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效益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230128
1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述
生态农业是指融现代化科技成果于传统农业发展中，两者结合而建立的独立发展体系。生态农业产业化是指在协调农业经济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土地增值的基本原则下，以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基础，进而发挥当地生态、区域优势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基础上，对安全、绿色、优质产品的开发，从而发展环境效益高、经济利益大的现代化农业产业。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就是据此发展起来的，简而言之，此种模式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把生态化作为发展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产品为中心开展起来的生产、销售一条龙，贸易化、加工化、农业化为一体的复合型农业产业体系。这一生态农业产业化体系聚集了农业生产、贸易加工、市场化、资源优化配置及可持续发展等过程为一体，对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有提升作用，也进一步实现了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高效协调统一。
2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
2.1 中国化模式
中国化模式是指以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的平衡为指导方针，将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纳入生态系统循环链中，科学安排相关物质因素在系统内部的循环与多次重复利用，以最小的物质投入（包括化肥、尿素、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等等），来获得最大量的输出（农、林、牧副渔产品或其他加工产品），进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循环重复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发展农业生产4者相统一的综合性发展效果。这种模式适合在我国一些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生产和生态环境矛盾突出的地区投入运用。
2.2 高科技模式
高科技模式是指以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以促进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持与改善为基础，以高新科技技术为手段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这种模式选用的是本身带有抗病虫害特点的农作物品种，然后利用生物电子自动化控制综合科技设施系统，自动控制光照、大气、温度、水分等自然环境条件，进而调控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获取高额的农作物产量。这种模式还利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以保护生物的多样化发展。
2.3 集约型模式
集约型模式是指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中，运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来丰富农业，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农业，进而优化农业产品结构，改进农业资源的利用方式，增加农业的投入，持续性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资源的产出效率，实现集约化经营的资源节约型农业。这种模式适合在人口众多，土地面积较少的人均资源相对稀缺、经济、技术水平不高的传统农业区域投入运用。此模式可分为3种形式，即资金集约型、劳动密集型以及资金和劳动结合集约型的农业发展模式。
3 生态农业效益研究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加强生物技术，来减少传统农业发展中农作物生长发育所要投入的化肥等能源，保护土壤，保持土地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资源的可重复循环利用，加强对农业生产活动等的科学化管理，进而减少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资源与劳动节约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生产活动中对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而且这种产业化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产品加工、市场化综合性的一体化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全面调整，扩大了农业产品的输出渠道，使农民增产增收，增加我国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也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对我国环境的长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一定的社会环境效益。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所产生的效益是多方面的，而且是短时间不能完全显现的，需要对此种模式长期的利用，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结 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必将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而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则成为生态农业产业化转型的有效途径。必须认识到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在不断的发展实践中进行改进与完善，以促进我国第一产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我国农业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稻鸭共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评价；生态模型；内在机理
中图分类号 S843；S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21-0269-05
综观世界农业，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更高效地生产绿色食品；如何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将科技融入农业生产中，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与效益，是当今世界各国农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现代稻田养鸭技术，即稻鸭共生技术作为21世纪生态农业推广的项目之一，很好地顺应了时代潮流。稻鸭共生技术，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巧妙利用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充分利用空间生态位和时间生态位以及鸭子的生物学特性（如杂食性和野性），并运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措施的种养技术[1]。其在继承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精华的基础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利用稻鸭共生技术，把适量的鸭子围养在稻田区，鸭子和水稻全天候共同生长，鸭子的杂食性和野生性可以起到中耕除草、防虫肥田以及促进水稻生长的作用，过程中基本不使用农药、化肥、激素，最终产出大米、鸭肉、鲜蛋三大类无公害绿色食品，实践生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对稻鸭共生技术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既可为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技术人员的研究提供定量或定性的参考标准。对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以及生态农业的构建都有积极意义。
1 稻鸭共生技术的经济效益
1.1 各地经济效益情况
早在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人们就懂得利用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增加经济效益。特别是珠三角的沙田地区，势力强大的宗族系统掌握着鸭埠特权[2-3]，大力发展养鸭业，繁荣了广东农村的养殖业和城市的商品经济。
进入现代，稻鸭共生技术也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据日本福冈农业试验场1995年统计，稻鸭共生系统可产糙米4 579.5 kg/hm2，纯收入达127.2万日元/hm2；出售鸭子250.5只/hm2，纯收入达56.1万日元/hm2；稻、鸭2项纯收入共计183.3万日元/hm2，经济效益良好。2003年，江苏省镇江市的稻鸭共生面积为500 hm2以上，收成后鸭子15元/只，稻米6～10元/kg，出现了稻鸭畅销，供不应求的局面。同年，该市的高淳县稻鸭共生面积达3.33 hm2，放养役用鸭240只/hm2，成活率为99%，水稻产量为7 329 kg/hm2，纯收入达12.3万元/hm2。在广东地区，稻鸭共生技术的运用也带来喜人的成果。根据华南农业大学稻鸭共生课题小组的研究，为了发挥稻鸭系统的最大功能，稻田放养鸭子300～375只/hm2。其后，一系列的试验证明，稻鸭系统的净收入比常规稻作系统高808.5元/hm2。如果按照绿色食品价格高于同类市场价格20%来计算，则稻鸭系统比常规稻作系统可增加2 000元/hm2左右的收入。关于稻鸭共生技术在一般境况下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学者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收入一般可以增加3 000元/hm2左右。早、晚两季种稻养鸭的，可以增收4 500～6 000元/hm2。复合程度高的，如双季稻（一季是再生稻），冬种草、养鹅、放鸡、牧鹅的产值逾4.5万元/hm2，净收入达1.5万元/hm2 [4]。
