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生产方式；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未停止。早期的成果如李达的《经济学大纲》、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后续发展为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政治经济学，1978年之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但整体看，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尚待构建。一般来说，理论总是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由特定思维方法、假设前提和基本理论观点构成。理论的建构就是在一定的思想方法指导下，确立观念背景，确立独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形成严谨的逻辑一致的总体观念结构的过程。本文关于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上述方面展开。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时代前提
时代的主题决定理论的主题。具体来看，中国目前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多种多样，机械化信息化生产与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并存，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形式及具体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具有不同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和行为方式的主体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各类矛盾凸显。
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显然，不再是阐述单一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而是主要说明支配不同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及主要内容
1、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最一般的表述，可以借用恩格斯在1859年《卡尔·马克斯》一文中的一段话，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研究对象的具体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下文中再次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
从一般性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从生产总体出发，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具有前后继承性质的生产方式在同一国家内部，在不同国家之间同时出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个别性问题，则是在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口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整体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多种生产方式共存条件下的生产、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消费的条件和形式。至于把消费纳入到研究对象范围内，是因为近年来消费借以进行的条件使得消费过程已经和资本积累过程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是特定生产方式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条件或基本形式。同时也应当包含该生产方式下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而且这一起点又包含着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所有矛盾由以展开的因素。
目前，中国商品生产条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要素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将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山、森林以及银行等收归公有等方式形成的。当政府控制基本生产要素时，政府对于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价格的政策偏好必然对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现状及其发展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政府的相关经济行为对于整个生产总体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趋势性。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直接逻辑起点应是政府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行为，包括这种行为的目标、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论述角度，这里将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定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所依据的是现实的经济过程，而不是按照某一抽象的体系或者原则得出的结论。
3、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以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确定为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政府不同的生产要素供给行为对不同生产方式发挥影响的途径、方式和影响程度；
（2）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支配地位的形成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占有形式；
（3）目前各类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内在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4）目前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5）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的影响；
（6）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及基本矛盾，矛盾解决的条件和方式等。
（7）中国与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不同生产方式发展的影响。
通过这七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揭示研究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不仅研究这些生产方式目前的形式和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发生联系时支配着它们的规律；而且研究这些生产方式自身变化的规律，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联系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考察这些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基本矛盾是政府通过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的发展能否转化为经济持续内生发展，特别是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林岗、张宇曾经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这样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得到坚持和贯彻。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过程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应重视对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的分析，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予以主要关注。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经济范畴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基础之上，而是从空洞的一般性原则出发，来认识和研究现实生产方式的走向及其历史命运，从而导致经济理论未能真实反映现实经济关系。脱离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既不能正确说明特定经济形态下，经济范畴的规定性，也不能正确说明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排列次序，更谈不上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正确地判断和指导。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面临学科边缘化和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弱化等一系列挑战，这实际也从反面印证了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既可以是定性分析，也可以是定量分析。单一的生产方式会为数学方法的使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原因在于，单一的生产方式下，市场参与主体的类别较少，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明确。通过数学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各类经济关系之间的经济平衡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有利于更准确直观地地把握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
