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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发展8篇

时间:2023-10-11 09:58:16

古代文学的发展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1

关键词:市井文学 传奇 杂剧 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类别,黄宗羲提到“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鲁迅先生有过“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言论。虽分类标准有差别,但所提及的“山林之文”、“山林文学”、“帮闲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市井文学”(或市民文学),可见市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角度来说,市井文学的产生、发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市井”,乃市街之通称。“‘市井文学’是指在市井细民中流传的,供他们欣赏娱乐的文学。明代李开先曾搜集市井艳词,并撰《市井艳词序》。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许多古代著作都曾提到“市井”,可见市井文学的广泛所在。关于其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样式中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 汉乐府中的一些民歌

市井文学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汉乐府中的某些民歌。如《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悲惨遭遇。因父母早逝,受尽兄嫂虐待奴役而痛不欲生。这首诗暴露了当时地主兼商人这类剥削者的贪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怨恨情绪,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东门行》叙述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生活面临绝境时挺而走险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下层人民被逼反抗的事实。《陌上桑》叙述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赞美了罗敷的坚贞和智慧,暴露了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荒淫与无耻。汉乐府中的这些民歌都流传于城市中间,反映的是下层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二 南朝民歌中的“吴歌”、“西曲”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现存歌辞326首,有《子夜歌》、《读曲歌》等20余种,大都是恋歌。

其中《子夜歌》是吴声歌曲中的著名篇章,现存42首,有的虽近于色情描绘,但总起来看还是健康的。“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荆楚一带,包括江陵、襄樊、邓县等城市,现存142首,有《石城乐》、《乌夜啼》等34曲,大都写商贾的水上生涯和商妇送别怀人的。可见“吴歌”、“西曲”大都是市井的产物,而“西曲”的市井特色最为明显。

三 唐宋时期的讲唱文学和话本

市井文学发展到了中唐,其形式主要表现为讲唱文学,如变文和一部分民间词。变文最初以宣传佛教经义为主要内容,在六朝后期已经深入民间。到唐代,“俗讲”就更为流行。随着讲唱活动的流行,其内容也有所扩展,并逐渐扩展到讲唱世俗故事,而其中有一类专讲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变文》,通过讲唱孟姜女万里送衣、远道寻夫、哭倒长城、认取尸骨等悲痛场景,揭露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古代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而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民间曲子词题材内容广泛,一些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情爱的作品,其市井特色也尤为突出。

在宋代,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话本”小说的出现。“话本”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的思想和生活,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封建势力对于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大商户之女周胜仙和平民范二郎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大胆反叛,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

四 元代的杂剧和南戏

元杂剧是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音乐、歌舞、道白、作工等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

据资料统计,元杂剧作家约有两百人,除了书会才人和伶工艺人外,还有医生、商人、文官、武将以及许多无名氏作者。有的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痛苦,如《窦娥冤》,主人公窦娥善良安分,甘守孤苦,竟被残酷杀害;有的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望江亭》写谭记儿降服了不可一世的权豪势要杨衙内;有的歌颂农民英雄,如《李逵负荆》刻画了李逵鲁莽直率又嫉恶妒仇的英雄性格;有的描写恋爱婚姻,反映妇女悲惨命运,如《墙头马上》中李千金与裴少俊相爱,毅然弃家出奔,面对封建势力始终不屈。

南戏是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吸取了元杂剧的某些优点,到元代后期杂剧趋向衰微时,南戏兴盛起来。元代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十多种,其中成就较高的《琵琶记》,塑造了赵五娘敬老怜贫的优秀品格,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五 明代的拟话本、传奇和明、清之际的长篇章回小说

明代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写的白话短篇小说即为拟话本,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歌颂了杜十娘对自由爱情的强烈追求及其善良、刚强的性格,批判了李甲对爱情的背叛,鞭挞了孙富破坏他人幸福的罪行,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是了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新思想的反映,是市民意识的表现。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莘瑶芹之所以看重卖油郎秦重,主要是由于卖油郎是真正的爱她和敬重她,“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