1.2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应注意的问题
1.2.1 选择适宜稻、鸭品种，保障稻鸭经济效益。选择适宜的水稻和鸭子品种是实现稻鸭经济效益的根本保障。品质优良的水稻和鸭子才能在销售市场上得到更大的获利空间。水稻品种应具有高抗性、高产量、高品质的特点，植株矮壮、根系发达者为佳。鸭子的品种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适应力、野生力和抗逆力，中小体型、早熟、肉料比高者为佳。除了要慎重地考虑水稻和鸭子的品种外，还要注意两者间生育期匹配性的问题。2001年7―11月，华南农业大学稻鸭共生课题组在广州市增城宁西镇中元村开辟了0.5 hm2的试验稻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的试验水稻为中二软占、巴太软占、巴太香占3个品种，试验鸭子的品种为杂交麻鸭。收成之后，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发现稻鸭共生系统的投入只占常规稻作系统的82%，主要用于购买塑料网、鸭苗和饲料等；稻鸭系统的水稻产量与常规稻作系统的产量相当，但质量更好，若按绿色食品价格高于同类商品20%的市场价格计算，加上鸭子的附加产值，则稻鸭工作系统比常规稻作系统增收2 000元/hm2左右[1]。
1.2.2 用“企业+基地+农户”产销模式，打造有机大米绿色品牌。选择企业直接面对农户签订订单，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建立品牌，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经济效益更佳。广东省众多引进稻鸭共生技术的地区就选用了“企业+基地+农户”的产销模式，致力打造有机大米的绿色品牌，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如湛江市雷穗粮食发展公司，采取订单种植的方式，与农户直接签订种粮合同，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水稻品种组织生产，建立了逾2 000 hm2无公害基地、666.67 hm2绿色水稻种植示范基地，一家日产60 t的优质大米加工厂。为了进一步打响品牌，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雷穗公司还计划在湛江开设多家专卖店，实行产业化生产。
1.2.3 开拓无公害鸭肉销售市场。作为稻鸭共生系统的另一项重要产出，无公害鸭肉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与日渐形成品牌效应和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有机大米相比较，无公害鸭有更大的开发空间。但当今家禽饲养业大量使用各种激素和添加剂，生长期缩短，出货快，销路好，无公害鸭肉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分一杯羹，实属不易。
总之，稻鸭共生技术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值得推广与运用。但需注意的是，农产品具有生产过程和内在品质外隐性的特征。大部分消费者都是根据个人经验和产品价格来购买。另一方面，绿色食品的生产成本比常规的生产方式更高，技术条件的要求也更为苛刻。因此，稻鸭共生系统的产出品必须进行规模生产和品牌推广，脱离两者，靠农户分散种养，效益较低，难成气候。
2 稻鸭共生技术的社会效益
明清时期，人地关系紧张，“向水要田、向山要地”是开拓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高效的土地获取方式随着人们干预自然能力的增长而被大肆利用，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日益恶化。在这样的生存困境和生产成本的双重压力之下，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从保护生态的角度出发，积极开拓立体种养空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不足的矛盾，并缓解了当时因人口增长而引发的粮食危机。
进入现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等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需求量的增加就是最好的体现。人们不仅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而稻鸭共生技术恰恰能给人们提供品质优良的有机大米和无公害鸭肉，反过来，也能向社会大众更好地传递生活质量、食品安全、生态农业、环保意识等概念。另一方面，稻鸭共生技术的引进及推广，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田地抛荒等一系列“三农”问题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2.1 增加农民收入
实践证明，利用稻鸭共生技术，发展有机稻作，生产有机稻米和无公害鸭肉能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如浙江省曾对省内1.5万hm2的稻鸭共生技术示范户进行统计，发现因为有机大米的加价和养鸭收入的加入，稻鸭系统的纯收入要比传统稻作系统增加3 500元/hm2以上。2003年，江苏省镇江市对市内24个稻鸭共生技术示范基点进行统计，也发现稻鸭共生技术使农户增收3 000元/hm2以上[5]。收入的增加，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学习新技术的兴趣，这对于用活土地资源，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将养鸭业加入到水稻种植业中，不仅促进了水田结构的优化调整，还调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以生猪饲养为主的畜牧业结构。此外，稻鸭系统后续的农产品加工、市场销售也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形式的多样化[5]。
2.3 提高了农民素质
首先，稻鸭共生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加强了农民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接触和交流。农民要运用稻鸭共生技术必须掌握新的种养知识，并加强科技意识。如江苏省的稻鸭共生技术已经过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建立了10余处普及推广基地；广东省各地区以科技支农活动为依托，高校技术人员下乡面向农户，直接传授稻鸭共生技术；还有全国各地举行的小型稻鸭共生技术培训班和讲座，都是农民获取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其次，强化了农民的商品意识。有机稻米和无公害鸭肉为农民打开了绿色食品的市场大门，农民在此过程中学习如何组织生产，获取规模效应；如何与企业合作，创造品牌；如何产销结合，打通市场渠道。这些都对农民更新传统观念，与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接轨起着一定的作用。
2.4 向社会传递保护生态、绿色环保的意识
一方面，稻鸭田是人们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和交流活动的自然平台。另一方面，稻鸭田也是一种景观，能给予人美的享受，具有游玩观赏的价值。韩国在将教育与观赏相结合，将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相结合，共同向社会推广环保意识和生态农业方面表现出色。如韩国为了推广生态农业，增强民众环保意识，建立了“稻鸭共生技术第一村”，制定了百年发展计划，还利用稻鸭共生基金，在政府的协助下筹建了环境农业教育馆和古农具陈列室。为了进一步交流，韩国在1995年就发起了“号召城市居民送鸭运动”，把城市消费者和运用稻鸭共生技术的农民联合起来。第1年就有250名城市消费者参与，给农民带来了2 000万韩元的购鸭子费用。农民把田里的鸭子收上来后加工、包装，再返回城市消费。在此类活动的过程中，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年6月，农民邀请送鸭苗的消费者及其家人共同参加稻田放鸭活动。后来，活动每年举行，规模不断扩大，已从最初的500人增加至2004年的3 000人[6]。
综上，稻鸭共生技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是很难完全用经济收益或数值标准来衡量。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特殊阶段，引入先进的技术，购买高效的设备固然重要，但优化产业结构，更新观念等方面也不容忽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危害到经济与社会快速健康地发展，由此而引发的公共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危机也值得深思。稻鸭共生技术所带来的环保意识、绿色观念恰恰有助于走出以上困境。而如何获得民众的认同，扩大民众的参与，带来体制外的人文关怀，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农业，传统农业技术流传千年，而且小农意识浓重，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农民也许会意识到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和效益，但最终也可能因为新技术严格的量化标准和繁琐的操作步骤而放弃。另外，社会大众也会因为购买惯性驱使和参与成本过高而举步不前。如果这2个主体各自没有调适好，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那么稻鸭共生技术的社会效益就很难发挥。
3 稻鸭共生技术的生态模型与内在机理
