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现代西方国家创造了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它以宪法为基础,以法权制度为主要特征,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制度体系,这两方面的统一构建了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我们要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西方政治文明的有效表现形式与其所包含着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本质内容,从而科学合理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一、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
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以现代法权制度为典型特征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形态中确立的法律观念,是以****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公共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要被有效地限制。现代法权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体现了这种法律观念并把它法权化、制度化的宪法的产生。正是宪法的产生,人类政治才由“权力支配法律”的时代进入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时代;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演进到了“法律状态”;人类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才演绎为代议共和式民主。宪法自从产生以来,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就成为人类政治的神经枢纽。在宪法和法权制度的框架下,西方国家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政治文明。这种以宪法为基础,以法权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制度体系。作为制度体系,它体现为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思想体系,它表现为政治意识文明;并且,经历长期积累,其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吻合,从而构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特定表现形式。
第一,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和制度。在反对封建****主义、等级制度、神权统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思想。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资产阶级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以****思想为指导,资产阶级建立了一整套保障****的制度。在宪政制度下,公民的基本****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了全面确认:一是宪法直接规定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二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三是建立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完全、充分实施;四是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二,主权在民的思想和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封建制国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的最高主宰。资产阶级****封建制度以后,创造了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国家元首和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主权在民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为现代政治提供了合法法源,也为解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基本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逻辑方法:其一,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这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前提。其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不一定由人民直接行使。在宪政制度下,国家的权力一般由人民定期选举的代表和机关来行使,采取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其三,国家权力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行使,并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通过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来保障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并对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使进行有效防范和纠正。
第三,法治思想和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制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律。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过程中创制了宪法,确立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人治,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模式。法治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政制度要求充分体现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等等。
第四,代议制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直接民主应当是体现人民主权的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形式。但是,直接民主要求苛刻的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公民。其次,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最后,还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奢侈”[1](p55)。因为条件苛刻,“真正的民主制(即直接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1](p88)。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英、法等国创建了代议民主制度,即由代议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议行分立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有确定的任期,到期必须重新选举,组成新的代议机关。代议机关拥有的国家权力通过举行的各种会议来行使,代议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享有议员或代表法定的权利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从权力获得到权力实现都由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并严格按法定程序运行。
第五,政治监督的思想和权力制衡制度。鉴于封建集权制的弊端,资产阶级提出了对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思想,以防止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其一,西方国家建立了分权制衡制度。一般对国家权力进行横向或纵向划分:横向划分即三权分立制,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自独立,相互制衡;纵向划分即联邦制,对联邦和州的权力进行明确的划分。权力制衡制度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它在运用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西方国家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监督制度。例如,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在西方社会被喻为“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十七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事业发展迅猛,影响很大。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新闻制度,使各种传媒不但报道新闻,而且成为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有力工具。一旦政府及其官员的腐化、渎职、违法等丑闻被公之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为有效、快捷,更有威力。
第六,政党政治的思想和政党制度。自十七世纪在英国议会形成政党以来,政党逐渐在各国出现。资产阶级用组织政党的形式,通过政党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政党是政治组织,自从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一般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在政党制度下,政党是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的纽带,连接着政治体制中的各个环节,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社会政治能量转换的中介和政治活动的枢纽。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形成比较明确的“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和“朝野关系”,以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第七,政府职能有限的思想和制度。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唯一合法方式是直接或间接选举;政府权力的实现必须得到人民同意,政府要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政府权力的直接依据是宪法或法律,政府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实现权力的方式、手段都由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权力行使遵循越权无效的原则;政府的任期有确定的期限并有届数的限制。现代西方国家在总结长期的政治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努力治理****,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这对于保障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八,宪法至上的思想和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至上分为形式至上和实质至上。形式至上是指宪法明确规定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实质至上是指人民普遍形成了宪法至上的意识和观念,对维护宪法权威具有强烈的愿望,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法律和行政行为都不得同宪法相违背,违宪必须接受审查。为保证违宪审查的效力,违宪审查机构必须具有权威性,即司法必须独立。违宪审查既可以保障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又可以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行政机关的行为体现人民的意志。
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基本原则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和世界发展的活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决定各国文明之间必然要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其科学合理的表现形式和其包含着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本质内容,从而确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正确原则。