在明代中叶以后,传奇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部杰出的爱情悲喜剧,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批判了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并歌颂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不屈斗争。

明、清一些长篇章回小说中,关于市民意识的表露也很突出。著名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次起义,从造反开始,写到接受招安,征讨方腊,功成被害为止。它成功地刻画了宋江、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等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好汉的形象,他们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若干阶层的生活面貌。作品虽写农民起义,但描述中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许多英雄人物是市民出身的,不少英雄是市民理想化的英雄。

《金瓶梅》所描写的官场和城市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它对城市生活场景和社会风情习俗的描写,十分生动而具体。这些描写,为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宗教、民俗、手工技艺等各方面的真实材料。”

清代前期蒲松龄所写的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现象,同时还讴歌了光明,塑造了他理想中的人物。那些乐于助人富有反抗精神、忠于爱情的花妖狐魅,如红玉、婴宁等,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清代的民间讲唱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以弹词、鼓词、子弟书和民歌的成就较高。弹词流行于南方城镇,如《天雨花》、《再生缘》、《珍珠塔》,内容大都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极其感人,很受市民群众和广大妇女的欢迎。

综上所述,唐代是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空前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都成为人口密集的通都大邑。在这里聚集着官僚、地主、文人、豪侠、商贾、手工业者、歌妓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流传着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为市井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变文等讲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宋、元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一些大都市里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游艺场所——勾栏瓦舍,而“说话”就是瓦舍伎艺中较受人欢迎的一种。说话的听众大多是下层市民,他们喜欢塑造的自己阶层中的艺术形象,所以话本的人物有许多是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婢女、妓女、江湖流浪汉等,这些话本的题材是深受市民所喜爱的。

而明、清文学的繁荣,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从明初开始,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愿望,要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比之传统的诗歌、散文,能更好的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2

关键词:市井文学 传奇 杂剧 小说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类别,黄宗羲提到“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鲁迅先生有过“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言论。虽分类标准有差别,但所提及的“山林之文”、“山林文学”、“帮闲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市井文学”(或市民文学),可见市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角度来说,市井文学的产生、发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市井”,乃市街之通称。“‘市井文学’是指在市井细民中流传的,供他们欣赏娱乐的文学。明代李开先曾搜集市井艳词,并撰《市井艳词序》。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许多古代着作都曾提到“市井”,可见市井文学的广泛所在。关于其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样式中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 汉乐府中的一些民歌

市井文学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汉乐府中的某些民歌。如《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悲惨遭遇。因父母早逝,受尽兄嫂虐待奴役而痛不欲生。这首诗暴露了当时地主兼商人这类剥削者的贪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怨恨情绪,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东门行》叙述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生活面临绝境时挺而走险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下层人民被逼反抗的事实。《陌上桑》叙述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赞美了罗敷的坚贞和智慧,暴露了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荒淫与无耻。汉乐府中的这些民歌都流传于城市中间,反映的是下层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二 南朝民歌中的“吴歌”、“西曲”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现存歌辞326首,有《子夜歌》、《读曲歌》等20余种,大都是恋歌。

其中《子夜歌》是吴声歌曲中的着名篇章,现存42首,有的虽近于色情描绘,但总起来看还是健康的。“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荆楚一带,包括江陵、襄樊、邓县等城市,现存142首,有《石城乐》、《乌夜啼》等34曲,大都写商贾的水上生涯和商妇送别怀人的。可见“吴歌”、“西曲”大都是市井的产物,而“西曲”的市井特色最为明显。

