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金融中心 金融主体 金融客体 金融环境
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21世纪的伦敦、纽约，虽然各国金融中心的金融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从未改变。以往已有学者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有按时间顺序对金融中心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学者，如游碧蓉的《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也有按功能类型对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分类归纳的研究学者，如黄育华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本文将摒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脱离时间和空间带给金融中心的客观隔断，从影响金融中心发展变化的各项因素入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根据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历史作用中的考评和梳理，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变化。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亚太经济，2001，（2）：11～13
[2]黄育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04，（12）：17～23
[3]Kindleberge.C .P.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J]. Princeto, 1974
[4]McGahey R.，Malloy M.，Kazanas K.，Jacobs M .P. (1990): Financial Services , Financial C enters: Public Policy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Markets, Firms, and Job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5]Z/Yen Limite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Corporation of London，200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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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中国银
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辛亥
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办的
第一家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金城
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银号基
础上改组的吗?》,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看民
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年6
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①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着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主要有:《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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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着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着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着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着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
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工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着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着有: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着《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一般金融史着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①
(三)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现列表如下:
从上表所统it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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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南财
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
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凤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
史》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石毓符《中国金融货币史略》(天津人民出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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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经典著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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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7日召开的2012北京CBD国际金融论坛上，国内首家国际金融博物馆在朝阳规划艺术馆2号展馆正式开馆，首场特展《中英金融史特展》也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开幕。
国际金融博物馆开馆
国际金融博物馆是朝阳区委、区政府发起成立的公益性金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国际金融命名的专业博物馆。馆内展示面积达2000平方米，收藏了数百件珍贵的金融文物。馆内展陈由中国金融史、幽燕金融史、朝阳国际金融展、中英金融史展、国际金融角等五个部分组成。博物馆通过国际化的建馆理念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专注于全球金融历史事件和主要的金融人物，寻求金融文明与金融制度形成的轨迹，搭建金融文化交流与传承的平台。《中英金融史特展》以独特的专业视角，客观全面的记录和展示了中国与英国在金融交往与合作中的历史全貌。
博物馆的成立，展示了首都金融发展历史，反映了首都金融文化内涵，促进了金融国际交流，对提升首都金融产业的国际影响力，突出北京CBD国际金融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有效发挥国际金融博物馆在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今后，朝阳区将充分借鉴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金融文化交流互动，完善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和展示功能，促进国际金融文化资源聚集，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将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博物馆。同时积极发挥博物馆优势，宣传展示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北京、落户朝阳、促进金融产业全面发展，加速推进北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建设。
金融机构加速聚集
近年来，朝阳区作为首都国际金融机构主聚集区，金融机构加速聚集，数量、质量呈现双增长态势。2012年前三季度，共有45家金融机构落户朝阳区，注册资金超过40亿元。其中法人机构13家，外资金融机构15家，至此，朝阳区金融机构总数已达1308家；其中法人机构259家，占全市三分之一；外资机构277家，占全市70%。
北京现代汽车金融公司正式入驻冠城大厦，标志着在京七大汽车金融公司齐聚朝阳；国家电网设立的英大基金管理公司，作为落户朝阳的第一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对丰富朝阳区金融业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民生通海投资有限公司、荷兰合作银行北京分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北京分行、中信证券北京分公司、日本财产保险北京分公司、汇丰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和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金融机构加速向朝阳聚集。至此，全市100%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外资汽车金融公司，57%的外资法人银行、82%的外资保险公司总部、71%的国际证券交易所代表处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集聚朝阳。
近年来，朝阳区按照建设世界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战略要求，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主聚集区为目标，把发展金融业作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强化国际金融的优势地位，紧紧围绕金融政策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两条主线，实现了金融业的跨越式发展。今年上半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56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9.1%，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2.3%；实现区级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7%，对全区财政收入增长贡献度达到51%。