首先,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衰落,近代中国没有创造出先进的近代政治文明。这样,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就难免缺少可资借鉴的国内近代政治文明资源。而且,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历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现代民主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现代民主制度取代了****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而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是直接为着反封建的目的、并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必然有助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因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角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历时性的取代关系;但在当今世界上,二者又是共时性的并存关系。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同时并存、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从自身的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而实现自我发展完善的问题,又面临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竞争中吸取积极因素而实现改革和创新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既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也是在与世界比较、竞争和合作中的发展。我们必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把握世界范围生产力、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动向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取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经验,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其次,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借鉴不是盲目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而是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不仅吸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而且要努力把它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化。区分精华与糟粕,要解放思想,着重从本质的方面去区分“姓资”与“姓社”。在政治领域,本质的问题是,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政治上层建筑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政治路线、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至于国家形式、政权机关构成形式、具体制度、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和具体的管理方法等,都不是本质问题;正如同市场经济一样,这都属于形式和手段的范畴;只要是科学、合理、有效率而且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吸取。同时,要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由于其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各不相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我们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择善而从。外国的政治模式,即使是好的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要把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再次,要客观地分析西方政治文明的两重性,努力探寻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的文明形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本身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总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制度、民族特点相结合,难免不同程度地被打上那个社会和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阶级的局限性。西方政治文明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它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人类政治文明又是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内在的逻辑性和共通性,很难说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某一个国家所特有的。西方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传承和发展了人类以往的政治文明。虽然从根本性质上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政治制度,但是从具体制度和体制上看,二者又有共性。比如,二者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都否定和反对封建****统治并实行共和国体制,都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管理国家,都主张民主政治(尽管民主的本质内容不同)。因此,在这些共性基础上产生的一些科学、合理、有效率的政治文明形式,自然是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
关键词:政治文明;西方国家;法权制度;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表现形式
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以现代法权制度为典型特征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形态中确立的法律观念，是以人权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社会公共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要被有效地限制。现代法权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体现了这种法律观念并把它法权化、制度化的宪法的产生。正是宪法的产生，人类政治才由“权力支配法律”的时代进入到“法律支配权力”的时代;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演进到了“法律状态”;人类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才演绎为代议共和式民主。宪法自从产生以来，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就成为人类政治的神经枢纽。在宪法和法权制度的框架下，西方国家创造了丰富的现代政治文明。这种以宪法为基础，以法权制度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制度体系。作为制度体系，它体现为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思想体系，它表现为政治意识文明;并且，经历长期积累，其制度设计和思想理念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吻合，从而构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特定表现形式。
第一，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和制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神权统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人权思想。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资产阶级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人权思想为指导，资产阶级建立了一整套保障人权的制度。在宪政制度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了全面确认:一是宪法直接规定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二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三是建立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完全、充分实施;四是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二，主权在民的思想和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封建制国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的最高主宰。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以后，创造了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国家元首和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主权在民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为现代政治提供了合法法源，也为解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基本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逻辑方法:其一，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这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前提。其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不一定由人民直接行使。在宪政制度下，国家的权力一般由人民定期选举的代表和机关来行使，采取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其三，国家权力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行使，并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通过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来保障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并对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使进行有效防范和纠正。
第三，法治思想和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律制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律。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过程中创制了宪法，确立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宪法为根本法的现代法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人治，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政治模式。法治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政制度要求充分体现法治的原则和精神: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司法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等等。
第四，代议制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直接民主应当是体现人民主权的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形式。但是，直接民主要求苛刻的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公民。其次，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最后，还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奢侈”[1](p55)。因为条件苛刻，“真正的民主制(即直接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1](p88)。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英、法等国创建了代议民主制度，即由代议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议行分立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主要行使立法权。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定期、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有确定的任期，到期必须重新选举，组成新的代议机关。代议机关拥有的国家权力通过举行的各种会议来行使，代议机关的组成人员通过享有议员或代表法定的权利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从权力获得到权力实现都由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并严格按法定程序运行。
第五，政治监督的思想和权力制衡制度。鉴于封建集权制的弊端，资产阶级提出了对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思想，以防止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其一，西方国家建立了分权制衡制度。一般对国家权力进行横向或纵向划分:横向划分即三权分立制，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自独立，相互制衡;纵向划分即联邦制，对联邦和州的权力进行明确的划分。权力制衡制度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它在运用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西方国家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监督制度。例如，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在西方社会被喻为“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十七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事业发展迅猛，影响很大。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新闻制度，使各种传媒不但报道新闻，而且成为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有力工具。一旦政府及其官员的腐化、渎职、违法等丑闻被公之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为有效、快捷，更有威力。