中国目前生产方式的混合性特征较为明显，即使是同一生产力水平对应的也可能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方式。这给数学方法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通过定性分析，确定不同的经济参与主体的类别、他们各自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行为特征，把握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以此为基础研究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上仍要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在特殊研究方法上，既要发挥逻辑推理和抽象力的作用，又要充分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归纳，通过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归纳和抽象，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精神。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其理论来源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及西方经济学。
1、应有区分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来源的地位
（1）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及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规律不能简单照搬到对中国的分析之上。原因在于，这种特殊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目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混合经济的特征，同一个现象可能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2）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显然很不系统，不完善，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马克思自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关。这样一种初步的分析只是分析中国与外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起点。（3）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极扬弃的股份公司，还是作为积极扬弃的工人合作工厂，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建立过程中可能发挥作用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的理论基础。
2、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特别是通过系统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使得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生产总体的发展历史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得到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3、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陷入了庸俗经济学的窠臼。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毫无意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时展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待加工的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理论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准备。
参考文献：
[1] 张维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J].2009年第5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 载《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绿色经济是以保护和完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珍惜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对绿色经济内涵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当前，在能源、粮食、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等多重危机形势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赋予了绿色经济新的内涵与使命。中国正处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期同时在多重危机下也面临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契机。十年前，我曾结合云南的工作实践，就绿色经济问题撰文发表过一些意见。今天，在新形势下重新回顾当年的一些思考重新认识和理解绿色经济，特别对于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1．绿色经济的演变 “绿色经济”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 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来的。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与环境友好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传统意义的绿色经济，通常狭义地指环保产业，主要包括在污染控制、污染治理与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其目标和使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使全球领导者以及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的贡献，并将这种意识体现到经济危机重建的相关经济政策中；通过绿色投资等推动世界产业革命，推动国家经济的绿色化”，创造新的绿色工作机会，从而复苏和升级世界经济。该倡议所秉承的宗旨和理念是：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在此目标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或环境基础设施，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如有机农业)、废物及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建筑与交通等六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在借助经济刺激计划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国家战略目标。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将环境方面的投资作为经济刺激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绿色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目前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具有倡议的政治性，时机的恰当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并已经开始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新的趋势和潮流。 2．绿色经济的内涵 从绿色经济的演变过程及当前绿色经济的使命看．绿色经济是发展模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学概念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经济发展形态。它有别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形态，不仅是一些特定产业的集合、经济活动与结构的评价标准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是对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绿色化，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绿色经济的内涵理解为：绿色经济是以保护和完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珍惜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对绿色经济内涵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3．绿色经济的基本特
