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待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71-05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由不同部门产业特性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的自然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变的内生产物，对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其中社会群体的待遇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待遇是社会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环境，从外部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国家等所获得的一切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以及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一切事物，可以涵盖权利、权益、权力、利益、公民权、福利、公共服铡⑸缁岜U系确矫娴哪谌荨[1]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从“二元结构”概念提出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宽泛到具体、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漫长过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杰拉德・库特指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理解经济思想必须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历史社会学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在理论方法上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为我们结合社会进步客观地考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当前学术界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划分仍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二元是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工业和农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城市和农村，甚至还有学者将城乡二元结构既作为经济结构也作为社会结构来界定。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回归到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结合经济史加以分析，方能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问题实质。
一、工农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进程中，以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提出的从资本积累到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以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创立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易斯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及乡城人口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和西斯蒙第。在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中，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共同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5]鉴于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所以本文将其纳入西方古典经济学范畴。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配第、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认为，一切利益的本源在于农业，与农业这个主要生产部门并存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非农业部门，以提供劳务、手工业产品和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为主要任务，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创造物质财富，工业只是变更或组合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只是物质财富的交换。[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思想的萌芽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启动，通过针对工业化时期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逐渐成型。此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比例问题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工业胜于农业的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经济部门构成的阐述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学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7]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上都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先提出并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为古典经济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经济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人的能力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9]在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方面，斯密明显受到了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只有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维持自己生活还有剩余时，才能把这些剩余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城市居民，从而维持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首先改良或发展农业，只有增加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才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从而增加新的城市，但新城市增加的速度不能超过农业剩余产品增加的速度。[10]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确保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并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工商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斯密还指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农业发展必先于工业。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市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应当与农业相协调，甚至要依照农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按比例地发展。[11]但与传统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又认为农业并非是国民经济唯一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在价值形成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形成价值，财富是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继承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在涉及杜尔阁、魁奈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基础论的分析时，不但给予了肯定评价，而且在引用其中部分观点时对其有所延伸发展和补充完善，从而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经济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从家庭到工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结构转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12]马克思以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英国城乡之间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二元关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是城市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和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13]
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如何能够大规模集聚剩余劳动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与工业二元结构最大的争论来自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从二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学家对待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作用，直接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顶峰。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时，如果农业未能改善，谷物价格将上涨，这种趋势有利于农民，但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财富和人口增加的背后还有资本积累，它为国家开创工业职业。随着谷物涨价，不但使地租上涨，而且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以能购买东西多少衡量，必然被压低到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因为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部分落入地主之手。”[14]由于削弱农业存在压缩资本利润并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问题，李嘉图反对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马尔萨斯认为谷物价格上涨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因为地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谷物真实价格降低，会阻止人们进一步改良土地……促使人们抛弃已改良的土地”。谷价降低会导致农业中投入的资本减少和农业产量降低。同时，马尔萨斯考虑到农业人口过多转移到工业领域就业会对国家安宁与幸福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工业领域过快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普遍的供给过剩。因此他提出：“为使我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免于巨大的厄运并得到巩固的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国的农业最好是和工业齐头并进，纵使是要使工业的发展受到某N程度的阻滞也在所不惜。”[15]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有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地租只是价值而非财富，工资、地租、利润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和地租上升会相对减少纯利润的比例，高地租不利于消费者。[16]
古典经济学关于工农业地位和发展战略意见的分歧不仅反映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土地主与新兴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国家的裂隙往往表现为农村缙绅和城市居民的对立，1815年后这种对立在谷物法和保护农业的一般问题上日益加剧。”[5]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为优先发展工业而以低粮价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的政策，曾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中形成大规模严重过剩劳动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内卷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表现为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城乡关系：刘易斯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拓展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衔接古典经济学、填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断裂带，乃至启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增长理论。尽管刘易斯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研究仍基于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以本文将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相似，刘易斯所研究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程，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明显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立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主义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刘易斯在公开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17]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立足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欧国家发展历史，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但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迁，试图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对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论体系。为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二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误及其教训，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应该是参照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概括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8]
