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学之宗是诗，从唐诗宋词到元曲，高潮迭起，名家辈出，精彩纷呈。中华古诗文经典，知识广泛，包容博厚，辞章精华，内涵丰富。它不但是汉语言文字的典范和精华，而且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是民族精神得以生长的深厚土壤。灿若星空的优秀诗篇，熏陶着、滋养着无数的中华儿女。“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吟”。正是国人醉心诗词，热恋古文化的真实写照，诗歌的节奏始终激荡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
二、课题界定与理论依据
（一）课题界定
古诗文：是根据小学生身心特点，选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久经历史考验的具有普遍心性修养意义的诗文典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是开启人类智慧的工具。
经典：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名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诵读：通读与精读相结合，既侧重在读准字音、理解词语、读通句子的基础上，掌握句读、语气、停顿，又侧重字斟句酌、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上；美读与品读相结合。既读出节奏、读出情感，又能品味语言的音韵美、品味语言的意境美。
（二）、课题理论依据
1、《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能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上要求1―6年级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60篇，强调“学生能诵读经典诗文，有意识地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2、人本主义理论。人本主义教学观认为，我们面对的学生，他们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都蕴藏着独立的潜能。小学古诗文教学与经典诵读整合研究，能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观。3、教育心理学理论。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儿童的记忆库中，丰富的语言材料的储备是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思维能力和智能水平的基础。
三、课题研究目标
1、通过本课题研究，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激发学生对古诗文的兴趣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能背诵一定量的经典诗文，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和人文修养。2、 通过对诵读经典诗文与古诗文课堂教学整合研究，探索经典诵读的方法和途径，提高诵读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并构建古诗文“知―读―悟―拓”课堂教学模式。3、通过对罗浮文化资源的收集、开发和整理，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4、通过课题实践与研究，提高教师诗词文化的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促进专业水平的提高。
四、课题研究内容
1、怎样培养学生诵读经典古诗文的兴趣。通过诵读经典，培养学生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研究如何把小学古诗文课堂教学与经典诵读整合，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3、新课程下弘扬罗浮文化策略以及古诗文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增强教师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提高科研能力，促进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4、如何融合新教材古诗词、罗浮诗词与《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课外诗词，精心筛选，编写一套以中华古诗文经典为核心的具有罗浮特色的校本诵读课程。。
五、课题研究方法
1、调查法。在研究前、中、后期采用问卷、谈话、比赛等方法进行调查，为研究提供科学依据；2、文献研究法。 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掌握有关经典诵读理论和案例。借助理论和经验，指导实验研究。3、行动研究法。针对课题研究不断提出改革意见或方案，并付之于行动，在教学实践基础上验证、修正方案，提出新的具体目标，以提高研究的价值。4、案例研究法。通过实践探索与研究，对古诗文教学和乡土文化研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不断反思、论证，形成新的道德建设措施，以利于进一步的推广应用。5、总结研究法。重视资料积累，按研究内容写出阶段性总结。对研究实验中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总结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推广价值。
六、课题研究过程
1、准备阶段：2011年2月--2011年4月。（1）课题的提出。成立课题研究小组；搜集整理关于经典古诗文诵读的讲座，明确经典诵读对于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意义。（2）撰写并修改完善本课题研究方案，形成正式研究方案。（3）学习研究计划和相关材料，明确本课题研究的内容，各成员确定各自的研究侧重点。
2、研究阶段：2011年5月----2012年8月。（1）课题开题，完善方案。（2）"罗浮文化知多少"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3）整理新教材有关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古诗文，制订教学方案。（4）开展诵读经典古诗文语文综合实践活动。（5）举行课题研究展示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对课题全面实施研究。（6）收集整理地方民族文化资料，建立档案。（7）完成课题阶段总结，编写校本诵读课本。
3、总结阶段2012年9月―2013年7月（1）做好教师论文、课例、教学设想等资料汇篇。（2）完成课题总结报告。（3）申请结题；推广经验。
七、课题研究的组织机构
1、课题领导小组：组长：邱婉嫦 副组长：陈凤娇 李颖红 骨干成员：邱嘉恩、朱燕玲、陈秀玲、邱嘉艳、陈燕芬2、实验人员：园洲中心小学全体学生3、实验老师：全校语文教师
八、课题研究措施
1、成立课题组，健全制度，完善机构。为进一步加强课题研究的力度，学校成立课题领导小组，学校负责人直接抓，业务主任具体抓，建立了校长室――教务处――教研组为一体的组织网络。全体语文老师为具体实施者，做到组织机构细化、层层落实，职能明确，形成规范、务实、高效的工作管理体系。学校建立健全创建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制定了《园洲中心小学经典诵读实施方案》、《园洲中心小学经典诵读评估细则》等制度，并落实到位，确保活动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
2、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为检查和督促同学诵读古诗文，我们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活动以，以每学期“假日读书活动”为契机，要求全体师生都参与诵读活动。学期初各班定好诵读计划，并围绕学校创书香校园举行一系列诵读活动：古诗接龙赛、经典诵读我能行 、中华经典诵读会、诵读小小擂台赛、诵读大考场、开展小品、故事、歌咏、表演、展示等活动。以此激发学生诵读的积极性，让浓郁的书香味溢满校园。
3、健全考评长效机制。落实考核评估诵读活动的开展不能流于形式，注重实效。因此学校制定了详细的《园洲中心小学经典诵读实施方案》，对不同年级的诵读篇目、完成目标、巩固率提出了明确要求。
九、课题研究预期成果
1、课题实验报告。2、课题教学论文、案例集、课堂实录、教学课件。3、教师、学生诵读成果集。4、园洲中心小学校本诵读教材《中华传统文化精选读本》。
关键词：《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编纂原则和规则；谨守与变通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1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 《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
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
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中华古代礼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
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给各个分典在资料收集方面定的原则是“竭泽而渔，应收尽收”。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理论这个领域，“泽”有多大，鱼有多少，让人颇费周折。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现代景观设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189-01
一、研究方法
系统查阅了2000年――2010年11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本文通过这些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试图将中国古典园林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系统化。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2000――2010年11年间，收录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科研论文，共14433篇，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研究的文章共59篇，占总数的0.4%。
（二）科研成果分布情况
1、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研究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的论文共25篇，占42.4%，在邸海彦，赵一寒的《现代景观设计对古典园林的传承与创新》中：主要以陶然亭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思想与设计手法两方面的传承关系。王雷，王建国的《浅析现代景观设计中对古典园林的继承和发展》中：作者讨论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继承。宋珊，邹志荣的《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继承与发展》中：从探讨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的布局形式、造园手法、意境表达、理论和手法入手，比较两者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利弊。