[关键词]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问题辨析
一、企业的不同法律形态与特点
（一）企业的不同法律形态
在研究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时，首先要确定企业是否具有不同法律形态，在我国企业形式上，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譹訛。我们需要根据组织的经济实力来规定企业最终创办的形式。企业的不同法律形态也是不同的，比如注册企业资金、风险责任大小、纳税额多少、寻找合伙人的可能性大小、企业决策复杂程度等相关内容都是企业不同法律形态的主要表现，而这些表现是决定企业法律形态目标确定的主要因素。
（二）企业的不同法律形态的特点
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特点是不相同的，为了能够确定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首先要详细了解企业的不同法律形态的特点，这才能够更好地发现目标模式存在的问题做好预先准备，本节主要对比较常见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特点上进行简述。
1.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一般是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团体组织没有人数上线，注册资金也没有任何限制，在开办的过程中相对比较简单。每一位办理人需要有一定资金和经营地点到固定的工商部门办理即可，个体工商户起名字比较简单，可以根据自身想要的名字进行起字号譺訛。在经营中所有财产都属于个人所有，在对项目任务决策时比较简单，不需要受到其他人的约束，可是个体工商户在承担无限责任上风险比较大，合作人、客户一般合作倾向会有一定担忧。
2.个人独资企业
所谓个人独资企业业主数量和注册资金与个体工商户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设定手续的过程中要比个体工商户复杂一些，同时需要合法的企业名称，有投资人，有固定的注册资金和固定经营场所譻訛，这些条件必须与个体工商户相似，决策内容同样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在承担无限责任上风险比较大。
3.有限责任公司
这类企业是公司经常注册的类型，一般有两个股东，一个法人，一个会计等组成，员工数量没有明确规定，注册资金根据从事的行业不同要求也不同。比如从事科技咨询服务行业的公司，注册资金最低为10万元，而从事零售行业公司，注册资金最低要求30万元譼訛。目前为止，法律没有对公司注册租金做任何限制，另外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法人和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需要符合目前公司组织机构的基本情况，办理开业登记手续相对比较复杂，有限公司需要根据股东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并且根据出资金额来承担有限责任风险。
4.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对股东的数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注册资金的数量也没有明确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利润的分配需要根据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另外股东出资的多少，同样是为公司承担了有限责任。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企业成员数量没有明确限制譽訛，公司可以建立资本金制度，职工同样可以参加入股也同样可以当劳动者。
二、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一）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的确定
对于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的确定，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方式，但是在21世纪初，西方国家作出了统一的规定，把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确定是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目标模式。目前这种模式一直被世界人所公认，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法律形态模式变化，大部分是按照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投资者的责任形式、法律人格等内容进行改变的譾訛。这几种形式法律形态是目前市场经济的主要产物，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要参考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建设经验，把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的主要目标模式。
（二）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出现的问题
企业法律形态一般是指企业在法律上类别形态，主要是把企业内涵经济学概念转变成一种法律的内容，在我国以前学术研究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是企业法律形态的主要目标，这是目前世界公认的目标，但是目前企业区分和调整大部分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进行判定的，比如：把企业按照所有制形式、规模大小、组织方式、以及地域差别进行分配。在经济领域中，这种区分方式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分类统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后制定出经济政策。虽然企业拥有了法律目标模式，但是在企业立法过程中，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和这种目标模式可以很容易造成企业法律之间出现重叠混乱现象譿訛。比如：
1.目前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已经颁布，这对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企业缺乏具体法律规范现象，具有明确的意义。可是，在对比两部法规内容时，我们发现它们实际内容没有明显区别，很多内容是相似的。简单地说，把低于差别作为区别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标准分别立法，这种根据不够充分。
2.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虽然是企业法律形态的主要目标，但是在建立该模式情况下，在企业分配管理上并不够完善，很多企业是独资企业，但是却有多人入股，而这一点恰恰改变了企业的原有经营模式，把独资企业转化成了合伙企业，企业管理人员对法律的无视让法律在企业中没有实际性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这是法律对企业产生了漏洞，同时规定上严格程度不够，很容易让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相互转化，办理程序相对简单，导致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经常相互转化，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不合理的管理方式。
3.目前行政部门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律管理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企业法规，当这些法规出台后，具有相同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形式、相同责任承担方式和组织方式的企业就会被不同行业部门拟订的法律法规所分割，而这些强调部门管理地位和以不同行文方式对同异性之内容进行规定的法规，一定会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发生大量的重叠现象讀訛。
（三）导致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出现问题的原因