三 唐宋时期的讲唱文学和话本

市井文学发展到了中唐,其形式主要表现为讲唱文学,如变文和一部分民间词。变文最初以宣传佛教经义为主要内容,在六朝后期已经深入民间。到唐代,“俗讲”就更为流行。随着讲唱活动的流行,其内容也有所扩展,并逐渐扩展到讲唱世俗故事,而其中有一类专讲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变文》,通过讲唱孟姜女万里送衣、远道寻夫、哭倒长城、认取尸骨等悲痛场景,揭露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古代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而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民间曲子词题材内容广泛,一些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情爱的作品,其市井特色也尤为突出。

在宋代,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话本”小说的出现。“话本”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的思想和生活,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封建势力对于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大商户之女周胜仙和平民范二郎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大胆反叛,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

四 元代的杂剧和南戏

元杂剧是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音乐、歌舞、道白、作工等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转贴于

据资料统计,元杂剧作家约有两百人,除了书会才人和伶工艺人外,还有医生、商人、文官、武将以及许多无名氏作者。有的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痛苦,如《窦娥冤》,主人公窦娥善良安分,甘守孤苦,竟被残酷杀害;有的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望江亭》写谭记儿降服了不可一世的权豪势要杨衙内;有的歌颂农民英雄,如《李逵负荆》刻画了李逵鲁莽直率又嫉恶妒仇的英雄性格;有的描写恋爱婚姻,反映妇女悲惨命运,如《墙头马上》中李千金与裴少俊相爱,毅然弃家出奔,面对封建势力始终不屈。

南戏是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吸取了元杂剧的某些优点,到元代后期杂剧趋向衰微时,南戏兴盛起来。元代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十多种,其中成就较高的《琵琶记》,塑造了赵五娘敬老怜贫的优秀品格,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五 明代的拟话本、传奇和明、清之际的长篇章回小说

明代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写的白话短篇小说即为拟话本,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歌颂了杜十娘对自由爱情的强烈追求及其善良、刚强的性格,批判了李甲对爱情的背叛,鞭挞了孙富破坏他人幸福的罪行,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是了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新思想的反映,是市民意识的表现。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莘瑶芹之所以看重卖油郎秦重,主要是由于卖油郎是真正的爱她和敬重她,“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

在明代中叶以后,传奇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部杰出的爱情悲喜剧,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批判了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并歌颂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不屈斗争。

明、清一些长篇章回小说中,关于市民意识的表露也很突出。着名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次起义,从造反开始,写到接受招安,征讨方腊,功成被害为止。它成功地刻画了宋江、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等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好汉的形象,他们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若干阶层的生活面貌。作品虽写农民起义,但描述中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许多英雄人物是市民出身的,不少英雄是市民理想化的英雄。

《金瓶梅》所描写的官场和城市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它对城市生活场景和社会风情习俗的描写,十分生动而具体。这些描写,为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宗教、民俗、手工技艺等各方面的真实材料。”

清代前期蒲松龄所写的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现象,同时还讴歌了光明,塑造了他理想中的人物。那些乐于助人富有反抗精神、忠于爱情的花妖狐魅,如红玉、婴宁等,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清代的民间讲唱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以弹词、鼓词、子弟书和民歌的成就较高。弹词流行于南方城镇,如《天雨花》、《再生缘》、《珍珠塔》,内容大都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极其感人,很受市民群众和广大妇女的欢迎。

综上所述,唐代是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空前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都成为人口密集的通都大邑。在这里聚集着官僚、地主、文人、豪侠、商贾、手工业者、歌妓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流传着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为市井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变文等讲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宋、元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一些大都市里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游艺场所——勾栏瓦舍,而“说话”就是瓦舍伎艺中较受人欢迎的一种。说话的听众大多是下层市民,他们喜欢塑造的自己阶层中的艺术形象,所以话本的人物有许多是手工业者、中小商人、婢女、妓女、江湖流浪汉等,这些话本的题材是深受市民所喜爱的。

而明、清文学的繁荣,也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从明初开始,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愿望,要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比之传统的诗歌、散文,能更好的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3

