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盲目学习和模仿城市与西方景观思想，失去特有的区域特色
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新建农村聚集点形成城镇化进而推动城市化，但这并非是要按照城市化的方式进行新农村建设，更不是按照城市化的标准甚至是具体形象进行新农村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如果采用城市化的标准去衡量农村居住环境，最终建立起来的农村无疑是一个又一个的袖珍城市，既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同时也打破了数百年来形成的和谐的人居关系。
（二）主观设计思想主导着客观的农村环境，使其失去形式上与思想中的乡土景观
众所周知，所有的乡村景观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人们居住在此种自然的、朴素的甚至是原生态的人居环境之中，早已习惯了此种环境氛围，与其具有一种天然的心理联系和情感亲和力。然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往往采用“一刀切“”标准化“”规范化”甚至是“整齐划一”的思想来进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以主观的思想追求类似城市中居住方式的时尚与奇异，或者是在现代化、城市化思想主导下，通过主观臆断的方式来决定农村居民的审美标准、功能需求和价值追求等等，从而忽视了农村聚落空间中客观存在的人居意识。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利益、形象工程的推动下，在地域文化、生态影响、社会生活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乡土生活不被重视，使广大的农村地区逐渐失去了形式上与思想中的乡土景观，尤其是失去了其浓厚的田园气息和各种乡土景观物象，使原有的乡土生态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浪费。
（三）注重形象工程，造成景观建设过程中文化价值与功能价值的缺失
当前的新农村景观建设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一种农村景观设计与发展规划，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发展以及整体面貌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帮助意义。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相关工作人员往往把新农村景观建设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进行发展，只注重形式上的美观或者是农村景观数量、规模的发展，而忽视了特定景观对象应有的文化价值与功能价值。尤其是无法与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审美观念等结合起来，最终既浪费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又破坏了农村聚落原有的生活氛围，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为了建设特定景观而造成对村民情感、观念、信仰方面的伤害，失去了新农村景观建设的初衷。
（四）当前的新农村景观建设思想忽视对农村传统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保护
当前的新农村景观建设非常注重“以新代旧“”破旧立新”的发展思想。一方面是不断地拆除位置欠佳、经济效益低、视觉效果不好或者是破旧残缺的传统景观对象，而以新的、更加漂亮美观的尤其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景观对象加以取代。另一方面，是对固有的自然景观进行过度的开发，比如推山填湖、开路建房等大规模改造运动，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处处可见的一种现象。人们往往花很大的力气把原本自然生态的环境改造成规则机械、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样子。殊不知，农村聚落原始的特征，尤其是特有的地形地貌与动植物群落等是最珍贵的资源财富，是其最典型的景观对象，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而人为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新农村景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一）秉承传统美学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观物象
传统美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精髓所在。从人居环境的角度来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诸多既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又具有一定理性思想的 美学观念，比如《水龙经》中提到“穴虽在山，福祸在水”；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出“山以水为血脉”，这充分说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把“水”视为福之所倚、财之所依。除此之外，我国传统农耕社会还非常重视“天人合一、容达之力”的村落发展思想。最后，我国还非常重视“复归于朴，和谐之势”的村落发展思想，要求有山、有水、有树、有人、有建筑、有牲畜，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一种综合体。因此，在当前新农村景观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贯穿这方面的思想，尤其是注重对当地本土景观的保护，从而提高农村景观建设水平。
（二）重视新农村景观规划中的地域文化传承与保护
一般来说，新农村景观建设中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质上是对地方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保护具有一定历史和文化传承性的旧建筑、旧物象，让其成为当地历史发展的“活化石”。其次，要保护特定农村区域环境内的建筑式样、自然景观、区域规划等，如果有需要，可以对其进行适当的修补、净化和装饰，但一定要注重对原生态的保护与传承。最后，就是要适当地拆除与当地文化或者是当地环境氛围相悖的无用建筑，最终实现既有区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设计手法的“门庭雅洁、室庐清靓”的现代农村景观环境。
（三）强化对传统生态景观的理解和重视农村景观本质上是具有明显田园特征
的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内涵和过程的景观类型，我们应强化对传统生态景观的理解和继承，包括用具有纯净精神的农村山水来对抗世俗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用具有宜人亲和特征的农村风光来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用恬淡朴素的哲学情怀来展现劳动之美，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生态景观的保护与有效利用之上的。因此，我们在新农村景观建设的过程中，要重视对自然生态，尤其是各个层面的山、水、树的保护，从而形成“绿色文化节点”“绿色历史长廊”的景观效果，既能够提升居民的视觉享受与文化认同感，也有利于提高其人居环境质量。
（四）应用传统文化元素提升新农村景观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景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 A
前言：我们国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取舍，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记载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兴衰变化，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有形见证和物质载体，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过于注重对于物质的追求，开始忽视和淡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景观陷入破碎化、边缘化的困局。
一、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内涵分析