能彼特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当投资者的财富随资本市场的繁荣或崩溃而跌宕起伏，当金融工程师为设计出精妙的衍生产品而沾沾自喜，当人们在养老金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庇护下安享天伦之乐，智慧与狡诈，贪婪与保守，勤勉与投机――以及糅合上述人类情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其次是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中，我们时常看到科技进步的身影，例如数学工具和防伪技术的进步等，其中尤以数学的发展最值得思考。是数学工具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强化，还是金融创新的需求引致了数学工具的进步?或许二者互为因果。但金融的数学化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最前沿的知识几乎都以最先进的数学技术表述，即使一个新手也无须像人文学者那样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术以现状为起点，它摆脱了所有陈旧知识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脑空间，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速度；但走向极端就意味着钻进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却历史、目光短浅，金融创新变成脱离现实背景的数学符号的堆砌，却自诩创造了价值并妄图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术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为其异化则得不偿失。
入选理由：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命运。自年初开始，学术界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持续不断，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工作以及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回顾和总结，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一方面，学术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经验：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第四，科学发展的理念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法宝；第五，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对外关系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模式”深入探讨，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新中国六十年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渐进式改革、实行创新发展、谋求和平发展，它无论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慎提“中国模式”，而主张用“中国特色”。
[相关链接：①任理轩：《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载《人民日报》，2009―09―15；②陈东林：《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联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③郭建宁：《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董朝霞、郑洁：《垒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09(4)；⑤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⑥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⑦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4)；⑧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⑨王绍光、郑永年、周弘、吴晓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专题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⑩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载《江汉论坛》，2009(7)；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学习时报》2009―12―07。]
热点二：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入选理由：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38亿，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活动。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网络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从云南“躲猫猫”到杭州“欺实马”，从逯军“替谁说话”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全民监督与网络曝光交融互动，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网络与民意表达、网络与民主公开、网络与反腐倡廉建设、网络与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五：一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政府要关注网络舆情，重视网络民意，着力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提速回应网民关切。二是网络的突出作用体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促进政治、政府公开的发展，促进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三是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五是网络的大众化和匿名性，使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秩序的规范和引导，努力培育网络公民文化，以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随着网络成为公民表达关切和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平台，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网络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①何频：《论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②张淑华：《网络对媒介民意表达结构的变革》，载《当代传播》，2009(1)；③杨永志：《论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2)；④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⑤施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众表达――网络公共对话的可能》，载《东南传播》，2009(4)}⑥顾明毅：《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⑦梅琼林、聂静虹：《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探索与争鸣》，2009(6)；⑧刘颖：《网络传播中的个性表达与法律规制》，载《新闻战线》，2009(6)；⑨张丽红：《论我国公共决策与网络舆情》，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⑩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载《理论导刊》，2009(7)。]
热点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入选理由：2009年，全球联手抗击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初现，世界经济在震荡中艰难走过“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了一道亮丽的上行线，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面对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极大改变当今世界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学术界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都给予了深层次的关注。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调整、金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刻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反思当前世界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和主流经济学，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
实意义。二是深入探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应着力进行新能源开发、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努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力强调保持金融业稳定和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在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四是深度把脉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金融危机后，以G20峰会为标志，全球进入意识形态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时代，各个发展模式共同克服危机、复苏经济的过程也是多元全球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将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加快改革。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相关链接：①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2)；②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载《社会》，2009(2)；③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蛮迁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④高放：《从世界经济危机看社会主义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3)；⑤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⑥孟庆龙：《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载《世界历史》，2009(3)；⑦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⑧田伯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⑨惠宁、何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6)；⑩焦世新：《金融危机与多元全球化秩序》，载《社会科学》，2009(9)；⑩孙丽丽：《开启国际经济新秩序――G20伦敦峰会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9(4)。]
