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PDA终端；中学“智慧课堂”；课堂模式建构
《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的研究与实践》是我校承担的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策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子课题研究项目。而“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又是这一子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和实践的落脚点。通过对现有各种高效课堂（如生命课堂、未来课堂）建构策略的梳理，我们发现凡是成熟的课堂建构模式，都具备以下七个要素：理论基础、建模理念、模式目标、模式结构、实施策略、实施条件、评价设计。七个要素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备的课堂建构体系。基于这一发现，我们在进行“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的研究与实践时，也主要围绕这七个要素展开，本文拟对其前四个要素进行简要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超越知识教育，走向智慧课堂――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
早在2008年，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成尚荣教授就指出：“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超越知识教育，从知识走向智慧，从培养‘知识人’转为培养‘智慧者’；用教育哲学指导和提升教育改革，就是要引领教师和学生爱智慧、追求智慧。”新课程理念认为，课堂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学习的过程，它是师生共同成长的生命历程，是不可重复的激情与智慧综合生成的过程。让智慧唤醒课堂，让智慧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是时代的呼唤，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是课堂教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契机，也是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使命。
二、互联互动，启迪智慧――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的建模理念
首先，智慧课堂中的互联互动，要借助托于现代信息技术设备、“电子书包”以及云平台等建设“智慧教室”。“智慧教室”主要包括教学部分和服务部分。其次，智慧课堂要以“教学应该启迪智慧”为根本出发点。课堂上要充满疑问，设计合理的教学悬念；引导争辩，使智慧的火花碰撞、交汇；凸现探究，智慧往往生成与对知识探究的过程；走向生活，在知识与生活的融合中培养了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再者，需要将教育者的教育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教育。课堂需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知识的汇聚、思维的碰撞、思想的交锋、情感的融合。最后，智慧课堂应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要有多样化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投入学习；应重视动态生成，用智慧启迪智慧，用教师的专业成长带动学生的智慧成长。
三、系统完备，操作高效――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的模式目标、模式结构
在对“基于PDA终端的中学‘智慧课堂’模式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建模理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该模式的建构目标要包括以下要件：
（1）智慧教室――智慧课堂平台建设。在无线网络环境下，投影仪、触控式白板、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个人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组成的教师端能与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组成的学生端实现互动、广播、控制，辅助以嵌入式录播设备实现录播、监控、巡课等功能。
（2）智慧教师――智慧课堂的基础。培养智慧教师，需要有以“爱和责任”为核心，以“主动学习、发现自己、智慧工作”为主题，以“加快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为目的，以“教师读书工程”为主要手段的，立体化的教师培训工程。要认识到：文化素养是教师成长的基础，专业知R是教师成长的核心，教育智慧是教师成长的催化剂，生活实践是教师风格形成的保障，人文素养是保持教育活力的重要支撑。
（3）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智慧教学、学习的有效机制。在“智慧教室”利用电子书包进行课堂教学是一个新型的信息化产物，在此背景下，我们主要探索了“三三四四一”自主学习模式及其应用（即“三课型”、“三模块”、“课前四环节”、“课上四环节”、“课后一环节”）。
（4）智慧教育文化――课改推向深入的文化保障。学校文化层面，要科学定位办学目标，提炼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符合智慧教育理念的校训，着力建设学校厚重广博的文化内涵。
教师文化层面，要提倡教师成为“情趣高雅、言语文雅、行为儒雅”的富有智慧的人；结合“共识”和“分享”两个基本元素，以“共识”为核心建设教师的观念文化，以“分享”为核心建设教师的合作文化。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2〕蒋俊杰.从传统到智慧：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困境与重构〔J〕.浙江学刊，2014，（04）：117-123.
一、“艺・慧”教育的内涵意蕴
“艺・慧”的“艺”，是对“花草树木”般的学生的精心呵护，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湛技能，是富于激情与想象力的创造性“树人”实践，是独特而又美丽的智慧教育艺术；“艺・慧”的“慧”，指智慧教育文化背景下，在知性、理性、情感、实践等层面生发的机智与智慧，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德育、智慧学校、智慧校园、智慧课程、智慧课堂、智慧教学、智慧教研、智慧教师、智慧学生、智慧图书馆等元素。
整而合之，“艺・慧”教育，即致力达到艺术境界的智慧教育，是一种富于知性之美与智慧之美的教育。学校创建“艺・慧”教育品牌，企望全面贯彻“艺・慧”教育理念，使每位教职员工将其内潜于心、外显于表、落实于行，运用独特、美丽、富于想象力、饱含创造性的“艺・慧”教育思想、理念、机制、策略、方式、方法等，创办一所溢满艺术气息与智慧因子的学校，使每个学生逐渐变得优雅、智慧与幸福。
二、“艺・慧”教育的运行机制
创建“艺・慧”教育品牌，学校需结合区域文化与自身文化特色，立足学生个性发展、多元发展、全面发展与终身发展，逐步推进领导机制、文化机制、研究机制、培训机制、考评机制、奖励机制改革，才能确保进入良性发展、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使学生在文化陶冶中逐渐优雅、智慧与幸福。
1.领导机制
建立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领导机制，是学校创建“艺・慧”教育品牌的可靠保障。创新领导组织机制，确保责任主体到位；健全督查考评机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完善奖优罚劣机制，确保工作推进到位。这样，核心领导，统揽全局，议事决策，协调沟通；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科学分工，细化目标，各尽其能，效率提升；各司其职，认真落实，分工合作，步调协同；制度完善，秩序井然，“艺・慧”教育，运作轻松。
2.文化机制
教育因文化而内涵丰富，文化因教育而提升价值。凡是进入教育的文化，都会被认定为优秀的、精粹的、适合的文化。在“艺・慧”教育理念引领下，学校应自觉引入适合发展需要的文化机制。如，建立统一标识的形象设计机制，从理念标识、行为标识到视觉标识，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内涵与办学特色；建立教育素养提升机制，组织广大教职员工学习新思想、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新技能、新知识，生成特色文化素养。
3.研究机制
学校需建立“艺・慧”教育、教学、管理研究机制，形成一套日趋成熟、行之有效的教科研体系，打造一支智慧办学、智慧教育、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研究的教科研队伍，通过申报省总课题、市大课题、镇小课题、校微课题，科学研究、开发、建设、实施系列特色课程，创造性地解决品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致力营建突显文化、艺术、生态、智慧、数字特色的校园，创办以“生”为本、以“学”为根的文化型、艺术型、智慧型学校，生成办学之美、教育之美、教学之美、管理之美、校园之美、教室之美、n堂之美、学生之美、学习之美等。
4.培训机制
实施“艺・慧”教育，需建立规范完善的培训机制，通过校本培训、外出参观、专家引领、学历进修等方式，引领组建一支理念先进、技能精湛、结构合理、合作精诚的教科研团队，脱颖而出一批智慧教育、教学、教研、管理人才，在实践中探索“艺・慧”教育思想与理念、策略与方法，研究与之相匹配的智慧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促进特色教育文化的逐步形成，继而创建智慧学校、构建智慧校园、塑造智慧教师、培育智慧人才。
5.考评机制
践行“艺・慧”教育，学校需树立“凭实绩用干部，从实绩看教师，以实绩论奖惩”的考评理念，把“想工作”“能工作”“会工作”“多工作”“工作好”“工作强”“工作优”作为考核的标准，创建张弛有度、刚柔相济、显潜结合、长远兼顾的考评机制，构建一套体现“艺・慧”教育理念的综合考评体系，做到考评与干部调整、教师奖惩、年度考核一一挂钩，使其真正成为办学的“指挥棒”与“风向标”，引领广大教职员工不断地纯正师表形象、丰富专业素养、激发智慧潜能、焕发工作活力、提升教育品位。
6.奖励机制
创建“艺・慧”教育品牌，学校需做到“褒有根”“贬有据”“制度在先”“奖惩分明”，增强考核的导向与激励功能，使广大教职员工，会工作的有舞台、想工作的有动力、工作强的有地位、工作好的有荣誉、工作差的有压力、不工作的有危机，从而都能以阳光的心态，投入到品牌创建中去，创造出自强不息、生气勃勃、百舸争流、开拓创新的美好局面，创建一所富于文化、艺术、生态、智慧、数字特色的学校，一个弥散着文化氛围、艺术气息与智慧因子的校园。
三、“艺・慧”教育的实施策略
创建“艺・慧”教育品牌，需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创建校园文化体系、重构课程教学体系、升级教研科研体系、健全教师发展体系、更新学生培养体系，致力建设“艺・慧”校园，全方位地引领学生追求优雅、智慧、幸福。
1.完善“艺・慧”学校管理体系
完善“艺・慧”学校管理体系，需用科学化、人文化、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把建章立制的“硬”管理，与人文情怀的“软”管理相结合，不断地凝聚全校师生，提升执行力，使学校的目标计划体系、质量管理体系、业绩考核体系日趋科学规范，教育教学管理的动力系统、实施系统、检查系统、修正系统逐渐高效运转，不断地优化办学理念、办学目标、管理模式、队伍建设、课程结构、育人环境，推动学校良性发展。
2.创建“艺・慧”校园文化体系
创建“艺・慧”校园文化体系，需构建理念系统，围绕核心理念，设计校徽，谱写校歌，拟定校训，制定校风、教风、学风等；构建主题系统，围绕办学主题，设计双语节日文化、课程文化、课堂文化、德育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年级文化、班级文化；构建环境系统，整体规划校园环境，重新命名建筑物、大楼、道路，设计课室、功能室、办公室、阅览室等；构建形象系统，设计文化长廊、艺术长廊、文化名人雕像画像，做好电子屏幕、书籍、画册、卡片、网站、广播站宣传工作等。
3.重构“艺・慧”课程教学体系
学校需成立课程研发小组，从目标、结构、内容、实施、评价等方面，构建与“艺・慧”品牌相适配的课程教学体系。在有效实施基础型课程的同时，全面开展拓展型、综合型、实践型课程。如，设置学科延伸类课程，通过研究、交流、合作、探索、发现、实践、创造，培养学科兴趣生、特长生；设置人文类课程，整合人文学科教师资源，通过中华经典诵读、世界名著导读、人文礼仪讲座、演讲辩论活动等，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设置艺体类课程，通过书画创作、音乐欣赏、阳光体育、形体训练等，增强学生身心健康与美的鉴赏能力；设置综合类课程，整合“线”“纸”“泥”等资源，借助“社团”，设计系列“慧心”“慧眼”“慧齿”“慧指”活动等。
4.升级“艺・慧”教研科研体系
学校需升级教科研管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课题研究体系，不断优化研究机制、思路与队伍，积极引领、激励、指导教职员工管理研究、课程开发、教育研究、教学研究、评价研究、教师培训等，增强教科研文化意识，提高教育实践能力与学术研究水平，促进专业发展，从宏观高度到微观层面，贯彻落实“艺・慧”办学理念，为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与保障，助推品牌打造，形成品牌文化。
