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人口素质；经济发展；因果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37-07
收稿日期：2013-09-0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推进济南和莱芜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12BJJJ10）。
作者简介：刘德军，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人力资源管理；刘文涛，男，山东东营人，山东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测算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实际上是假设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具有因果关系，然后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建模，提取二者之间的影响系数。因果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常见的关系类型，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测定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具体形式，从而验证经济理论和进行结构分析，这就经常用到计量经济学中处理因果关系的模型。由于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是概念化的变量，不能由数据样本直接计算，因此需要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完成测算。
本研究把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潜变量进行重点研究，选取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等人口素质指标以及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效率、可持续性等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作为潜变量的测量变量，绘制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影响路径图（Path Graphics）；再根据路径图写出反映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和反映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关系的测量方程；然后选取我国30个省份的普查和统计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未纳入样本），采用工具软件Amos估计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参数（即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并检验参数的显著性和合理性，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性能进行评价；最后根据检验结果，修改指标体系和路径图，修改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参数即是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
最后根据路径图和路径系数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潜变量）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系数（总影响系数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该因果影响系数即定量表达了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程度。
二、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的设置、对应的观测变量及其作用方向，即需要明确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上，多数研究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认为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人口质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结构非常明确，将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作为两个潜变量，通过假定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根据历年指标数据的模型构建和测算，得到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关系。
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性角度，我们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V1）、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V2）、科学家与工程师比重（V3）、预期寿命（V4）和婴儿死亡率（V5）作为受人口素质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选取GDP（T1）、人均GDP（T2）、第三产业比重（T3）、消费比重（T4）、劳动生产率（T5）和单位GDP能耗（T6）作为受经济发展潜变量影响的可测变量。之所以选择这些指标，主要是剔除了某些相关性较大的一致性指标、波动性指标和
数据缺失指标，如土地生产率与GDP是完全线性相关的，发案率和合同违约率部分省份缺少数据，净出口比重数据受地域影响过大且方向意义不明确，单位GDP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数据难以获得，且与能源消耗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所选指标中除了缺少思想素质的表示指标外，其余一级指标均有相应数据作为支撑。
采用全国各省1980-2008年数据（端点数据由于差值原因存在较大误差，予以剔除）作为样本，其中缺失数据通过前述方法建模插值。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系数矩阵分析可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两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以下算法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
首先对总体数据进行独立模型估计（该模型限制最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设置为零），根据模型估计的需要，分别设定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的因子荷载为1，即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整个模型的衡量尺度（该设置对非标准化结果有影响，对标准化结果无影响）。借助AMOS软件的运算功能，得到初始模型的路径图，如图1所示。
三、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评价
1.路径系数/荷载系数评价
模型评价首先要考察模型结果中估计出的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需要对路径系数或载荷系数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这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的参数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系数等于0，表1为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的结果。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对于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是相当高的，并且临界比率CR的绝对值较大，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显著性不足的系数，即不需要对模型变量进行简约化处理。
2.模型拟合指数评价
模型拟合指数评价要通过统计运算方法求出使样本方差协方差矩阵∑与理论方差协方差矩阵∑（θ）差异最小的模型系数。本研究的原始模型拟合指标如表2所示。
四、全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修正
由于本案例卡方值较大，因此在进行修正时，先对MI大于300的残差变量进行修正，初步检验修正效果。然后依次选取修正指数较大的参数继续修正。因为随着逐步修正，原先MI值较大的参数会有所变化，因此逐批次的修正有利于用最小的改动获得最大的改进。经过多次修正，修正指数均在25以下，相对于修正之前有了明显改善。此时，各拟合指标也基本达到要求，见表3。