热点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医改”三个方面：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救助标准、对象和管理机制来展开。在社会救助的标准方面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和管理机制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社会救助对象方面，有的主张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有的则主张采取特殊主义的原则；而在社会救助的管理机制方面，有的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有的认为应该由社会主导。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筹资渠道、政府责任、转移接续等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关于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学术界的争论日趋活跃。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市场化，还是回归公益性”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更加充分体现出医疗的公益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实质上是在强调市场失效的同时，假设了政府有效，但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市场完全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将会对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相关链接：①郑新业、张莉：《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2)；②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③周风华：《社会救助对象瞄定：方法与实践》，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姚树洁、戴颖杰：《对政府出资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探讨》，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⑤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载《学术交流》，2009(9)；⑥谢安：《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及新型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9)；⑦王虎峰：《中国新医改：政策框架、执行及评估》，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⑧顾海、李佳佳：《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⑨曹荣桂：《公立医院要在深化医改中有所作为》，载《求是》，2009(15)。]
热点五：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转换
入选理由：2009年，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发展困惑，低碳经济似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上新一轮长周期的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因此形成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使得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甚至被看成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产业选择需要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需要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作出权衡取舍，寻求低碳发展道路。第二，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低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全球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第三，“碳关税”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借口，“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碳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是否应纳入世贸组织体制、配额分配是否涉及补贴措施尚待明确，在设计国际气候制度时应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强调全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底线，这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博弈主题。第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
或抵挡外国贸易制裁的权宜之计，而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低碳经济给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突破口，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①张国宝：《积极构筑稳定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载《宏观经济研究》，2009(4)；②郎春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6)；③高辉清：《发展循环经济，迎接低碳时代》，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7)；④刘学敏：《低碳发展之路需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双重转型》，载《中国科技投资》，2009(7)；⑤曾冠：《碳排放贸易及其与WTO体制的关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⑥龚雯：《“碳关税”是行贸易保护之实》，载《人民日报》，2009-07-04；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8)；⑧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政策嘹望》，2009(8)；⑨郭万达、郑宇劫：《低碳经济；未来四十年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开放导报》，2009(8)；⑩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24)。]
热点六：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新突破
入选理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0g年，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小企业融资等三个方面。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或战略，相反，家族嵌入式创业是关于家族对创业全面综合影响的恰当描述，因此，家族涉入创业活动产生了与创业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理论问题，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一方面源自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源自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深度与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有所体现。从已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在2009年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①李胜楠、牛建波：《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价值再研究――基于绩效波动与绩效水平的整合分析》，载《经济管理》，2009(2)；②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9(3)；③阳、刘吕科：《小企业信贷约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④陈晓红、林莎：《企业治理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⑤冯华、孙燕：《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生命周期》，载《改革》，2009(6)；⑥张秀烨：《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与规制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⑦皮建才：《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研究》，2009(7)；⑧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9(10)；⑨李孔岳：《公司化的组织与家族化的运作――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12)。]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入选理由：近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学术界较为流行；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则成为2009年的一个热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新解释。有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门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定的实证科学，以此来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另有学者指出，这种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做法会使马克思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最终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还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又以革命历史目的论方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具有历史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谱系的新解释。为摆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界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框架，通过将资本、生产、实践、异化、物、时间、自由、价值、存在、感性、历史和意识等概念纳入唯物史观的概念诠释谱系之中，形成了更为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诠释谱系。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新解释。主要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世界观、个人观、群众观、科学观和道德观的新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预设、微观基础和宏观图景的新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内在关系的新考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内在联系的新理解等。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资源的新发掘。这既包括对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探讨，也包括哈贝马斯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爱德华・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作为整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活动的中心，它所蕴涵的学术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大。