景观包括庭院街道、公园广场、桥梁绿地等所有与人类工作生活相关的室外空间的形象。文化景观是指人们以时代和地域的文化为依据，通过对身边所处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形成的人文景观，通过景观的形态、功能、风格、色彩等外在形象，反映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地方文化特色，具有其独特性、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景观有着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承载着中国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同时也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以徽州传统文化景观为例，青砖、黛瓦、马头墙是徽州建筑的三大特色，其砖瓦上的雕刻细腻婉转，带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值得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另外，徽州因其自然景观的山水相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口文化”，人文建筑依山而建，依据山的地形，在打造住所时注重门窗的角度，保证采光，并使居住者能够随时欣赏山景。徽州的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雕也极受人推崇，而佛教的吉花莲花，因其气度和风采受徽州文化景观的青睐，与莲花造型相关的装饰物成为徽州传统文化景观的精美点缀，既栩栩如生又大气清新。
二、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意义
1、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城市景观不仅是人们工作生活的载体，不仅要具有功能性，还要具有审美价值，在保证了现代人生活工作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这样才能通过城市景观给城市居民和游客带来精神的感染和熏陶，陶冶人们的审美情操，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
2、 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素材
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丰富的元素和内涵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素材，其建筑材料、造型体现出的理念、底蕴给设计师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赋予了现代城市景观建筑思想与灵魂，使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之余，能够从视觉上获得更多感受，感受到现代城市除工业气息、灯红酒绿以外的更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体会到更加内在的不同城市所特有的精神内涵。此外，中国现代文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呈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先进、继承和包容的特征。
3、 满足大众生活和精神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然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城市居民一年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时间能够真正走出并远离城市，去充分体验大自然的
风光。大多时候，城市居民会挤出空余时间，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临近的城市休闲和娱乐，城市旅游受到现代人的热捧。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让人们不仅仅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还有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特色景观，让人能够消除长期保持的精神紧张感，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景观的传承和延续能让城市居民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找到自身更加根源的存在价值，获得更多积极向上的动力，同时增加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使人们内心更加平静安宁，生出更多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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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
随着生活或生产方式的转变，创新和保留村镇文化景观，强过对历史文化景观的简单的移除。传统的风俗习惯或建筑风格都是这样形成和保留下来的。
1、自然景观的保护
自然景观保护是维持村庄原有景观格局和空间结构，传承村镇文化景观的最重要方式。
2、人工景观的保护
不同地域产生特殊的地域性质，决定特殊的乡土文化。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方式符合村镇人民的文化和传统认知。
3、聚落景观的保护
聚落景观的保护应考虑到村镇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空间的整体布局、交通流线的组织、景观细节要素的表达 ， 最好通过对乡土景观的重塑和乡土意境的营造，协调村落空间序列、建筑和道路、绿化、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增强村镇景观的可别识性。因此，在对村镇文化景观进行设计的时候，不应限于构建物质实
体，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当地人在环境当中的人文生活。例如图岭南骑楼，根据岭南地区的隔热、遮阳、通风、防潮四大基本功能的要求，形成独特的岭南建筑聚落。骑楼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公共活动场所。其所形成的室内与室外过渡的虚空间，丰富并促进人们的生活交流，在购物逛街中增添生活情趣。在两广、福建、海南、赣南等地，有很多这样的建筑。
图 岭南骑楼
>>>>>>>>尽量以景观传统文化为主
四、村镇文化景观的保护方式
1、本地材料的使用
为了能更好地营造新农村乡土景观的田园风光和朴拙韵味，利用乡土材料的各种形态和特质，彰显地域特点，强化地方传统，维护农村的景观传统和自然生态环境，可以采取乡土材料与现代材料使用相结合的手法，或者使用现代材料模仿乡土材料的手法，来实现乡土材料质感与实用性的双赢。比如江西南昌湾里区梅岭镇新建民宅中 ， 通常使用乡土材料――竹，经过现代技术的简单处理 ， 就可以用来做栏杆等设施 ， 即经济又环保。
2、发展地域性植物
在村镇文化景观中最简单实用的景观要素，莫过于乡土植物的栽培。地域性植物是每一个地区永久性的标记 ， 代表不同地区的植被文化和地域风情。同时还可以更加完整地保护原生态系统 ， 展现地域特色。
3、使用传统景观符号
借助符号学对村镇文化景观进行剖析 ， 有效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将乡土景观的一切要素如柱、天花板、墙壁、楼道、窗户、入口、露天空间等均看作符号 ， 并将这些符号以现代设计手法配置于村镇文化景观中。
4、使用地域色彩
江南乡村传统建筑物通常使用青砖灰瓦、青石板或麻石板等材料 ， 整体呈现一种灰色调，或是加入木材的构造 ， 呈现棕灰色调。在一些重要的建筑或建筑的重要部位 ， 如门罩、房梁、屋檐边等用以红色为主的彩绘图案作为点缀。比如江西、安徽村镇文化景观的地域色彩倾向白色和灰色调的对比，福建、广东村镇文化景观的地域色彩倾向与砖瓦红和青灰色的对比。
5、空间尺度的使用
在村镇景观设计中 ， 控制建筑高度 ， 推敲道路空间的比例与尺度 ， 营造具有亲切感和安全感的村镇文化景观是非常重要的。
五、村镇文化景观问题的解决办法
1、文化景观的模拟
模拟各种景观赖以生存的环境 ， 探索环境磨合的过程。为了传承文化景观，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意境游。景德镇古窑场的制陶学习游就是好的例子，再比如红色革命线路游，都是文化景观下的重构和模拟。
2、改建、扩建或新建
为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可充分考虑农民、生产、生活需求，改建、扩建或新建新农村，一来防止乡土生态景观的消失，二来防止千篇
一律、千村一面地片面追求欧陆风、国际式、高层建筑。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完全照搬旧有的村落建设模式，也不能照搬与农村景观完全不能融合的城市建筑形式和环境景观，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外部环境、丰富的空间场所才是村落最为重要的特征。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同区域的村镇有自己不同的村镇景观，保护当下村镇景观和景观要素，适当整合、模拟、重构和景观提升，不仅是村镇发展保护的需求，也是新农村建设和村镇经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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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农村传统文化；农民群体
一 研究缘起及综述