5.健全“艺・慧”教师发展体系
健全教师发展体系，学校需通过理念引领、平台推动、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文化提升等方式，使“艺・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不断优化工作方式与方法，提升专业发展、教育教学、反思感悟、学习借鉴、教育科研能力。通过打造“教师书屋”，优化学习环境，丰富阅读资源，汲取前沿内容。借助“三名”工程，分层培养提升，发挥辐射作用，促进教师成名。完善奖惩机制，增强激励功能，相关获奖发表，不遗余力庆功。这样，就会逐渐出现“人人科学规划发展，个个描绘美好蓝图”的教育改革局面。
6.更新“艺・慧”学生培养体系
学校应利用创建教育品牌的契机，从目标、理念、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更新以学生为主体的培养体系，使每一个学生渐渐成为“艺・慧”型孩子。学校可重点进行教育培养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凭借德育课程、课堂、社团等教育渠道，依托悦读节、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等系列活动，实现教育体系的连续性、互动性、交叉性、补充性、整合性，创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与行为，使其生命涌动、心灵自由、身心和谐、品性美丽、追求卓越、蓬勃向上、智慧l展、阳光起航。
四、“艺・慧”教育的课程设置
设置“艺・慧”教育课程，需关注课程资源的丰富性、课程体系的开放性、课程结构的整合性、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坚守以“必修课程为主，选修课程为辅”，以“实践课程为体，综合课程为翼”的原则。基础性课程，凸显融合的思想，丰富课程内涵；拓展性课程，注重“综合”与“实践”，关注探索、发现与创新能力。以学科实践活动、专业技能训练、社团兴趣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性、探究性、发现性、综合性学习。
在“艺・慧”教育理念引领下，学校在智慧地实施基础性课程的同时，可围绕学生的语言――言语、逻辑――数理、视觉――空间、身体――动觉、音乐――节奏、交往――交流智、自知――自省、自然――观察等智能，积极构建拓展性课程体系，用特色校本课程串起儿童的七彩生活，激发兴趣与爱好，开发潜能与特长，在文化陶冶中逐渐优雅、智慧、幸福。
五、“艺・慧”教育的课堂特色
“艺・慧”课堂，彰显着教学之美与学习之美，教师用知识、智慧与机智科学地整合课堂，切实有效地引领学生自主探究、实践体验、合作交流、积极发现、开拓创新；“艺・慧”课堂，富于参与性、体验性、合作性、探究性、实践性、整合性、生成性、人文性、审美性、艺术性、思辨性、智慧性；“艺・慧”课堂，学生训练思维、交流语言、发掘潜能、生发智慧。
音乐课，想唱就唱、想奏就奏、想跳就跳；美术课，手工作坊、绘画长廊、整合主题、艺术展墙；体育课，体音整合、体舞整合、体艺整合、体卫整合；电脑课，自主学习、勇于探索、学科整合、小组合作；科学课，教室即展览馆、活动馆、创客室、制作室；语文课，微电影进课堂；英语课，微戏剧展风采；品德课，微表演进社区；综合课，微主题显能力……
一节节“艺・慧”课，以艺启智、以慧健体、以艺养性、以慧树人。广大学生，以艺修身，以慧养心，在文化陶冶中渐渐变得优雅、智慧与幸福。
[关键词]教师学习；教育智慧；教育理智智慧；教育实践智慧
“学习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教师师学习是在教师教育者与教师之间发生的，以促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问的互动为目的的沟通活动。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沟通”区分两个层面：表层的语言沟通(如教师教育者通过教授活动把一种教育理论“告诉”教师)、图式沟通(如教师模仿教育实践专家的教育实践图式)与深层的智慧沟通。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以教育观念授受为主题的教师学习活动只能算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它并没有实质性地完成教师发展的重任。为此，我们认为，当代教师学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沟通”活动进行到底，推动两种教育智慧的转生与增长。
一、教育智慧的类型差异说
教育智慧是有类型差异的。不同教育智慧的存在形式不同，其对教师发展所产生的功能也就不同。一般而言，在教师教育领域中有两种基本智慧类型，即教育理论所承载的教育理智智慧与教育经验所承载的教育实践智慧。教育智慧的类型不同，其表现形式、存在形态、作用方式不同，由此导致教师学习的方式也不同。对这些差异的剖析和概括，就构成了我们所言的“教育智慧的类型差异说”。
(一)表现形式不同
教育理智智慧常常体现在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活动中，其思维方式、认知策略、认识风格就是教育理智智慧的直接表现形态；教育实践智慧常常体现在普通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对教育情景的反应方式、解决实践问题的独特方法、应对偶发事件的教育机智、处理教育活动中人与事的技巧等，都是教育实践智慧的体现。与之相应，教育理智智慧的发展主要是求诸于逻辑演绎、理性抽象、分析综合来实现的，理论思维是其内核；而教育实践智慧的发展主要是求诸于试误、摸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实现的，即当教师在尝试用一种新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为实践证明有效时，这种解决方式就顺利进入教师个体的实践图式库，其实践智慧随之增长。
(二)存在形态不同
教育理智智慧一般是相对完备的，且具有封闭性、完整性。它存在于逻辑理性的链条之中，其本身自成一体且具有自我组织功能、趋于完善的倾向，围绕基本理论体系不断自我调整是其一般存在形态，其潜在的旨趣是追求自身的合理化、完美化、体系化。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观念系统(即理论)淘汰一切趋向于干扰和打乱它的东西。它会调动一些免疫机制，来抑止或摧毁任何危及自己完整性的材料或观念。”而教育实践智慧一般是相对零散的，且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的特征，外界情景的变化、新问题的产生、
(教师的)新教育经历的发生等都可能会立刻影响到它的样态和构成。教育实践智慧存在不是聚合式的，即不是以某一理论系统为轴心，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组织起来。而是辐射型的——它们往往是围绕解决某一实践问题的需要而运用各种解决方式和策略，使这种实践智慧不断向外拓展。遵循问题逻辑和实践理性，始终与教育实践、教育情景的需要保持动态平衡，是教育实践智慧的基本存在样态，它的潜在旨趣是追求自身对教育实践、教育实际情景的适应性。
(三)作用方式不同
教育理智智慧对教师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拓展教师的认识视野，使教师形成看待问题的新眼光；丰富教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策略；创新教师思考问题的观念图式。其预期目的是拓展教师认识视野的广度和理解实践问题的深度。而教育实践智惹对教师的作用方式是通过为教师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具体样式、现实策略、行动图式的方式来促使教师生成有效、可行的教育行动，以促成当前问题的解决，其预期目的是实现教师的教育实践效能和效率的最优化、最大化。
(四)学习方式不同
对教师而言，两种教育智慧都需要，都应该学习，但在学习方式上有所差异：教育理智智慧是教师在学习教育理论、形成教育理念中实现的，它需要的是教师的外显学习、专门学习，脱身于实践的学习。而教育实践智慧是教师在个体教育实践或在与同行共同实践、共处某一情景中实现的，它需要的是教师的内隐学习、实践学习，融身于实践的学习。当然，即使教师学懂了教育理论、教育观念，也并不等于他就学到了某种教育理智智慧。只有当其掌握了一种教育理论的“魂”或精神要旨时，才算完成了教育智慧的学习。同样，教师对他人实践智慧的学习也是一种部分之学、局部之学。只有当教师把对他人教育方式的直接学习与自己的内在领悟融合在一起，才能算是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学习。
二、两种教育智慧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两种智慧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的，其间的联系为两种教育智慧间的协作与转生提供了条件和平台。这些联系集中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二者是相互催生的。实际上，两种教育智慧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种途径。一种是各自的独立发展，它包括“两轨”的齐步行进：一轨是教师教育者凭借教育活动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学理之路来探究教育世界的道理和真知，以此来延伸教育活动的理智智慧；另一轨是教师凭借实践理性和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来创造教育实践活动的新样式，以此来丰富其参与教育生活的实践智慧。另一种是交互式的推进，它是通过两种智慧间的相互催生机制来实现的。这是本文要探究的一个主要问题，该机制的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一般情况下，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处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它能够利用自然生成的活动图式来理解(即观念图式)、处理(即行动图式)教育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难题。而当它遇到自己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难题并陷入困境时，教师就会产生求助于教师教育者的理智智慧的动机，以求利用这种理智智慧来对自己的实践智慧进行审视、诊治、修补、调适，以使零碎、随意的实践智慧变得系统、合理，从而形成应对实践难题的新策略。教育实践智慧所遭遇到的困境会对教育理智智慧形成一种召唤之势，希冀教育理智智慧进入教师的教育生活，面向教育实践而生长。同时，作为源自教师教育生活中衍生、游离出来的一种智慧形态——教育理智智慧，也有向教育实践智慧转化的需要。这不仅由于它本身根本就不能独立存在，而且还由于它必须在与教育实践智慧的联姻、携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教师的教育理智智慧的营养源、生发源是教育实践智慧，它必须在向之回归和转化中才能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教育理智智慧也必须借助教育理论传授这一中介环节的承载来进入教师的教育生活，促使教师在将这种智慧与教育情景及教师生活体验的结合中催生出一种教育实践智慧，最终使教育理智智慧服务于教育实践的变革。故此，两种教育智慧之间是相互吸引、相互催生的关系：教育实践智慧的实践困境是教育理智智慧的生长起点，而教育理智智慧与教育实践的相遇是教育实践智慧的生长起点。这种相互催生的关系，为教师教育者介入教育实践、彰显教师教育活动的价值提供了依据。
其二，二者是相互转化的。在教师发展中，教育理智智慧与教育实践智慧之间不仅具有相互催生、带动、抬升的关系，还有一种相互转化、交互生成的关系。两种智慧类型在相对独立、不改变自身形态基础上发生的相互推进、彼此拉动式发展，我们称之为“外推式发展”。实际上，每一种发展的副产品都是发展主体与发展环境(或他物)间的相互摄入、相互融入，这种“摄入”“融入”体现的则是一种内生式发展，即事物与环境、他物间的相互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事物同样可以获得发展。简言之，每种事物的发展不仅离不开外推式发展，而且还需要内生式发展，外因推动与内在生成代表着事物的两种基本发展方式。两种教育智慧之间转化的结果是两种智慧具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教育理智智慧中摄入教育实践智慧中的积极因素，教师教育者所构建的教育理论就具有了合理性和适应性；教育实践智慧摄入教育理智智慧的先进图式，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就具有了超前性和科学性。显然，整个教师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和促进两种智慧类型间的转化。
三、当代教师学习：教育智慧的“接力”