根据上述几点对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问题的提出分析，我们了解到企业法律形态对企业未来发展各有利弊，我们不能够确定一些企业法律形态是好是坏，但是导致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出现了问题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创办企业规模越来越大。2.创业者不了解自己所选择的行业应该注册资金多少。3.创业人数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4.法律管理企业的观念不明确。5.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能够不够。6.创业者在对独自企业与合伙企业不够重视。上述这几点是导致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出现问题主要原因，这几点原因有创业者的主观原因，同样有企业法律形态的客观原因，而对于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问题所在，我们更应该强调客观原因，可以强调各个创业者在创业之前了解下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模式的相关内容。
三、国外企业形态法律目标模式
比较国内外企业目标模式恰似相同，但是在企业形态法律确认上却有所不同，很多国外企业法律形态理论主要建立于德国企业形态理论的基础之上，德国学者李夫曼是创业形态理论的创业先驱，他提出了《企业论》相关内容，并且把企业规划为人合企业形态和资合公司形态两大类，人合企业形态主要包括独资企业、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匿名合伙；资合公司主要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讁訛。这种分类在目前社会发展中，无论是对公司发展，还是对企业发行形态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企业论》中，对企业形态各种问题进行了阐述，对我国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国外一些企业形态理论内容是把商品经济和企业法律相互结合在一起，重点在企业出资方式、责任承担方式、财产关系上，三种方式要彼此合理，同时彼此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企业发展形式，而这一点要比国内企业形态法律要考虑得周全一些，国内企业形态法律是设立企业只能选择法律规定的企业组织形式，不能随心所欲塑造任意的企业形态。但企业的法律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变化。尽管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国内外企业法律形态目标有个共同点，二者都是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作为企业的主要法律形态，在这一点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体是一致的。然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还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从公司和合伙上进行简单调整，具体表现在合伙人与公司法律地位上，一般来讲，合伙人并不是法人，根本没有任何法人的资格，只是具有入股的资格輥輮訛，公司是营利性社团法人，具有正规法人资格。可是，这一点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对二者辨析上却有了不一致的观点，打个比方，比如合伙人，在英美规定，除了匿名合伙人以外，都认为是法人，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有限合伙等。是把合伙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具备法人资格，另外一部分是不具备法人资格。日本、法国等国家认为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都是法人，而德国、美国、瑞士、英国等国家认为这不是法人。从二者对比上看出，德、英、美国家的法律处理方法要比法国处理方法更加优越，也可以说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是可取的。但是二者在法律规章制度上，使得法人说法不能够成立輥輯訛。总的来说，国外对企业法律形态的处理要比国内企业法律形态处理更加合理，目标模式也更加明确，具有规范性和条理性。
四、我国企业形态法律目标模式的调整
对于企业形态法律目标模式的调整，我们可以根据目标模式进行从新规划，在具备一定的目标模式之后，需要从法规形态贯穿三条原则：
1.应该具有法律确认，能够确切表明企业法律特征，而不是对企业经济进行分类，要让每一位法人懂法律輥輰訛，懂企业法律形态等内容。
2.按照财产关系，责任形式等一些组织机构，统一建立法律标准进行法律确认，能在总体上抽象出统一的法律形态。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评价
“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异常，而非恐怖主义。”大卫•金(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曾在《科学》杂志撰文如此指出。中国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我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文中确定我国的温室气体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排放峰值，同时中央规划2017年开启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也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本文主要从目前存在争议的低碳经济的概念以及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开展研究。
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低碳经济”一词起源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低碳经济”这一范畴定义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前两者的观点综合在一起，认为“低碳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发展模式。薛进军(2011)在定义低碳经济时，从中国国情角度出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兼顾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低碳发展”相较于“低碳经济”更为适宜。这实质上是将低碳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徐玖平(2011)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类似的，李玉婷(2015)认为低碳经济通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目的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王韶华(2015)提出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寻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以上几位学者都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而“经济形态论”者的观点如付加锋(2010)在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定义之后认为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同时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论述的观点在于低碳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关键在于实现保障人文发展的目标。孙桂娟(2010)定义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可以兼顾经济稳定增长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王志亮(2015)根据前人理论总结，低碳经济是一门集经济、环境、产业和技术于一体的综合经济形态。潘家华(2010)的观点是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发展模式。通过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陈跃(2013)将低碳经济概念分为广义上的“目的性定义”和狭义上的“手段性定义”，即在广义视角下，低碳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高度生态可持续性的新的经济形态；狭义的定义则主演于当前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方法和人类现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趋向，强调人文发展水平与碳减排、节能、环保状况的协同进步，体现对目前发展的具体要求。这一观点即是第三种低碳经济是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统一的观点。但是根据其定义，笔者认为该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定义。这三个定义相互有交叉但又相互独立，绿色经济的覆盖范围最广，循环经济最小。低碳经济只是单纯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并且低碳经济不能等同于节能减排。目前，针对低碳经济社会上还存在很多误区。低碳经济不是要对高碳模式的产业生产模式进行拦腰斩，而是旨在通过追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推进产业的生产技术模式、能源消耗模式的改革，这并不是以降低生产产出为前提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也不会限制诸如能源密集型产业等的特定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低碳经济追求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孤立去看其成本投入量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看到发展低碳经济所带来的高收益。