第六，政党政治的思想和政党制度。自十七世纪在英国议会形成政党以来，政党逐渐在各国出现。资产阶级用组织政党的形式，通过政党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政党是政治组织，自从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一般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活动方式。在政党制度下，政党是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的纽带，连接着政治体制中的各个环节，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社会政治能量转换的中介和政治活动的枢纽。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形成比较明确的“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和“朝野关系”，以避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第七，政府职能有限的思想和制度。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唯一合法方式是直接或间接选举;政府权力的实现必须得到人民同意，政府要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政府权力的直接依据是宪法或法律，政府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实现权力的方式、手段都由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权力行使遵循越权无效的原则;政府的任期有确定的期限并有届数的限制。现代西方国家在总结长期的政治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努力治理腐败，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这对于保障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转贴于 第八，宪法至上的思想和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至上分为形式至上和实质至上。形式至上是指宪法明确规定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实质至上是指人民普遍形成了宪法至上的意识和观念，对维护宪法权威具有强烈的愿望，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法律和行政行为都不得同宪法相违背，违宪必须接受审查。为保证违宪审查的效力，违宪审查机构必须具有权威性，即司法必须独立。违宪审查既可以保障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又可以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行政机关的行为体现人民的意志。
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基本原则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和世界发展的活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各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水平是不平衡的，这决定各国文明之间必然要相互吸收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其科学合理的表现形式和其包含着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本质内容，从而确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正确原则。
首先，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社会的衰落，近代中国没有创造出先进的近代政治文明。这样，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就难免缺少可资借鉴的国内近代政治文明资源。而且，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稳定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相对而言，西方国家经历了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现代民主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现代民主制度取代了专制制度，从而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而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是直接为着反封建的目的、并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必然有助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因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角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历时性的取代关系;但在当今世界上，二者又是共时性的并存关系。在两种社会制度和文明类型同时并存、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从自身的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而实现自我发展完善的问题，又面临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竞争中吸取积极因素而实现改革和创新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既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也是在与世界比较、竞争和合作中的发展。我们必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紧紧把握世界范围生产力、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的动向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取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经验，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其次，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借鉴不是盲目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而是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不仅吸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精华，而且要努力把它同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化。区分精华与糟粕，要解放思想，着重从本质的方面去区分“姓资”与“姓社”。在政治领域，本质的问题是，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政治上层建筑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政治路线、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至于国家形式、政权机关构成形式、具体制度、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和具体的管理方法等，都不是本质问题;正如同市场经济一样，这都属于形式和手段的范畴;只要是科学、合理、有效率而且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吸取。同时，要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由于其社会、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各不相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我们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择善而从。外国的政治模式，即使是好的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要把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再次，要客观地分析西方政治文明的两重性，努力探寻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的文明形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本身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总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制度、民族特点相结合，难免不同程度地被打上那个社会和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阶级的局限性。西方政治文明也不例外，从本质上讲它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人类政治文明又是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内在的逻辑性和共通性，很难说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某一个国家所特有的。西方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传承和发展了人类以往的政治文明。虽然从根本性质上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政治制度，但是从具体制度和体制上看，二者又有共性。比如，二者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都否定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并实行共和国体制，都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管理国家，都主张民主政治(尽管民主的本质内容不同)。因此，在这些共性基础上产生的一些科学、合理、有效率的政治文明形式，自然是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41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这一文化发展的目标和要求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发展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明确思想政治任务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实效性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重要任务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主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二、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围绕十中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相关目标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具体内容包括：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执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教育，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树立受教育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第一要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要使干部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样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能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要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宣传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宣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使爱国主义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使爱国主义成为团结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使爱国主义成为我华夏儿女永恒的精神追求。
（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教育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改革创新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伟大的时代精神。它是指从思想的解放到观念的更新，从体制的改革到方法的创新，是指科学实验的发明创造，是指生活工作的不断进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能激发我们的潜力，能鼓舞我们的斗志，能使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强音。思想政治教育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通过各种形式使人们认识到生活的巨大变化；要引导民众将改革创新的精神运用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实际，不断地解放思想、追求进步。
（五）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到的规范。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社会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要使人们理解并接受荣辱观的相关内容，要从弘扬传统文明的角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操守，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并推崇的道德准则，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交往的行事准则，要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也是新时期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和根本。在全社会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开展，具体表现在：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巩固和倡导社会主流文化