教师学习的最终对象是教育智慧而非教育观念。磨炼教育智慧，增强教师对教育实践问题的应变力和效能性，是一切教师学习活动的核心使命。教育实践智慧的增长，既可以通过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创生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教师与同行共事、切磋、分享等方式来实现，还可以通过不同智慧类型间的转化来实现。一句话，教师发展的主题是教育实践智慧的增长。而创生、分享、转生则是实现这一增长的三种基本路径。前两种路径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常规性增长方式。而后一智慧增长方式则更为值得关注，可以说这一方式是支撑整个教师学习活动的根本机制。所谓“转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教育智慧类型的转变；二是新教育智慧的生成。由于两种教育智慧之间的转变是不同类型间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不是相互机械“套用”的过程，而是创造性地“适用”过程，一种新智慧的生成过程。在此，“适用”不同于“应用”，它实质上是指教师对教育理智智慧创造性地运用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教师对这种智慧的再创造、再加工。此时，“转变”与“创生”是合二为一的过程，称之为“转生”较为贴切。实际上，教育理智智慧只有转生为教育实践智慧，其实践效能才能得以释放，毕竟它是一种被理性还原过、压缩过的教育智慧；同时，教育实践智慧也只有及时转变为教育理智智慧，其自身才能变得合理，其发展方向及科学化程度才有保证。为此，我们也可以说教育理智智慧浓缩、加工、更新了教育实践智慧，使教育实践智慧在转变为理智智慧的过程中得到了矫正，进而延伸了它的生命。显然，转生的关键存在于两种教育智慧间的联系和交合点上，存在于两种教育智慧间相互催生、相互转化的关联中。教师参加教师学习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两种教育智慧的增长与相互间的转生。
无论哪种教育智慧，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教育实践之中，差别仅仅在于其作用于教育实践的方式有差异，在于其与教育实践的距离有远近之分。显然，教育实践智慧与教师的教育实践之间是直接同一的，二者之间的沟通无需任何媒介；教育理智智慧与教育实践之间则是间接同一的，它必须经由教师及其实践智慧这一中转环节来实现。换言之，教育理智智慧是附生于教育实践智慧之上的，其生命力就体现在它向教育实践智慧的转化上。如果没有这一转变，教育理论智慧是难以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故此，教师教育者的理智智慧向教育实践智慧的转化具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教育实践智慧也有向教育理智智慧转化的必要。由于教育实践智慧常常具有强烈的情景性、综合性、经验性和个体性，其存在往往与具体情景、具体问题密切相关，故它对其他问题情景的适用性尚待验证，其科学性有待考究，其向他人的迁移有待论证。为此，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需要通过向教育理智智慧转化这一环节来解决上述问题，提升其普遍性品格。这种转化的环节常常是教师的教学研究活动。在研究中，教师所撰论文、著作和其感悟等都是这一转化的具体成果。在转化中，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具有了理论、观念、认识的形态，它们借助于文字实现了可言、可视、可反思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化，教育实践智慧中的消极成分得以清理和过滤，积极因素得以继承和发扬，由此，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得以实现优化和发展。因此，两种教育智慧类型间的相互转变是教育智慧实现内生式发展的现实路径。
教育理智智慧的优势和生命力集中体现在其所承载的前瞻性的教育理论视野、先进的思维范式、理性的教育眼光、丰富的观念图式等方面，而教育实践智慧的活力和生命集中体现在其所承载的具有效能性、灵活性的教育实践样式、教育行动图式、教育机智等方面。两种教育智慧之间的转化实际上就是两种智慧的具体表现样态之间的转化。具体而言，这种转化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教育理智智慧向教育实践智慧的转变。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思想观念的行动化，即把教育理论、教育观念转变成为可视、可见、可行的教育活动方式。这一转变绝非是教师教育者向教师进行“观念传授”这一简单过程能实现的。目实际上，任何理论、知识向行动、实践的转化都是一种智慧的转化。这种转化不单是智慧类型的机械转化，还是智慧参与下的再创造过程，它始终伴有一种新智慧的生成。应该说，只要教师教育者与教师在一定场合、情景中相遇共在，面临共同的教育实践问题(包括真实问题与虚拟问题两类)，这种智慧转变活动、教师学习活动就会发生。进而言之，这一转化的具体机制就是教师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教育思维、教育眼光缓慢地向教师的教育实践中扩散、融入、渗透，其最终状态表现为教师看待教育问题的教育视野、教育思维、教育策略所发生的变化，逐渐学会用教师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教育思维、教育眼光来处置教育实践问题，从而实现对自己教育经验的重组和新实践智慧的生成。
其二，教育实践智慧向教育理智智慧的转化。其旨在解决教育实践样式的抽象化、理性化的问题，即通过人的理性思维，把一种实然的教育实践样式、教育活动方式“浓缩”“结晶”“提纯”为一种兼容性强、适应面广、合理化程度高的思维范式、思考模型、认识眼光等。这一转换是教师教育者或教育研究者对教育实践进行理论化的反省和逻辑化的思考，使之在其大脑和观念中生成新的教育理智智慧形态的过程。同时，该转化过程还包括教师自己对教育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和加工。在基层教师群体中，尤为盛行一种中间型教育研究，即以教育叙事、教育案例、教学反思等为主要形态，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成果大多表现为一种半成品式的教育理智智慧。因此，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教师教育者的介入是为了收集教师在实践中所形成的那些半成品式的理智智慧，力求借助于教育学科的理论思维来提升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并在理性层面对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进行扬弃，最终形成以教育理论为载体的教育理智智慧。其间，教师教育者与教师的关系就如同接力赛一样，他们在这一“接力”中实现了两种教育智慧的顺利转化和持续发展。由此，这一教育智慧的“接力”正是对当代教师学习的另一种生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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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能电网；智慧城市；支撑作用
引言
智慧城市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理念，通过整合多种先进技术，促进城市各部分功能协同运作，使得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环境更清洁、生活更舒适。智能电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对智能电网对智慧城市的支撑作用进行分析尤为重要。
一、能源技术的基础支撑作用
目前普遍认为SC 的基本支撑技术是ICT 技术，但本文认为能源技术同样是基本支撑技术之一。其原因如下：1） 能源技术关系到SC 所有的愿景、特征和应用，对于建立绿色、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影响的全面性不次于ICT。2） 能源技术包含大量信息、通信技术之外的专业性内容，是ICT 技术所不能覆盖的。能源技术中包含ICT 的应用，反过来ICT 中也包含能源技术的应用。3） 生态可持续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雾霾问题已成为我国目前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而能源技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4） 能源系统的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特别是SG 技术对于城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等约束性指标意义重大。作为能源技术主要部分的SG，许多应用需要电力系统外广大用户和部门参与，直接以基本电力供应外的形式影响城市生活。可见，能源技术是城市发展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局性技术，其专业性、重要性、关注度决定了其基础支撑地位。因此，本文在已有的各类架构的基础上梳理了如图一所示的5 层SC 体系架构，能源技术作为底层基础支撑技术之一，直接关系到SC 的技术方案、应用、特征等各个层面，是SC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重要基础。
2 电力通信资源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的优势
2.1 在接入网方面
通过光纤复合低压电缆技术，在新建居民区铺设电缆，同时进行光纤的架设，实现电力光纤到户，避免通信资源二次建设造成的资金浪费，在国家"三网融合"伟大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四网融合"。电力光纤到户能够解决城市通信网络"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高城市接入网的覆盖面积，强化城市神经网络末梢，实现对城市信息的全面感知。
2.2 在城市杆塔和沟道资源方面
电力供应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 在城市建设的初期，国网公司积累了大量的杆塔和沟道资源，形成了全面覆盖城市的地下管道网络，它是发展智慧城市通信网络必不可少的资源，可以有效地支撑智慧城市通信网络的规划，这点是其他电信运营公司不具备的优势。
2.3 在建设优势方面
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智能电网的支撑，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电网的存在。随着智能电网的大力发展，未来的电力通信网将随着电网的建设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通信全覆盖。
2.4 在城市信息感知方面
智能电网的正常运行需要对周围环境进行实时感知，电力通信网积累了大量的环境感知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城市环境的实时感知，支撑智慧城市环保事业的开展。
3 智能电网绘就美好生活
嘉兴以智能电网驱动智慧城市的实践证明：一个以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为特征，安全可靠、经济高效、清洁环保、透明开放、友好互动的现代化电网， 具有能量与信息同步传输的功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与核心驱动力，也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种种弊端的基础平台，具有助推城市和产业转型发展的强大功能。开启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模式中国建设新型城镇化需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大力发展城镇互联网、物联网，建设智慧城镇，将城镇化与信息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转型升级，这些都离不开智能电网的建设。
嘉兴智能电网建设的实践表明，智能电网电压序列优化后，新建变电站及线路数量显著下降，电力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减少，变电站站址选择余地变大，电网损耗降低，电力用户电费支出降低，可接入容量增大，促进了电网与新型城镇和谐发展。光伏农业一体化，开创了农业能源智能化的新时代，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极大限度释放了农业劳动者，将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同时改变了农业生产对太阳能单一低效的利用方式，保障了新型城镇能量供应，促进了绿色能源发展。推动区域转型升级发展智能电网的发展将为传统优势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及新兴产业提供机遇，可有效带动新能源、信息、通信、装备制造等多产业共同发展，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将有效推动节能技术、低碳技术、环保技术、能效管理技术等实现突破，推动环境科学技术、化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技术和应用创新，以及相关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
从嘉兴的实践看，以智能电网驱动智慧城市，将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如下作用：推进适应分布式能源接入的区域智能电网建设，创造性地实现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专利； 推动先进技术理念的产品化，带动嘉兴智慧产业实现突破性发展，争取形成一批国际或国内领先的高科技产品；通过探索建设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和新能源的接入，培养一批掌握变电站智能辅助控制系统、智能并网装置等高新技术的企业。
结束语