这里所说的“市井”,乃市街之通称。“‘市井文学’是指在市井细民中流传的,供他们欣赏娱乐的文学。明代李开先曾搜集市井艳词,并撰《市井艳词序》。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许多古代著作都曾提到“市井”,可见市井文学的广泛所在。关于其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样式中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汉乐府中的一些民歌

市井文学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汉乐府中的某些民歌。如《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悲惨遭遇。因父母早逝,受尽兄嫂虐待奴役而痛不欲生。这首诗暴露了当时地主兼商人这类剥削者的贪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怨恨情绪,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东门行》叙述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生活面临绝境时挺而走险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下层人民被逼反抗的事实。《陌上桑》叙述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赞美了罗敷的坚贞和智慧,暴露了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荒淫与。汉乐府中的这些民歌都流传于城市中间,反映的是下层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二、南朝民歌中的“吴歌”、“西曲”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现存歌辞326首,有《子夜歌》、《读曲歌》等20余种,大都是恋歌。

其中《子夜歌》是吴声歌曲中的著名篇章,现存42首,有的虽近于色情描绘,但总起来看还是健康的。“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荆楚一带,包括江陵、襄樊、邓县等城市,现存142首,有《石城乐》、《乌夜啼》等34曲,大都写商贾的水上生涯和商妇送别怀人的。可见“吴歌”、“西曲”大都是市井的产物,而“西曲”的市井特色最为明显。

三、唐宋时期的讲唱文学和话本

市井文学发展到了中唐,其形式主要表现为讲唱文学,如变文和一部分民间词。变文最初以宣传佛教经义为主要内容,在六朝后期已经深入民间。到唐代,“俗讲”就更为流行。随着讲唱活动的流行,其内容也有所扩展,并逐渐扩展到讲唱世俗故事,而其中有一类专讲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变文》,通过讲唱孟姜女万里送衣、远道寻夫、哭倒长城、认取尸骨等悲痛场景,揭露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古代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而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民间曲子词题材内容广泛,一些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情爱的作品,其市井特色也尤为突出。

在宋代,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即“话本”小说的出现。“话本”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的思想和生活,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反映封建势力对于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姻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大商户之女周胜仙和平民范二郎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大胆反叛,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

四、元代的杂剧和南戏

元杂剧是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音乐、歌舞、道白、作工等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

据资料统计,元杂剧作家约有两百人,除了书会才人和伶工艺人外,还有医生、商人、文官、武将以及许多无名氏作者。有的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痛苦,如《窦娥冤》,主人公窦娥善良安分,甘守孤苦,竟被残酷杀害;有的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望江亭》写谭记儿降服了不可一世的权豪势要杨衙内;有的歌颂农民英雄,如《李逵负荆》刻画了李逵鲁莽直率又嫉恶妒仇的英雄性格;有的描写恋爱婚姻,反映妇女悲惨命运,如《墙头马上》中李千金与裴少俊相爱,毅然弃家出奔,面对封建势力始终不屈。

南戏是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吸取了元杂剧的某些优点,到元代后期杂剧趋向衰微时,南戏兴盛起来。元代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有十多种,其中成就较高的《琵琶记》,塑造了赵五娘敬老怜贫的优秀品格,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五、明代的拟话本、传奇和明、清之际的长篇章回小说

明代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写的白话短篇小说即为拟话本,冯梦龙“三言”中的拟话本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歌颂了杜十娘对自由爱情的强烈追求及其善良、刚强的性格,批判了李甲对爱情的背叛,鞭挞了孙富破坏他人幸福的罪行,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也是了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新思想的反映,是市民意识的表现。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莘瑶芹之所以看重卖油郎秦重,主要是由于卖油郎是真正的爱她和敬重她,“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

在明代中叶以后,传奇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部杰出的爱情悲喜剧,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因情而死,由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批判了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与反动,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并歌颂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不屈斗争。