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突出的生态功能，也就是防治虫害的功能。早在明代之初，广东农民就发现，放鸭下田，可以消除杂草，浊水中耕。但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稻田中的蟛蜞之害[3-8]。否则蟛蜞伤禾，损失严重。这种对物种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利用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现代的稻作生产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现代农业手段来提高产量。但长期过量地使用此类化学合成物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农药残留、土壤退化、病虫害抗药性增强、稻米品质受损、毒害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而现代的稻田养鸭技术，即稻鸭共生技术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农业模式，自动调节内部能量的流动与转化，从而实现更多样化、更深层次的生态效益。
3.1 生态模型
稻鸭共生的生态模型一般是以0.2～0.5 hm2的稻田为一个围网单元，放鸭225～375只/hm2，放鸭数量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增减。田区要选择水源充足、方便灌溉的地方，以保持插秧后的水层要求。围网最好选择电围栏，其成本低、效果好，是防护天敌，保护鸭子的基本条件。鸭子下田前要进行驯水，以增强亲水性，降低风险，减少鸭子死亡率。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正式插秧。水稻秧苗适合稀植，方便鸭子穿行。一般来说，行距27～30 cm，株距20～23 cm，栽插150万穴/hm2，基本苗75万～80万根/hm2。这样鸭子、水稻和田区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水稻植株位于生态系统的上部，为鸭子提供遮荫隐蔽的场所；鸭子处于生态系统的中部，可同时捕食上部和下部虫害杂草。
稻鸭共生生态模式具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操作步骤。在具体实践中，通常在插秧前准备购入鸭苗（1日龄），并进行必要的育雏和驯水锻炼。大约在栽秧后10 d放鸭下田（鸭龄为7～10 d为佳），宜在晴天的9：00―10：00进行。此后，鸭子与水稻“全天候”共生共长。直到约60 d后，即水稻抽穗时，再赶鸭出田，以防止鸭子偷食稻穗。具体做法见图1[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00年就开展了0日龄鸭的放养研究，发现0日龄鸭的成活率比普遍采用的7日龄鸭更高。我国江苏省镇江水禽研究所也于2006年首次进行了0日龄鸭的放养试验，使用的品种是役用鸭，成活率为100%[9]。
3.2 内在机理
稻鸭共生的生态模型是典型的立体复合生态系统，通过动植物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共生环境。在系统中，稻田为鸭子提供食物来源和生活、劳作、觅食、休息以及运动的场所；而鸭子则利用其杂食性和亲水性为稻田防治害虫、中耕除草。此外，鸭子在觅食和嬉戏的过程中也会搅动田水和土壤，从而促进养分的有效转化与吸收，刺激水稻的生长发育。鸭粪亦作为一种较好的有机肥料，为稻田提供天然的养分。这样，稻田和鸭子就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网结构和物质循环利用体系，使物质利用率上升，辅助能投入下降，系统的稳定性和质量都得到增强，从而实现结构与功能的高效协调。稻鸭共生的生态模型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生产出来的大米和鸭肉亦符合健康和无公害的要求。具体情况见图2[10]。
4 稻鸭共生技术的生态功能
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注重经验积累和技术总结，习惯从宏观和具体的角度出发，将其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生态功能都混合在一起考量。而现代的稻鸭共生技术则倾向于从微观入手，对稻鸭系统内的各种功能进行综合考量。近年来，研究人员结合生态学、植物学、环境保护学等专业知识，考察现代稻田养鸭技术的生态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价其生态效益。
4.1 防治虫害
在我国，水稻生产的主要害虫约有250种，其中三化螟、二化螟、褐飞虱、白背飞虱、黑尾叶蝉和稻纵卷叶螟的危害最为严重[11]。在稻鸭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等级较高的鸭子具有很好的杂食性，除了对穗期螟虫危害控制效果较差外，对其他水稻害虫、苗期害虫均有较好的控制效果。如江苏延陵基地的试验表明，稻鸭共生技术对稻飞虱的防除效果达到79.9%，稻纵卷叶螟为23.8%，水稻生长前期螟虫为害造成的“枯心塘”不到常规栽培田的30%[12-13]。湖南省的调查则表明，稻鸭共生技术可使二化螟幼虫、稻纵卷叶螟幼虫、稻飞虱数量和孕穗期病株率分别减少80%、85%、79%和5.3%[14]。湖南农业大学的试验表明，稻鸭共生技术对稻飞虱的控制效果最好，对二化螟和纹枯病有一定的控制效果，可减轻幼虫发生量和降低发病程度各50%左右。此外，鸭子对稻田中的福寿螺也有较好的防控作用。但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稻鸭共生技术虽然对稻田区的大部分常见虫害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达不到化学杀虫剂的效果[15]。随着鸭子采食量增加和捕杀能力增强，其对害虫防治的效果也越明显。长大的鸭子控虫范围可达50～60 cm，1只鸭子可以采食昆虫213只/h。日本福冈农业综合试验场对鸭子胃容量的调查表明，1只鸭子的胃内有417～1 033只昆虫，数量惊人[11]。而且鸭子可以全天候捕食虫害，就算是夜间，活动也十分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鸭子对稻田中水稻害虫的天敌既有捕杀作用也有促进作用。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上。有关研究表明，鸭子对蜘蛛有一定的杀伤力，但蛛虱比则有所提高。在寄生性天敌方面，主要是卵寄生蜂和幼虫寄生蜂，其被寄生率比一般常规稻作系统要高。总之，随着稻鸭系统运作年限的增加，稻田区里的天敌群落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制约了水稻害虫的生长与繁殖[15]。
4.2 防治病害
我国的稻田病害共有240余种，其中以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最为常见，并且危害也最为严重。鸭子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善稻田病害状况：鸭子通过啄食稻田部分菌核、病老枯叶和无效分蘖来减少病菌寄主，增加稻株间的通风透光性，从而抑制病发的机率和危害程度；鸭子天性喜水，长时间的田间活动所引起的浊水现象能抑压菌原体的光合作用和萌发；鸭子在田间的活动能刺激水稻健康生长，从而提高水稻的抗病能力；鸭子可以通过捕食和控制一些媒介昆虫（即消除和切断传播途径）来间接防治水稻病害的发生[1]。
我国关于病虫害防治的研究中，水稻纹枯病的方面比较多。有关试验表明，水稻的分蘖期和孕穗期是纹枯病的发病高峰，此时，稻鸭系统的病蔸率比常规稻作系统下降3.9%和9.1%，病株率则下降1.8%和5.3%，效果十分显著[16]。还有研究表明，稻鸭共生技术可使稻瘟病、白叶枯病得到有效控制，病发率在1%～2%，危害指数为2～3级；相比之下，常规稻作系统的病发率则高达79.8%，危害指数4级[17]。
目前，关于稻鸭共生技术对水稻病害防治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水稻的其他病害，如黄萎病、条纹叶枯病、矮缩病等都缺乏深入的探讨。而且，对于稻田养鸭技术的病害防治效果，学者们仍存在着分歧[1]。
4.3 防治杂草
我国稻田杂草种类繁多，有200余种。杂草与水稻争夺生长营养和空间，如不加以防治，将会严重影响水稻的发育与产量。鸭子可以通过踩踏、浊水和啄食的方式来控制杂草的生长。稻鸭系统只有少量的稗草和牛毛草存活，杂草控制率在99.4%以上。而在常规的稻作系统中，牛毛草、鸭舌草、眼子草、野慈菇等多种杂草难以根除。试验证明，稻鸭系统对杂草的控制效果为98.5%～99.3%，比施用化学除草剂的防效高6.9%～16.1%，杂草株数和鲜重均比常规稻作系统要低。
鸭子不但对稻田常见的杂草有较好的防治效果，而且对一些化学除草剂难以防除的杂草，如双穗雀稗、旱莲草、四叶萍、鸭舌草、稗草等也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并且能有效解决化学除草带来的杂草群落演替的恶性循环问题[18]。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稻鸭系统对杂草的制约作用后期比前期强，主要是鸭子的踩踏作用增强，食量也有所增加[19]。关于稻鸭共生技术的杂草防治作用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但也有人认为，稻鸭共生技术尽管有诸多优点，但也不能完全替代化学药剂。
4.4 增肥与缓施肥
在稻鸭共生系统中，鸭子全天候在稻田区活动，其排泄物也直接留在稻田中，是稻田土壤重要的营养来源。1只鸭排泄在稻田里的粪便约10 kg，这相当于施纯N 47 g、P2O5 70 g、K2O 31 g。如果1 hm2稻田放养300只鸭子，鸭子的粪便相当于施纯N 940 g、P2O5 1 400 g和K2O 600 g。鸭子的粪便随着排泄、搅拌而被吸收，数量不多，但利用率高，肥效显著。
除鸭子的排泄物起着增肥作用外，鸭子每天在稻田里不停地搅动，也可疏松表层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土壤板结，改善土壤通透性，增加水体和土壤的氧气。这也同样起着缓施肥的作用[1]。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试验证明，仅靠鸭子的排泄物不足以满足水稻高产高效的要求。有的学者指出，可以通过施加有机肥料、种植绿肥或进行水旱轮作来改善情况。
4.5 促进水稻生长，改善稻米品质
稻鸭共生技术对水稻生长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水稻株高、叶面积指数、水稻生物量、根系活力、根系形态变化等数值指标来考察。华南农业大学曾在广州增城示范基地进行小规模的试验，结果表明，与常规稻作系统比较，稻鸭共生系统中的水稻株高、叶面积指数、生物量方面有减小趋势，但根冠比、根系活力等指标却有增加趋势，对水稻的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鸭子活动可对水稻产生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从地上部植株到地下部根系）、频繁的（全天候）的机械刺激作用，包括鸭子觅食过程中对水稻植株的碰撞与振动，对植株茎秆与叶片的嘴啄与抚摸，鸭脚的践踏中耕及其对水稻根系的触摸和轻微损伤等，这些活动势必对水稻的生长发育产生许多影响[20]。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水稻经过鸭子的刺激后，分蘖多、开张角度大、茎秆粗壮、植株变矮、根系发达、穗形变大，十分有利于水稻抗病性的增强和产量的提高[11]。