当代农民群体包括留守乡村的务农群体和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外出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农村固有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习俗，这些传统的文化习俗在农民生活中起到“在场”和“缺场”的种种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农村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或时代了，而是成为整个人类行动和跨时代的现实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生存的或即将生存的大脑。因此，研究农村传统文化需要将农村场域和城市场域相结合，把农村群体和进城群体进行对比，将传统文化逻辑和现代文化逻辑相比较，以此来看待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新时代的国民，甚至是身处其中的农民群体也无法真正地认识到此种风俗习惯的重要作用，而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现代新生农民群体所轻视和忽略。运用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对农民群体文化中的固定行为模式进行心理解读，再通过简要分析外出务工农民群体的固有文化习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新的文化逻辑碰撞时产生的行为失范、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一系列社会后果，笔者将对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真实的心理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始终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密切相联，文化和社会心理行为的取向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从已有的对农村文化、社会网络、农民群体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产的象征，它使得人情的产生和形成，除了表现在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中，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2]。有的学者将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建构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利用符号互动论将“意义”视为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产生于行动者对行动情境的反应和泛化他人的态度，利用情境知识作为现实知识的构成部分，具有影响行动并建构社会的功能[3]。有的学者从跨文化心理学角度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背景下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获得文化学和心理学两方面的意义。也有学者从区域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差异较大，所以不同历史区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生活的民众在文化社会心理方面存在很大差异[4]。还有学者在社会转型及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利用民间文化的深厚传统和“送礼”的心理基础——安全心理及从众心理、面子心理，进行农村文化心理要素分析以指导农村社会文化建设[5]。
从以上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的文化传统，可从“符号互动论”、跨文化心理学、农民的社会人类心理学等角度，探讨社会情境与社会互动、不同群体与社会环境等关系，但学者们大多忽略了农民群体自身的现实心理体验和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象征。本文将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并着重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探讨农村传统文化及农民群体的现代性遭遇，对比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农民群体的日常实践得出一些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现代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二 基本概念及理论简介
关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思想，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讲述：第一、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由有机体的感受性选择决定了他的环境将是什么，在环境中发现的刺激本身释放出一种按照某种方式动作的趋势；第二、意识与有机体相联系的环境的关系：说明意识是取决于环境中某物与某个有机体的联系的一组特征，心灵的东西便于环境对于一个特定有机体所具有的特殊特征相应；第三、“自我”的普遍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区别：“客我”是普遍的，而个人的不同感受使普遍的“客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表现。“理性”出现在有机体（主我）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的有机体的态度（客我），并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种合理性的东西与群体的语言、文化等符号相关系，所以理性（心灵）以组织以及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是“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主我”对采取群体的态度时，发生的姿态唤起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姿态，这样无限循环下去，最终促使社会的改变。“客我”是指自我的关于他人对自我的形象的心理表象或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它代表自我的被动性、社会性的一面。“符号”就是用于唤起其他人反应态度的一套表意姿态（语言等）[6]。
农村传统文化指的是从农村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演化出来的一种族群的生存哲学，其主要内容包含农民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规范等。信仰体系主要有神、祖先、鬼三类；仪式形态有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的象征（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传统的文化除了满足一般民众的个人心理需要之外，还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对‘己’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私与公、人与‘超人’、世俗与神界关系的界定，是民间信仰仪式的主要内容”[7]。传统文化以惯有的亲属关系生产为中心的象征逻辑，深植于农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实践之中，例如祖先祭祀、人生礼仪、族谱修复、宗祠重建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以人的生产生活为目的的文化表现系统，但当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以物质经济生产为目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渗透时，这些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客我”普遍性模式，是正在消失还是复兴？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农村的社会网络互助关系将走向何方？流向城市外地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遭遇被排斥的境遇，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行为？
三 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一）对农村宗教仪式的分析