从结果看，非标准化模式下，该路径系数有计量单位，因而有实际意义，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2548.99，即人口素质每提升1个单位，相应的经济发展可提升2548.99个单位，由于构建模型时分别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和GDP作为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初始单位指标，因此可以理解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可以使GDP增加2583.564亿元。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对比较变量的效应大小有重要作用，从标准化后的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966，这意味着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效率非常高，要大于对GDP的影响作用，为0.630（间接效应=0.652×0.966）。可以看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单纯对经济总量的作用。
五、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因果影响系数测算
1.分时间段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时间区段内我国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采用三个时间区段内的样本分别构建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三个时间区段分别是1980-1989，1990-1999，2000-2008。为了让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需要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由于分时段的数据相对较少，因此，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为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5和表6所示。
2.分地区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测算
采用同样的模型和方法，所用样本分别是东、中、西部的相应历史数据。同样初始模型下模型拟合指数不够理想，需要进行模型修正。修正后，模型路径参数的临界比率均达到显著性要求，因此只需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扩展修正。按照修正指数MI的大小，依次修正各个模型，最后各个参数的MI值均调整到10以下。此时各模型基本达到拟合精度要求，修正结束。修正后的各因素之间系数的回归结果和拟合指数如表7和表8所示。
从模型拟合精度来看，效果较好，考虑样本数据的绝对量仍然较大，所以对绝对适配指标的标准给予一定的放宽。整体来看，模型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六、结论
我国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的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177.438提高到90年代的865.994，直到本世纪初的3361.725。尽管这里存在价格因素的影响，但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增长倍数来看，上世纪90年代是80年代的4.88倍，21世纪初是上世纪90年代的3.88倍，有所下降。如果假设30多年来通货膨胀率基本一致，那么目前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提高程度要弱于上世纪90年代，或者说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在减弱。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标准化后的结果反映出来，即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效应之比分别为3.80、2.72、2.21，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换句话说，早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对除经济增长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贡献效果更大。从单指标观察，绝大部分指标在三个时段内均较为一致，但是经济发展与单位能耗之间的关系有明显的变化，1980-1989年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为0.419，1990-1999为-0.021，2000-2008则变为-0.406。这很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过程，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过程。另外第三产业比重、劳动生产率系数的变化，也能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总体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科研人员比重对人口素质的贡献一致性大，并且较为稳定，说明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直较为重视，效果也非常明显；从经济发展角度观察，人均GDP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时间的角度看，人均GDP能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最为明显的。
从三大地区非标准的参数横向比较结果看，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值有明显差异，从东到西依次减小，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差距较大，即使扣除地区间的物价影响，不同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绝对量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从标准化后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系数与经济发展对GDP系数的比率来看，分别是1.66：1.27：1.70，这表明：假设以人口素质对GDP的影响关系为参照标准，那么中部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全面性较弱，人口素质对GDP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人口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效果更加广泛。从单位能耗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单位能耗的改善较为明显，说明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转变能源消费方式的空间较大，效果也较为明显。从第三产业比重因素进行比较，则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提升较慢，同时科研人员在人口素质评价中所起作用也相对较小，说明在产业结构和高端科研人员方面，西部地区还未给予较高的重视和发展。总体来讲，对于三大地区的人口素质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素质以及预期寿命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说明各地区在这三个方面均有较好的改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地区间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较为一致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讲，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经济发展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张效莉，王成璋，何伦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及实证分析――基于水平VAR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J].南方人口，2006（1）：59-64.
[2]李通屏等.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王国臣. 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19-23.
[4]周鸿，李冠军.广西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分析[J].南方人口，2006（3）：26-31.
[5]阎志强.广东经济发展与人口文化素质相互关系研究[J].西北人口：2001（2）：51-53.
[6]王献芝.河南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101-106.