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特定价值观的培育、引导、巩固与发扬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多种形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讲力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真正地进社区、进课堂、进头脑，帮助人们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对我党自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宣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独立、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深入人心，树立全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共同信念。
（二）坚持以爱国教育为重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伟大的民族精神，是社会文化永恒的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主要任务。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祖国统一及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做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以贡献祖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以危害祖国、损害社会利益为最大耻辱；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融入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将改革创新精神贯通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民族精神教育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深入人心。
（三）坚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和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是成为一名合格公民的必备素质，社会文化应当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树先进、扬正气、倡新风。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主要任务。要把帮助和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引导大家明确“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的基本道理；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培养良好的道德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要积极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引导社会民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名利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活动，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共同遵守和推崇的行为准则。
（四）坚持引导和修正亚文化，遏制和抵御腐朽文化
亚文化是指从属于主文化的、受主文化支配的，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要对亚文化进行引导，首先是提高社会个体对自己所处的亚文化环境的认知程度，用主文化的理论指导人们把握亚文化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然后引导其对亚文化的选择、改造和创造；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对腐朽文化进行抵制和修正，要揭露腐朽文化的本质和危害性，用主流的文化引导民众的思想，把腐朽文化的危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政治教育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2.11.18
参考文献
[1]卢卫林，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
[2]李和平，吴祖清，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学书记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08
【关键词】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创新;“人本式”话语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向高职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渠道，它的教学效果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90后”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的认同度。在全球化条件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滞后性使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地气”，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路径。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及其面临的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时所进行的演绎、推理和叙说的过程。作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它具有时代鲜明、意识形态突出、价值导向鲜明、受众对象特殊、形式多样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应当承担起为主流意识形态辩护、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学生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师生互动的功能。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全新的环境，它的发展延伸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话语空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优势的丧失，凸显了传统教学话语的单一匮乏，暴露了传统授课方式的低效，并引发了教学话语权的转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领域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即当代“90后”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滞后之前的矛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内容主要由教材决定，四门课程都有各自的概念和体系框架。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是通过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诠释，从而塑造认同主流价值的社会成员，造成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从而共同实现国家目标，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通常在话语内容上具有浓重的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经常性地使用政治话语、宣传话语、文件话语和权力话语，难以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的契合，导致教学话语生动性和生活性严重不足，导致学生入耳难、入心更难，同时直观上感觉在接受“政治说教”，久而久之，抽象的话语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染力，学生逐渐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话语方式即“话术”上明显具有授课教师“独话式”的问题，教师占据话语的中心，而相比之下学生处于话语的边缘。教师是课堂话语的组织者、控制者和实施者，虽然在课堂上也广泛采用问答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开展互动，但是学生的发言还是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学生引导到预设答案上来。这种“独话式”（“独白式”）教学话语影响了师生之间应有的有效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思想僵化，最终师生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共鸣。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是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也是与学生交流思想、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高校“以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否在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出既能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符合大学生情感需要、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话语，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作为高等院校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应当重视这一问题。因此，加强新媒体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一项迫切任务，也是提高新媒体时代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新手段。同时也体现出高校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呼唤，寻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给予大学生人文关怀的深层次、多角度的结合，以更宽阔的视野反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矛盾和规律，引导大学生步入至善境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创新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从原有的灌输的“文本式”话语向对话的“人本式”话语转换，这是进行教学话语改革创新的灵魂。“人本式”教学话语坚持以学生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理解并尊重学生观点，平等地倾听学生的心声，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从而实现教学内容的内化作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预期效果。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针对新媒体语境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影响，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接地气”，应该着力从以下方面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人本”式话语体系：
要尊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高职学生的话语权，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平等对话意识，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要关注“对谁说”，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行为习惯，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在师生平等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实现师生对接，进而实现学生思想境界的提高。
要关注生活维度，熟练运用生活话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向高职学生现实生活的回归。教师要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教学话语来表达教学内容，教学话语只有切实满足学生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需要，才能被学生理解并接受。
大量采用时代话语，适当借用网络话语，积极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资源。充满时代气息的教学话语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对学生产生吸引力。教师应主动了解学生的网络生活，适当运用健康尤其是充满正能量的网络话语，有助于师生间的对话。
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者素质，增强话语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打牢理论功底，提高说透理论、“讲道理”的能力。教师只有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话语的思想理论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更进一步说服学生，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活情感话语，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感召力。
【参考文献】
[1] 梁家峰，亓振华. 适应与创新：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思想教育研究，2013（6）.
[2] 邱仁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结构和功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5）.