2、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9篇，占32.2%。在曹建富的《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思想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中：作者从中国古典园林思想观、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思维方式以及设计理念来研究了园林设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地文化特色，和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在肖毅的《试论江南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在现代园林中的运用》中：通过对江南园林自然式布局和造园方法的分析，对古典园林手法的充分利用和剖析，对江南园林有一定的探究的前提下，对现代园林以及景观设计有一个指导性的方向。
3、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
收集资料发现2000年―2010年间收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关于中国古典造园手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的论文共15篇，占25.4%。在汪亮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较研究》中：对传统封闭式园林艺术与开放式现代景观设计载体、生态观、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在卢思的《中国传统园林与现代景观之差异与联系》中：论文首先诠释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含义，继而探讨了两者间本质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
三、结论与建议
从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总体情况来看，在近11年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中国古典园林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景观设计有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从研究水平来看。不仅关注理论而且关注调研实践，并开始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和评价。
但同时，我国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基本规律和特点的研究不足。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园林有不同的内容和试用范围。调研发现，在探讨现代景观设计的方面，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吸收和借鉴的深度还不够，只停留在在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吸收层面，而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新研究进展。
其二，对中国古典园林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比对和继承的研究有待深入。当前我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对现代景观设计如何才能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优点？中国古典园林是否还可以再现代景观设计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立足于本土创新是否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途径？都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其三、对中国古典园林给现代景观设计带来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较少。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维度上的开放系统。我们要深入研究对古典园林的理解和创造力；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新园林。
参考文献：
[1]曹林娣.中国园林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关键词：藏文古籍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141-04
藏文古籍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文长条典籍约1.5万多种，其中解放前写本、刻本藏文古籍4543种，内不乏一些珍本和孤本，如唐代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明代抄本《米拉日巴传》、清康熙年间朱、墨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等多种文献，皆为国内珍稀版本。2007年以来，文化部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图十五）珍藏的藏文古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15部藏文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部藏文古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以下将馆藏藏文古籍从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三方面做一评介，以飨读者。
一 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
藏族文化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早期的藏文古籍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有关佛教注疏、藏族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历算、艺术等方面文字资料逐渐增多，成为今天藏文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1]。
藏文古籍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受古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版本形式特殊，典籍装帧、装潢、书籍名称等都不同于汉文古籍[2]。如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唐代京拉喜、桑贡、李才红抄写，卷轴高31厘米、长136厘米，白麻纸，纸质较厚、纸面稍粗，有横划乌丝栏，经文字迹工整、清晰，藏文正体书写。文字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卷子上下有天头、地脚，卷子左右有边距，宽度大约在1至1.3 厘米之间。每纸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0.8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中的版心。卷末有抄写者的署名，经文由三纸粘连成一体（图五）。此经是公元九至十世纪敦煌藏文写本，浸染了千年光阴，其文物价值远不是宋刻本能比的[3]。
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封面图），是由甘肃天祝天堂寺（图十三）解放初捐赠，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是清代藏文朱、墨写本，一百零五函，梵夹装，开本高25.2厘米、宽69.5厘米。字体苍劲，整齐均匀，校勘精良。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鲜亮。夹板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木质坚硬、雕工精美、古朴典雅，为存世珍稀版本。
馆藏善本中有珍贵文集36种，都是藏族历代著名学者的文集，如宗喀巴和其最著名的弟子克珠杰及贾曹杰的文集、布敦大师文集、第一代嘉木央错文集、历代高僧传记等。馆藏藏文古籍中还有一些医学代表作如《四部医典》，也有一部分天文、技术等科技类藏文古籍。总之，这些古籍以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古代藏族文化历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二 藏文古籍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创造出独特的民族艺术。藏文古籍是藏族千百年文化的结晶，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和艺术。
藏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其文化艺术带有很深的佛教文化艺术烙印，其古籍的装帧和版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藏文古籍的装帧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书籍呈长条形，活页状，梵夹装帧。藏族受佛教贝叶经启发和影响，创造性地将贝叶经的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上，形成独特的梵夹装。同时梵夹装也适合佛教徒的阅读习惯，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经书的翻阅要求便于翻页[4]。这种装帧将印有文字的活页按次序重迭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两张檀香木板作为前后封。夹板均为红漆描金，雕工精细，珍贵古籍的夹板上还有佛像、火焰及宝珠等彩色图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多在卷首绘有佛像插图或菩提塔图以及花纹装饰，一些藏族古代医学、天文科技的典籍内还绘有人体解剖图和动植物药科图、天体星象图，表现出藏族早期的绘画艺术。藏族的绘画是在本民族古有的佛画绘画基础上，吸收汉族、印度、尼泊尔的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馆藏藏文古籍上的彩绘插图，使用藏族独特的矿物质颜料绘制，人物形象夸张，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色彩艳丽。古籍上的插图与内容相互呼应，互相衬托，将古籍内容、寓意明了解读给读者[5]。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圣三宝念要经》为明本，突出表现了藏民族在文化古籍中的艺术形式。《圣三宝念要经》是一部佛教典籍，开本高9厘米、宽45厘米，全书采用金、银、玛瑙、绿松石、珍珠等珍奇宝石磨成贵重颜料与墨调和研磨成汁抄写而成，字体优美，字迹经久不变。书的夹板上有用矿物质染料调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时隔数百年，莲花仍有一种含苞待放之感。莲花图案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吉祥、神圣、智慧之物。封面遮幔是绣有龙纹的彩缎、璎珞，遮幔下甲板上塑有立体的描金题名，题名周围用黄金、贝壳等镶成藏族吉祥物日月、彩云、宝焰、金轮宝、宝塔、白海螺等标志，与佛陀和佛法息息相关，夹板图案精美、做工精细别致、技法高超、镶嵌图案错落有致，代表了藏族高超的雕塑和镶嵌艺术。《圣三宝念要经》还将藏族传统的唐卡制作艺术灵活运用到了古籍的装帧上，表现了藏族古籍独特的装帧艺术形式。夹板的两侧绘有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每页的空白处用彩色丝线堆绣出朵朵鲜花，版面看起来绚丽多彩，整部古籍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突出代表了藏族古籍浓郁的艺术特色。