刘易斯作为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和分析方法，他在创立二元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刘易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了罗宾斯关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主张研究发展经济学应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刘易斯重读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莫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些著作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这些经验现在可以用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刘易斯认为，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类似，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为刘易斯研究当代工业化提供了蓝本。[19]刘易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代表作，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曾经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称赞该书为“20世纪第一本继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和宗教学说之间关系的著作”。[9]以皮埃罗・斯拉法、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同样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很感兴趣，他们与刘易斯一样，都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理论学说。[20]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刘易斯认为自己与斯密的观点最为接近，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他看来太过于悲观，因为他们预言世界人口的增长最后将超过经济资源承载的极限，并最终导致贫困和其他大灾难。斯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预期深深地影响了刘易斯，这为他坚信未来经济的良好前景并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引起了刘易斯的关注，但在刘易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太过于理论化和空谈理论，太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19]这些方面构成了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分歧。在分配理论方面，刘易斯则认为应首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可以雇用到无限的劳动力， 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利益归资本家，资本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资本积累，直至资本积累速度赶上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消失。这里的资本家是可以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和就业的工业资本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的将劳动力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联系起来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农村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21]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应该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后，形成了主要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并存局面，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较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这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工农业将实现均衡发展。[22]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经典范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1967年乔根森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影响，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演绎分析，开始根据各国国情对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分析，更加注重对造成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23]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并提出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评价及现实启示
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的工业化进程亲历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视为推动经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维持足够的资本积累，就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24]针对资本积累，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放缓和经济增长停滞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失业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增加生产投入和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待遇分配机制；其次要有良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配套条件，提高成果转化水平。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交换和待遇分配问题，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规律及其相关政策，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特征。[5]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同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各自所提出的转化和增长路径各不相同：斯密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将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随着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规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趋势表示悲观，认为社会人口增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一旦超出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能力，就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巴顿乐观地认为实际工资下降会为生产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助推资本积累、社会就业，首先会出现人口和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将有可能从工业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李嘉图受马尔萨斯和巴顿的双重影响，却悲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土地供应减少将会导致地租增加，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工资增长停滞则会影响社会消费能力提升。马克思围绕资本积累提出了清晰的经济发展框架，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力剩余――产业后备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经济危机――制度变迁。[1]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反而会减少就业，因此随着向工业转移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这一点不同于多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资本积累增加就业和产出”的观点。马克思重视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悲观预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储蓄率提高、投资扩大以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重点在于资本积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被投资于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持续扩张，吸收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5]
刘易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还是提升了就业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提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三大假设：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且城市工业部门再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其他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将一直扩大到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模型提出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过高估计了人口增长率。”[25]由于新时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能马上找到工作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之对乡村中大量存在的农业隐性失业人口预估不足，由此导致了刘易斯等人崇尚资本积累的发展理论在拉美国家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国家经历了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速度放缓。刘易斯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工业化撇除在二元经济之外。[26]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2004年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的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已经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民工荒”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从客观上助推了各地政府探索诸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各项改革。[27]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化并不完全符合，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成功应对工业化挑战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并且实现了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恿ο蚍桥┎业部门的转移，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续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分工等具体理论成果上，其中二元经济结构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只着眼于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土地国有制并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相对特别且复杂，尤其是农地征收问题十分突出。但解决农地问题不能只考虑农业和农村，还应将其与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统筹考虑，在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下，逐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改革。再比如，在我国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地域差距的背景下，不能只在传统“三农”范畴内讨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或是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而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待遇为突破口统筹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围绕“同城同待遇”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各类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配置在收益更高的部门，全面提高社会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弱势农业两手抓，特别是要确保农业基本用地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