关键词 文化政治 西方文论 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96-08
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国内学界对此类问题尚未加以认真而全面的思考和总结，本文试图给予探索性的解答。
一、新社会运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兴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形形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一民族主义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现身于西方政治舞台，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与旨在改变阶级剥削关系，摆脱专制权力，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解放政治”不同，新社会运动隶属于“后现代政治”，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后现代政治在1960年代开始成形。……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
新社会运动缘何而起呢?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潮流的推动，西方国家的生产模式转向“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分层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中产阶级凸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逐渐模糊，阶级矛盾呈缓和之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渐趋衰落，性别、阶级、种族、地方团体、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革命政治”。所以说，“新社会运动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此运动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兰格曼便指出：“这些运动都是文化性质的，它们代表了一种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伴随新社会运动而来的，正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革命的推进，文化政治的兴起。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拉康、列维一施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雷蒙德・威廉斯、皮埃尔・布迪厄、露丝・伊瑞格瑞、埃莱娜-西苏、詹姆逊、赛义德等人，据此，文化理论显然囊括了后精神分析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在他看来，文化理论大约兴盛于1965至1980年间，在此期间，“政治上的极左派在陨落得几乎无影无踪之前曾一度声名鹊起。新的文化观念，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反战、反核运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时期就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转变。”可见，文化理论的兴盛是与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重要作用就是推动文化观念的转变，赋予文化以政治批判的使命，从而将政治斗争推进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个体的精神层面：“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悦、性别、权力、、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任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有直接关系。当文化逐渐意味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之际，文化就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注重普世价值、道德情操、和谐、完美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被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颠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全新的文化观。同时，在他们那里，“文化维度被看作与明确的政治维度同样重要。”为此，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曾经将“文化政治”的发明权归属于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出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
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据说这已经是一种更圆满的认识，是政党和纲领狭隘的习俗所无法理解的。”
以上可知，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的兴起，提高了文化的政治地位，已经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文化政治，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政治”呢?文化政治学者格林・乔丹和克利斯・威登认为，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合法化以及为改变此不平等关系而进行意义版图的斗争，是文化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文化政治要追问的是：“哪种人的文化是正统的?哪种人的文化则是臣属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被认为值得展示?而哪些需要掩藏?谁的历史要被记忆?谁的又要被遗忘?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象要予以规划?而哪些则须被边缘化?什么声音能被听到?而哪些则保持缄默?谁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基于何种基础?”克利斯・巴克也指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意义与资源的竞争，“可以被理解为各种以阶级、性别、种族、性意识及年龄等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的社会抗争，试图以特定价值观及可欲的目标来重新描述社会。”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我认为，大体而言，文化政治是指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文化形式，乃至“整体生活方式”，都成为意识形态运作或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都具有政治性。它是一种泛化的政治形式，包括艺术和文学的政治，性别和种族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等等。可见，文化政治正是后现代政治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文论政治化的学理解析
拉曼・塞尔登等人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当代西方文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些“当代文学理论”都极大地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朝向“文化理论”发展，“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特质，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文化政治化”。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文学理论逐渐成为后现代政治实施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理论政治转向的学理依据则要到与新社会运动相伴而生的“文化理论”中去寻找。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文化理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它们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何在?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以左派激进主义思想为“五月风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1968年革命”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式微。在此期间，文化理论的发展局势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英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重心从德语或拉丁语地区向英语世界偏移，“英国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经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兴趣的绝对浓厚程度，及其衍生出来的刊物和论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原有领地上的研究程度黯然失色。”当然，英国文化研究出现的“结构主义”范式和“葛兰西转向”也充分说明了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二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佩里・安德森曾经以法国为例，对拉丁语区域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加以考察，发现“战后法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转变”。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结构主义也具有明显的反抗性和政治性，只不过从“街头政治”转向了“话语政治”，“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这就是1968年一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还是有可能去颠覆语言的种种结构的。……学生运动被从街上冲入地下，从而被驱入话语之中。”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另一支力量则“把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和社会控制与符号的指意过程联系起来”，加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分析。因此，总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意味着：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强制暴力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文化领导权来控制市民社会，使其信仰统治者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霸权只有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谈判”，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才得以维持。因此，社会统治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几方面力量之间的进行“抵抗”和“融合”所达成的动态平衡。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极大。由于霸权学说“强调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有助于打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的偏颇，同时，也可以克服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差异和抵抗的忽视，所以，它能够较好地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间的对抗。“葛兰西转向”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并进一步发掘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反抗潜能。霸权理论还可以推及性别、身份、种族等领域的文化政治斗争领域，“非常贴近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种族政治与同志／酷儿理论的需要，有助于它们在市民社会里进行持续的文化‘阵地战’。”
受结构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拉康的后精神分析主义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表述的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他关于意识形态“询唤”和“建构”主体的理论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促使后人重视起文学或文化的运行机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精华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他将“文化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取得了两点理论突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认为各种文化形式都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承载着社会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其二，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僵