稻鸭共生技术除了促进水稻的增长，还起着提高稻米品质的作用。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在科研试验田进行了稻鸭共生技术对稻米品质影响的试验。相关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试验主要通过对稻米的加工品质、外观品质、蒸煮品质、营养品质和微量元素含量5个方面进行考量。研究结果表明：稻鸭共生技术能够提高整精米率，减少垩白，增加粒宽，降低米粒长宽比值，同时促进稻米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的下降，锰元素含量的上升[21]。由此可知，稻鸭共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稻米品质。虽然相关的研究对于稻米的企业化经营和市场定位有着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目前重视程度不高。
4.6 保护生态，减少环境污染
在常规的稻作系统中，长期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导致大气、水体、土壤都受到污染，无论是稻田独立的小环境，还是包括稻田在内的整个自然大环境都受到影响。有研究指出，在喷施的农药中，真正起到防治作用的仅占喷施量的0.1%。其余99.9%都挥发到大气或淋溶流失到土壤和水域中或残留于作物中，而所施用的化肥平均利用率也只有40%左右，氮素过剩，流入水域，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且化肥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成分在土壤累积使土壤板结，性质恶化[11-22]。但在稻鸭系统中，通过鸭子捕食、中耕、排泄等一系列活动来防治病虫害、添加土壤肥料，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化合物的使用，杜绝了污染的源头。另一方面，还起到保护生态，净化环境的作用。
一是调节大气。常规稻作系统产生许多参与温室效应的气体，主要有CO2、CH4、NO2 等。而稻鸭系统能显著地减少稻田湿地的甲烷排放量，对缓解全球变暖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能减少甲烷的排放量之外，稻鸭系统还起着固定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的作用[23]。二是改善土壤。鸭子的中耕和啄食可以增强土壤的通气性，中和氧化土壤中的铝离子、硫化氢等有毒物质。经过较长的时间，还可以降低或减少土壤中残留的污染物质以及解决土地板结的问题。三是改善水体环境。水体是稻鸭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保持8～10 cm的水层是稻田稳产高产的前提条件。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在科研教学基地进行稻鸭共生技术对稻田水体环境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稻鸭共生技术能够降低稻田表层水体温度与pH值，提高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混浊度和总氮、总磷、总钾三大营养元素的含量，其中总氮、总磷、总钾的含量分别比常规稻作系统增加1.85～5.06倍、2.01～8.70倍和42.79%～109.18%。这说明，稻鸭共生技术能有效改善稻田的水体环境。优化的水体环境反过来也会促进水稻和鸭子的生长发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稻鸭系统还起着隐性水库的作用。稻鸭系统在早稻生长起来后就不断水、不晒田，而常规的稻作系统中，则要在早稻成熟期放水晒田，收割之后再灌水泡田，十分浪费水资源。但稻鸭系统也要注意田面干裂，渗水漏水等问题[24]。
4.7 景观效益
稻鸭共生的田里，绿意漫溢，鸭声一片，极具景观效应。同时这也具有自然环境美学、社会文化科学、精神教育的文化价值。观光农业、精神文明旅游就是基于稻鸭系统的文化价值而提出来的[23]。
综上所述，稻鸭共生技术具有较大的生态效益，对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以及生态农业的构建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稻鸭共生技术生态效益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作支撑，同时也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另外，关于其生态效应研究还局限在规模较少的试验田上，其现实效益很难评价。
5 稻鸭共生技术多重效益的特点
在稻田养鸭技术，特别是现代稻鸭共生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5.1 经济效益始终最受人们关注
无论是传统的稻田养鸭阶段，还是现代的稻鸭共生阶段，良好的经济效益都是技术引进与推广的前提条件。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达到稻鸭兼收的最佳效果，人们慎重地选择水稻和鸭的品种，相互搭配；搭建鸭棚、拉开围网，营造良好的稻鸭环境；沟通农户和企业，寻找畅通的产销渠道。对更好经济效益的追求一直贯穿着稻田养鸭技术的发展历程。
5.2 生态效益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进入现代阶段，伴随着越演越烈的环境恶化危机，人们才开始关注稻田养鸭技术的生态效益。通过小规模的田地试验，不断优化稻鸭共生的生态模型，积极探讨模型运作的内在机理，系统地研究技术所附带的各种生态功能，并上升到理论层面。关于现代稻田养鸭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近几年的研究，跳出了传统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狭隘视野，与现实的自然大环境和社会大环境联合起来，回应了时代的潮流，生态效益正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5.3 社会效益受关注度较低
相较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人们对稻田养鸭技术的社会效益的关注程度较低。但食品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及大众环保意识推广等问题的提出，都让人们的目光投向稻田养鸭技术的社会效益。
6 结语
对稻田养鸭技术进行多重效益的综合评价，其实也是对此项技术阶段性的总结。一方面，稻田养鸭技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上获得的效益日益增强，且呈良好发展势头。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虽然可以做出定量描述，但因各地技术掌握程度不一，具体环境各异，市场价格周期或不定期波动等影响，有成有败，有赚有亏，难以避免；社会效益虽然极利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但参与成本和生活、生产、购买惯性将成为其绊脚石；而生态效益本身难以量化，具体成效也不能立竿见影地呈现，相关研究要持续下去，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单位三方共同合作，相互支持。
7 参考文献
[1] 章家恩，陆敬雄，张光辉，等.鸭稻共作生态农业模式的功效及存在的技术问题探讨[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6（2）：16-19.
[2] 西川喜久子.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和[C]//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烈.明清广东养鸭业略说[C]//倪根金.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北：（下转第276页）
（上接第273页）
万人出版社，2005.
[4] 张孝安.稻鸭共作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与普及现状[J].世界农业，2007（4）：57-60.
[5] 郑建初，谭淑豪，刘华周，等.中国稻鸭共作系统的理论与技术现状及其发展策略[J].江苏农业科学，2005（5）：4-8.
[6] 张建华.稻鸭共作技术链接亚洲[J].中国禽业导刊，2004（15）：9-10.
[7] 彭世奖.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优良传统之一――生物防治[J].中国农业科学，1983（1）：94-98.
[8] 吴建新，赵艳芝.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J].中国农史，2005（4）：31-38.
[9] 范梅华，窦新红，陈连颐.零日龄放鸭：稻鸭共作技术的重大进展[J].中国禽业导刊，2007（12）：15-16.
[10] 卢跃红，魏红江，张曦，等.国内外稻鸭共生的研究现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87-91.
[11] 沈晓昆.稻鸭共作――无公害有机稻米生产新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2] 马国强，庄雅津，周铭成.稻鸭共作无公害水稻生产技术初探[J].农业装备技术，2002（8）：20-21.
[13] 朱克明，沈晓昆，谢桐洲，等.稻鸭共作技术试验初报[J].安徽农业科学，2001（2）：139-141.
[14] 李克勤，黄璜，任泽明.湖南稻鸭生态种养与频振式诱蛾灯技术示范成效与技术[J].中国稻米，2003（5）：35-37.
[15] 朱凤姑，丰庆生，诸葛梓.稻鸭生态结构对稻田有害生物群落的控制作用[J].浙江农业学报，2004（1）：41-45.
[16] 童泽霞.稻田养鸭与稻田生物种群的关系初探[J].中国稻米，2002（1）：34-35.
[17] 戴志明，杨华松，张曦，等.云南稻―鸭共生模式效益的研究与综合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04（4）：268-270，276.