勤劳智慧的藏民族利用当地的野生植物，造出有独特工艺特色的古籍用纸。藏纸采用当地丰富的瑞香狼毒、登台树、野茶花树、瑞香等多种原料制造而成，质地厚实、洁白坚韧。由于原料中有狼毒草，藏纸不仅坚韧洁白经年不朽，且不被虫蠹。自唐代起，已能造出红、白、蓝、黑、紫、绿、藏墨等各色纸张。藏族喜用黄纸印经，并制作工艺精细的“藏青纸”用以书写金汁、银汁藏文经典。馆藏明写本《嘛尼全集》、《密宗五种》（图十二）、《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图六）等佛教典籍，用金汁、银汁书写在“藏青纸”上，版面庄重典雅，绚丽华贵。更为神奇的是馆藏印本清代《大藏经·丹珠尔》二百零五函，书籍纸张是在藏纸抄造原料中加入羊绒，历经数百年，纸张既柔软有韧性，又不会被虫蛀。馆藏藏文古籍无论内在的艺术内容，还是外在的装帧艺术形式和纸张、写绘颜料等工艺，均是学习研究藏文典籍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 藏文古籍的学术资料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门类齐全，内容以藏传佛教教义为主线，是少数民族院校教学和科研重要的资料。
藏文写经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馆藏藏文《大藏经》是由经（修多罗）、律（毗尼，又译毗奈耶）、论（阿毗昙）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大藏经”一名实为汉语赋予它的称谓，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它自己的称谓——《甘珠尔》和《丹珠尔》。馆藏《大藏经》由两套丛书构成，即清代抄本《甘珠尔》和刻本《丹珠尔》两大类，共有经典4570部，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密宗总续共类。八类之外又按学科分五明之学列藏族学者的著作，大类下再分小类，按照佛教教义、戒律、修行、历史传纪、文学、音韵、工艺、医学等学科分类。由于藏文《大藏经》主要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许多经典甚至在印度都已经消失了很久，藏语又是模仿梵语创制成，可以说是一种标准梵文，保存了印度原典的旧观点。在梵文典籍不多的今日，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翻译还原成梵文佛典，做梵文典籍的参考和校订，同时也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大藏经》中还保存大量汉文、巴利文所缺的佛教经典，因而藏译佛典又是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相比，有译语统一和忠实原文、校刊精良的优点，可为新版佛教经典的对勘、校订提供资料。
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资料总汇，藏族文明史的发展总汇，也是藏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结晶。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其卷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门类之齐全，传播与影响之巨大，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传世孤本《米拉日巴传》是宋代日巴吾琼著，明朱、墨两色抄本，长49厘米、宽7厘米，全书231页。纸张细腻光滑，笔迹生动优美，关键字全用朱笔书写，是一部藏族自己创作的传纪文学。《米拉日巴传》真实记述了11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叙述了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采用散文、韵文相间文体，热情讴歌了藏民族坚韧不拔、聪慧向上的民族精神[6]。《米拉日巴传》书中文字多处为古藏文书写，说明此书的作者运用的藏文文字处于藏文厘定期间，新藏文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确立，对研究藏文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资料价值。已出版的《哲蚌寺藏文古籍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拉卜愣寺藏文古籍目录》等整个藏区的藏文古籍目录中均未记载日巴吾琼所著的《米拉日巴传》。书后题记中明确注有该书资助人的姓名，左右双边、上下无边的特点是典型的明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11-12世纪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的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馆藏藏文古籍还包括藏族文学的代表作《米拉日巴道歌集》，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文和散文并举，将唱词加入到叙述中，通俗简洁、意境隽永。关注社会生活，教人处事哲学的戒言锦语《萨迦格言》、《格丹格言》；佛教教义经典《药师经》（图二，图十）、《药师尊经》、《普明经》（图七）、《俱舍善述》；用注释法依据实际的诗例解读藏族名家诗的《诗境释难·妙音欢歌》；以及著名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以清丽、朴素、细腻意境构思和形象创造，是研究藏族诗歌的最好资料。
馆藏藏族历史传纪以历代高僧大传为主，《百本生传》、《仓央嘉措传》、《仁钦坚参传》、《根敦嘉措传》、《根敦珠巴传》、《洛桑丹白尼玛传》、《东科努木翰传》等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历代高僧的生平、政治主张、传教活动及学术造诣等。
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药物分类用途详述》、《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是藏族医学的代表作。藏族天文历算学典籍《万年历表》、《韵律论》（图八）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法著作，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本性、认识等方面的宗教学著作，以绝对的文献优势占馆藏藏文典籍的主要部分。
格萨尔王是藏族古老文化传说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以慈悲、智慧和大力护佑着芸芸众生，使其脱离痛苦和灾难。馆藏有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系列典籍《卡切玉宗》、《下蒙玉宗》（图九）、《娘林大圆满》、《地狱大圆满》等，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记录整理成文的木刻本，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一起被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学校已故藏学研究专家王沂暖先生，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其论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译著有《米拉日巴传》、《王统记》、《格萨尔王传》（图一）。西北民族大学设有在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家以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制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为专门研究《格萨尔》的研究院，编纂出版有五卷本《格萨尔文库》（图十四）。
馆藏梵文翻译著作《绘画度量经》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其对造像基本尺度，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绘画度量经》也创造了适应的度量单位，把拃、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然，是论述藏民族造像艺术的代表著作。《戏剧论》是讲述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喜剧、演奏技法、风格的著作，生动描绘了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形成能歌善舞的特质。
藏文古籍的整理与收藏既反映了国家对古籍文化的重视，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发展原则。藏文古籍的整理，对于深入挖掘藏族文化的形成，推动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立足西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综合研究的材料汇总库，承担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重要任务，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古籍文献，将大量的零散的古籍串联起来，形成了研究藏族文化、社会、历史的主线，为深入挖掘藏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一张张藏族文化研究的蓝图不断呈现，一条条指引挖掘藏族文化的路线图显现，为丰富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证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地印证着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先巴.藏文典籍及其收藏[J].收藏，2010，（1）：75.