[7]JONES C L. Times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5）：495-52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效率，提出了现阶段中国必须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为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
关键词：经济增长 投入型 效率型 竞争力 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 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入型效率型竞争力路径转换
经济增长路径是指实现经济增长(即产出增加)的方法或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类：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对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以下同）的依赖程度的差异，经济增长路径可划分为投入型和效率型。其中，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指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是指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特征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占50%以上，超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两种经济增长路径的特征比较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通过单纯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延长、大量投资的吸纳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极大。投入型增长路径追求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在短期内较有成效，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总量较大，但一旦由于资源的过量消耗造成资源供给短缺，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协调、平稳、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方向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直是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可从表1看出。
由表1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其份额高达近95%，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广义的知识进步)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物质资源投入量的依赖度极高，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这种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导致资源消耗过大。以1989年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数据可以说明此问题。当年人均GNP分别为330美元、2040美元、1833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地区)、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人均能源与消耗(千克油当量)依次为330、1242、4867，能源消耗GMP之比则为1.00、0.61、0.27，中国能源消耗GNP之比为该类国家的倍数为1.69、2.77、6.26倍。由此看出中国工业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太大。虽然198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45倍，但产出率极低。同时，中国储蓄率、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各类国家，中国的人均产值却不高。就1993年人均产值而言，中国是日本的1/65，是美国的l/50，是韩国的l/15，是马来西亚的l/6，泰国的l/4，仅高于印度；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l/40.8，美国的l/36.5，德国的l/45.9。
经济发展的规律证实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自然是迟早的事。适应知识经济出现的要求，中国应由原来的投入型增长路径转向效率型增长路径。当然也应注意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并非一刀切、非此即彼，而是指某种类型占主要地位。同时也难以避免辅助类型的作用，不可片面看待。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过程是动态的、渐进的、持续的，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机制等决定，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任其由无到有慢慢自然转换。因此我们应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分析其加速转换的可能性，并努力从物质上为转换经济增长路径创造必要的条件，以早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加快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要性
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的低竞争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一种特别依赖于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存在众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投入数量。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一旦资源供应不足，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无法实现。高通货膨胀。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增加大量的投入，对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必然大幅增加，导致其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需求旺盛，企业片面追求产量扩张，而不注重提高要素生产率，这造成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由于受资源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资源供应与需求矛盾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的变动。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在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的竞争力低下。我国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纯粹依赖增加投资、铺新摊子、搞重复建设发展经济，我国仍处于资源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的落后状态。
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的高竞争力
依靠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发展经济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经验。在认识到知识对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后，直接通过加大知识的投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增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更成了各发达国家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最主要做法。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很多优势，主要表现在：受资源供给的约束小。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即便在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要求以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条件，而可以通过依赖知识投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解决。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会带来对资源投入的过度需求膨胀，也不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知识的产生是无穷的，它的生产成本因产量的扩大而上升的部分微乎其微，所以增加知识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不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也不会诱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又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多少。长期来看，知识的供给是不存在短缺的，知识用于生产也不会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并不困难。这些优势使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美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已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经济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表现出“三高四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低利率”。这说明，在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中，一国能实现高质量、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尽快由投入型经济增长路径向效率型经济增长路径转换是极其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余天心等.经济增长要素：中外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6(1)