明、清一些长篇章回小说中,关于市民意识的表露也很突出。著名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次起义,从造反开始,写到接受招安,征讨方腊,功成被害为止。它成功地刻画了宋江、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等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英雄好汉的形象,他们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若干阶层的生活面貌。作品虽写农民起义,但描述中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许多英雄人物是市民出身的,不少英雄是市民理想化的英雄。

《金瓶梅》所描写的官场和城市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它对城市生活场景和社会风情习俗的描写,十分生动而具体。这些描写,为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宗教、民俗、手工技艺等各方面的真实材料。”

清代前期蒲松龄所写的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现象,同时还讴歌了光明,塑造了他理想中的人物。那些乐于助人富有反抗精神、忠于爱情的花妖狐魅,如红玉、婴宁等,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清代的民间讲唱文学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以弹词、鼓词、子弟书和民歌的成就较高。弹词流行于南方城镇,如《天雨花》、《再生缘》、《珍珠塔》,内容大都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极其感人,很受市民群众和广大妇女的欢迎。

综上所述,唐代是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空前繁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都成为人口密集的通都大邑。在这里聚集着官僚、地主、文人、豪侠、商贾、手工业者、歌妓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流传着形形的奇闻趣事,为市井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变文等讲唱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4

纪年法《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课本注:“十年,鲁庄公十年。”《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课本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继立为皇帝,称为二世。”此两例用的是王公纪年法。王公纪年法是我国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国君即位年次来纪年的,一般以元、二、三的序数递记,直至旧君出位为止。《桃花源记》:“晋太元中。”课本注:“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课本注:“元丰,公元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课本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赵桢的年号。”《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十二月。”课本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此四例用的都是年号纪年法。年号纪年法是皇帝年号加序数的纪年法,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法与王公纪年法不同,一个君王可以只用一个年号,也可以有若干个年号,例如武则天就用了十七个年号,使用最长的也只有四年。苏轼《水调歌头》小序中写到“丙辰中秋”,课本注:“丙辰,熙宁九年(1076)。”此例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自东汉,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到现在没有中断,因此可以向上逆推,知道古代某年是什么干支。

纪时法《智取生辰纲》:“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课本注:“辰牌,辰时,相当于上午七时至九时。牌,古代用铜壶滴水的方法计时,报时用‘时牌’,所以常用‘辰牌’‘申牌’等字样来说时间。申时,相当于下午三时至五时。”此文还好几次提到“辰牌”“申牌”等表时间的词。此例用的是地支纪时法。古人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用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两小儿辩日》“: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课本注:“日中,正午。”《陈太丘与友期》:“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课本注:“日中,正午时分。”《岳阳楼记》“: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课本注:“朝晖夕阴,或早或晚(一天里)阴晴多变化。”《湖心亭看雪》:“是日更定。”课本注:“更,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此几例隐含着我国古代计时的知识。古人主要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若干时段。一般地说,日出时叫旦早朝晨,日入时叫作夕暮昏晚,所以古书上常常见到朝夕并举、晨暮并举、晨昏并举等。太阳正中时叫作日中,将近日中的时间叫作隅中,太阳西斜叫作昃。又,古人对于一昼夜有等分的时辰概念之后,用十二地支表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小时。和现代的时间对照,夜半十一点(即二十三点)开始是子时,凌晨一点开始是丑时,三点开始是寅时,五点开始是卯时,其余以此类推。

北斗刘方平《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平南斗斜。”课本注:“南斗,星宿名,在北斗七星南。”课本没有对“北斗”进行注释,有点遗憾。北斗是由天柜、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了解了北斗的知识,对于“斗转星移”一类成语的意思便明白易晓了。

社日陆游《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晏殊《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课本注:“新社,指春社日,古代祭祀土地神以祈丰收,时间在立春后,清明前。”社日,农家祭社祈年的日子,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在春分前后)。王驾《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是春社。又,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是秋社,在秋分前后。