[18] 刘小燕，杨治平，黄璜，等.湿地稻―鸭复合系统中田间杂草的变化规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3）：96-98.
[19] 禹盛苗，金千瑜，欧阳由男，等.稻鸭共育对稻田杂草和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效应[J].中国生物防治，2004（2）：20-23.
[20] 章家恩，赵美玉，陈进，等.鸭稻共作方式对水稻生长的影响[J].生态科学，2005（2）：23-25.
[21] 全国明，章家恩，杨军，等.稻鸭共作对稻米品质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8（7）：533-541.
[22] 吴春华，陈欣.农药对农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04（2）：166-169.
梨树生态场包括旱田、水稻田、果园和鱼塘，饲养了生猪、家禽等，其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鸡粪的应用价值要高于猪粪，经过发酵之后的沼渣和沼液可以作为鱼类的养料这一事实，所以生态农业工程中的两座沼气罐主要是对鸡粪进行厌氧发酵处理，日产气量达250m3，加上另外两座沼气罐用于猪粪的处理，日产气量达550m3，生产出来的沼气总量基本上可以满足农场内的日常燃料需求和孵化生产等所需的能源。这种分别以鸡粪和猪粪为原料进行沼气发酵，最终获得饲料、肥料和清洁能源的畜禽粪便处理过程，体现了沼气在生态农业循环工程中的纽带作用和在循环生产工程中的地位与价值，这一过程也为生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研究方向。
2梨树综合生态场的效益分析
梨树综合生态场以沼气作为工程纽带的设计，实现了各种功能资源之间的互补和对废弃物的多层利用，不仅连接了燃料、再生饲料和有机饲料的生产过程，同时也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取得了统一，实现了生态农场的循环发展。
2.1社会效益分析生态农场的建立为周边地区提供了新鲜、绿色的健康蔬菜。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10这10年间，该生态农场为周边地区提供了生猪15.6万头，肉鸡326.5万只，鲜鱼1.2×106kg，此外，还提供了各种水果产品，这些都提高了周围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生态农场的建立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在创建之初，养殖的种类比较单一，农场的规模也比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农场的规模正在不断地扩展，这使得农场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进而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难题，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就业压力。
2.2经济效益分析生态农业工程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上。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生态农场建立的10年间，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经济成本不仅得到了回收，还得到了巨额的经济回报，加快了农场经济增长的速度。另外，新品种的引进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显著增加。
2.3生态效益分析梨树生态农场的主要特点便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循环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保性，因此其生态效益也是其功能效益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沼液虽然是生态农场的副产品，但它不仅能够为鲜鱼和生猪提供充足的饲料，还能当作水稻田的肥料，从而提高了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和种植业的粮食产量。沼肥的使用主要有以下几点效益：①能够改变当前化肥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壤的营养结构，进而为农业种植的增产、增收提供了保障；②减少了有机化肥使用中的负面效果；③由于沼肥自身经过了厌氧发酵的过程，杀灭了内含的病菌和害虫，因此它可以防止交叉感染的出现，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
3结束语
一、打造山地生态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链的主要措施
1.加大政策扶持。坚持“一业一策”的发展思路，在保证国市级投入到产业发展资金不减少基础上，区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用于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发展，重点支持产业基地、品牌培育、精深加工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同时，制订了用地保障、税费减免、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
2.培育产业龙头。按照“培育大龙头、带动大产业”的思路，出台了《关于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施意见》，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项目资金支持等方式，加速构建“企业做加工和市场、专业合作社搞服务、家庭农场和大户抓生产”的产业联合体，促进各经营主体之间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带动农户抱团形成“产业航母”，推进产业集群式发展，有效提高产业附加值。
3.强化科技转化。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生产自动化、生产智能化为手段，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推广脱毒马铃薯、高产玉米、食用百合、羊肚菌等良品种300余个，展示示范品种40个：全面推广烤烟、蔬菜、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完成土地深松1万亩、推广农业机具1498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36%；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00万亩，秸杆腐熟剂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20万亩。实行“点餐式培训、零距离服务”模式，新增农民田间学校5所，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0名，新增现代青年农场主10名；新增农业专家8名、农业技术指导员80名、农业科技示范户800名，新建农业示范基地5个；普及生猪改良“四统一”模式、养蚕“六化五配套”技术，引进莲藕“池膜种植”、辣椒“双膜栽培”、蔬菜“无土雾培”等适用技术。
二、取得的成效
1.产业基地规模稳步壮大。在稳定生猪养殖规模基础上，加快发展草食牲畜为主的畜牧产业，连续9年获得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2016年，出栏生猪90万头、肉牛4.1万头、山羊2.5万只、家禽110万羽。围绕“大力提高烟叶质量和单产量”目标，全力优化烤烟种植结构，建成水市、石家等部级烤烟基地单元4个，种植烤烟5.2万亩，收购烟叶10.32万担。建成桑园基地10万亩，完成养蚕4.14万张，产茧3.14万担，同比增长27.76%，实现收入5886万元，同比增长28%，产茧量连续6年居全市第一。建成猕猴桃为主的优质水果基地7.22万亩，实现产量1.43万吨。建成加工型蔬菜基地10万亩、保供外销蔬菜基地15万亩。稳步发展中药材、花卉、茶叶等特色产业，基地规模突破6万亩。
2.农旅融合发展成效初显。阿蓬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初具规模，建成仰头山、蒲花河、阿蓬江等休闲观光和采摘体验园46个。建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22个、乡村旅游景点24个。发展农家乐348家、乡村酒店70家、休闲农庄36家。突出“春踏青赏花、夏避暑纳凉、秋采摘体验、冬玩雪过年”四大主题，成功举办乡村旅游节庆活动20次，接待游客350万余人次，实现收入2.3亿元。成功创建阿蓬江国家湿地公园，阿蓬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带入选“重庆市2016年醉美乡村好去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品牌效应显现。
一、农业生态面临的问题和沼气工程
1.生态农业的现状。农民为了减少劳动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加大对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安全，破坏了生态农业的环境，农业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越来越多有毒有害的化学药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土壤有机质也在减少，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基本丧失，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瓜果蔬菜上的农药很难清洗下去，也使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由此引发许多疾病。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生活垃圾和废物排量也在增加，农村的节能减排的任务特别艰难，大量事实证明，我国生态环境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一些较为落后的农村，能够使用的能源有限，还采用烧火做饭，柴火的主要来源是木柴，搭建房子也是用本有的木材，致使大量的树林被砍伐，造成水土流失，山洪暴发和土地沙化等诸多问题。农民对资源不合理的利用，生活污水任意排放，农作物的秸秆焚烧处理等使污染达到最大化。工业废水的排放，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对生态农业的破坏加剧。
2.沼气工程。沼气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能源，利用沼气，可以节省煤气、秸秆、电的使用，可以用来做饭发电，大大的节省了农民家庭的开支。通过对动物粪便的发酵，代替化肥，从而能够使土壤的营養成分得到改善，沼气工程需要的原资源很广泛也很普遍，比如秸秆、树叶、枯草、动物粪便等，都可以做沼气工程的发酵原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成本。
二、沼气工程对生态农业带来的效益
通过沼气工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让许多能源都实现了二次利用，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再循环，动物粪便通过发酵，杀灭了粪便中的细菌，减少疾病的发病率，农村的卫生得到了提高，要使生态农业均衡持续发展，必须将沼气工程利用起来，沼气工程减少对农业环境的二次污染，促进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友好相处，可以增大经济效益，例如用沼气做饭，可以节省煤气电气的花销；用沼渣喂猪，减少了饲料的费用；沼液还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避免了使用化肥对土地造成的危害，沼气工程的展开，可以提高农民对卫生的认知，让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有效的加强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改善了农村的卫生条件，对传染病的预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减少难闻臭的气味，苍蝇小虫等害虫不断减少，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沼气工程是加快社会主义信从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对农业生态系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沼气工程可以减少农民在生活上一些开销，例如一个养猪专业户，猪的尿液和粪便为沼气池提供了原材料，但沼气池的沼气让农民使用，农作物对化肥和农药的需要，可以通过沼气池解决，使农业成产的成本显著下降，在果园里养鸡，鸡可以吃果园里的种子，和落在地上的果实，这样不但解决了果树不受害虫的影响，也提供了鸡的饲料，从而实现无公害果园的发展。沼气工程实现了能源多次利用彼此循环，也对创新新能源做出了重要贡献。
沼气工程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沼气工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生活污水、动物粪便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人们对沼气工程的认识得到了提高，从而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农村的经济水平也在逐渐变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真正的做到节能减排，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普及生态文明，增强人们对环保的意识，促进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些基础都有利于沼气工程在农村的发展，能够使沼气工程的工作很好的在农村展开。完善沼气工程的建设，扩大沼气工程在生态农业中的所占比例，提高创新能力，鼓励大学生回到家乡创业，提高科技含量，加大工作力度，发展沼气工程，生态农业与原来的农业进行比较，不但产量也得到了提高，而且农民对种子化肥和农药的成本也在减少。