总之，能源技术和通信技术一样是智慧城市的基本支撑技术，而智能电网和智慧城市建设这两大体系存在着相互制约和促进的作用。合理地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既可以实现整个社会角度的整体最优，也可以最终实现两大体系的"双赢"。 在后续研究和建设实践中，亟需持续地深入分析、选择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能电网应用，在确保可靠优质供电服务的基础上，逐步把各类智能电网应用深入融合到智慧城市建设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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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智慧；规范；技术；生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27—05
实践事关人的行为，总是倾向于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智慧则事关人的能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二者决定了实践智慧虽不是一脉相承的系统性话语，但却完全合乎理性，只不过不是一种理性，而是多元理性。实践智慧具有多元性这一事实，使得我们不能将其仅仅归结为一种单一的体系，而不得不依据类型学的方式将其表述为多面孔的复杂系统。实践智慧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了这一点。①
一、规范取向的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一词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首要且流传久远的实践智慧维度就是规范性实践智慧。②规范性实践智慧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行为的合理性。按照行为合理性的来源不同，规范性实践智慧可以分为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和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两种，前者认为人的行为是否明智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人的内在的道德德性，而后者则认为外在的社会规则是判断行为是否明智的根本依据。
（一）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
最早对“实践智慧”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经验分为三类：理论的知识经验（又称理论智慧）、实践的知识经验（又称实践智慧）和制作的知识经验（又称制作的智慧）。理论智慧主要指向求索事物本质的思辨活动，实践智慧主要指向将人变好的活动，制作的智慧则主要指向将物变好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并不指向人类所有的行为，而是三类行为中的一类，主要涉及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相应地，实践智慧既不是探讨事物真理的科学活动，也不是创制物品的生产活动，而是处理与善恶有关的政治活动或伦理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灵魂并非都是理性的，亦有非理性成分，即感情、欲望和嗜欲。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过有理性的生活，而理性生活不是不要非理性，而是与非理性合作，并用人的理性引导非理性。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有道德德性的人，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所谓道德德性，它不仅是指在各种领域中所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善，而且是指整体的至善，即人的幸福。人只有通过追求各种具体的个别的善才能通达至善，才能获得幸福，即各种善的和谐统一。人不能仅仅停留于“知道什么是好的”的知晓层面，最重要的是践行，是投身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并通过这种践行使自身成为好的。作为追求善的活动，实践在这里以自身为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康德的实践概念仍然坚持着实践和制作的二分法，即把实践分为“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康德所谓的实践智慧就是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领域仍然局限于道德和政治领域，更多地指向普遍的道德律令——人的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其主要依据不是其行为后果，而是其行为意图——行动者心中永存的善良意志：一个人之所以应当如此行动，是因为这样做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责任，是因为这样做是正当的。人的理性都固有一种先天的善良意志，它构成了行动的内在命令，成了行为的是非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人才能成为人，才能像人那样去生活。人的善良意志虽然不能保证必然可以获得幸福，但却让人知道应该怎样行动：幸福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不管我们幸福与否，只要事情正当，我们必须去做，因为这是我们必须服从的内在命令。③这样，康德将人的善良意志置于人的幸福之上，作为人行动的最高依据和无条件的准则。只有以这种方式行动，人才永远不会将人性——无论是自己身上的人性还是他人身上的人性——当做手段，才会始终地将其当做目的。
总之，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经康德发扬光大的道德德性取向的实践智慧学说认为，人应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存在于每个个体自身所拥有的理性，所拥有的善良意志。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性善说”所认为的那样，人人都可以凭借自己身上所固有的良知，所固有的天理，去知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只要凭借自己的良知真诚地去做对的事情，去改正不对的事情，就可以“致良知”，即发展自己的实践智慧。
（二）契约论取向的实践智慧
在契约论看来，人应该如此行动的基本依据不是来自人的理性，不是来自人先天的良知——内在固有的善良意志，而是来自外在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其本质意义上是一种契约。所谓实践智慧即是依据契约进行行动。依据契约逻辑原点的不同，契约论可以分为基于利益的契约论、基于民主的契约论和基于自由的契约论三种。
基于利益的契约论主要由霍布斯及其继承者开创，故而又被称为霍布斯主义，其理论要点主要有：第一，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人生而自由，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食物、庇护所、衣服、安全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稀缺的——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所欲想的东西，这种状况最终致使人们为了其想要的资源而展开竞争，竞争引发冲突进而致使人人相互为敌。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任何人都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力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侵害，即使是最强大的人也可能被他人所害。第二，摆脱这种状态的根本方法在于签订对我们集体有益的契约。恶性竞争使人发现，可以制定一份对集体有益的规则以使每个人都能比在没有这些规则的状态下过得更好，于是，所有人共同签订了一份于集体有益而不是对某个人有益的契约。第三，建立保障契约得以履行的公共权力机构。人们很快发现，其他人很可能背弃这些协议并利用守约者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为了防止这一点的发生，建立公共权力机构便成为必须。总之，从充满战争气氛的自然状态到依据契约行事的合作状态，体现了人类在自身发展方面的实践智慧。
基于民主的契约论主要由洛克及其继承者卢梭、罗尔斯、斯坎伦等人开创，其理论要点主要有：第一，正常的成人是自主的、道德上有能力和负责的，因而都是道德平等的人，进而应该享有政治上平等与自由的权利。第二，这些有理性和认知能力的契约主体在平等、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条件下所订立的任何契约不论其内容是什么都是正义的。第三，这些契约将个体结合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拥有每个人都视之为自己意志的“公共意志”——关于道德行为对错的判断原则，“公共意志”使得个体从个体的自然人转变成拥有“公共意志”的集体人，依照“公共意志”行事是明智的，是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
基于自由的契约论主要由诺齐克和哈耶克等人开创，其基本主张包括：第一，任何人都是自我的所有者，任何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任何人都平等地拥有自由使用自身的权利，都平等地拥有不被侵犯的权利。第二，国家与政府的明智之举在于消除一切妨碍个人努力的人为障碍，在于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在于制定公正的行为规则以便使所有的人能够在这些公正行为规则的限制下自由地利用各自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选择的目标，而不在于进行再分配，不在于为所谓的结果公正而努力。第三，在这样一个规则公正的社会里，行为结果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因此，个体的明智之举应是在遵照规则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前程而努力奋斗，为自己的前途承担所有的责任，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各自的目标，而不是幻想政府通过再分配对自己给予补偿和救助。
综上所述，虽然契约订立的动机、程序和内容在不同的契约论那里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的契约论都认为行动者的实践智慧表现为对契约的遵守，表现为依据公共规则展开自己的行动。这一点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对策略性行动而言，规则打开了操纵行动的社会空间，规定了各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并成为行动者达到目的的资源；对表演性行动而言，行动者的行动只是一种社会规则的表达方式；对于规范性行动而言，规则被概化为一连串的行为期待，并通过行动者对它的理解而对行动实施控制；对于沟通行动而言，规则既是商谈的结果，又是进行沟通的前提。因此，所有明智的社会行为都是受规则控制的，规则为各种行动提供了一种说明性要素，说明了社会行动的公共理性。④
二、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规范性实践智慧主要从伦理的角度考察人的行为应该如何，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语境下的伦理推理。然而一种好的行为不仅是指“该行为是正确的”，即符合内在的道德德性或外在的社会规则，而且是指“该行为是有效的”，即能够有效地达成目标。因此，实践智慧不能仅仅停留于伦理取向，还需要将自身转向技术层面，以寻找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