农村盛行的看风水、占验术等宗教仪式，在科学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下，往往被贴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在当今众多人类学家看来，宗教仪式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科学思维是平行的，并不存在进化高低等级之分。但正因为当今社会是以科学实证的唯物主义观统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模式，而巫术等民间信仰带有的神秘和超验色彩，在科学世界里显得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无法解释的认知模式，对于民众“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实现来说是毫无关涉的，因为民间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自己感知和解释世界的另类逻辑，特别是当农村文化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河床底端，对于表面的河水浪潮冲击要滞后甚至逆流而上，促使民间宗教的不断复兴，这种存在已久的事物，与其说是与来自人们对外界的一种恐惧感有关，不如说是民众的“自我”在当今过于唯物化、去魅化的现代社会认知压力下，寻找一种重新通往救赎的新途径。而将其打上“迷信”、“愚昧”、“落后”的标签，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过于强调和没有批判对象的虚假解释。相信鬼神、灵魂的存在，却又不能与其进行直接的交流以获取某种满足，但可以通过宗教“专家”获得某种联系，甚至达到某种神秘的体验和感应。这种基于个体的感应体验，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经验和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因此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客我”意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在。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采用一种悬置的态度，从它所关涉的社会情境来解读。
（二）农村宗教仪式复兴的社会心理探源
在当今农村，因人口流出、市场商业竞争渗入、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农民缺乏对现代性后果的有力预防，这使农民面临着种种不安全、不稳定的“客我”反应心理，急需各种特定力量来进行庇护。农民的“自我”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自然环境的稳定感情况下，除了“自我”在主观意识下的勤勉劳作外，还要寻求其他方式以满足“自我”的期望。因为农村社会对家庭繁衍的祈求、命运的掌控、声望的追求等，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客我”集体标准，而为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控制风险厄运带来的威胁是带来否定性的“自我”。寻求宗教、人情就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泛化的他人”使“主我”从中找到改变现实的另类途径。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意识模式的过程，这种有机体与物理对象的关系，与人们对巫术的关系和社会对象与自我之间的重合关系类似，是没有矛盾的“主我”行动决定融合其中，在动作之手段表现了目的[6]。
（三）农村宗教仪式的社会心理解读
在宗教仪式中，由民众、宗教“专家”、超验力量三者构成社会行为主体。民众祈求与自然环境、超自然力量的和谐共处，宗教“专家”作为联系人与自然、超自然的中介角色，完成民众对于自然、超自然的刺激形成的“客我”形象认知。民众对于超自然的相信，是民众与宗家“专家”进行合作的前提，也是民众对“专家”的角色扮演意义的信任。“专家”的角色扮演融合了民众和超自然环境的“客我”与“主我”的具有超验性的实践相结合，使自我在咒语、道符、姿态仪式等符号中得到表现。而民众的反应是否具有同一性和有组织性，关系到宗教仪式的普遍性与习惯性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社会时空）中的一种必然性关系中，以说明宗教仪式的意义，使民众的“主我”能通过“专家”的语言等符号的指示，直接做出针对“客我”的一系列可控制的行为，从而改变现状，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当然，“专家”的姿态符号系统并不为民众所熟悉，因为该符号系统对所有不同个体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由于对前者和超验力量的深信，民众以一种非思维的意识参与该过程，所以宗教仪式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心理意识内容，而只是当它和人类的表意符号成为同一的时候，意义才变成了有意识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等。所以说，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带着现代功利主义的理性心理偏见来看的。“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存在的东西，而是到后来人们的交换关系脱离自身的社会网络环境，变成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时才产生了理性计算的意识。
（四） 不同社会场景的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比较分析
当今农村社会环境急剧变迁，农村的社会关系、道德传统似乎日益衰微，他们的“客我”和主我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在所有中国村落里，都存在着两种或多或少互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信仰：一种是广义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促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原则是自我关照的、裂变的，其作用在于强调分化与差异性[7]。在市场经济越来越盛行、越来越“自由”的时代，个人选择能力的增强对经济理性约束的淡化甚至崩溃时，“经济人”的过于理性意识带来的异化后果，使得爆发式的逐利吞噬一切心灵（自我）[8]。所以，当今很多农村是以第二种原则占支配地位的，但另一方面，宗族等民间的互助网络势力在新的充满敌意的状态下，不断地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甚至主导着农村的社会变迁，提供国家无法提供的社会互助、公益事业等。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交换、消费不是封闭的存在，而是以历史记忆中的“客我”为标准，重新吸纳并调适外来的力量刺激，以整合进一个新的“客我”之中，“主我”仍然运用传统的符号模式去创造性社会实践，以实现符合传统的“自我”。所以说我们一味的以经济标准的“客我”去衡量农民的“自我”成就时，我们陷入了一个相当狭隘的“自我”偏见之中，盛行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这也许就是当今城市生活出现不安定或者社会维稳成本如此巨大的客观来源。因此，我们急需做的就是疏通河道，让河水中的每一分子找到属于自己前进的渠道以实现自我。
四、反思与总结
从农村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仪式、象征中，从农村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下的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外出的年轻农民群体的现代遭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仍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人们，仍然会坚持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客我”模式。日常实践一方面实现了个人自我，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原有的结构和系统，使社会的再生产得以继续循环下去。因此，复制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组织了社会环境的“客我”，“主我”受其影响和制约，不断地在现实环境中复制这些社会文化体系。但离开乡土这样的变异，是不影响农村体系的维持，而只会影响外出人的“自我”实践和实现，这是因为与城市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隔阂，他们并未实现“主我”与“客我”的融合。面对失去有普遍性意义的“客我”，“主我”也就失去了应对的所有期待、规范及理智，只剩下如何实现“自我”的优越感以获得自尊感，而面对不被尊重和无多大能力展现的社会环境下，只能采取一系列扭曲的行为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找不到真正的属于超越单一标准的“客我”，而这种“客我”与我们的大环境有关。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传统象征体系的生产复制为取向的人生取向，另一个是以物质经济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体系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以致当农民脱下传统的装束走向另一极时，难以找到适应现实的“客我”及那一套信仰、价值规范、情感和态度的反应体系。各层面的“客我”标准互不干涉，也就难以形成一个更高程度的“主我”的主观创造和发展水平了，自我也就不断地在现实无奈之中为寻找优越感而处于极端之中。