[相关链接：①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②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③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④官敬才：《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北学刊》，2009(1)；⑤李荣海：《唯物史观的“实践”阅读――兼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种理解》，载《东岳论丛》，2009(2)；⑥马俊峰：《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意蕴》，载《哲学研究》，2009(3)；⑦王南：《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载《教学与研究》，2009(5)；⑧孔明安：《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载《马克主义与现实》，2009(5)；⑨张雪
魁：《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9(5、6)；⑩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热点八：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关注
入选理由：近几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频率特别高，话语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学术生长点。特别是在2009年，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相关论文、论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并持续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得以出版。成为热点的“话语”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在语言学界，往往指篇章，有时指言语；在文艺学领域，话语可以指文论体系性的东西；在文学领域，则指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中，话语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和宽泛。这些研究在着力吸收西方话语研究新成果的同时，也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以及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2009年，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单纯的书面话语转向多摹态的话语研究，强调其即时性的动态不定的一面。话语研究在中国文论、文学批评领域相当盛行，已成为评论家、理论家操作娴熟的一个得力武器；很多学者试图从语言、话语出发，一方面揭示出现实中国20世纪文学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色，一方面显露中国人现代经验的方式与生存方式。话语研究在中国当代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界非常普遍，学者们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划定一定的语料库范围，分析新闻报道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动机(如对汶川大地震、网络语言、人肉搜索、网络上关于“90后”的报道等，采用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话语研究还把触角伸入了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既有在人类学领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也有在司法领域分析庭审的材料与对话，更有在教育领域分析师生对话的话语评价，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话语学”的概念。
[相关链接：①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②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1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③文贵良：《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④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⑤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⑥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热点九：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重建
入选理由：2009年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革与创新能量集中释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有较多的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举办，而且以基础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六百余篇。历史经验的梳理，实践变革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反思，一方面反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直接指向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的重建，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以学校变革为核心任务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出集约式成果。三十年来，中小学校变革逐渐由教法、教材等“基质”式变革转向以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为单位的改革进而出现以学校整体结构和基本形态为对象的“转型性变革”，其成果呈现了学校转型过程中变革理念的发展和变革经验的提升。其次，以理论实践交互建构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与重建。一些学者以重大攻关项目合作方式，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共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变革中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交互建构和双重转型。再次，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深化。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特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学校改革及素质教育经验的区域性推广中，不仅激发和呼唤出多样化探索的新路径与新策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权问题、重点校问题、示范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上名牌大学问题等等，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回顾三十年基础教育变革历程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中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探究，基础教育改革话语的类型及特征分析等主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上述动向表明：中国基础教育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已经由学习模仿、尝试创新进入到立足本土问题、着力本土重建、提炼中国经验、作出中国贡献的崭新阶段。
[相关链接：①叶澜等：《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②王嘉教等：《西北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③金忠明、杨千菊：《论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转型性》，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④施雨丹：《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载《外国教育研究》，2009(1)；⑤孝政涛：《试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预设》，载《中小学教育》，2009(3)；⑥陈建华：《“文理分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4)；⑦林丹、柳海民：《渐进改革：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载《教育研究》，2009(7)；⑧庞庆举：《论“新基础教育”之“新”》，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9)；⑨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载《文汇报》，2009-10-10。]
热点十：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价值
2015年10月湖南自考时间及科目安排表