[2]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J].中国藏学，2007，（1）：88.
[3]范开宏.敦煌遗书及其价值浅说[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2）：96.
[4]王鉴，安富海.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2，（6）.
[5]乃波·噶桑文.谢热译.藏族佛画艺术[J].研究，1989，（12）：86.
摘 要：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之瑰宝，古典诗词歌曲则是将文学和音乐进行了精彩的结合，给人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启迪，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探索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角度将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概括为三条脉络，并对当前古典诗词歌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良好发展趋势进行简要阐释。
关键词：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发展脉络 发展现状
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有着精深的内涵和超高的艺术价值的古典诗词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古典诗词，从第一部传承至今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典诗词从起源到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由于古诗词的格律性与音乐有着天然相近的亲联关系，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受到诗词的意境，在诗词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韵律美。音乐与诗词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华彩乐章，那么以古典诗词为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则可以说是中国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人词调音乐，在古代是配合着词进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这类歌曲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所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歌词大都采用历代文人的诗词佳作,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文人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许多文人所撰写的古典诗词在历史上都有入乐的传统，其中大部分即是中国古代词调音乐所遗存下来的歌词。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第一部把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因此也可以称它为最早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集。它包含了上古时期各类歌曲的精华。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作品的入乐歌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许多诗人的诗作都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传唱。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曲子词，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文词高雅并且易于传唱，其与音乐的结合比诗句更为自由灵活。元曲则是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利用音乐曲牌来叙事、写景、抒情的一种清唱形式，倾向于通俗化。
其实以上所述皆可以概括为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的第一条脉络。即由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我们知道从公元前周代的《诗经》，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相和歌》，到唐代的格律诗、绝句，宋代的长短句、曲子词，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种种古体诗诗词，皆是可以读、吟、诵、唱的。但由于记谱法的滞后，以及各朝的战乱变迁，社会动荡，绝大多数优秀的音乐歌谱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更多的仅是限于文字的记载、徒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现今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极为少数。其实，唐宋时期的姜夔、何满子、李龟年、田顺郎等文人均可称之为音乐人。他们懂得音律，自行按词牌或自己读词谱曲，谱写出的歌曲作品音韵优美，格调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由近现代作曲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世纪初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运动随之而来，效仿西方创造新音乐的趋势明显增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留学德国的作曲家青主运用西洋作曲理论技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向艺术歌曲创作的转变。这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正因与古诗词的结合，使之具有浓了厚的韵味和特点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此后，黄自、刘雪庵等一批作曲家也尝试并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歌曲曲词来源于古典诗词，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诗)，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诗)等。此外，冼星海1944年《古诗十首》歌集的创作完成，黎英海1982年《唐诗三首》的创作完成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又一发展。它的创作，彰显出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极大重视。
第三条脉络则是由作曲家借用古典诗词体裁加以谱曲为现代人而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相交融的形式。当代作曲家们在继承前辈对古诗词歌曲良好创作的同时对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手段加以运用，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声、韵律等元素融入作品中，独创性的创作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很多词作家尝试结合历史内容创作古体诗，在曲作家的配曲下，呈现出中国味儿十足的现代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如韩静霆、徐沛东的《梅花引》，姚明、付林的《孔雀东南飞》等等。这些当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成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