对农村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客我”的尊重，这对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教育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文化体系，却没有教会他们以什么方式来对待这种生产体系的裸的理性牢笼，使得他们像“流浪者”出没于城市的铁栏中一样。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不使其成为失去“客我”的单向度的人，让他们在工作的场域中找到归属感，形成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这不仅需要他们“主我”的主观性提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城市市民群体的不断地改变交流的态度，有情感的投入到现实行动中，作为城市的“东道主”和共同体的一部分做到应有的善待“客人”，客人的“客我”才能做到逐渐改变社会的感知结构，客人的“主我”才有可能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客人的“自我”才会因共同的社会情感利益和社会目标而平和实现的可能，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环境中形成亲情关系增长的共同体社区。米德认为：经济社会和普遍宗教能够接近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理想[6]，但缺乏普遍宗教信任的“去魅化”的经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是难以达到大同的理想。因此，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互助网络的维护，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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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3]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4]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5]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6] 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7]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8]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页
一、基本情况
望松街道境内有始建于民国初期的黄家大院及始建于清代的吴弄古建筑群。黄家大院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民国初期续建，占地面积为6460平方米，建筑面积1942平方米。现保存较完整的只有楼房3座，1986年被列为松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是“七间”也称百寿厅，均围绕“寿”字为主题，牛腿和雀替上108个篆体寿字，无一雷同。吴弄古建筑群位于吴弄村，建筑群始建于清代，15幢古民居较完整地保留着清代至民国时期民居建筑风格，粉墙黛瓦，高耸的马头墙，错落有致，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农村传统文化概况
松阳县望松街道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古村落、古建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各行政村。2008年松阳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望松街道不断挖掘非遗资源，共收集资源线索153条，普查项目101项，基本掌握了辖区内非遗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
望松街道下辖的吴弄村文化底蕴丰厚，2003年，松阳县人民政府公布吴弄村为县级历史文化村；2012年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收录国家《第二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2015年获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
吴弄村较为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化有：舞龙灯、闹鱼灯（翻新亭）、鳌鱼灯（桂花亭）、民间小调等。吴弄民间习俗有大年三十祭拜社公，正月初一叶氏后代祭拜先祖等活动。望松街道民间传统节气大致有春节（过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代代相传。斗转星移，传统的民间岁时习俗依然如旧。
三、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现状
1.初步形成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机制。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先后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对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积极开展非遗项目申报。望松街道开展了《制豆腐皮》《石雕》《古沉木根雕》《晒红烟及加工技艺》《驱邪巫画》《吴弄社公祭祀》《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申报工作。经过评选，吴弄村2015年获浙江省第三批非遗旅游景区（民俗文化村）。《传统晒红烟及加工技艺》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豆腐皮制作技艺》、《黄家大院木雕技艺》列入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岗后村王客妹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注重农村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针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保护措施，特别是“活保护”措施。搭建非遗传承基地，在松阳城北小学建立太极传承基地，每星期上一堂太极教学课，并聘请专业老师授课。在吴弄村晒红烟陈列馆展出晒红烟实物、制作器具、种植、加工流程以及销售、烟具、烟俗等内容。开展晒红烟制作体验、演示活动，吸引游客，宣传松阳，提高松阳晒红烟知名度。
四、存在的问题
1.欠发达地区区位劣势明显。松阳县地处浙西南山区，是浙江省六个重点扶持的欠发达县之一。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历史和交通等多方面原因，松阳县非遗项目虽多，却是多数分布于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面临着薪火失传的困境，欠发达地区的区位劣势限制了我县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
2.非遗传承的年轻化转变。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传承人，而现今的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传承人不断老去，而年轻人却不愿意去学习，培养新的年轻的传承人已是非遗传承所面临的重中之重。
3.专业技术人员力量欠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工作量大、涉及面宽、专业性强，除了要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还要有一支业务精、善管理且较稳定的工作队伍。基层从事的非遗者多为半路出家，专业人才相当缺乏，尤其在乡镇一级，多数文化员身兼数职，导致许多工作流于表面，保护工作相对滞后。
4.非遗项目挖掘整理滞后。经过2008年非遗普查，我县共收集有价值的非遗线索2121条，然而现在县级非遗名录项目仅63项，还有众多富有价值的非遗项目未被包装整理。乡镇人手不足，挖掘经费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县的非遗项目挖掘整理滞后。
五、对策建议
1.夯实基础，大力建设“四大体系”。逐步建立资源、名录、传承人、传承基地四大体系，搭建非遗保护整体框架。一是完善非遗资源普查体系，在非遗普查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并整理挖掘重点项目，争取每年挖掘包装一个好项目；二是搭建四级名录体系，国家、省、市、县四级体系完善，争取有价值的非遗项目上等级；三是搭建代表性传承人四级体系，完善传承人梯队，培养一批年轻传承人；四是扩大非遗传承基地建设，立足现有的传承基地积极开展传习活动，新建一批非遗传承基地。
2.统筹协调，大力落实“四大保障”。逐步落实政策、组织、设施、资金四大保障，建筑非遗保护强力后盾。一是落实政策保障，从政策制度上保证非遗保护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二是完善组织保障，成立松阳县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组建松阳县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库；三是强化设施保障，以县非遗馆为龙头，乡镇非遗展陈室为辐射，搭建非遗展演展示平台；四是确保资金保障，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__县现行行政区划共辖10镇5乡，其中民族乡5个，是全市民族乡最多的县。全县共133个村民委员会，其中28个民族村，4个城镇社区，2921个村民组。其中474个民族聚居村寨，国土面积2804平方公里。__年年末统计总人口569610人，少数民族人口76051万，占 13.4 %，其中苗族50810人，彝族 24194 人，回族 153人。