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构成性的过程”，意识形态、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社会特性和物质属性。“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对美国新历史主义和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文论影响很大，启发他们都通过解读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风俗和惯例来检视意识形态系统。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经典提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它“开放了战后英国的通俗文化与社会，使文化研究可以运用这样的历史主义方法对它们进行一种政治化的分析。”
正如马克・柯里所说，“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成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共同兴趣的聚合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看成是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对立之一方有着对于另一方的特权，解构主义批评目标是这种等级特权。当然，解构主义不仅仅是一场话语革命，更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德里达如是说：“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论家颠覆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殖民／被殖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话语极有帮助，也与女性主义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性政治意图不谋而合。
福柯的“系谱学”的革命性特征在于，它要颠覆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解构一切貌似合理的本质设定，揭露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同盟。系谱学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它不再相信超历史的、恒定不变的“本质”，转而重视建构的“过程”；不再质问“是什么”，而是关注事件“如何发生”，权力“如何运作”，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肉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相关，都带有政治性，因此，杜林指出，福柯之后的文学研究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新的联系，不再投射出富有“美感的”和“崇高感的”光辉。
三、文论政治化的路径与策略
当代西方文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特别是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文化理论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也被“文化政治化”了。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文学研究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文学理论也成为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一知识共生的领域。当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等文论的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各自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
譬如，文化政治在女性主义文论那里集中表现为“性政治”。“性政治”指明“性”是权力话语的体现。从性政治的角度，女性主义文论剖析和批判了由父权制带来的男性霸权通过文学语言、文学批评、文学史对女性所展开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她们认为，首先，父权制社会中的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了压迫，要父权制，必须进行一场话语领域的政治斗争。其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挑战资产阶级白人男性所制定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此外，她们还加强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发掘和建构，探讨了女性著述的独特性，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等深层次问题。
又如，文化政治在后殖民主义文论那里主要表现为“身份政治”。“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当代西方，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已经成为政治问题，“身份政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所在。后殖民主义文论对于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斯皮瓦克的底层叙述和霍米・巴巴的“间性”批评之中。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旨在强调文化批评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对西方强势的学术、文化和文学如何建构“东方”身份等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考察与反思。斯皮瓦克对“底层人”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尤为关注。“底层人”是指中心以外的、边缘化的、非主流的、无法表达自己的社会群体。其中，女性底层人实际上同时受到男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斯皮瓦克还对“国际女性主义”加以批判，并在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中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底层妇女的身份差异。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身份政治或后殖民批评联系起来，他认为，殖民者乃至被殖民者的身份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分裂的。他还从“杂交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殖民者、被殖民者、民族以及“散居族裔”的身份政治问题，突出了文化和身份的“间性”研究，进而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不过，虽然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有所差异，其政治化策略却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反本质主义。当代西方的政治化文论实际上就是产生于“理论时期”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理论。那么，“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可见，“理论”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其策略是揭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暴露真理或知识的建构性和生成性，将其还原为话语构成事件，从而揭示其政治性，并达到反本质主义的目的。例如，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对“英国文学”学科的兴起过程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时发现，阿诺德之所以要倡导精英主义文化教育，一是因为他急于向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灌输传统的贵族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维护宗教衰败之后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统治阶级利益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二是因为这一策略的真正的优点在于它将会具有的控制和同化工人阶级的效果。如此看来，所谓的“普遍人类价值”、“永恒真理”、“美的高尚沉思”无非是用来欺骗大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华丽托辞而已。同样，利维斯、艾略特、瑞恰兹等人对“大写”文学的建构，也都是权力或意识形态驱使的结果。这就必然意味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像伊格尔顿一样，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其实都采取了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的、颠覆传统的策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经典”、“文学传统”背后的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的歧视和压迫。
第二，边缘化叙述。“他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常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在“男一女”、“西方一东方”、“白人一黑人”、“统治者一被统治者”等
一系列二元对立力量中受压制的后者，属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当代文论就是站在弱者的一方开展政治批判的，体现出其鲜明的边缘化立场。鼓吹“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声音，正是当代文论思潮的主导精神。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中，如布兰尼根所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成功地取代了传统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阅读法，对能否确保将文学和文化争执中被压制的边缘化的团体加以充分再现等问题较为敏感，文化唯物主义揭示出保守批评对文学文本中的种族、性别和性态等问题的忽视程度，部分批评实践关注到再现“他者”的相关文本。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此的强调和支持促进了这类批评，它注重审查对妇女、同性恋、双性恋、殖民主义、社会边缘的再现。其次，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旨在颠覆一切等级秩序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对等级制度和官僚政治发难，“为边缘群体、妇女、非西方团体、黑人、被统治者、精神失常者、无家可归者和所有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用“DWEMs”来概括西方传统文化和文学观，即挑明“大写”的文化或文学无非限定于“已故白种欧洲男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的范围之内，包含着鲜明的男性霸权和欧洲中心意识，“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刻不容缓的目标是，在历史的禁锢中代表妇女重新发现女性作者和女性文学传统”；而后殖民运动也向纵深发展，挑战“西方经典”和“殖民主义者”文学，“‘写作’或讲述未被言说的被殖民历史或经验，并以积极的术语探索后殖民对象的杂种性。”