虽然当代社会流行音乐相当盛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杰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毕竟有着上千年的深厚历史，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母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找到了美妙动听而又能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的旋律及其演唱来表达时就会很快的为欣赏者所喜爱，并且能够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浏览与欣赏，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身音乐修养与内涵。同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也给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一股古朴的清香。一些流行歌手发行的歌曲专辑中借鉴了古典诗词歌曲的元素，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浓郁的古典韵味及丰富的文化蕴含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而这些新型的古典诗词歌曲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也更加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百花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这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艺术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艺术的发展没有穷尽，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也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必会拥有一片宽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歌曲论》李曙明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概念问题》郝建红 古典音乐(1994一2007)
关键词： 日语 专业八级考试 古典语法
全国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从2002年开始实施，每年3月举行考试。它是由教育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负责命题和实施，截至2013年已实施了11届。根据《日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2005年修订版）的规定，日语专业八级考试是针对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大三、大四）教学而设立的，目的在于全面检查日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在完成四年专业学习之际，其水平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考试大纲规定的八级水平所要求的综合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考试内容包括：听力、文字、词汇、语法、文学与文化、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翻译、写作，总计92道题目，150分。日语专业八级考试的实施，在检验教学质量，考核学生的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促进教学工作的改革和检查任课教师执行教学大纲的情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就考试中的古典语法部分作探讨。
一、考试大纲（2005修订版年）中的古典文法部分
《日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2005年修订版）中规定语法部分的考试内容为：“现代口语使用语法、敬语﹑古典语三个部分的试题合并成一个大题，总共20题，每题1分”。其中古典语法试题共有5题（第46题～50题），占5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古典文法的试题从2002年至2004年每年都是8道题，新考试大纲后，从2005年至2013年古典语法的考试题目变成了每年5道，古典语法试题在八级考试的语法中所占分值下降。
二、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古典语法出题形式
从历年真题来看，日语专业八级考试古典语法部分主要有三种出题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着重于对助词、助动词等本身意义的考查。例如：
（2002年第66题）花咲きぬ
A.花が咲いた B.花が咲かない
C.花が咲いてしまう D.花が咲くだろう
（2003年67题）夜ふくらむ
A.夜がふけよう B.夜がふけるだろう
C.夜がふけた D.夜がふけているだろう
（2004年66题）花咲けり
A.花が咲いた B.花が咲いている
C.花が咲くだろう D.花が咲こう
第二种形式主要是对短歌等古典诗歌的基础知识进行考查。例如：
（2005年46题）「奢れる者久しからず、ただ春の夜の夢の如しの下線部の「奢れるの現代語訳は「栄華に（ ）だ。
A.奢れる B.奢っている
C.奢られる D.奢ることができる
（2005年47题）「伝へ承るこそ、心も詞も及ばれねの下線部の「及ばれねの現代語訳は（ ）だ。
A.及ばれた B.及ばれてしまう
C.及ばない D.及ぶことはない
（2005年48题）「ひさか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しづ心なく花の散るらむの下線部の「散るらむの現代語訳は（ ）だ。
A.散ってゆくのだろうか B.散るだろう
C.散るらしい D.散られるだろう
第三种形式主要是对短歌等古典诗歌的整体意思进行考查。例如：
（2005年46题）人の恩をかうむりなば、必ず報ゆべき。
A.人の恩を受けたならば B.人の恩を受けるから
C.人の恩を受けたので D.人の恩を受けるならば
（2007年46题）「傍らなる高き木の枝にゐぬの現代語訳は（ ）だ。
（2009年46题）「死なぬ薬も何にかはせむ。の現代語訳は（ ）である。
其中，第一种出题形式为2005年新考试大纲前的主要出题形式，后两种形式为新考试大纲后的主要出题形式。
三、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古典语法出题方向
从2002年至2009年的真题中可以看出，古典文法考试前期主要考查的是助动词的用法。近几年古典文法的出题倾向于考查对动词、形容词、副词和连词与系助词的理解。仔细分析历年真题，可以发展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古典文法部分考查最多的是助动词推量表达方式的用法，共出现过8次；其次为助动词的否定表达方式，出现过7次，完成和过去表达方式出现过6次。历年考题中出现过的助动词、动词、名词的用法如下：
1.推量表現：花咲くらむ（2002）；夜更くらむ（2003）；散るらむ（2005）；乱れん（2005）；くどくめり（2006）；飛び降りるとも降りなむ（2008）；空よりやふりけむ、土よりやわきけむ（2008）；風も吹きぬべし（2009）