我县非物质文化为主体的农村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省级公布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就有苗族芦笙舞传承人杨永松（2010年亡故），苗族腊染艺人朱开秀，竹雕工艺传承人国定聪，彝族酒礼歌传承人王学成等4名，《彝族酒礼歌》进入__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名录，与盐津、镇雄联合申报的《端公戏》亦为省级名录。
县域内主要居住的少数民族以苗族和彝族为主，共他民族零星居住，苗族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__县境内苗语分为川滇黔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两种，苗族古歌和芦笙舞是苗族人民记载从远古以来历史文化的载体，加以可以即景抒情，自由传唱的飞歌，一个民族的文化便得以在歌声中表现出来；顺着古歌所记载的线索，乌蒙山区名山大川，人文历史、婚嫁习俗，祭祀场所，迁徙路线等都可以得以考证。
苗族传统花山节、七月半、中秋节是展现民族文化的节日。
操川滇黔次方言苗族地区的跳坛祭祀和滇东北次方言地区自然与祖宗集体崇拜的山林祭祀民族文化较为丰厚，有待进一步发掘。
__彝族是最古老的世居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部方言，威宁、芒布次方言区，彝族有自已古老的文字，现濒临失传，我县彝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如祭祀舞蹈《灵桶舞》、也称铃铛舞。用肢体语言表现了古人类学习狩猎、农耕、战争、祭亡灵等社会活动场景。彝族文化内涵丰富，传统歌舞有“酒礼歌”、“小鸟飞”、“撒麻舞”以及对歌、故事歌等，彝语地名遍布全县，这些地名诠释着__古代民族迁徒，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其中古彝文记载的夜郎国地名就有多处。彝文黄氏神祖碑用古彝文镌刻，彝族文人陇润南、禄盛田等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摩崖石刻；伐乌关、火烧坝、拖姑梅彝族[，！]土目庄园既有川南庄园风格，有西方建筑成分，也有民族元素。
其他如树林菜家人（民族识别认定为彝族支系）的擀毡技艺，举族以此为业，传承久远，独树一帜；大湾子皮绵纸制造技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龙街的土陶器烧制，用古老的传统制作技术制作，牛街、柳溪竹编、竹雕工艺等传统手工技艺仍然在流传。另外我县民族民间文化还有《苗族古歌》、《打鼓草》、《唢呐调》、《召赞和爷让彩娥召彩和卯蚩彩娥翠》、《毕萧那》等。__的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
__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从2007年开展以来,对全县15个乡镇,137个村委、社区进行了认真、严肃，科学全面的调查，通过对实地每个个体文物进行历史意义、文物价值、人文、及自然环境、文物现状等进行考证，对文物坐标、坐落地点、文物类别、文物形状、保护面积等进行勘测，拍摄、登记，共普查登记了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共六大类，25个小类，总共84个不可移动文物点（处），经国家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修订，现有六大类，25个小类，65点（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在第二次文物普查基础上进行核实复查项目18处，新发现文物47处，消失文物14处。拍摄录入照片108张，绘制图纸71幅。
经省市确定的红色革命遗址94处，具体涉及罗炳辉、刘平楷、红二六军团长征乌蒙回旋战、红军滇川黔游击纵队、救贫义勇军四、五路军等，红色文化丰富、厚重。
（一）组织一次农村传统文化全面调查，通过全面调查摸清全县农村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家底，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对所有现存濒危农村传统文化文化遗产进行拍摄、录音、摄像和计算机录入整理并存入档案。以县政府名义公布一批县级农村传统文化文化遗产。
（二）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有复查不可移动文物18处，新发现47处，共计65处。建议对现存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挂牌保护，公布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对一些珍贵文化遗存，如钟鸣禄氏门联石刻、毛坪黑神庙龙柱及部分古建筑进行修复式抢救保护。以后在批建工程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程序办理，督促批建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建设区内的文物进行保护，以减少人为毁坏文物。
（四）__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文物，如革命军事家罗炳辉故居，早期革命先驱刘平楷烈
关键词：农村教师 传统文化素养
一、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概况
在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较城市比较落后，科技也比较落后，人们的素质较低。我们的父辈、祖辈甚至是没有受过教育，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培养农村教师是当务之急。自从一九八六年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来，我国孩子受教育权利得到了保证。但是对于农村来说，没有专业受过培训的教师，有些教师是临时上阵，观念落后，没有专业的知识和正确的教学方法，甚至职业倦怠。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国家进行了新农村建设，逐渐重视孩子的教育，并且紧抓孩子的教育，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壮大师资力量，因此农村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二、农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一）提高农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的重要意义
1、教育改革的需要
从2001年开始，我国不断进行课程改革。新知识、新理念不断取代陈旧的课程内容，而原来的教师无法跟上时代的要求，提高农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势在必行。
2、科学本质的要求
科学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是严谨的，农村教师因为本身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对科学的探究也无法深入，甚至某些教师传授给孩子错误的知识内容，反而误导孩子的学习，所以需提高农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让孩子接受正确的思想。
3、农村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来，我国实行三农政策，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教育自然也逐步提上日程，国家关注学生的发展，努力培养人才。
4、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看重孩子综合素质的提高，这包括孩子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孩子只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才是21世纪真正需要的人才，而孩子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主要依赖于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拥有较高教学素质。
由此看来，提高农村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二）提高农村教育的传统文化素养的措施
对于农村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村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教育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不能急于求成。提高农村教育的传统文化素养，具体有以下几种措施。
1、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老师，首先要自觉加强自身的修养，敬岗爱业，认真教学，做到真正对学生负责，真正使学生学到知识，让身处农村的孩子也能看到一个多彩的世界。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认真备课，写教案，对每个孩子进行仔细的分析，找出适合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
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要求教师，要有师德，做到关爱学生，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帮助学生，不计回报，无私奉献，如果教书育人者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教师的素养就得到提高了。教师要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其精华，提高自身修养。