（一）政治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政治目标和政治手段做了明确的区分：“虽然德性能够使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完成那些决定的行动却与德性无关，而与另一种能力有关，它被称之为聪明，它能够做出有效的行动以达到决定所设定的目标。”但在学术史上常常把这种“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的发现归功于马基雅维利。⑤马基雅维利在明确区分政治道德和政治技术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夺权治国的政治技术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人性是邪恶的而不是善良的，君主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善于统治，善于运用权术对付生性邪恶的人类。从这一点出发，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一书中为统治者推荐了一系列的统治技术，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哲学从西方古典的伦理学倾向的政治哲学变成了以政治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哲学，对统治者的关注焦点则从“做正确之事”的道德德性和所做之事的合法性转向了“将要做的事做好”的技术和能力。同时，伦理取向的实践智慧则转变为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实践智慧的伦理内涵得以消解，实践智慧最终变成了实现任意目的的手段、阴谋和权术的代名词，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与实践智慧相区别的“聪明”、“机敏”。⑥近现代以来，政治技术日益突破少数人的垄断，成为政治生活中一种大众化的东西。“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实行，相应的政治技术大量生成，这些政治技术突破了少数人的垄断，突破了宫廷的限制，突破了贵族和士大夫的圈子，成为大众掌握的工具，成为政治生活领域中普遍化的东西，成为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要求和条件。”⑦这种现象表明，政治技术已经成为实践智慧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科学技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是从政治领域背离了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实践哲学传统，那么培根则从根本上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一种与技术生产活动——“创制活动”——相对立的政治伦理活动。而培根则一反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实践哲学传统，开创了技术实践论传统。培根认为，真正的实践不属于政治伦理活动，而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培根对由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所开创的重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传统妨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自然哲学处于幼稚状态。培根认为实践哲学应该从道德取向转向自然哲学取向：真正的科学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论——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而是以归纳法为方法论的经验科学，实践则顺其自然地变成了经验科学的应用。培根对科学的功利性目的的阐述和对科学方法——归纳法——的创造，彻底转变了“科学”的传统内涵，“科学”从此踏上了经验科学的道路，而实践则更多地指向科学的技术应用。这是培根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培根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科学之光”。客观地说，培根所提出的技术实践论彻底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从根本上拓宽了实践哲学的谱系。从此，实践活动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更是包含人类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这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培根的技术实践论是当时历史的必然产物。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崛起，生产活动及其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开始受到重视，培根等人则从理论的层面将科学技术活动视为更为根本的实践活动，从而使实践的基本内涵打上越来越多的技术化色彩。⑧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主要分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第一位的最基础的实践活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谱系中发挥着根基性作用，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第一动力。建基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斗争则变成了第二位的实践活动。
（三）修辞术取向的实践智慧
与将实践智慧看成政治技术和科学技术不同，修辞术取向将实践智慧看成与政治有关的审慎的语言技术。美国当代修辞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曼在其所主编的《实践智慧：古典德性与后现代实践》论文集中明确提出了实践智慧的修辞进路，他认为：“应该把实践智慧看做一种在政治中具有操作性的特殊语言游戏，而且是某种在与世界之间的合理关系中维持政治实践的语言游戏。”“在大多数时候，实践智慧（prudence）是一种有价值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恰当地兼而作为一种使新成员接受社会化而融入政治共同体的手段。”⑨依据这种观点，实践智慧根源于古希腊时期的修辞术。古希腊的共和政体滋生了修辞术，因为生活在这种政体中的人们必须习惯于在论辩中运用修辞的手段来争取民众、击败政敌。修辞术被苏格拉底称为一门公共演讲的技艺，智者派的创始人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等人接受了这一说法，声称自己已熟练掌握了这门技术，并专门以向别人传授这门技术为生。以传授修辞术为生的智者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这极大地推动了以修辞术为内核的实践智慧的发展。然而，智者派也遭到了各种批评和质疑。柏拉图就认为实践智慧不能缺乏政治道德方面的考量，只传授修辞术而不培养学习者的道德品质，这种做法极有可能使修辞术变成害人的利器和玩弄政治的工具，我们应该培养善良而雄辩的政治人才。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不以为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使学习者能够从每种事情的本身之中找到相应的说服方式，而不在于诡辩，造成“诡辩者”的不是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问题到了古罗马时期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西塞罗在《雄辩术》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培养雄辩家，即能够就任何问题进行得体的、令人信服的演说。而昆体良则主张：我们所培养的雄辩家首先必须是善良的，其次才是雄辩的。从而再次激起“关于修辞术是技术还是德性”的争辩。在这场经久不息的争辩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修辞术的道德考量，尽管如此，修辞术作为一种为行为辩护的语言技艺被视为实践智慧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因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组成。
终于，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规范性实践哲学在政治技术实践论、科学技术实践论和修辞术的批驳下发生了转向，开始转向技术性实践哲学，实践智慧变成了技术性思维，实践活动变成了技术活动，旨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技术理性大行其道，人们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越来越关注手段的有效性而非目标的合理性。实践智慧也越来越多地意味着效益、最低投入、最大回报、最大限度、最优选择和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实践智慧的伦理内涵被忘却了、抛弃了。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严重的：技术性实践智慧虽然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人的异化，而这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又能发展出何种实践智慧来拯救这场危机。
三、生命意义取向的实践智慧
生命哲学认为，拯救技术理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寻找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生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从这些内在价值出发重建我们的实践智慧，而不是简单地回归规范性实践智慧，尽管规范性实践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危机的解决。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应仅仅从外在的伦理学和技术学角度来考虑实践智慧的内涵，更应从个体生命的内在角度来重新审视实践智慧的意义；不仅要从人的内在生命角度，而且要从所有生物内在生命角度来挖掘实践智慧应有的时代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实践智慧真正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之本。
（一）存在主义取向的实践智慧
在存在主义看来，“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实践哲学在整个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实践智慧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却遭到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忽略，他们在没有了解存在者究竟如何存在的情况下便肯定了其存在，进而将其当做无须反思的事实。这使得实践哲学更多地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而非存在问题，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技术理性的盛行。一方面，技术理性使得人类有效地攻克一个又一个生存难题，在控制自然、创造财富和控制社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技术理性却日益显现出其负面作用，造成了人的异化，即人在学会生存的同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鉴于此，应该将“存在的意义”视为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主义认为，“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摆在那里的先天的本质，而是存在者在存在过程中通过自我设计、自我筹划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存在者的实践智慧则表现在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意义”是通过此在的存在结构揭示出来的，而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就是“在世”，即“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实际上是一种敞开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烦”。“烦”分为“烦心”和“麻烦”：“烦心”就是此在与他物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而“麻烦”则是此在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存在状态。在“烦”的整体结构中隐藏着“畏”，“烦”的整体结构便是通过“畏”而显现自身。处于“畏”中的此在是一种“不在家的状态”，此时的此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世界与他人的控制而任凭自己进行自由的选择和谋划，但这种茫然失据状态，也使得此在感到莫名的畏惧。世人常常为了逃避这种不在家的畏惧状态而投身于沉沦，听从他人的支配，以常人的眼光看待自己，依从于常人的生活方式，满足于闲谈和模仿，希望借此逃避“不在家的畏惧状态”。这是一种非本真的生活样式，处在这种生活样式下的人们放弃了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逃避了所应承担的人生责任，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和自由。⑩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选择逃避这种“不在家的畏惧状态”，有些人则在这种不在家的畏惧状态中“向死而在”，通过对死的分析感悟生的意义，进而了无牵挂地、自由而又负责地展开了自己的最本真的能在，从而积极地筹划自己如何在有生之年按照自己的意志达成自我实现。这就进入了本真的存在状态，实践智慧在其中不断地生成，“存在的意义”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诠释。