专业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四单元五单元六单元10月16上午10月16下午10月17上午10月17下午10月18上午10月18下午工商企业管理 （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67财务管理学00054管理学原理00153质量管理（一）00152组织行为学 00151企业经营战略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0910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会计（本）08129企业会计准则与制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159高级财务会计00158资产评估 00162会计制度设计 00160审计学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 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04757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企业财务管理 （本）00974统计学原理01786企业纳税会计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46中国税制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76国际金融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77金融市场学00158资产评估 00157管理会计（一） 00160审计学 00208国际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本）0609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06091薪酬管理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54管理学原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5963绩效管理03325劳动关系学00182公共关系学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163管理心理学 00277行政管理学00152组织行为学 00320领导科学 00034社会学概论经济法学（本） 06909行政诉讼法07945企业与公司法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261行政法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7947金融法概论06908行政处罚法 00167劳动法07948环境法学 07946税法原理00169房地产法交通土建工程（本） 06269工程应用英语06289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6086工程监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6287结构设计原理（二） 06288公路工程CAD 06285交通工程经济分析 金融（本）00079保险学原理00086风险管理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54管理学原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7947金融法概论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76国际金融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8市场营销学 00077金融市场学00053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78银行会计学00896电子商务概论 00208国际财务管理 00074中央银行概论05156经济学原理 00157管理会计（一） 新闻学（本）10404新闻伦理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659新闻摄影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0037美学00661中外新闻作品研究00182公共关系学00658新闻评论写作 00529文学概论（一） 00660外国新闻事业史 00642传播学概论 00662新闻事业管理 销售管理（本）03130现代科学技术基础04024应用写作概论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英语（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830现代语言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603英语写作 *文学英语翻译00087英语翻译*05844国际商务英语*00094外贸函电00604英美文学选读 00600高级英语 *00832英语词汇学*05385旅游英语翻译 *00091国际商法 *00833外语教学法 *00838语言与文化 汉语言文学（本）*10396比较文学研究*10398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0397论文写作研究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0037美学*10601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0541语言学概论 *00321中国文化概论00818文献学学前教育（本）低幼儿童心理健康与辅导*低幼儿童文学名著导读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385学前卫生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657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00394幼儿园课程12350儿童发展理论*00387幼儿园组织与管理*00015英语（二） 00398学前教育原理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00402学前教育史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401学前比较教育 小学教育（本）06159教育社会学07340教育哲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0464中外教育简史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7课程与教学论 00468德育原理06180学校管理心理学 00472比较教育 教育管理（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1教育经济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0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0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00450教育评估与督导 00454教育预测与规划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00449教育管理眼里00453教育法学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152组织行为学会计电算化（本）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12日
一、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内涵。戈德史密斯是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20世纪60年代首开现代金融理论的先河，于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而金融发展却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研究是了解一国金融发展深度的有效方式。
戈德史密斯认为由于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因此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研究一国的金融机构，并从数量关系上加以定量描述，它们是：（1）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关系；（2）金融Y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3）以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的金融资产与负债；（4）总额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部门中的分布；（5）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地位。
（二）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分析。为了对金融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戈德史密斯列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
1、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一国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这个指标在量上将金融和经济联系起来了，衡量和反映了该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是衡量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指标。
2、衡量金融上层建筑构成状况的指标。金融结构的构成比例，通过主要类型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工具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即主要金融工具的相对发行量和主要经济部门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金融上层建筑的构成状况。
3、衡量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偏好的指标。主要运用金融资产总额和各类金融工具余额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及其子部门之间的分布，来反映不同金融工具在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渗透程度，以及各部门对不同金融工具的偏好。
4、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机构的发育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指标。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还受到各种金融机构相对重要性的巨大影响，衡量指标是：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在金融工具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几种主要金融工具余额中的比例等。
5、衡量一国金融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指标。金融中介率，即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存量中拥有份额的大小，是金融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反映一国金融上层结构机构化程度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指标。
6、各种金融资产存量在金融工具种类和经济部门种类的分布。通过将金融资产存量按金融工具种类和金融部门分类组合成一个金融相关矩阵，从而能够清楚地说明各种金融资产的发行者和持有者的关系。
7、对金融结构的流量分析。为了反映金融存量的变化，可以用某一时间的金融流量指标来衡量，主要是运用金融资产的新发行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总流量在各种金融工具、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额在金融工具总流量和每种金融工具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各种金融工具在每个部门和子部门金融交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8、测定各个经济部门和子部门之间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情况的指标。为了研究各个部门和子部门全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情况，可以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来分析。通过该表可以掌握不同部门的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比重，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债权变化情况。
（三）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的评价