3、而国家来需要做的，就是要倡导教师进行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国家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壮大师资力量，为农村教师提供学习的场所和机会，从而提高教师的教育技能与本领。
4、国家要壮大师资力量，专门培训一批农村教学队伍，针对农村发展现状，培养适合农村教学模式的人才。国家可以开设课程，设置专业，教授专门的教师教学技巧与方法，注重培训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这样一来，使农村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师资力量强大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会很自然的走上正轨。
5、现在科技不断发展，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而农村教学也可以发挥网络的作用，在有条件的地区，国家可以鼓励教师建立文化素质教育网站，利用该平台教师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的学习，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通过这样的方法，相信教师可以学到不少教书育人的方法与经验。
结束语：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法的，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教育是不能懈怠的，因此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尤其是农村地区，比较保守封建，教育的发展也就具有较大难度，但是我国农村人口较多，国家也越来越关注农村，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未来，提高农村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是必要的，这其中，教师自身要做的，国家要做的，学生要做的还有很多，未来的道路很漫长，教师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培养以及师资力量的壮大，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我们期待多年以后，农村的教育事业飞速发展，蒸蒸日上。
参考文献：
1.秦磊.农村教师培训实效性评价体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 灾后重建； 聚落； 传统文化； 新农村规划
1序：灾害造成农村巨大损失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世界震惊。四川省汶川、北川、青川等10个县、市灾情最为严重，严重受灾村庄多达3700多个，大部分村庄90%以上的房屋倒塌，乡村自然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生产生活设施损毁严重（http://www.aweb.com.cn/）。
1.1农村设施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农村建筑物与基础设施大量损毁，例如四川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14座小水电被毁，5座度假宾馆倒塌，56位村民死亡失踪，608户房屋倒塌；四川茂县凤仪镇坪头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四川北川县东溪沟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新规划的农家乐旅游和观光农业化为泡影（http://www.aweb.com.cn/）。此次地震还波及甘肃省陇南、天水、平凉、白银、武威、定西、庆阳、甘南、临夏等9个市州，其中甘肃省距离震源相对较近的陇南市灾情最为严重（http://www.zuwhxwyt.com/）。
1.2传统文化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化损失，物质文化中尤其以建筑文化的损失最为突出，特别是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碉楼和羌寨损毁惨重。四川省汶川县古羌王遗都萝卜寨，具有4500年历史的羌族村寨文化遗产民居全部倒塌；汶川的威州地区、雁门乡、龙溪乡、克林乡、绵篪镇五个乡镇，传统的羌族民居里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http://www.china-woman.com/）；四川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3座著名的古碉楼出现裂缝，楼尖部分垮塌，2000年历史的羌族村寨民居全部倒塌（http://www.aweb.com.cn/）。地震波及甘肃省陇南市的5个藏族乡震情非常严重，两万余名藏族人受灾（http://www.zuwhxwyt.com/）。非物质文化损失也非常惨重，北川县文管所保管的馆藏文物已全部被毁（http://culture.people.com.cn/）。
1.3次生灾害损失仍在持续
地震的瞬间威力令人瞠目；而另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威胁——次生地质灾害将长期侵蚀灾区农民的家园和生存环境。北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高半山地区地质灾害首当其冲，这里同时又是大量宝贵的羌族聚落的聚集区。鳞次栉比的羌房碉楼也许经历地震屹立不倒，但随着雨季的到来，难逃被泥石流、山体垮塌淹没的噩运。即使村落本身地质环境尚安全，其生产要素——土地、沟通外界的生命线等等也有遭地质灾害破坏的危险。当代技术可以加固山体、坚韧的羌人也许可以在悬崖上开辟出土地、勇敢的工程人员可以反反复复抢通道路，但在长期存在的地质灾害面前，为了几百人云中栖居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就将难以接受。这是愚公也拗不过的事实，在自然凶猛而漫长的毁灭力面前，“人定胜天”这句话完全没有意义。
2灾后重建任务势在必行
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http://www.ccdy.cn/pubnews/）。众所周知，灾后重建工作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然，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强调，要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等方式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加快灾区恢复重建（http://finance.aweb.com.cn/）。
2.1物质环境建设势在必行
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农村物质环境的重建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居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保障灾区民众在最快的时间内安定生活与恢复生产，是需要并重的物质环境建设目标。在针对农村居民安定生活的民居建筑恢复重建过程中，活动板房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既不适用也不经济，在原有村落或者原有民居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加固、维护、改造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途径。当然，对于那些被彻底摧毁的村寨，可能还要涉及到村寨新址的选择与新型村寨的规划设计，同时涉及到民居建筑的设计与建设。在针对恢复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道路交通与电力供应等是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统筹安排的，而农业机械与生产工具等设施则需要因地制宜，逐村逐户分别对待。
2.2精神家园建设势在必行
在物质环境建设的同时，受灾区域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一方面，灾区民众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抚慰。另一方面，灾区农村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羌族与藏族，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是需要关注的，诸如村寨宗教活动场所与装备的恢复重建、民居建筑中佛龛与祭祀设施的恢复重建等。这样，不仅可以让灾区村民重归原来的生活传统，同时让他们可以重建生活的信念，进一步重振民族文化。
3传统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物质环境的建设，还是精神家园的建设，都必须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许是非常显见的和具有共识的，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可能不容易落实，所以更需要加以关注。