沼气工程实现了能源生态和能源环保，农民生活中的废物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我们要利用好可再生能源，保护好不可再生能源，最大限度的而利用好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沼气工程的在生态农业中的实施起到了很大作用。1.解决了农村生活能源多样化，提高了农民生活环境质量，使农村的环境更加清洁。2.促进了农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带来了极大地经济效益。3.农作物无公害，绿色环保高产高效，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销量上也有显著的增多。推动农业生产结构，沼气工程是必不可少的流程，沼气工程可以对废物充分利用，变废为宝，实现物尽所值。改善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沼气工程是必要夜歌必要的环节。
三、结语
沼气工程对农业生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带来了很大效益，因此要更加注重沼气工程在生态农业的实施，加强对沼气工程的技术创新以及广泛的应用，从而可以促使沼气工程更好更快的发展，调动农民的积极主动性，让沼气工程在生态农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蕾蕾.基于沼气工程的生态农业工程模式及其效益分析.科技与创新[J].2014（12）：112-113.
[2]甘福丁.沼气工程沼肥利用及输送方式探讨.现代农业科技[J]. 2013（16）：201-201.
一、德青源的循环模式
处于秀丽的松山脚下的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其绿色环保的理念体现于蛋鸡饲养及蛋品加工的各个环节，实现了生态养殖、食品加工、清洁能源、有机肥料、订单农业、生态种植的循环。
（一）生态养殖环节
德青源的鸡苗来自位于黄山风景名胜区的其全资子公司――黄山德青源种禽有限公司，此公司是亚洲最大、国内最先进、科技含量最高的现代化种禽生产基地，这样从源头保证了高质量鸡苗的引进。鸡苗在雏鸡场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多次的接种免疫，18周后转入蛋鸡房，13排全自动的鸡舍里温度适宜，有自动的饲料和水喂养、粪便收集及鸡蛋收集系统。对鸡场实施电子监控，实现远程信息化管理。鸡舍一天三次消毒处理，拒绝外人参观，尽可能的减少鸡群得病的几率。同时，在鸡饲料方面，设有专门的鸡粮厂，有一套先进的饲料加工过程，保证高品质的饲料供应。
（二）食品加工环节
食品加工主要包括壳蛋厂和液蛋厂。壳蛋厂是专门的鸡蛋分级包装厂，从鸡舍传送过来的鸡蛋，首先运用引进的鸡蛋全自动分级包装设备，剔除裂纹、血斑、肉斑等不合格蛋后，再对鸡蛋质量、重量、颜色进行分级，同时用专用喷码设备和可食用墨水在鸡蛋表面喷涂防伪编码，可由此查出鸡蛋的生产时间、批次、车间等信息。然后再由人工进行第二次分级包装，这样有效地保证了德青源鸡蛋的品质和信誉。鸡蛋从产下到运到各大超市的环节非常短，保证了及时为顾客提供新鲜的鸡蛋。液蛋厂是对形状怪异或是破壳等不符合标准的鸡蛋进行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的生产和包装车间，包装后的蛋液销往各大快餐食品店。
（三）清洁能源环节环节
园区建有沼气发电厂，将每天产生的鸡粪、废水收集起来，进行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可以提供热能或是发电，不仅满足自己所需，还为附近农户提供了用于照明、做饭及部分供暖的生活用清洁能源，实现园区污水的零排放，保护了环境。
（四）有机肥料、生态种植与订单农业的循环
沼液、沼渣是非常好的有机肥料，一方面用于本公司种植园里的大棚蔬菜和水果，供应纯天然无污染的新鲜有机蔬果，另一方面将其免费提供给附近的居民，用于种植公司所需玉米，公司喂养所需的玉米、大豆主原料，来自于延庆县种植户，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并对农户进行种植及病虫害防治指导，这样保证了园区优质有机饲料的来源，同时提高了周围农户的收入。
在经过经过10年的发展，德青源已经形成了一条由订单农业，到生态养殖，再到食品加工、清洁能源以及有机种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绿色、安全、营养、美味、新鲜的高品质食品。
二、德青源的效益评价
我们从德青源的生态循环模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效益评价。
（一）从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
1.企业成本低
相对于德青源提供的高品质的鸡蛋，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因为沼液、沼渣种的玉米病虫害更少，产量更高，是绿色食品。利用生态模式使项目相互循环，资源反复利用，减少了生产投入，增加了收入，控制了废弃物的产生。成本显著降低，所获利润远远高于普通鸡蛋。
2.技术效率高
德青源始终同步全球领先技术，并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供应商与合作伙伴，以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欧盟和美国标准。为了保证饲料来源的安全，德青源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种植的有机肥施用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实行现场培训，使农民掌握绿色食品的种植技术，从源头保证了原料品质。循环产业技术的运用及循环技术在周围农户的培训推广，带动农业生态的快速发展，最终形成养殖、种植的融合和协调发展。
3.品牌效益好
德青源结束了中国鸡蛋几千年“三无”产品―无标准、无生产日期，无品牌的历史，推动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部鸡蛋标准，开创了中国鸡蛋品牌之先河。德青源在2008年夺得世界蛋品行业最高奖―全球水晶鸡蛋奖，成为蛋品世界冠军。国家科技部基于对德青源在中国蛋品行业的科研实力和技术成果的认可，在?郧嘣囱蟹⒅行幕?础上组建国家蛋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德青源作为蛋品行业的“国家队”承担蛋品安全生产与加工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责任，成为中国蛋品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引领中国蛋品产业方向，推动中国蛋品技术创新。
（二）从社会效益来看
1.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食品安全，生活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及服务的企业来说，产品的品质，是体现这一主题的核心。
德青源人始终把食品安全，消费者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安全、营养、美味、新鲜的高品质鸡蛋。德青源通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全员参与、全程把控、全面落实，成就了其品质为先的标杆企业形象。
根据AC尼尔森2007年市场研究结果，德青源生态鸡蛋目前在北京品牌鸡蛋市场占有率高达71%，是消费者最信赖的鸡蛋品牌。
2.环境效益好
1.1具有共存的开放性和隐性。对于我国的生态农业形式属于开放性的农业发展形式，而其中也存在隐性特点，从生态农业的方面进行分析，要想有效的转变传统农业发展观念，就应该从其理念角度着手，借助开放性的生产技术形式来代替传统的发展方式，从而更好的满足生态农业发展需求。而在进行生态农业的建设当中，应该充分有效的运用国土资源，这样的运用形式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征，这样能够大大提升生态环境的建设，提升社会承受力。1.2能够有效实现农业生态总体效益的良好优化。通过对生态农业发展环节进行有效研究，其重点部分就是对生态系统和农业生产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与完善。农业主要就是在自然规律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借助一定的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和良好的土地资源等，来实现土地的最大效益，对于这一土地效益的实现能够有效的带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其作用与优势是非常大的。而如果在实际中不去遵循相应的自然规律，那么其土地效益将无法发挥其自身优势和作用，并且农业中的相应生产技术等内容也无法发挥自身作用，最终会导致农业进入恶性循环当中，所以生态农业不行要尊重自然规律，作用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农业总体效益的全面提升以及良好优化。1.3合理的整合和协调农业生态系统。对于生态农业系统属于有机系统，其重视的部分为农业发展是否能够达到整体性和综合性，从而将这两点进行有效的融合。可以说生态农业发展中，主要利用自然资源，对社会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进行协调，在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分析与整合，建立出完善的农业发展结构形式，从而更好的运用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发挥其优势与作用，这样才能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和产品整体质量。
2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2.1不断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在我国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想要真正有效额实现经济效益、农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全面提升和持续发展，就要从生态角度入手，掌握自然规律以及生态规律，在将农业发展与相应的规律有效的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开展生态农业发展中，应该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并且全面优化和整理农业生态系统结构，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利用农业资源，而对于这些就要以农业承载量为基础，将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两工作的关系处理好，进而有效的确保生态农业能够在开放性和稳定性的条件下发展，工作部门要坚持以科学角度去开展相应工作，从而保证生态农业经济稳定发展。2.2重视农村地区的环保产业稳定进步。对于农村来说，想要实现生态农业良好发展，就应该重视于对环保产业的宣传和推动。农村环保产业，对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与农业之外的环境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和互补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相应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要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村为出发点，从而更好的保障相应工作的有效开展，这样不仅能够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改善，并且还能保障生态产品的良好建设，这对农业生态化道路的发展有效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提升生态农业经济水平也有着促进性作用。2.3重视能源型农业经济模式的良好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情况来说，对我国社会进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可是在实践和发展当中，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为了更好的避免相应问题对生态农业发展带来影响，就必须要正确的处理好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关系，从而有效的保障生态农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从而避免出现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的问题。例如，生态农业发展中，能够有效的降低化工产品在农业生产当中的运用，而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相应的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进而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调节性，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生态农业稳定发展。在生态农业生产当中可以运用新能源来保障生态农业稳定发展，可以有效借助太阳能、生物能等技术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污染现象的出现，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生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3结束语