四、文论政治化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在新社会运动和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的“合力”作用之下，当代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它们将文学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向极权政治、等级制度、男性霸权、种族歧视发难，从而充分发挥出文学在微观政治领域的批判功能。与以往强调文艺服从或服务于统治阶级政权的政治化文论形态相比，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使之具备自主性、反抗性的-特征，使之呈现出多样的、差异的样态。可以说，通过加强文学与微观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但是，毋庸讳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宏大的政治关怀。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从性别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不同的文化政治路径，将政治斗争从经济、军事、国家、阶级领域推进到文化、文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为各类在野政治团体或弱势群体开辟了一片全新的政治言说天地，但是，文化政治的主体毕竟属于后现代政治，是对旨在改变统治制度结构，干预社会公共领域，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性的价值理想的“现代政治”的消解，它在总体上将我们从重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引开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无论怎样估计，这都是人类生存失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强调，旨在改变经济和国家结构的宏观政治构架依然有效，文化政治只有在为了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近年来，伊格尔顿重新审视了他早年关于一切皆是政治的观点，认为这种政治的泛化“有掏空政治这一术语的意义的危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意后现代的文化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差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仍然是我国文艺工作者所应坚守的宏大政治关怀。
第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审美性和人文性。在文学的外部研究盛行之际，哈罗德・布鲁姆要强调的却是审美的“内在性”，“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他还认为，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的功利性，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它的无功利性、陌生性、原创性、超越性、普遍性等特质，“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我国学者也纷纷指责文化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如曹文轩指出，“大文化批评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使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将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评的最大害处在于：它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大文化批评忽视甚至排挤了审美原则，从而丢失了文学，也丢失了文学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是从文化理论、文化政治推导、演绎出来的，忽视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之间的区别便成为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譬如，文化唯物主义就拒绝赋予“文学”以优先权，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把文学和艺术形式从其他种类的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使它们受制于那些十分专门和特殊的规律。”更为严重的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一权力理论的影响，后结构主义文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文化文本、历史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表意实践”的产物，都是话语的建构物，背后又受到“权力”的操纵。由此，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区分不再重要，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差异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也都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在文化理论的冲击之下，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一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属性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其次，从文化精神层面讲，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应该在开放交流中碰撞交融。以此为新的契机形成新生的文化精神更能丰富普世价值的现代性内涵。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在文化世界里唯我独尊。它既然是一种文化类型，就必然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我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文化诉求不能只停留在强调自身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城堡里，而应该以更加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走出去，广泛开展与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热点的对话碰撞，努力对全球范围内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问题作出“中国回答”，由此获得一种包含着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应该具有的文化底蕴。否则，只讲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而不能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和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话语体系 教学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53-02
话语，是思想观念的言说和表达。“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①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独立而完善的话语体系，是其成熟的显著标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着资政育人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其话语体系至关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内涵解读
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教材文本话语体系和课堂教学话语体系。教学话语体系与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教材文本话语体系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必须以其学科理论为思想指导；以其教材文本为解读对象。因此，教学话语体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对理论的宣传和对实践的阐释，关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实现。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要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与时俱进，创新话语方式来阐述新理论、新思想、新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应体现以下要求。
其一，科学性。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其教学话语内容势必要体现和表达出真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教学话语表达要基于历史和现实发展实际，要做到既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违反实际。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要深入领会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的精神实质，尊重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律，教学话语内容、教学话语结构，以及教学话语形式，要符合思维推演和语言表达的规律，使教学推演和表达层层相扣，展现出强有力的科学方式。
其二，实效性。“话语体系是功能性的，它主要解决社会引领和影响力问题”，“没有较高水平的话语体系，就不可能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也无法充分呈现学科体系的存在价值与学术体系的创新成果。”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理论话语，注重内容叙述的科学性、逻辑性、完整性，很难被当今大学生所接受和喜爱。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要致力于发挥其功能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对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重任，进而增强学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力、理解力和判断力，为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而发挥其体系功能。
其三，时代性。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发展而孤立存在。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推进，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变化趋势，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缺陷在教学实践中日渐显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教学话语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不断整合社会前进中的最新资源，不断吸取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中的营养，不断充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新内容、新形式，解答时展中的新问题，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保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
其四，民族性。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资源，合理有效地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融通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展现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和价值魅力，体现良好的继承性和民族特色。
其五，原创性。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发展的动力源泉。当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充分体现。指出：“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③“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cn，2016.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的构建要具有自身特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阐释和解答我国发展中的具体实际问题为起点和归宿，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话语优势。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话语体系的困境分析
1.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
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被定位为意识形态类的政治课程，受传统思维与行为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其教学话语体系中，政治话语、权力话语和文件话语长居于主体地位。即便在当前思想观念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话语的政治化倾向并未完全退场，甚至成为话语民主化的障碍。”倪瑞华.由独话到对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重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10：47-50.
在这种话语模式的主导下，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带有一种高压强制的态势、政治训导式的语气和意识形态性的语言向学生宣讲、陈述思想政治理论，满堂灌输教学内容，“在课堂的教学场域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曹锋.高校思政课话语体系下的大学生政治认同[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03：41-47.