3.1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包括在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体系与建筑体系。村落从组织肌理、空间结构到建筑的布局形体、装饰细节往往具有完美的和谐感，并与所处环境有机共生。这种体系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最适应环境最安全的人居形态。此外，羌族建筑特色鲜明，特别是羌族碉楼与石砌民居，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是值得保护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村寨的保护可能面临两种挑战：一是无意识的影响——即指各种社会力量为了帮助灾区农民尽快安居，而建设脱离原来村落与原有传统的村寨及民宅，或者在原来村寨中置入大量异质性内容，导致建设性破坏。二是价值观的扰动——即村民自己在外来文化与外来资金的影响下，不满足于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盲目引进外来的建筑类型进行建设，导致村落体系的破坏。上述两个方面，都是造成物质文化方面的“次生灾害”。通过长期深入研究，试图把握地方聚落的结构和部分文化内容，并在新的建设中予以继承，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如何在体现灾后重建迫切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对传统体系的扰动是值得思考、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3.2非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在《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座谈会》上讲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大部分又不在城市里。物质性的东西受到损毁可以进行修复，甚至可以重建，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了，比如传承人没有了，文化的根脉就断绝了，就永远没有办法衔接上（http://news.xinhuanet.com/）。
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羌族宗教文化、礼俗文化、服饰文化、传统节日、民间艺术、生活方式等等。同时，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语言、文化均靠年长者口授身传来传承。会羌语的长者、通晓羌族历史文化的“端公”等对羌文化的记述和传承至关重要，所以，羌族文化的保护，首先是人的保护（http://culture.people.com.cn/）。
3.3传统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3.3.1村落建设缺少技术力量
大量农村地区传统民居建造手艺高超，但建设现代建筑方面技术力量薄弱。成本不低、结构不合理的新农宅比比皆是，在这次灾害中损毁惨重。但统一的技术标准在农村地区并不适用。各地、各村、甚至各户农宅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风俗习惯都有很大区别。一刀切的工程技术要求部分农民无法承受。如何以低成本植入专业技术力量协助农宅建设，是个艰巨的课题。也许通过调研制定因地制宜、成本不同的技术导则，以及明确政府监督负责的制度，比编制技术标准更有意义。即使制定技术标准，也必须尽量体现地域、成本的多元性。
3.3.2村落重建工作具有长期性
地震改变了大量村落的宜居性，不少村落将处于地质隐患的长期威胁下。迁移安置不宜居的偏僻村落，需要长期的努力，工作量非常巨大。
3.3.3村落重建工作具有复杂性
受灾农民自救能力很弱。地震不仅夺走农民的家园，还毁坏大量耕地。多年的积累就攒下一栋农宅，瞬间消失后要重新奋斗，但是连耕耘的土地也没有了，重建家园的难度可想而知。灾后村民生存来源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灾后村落重建工作比通常的村庄规划考虑的层面更丰富，比如应重视生产用地规划、村庄产业发展策划、村落社会调控、村民就业培训与安置问题等等。
4保护传统文化的规划途径
灾后农村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保护，既是迫切的工作，又是长期的任务。量大面广，内容复杂。如果将本文的上述思考落实到重建规划工作中，可以根据工作层级，将保护途径简要梳理为以下方面：
4.1协调生存环境与人类活动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第一步是保护灾区居民的生命。在规划工作中，保护人员生命体现在对聚居点生存环境容量的科学评估、异地重建聚居点的合理选址方面。无论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都需严格保证聚落人口规模和资源利用强度处于自然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尽量避免灾害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承载力的确定需综合考虑聚居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敏感度、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水平、地质隐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4.2保护村落社会单元
灾后重建的一个现实的规划难题是，大量人口（尤其是高半山村落中的少数民族村民）由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需要迁移。村寨传统文化与聚落社会共同体关系密切，离开原有社会单元，分散加入新型社会环境的居民，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传统记忆。因此在迁移人口的决策中，除科学选择聚居地、理顺管理体制外，还应尽量保持移民的社会单元完整，整村或几个临近村落共同迁移，并在新居住地按原有社会结构建立社区。
4.3坚持居民为主建设家园
许多传统文化价值突出的聚落是在长期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发展形成的，具有突出的系统性。这类聚落系统与专业规划人员通常面对的研究对象差别巨大。在聚落系统物质实体现象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或宗教精神，这些内容专业人员用规划逻辑根本无法理解。因此在具体聚落规划和建筑设计中，最佳的保护传统文化途径，就是坚持当地居民为主体，按照地方的意匠建设家园。充分发挥传统工匠体系的作用。专业人员仅在保障公共安全、建立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牵涉现代建造技术时发挥主导作用。
4.4传承村落传统文化
多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灾区大量聚落承载着羌族、藏族等多类型的传统文化。在重建规划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实体的保护，还应为传统文化的发扬提供条件。比如在规划中整理相关文化资料、倡导地方工艺与思想的教育与传承，鼓励传统风俗庆典活动等。但要警惕的是，这些努力应以强化传统文化生命力为核心目标，而不是形成特色旅游产品追求市场效益。后者有可能导致传统聚落变成一个“大布景”，把韵味深刻的传统活动变成满足陌生人猎奇心理的表演，反而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
5结语
地震和地质灾害令四川甘肃等地村落传统文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令每个国人唏嘘不已。但这片土地上的聚落文化，历经千年延续至今，早已经历过无数风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决不会被灾难摧毁。相反，灾难使这里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过去很多聚落能够保持真实的传统状态，与闭塞的交通条件和有限的生产力分不开。因此保留下来的遗产是脆弱的，在广泛的关注面前，在集中的异质因素介入时经易于变质。灾难之后，我们应投入全部的热心协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但在规划建设方面仍需要冷静和理性，承认外来的专业力量在传统聚落面前的无知，承认聚落的形成不能一蹴而就。科学协调村落居民与自然的关系，耐心寻找古老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契合点，实现传统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网络信息：中国名村支持灾区百村重建计划，http://www.aweb.com.cn. 2008-06-12.
[2] 网络信息：藏人文化网呼吁援助甘肃震灾区，http://www.zuwhxwyt.com. 2008-06-09.
[3] 网络信息：文物保护一个都不放弃，http://culture.people.com.cn/. 2008-06-17.
[4] 网络信息：阿尔村，你到底在哪里，http://www.china-woman.com/.2008-06-18.
[5] 网络信息：修复灾后文物，专家建议坚持四原则，http://www.ccdy.cn/pubnews/. 2008-06-15.
[6] 网络信息：探寻大地震后羌文化遗存现状，http://www.ccdy.cn/pubnews/. 2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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