清明晏殊《破阵子》:“梨花落后清明。”清明,就是清明节。古人常常把清明和寒食联系起来,寒食节与清明本是毫不相干的,前者是有着远古生活遗迹的冷食与改火的节日,后者本是节气名称。唐宋时,清明节代替了寒食节,成为以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为中心的全国性节日。无论是寒食改火,还是清明扫墓,都是对生命力复苏的渴望。

花朝《满井游记》:“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课本注:“花朝节,旧时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说这一天是百花生日。”

端午节晏殊《破阵子》:“疑怪昨宵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课本注:“斗草,一种游戏,也叫‘斗百草’。”《唐五代语言词典》第99页有更为详细的解释:“斗草:民俗,端午节有踏青比赛识百草之戏。唐人称斗百草,也称‘斗草’。”斗草为我国古代儿童及青年妇女的一种游戏。大约在春夏之时,同伴三数人寻取草色中吉祥而又罕见者多种,各道名目,进行比赛,赌为胜负。咱1暂斗草之戏,大约兴起于南朝,至唐宋而极盛。崔颢《》诗:“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又《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也有斗草故事,说明斗草之戏到了清代还在流行。

七夕节《说屏》一文引用了杜牧《七夕》中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七夕,七月七日。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乞巧习俗以及伴随着它的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是节日的基本内容。魏晋以后,乞巧习俗日益普及。《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七月七日),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钅俞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唐宋时的乞巧习俗基本未变。

中秋节苏轼《水调歌头》(中秋)是咏中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中秋,八月十五日。人们以为这时的月亮最亮,所以是赏月的佳节。团圆平安,是老百姓中秋之夜的美好祝愿。

重阳节李清照《醉花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孟浩然《过故人庄》“:等到重阳日,还来就。”重阳,九月初九日。古人以为九是阳数,日月都逢九,所以称为重阳。古人在这一天有登高饮酒赏菊等习俗。传说登高的目的是为了避害。据《续齐谐记》汉末道士费长房劝告桓景在重阳时带茱萸囊,携家人登山避难。茱萸是一种有着浓烈香气的常绿小乔木,有着避除恶气、抵御初寒的功效。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苵萸少一人。”

度量衡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度量衡”是关于长短、多少、轻重的量。我国关于计数与计量的历史悠久而深厚。在古诗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古代度量衡的只言片语记录。

寻、仞、尺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寻”即为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一说七尺)为一寻。《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仞”也是古代长度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而此句中的“方”指“面积”,方七百里,就是四周各七百里。古代计算面积,用截长补短的办法,把不规则的边长变成正方形,再计算它的面积。《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修八尺有余”,明确提到尺。战国时期一尺长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邹忌长八尺多就是高达1.84米多,这比当时七尺之躯(1.61米)的普通人无疑要高出一大截,这也难怪邹忌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在镜子前照来照去了。

石、斗、角韩愈《马说》:“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白居易《观刈麦》:“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两句都提到“石”,“石”是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吏禄三百石”指当时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一年的薪俸大约是三百石米。《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这里的“角”是古代量器,用作酒的计算单位。李白《将进酒》“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中的“斗”也是古代量器,十升为一斗。《说文》:“斗,十升也。”一斗值十千钱(即万钱),形容酒美价贵。《鱼我所欲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钟”也是古代的一种量器。课本注:“万钟,高官厚禄。”

乐律

五音杜牧《夜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课本注:“商女,歌女。”未详其所以。“商女”之“商”,是“宫商”之“商”,古以配秋,其音悽怆,故歌妓、女伶别称“秋娘”“秋女”。咱2暂18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排起表来,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是:【四季】春夏季夏秋冬【五声】角徵宫商羽【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行】木火土金水这种配合关系,可由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所以角配春。《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由此类推。

八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王维《竹里馆》:“弹琴复长啸。”刘禹锡《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诗经两首》:“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几例涉及古代的八音。八音,是指上古的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依《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镈,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鼗,丝指琴瑟,木指柷敔,匏指笙,竹指管箫。