2.打消表現：花咲かじ（2002）；夜更けじ（2003）；静かならざりし夜（2004）；及ばれぬ（2005）；あるまじきことなり（2008）；言うべきにもあらず（2008）；すぐるにはあらじ（2009）
3.完了表現：花咲きぬ（2002）；花咲きたり（2002）；夜更けたり（2003）；夜更けぬ（2003）；山に上りぬ（2004）；取りたるなり（2006完了判定）
4.過去表現：花咲きにけり（2002）；花咲きけり（2002）；夜更けにけり（2003）；花咲けり（2004）；花散りにけり（2004）；やうやく年老いにけり（2010）
5.仮定表現：花咲けば（2004）；死なば（2005）；人の恩をこうむりなば（2006）；踏ま ば（2008）
6.願望表現：花咲かなむ（2002）；夜更けなむ（2004）；花咲かなむ（2004）
7.断定表現：海静かなり（2004）；おこなはむとなり（2007）
8.意志表現：死なむ（2005）；呑まんとす（2006）
9.強調表現：夜更けなむ（2003）
10.存続表現：滝水に落ちたり
11.動詞：奢れるもの（2005）；ゐぬ（2007）；心を修めて（2007）；及ばねば（2007）；得め（2007）；泳める（2009）
12.名詞：秋つ方（2007）；おのれ（2009）；勝りたる（2009）
四、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古典语法考查句子的出处
从2005年开始，考试题型由考查助动词的断定、否定、过去、完成、推量、意志、被动、使役态变为考查把整个句子翻译成现代文的能力。2005年后考查的句子都是出自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具体出处如下：
2005年第46、47、49、50题出自《平家物语》；第48题出自《古今和歌集》。
2006年第46题出自《古今和歌集》；第47、48、49题出自《宇治拾遗物语》；第50题出处不详。
2007年第46题出自《古今和歌集》；第47题出自《方丈记》；第48、49题出自《宇治拾遗物语》；第50题出自《宇津保物语》。
2008年第46题出自《平家物语》；第47、48题《徒然草》；第49题出自《醒睡笑》；《枕草子》。
2009年第46、48题出自《竹取物语》；第47题出自《土佐日记》；第49题出自《徒然草》；第50题出自《古今和歌集》。
五、关于古典文法在教学中的思考
基于古典文法在日语专业八级考试中的定位，笔者认为在古典文法教学中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以读懂为目标，以古典文语言知识为教学内容，注重基础语法的教学。在现代日语教学中，主要以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技能为教学目标。在古典文法教学中应该主要以读懂为目标，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听、说、写的能力。此外，应该把“译”作为是否读懂的检验，不作为主要目标。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注重基础文法的表达及含义的教学，包括注重文字、词汇的理解。第二，以古典文鉴赏为目标。在古典文法教学中应该注重教授日本经典古文学，提高学生的古典文读解能力，这种能力是日语专业本科生必要的语言素养。此外，多让学生阅读经典的日本古典文学，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升审美水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养和气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古今图书集成》；编排体例；收录征引；按语注释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32-02
《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是我国清代康熙年间由陈梦雷、蒋廷锡等主编的一部大型综合性类书。现在国内诸图书馆所藏的皆为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原本已经不是很多了。这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收罗最广博、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全书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集我国古今图书之大成，故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末年开始编撰，雍正四年完成，因而外国把其称为《康熙大百科全书》。本文就其编排、体例、按语、注释、同属等5个方面加以探析。
一、规模宏大 征引丰富
规模宏大、征引丰富，是我国古代编撰类书共同追求的目的，因为他们既要给人们提供寻检、征引方便，又要尽最大可能齐全地征录文献，博大繁富，这是中国古代类书特殊作用的基础。民国施廷镛先生在其《中国古籍版本概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集成》引书三千四百四十八种，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这些，实际上要比其多的多。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到该书中考证的一个问题。就其范围来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自然界事物，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反映，真可谓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作者本人未经全部细考，借以证之。
《集成》从引录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贵古贱今的思想，内容上较为重视清代各方面的新成果和学术著作，有些资料一直收录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月。由于清代康熙年之前的资料较多，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可惜的是这一长处未能在全书中普遍展开，涉及到清代人、文、史方面的著作较少，特别是诗文作品、人文传记更是稀少。例如，诗歌部分只收录了康熙皇帝热河三十六景诗，传记只收录了十几位僧人和数名烈女，文字也十分简略。《集成》中保存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古类书中的佚文，特别是它大量地引录了《新旧唐书》中缺略而《册府元龟》中存有的史料，以及遗存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的资料。既重视直接从经、史、子、集中引录，又不废类书中的遗存，这是它能够征引丰富的重要原因。
二、结构严谨 体例完备
类书的结构是指类书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体例是指正文材料的编排方法。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的工具书，它的结构与体例完整与否，相对来说比一般著作更重要。《集成》体例上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将各种编排方法综合归纳融会贯通在自己的体例、体系之中。它以类序为主干，并且将纵横分类由两级发展为三级、四级。即：汇编――典――部，递相统属，以“部”为基础类目，基本类目下横向设10个纬目。分别网纳相应的文献资料。纬目下的条目也皆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例如时间顺序、经史子集顺序、文体顺序等。在不同“典”和不同“部”里，依据其内容和材料的特点，分别用不同的排列方法。例如，在“民族典”里用韵序法；“职方典”和“山川典”里用地序法；“经籍典”里用“经、史、子、集”顺序作为大块，然后再仔细的加以排列。总之，《集成》之前的类书各种排列方法，它都加以采纳在自己的体列系统中。宏观上以3级纵向类目为主干，以10个横向纬目为枝条，纵横交错，形成众多的节点，网纳征引的文献条目，在微观上因典部而宜，适当采用相应的编排方法。可以说《集成》彻底地贯彻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其他编排方法予以补充，使其可检性达到了古代类书的最高水平。