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生态农业的发展应该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从而保证生态农业形式的良好建设，有效的推进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重视对绿色生态产品的研究与生产，从而更好的提升生态农业生产效率，这样才能全面有效的提升生态农业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生态农业领域的稳定发展。
作者:邵丰产 单位:河南商水县农业局经济作物管理站
【参考文献】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通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度模型，对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效益也发生了变化，但总体呈稳定态势，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呈上升趋势；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距离不断增大，耦合度不断下降；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差异越小，说明农用地利用越协调，耦合度越高。结合遵义市经济发展情况和区域功能定位，提出了提高农用地利用耦合度、促进农用地协调利用的建议。
关键词 ：农用地；利用效益；熵权法；耦合度；遵义市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7－1788-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7.064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何使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达到最大化，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土地利用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是人类利用土地的最根本的原因，社会效益则是整体和全局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以说是久远的经济效益［1］。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就是要协调好土地利用的三效益，相关学者也对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媛等［2］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探讨了西安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梁红梅等［3］通过建立动态耦合模型，对宁波市和深圳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业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关学者对农用地的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性进行了研究。杜娜等［4］采用耦合度关联度和系统耦合度模型分析了纸坊沟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耦合态势；王继军等［5］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陕北黄土丘陵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刘新平等［6］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及生态和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系统评判指标体系，研究了新疆干旱区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可以看出，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对农业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较少，对喀斯特地区的农业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研究也较少。喀斯特地区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差，农用地的利用效益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如何，是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以遵义市为例，通过构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农用地利用的效益进行了评价，然后运用耦合度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促进遵义市农用地利用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农用地利用综合效益提供理论依据与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4－2012年遵义市农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历年《贵州省统计年鉴》、《遵义市统计年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遵义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园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
1．2 研究区概况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新兴工业城市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在北纬27°80′—29°13′、东经105°36′—108°13′之间。市域东西绵延254．00 km，南北相距230．50 km，海拔高度在1 000～1 500 m。遵义市属于中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全市国土面积307．67万hm2，其中山间平坝面积占7．40％，丘陵占30．70％，山地占61．90％，农用地面积2 73．11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88．77％。遵义市下辖2区、8县、2个民族自治县和新蒲新区管委会以及2个代管市。2012年末，全市共有164个镇、55个乡、8个民族乡、17个街道办事处，年末常住人口611．70万人。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1 361．9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81．24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13．31％。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法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熵权法是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7］。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各因素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其思路是强化数值差别较大和弱化数值差别不大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从而能够全面反映指标值所包含的信息。具体分析方法和步骤如下：
步骤一：将原始数据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rij＝■， （1）
负向指标：rij＝■， （2）
步骤二：计算熵值，计算公式如下：
Hi＝－k■fijlnfij （3）
式（3）中，fij＝■，k＝■，Hi为第i项指标的熵值，k为玻尔兹曼常量，n为评价年份数或区域个数。
步骤三：计算熵权，计算公式如下：
wi＝■ （4）
式（4）中，wi是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且0≤wi≤1，■wi＝1，m为评价指标个数。
1．3．2 耦合度模型 农业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具有耦合关系，耦合关系越协调，耦合度越高。农业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价函数分别为：
F（x）＝■xiai （5）
G（y）＝■yibi （6）
式（5）、式（6）中，xi、yi分别为社会生态效益评价指标、生态环境效益评价指标，ai、bi为各指标的权重。
农业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模型是基于二者之间的离差大小而构建［8］，其计算公式如下：
C＝■■ （7）
式（7）中，k为调节系数，一般2≤k≤5，取k＝2。
1．3．3 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依据农用地效益的内涵，按照科学性、典型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结合遵义市区域综合实际情况，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9－12］，从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方面共选取24个指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表1）。
指标体系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农业从业人员带来的农业产值；粮食安全系数X6是指人均粮食与联合国规定的温饱型年人均基本粮食的比值，其中，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温饱型年人均基本粮食为400．00 kg；农业供养能力X11是指单位人口种植业产值；农业技术效率X14是指单位农业机械总动力所能产生的农业产值；土地农业利用率X23是指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农用地利用多样化指数X24是参考王鹏等［13］的研究成果，其计算公式为：G＝1－■xi2/［■xi2］2，式中，G为农用地多样化指数，n为农用地利用类型数，x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分析
2．1．1 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从时间变化来看，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表2、图1）。2006年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为0．13，在历年中最低，主要是因为农作物产量减产以及耕地面积减少。2006年遵义市遭遇多年不遇的干旱天气，造成秋季主要农作物产量减产，全年粮食产量272．98万t，比2005年减产48．67万t，下降15．10％，农业产值增加值与2005年相比下降3．50％。2006年全年耕地面积减少7 626．00 hm2，其中国家基建占地657．00 hm2，其他基建占地400．00 hm2，退耕还林还草占地2 579．00 hm2，耕地改为园地3 990．00 hm2。2012年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高，达到0．78，主要是因为农业产值增加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2012年遵义市全年粮食产量276．22万t，比2011年增长21．60％，农业产值增加值181．24亿元，比2011年增长8．90％。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 061．00元，为历年最高。从空间变化来看，2012年习水县和仁怀市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低，均为0．31（表3、图2），主要是因为两县（市）各项指标值都较低，直接影响其社会经济效益。2012年红花岗区农用地社会经济效益最高，达0．59，主要是因为其农业产出效率较高。2012年，红花岗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单位面积农用地产值及地均农业增加值在各个地区中都是最高的。
2．1．2 农用地利用生态环境效益分析 从时间变化上看，2004－2012年，遵义市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稳定状态（表2、图1）。2008年农用地生态环境效益为0．24，为历年中最低，主要是因为农用地面积较低，尤其是林地面积较低。2008年遵义市农用地面积272．00万hm2，林地面积140．86万hm2，在历年中均为最低。2010年和2011年，农用地生态环境达到最高值0．60，主要是因为林地面积较高。2011年和2012年遵义市林地面积分别为163．74万hm2和163．56万hm2，在历年中最高。从空间变化上看，2012年红花岗区农用地生态环境效益为0．19，为所有地区中的最低值（表3、图2），主要是因为林地覆盖率、人均林地面积和土地农业利用率较低，单位面积能耗、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较高。赤水市生态经济效益为0．87，为各地区最高值，主要是因为赤水市林地覆盖率、人均林地面积和土地农业利用率较高，以及单位农用地的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使用量较少。