1、对我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借鉴价值。金融结构理论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的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衡量指标体系在我金融改革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不同经济背景的限制。自从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以来，该指标就被我国学者频繁借鉴和分析。但是戈德史密斯的FIR指标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分析系统，其中涉及了诸多次级指标，如各部门新发行、资本产出比、国民财富、估价调整项、乘数、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率、货币化比率等，且以上各指标均有其特定的经济背景及含义。这使得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者在应用其指标体系研究时，很难排除不同经济背景的影响，造成衡量结果产生偏差。
例如，2003年的中国金融相关比率FIR通过统计计算得1.9，在名次上位居第一，而同时期的美国也对此进行了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是0.68，日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的结果为0.5，按照金融相对比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真实情况却不像指标所体现的这样。2008年出版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曾比较了五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日本是典型的商业银行主导型，38%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里，而美国只有18%，所以美国金融体系比日本市场化程度高很多。但是，当时中国相关的数据为60%左右，说明我们的结构相比日本来说还更加过度倚重商业银行。当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比例达到了73%，过去几年中，我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3、衡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作为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指标，为了有助于金融分析，必须具备基本的可测性、合理性、关联性和可比性。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要将上述八种特征全部进行分析研究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可以挑选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指标，分析其影响和决定因素。就大部分国家而言，可以观察研究的指标包括：金融工具新发行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各自作用对比，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相对地位等，其中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指标的衡量效果。
二、国内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及评价
（一）金融功能结构指标体系。孙伍琴（2003）在《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一书中，从金融功能视角出发，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既包括宏观、微观和综观三个层次的指标，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宏观层次上的金融结构主要指涉及一国金融体系的各种结构，包括融资模式结构（金融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中介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等。微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指各经济主体的内部金融结构，包括具体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金融业务结构等。而综观层次的金融结构是联结宏观和微观层面金融结构的纽带，主要是指金融功能结构，包括金融功能的丰富程度、质量高低和各种金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之间形成互动。具体来看，数量指标包括金融相关率和金融结构综合指数（而质量指标则包括融资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融资效率从储蓄率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两个方面来衡量，配置效率即为投资效果系数，资本回报率则从投资回报额和投资回报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该指标体系首次从定量角度突出了金融效率在金融结构分析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数量和质量两类指标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中介与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结构效率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实际分析价值。但对综合评价金融结构合理、优劣与否尚不明确。
（二）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标（FSI）。刘仁伍（2002）在《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一文中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金融结构作了四种类型的区分：一是从金融产权角度看，有国有、混合和私营三种；二是从经营效率角度看，有规模金融结构和效率金融结构两种；三是从业务交叉程度角度分，有混业和分业两种金融结构；四是从业务驱动方式分，有关系金融结构和价格金融结构。提出面对特征各异的金融结构，需要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规范办法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健全性。他指出，金融Y构的健全性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金融均衡的现实存在，由一个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指数来代表金融结构的健全性，即金融结构健全指数（FSI）。
刘仁伍给出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来评价金融结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评价一国金融结构的综合健全程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实证评估需要用到的上述四种变量及各种变量之间的经验分布关系，涉及庞大而繁琐的计算，其中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各种变量之间数学分布的获得性、各种变量间的分布关系、经验指标的确定是实证评估中的主要问题及难点；此外，权重的确定也具有主观随意性。
（三）多层次、立体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李健和贾玉革（2005）在《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状态，而一国的金融总体主要由金融各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市场、各种信用方式下的融资活动、各种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金融资产、一国与他国或国际组织的金融往来等部分。她以金融功能的完善程度和金融效率的高低程度作为判定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定性评价标准，对金融结构进行多层面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出了一套涵盖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部门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立体化、多视角的金融结构分析指标体系。
李健和贾玉革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指标体系考察的因素众多，真正计算起来较繁琐，对金融结构的综合界定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定量判定标准。
（四）高度化、合理化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蔡则祥（2006）在《金融结构优化论》一书中试图从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优化问题。其所设计的金融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在五项原则即综合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的指导下，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等四个层次指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有金融结构高度化和金融结构合理化；二级指标有金融结构综合指标――经济金融化比率（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金融机构结构优化指标（例如非银行金融机构比率、市场集中度、金融机构对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信贷占信贷总额之比）、金融市场结构优化指标、金融工具/资产（大致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险类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工具，且各自的技术权重分别为1.0、1.3、1.3和1.5）结构优化指标和金融效率（微观金融运作效率和宏观金融调控效率）结构优化指标。三、四级指标视分析要求可多可少。
蔡则祥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将金融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结合起来考察，有一定的新颖性，各分级指标能从不同侧面反映金融体系的要素构成状态。技术加权金融资产总额/GDP不仅反映出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能反映出金融结构的层次和金融创新、金融技术发展水平，但对不同金融资产的权重取值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总结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理论及衡量指标体系为金融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考察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可量化的手段抑或是方法，也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随着金融结构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实践和发展，我们将更加致力于将理论研究不断与国内经济背景相结合，得出更为准确的论断，研究出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孙伍琴.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功能比较[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刘仁伍.金融结构健全性和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证评估方法[J].金融研究，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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