三、按语注释 初成系统
《集成》中的按语注释不仅数量大，而且功能更加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其功能作用：一是立部分类理由说明，二是资料的参见说明，三是条目在体例上的变通说明，四是引文段落的调整与删节及收录理由说明，五是引录文字的校勘与考证说明，六是引文版本的说明，七是引录文字与注释等项的说明。通过这些按语说明，不仅提高了检索功能，也增加了它的文献价值程度。
四、范围扩大 图文并茂
中国古代的图画制作与复制文字的抄写印刷相对困难的多。明代以前的类书都不收图画。从明代开始出现了收录图画的类书。《集成》传承了这一技术，大量的收录了图画，并把其分编在相关的“部”里。据不完全统计，有28个“典”里收图画6244幅，如此丰富的图录在中国古代类书中绝无仅有。在大量引录图画外，还制作了各种图表，同时还引用了大量的历代人物传记资料，补充了古代类书在这方面缺略的弊端。
五、纵横分类 递相统属
《集成》共设有六大“汇编”，编下又分设“三十二典”，各典下又有无数个“部”。编、典、部自成体系，统属清晰，方便检索。其六大“汇编”为；历象汇编（包括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征典）、方舆汇编（包括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明伦汇编（包括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博物汇编（包括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理学汇编（包括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经济汇编（包括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
“典”下再分“部”，全书共有六千多个部。每部下又分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存缺。三十二典中仅宫闱、官常、氏族、闺媛、艺术、神异、学行、文学、字学中设有列传一项（本项专收从各书中辑录的关于一个人物事迹的资料）。如：第五十五卷“文学名家列传”第四十三“刘禹锡”，辑录标明《唐书.本传》，《旧唐书.本传》的全文；《全唐诗话》《云溪友仪》《云仙杂记》中的片断。
诸汇编中，历象汇编内容为天文历法；方舆汇编内容为山川地理；明伦汇编内容为人事关系；博物汇编内容为动物、植物；理学汇编内容为经笈、语言文学、哲学；经济汇编内容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
三十二典中，乾象典，指天、地、日、月、星、辰和形体运动；岁功典，指一年中的月令、时政、风俗、节令；历法典，指历法沿革；坤舆典，指土、石、沙、水和历代疆域建都等情况；庶征典，指灾异、祥瑞；职方典，指历代地图；山川典，指大山名川；边裔典，指四周邻国；皇极典，指历代皇帝的情况；宫闱典，指宫廷制度；官常典，指历代官制；家范典，指家族关系；交谊典，指亲友关系；氏族典，指姓氏来源及显贵人物；人事典，指人的身体、年岁、命运、感应等；闺媛典，指所谓的古代名媛、烈女；艺术典，指术数、绘画、游艺等；神异典，指祭祀、鬼神；禽虫典，指禽、兽、虫、豸；草木典，指花草、树木；经籍典，指诸子百家；学行典，指明贤学者；文学典，指文学名家；字学典，指字体源流；选举典，指取士之科；铨衡典，指封建官吏选拔官吏之法；食货典，指土地、赋税、钱币；礼仪典，指祭祀；乐律典，指音乐、歌舞；戎政典，指战事、兵法；祥刑典，指历法、刑法；考工典，指科技及制造。
“典”下所设的“部”，其含义一般就比较容易懂了。
利用《集成》检索资料，首先要确定该资料属于哪个汇编的范畴，然后通过目录查其属于哪个“典”哪个“部”就可以查到相关的内容了。例如，要了解我国杂技艺术的原始状况，我们可通过查“博物汇编”下的“艺术典”再查属下“技戏部”和“幻术部”就能查到相关内容了。再如，查某些地域历史上曾发生过地震情况，我们可在“历象汇编”下的“庶征典”里，查“地异部”就可以了。
《集成》编撰时间距今较近，所以知识材料更为广泛和切合实际。对于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的有关方面的内容，从此书中多有反映。特别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技术和医药等方面保存了许多尤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集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倍受推崇和重视，但也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其表现在它所收集的资料大都是转录其他古代类书，不完全摘录原著，有的地方对原文任意删节和割裂，错字、漏字常有发生，因此在使用时必须参考前人对该书内容所作的考证，或查看原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彙 匯 音韵地位 字书释义 汉字音读
《简化字总表》第二表中“汇”字下面有“彙、匯”两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将“滙”列为“汇”的异体字。笔者对这两个字的字义和字音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彙、匯”语音特征
（一）“彙”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去声。中古音：于贵切、止摄合口三等去声未韵雲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81）。《广韵》“于贵切”下有“纬、谓、渭、緭”等17个字[2]（P359），其中16个字读“wèi”，只有“彙”字读“huì”。通常情况下，中古云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零声母。“彙”字读音是个例外。林端先生在《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一书中说：“‘彙’字于贵切，属云母，现代汉语读作[xuei51]，显然是云母归匣之古代音类的残留。按‘彙’字即‘蝟’字，而‘蝟’现代汉语则依云母一般规律读作零声母[uei51]了。”[3]（P153）【谨按】：“彙”字在吴方言中声母作全浊辅音[]，与上古声纽相符；在闽方言中作[]，与普通话相同。按照林端先生的说法，普通话中的“彙”字发音的沿革，是不是在中古汉语中不读“于贵切”，而是沿用上古的“匣母”读音，再在近现代汉语中按照匣母的演变规律读作[]？
（二）“匯”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上声。中古音：胡罪切（一音苦淮切）、蟹摄合口一等上声贿韵匣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136）。【谨按】：中古匣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少部分读作零声母。《广韵》小韵“匯”字下另有两字“擓”“”[2]（P95），其读音当来自“苦淮切”，声母作[?]。普通话中“匯”字声母作[]，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三）“彙”字读音再考
上古汉语“彙”“匯”两字同属匣母，中古汉语“彙”属雲母，“匯”属匣母。近代汉语中两字读音未注（《汉字古今音表》）。现代汉语普通话两字读音相同。对于“彙”字声母读[]，是不是还可以作如下理解：由于“彙”“匯”两字意义相近、读音相似，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产生了两字混用的现象，所以中古本读零声母的“彙”，受到“匯”的影响而读作[]呢？
（四）“彙”的日语音读
“彙”字在日语中不论是吴音还是汉音，都读作“イ（ヰ）”。按照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对应规律[4]（P72），[uei]对应“イ”段音或以“イ”结尾，而[x]应该对应“か”行（“k”组对应“か”行）[3]（P402）。所以[xuei]应该读作“かい”才符合对应规律。可见，日语中的“彙”字并没有像汉语一样保留上古音或者受到“匯”的影响而读成“かい”，相反，它体现了中古云母的特点，和“緯”等汉字一样都读作“イ”。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日语中没有以“匯”字开头的词语，因此不存在像汉语一样可能出现两字读音相混的情况。