2.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主编.生产力规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一）高碳农业生产的双重作用
随着农业科技不断革新，化学化技术、机械化技术等高碳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高碳农业生产特征。目前，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农业机械化耕作大面积推广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化学化产品过量投入等造就了我国农产品产值连年增长的辉煌，但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碳源增加、碳汇减少等问题。这种高碳化农业生产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成为农业低碳化发展的障碍。高碳农业技术大规模超量应用，依靠高碳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发展路径对农业生产显示出明显的双重性。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依靠高投入、高能耗换来高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但高产出与化学化产品过量投入、农业机械化技术广泛使用密切相关。研究证明，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化产品对农业的增产效果明显。化肥在不同农业增产影响因素中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效应最强。从2005年到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8402.19万吨增长到57120.85万吨，增长18.01%，而化肥的折纯量却由4636.58万吨增长到5704.24万吨，增长了23.02%，快于粮食的增长幅度。说明化肥投入增加对粮食增产作用明显，但利用效率递减。农业化学品生产耗费大量能源，会形成巨大的碳排放；农药、化肥等化学品长期超量投入，农业面污染严重，土壤质量急剧下降，农产品品质受到严重影响，农业持续发展受限。同时，农业机械投入的增加也促使粮食总产增加。如2005年至2011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由68397.8万千瓦时增加到97734.66万千瓦时，粮食产量也由48402.1万吨增加到57120.8万吨，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产量逐步增长。2011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比2000年增长85.9%。这表明近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及投入强度和能源消费增幅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我国农业机械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机械质量和操作技术落后导致土壤油污污染，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这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农业效益的化学化农业、高能耗机械化道路急需改变。
（二）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需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基于石油化工技术和机械化技术的高碳农业生产路径，在带来农业产值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碳排放增加、农产品品质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是一种难以持续的生产发展路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这种生产路径，进行低碳生产路径创新。农业生产路径的创新是提高低碳农业的有效方法，能从根本上克服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利于低碳发展的因素，意义重大。发展低碳农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其发展对农业生产路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生产不能再走化石能源技术、机械化技术高度依赖的高碳农业发展道路，生态低碳高效将是我国未来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新选择。未来我们要改变对高碳农业生产的路径依赖，走生态高效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路。
二、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困境
（一）思想认识偏差导致低碳农业创新受限
目前，我们对低碳农业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偏差。低碳农业走的是一条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高效益发展道路，有利于实现节本增效，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取得经济和生态效益双赢，而且具备碳汇功能，有利于碳固定、碳吸收。但低碳农业在我国刚刚起步，比较优势还未充分显现，其生态价值功能未被认识。人们甚至怀疑低碳农业技术的增产效果，更不用说自觉践行低碳农业生产路径。目前，化石能源技术和机械化技术增产效果仍较明显，农业生产形成对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的依赖。在当前高投入才能高产出的理念支配下，低碳农业意识还未普遍形成。
（二）低碳技术创新瓶颈制约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
农业从“高碳”走向“低碳”，是一个从传统发展路径向创新性发展路径转变，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关键。目前我国农业由高碳向低碳转变最大的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受技术水平限制，目前我国低碳技术创新起点低，高端技术难以突破，低碳技术创新成果不多。再加上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环境差，资金投入不足，科研人员流失严重，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导致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和推广。这些都导致我国农业低碳生产路径的创新能力不足。
（三）农民素质偏低构成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障碍
农民是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主体和实践者，其低碳素养直接制约低碳农业生产路径的选择。低碳农业是高科技支持的农业，需要农户具备一定的教育基础和科技素质。当前，我国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员不到一半，文化素质整体较低。农民的科技意识不强。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公报，2006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初中以下占50.6%。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低，很难适应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需求。同时，农民非农产业收入高，不愿再进行精细农田管理，往往用省工省时的化肥农药和大机械化收割等简单物化投入换来更多打工时间。农民低碳素养低，难以自觉促进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
（四）分散农业经营与低碳农业规模效益不适应
目前，我国农业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风险大，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需求，阻碍了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土地流转，但仍不能适应低碳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需求。截至2012年底，我国土地流转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多万户，土地流转规模仍不能满足规模化生产发展需要。
三、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策略
创新农业生产路径，实现高碳向低碳转变已成当务之急。如何加快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愈益成为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重点。积极探索，创造良好环境尤为重要。
（一）转变观念，树立低碳农业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将低碳化发展理念贯穿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为此，政府要转变态度，高度重视。根据低碳农业发展要求，探索和制定科学的低碳农业发展技术路线图，加大资金投入和宣传引导，将农业生产引导到低碳农业上来。农户作为应用主体，要形成低碳农业意识，充分认识低碳农业是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全面繁荣的大事，使低碳农业成为自觉选择。建立低碳农业示范园区，争取较高的经济和环境效益，示范带动，会影响更多农户树立低碳理念，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二）技术创新，实现低碳农业生产新突破
技术进步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只有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由高碳转向低碳。目前，必须围绕低碳农业发展需求，大力研发和推广先进的节能降耗型、生态环保型、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提供清洁生产技术、测土配方技术、农药化肥减量及替代技术、能源利用增效技术等关键性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提高生物质能源使用效率。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国际农业科技资源，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自主创新和跨越发展。