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在当达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古典主义范式下对工资和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已不复存在，但在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更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一时即刻消灭二元经济结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结构演进的思想脉络，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现实意义。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构建协调、集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二元经济结构，即新二元经济结构，既要关注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结构以调节生产关系，做到解放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步推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涉及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而要在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用工荒，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主动改善劳资关系，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努力维护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同城同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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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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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和外生货币供给；均衡和非均衡；流量和存量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这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趋近”，翻译成较为现代化的经济学语言相近于“均衡状态”和“负反馈收敛”。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贵特质就是并没有给均衡本身施加过多人为的思想束缚，这里的均衡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条件的纯粹的自然均衡，而这种特殊状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邃的联想空间。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桎梏。“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和外生货币供给；均衡和非均衡；流量和存量
在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关于货币供给,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无论是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在他们的理论中,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或者是对货币供给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即货币供给或者是内生的或者是外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关于货币问题旷日持久而又毫无结果的争论。从最根本上来讲,造成货币供给分析几乎被所有的学派或忽视或简单化的原因就是在货币市场所有的学派都坚持货币均衡的思想。在货币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基本思想都经历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反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观点,但是货币市场就是均衡思想。
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被当成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其本身除了能够影响绝对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之外,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没有丝毫作用。货币数量说是他们关于货币的核心理论,简单的“费雪交易方程”或“现金余额方程”就能够满足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需要。尽管我们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寻找不到关于货币供给理论的明确表述,但是如果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只有货币的需求而完全没有货币的供给的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古典和新古典学派存在一个隐含的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是以它们的利率理论为支撑的。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利率理论的核心是“实物利率”,这种理论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不是货币而是经济中的真实资本的供求状况。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理论是古典和新古典利率理论的集大成者。维克塞尔把利率区分为“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就会引起任对货币贷款的需求增加;反之,如果货币贷款的利率高于“自然利率”,人们就不会提出任何贷款申请。这种对货币的供给是以经济系统对货币的需求为基础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经济系统内在决定,这就是货币内生供给思想。
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中,他也开创了货币研究的新时代。首先,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利率由真实经济因素决定而与货币供求无关的思想,提出了“货币利率”理论。其次,凯恩斯抛弃了“两分法”。但是,在对于货币的具体问题研究方面,凯恩斯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对于货币供给,凯恩斯在否定了新古典利率理论之后,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新古典的货币供给就不能成立,但是,凯恩斯对货币的供给过程却做了简单的处理,即假定货币供给是经济系统之外的因素,即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或者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但其本身却不受经济的影响。这种无弹性的货币供给曲线确实给凯恩斯的分析带来了许多方便。显然,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关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思想,尽管凯恩斯本人事前、事后(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写作的前后)都明显表现出对货币外生思想的反对。而且,凯恩斯的外生货币供给只涉及货币供给的存量问题,而没有涉及流量问题。这一点,凯恩斯也和以流量供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古典理论存在差异。
对于货币的需求,凯恩斯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并具体将货币的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影响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持有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利率。预防需求和交易需求,尤其是交易需求是“费雪方程”和“剑桥方程”的主要内容,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的货币需求不是否定而是修正。因此,人们通常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看成是现金余额说的延伸和发展,即在现金余额说的基础上加上了投资因素造成的货币需求。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货币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凯恩斯的货币供给也是由利率决定,不过,凯恩斯的利率不是“自然利率”,而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货币利率”。利率与货币的需求之间存在反方向的关系,因此,在利率——货币供求量的空间中,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而货币供给则是一条垂直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总能够与垂直的供给曲线相交,就是说,货币的需求总等于货币的供给。可见,尽管凯恩斯否定新古典货币理论的部分内容,但是货币市场均衡的思想还是被凯恩斯保留了下来,不同只是,凯恩斯是用“萨伊定律”取代了新古典的“萨伊逆定理”。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凯恩斯批严厉批评的均衡思想,却在货币市场被凯恩斯不假思索地捡了起来。而且,凯恩斯的货币市场的均衡不包含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被供给创造出来的需求和供给本身总是相等的,没有任何调整的必要。既然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且货币的供给又是由货币等价外生决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货币的供给呢?
三、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市场均衡思想
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批判。关于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鲍莫尔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也和利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平方根公式;关于预防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惠伦则修正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并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也与率有关,其关系即为著名的立方根公式;关于投资需求,则被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为“资产选择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视为一种资产形式,对货币的需求取决于风险和受益的比较。
关于货币供给,后凯恩斯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凯恩斯把货币供给外生化遭到了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的反对。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坚持回到新古典理论上去。早期的内生论者从货币乘数入手(外生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和货币乘数是稳定的),对外生论提出批判。后期的内生论者则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提出货币供给主要是经济自身对货币的需求而形成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把货币供给作为流量来分析。
早期的内生性论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批评中,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开始复兴。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一直在英国享有重要
地位;1959年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了货币供给主要由银行贷款决定,提出了内生性供给的思想;罗宾逊、卡尔多、凯恩和早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提出并发展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适应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面对企业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当商业银行因扩大贷款而出现储备不足时,可以向中央银行寻求准备,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性的满足它们的需要,否则将引发金融危机,严重时会危及宏观经济的安全。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没有控制力,相反中央银行只能适应商业银行寻求准备。因为在适应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方程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利率弹性,所以莫尔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水平于货币供给横轴的直线,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被称为水平主义。