二、“彙、匯”字义辨析
此部分主要对两部大型字书的释义进行分析比较，并就“词彙（匯）”“彙（匯）禀”两词的语源问题作一简要考释。
（一）《中华字海》的释义
“匯[5]（P46）”：共有五个义项：①水流汇合在一起；②聚集；③聚集而成的东西；④把款项由甲地寄到乙地；⑤外汇、外国货币。【谨按】：义项③所列词例是“字～、词～、总～”。
“彙[5]（P659）”：分列两大义项：（一）①聚集；②聚集而成的东西。【谨按】：义项②所列词例同上。（二）通“猬”，刺猬。见《尔雅·释兽》。
《中华字海》虽收字量大，但不太注重书证，为学界共识。
（二）《汉语大字典》的释义
“彙[6]（P404）”：共有四个义项：①刺蝟，后作“蝟”；②类；③茂盛；④聚合、聚集。
想“彙[6]”：共有八个义项：①器名；②河流相会合；③聚集、综合；④聚集而成的东西；⑤回旋、曲折环绕；⑥大；⑦泽名；⑧把款项从甲地划付到乙地。
“彙”字各义项都有书证。“匯”字除第④、第⑧个义项外，都有文献佐证。两字释义的交集是“彙”字第④个义项和“匯”字的第③、④个义项，胪列如次：
“彙”：④聚合、聚集。如词汇、汇集。《晋书·孝武帝纪》：“道子荒乎朝政，国宾彙以小人。”《新唐书·儒学传序》：“（唐玄宗）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书之六万卷，经籍大备。”清黄宗羲《朱止谿先生墓志铭》：“复选两汉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诏、令、奏、疏，彙为一集，曰《经世书》。”【谨按】：从书证只能得出“汇集”而得不出“词汇”的解释。
“匯”：③聚集、综合。如汇编、汇释、汇刊、汇报。清魏源《国朝古文类钞叙》：“在当日父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匯选。”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一六：“汇成一条汹涌的人群的巨流。”【谨按】：周立波小说中的用例，只是“河流相汇合”的一种比喻的用法，与此释义关系不大。④聚集而成的东西。如词汇、总汇。
（三）是“词彙”而非“词匯”
现在我们可以分辨清楚两点：一是就“聚集”义而言，“彙”比“匯”的书证要早得多；二是“词汇”一词中的“汇”，究竟来自“彙”抑或是“匯”，上列两本字典的释义都没有讲清楚，这牵涉到“词汇”一词的语源问题。
《辞源》（历时语文词典）未收“词汇”一词，也没有收意义相近的“语汇”一词。《辞海》[7]（P475）（兼收古今词语）则收录了这两个词，但用互训的方式释义，也没有列出书证。如“词汇”条下：也叫“语汇”。“语汇”条下：即词汇。而大型历史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则收录了“词彙”[8]（P124/11）和“语彙”[8]（P225/11）两词，所举书证都为鲁迅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大汉和辞典》[9]（P474/10）仅收“語彙”一词，未举书证。《中文大辞典》[11]借鉴《大汉和辞典》，也仅收“語彙”一词，但在释义时说：即詞彙。
从上述辞书中的相关条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词汇”一词，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明代梅膺祚的字书《字彙》，“汇”字作“彙”。日语“语汇”作“語彙”，这些都提示我们，跟“词汇”的“汇”相对应的繁体字应该是“彙”而不是“匯”。起码在这个词语上，“彙”“匯”是应该分开的。
（四）“彙禀”与“匯禀”的混淆
“彙”“匯”两字在古汉语中各司其职，前者主要释作“类”，后者主要释作“（江河）交汇”，但在近现代的使用中，似乎出现了某些混用的迹象。笔者查阅了置放于案头的1957年繁体字版的《官场现形记》[11]（光绪癸卯（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为底本，光绪甲辰（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为参订本），发现“匯”字共出现61次，“彙”字出现2次。
“匯”字主要用在“匯兑”“匯票”以及“匯豐”“匯钱”等场合。只有“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训，说是臬司乃刑名总匯，人命关天，非同儿戏……”[11]（P369）一例，是“聚集、汇合”的意思。《汉语大词典》[8]（P997/9）和《中文大辞典》[10]（P124/26）都作“總匯”，《大汉和辞典》[9]（P1162/8）作“總滙”，读音为“そうかい”。
“彙”字一作“彙禀”（如：凡是日与考各员，苟有真知灼见，确能指出枪替实据者，务各密告首府，彙禀本部院，亲自提讯[11]（P989），一为“彙齐”（如：然后众人陆续告成，数了数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说要回去补做了送来，彙齐之后，甄阁学一齐请沈中堂过目[5]（P1023）。其中“彙齐”一词都被《汉语大词典》[8]（P1659/3）、《大汉和辞典》[8]（P782/4）、《中文大辞典》[10]（P230/12）都收录了，解释为“齐集、聚集”。而“彙禀”一词，各辞典都没有收录。只有《汉语大词典》[8]（P981/1）收录了“匯禀”一词，解释为“综合材料向上级报告”，所引例证为1894年成书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三、结语
李乐毅先生曾对“汇”的繁体字“匯、彙”有如下详细的说明[12]（P109）：
汇[匯][彙]“huì”：“匯”的本义是古代一种方形的容器；“彙”的本义是刺蝟，后作“蝟”。但是，在它们的引申义中，都有“聚合”“聚集”的意思，这两个字早就是通用字了。“匯”字有一个异体字，“氵”写在左旁。过去银行界常把这个字右旁的中间部分略掉，写成“汇”，这就是现行简化字“汇”字的由来。由“汇”字还可以类推出：[擓]。
但在该书“简化字始见时代一览表”中，则又把“汇”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截至《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49～1956）”下面，而且只是标注了“匯”一个字。对“彙”字的简化沿革则没作进一步解释[12]（P333）。我们也查阅了大量字书、俗字典、书法字典，也没有发现清代以前有关简体字“汇”字字形的用法。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语音上“彙”不读零声母“ueì”而读作“huì”，可能是受到近现代“匯”字读音的影响；与此稍有不同的是，字形的使用上“彙”“匯（滙）”两字，即使到了近现代，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分，尤其是在“将钱从甲地汇到乙地”时，只能用“匯”字，而在表示“词彙”一词时，只能用“彙”字。而在表示“聚集”等其它义项时，则存在某种程度的混用情况，上述例证中“彙禀”与“匯禀”的差异多少能说明这一点，只是简化字方案公布以后，两者才统一作“汇”。
参考文献：
[1]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3]林端.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
[4]王保田.汉语韵母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规律[J].江苏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2，（4）.
[5]冷玉龙.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
社，1992.
[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Z].上
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9]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修订版）[Z].东京：大修馆书店，1986.
[10]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Z].台北：中国文化学院
出版部，1968.
[11]张友鹤校注.官场现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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