合渣”才得以维持生命。现在的土家人仍然保留了这道菜，就是为了让后人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如果译者不了解这道菜的历史背景，仅从语言层面进行转化，将其译为“Hezha”或“steamedtofuwithvegetable”，就不能传递其文化内涵了。为了保留其文化内涵，笔者建议将这道菜译为“Hezha，madefromtofuandvegetable，isatraditionalTujiadishwhichwasamaindishwhichhelpedpeoplesurviveindifficulttimes”。又如，“布依花灯”可译为“BuyiHuadeng，akindofoperaperformedbyamaleandafe-malewhonormallyholdahandkerchiefinhand，origi-nallyperformedatnightwithlanternsforlighting”。再如，“豆萨”可译为“Dousa，aDongceremonyforsacri-ficing”;“弯好”译为“Wanhao，Buyipeople’sriteforprayingforgoodharvest”。
(二)直译加注
当译者能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中找到对应项时，可以采取直译的办法，这样便能使目标受众更好地理解其含义。但同时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理解语言时，会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直译加注的方法就是为了减少母语文化对译文理解的影响。单纯的直译常常会使译者有译之不尽的感觉，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就会丢失部分文化含义，或造成词不达意、使目标受众曲解甚至误读的后果。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直译加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译加注不仅可以更精准地保留译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又能更好地诠释其历史文化背景。如“踩鼓节”是贵州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苗寨的一种节日，村民们为庆祝节日，会表达对龙的敬畏，以求来年的风调雨顺。要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传播效果是需要考虑的第一原则，传播主体应尽可能使目标受众对传播内容加以认同。很明显，音译加直译的方式达不到传播的效果，即使是了解民族文化的中国读者根据译文也难以了解其文化内涵。因此，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用直译加注法，“踩鼓节”可译为“Drum－DanceFestival，afestivalthatMiaopeopleprayforseasonableweatherwithgentlebreezeandtimelyrainwithshowingtheirhonortodrag-on”。再如，“引龙”，由于龙对于中西方人的象征意义不同，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龙”是吉祥的象征，苗族侗族以龙保佑平安，而西方人则认为“龙”代表邪恶。因此，在翻译时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是较为妥当的———“Callbackdragon，MiaoandDongpeo-plewillkillsacrificestoshowthattheycallthedragonback”。“牛角酒”可译为“Hornwine，Miaopeople’sgrandestcourtesytoserveguests．IntheMiaoculture，guestsarenotallowedtoentertheMiaovillagewithoutdrinkinghornwine”。苗族的“杀鱼节”可译为“Fish－killingfestival，MiaopeoplebelievethatkillingfishwouldmaketheDragonKingirritated，andthusproduceheavyrainwhichcouldprotectthecropsfromthedrought”。
(三)意译
意译法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中常用的翻译方法，它是一种舍去源语言的字面意义和语言形式，采用语用对等地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大量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内容，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或源语言的形式来翻译，通常达不到传播的目的，目标受众会也完全不知所云。精妙的翻译在于得与舍之间的平衡。“得”是指以传播效果为首要原则，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达源语言文本的丰富内涵;“舍”在于把源语言的原有形式和字面意思舍去，摒弃逐字逐句的翻译。例如，贵州的侗族有一种特有的“侗族大歌”，侗族人通常在重大节日或招待宾客时演唱，其起源可追朔到春秋战国时期。“侗族大歌”是一种没有伴奏，以歌颂大自然和爱情为主的的民间合唱，源语言中的“大”是指宏伟磅礴的气势。如果直译为“DongPeople’sBigSong”，就会让目标受众难以理解，不知道“BigSong”为何意，不知是大声地唱歌，还是很长的歌，或是很多人唱的歌。因此，为了表现“侗族大歌”的源语言意义，笔者将其翻译成“DongPeople’sGrandSong”。又如，贵州苗族婚俗有“打花猫”的活动，在新娘出嫁的头一天，新郎家派出一支迎亲队伍，新娘家需酒席招待。迎亲队伍中选取一名与新郎年龄相仿的人作为“帕酋”(苗语)，人们将锅灰涂在“帕酋”脸上，以图吉利。如果在翻译时进行音译“DaHuamao”或直译“Beatingcats”，读者都无法了解其含义，但是如果对这一习俗进行意译，将其译为“Coloringthefaceofthebestmanontheweddingeveforblessing”。西方读者就容易理解苗族这一婚俗了。再如，“风雨桥”是侗族的一种特色建筑，由青石桥墩，瓦顶长廊建成，如果按字面译成“WindandRainBridge”，就会让外国读者感到迷茫，不知风和雨的桥为何意，“风雨桥”的神韵也便荡然无存。为了表达“风雨桥”的内涵，笔者将其意译为“RoofedBridge”，为遮风挡雨的意思。不论以上哪种翻译策略，都将翻译的目的放在了首要地位，同时考虑了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当遇到一些文化专有项时，切不可在不查证文化背景知识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翻译，翻译时也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选择目的语使用者可以理解并认同的方式进行翻译。在笔者考察过程中也发现，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文本中有较多错误，如语法和拼写错误，以及不了解文化背景的乱译等。这些错误的产生大多都是翻译不严谨，不进行考察导致的。同时，这样的翻译文本会大大降低翻译主体的权威性和信誉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传播主体在实现传播目的，增强传播效果方面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译者在传播主体中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翻译人员需要有较高的中英文水平，并且需要亲自踩点，向当地居民了解其文化，只有充分了解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才能在外宣翻译中原汁原味地传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是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的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国家形象。贵州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省份，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浓厚。而外宣翻译的目的在于既要传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获得目标读者的认同，因此译文的传播效果是最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为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翻译人员须遵循信息传播的规律，以目标受众为中心，在翻译时可采用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法等手段。目前，我国外宣翻译文本资料还非常有限，希望本文能够为外宣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胡兴文，张健．外宣翻译的名与实———张健教授访谈录［J］．中国外语，2015(3):100－104．
［2］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4］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5］胡庆洪，文军．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为例［J］．上海翻译，2016(2):43－46．
［6］陈龙．大众传播学导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