2．2 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分析
2．2．1 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时间差异分析 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差异比较大，耦合度最高的达到1．00，最低的仅为0．46，整个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图1）。第一个阶段是2004－2006年，期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不断下降，分别从2004年的0．38、0．54下降到2006年的0．13、0．36。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断下降，从2004年的0．92下降到2006年的0．46。由表2可以看出，2004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为这一阶段最高，并且二者相差较少，所以耦合度较高，说明了2004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而2006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为本阶段最低，且二者相差0．23，所以耦合度较低，说明了2006年二者之间的关系不相协调。
第二个阶段是2007－2012年，期间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这一阶段中，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均较高，且在不断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小。2009年和2011年的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均为1，达到最高，主要是因为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均达到较高值，且二者差异较小，仅相差0．01，说明二者之间达到了协调发展。2012年的耦合度为此阶段最低，虽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值均较高，并且社会经济效益为所有年份中最高，但是二者差异较大，相差0．24，说明了农用地利用注重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效益。
2．2．2 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关系空间差异分析 由图2、图3可以看出，2012年遵义市各县（市、区）的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度差异比较大，耦合度最高的达到1．00，而最低的只有0．56，耦合度空间大致分布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增大，耦合度逐渐减低。红花岗区虽然位于区域中心，其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在各个县（区、市）是最高的，但生态环境效益却是最低的，所以其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最低，仅为0．56，说明其农用地利用不够协调，今后需要注重农业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耦合度较高的有汇川区、绥阳县、正安县、湄潭县、遵义县、余庆县、仁怀市、凤冈县、桐梓县，耦合度均在0．90以上。汇川区是遵义市市政府所在地，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耦合度较高。绥阳县、正安县、湄潭县、遵义县、余庆县、仁怀市、凤冈县、桐梓县等县农业发展基础比较好，农业生产水平高，农产品加工业较为发达，主要粮油作物、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商品化程度较高。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道真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务川县）、习水县、赤水市的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处于中等水平，介于0．70～0．90之间，这些地区共同的特点就是农用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较高，均超过其农用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这4个县（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较好，但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不突出，农业产出不高，社会经济效益较低，导致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不高。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农用地利用效益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然后建立耦合度模型，分析了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变化，并对遵义市各县（市、区）2012年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2004－2012年遵义市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在波动中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效益也发生了变化，但总体呈稳定态势；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变化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2004－2006）耦合度不断减小，变化幅度较大，后一阶段（2007－2012）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总体呈下降趋势。通过观察2012年遵义市各县（市、区）农用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效益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耦合度分布大致呈同心圆形，随着与区域中心距离不断增大，耦合度不断下降；农用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差异越小，说明农用地利用越协调，耦合度越高。基于上述研究，为遵义市农用地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1）严格保护耕地，不断提高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建立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在保护耕地数量的前提下，重视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积极改善耕地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土地整治，统筹安排，加快中低产田特别是低产田改造，实施沃土工程，完善渠、路、桥、涵、闸等相关配套措施，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连片标准良田建设。充分利用农地分等定级和产能核算等方法，形成以保护耕地生产能力为主的耕地保护测评体系，进一步发挥耕地保护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同时还要严格控制农地非农化的进程，对建设占用耕地要进行严格审查。
2）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结合遵义市农业区划布局，积极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建设，排灌泵站配套建设及水源工程建设，分期分批治理病险水库，有计划地完善水利灌溉配套设施。遵义市属于喀斯特岩溶山区，降雨大部分以径流方式流失，通过新建小山塘、小水池、小水窖，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输水调配能力。
3）大力发展农业优势产业，推进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商品化。搞好农业空间布局规划，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和品种结构，确定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重点。对于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要加强引导，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效益。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培植一批辐射面广、对农业推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积极研究市场，不断开拓市场，狠抓标准化生产，通过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来培育品牌、打响品牌，发挥品牌效应。
4）不断加强支农惠农力度，提高农民收入。一要不断优化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保证支农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用到实处；二要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网络，稳定县、乡（镇）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不断派遣农业技术员驻村指导农业生产，加强农机化建设，推广实用新型农机具。
5）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优化农业生产环境。一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和发展林业项目和造林补贴项目，不断提高林地覆盖率；二要加强对有机、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及其农业产业基地的建设，提高畜禽养殖粪便的资源化利用率，调整肥料施用结构，大幅减少化肥用量，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三要控制开发强度，优化开发方式，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循环利用秸秆和畜禽粪便等生物资源，促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
参考文献：
［1］ 臧俊梅，王万茂，朱亚夫，等．我国农地利用经济效益的东、中、西部差异比较分析［J］．农村经济，2006（1）：39－42．
［2］ 许 媛，南 灵．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关系的研究——以西安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84－87．
［3］ 梁红梅，刘卫东，刘会平，等．土地利用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关系——以深圳市和宁波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2）：42－48．
［4］ 杜 娜，王继军，杨 冰．纸坊沟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2）：48－52．
［5］ 王继军，李 慧，苏 鑫，等．基于农户层次的陕北黄土丘陵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11）：1887－1895．
［6］ 刘新平，孟 梅．新疆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关系分析［J］．新疆农业科学，2010，47（5）：1002－1008．
［7］ 贾艳红，赵 军，南忠仁，等．基于熵权法的草原生态安全评价——以甘肃牧区为例［J］．生态学杂志，2006，25（8）：1004－1005．
［8］ 唐 婷，李 超，张 雷，等．江苏省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的时空变异分析［J］．生态学报，2014，34（14）：4025－4036．
［9］ 刘媛媛，胡月明，杨永忠，等．基于LESA的佛山市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3，（7）：193－196．
［10］ 李占军，刁承泰．西南丘陵地区县域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研究——以重庆江津区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08，15（4）：105－109．
［11］ 田克明，王国强．我国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及其方法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24（4）：79－82．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