维克多·弗兰克尔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应用于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弗兰克尔认为，人的实践智慧最集中的表现在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上：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人继续存在下去的最主要动机，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时刻都是不同的，生命对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刻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每个个体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生使命，并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担负起全部的责任。个体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即个体通过投身于自己所喜欢的某项事业，并在努力做事的过程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树立人生的责任；二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即个体通过体验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效能感、价值感和满足感，通过体验人世间的真善美，体验爱与被爱等方式来获得生命的意义；三是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即个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苦难，化悲痛为力量，在苦难中看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责任。
（二）生态学取向的实践智慧
如果说存在主义实践智慧旨在消除技术理性所造成的人自身的异化危机，使人找到自身存在的生命意义，那么生态学实践智慧则旨在消除技术理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使人找到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方式。生态学实践智慧在其根本上属于生态学思想的谱系，生态学思想作为实践智慧类型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蕴含着我们时代对实践智慧的最佳说明。生态学实践智慧在其本质上是针对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生态意识，它既包括浅生态意识又包括深生态意识。深生态学创始人阿恩·纳斯在《浅层与深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生态智慧：深层和浅层生态学》等论文中深刻总结了浅生态意识和深生态意识之间的区别，并认为应该将人类的生态学实践智慧从浅生态意识水平提升到深生态意识的新境界。
浅生态意识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意识，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第一，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价值，自然界应该以人类为中心，自然界存在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需要的满足上，人类应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对自然界的统治策略。第二，自然界自身并不存在内在的价值和目的，自然资源只有在满足人类需要和对人类有益时才有价值，离开了人类需要，自然界就无所谓权利和价值。第三，人类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其原因在于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使得人类难以生存和发展，其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足，而不是为了还自然界以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第四，浅生态意识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常常是技术性的，而没有观念的变革。浅生态意识企图在不触动人类中心论的情况下，在不影响人类的价值观念、生产与消费模式、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技术的改进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生态危机。
深生态意识在其本质上是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生态意识，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即所有生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具有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不但意味着自然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的需要，而且意味着人与自然应平等地和谐相处。第二，生态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达至“自我实现”，即将人类的自我意识从“本能自我”提升到“社会自我”，再从“社会自我”提升到“生态自我”的境界。在“生态自我”境界中，人类和其他生物在和谐相处中共同繁荣和发展。第三，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的改进，而在于观念的变革，即改变人类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确立一种全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将万物平等、和谐相处和共同繁荣的理念传递下去。为此，深生态学提出了“手段简单，目标丰富”的著名格言。所谓“手段简单”，即要求人类尽可能地尊重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权利，在肯定人类为满足自身“生死攸关的需要”和“基本需要”而对环境施加某种影响的同时，反对人类为满足自身“边缘的、过分的、无关紧要的需要”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所谓“目标丰富”，即把实现“生态自我”作为根本的目标追求，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
四、结语
对西方“实践智慧”的谱系学分析表明，实践智慧的内含虽然在形式上都指向“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但在实质内容上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显现出不同的面目。从最初的“依据内在的道德德性或外在的社会规范进行行动的规范性实践智慧”转变为“有效控制自然与社会的技术性实践智慧”，再从“技术性实践智慧”转变为“旨在寻找生命意义的存在性实践智慧”。这种转变根源于时代问题与使命的变迁：从规范性实践智慧向技术性实践智慧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对物质生产的热切追求，从技术性实践智慧向存在性实践智慧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人的异化与生态危机——的批判性反思。西方“实践智慧”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意味着实践智慧不是单一的面孔，而是从规范、技术和意义三个维度主要表现为七个面相，这七个面相共同构成了实践智慧的有机整体，并在实践活动中从不同方面各负其责，共同推动着实践活动不断前行。规范性实践智慧主要解决行动的合理性问题，技术性实践智慧主要解决行动的有效性问题，存在性实践智慧主要解决行动的意义性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性转变也意味着，每个时代都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问题，所凸显的时代问题决定了实践智慧的时代内涵，当今西方所凸显的时代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应对技术理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决定了实践智慧在当下主要表现为应对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存在性实践智慧。
随着现代技术的深度发展和智慧城市、宽带中国、智慧地球等战略的持续推进，智慧图书馆服务已经成为现代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战略选择，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前沿。大学图书馆需要大力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促进现代大学图书馆业态变革和功能拓展。笔者以为，智慧图书馆不仅是大学图书馆功能拓展的重要载体与推动力，而且反映了大学图书馆功能发展的智能化趋势，体现了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技术特征，是现代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重要实践路径，也为新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拓展创造了机遇。
1智慧图书馆技术支撑
技术是图书馆服务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为图书馆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创造了技术支撑环境，大学图书馆必须借助于现代技术以实现向智慧图书馆迈进，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元化、个性化利用需求。目前，推动智慧图书馆发展的现代技术主要有：（1）自动感知技术。自动感知技术的核心主要包括以RFID技术、感知技术、定位技术为代表的物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任何物体与互联网的连接，并且实现对联网物体的智能化识别、跟踪、定位、监控和管理。物联网已经在图书馆领域有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依托物联网技术，图书馆能够实现资源与资源相连、资源与人相连、人与人相连，再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从而可以方便地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智慧服务。（2）移动技术。随着移动终端用户数量超越了联网PC的用户数量，移动终端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设备和渠道，许多图书馆都已构建了移动服务环境、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移动服务。在移动服务环境中，借助于各类移动终端设备，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地利用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和服务、能够方便地参与互动与交流，图书馆也能够方便地把对用户有用的信息和服务推向用户，甚至是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没有特意关注但是对他们又非常有用的信息和知识。（3）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已经成为重要资产的今天，大数据是当今各行各业的研究及实践热点。在大数据应用方面，图书馆有天然的优势，不仅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还可以获取到大量的用户信息和用户行为信息，借助于大数据技术，把用户的实际需求与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紧密相连，为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找到合适的用户、为每一个用户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资源和服务。（4）协同技术。要实现智慧图书馆服务，首先需要把图书馆的各类应用系统协同起来，实现各类信息的高度共享，使数据的流动和交互更具智能化，从而为用户提供集成服务；同时还需要把图书馆馆员、用户、图书馆系统相互之间协同起来，使图书馆馆员——资源——用户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智慧图书馆服务。譬如传统的文献传递，需要用户向图书馆员提出需求申请，由图书馆员查询有用户需求文献的合作馆并向合作馆索取用户所需要的文献，最后把文献提供给用户；在智慧图书馆环境下，只需要用户向文献传递平台提交文献传递需求，各系统（包括馆际间的系统）之间相互协同，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把文献传递给用户，期间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干预，充分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高效和便利。（5）数据可视化技术。随着图书馆拥有的数据、需要处理的数据、分析生成的数据越来越多，图书馆需要及时了解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以方便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可视化（包括图表、图像、动画等），能够给数据以形象和智能，使图书馆用户能够以直观的方式获知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从而加快数据的利用效率，不仅为用户节省时间，还可避免用户对数据的理解错误。以上这些技术只是智慧图书馆的支撑技术的一部分，还有云计算、语义网络等都为智慧图书馆创造了技术支撑环境，通过合理利用这些技术，加之创新服务的理念，图书馆能够为用户提供无处不在、高效便利的服务。这些先进技术既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技术动力，也为新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智慧图书馆服务理念