乐器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课本注:“玉笛,精美的笛。”刘禹锡《陋室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课本注:“素琴,不加装饰的琴。”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胡琴琵琶与羌笛。”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怀旧空吟闻笛赋。”王盤《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此几例涉及笛、琴、琵琶、喇叭、唢呐等乐器。须指出的是,琵琶这类乐器源出西亚一带,大约在东汉时传入。明代流行的吹管乐器唢呐,也源出于西亚一带,是从波斯经由新疆传入内地的。由乐器名称,可以看出中外音乐文化的频繁交流现象。

《诗经》九年级《语文》下册选了《诗经》中的两首诗《关睢》与《蒹葭》。课本注:“《关睢》,选自《诗经•周南》。《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也称‘诗三百’,这些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此注还需补充说明。实际上,《雅》分《大雅》和《小雅》,前者为贵族乐歌,后者多半为贵族乐歌,也有一部分民歌;《颂》是祭祀祖先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乐府七年级下册《木兰诗》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八年级上册《长歌行》也选自《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乐府”是朝廷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秦朝设置太乐令、太乐丞及乐府令、乐府丞。汉承秦制,朝廷也设立“太乐”和“乐府”两个音乐机构。前者掌管雅乐,后者掌管世俗音乐“。乐府”对搜集整理和传播民间音乐起到了重要作用。乐府本为朝廷掌管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搜集、整理(有时也创作)歌曲中的歌词,诗歌分类中叫乐府或乐府诗,后来文人模仿乐府旧题创作的诗篇亦称乐府诗。到了唐代,白居易等人不再模仿乐府而是“即事名篇”进行创作,最后使乐府脱离了朝廷机构,也与音乐无涉了。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5

在社会价值观中处于核心地位,并起到统领及主导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与高等学校不同,高职院校具有属于其自身特点的文化特征,在融入了过多的企业元素同时,也导致追求利益的企业思想开始妨碍高职院校文化的建设。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普遍不高,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精髓。正基于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来,有助于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及价值标准,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改革以及文化领域的变动都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吋,处在这一阶段的大学生也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使得价值观、思想认知发生着巨大变化,为一些不良思想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旦缺乏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高职学生必将无法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高职院校作为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地方,对人才的要求不仅是在过硬的技术方面,更是在良好的综合素养方面,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必须坚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除此之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去还有利于校园精神文化的凝聚。近些年来,高职院校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其硬实力建设不可分离,当然与彰显其软实力的文化建设也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精髓所在,在道德意识、精神及信念因素等多方面体现出来,其灵魂浸润到整个校园文化中,使整个校园都充满凝聚力和感染力。在高职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核心价值体系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社会奉献进行衡量,就教师、学生以及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予以维护,协调各个角色之问的关系,将极具特色又极具时代精神的高职校园文化精祌凝练出来。

另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去,还有利于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人才问题是我国当前关乎国家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国家工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高职院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技术过硬、具有创新精神且作风良好的综合性人才的使命,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为了更好地营造培养高素质、技能型综合人的整体氛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中指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阵地、主要渠道的作用,可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要求既突出强调了高职院校的基木任务,也为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逑设指明了方向。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6

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备实质的体现,部分文学家将古典主义看做是独特的文学创作方法,逐步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对此做以下分析:

1、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构建背景

现代文学中构建古典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周作人和胡适虽然未正视古典主义的存在,但其对古典主义的思想恰好正面、客观的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背景,其认为古典主义的发展是中国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运行中,基本同属于文艺复兴,只是缺乏自觉性和实质的划分点,导致新、旧文学同期出现,而此时古典文学已经在现代文学中存在,仍旧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例如:胡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演说中,已经重点表明中国文学的理性变化,表示中国文学正在发生典范性的变化,逐渐代替传统、老旧的思想,而且暗示在新旧文学共存的转折时期,旧文学会逐渐被新文学代替。所以,胡适的思想虽未正面明确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文学的发展,也为提倡古典文学的思潮,但是实质上解析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必然,为古典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实际背景。