二、低碳经济指标评价体系的探讨
近年来国际上一直在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仍未取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究竟怎样发展才是低碳发展；我们现在处于低碳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如何评价一个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状况；如何对不同区域间进行低碳发展之间的比较等问题都需要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统一的评价方法。针对此项研究，我国目前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评价标准确定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冯碧梅，2011)。前人研究虽各有差异，但总体来看，主要是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模型构建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李沙浪，2014)。目前的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但是评价模型的构建思路却是相对统一的，即将管理决策科学中有关多元统计和多属性决策的理论方法应用于设计好的指标体系上，用以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指标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与集成，最终实现对单个或多个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定量评估以及排序和分类(陈跃，2013)。不过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还是缺乏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角度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进行分析和判断(吴雪，2012)。总的来说，前人的研究各有千秋，本指标体系统一确定的难度就在于指标的选择与权重的设定。不同学者的不同的分析方法导致其评价结果的侧重不一致，有的结果偏重于低碳的成果，而有的结论又向经济发展成果倾斜，如何在经济与低碳之间找寻一个平衡关系，将是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问题。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已有的文献中，低碳经济的评价多是从区域的角度分析的。低碳经济区域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这三个层次。少数学者如冯碧梅(2011)将其扩展为五个层次：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而层次划分中最关键的层次就是指标层或要素层。指标选择是否合理、完整将直接影响整个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王志亮(2015)是从经济、能源、技术、环境这四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处理的。而付加锋和庄贵阳(2010)则较前者增加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政策指标，其指标设计重点突出了低碳因素，多数指标数据需要在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后得出，如低碳产出指标下的碳生产力指标表示的是单位碳排放量的GDP产值，而低碳消费指标下的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分别表示单位居民消费支出或政府消费支出的碳排放量。这种指标设计法理论来看针对低碳经济的评价是十分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如全社会的碳排放量就是一个估算值，这就导致整个评价系统具有偏差性。吕学都(2013)在前人的指标选择下，较为全面的归纳总结了有效体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指标包括经济、能源、社会、环境、科技这五个方面。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各有侧重，但是大体上经济、资源、社会、技术这几个方面是各学者所共有的，区别就在于指标细分的程度不同，不同学者在其不同的研究方向各有拓展，各有优劣。
(二)评价方法的选择
总结已有的低碳经济评价方法，总的来说有单项指标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两类。在考察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时，综合评价法已经成为主流方法，不过在考察单个指标在低碳经济环境中的发展状况或是对特定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时，会选择单项指标评价法。多数学者都是以层次分析法(AHP)为基础展开对区域低碳经济的评价。层次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再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的方式确定每一层次中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内进行合成以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的总顺序(刘豹,1988)。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根据自身知识储备与对低碳经济评价的理解分析，进行了较有差别的处理。付加锋(2010)认为低碳经济评价的核心是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其使用层次次分析(专家咨询)与数据包络分析的组合方法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潜力进行了等级划分。吕学都(2013)主要使用SPSS软件来分析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间相关性，通过对设计好的指标体系进行全面性、有效性、相关性、适用性、前瞻性五个方面的评估得分来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劣性。许炟(2014)使用熵值法来估算体系的指标权重。吴雪(2012)使用三标度模糊层次分析以及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线性加权法来计算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但也有学者，如李沙浪(2014)并未使用层次分析法，而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使用面板空间数据利用TOPSIS模型结合计量方法综合评价了我国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并进一步探索低碳经济中TOPSIS评价值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财政支出、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内在关联。
(三)评价缺陷
笔者就目前针对评价体系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统计体系并未与时俱进，低碳方面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多的不足和缺失状况。目前，统计制度在能源方面只包括辖区内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缺乏规模以下工业等方面的数据。碳排放除了企业排放以外，居民生活碳排放也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尤其是交通排放以及居民能源消耗，但是诸如此类的能源消耗并未收录到统计体系内(彭博，2011)。不完整、牵强的数据选择一定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评价结果，根据该结果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不会是合理的。其次，部分学者还是很容易将“低碳”与“节能减排”、“环保”等概念混淆，对概念认识的不清晰会导致选择一些不合适的评价指标，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合理性。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移，通过推广低碳经济，由我国当前的能源经济模式向更为健康的经济模式转移，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降低能源依赖度。低碳经济发展十余年来，渐渐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低碳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范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是发展低碳经济理论的基础。我国学者在低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思路大体相近，缺乏创新性。如何在低碳经济学术领域走出中国特色，还需要进行继续研讨。
参考文献
[1]谭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科技致富向导,2011,14:68-69.