（三）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低碳农业生产路径
实现农业的低碳转型，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可供选择，主要有减源型、增汇型和低碳乡村建设模式。减源化生产，利用低碳农业技术，尽量减少化学化产品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并在清洁生产中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增汇型生产，利用耕地、林地、草地等进行固碳，提高碳吸收能力；低碳乡村建设，创造优美发展环境，大力发展低碳休闲旅游，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多重效益。各地在进行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过程中，一定要因地制宜，依据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选择恰当的发展模式，也可综合利用多种发展模式，提升低碳生产水平。
（四）规模经营，夯实农业低碳转型基础
农业分散经营，既增加了低碳农业生产路径创新的成本，也增加了农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低碳转型。规模化生产对低碳农业比较效益的实现意义重大。为此，我们要积极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加快低碳农业技术的规模普及和应用。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提高农业合作组织规范运行水平，夯实农业低碳转型的基础。
（五）加强培训，提高农业从业者低碳生产水平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关键词：企业；会计工作；重要性；必要性；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会计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一部分，发挥着基础的管理作用。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加强企业会计工作，可以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财务管理工作的进行，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充分认识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企业会计工作的现状，做好企业会计工作的路径选择，才能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工作水平。
一、企业会计工作的现状
1.缺乏足够的认识
一些企业领导忽略了会计工作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内容，不重视会计工作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影响，对企业会计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例如，不了解会计工作的相关制度和相关法规，片面地认为会计工作就是对企业的经济支出和收入进行记录。在会计工作中全部由领导做主，对会计人员的业务学习不够重视，会计人员的会计知识不能与时俱进，专业技术知识达不到财务管理的要求等，影响了企业会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会计工作水平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2.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较低
企业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及业务能力有待提高。企业中的一些会计人员经过了正规的会计理论知识学习，可以达到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基础要求，做好会计工作。但是，还有一部分会计人员不能掌握科目、账薄和会计报表的对应关系，甚至会弄错记账金额。针对这些状况，企业会计人员应该主动学习，积极掌握新的业务知识和会计法规，不仅要熟悉基本的会计核算知识，还要提高会计工作的职业道德，严格落实企业会计制度，提高会计工作标准，才能实现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规范化。
3.会计信息存在虚假化
一些企业为了骗取投资者、债权人或者国家管理部门的信任，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以求可以获得投资、贷款，或者减少税金支出。为了防止企业制造虚假的会计信息，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以此获得经济利益，会计人员和企业领导必须接受各方的监督，根据会计要求完成工作，从而获得薪金、升迁和奖励等利益。
二、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财务管理工作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会计工作又是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基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是对会计工作基本的要求，也是会计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实际的企业会计工作中，企业应该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才能促进会计工作的发展。会计工作的水平，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内部的管理质量，对会计资料的使用者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可以让使用者及时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有效地利用会计资料提高企业利益等。会计工作中收集的企业信息资料，在企业加强宏观调控、改善经营管理和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企业的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也有一定的影响，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顺利运行的一个有效因素。因此，企业必须重视会计工作，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2.建立了规范的工作秩序
会计工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会计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随着党和政府对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视，会计工作正在逐渐的完善和加强。目前，企业会计工作的规范化，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的中的重点。加强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报表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提高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
三、企业会计工作的路径选择
企业会计工作的路径选择，应该遵守企业会计的工作制度，以企业的发展目标作为主要的参考因素，实现会计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会计工作的进行，应该遵守会计准则。会计准则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市场体制的改革，拥有新的路径模式。例如，渐进和突变的路径模式。渐进的路径模式是依据会计工作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工作的内在结构和关联性，分层次、有秩序地进行工作。渐进的路径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循序渐进。突变的路径模式是在短时间内，企业改变旧的会计工作体系，实施新的会计准则。这种路径模式的特点是大爆炸式的思想改革。
路径选择是企业会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环节，根据具体的会计工作情况而定。不同的会计工作路径，体现出企业会计工作发展的多样化，是时代结合的重要产物。企业会计工作的实施，离不开会计人员的努力工作。提高企业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和专业水平，可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企业会计管理制度，有利于会计工作规范化的形成。加强对企业会计工作的监督，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防止虚假信息的出现，保证了企业的信誉，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质量，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正确的认识会计工作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准确的决策，明确会计工作的目标，保持规范的工作秩序，才能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功能，实现会计工作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四、总结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提高财务管理工作水平，必须要做好会计工作。企业会计工作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根据企业会计工作的现状，充分认识实施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好路径选择的工作，是促进企业会计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高企业会计工作水平和质量，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提高了企业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图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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