2、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成熟状态

由于京派文学的出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走向成熟。京派文学中,提倡和谐和理性,诠释古典主义的内涵,因为和谐是古典主义精神层面的表现,同样也是京派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状态,针对京派文学进行研究,可发现其中大部分思想以及文学内涵与古典文学思潮存在关联性,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成熟发展中,作家孙犁更是推进现代文学的成熟,其创作的《耕堂杂文》偏重性的体现古典主义,文中强调了精神、人性与理念,最深层次的体现古典主义内涵。所以,以作家孙犁为主要标志,表明古典主义思潮逐步确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多体现古典主义思潮的作品被创造出来。

3、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基础奠定

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逐渐深化,后期现代文学的发展更是奠定古典主义的基础。例如:白春超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中提到古典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价值,综合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对古典主义重新归纳,既体现古典主义的一脉相承,又体现古典主义现代化的特性,为古典主义“现代化的理性”发展提供方向,进而将古典主义中的感情因素与理性因素,放置在平衡发展的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现代文学家对古典主义的正确认知。

二、结束语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7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古代文学的发展篇8

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古代文学,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文章结合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实际,探讨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策略,认为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关键词:

小学语文;古代文学;诵读

古代文学是小学语文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民族情怀,进而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能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但是,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古代文学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教师只是根据教材要求学生背诵古代文学,忽视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容易使学生的学习过于机械化,难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同时,教师和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诵读还不够重视,在学习中过于功利化,将学习成绩的提升作为衡量学生是否进步的指标,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还需及时提高认识,改进教学方式,重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主体,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以科学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逐步认识、了解古代文学,并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探究中有所收获。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使用文言文,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交流用语不同。学生在理解时可能会感到困难,倘若教师仍采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难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需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带领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乐趣,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推动学生主动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在学习《两小儿辩日》之前,教师可以先问问学生们:“大家认为太阳什么时候距离人近,什么时候距离人远呢?”首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活跃课堂氛围,当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思考给出答案时,教师再进行引导:“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古人也有过研究,我们不妨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这样就能够顺利地将学生的思考过渡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学生不仅可以更有效率地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能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

二、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

诵读是小学语文古代文学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有感情地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学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感受古代文学所描绘的意境,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为学生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教师在教学教材中的古代文学作品前,可以让学生先自行朗诵,利用课余时间查阅文中字词的含义,再结合自己的理解或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来进行有感情的诵读。然后,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诵读,除了要正确的发音、断句之外,同时还需要结合文章所体现的感情,这样才能将机械式的读书变为欣赏式的诵读。除此之外,学生在课外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古代文学,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为学生选取一些适合他们诵读的古代文学书籍,供学生在课外进行诵读,同时需要提醒学生,课外诵读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快,而在于深入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表达的情感,正确欣赏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美。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爱玩是小学生的天性,倘若教师一味地将学生束缚在课堂中,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形式,进而促使学生保持对古代文学学习的热情,使古代文学的传播达到较好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年级中开展古代文学作品朗诵大赛,让学生在诵读古代文学中感受古代文学的美好意境,同时,学生之间也有机会进行探讨,相互交流自身在古代文学学习或欣赏中的收获,从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去。除此之外,学校也可以模仿近期非常热门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华,使学生的能力和付出得到更多的认可,这样不仅丰富了校园活动的形式,带动了校园的文化建设,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的信心,激励更多的学生主动学习古代文学。综上所述,进行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仅符合时展的要求,而且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带领学生认识古代文学,了解古代文学,在此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树立保护经典、传承经典的意识,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巧芸.小学语文经典诗文诵读的有效策略[J].科教导刊(下旬),2016(5):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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