新年伊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虽属于双边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但却有着巨大的区域一体化激励效应。我以为,目前东亚内部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格局。在不稳定格局下的大国“较劲”中,东盟国家以及韩国等较小经济实体的合作,则发挥着某种关键的“导向”作用。大国与此类小经济实体的合作,最有可能改变区域竞争格局。
东亚:“雁形模式”不再
“菱形架构”凸显
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虽然不可与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日而语,但对于中国而言,在现行东亚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格局下,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现行东亚区域经济竞争合作的格局,可称为“菱形架构”。这个构架是对此前数十年间区域经济合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雁形模式”的扬弃。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直到“后冷战”前期,东亚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格局曾被经济界形象地描述为“雁行模式”。在那个模式中,日本“一大”在经济与技术上居于主宰地位,因而扮演着“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居于“第二梯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处在“燕尾”地位,跟着“头雁”日本乃至“二梯队”东亚四小起飞。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加上日本经济长期的走走停停,东亚“雁行模式”显然已经在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格局。新格局由四方面力量的消长主宰:相对实力不断下降的日本经济;相对乃至绝对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经济;以一体化为纽带及小国“团伙化”而影响日增的东盟经济;经济硬实力加文化“软实力”均趋于强化的韩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结束之前东亚危机的发生,可视为这四方面力量消长加速的分界线。
上述四个方面力量的消长与角逐,可以简约地以“菱型架构”比喻之。“菱型”的四个角分由“两大”与“两小”构成。“两大”即中国、日本,“两小”即东盟与韩国。前者构成两个“大角”,后者构成两个“小角”。无论大角与小角,对应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
具体来说,目前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亦即名义GDP)已与日本不相上下。2008年日本GDP约合4.9万亿美元,中国大陆约合4.6万亿美元,而实际经济规模已经超越日本。同样地,东盟10国加总的名义经济规模,仅略大于韩国。2008年东盟十国名义GDP约合1.5万亿美元,韩国约合1万亿美元。市场规模上,中国大于日本,东盟十国也大于韩国。
相对于以往的“雁形模式”来看,“菱形架构”最不稳定。具体说来,在上述“菱形架构”中,中、日两大经济实体的竞争居于支配地位,“两大”竞争的一个交汇点便是“两小”。说的形象些,两个“大角”都在争取两个“小角”的合作。由此引出的格局,无疑是一种“2×2的博弈”模型。
在这个博弈框架中,对中日“两大”而言,哪一方能够争取到“小角”的更多支持与合作,便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就现行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流行模式而言,自由贸易区无疑是最具可操作性的模式。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日“两大”在争取东盟、韩国“两小”中,都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贸区方式。这方面的第一步是由日本迈出的。2008年底,日本与东盟自贸区协议率先生效,此次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生效,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中国对日本试图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跟进。
中国-东盟自贸区
激发东亚经济一体化
在前述“菱形架构”下,中国紧跟日本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受到刺激的不仅包括日本,而且还包括韩国。前已论及,这个“菱形构架”下存在中日两个“大角”之间的“较劲”,如果说2008年末日本-东盟率先合作,略微改变了两个“大角”之间的竞争均势的话,那么此次中国的“跟进”,则恢复了原有均势。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区,对日本的刺激当最大,对韩国的刺激也不小。由此当激发这两个经济实体的许多“想法”,由此可望激发区域经济合作新浪潮。
然而对日本而言,虽然可以自由贸易区方式争取两个“小角”的支持与合作,但比之中国来,此类自贸区的实质内容要差一筹,尤其是互利程度要差些。这里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巨大差异,说具体点即经济发展层次的巨大差异。日本与韩国经济属于“高收入经济体。2008年日本人均GDP高达3.9万美元,韩国也达1.9万美元。与东盟经济存在巨大差异,同年后者人均GDP仅为2600多美金,比中国还少。
虽然东盟内部也不失新加坡这样的高收入经济体,但毕竟不占多数。如此之大的经济差距,决定了日本-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区的互利程度要大打折扣。一般认为,两个经济差距较大的经济实体之间的一体化,利益分配将极不对等。
关键词:国际收支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我国国际收支及调节政策的现状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多年来呈现双顺差的局面。2008年上半年延续2007年的经济形势,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2008年下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以及地震等一系列经济自然环境的打击,经济从增长期转入衰退期。
2005-2008年上半年,由于局部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采取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由于经济形势的要求,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也走向扩张。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重大变革,放弃盯住美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放开了人民币的管理程度。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由于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人民币呈现持续升值的态势,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呈现一定的波动,未来贬值预期较大。
当前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
蒙代尔认为,可以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可以用紧缩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解外部经济。而我们所采取的是稳中有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财政货币政策用来调节内部经济。在局部价格过高的情况下,要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就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这两者根本无法兼得。
针对目前的外部经济顺差同时内部经济衰退的现象,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外部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
(二)支出转换和支出增减政策搭配
斯旺认为,可以用支出增减政策谋求内部均衡,支出转换政策谋求外部均衡。根据2007年的情况,内部均衡可以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国际收支顺差。实践中的调节方式是:稳健财政+紧缩货币+人民币升值。
从斯旺理论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调节方式搭配似乎比较合理。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是以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作为代价的,而我国贸易结构极不合理,出口的减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进口,这正好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增加。因此,这一政策的净效果是出口减少和进口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成本就太大了。而且,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加大。因而,鉴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我国国内经济紧缩和国际收支顺差同时存在,按照斯旺的理论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进行调节,同样的道理,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国际收支调节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的主要目标是内部经济,很少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因素。笔者认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二者缺一不可。在调节国内经济的同时应重视国际收支调节。可选择的措施有三种:
第一,按照蒙代尔的理论,货币政策调节外部均衡,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为辅助。即: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主要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调节国际收支顺差,扩张的财政政策调节国内经济衰退。这种方式的重大缺陷就是放弃了货币政策调解内部经济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全球金融市场衰退的环境下,单纯用财政政策调节内部经济所产生的效果不如双管齐下见效快,因此,这种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可取的。
第二,按照斯旺的理论,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汇率政策调解外部均衡,基于前面的分析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调节顺差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选择也不可取。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着重调节内部均衡,关税政策、直接管制政策、产业和科技政策着重调节外部均衡。即: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内部经济衰退;加强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扩大对外竞争实力,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人民币升值过快。这种方式是我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选择的最优方式。
参考文献:
1.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金人庆.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银行家,2006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由于成功实施了以政府主导性、出口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 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3.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避免重复投资，为跨国企业在本地区构建新型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创造更为有利条件
一、利用教材目录，构筑新的教学导航
第一讲：古代政治制度发展演变史（教材第1、2单元），包括古代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
第二讲：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教材第3、4单元），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对新制度的探索；
第三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教材教第5单元）
①苏俄经济三大政策：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
②后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
第四讲：中国近、现代化（第6、7单元）
①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与近代化历程（多元化的近代中国经济结构）
②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创新
③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五讲：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第8单元）――七个专业化名词
①战后初期三大经济支柱：IMF，GATT，World Bank
②90年代经济区域化：EU，APEC，NAFTA
③全球化：WTO（20世纪世界市场的后续演变）
人类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两大模块：自然经济发展史和自由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史。自然经济的典型就是中国古代经济，它缓慢发展，自成体系，为中国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东方儒家文化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为了让学生形成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种种发展表现的整体意识，可以把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统一，以“显性知识”的形式告知学生来降低未来教学的难度。如此未来的教学就有规矩可循了，所谓“纲举目张”也就变得简洁而科学了。
苏俄（联）的经济模式从时间和性质而言都是自成一体的，它是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斯大林模式”有着明显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化问题，其发展本身就深受西方世界市场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中国近代化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半殖民地经济，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前提下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形式存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合理运用“白猫”“黑猫”的“两手”理论，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路经。
二、利用教材目录，建立树形知识结构，构建历史知识体系
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学习时注意让学生把握有哪些侵略，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有哪些中国人的反抗，如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时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在学习前，教师带领学生阅读目录，建立一个整体概念，在学习后，再看目录，这样构建知识体系就不难了。
《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单元主题是近代化的探索，第三单元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单元主题是抗日战争。当我们先学习了目录，在进行系统学习的时候，就等于是有一棵“大树”叫“中国近现代史”，长了四个“树枝”，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它长满“小枝”和“树叶”，这样学生就会有兴趣了，学起来轻松，容易掌握。当学生心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时，他们就会体会一个过程，享受一份学习的快乐。
三、利用教材目录，掌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二单元标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在这一章节中，1956―1966年中国历史的阶段特征得到了高度的概括，即探索性、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联系教材内容具体分析：（1）进行了正确探索，对前苏联经验的迷信得以破除，制定了中共正确方针政策，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开展整风运动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与建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国民经济，等等。（2）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反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产生不良影响，中共二次会议的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和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3）道路尽管曲折，但总趋势在向前蓬勃发展，在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其成就显著。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和反映中国的具体实际，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造成失误或遭受挫折。
四、利用教材目录，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横纵向整合
如“世界经济专题”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方面可以进行如下整合。
1.美国面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的先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20世纪50―80年代一系列改革；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1991年苏联解体。
3.中国：1949―1952年的被认为是“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1958年的“”和化运动是“不切合实际的经济体制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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