智慧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是在智慧地球、智慧社会、智慧城市等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它是数字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是现代智能技术与图书馆深层融合发展的产物，有利于弘扬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理念，促进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实现。智慧城市是“借助新一代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将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到一个大平台上，植入智慧理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城市运营，并优化城市资源的使用”[1]，是现代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结果。2007年10月，欧盟发表《欧盟智慧城市报告》[2]，认为可以从智慧经济（SmartEconomic）、智慧人群（SmartPeople）、智慧治理（SmartGovernance）、智慧流动（SmartMobility）、智慧环境（SmartEnvironment）、智慧居住（SmartLiving）六大维度来界定智慧城市概念。2009年初，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概念，提出将传感器装备到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物体当中，并且连接起来，形成物联网，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将物联网整合起来，实现网上数字地球与人类社会和物理系统的整合，使得人类可以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从而达到智慧状态[3]。随着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研究的深入，智慧图书馆理念应运而生，“作为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将成为图书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4]。2003年，芬兰奥卢大学艾托拉等在人机交互移动设备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智慧图书馆：基于位置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一文，对智慧图书馆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且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5]。智慧图书馆的价值核心主要体现在其在拥抱技术的基础上所追求的智慧服务之理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智慧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基础，而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方便读者则是智慧图书馆的灵魂与精髓”[6]，表现为“互联的图书馆”、“高效的图书馆”以及“便利的图书馆”[7]。2011年，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图书馆CarryeSyma等发表《智慧图书馆：创新、移动和个性化服务》一文，围绕该馆智慧图书馆实践，提出“创新、移动与个性化服务”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基本特征，认为智慧图书馆实现了学校师生随时随地获取图书馆资源的梦想[8]。2012年，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及信息服务国际性期刊Libri联合主编伊安•约翰逊（LanM.Johnson）先生在第六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上作题为“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员”主旨报告，认为智慧城市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提供了定义自我角色并与之接轨的契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可为智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所有图书馆都需要“智慧图书馆员”的存在，并强调图书馆员不但应具备高水平的技能和职业信念，还需要证明并促使企业和政府决策者们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图书馆确实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积极作用[9]。
3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服务探索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大学图书馆中的应用和推广，智慧图书馆必将是未来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战略选择。通过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可以更好地提升大学图书馆服务能级，为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拓展带来了机遇，不仅可以满足用户利用大学图书馆的便捷性需求，而且可以创新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不断优化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生态环境，促进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实现。目前，随着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深入，智慧图书馆实践已经成为国内诸多大学图书馆的实践选择，不仅促进了传统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和深化，而且又为现代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实现创造了难得机遇。当前，国内在智慧图书馆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上海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等。（1）上海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建设。2012年起，上海大学图书馆提出构建智慧图书馆战略，并在早期数字图书馆建设基础上，充分利用图书馆2.0应用建设经验，积极关注智慧图书馆研究与实践进展，围绕上海大学图书馆“国际化视野、学科化服务、数字化资源”发展理念，提出将现代智慧图书馆应用技术进行系统整合，融合传统实体图书馆服务、数字图书馆经验以及智慧图书馆技术等，先后推出图书RFID智能管理信息系统、座位自助管理信息系统、图书信息二维码、APP智能终端系统、移动图书馆，以及微博微信等智慧服务，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便捷化、人性化的服务需求，提高图书馆智能化管理水平和服务能级。目前，上海大学图书馆在总结前期智慧图书馆服务经验基础上，提出从感知、计算和交互三种技术实现层次系统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参见图1），并在感知层和交互层进行了初步实践，在计算层上做了相关规划，通过感知层面的RFID图书识别和自助借还系统、交互层面的移动图书馆、RSS智能信息推送和智能座位预订系统的实践，结合对未来私有云计算中心的规划，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智慧图书馆的服务能力。（2）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建设。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图书馆转型与变革，不断推进图书馆功能拓展与服务创新，特别是在空间变革、学科服务等方面表现卓著；同样，该馆也积极致力于智慧图书馆建设，提出了“形成以学科服务为核心的智慧图书馆，为上海交通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的发展理念[11]。为此，围绕智慧图书馆发展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十二五”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将于2020年力争建成智慧图书馆，并围绕“资源、服务、技术、馆员、读者”五大核心元素科学规划出其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五大目标，即“形成世界级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建成立体深入的智慧服务体系；促成智能感知的创新技术体系；育成一支国际水准的馆员队伍；培养研学驱动的高质读者群体”[12]；同时，围绕智慧图书馆发展目标，设计出独具特色的上海交通大学智慧图书馆模型。（3）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建设。重庆大学图书馆不仅在数字图书馆研究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也表现积极，积累了丰富经验，建设了诸多成果，在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在智慧图书馆理念方面，重庆大学图书馆认为：“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是图书馆全面信息化，同时实现整合的文献搜索，并通过数据挖掘系统，实现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在智慧图书馆建设方面，他们提出了“三库四系统”的智慧图书馆系统架构（参见图3）实现智慧图书馆建设目标，认为智慧图书馆应围绕“资源”和“服务”两个核心进行管理系统架构研究，其中，流程设计、决策分析、Web2.0技术、数据挖掘等新技术应用等是实现智慧图书馆的根本保障[14]。
4智慧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公共性实现
“智慧与服务”一直就是图书馆人追求的目标。中山大学图书馆秉承文化精神，同样将“智慧与服务”作为其馆讯，提出“智慧是馆员的力量，智慧是服务的光芒，智慧是事业的弘扬”[15]。笔者以为，智慧图书馆不仅是现代技术与图书馆之间融合发展的结晶，而且充分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特征与要求。“智慧图书馆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开始将‘数字基础架构’与‘物理基础设施’相互融合，以一种超越纯技术层面、更加具有人文情怀的理念，来重新认识和建设图书馆”[16]。随着智慧图书馆理念的普及和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推进，智慧图书馆必将成为传统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升级版，深刻影响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大学图书馆工作流程再造，推动大学图书馆功能转型，提升大学图书馆服务能级，既为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理念的普及创造条件，也为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拓展带来机遇。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智慧图书馆必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时期，推动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的实现。智慧图书馆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了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智慧服务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范围，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在智慧图书馆中，通过物联网和云计算把各项独立的事务处理通过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具有事务处理管理和决策机能的服务智慧系统，该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和感知用户的位置及其当前所从事的学习、研究、工作内容，可以主动地为其推送关联信息并提供真正的、全方位的、立体的、适合的个性化服务”[17]。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背景下，需要聚焦用户需求，重点从学术服务和用户参与两方面促进大学图书馆公共性价值的实现。