结构主义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商业银行对储备金的需求的,而是可以拒绝商业银行寻求准备。但结构主义者同时认为,虽然中央银行拒绝了适应银行,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扩大了商业银行储备的来源的范围。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等手段来解决自身的准备不足问题,流动性偏好观点的学者同意适应主义和结构主义关于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同时认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必须对其未来的流动性做出预测,特别是对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做出预测,由此银行的流动性偏好和家庭部的流动性偏好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偏好增加而倾向于持有银行最具流动性的负债(即存款增加),则计划消费会随之减少,而储备需求会增加,单个银行将面临储备枯竭的情况(Wray,1992)。总之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总之,无论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别,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对信贷需求而创造的,货币供给的过程就是信贷发放的过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随信贷的发放而增加,随信贷的回笼而减少。
虽然,内生论的许多思想极富启发性,但是,和凯恩斯一样,货币供给仍然没有成为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的研究主要对象,究其原因,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只是抛弃了凯恩斯的形式而继承了凯恩斯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货币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凯恩斯认为货币市场是供给决定需求,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则认为,货币市场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在货币市场的状况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又和新古典理论决裂转而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即认为货币市场总是均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凯恩斯是以“萨伊定律”为依据,而后凯恩斯学派及其他内生论者是以“萨伊逆定律”为依据的。
至于货币的需求,后凯恩斯主义者及其他内生论者主要是以资产选择理论来解释对货币的需求的,这实际上也是凯恩斯投资性货币需求的扩展而已,并无本质差别。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三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03-02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框架中形成的新学科。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与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十分深刻的联系。发展经济学的产生的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科技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市场的形成，使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滞后的，仍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只是国家干预思想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二是战后一些国家摆脱了殖民和压迫，纷纷独立，经济发展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战后经济发展成为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们运用各自熟知的方法和理论构建了特色各异的经济发展理论。三是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化出来的经济发展思想和理论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增长，也即经济规模、经济总量的递进增长；二是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社会任何部分相对它的过去都有所进步。经济增长指生产力的增长、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增长，即在投入基础上的产出的增长，具体表现为GDP和GNP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理论上包含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如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的前进、民利的改善等。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结果；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发展思想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旨和精髓。发展经济学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三个阶段的演变。
一、结构主义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当时结构主义思想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无弹性、刚性是结构主义的经济特征。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各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市场失灵和制度或缺等问题。结构主义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经济现实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刚性、市场不完善，经济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应实现动态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对没有明显改变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是克服这种刚性的有效方法。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思想经过了不断的演绎过程。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而在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1944）的《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思想；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K.，1947）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书中探讨了工业落后与农村伪装失业者之间的逻辑关联，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54年W.A.刘易斯（W.A.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的刚性结构问题具体化、理论化和上升到空间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想最具影响的理论基础。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之上，1957年罗森斯坦-罗丹提出大推进工业化模式，大推进工业化模式理论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想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标志。
虽然结构主义的发展思想在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还存在着缺陷。结构主义是以推动单一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唯工业化为经济增长，在结构主义的实践中，主要研究探讨如何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虽然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在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效果方面收效甚微。实践上，结构主义并没有搭建起发展中国家由落后到发达的桥梁，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诸如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涨、农业发展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现象。
二、新古典主义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以均衡和自由发展的逻辑起点，新古典主义构建了与结构主义相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它运用模型逻辑演绎推导的方式，在被假定的经济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进行了数学推理与论证。市场-价格机制成为了新古典主义的核心理论。新古典主义方法摒弃了结构主义刚性的缺陷，突出和强调价格弹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由计划模式的分析转为对市场模式的分析，消除价格扭曲和价格抑制，实现“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突出了市场-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2）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3）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4）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缺陷表现为：第一，新古典主义对经济的分析是在没有考虑历史、政治、法律、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下的纯经济分析，肆意夸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第二，市场也会失灵，主要表现在资源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公共物品与外部性问题。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对它们兼收并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有3个方面：（1）注重发展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2）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3）建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这些经济发展的思想可归纳为：认为社会和经济是不断的一个演化的过程，但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强调的制度却是可变的、人为的，制度在经济的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强调集团行为和社会控制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确认推动经济体制进步的力量是技术；决定资源配置的终极因素不在某些市场制度，而是各种制度的总和。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彰显了它独到的魅力。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经济学的沃土，运用和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定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 齐良书.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 马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J].世界经济，2002，（4）.
[5] 苏红卫.发展经济学的三个发展阶段[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9）.
一、引 言
相对于以亚当·斯密作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功于经济学思想史过程中的两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纪70年代史称“边际革命”的经济学价值理论革命；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革命。这两次重要经济学思想革命的逻辑结果，使现代经济学范式较之古典经济学范式具有更加宽阔的思想发展空间。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价值(效用价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从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可以被视为精神过程与物质过程相统一的“行为学”过程。而凯恩斯明确地使用三大心理学因素，来解释经济过程的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机制的独立性，则是对“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条经济学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把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相联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分析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元素，称作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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