“智慧”一词是个古老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据《辞海》解释：“智”的意思主要有：①聪明；②智慧、智谋；③通“知”.“慧”的意思主要有：①智慧、聪明；②狡黠.“实践智慧”是由希腊文phtonesis翻译而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实践智慧”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对教师而言，教育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构成了教师教育智慧的完整统一.
教育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教学整体的真理性的直觉认识.
它来源于教学经验，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教学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包括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经由个人领悟上升为个人教育理念的能力.本文强调要正确认识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希望中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寻求智慧，经过其个体经验积累、体悟反思，以凝练表达的方式呈现其基本特征，而逐渐形成的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如何做的一种综合能力.
1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教育大辞典》中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面临复杂教育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如，在处理事前难以预料、必须特殊对待的问题时，以及对待一时处于激情状态的学生时，教师所表现的能力.”
田慧生教授将教育智慧界定为：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教育的一种自由、和谐、开放和创造的状态，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尊重生命，关注个性，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的教育境界.王鉴教授认为教育智慧是教育情境中的智慧性行动，是教育的实践语言――它是在教育时机行动的语言，是教师对教育情境的即刻的投入.教育智慧意味着教师在教育情境中能够保持瞬间的、积极的行动，从情感上、从反应上，由衷地行动.
徐继存认为：“教学智慧是一种关于教学饯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的饯行为自身的目的. ”“将教学观念的改造与教学实践反思结合，才有可能趋向教学智慧的境界.”
林存华认为：教师智慧是“教师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并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形成的对教育活动的批判性认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杜萍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敏锐机智并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景而生成的一种达到融通共生、自由和美境界的综合能力.”
郭晓娜、靳玉乐认为：“反思教学是智慧型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教师的教学智慧是在自己的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提升的结果.
吴德芳在《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通常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一、就教学过程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知识传授的超越.二、就教学方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一种教学机智.三、就教师发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它的基本特征有：一，动态生成性.二、不可言说性.三、独一无二性.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邓友超研究员及李小红在《论教师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有三层要义，强调追求教育合理性的追求.又强调对当下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还强调教育道德品性的彰显.
鞠玉翠认为，教师实践知识是回答“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是具有实践旨趣的知识.教师实践知识不是来自于公共领域和通过外部培训所接受的种种理论，而是来源于教师在专业知识场景（教育现场）中的，通过实践和体验所获得的“经验的全部”.甚至教师在成为教师之前，所经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产生的零星的、无意识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也被认为是教师个人理论的萌芽.
国内有很多知名物理教师，他们的教育智慧深深影响这一代人，署名为九月奇迹的作者就曾经撰文《追寻教学创新的脚步――黄恕伯老师教学思想简介》，详细的介绍了黄老师几十年来物理教育教学的实践智慧.这几年中学物理学会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物理教学名师赛”， 每年都会选拔出很多全国级别的物理教学名师，这些老师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对物理教育教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实践智慧也是有待凝练表达的.
2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最早集中论述实践智慧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智慧由普通认识产生，不从个别的认识得来.”“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在他看来，越是具有普遍认识的人就越有智慧，越是具有原理知识的人就越有智慧，因此，哲学家就是充满智慧的人.
以奥迪（Audi，R.）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强调“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追求合理性，深思熟虑和给出理由是其中两大关键.以里弗（Reeve，C・D・C.）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则强调“采取行动一.认为实践智慧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为了确定自己处于何种环境，实际采取的是何种行动，“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就必须具备实践感知”.“如果说感知仅仅是感知目前在场的，那辨别力则要求更加精致地抓住情景的特征”.实践智慧是一个“动态的、顿悟的、灵活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实践顿悟”.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创建其成功智力理论时提出了“实践性智力”的概念，他的“实践性智力”与“实践智慧”实为同一概念.他认为实践性智力可将思想及其分析结果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具有实践性智力的人“明白重要的不是已经拥有多少经验，而是能从这些经验中获得多大的收益”，“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实用性智慧，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也提出，“我对于智慧的理解和一般流行的解释是一样的，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在他看来，智慧是有德行的绅士所须具备的品质之一，具体表现在能够运用知识、经验、能力来处理实际的问题.由此可见 智慧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从实践反思与经验中不断获得的、合理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和能力，主要包括创新的智慧、发现的智慧和规整的智慧.杜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深思熟虑（deliberation），能够深思熟虑的人就是最有实践智慧的人，deliberation来自拉丁文libera，其字面意思就是“权衡（to weight）”.要权衡好，就必须有刻度（scale）.引申开来，深思熟虑就是首先形成各种可供判断的备选方案，然后加以选择.在杜威看来，一个最有实践智慧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更广泛地、更细致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已经被注意到的东西中更谨慎地选择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恰恰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见，实践智慧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应对不确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素养，由个体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与良好的判断力、伦理意识及行动能力等构成.
这些不同理解分别刻画了实践智慧不同的规定性，只有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把握实践智慧的丰富内涵.上述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文献，对我国教师实践智慧发展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但已有研究中多数从探讨教师实践智慧的概念，理论剖析等层面进行考察，注重对教师整体的研究，缺乏对教师定群体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3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有关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反思已有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近年来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多，概念的使用也非常普遍.然而，比较中不难发现，人们对“教师实践智慧”这一概念的理解尚存差异，概念内涵指向不一致，造成了论述上的偏差.
第二，近年来在新课程的引领下，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课程背景中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及其实践智慧与知识的相关研究，其中，大多是从宏观上去描述与把握，而对微观的课堂生活场景中的相关研究态势不强，导致教师的实践智慧研究缺乏一定的课堂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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