，这种授课方式也很容易给学生一种政治传达的生硬、枯燥感觉。在教学过程中，既不能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深入理解和掌握，也没有合理地解读和释疑社会发展中一些现象和问题。长此以往，学生在心理上对思政课课堂自然会产生隔离和疏远，甚至抵触。这种政治化倾向严重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因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渐渐制约了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式地相互交流，切断了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堂的积极参与，最终造成了倾向于政治化的教学话语体系，恰恰无法激发起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2.话语内容的理论抽象化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是和其他学科相比，还是和中学阶段的政治课相比，教学内容的理论性更强。传统的教学话语体系过分关注理论本身，教师讲解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从理论到理论的过程，或者照本宣科从书本到书本的过程。在传统的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大量抽象的语言和理论来讲授，缺乏足够的案例分析和事实举证，授课所传递的信息量过少，理论联系实际明显不足。这种高度抽象的教学话语内容，由于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现实环境和大学生的生活实际，使教学思维和语境仅局限于教材文本和讲台之上，教学话语缺乏鲜明的时代性和形象性、生动性、个性化、趣味性，致使理论教学抽象难懂，难于为学生消化理解，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的低下，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
3.话语交流的单向性
在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的利弊中，多数人提出其教学话语的“独白”性特征，这是不容否定的缺陷，也是高校思政课改革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多数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在形式上以控制式和宣讲式为主导，忽视对话式的话语，看似课堂满满，可在思政课教学中，难以出现师生共鸣、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远远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成了被搁置一旁的口号，学生终究还是没有被真正意义的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由于缺乏基本的课堂教学沟通与交流，再加上其学科专业的自身特点，比如课堂练习、课堂作业较少，思政课课堂就形成了老师和学生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传统教学话语交流的单向性，致使高校思政课的课堂氛围因缺乏内在的张力而毫无声气，教学实效性更是无从谈起。
三、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路径探讨
综上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创新路径从以下方面进行：
1.话语模式的创新：由政治化到民主化的转换
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首先要从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话语中独立出来，转变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类政治文明有一定的共性，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面对许多共同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肯定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有益经验，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客观合理对待我国与其他各国发展中的异同。比如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来论证分析当前我国发展变革的一些举措；也可以通过对比分析法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从价值原则的角度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光凭一些空话、套话和大话来标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总之，要改变教学话语模式的政治化倾向，转向民主化模式，坚持为我所用，摒弃不科学、不适用的话语，这样才能使教学话语体系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2.话语内容的创新：由抽象化到形象化的转换
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封闭的概念推演和逻辑论证，而是与社会实践发展息息相关的思想活动。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实效性，必须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由单纯抽象理论到理论与事例结合的转换。“大道至简”，用简约、朴素的语言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比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造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国两制”“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四个全面”等思想，都是用最简单、最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以此为启发，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当结合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通过吸取各种时代新型话语，把深邃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大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大学生听得懂的道理，改变抽象化、教条式的语言表达。
【关键词】高校；政治理论学习；改进
0 前言
在当今和谐文化视域下，我们在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 往往研究的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忽视了教师这一主体。忽视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教师职业道德观念淡化，不安心教学，直接影响到了高校的形象和学生的培养，不利于和谐校园的建立，有碍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和形式的单一化也越来越不能满足教师的需要，因此，本文针对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的现状、成因，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讨新的方法和途径。
1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及其重要性
1.1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约集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职员工的政治学习运动，目的在于改造教师的思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为此还专门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等给他们作报告。同年9月29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京津地区3 000名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1953年7月，为了使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指示》，指出政治理论学习的目的是要“通过系统教育，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促使其思想改造，提高其政治觉悟”，“明确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和科学发展的方向，提高其政治判断力，进一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时间应为“每周2-3小时，不得任意增减”；学习方法“一般以自学为主，辅之以小组讨论、专题报告和必要的讲授”[2]。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的形成。近60年来，该项制度在加强高校教师政治思想素养、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提升教师政治观念，调整政治态度；保证高校办学方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学习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探讨。
1.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教师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群体，在高校担任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其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提高教师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重任的需要。一方面高校教师个人要自觉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学校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政治理论学习的机会，向广大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得到提高。其次，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是使高校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哨阵地的需要。蔡元培先生曾经讲过，欲看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所以校园尤其是高校既是人才培育的摇篮，又是新思想、新观点、新意识形成方面的集中地，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向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3]。这就必然要求高校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持和完善这一学习制度，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思想道德培养。
2 高校教师政治学习现状、成因分析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在高校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学习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很好适应高校事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1 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思想对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程度的影响
由于目前部分高校各项工作的重心是教学和科研方面，学校从上到下对教学科研督导评估非常重视，使得教师比较注重科研项目、成果和科研经费，削弱和淡化了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重视程度。随着高校职称评审和科研项目的竞争，高校教师面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使得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观愿望有所降低，产生一种政治理论学习无用的思想。且部分高校领导对政治学习重视不够，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走过场，甚至有些单位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时间经常被其他工作占用[4]。
加之，社会上出现的党风不正以及腐败现象影响了党的形象，动摇了某些教职工的信仰，使得部分高校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成效产生质疑，由此导致对待政治理论学习时有消极、敷衍的现象。
2.2 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和形式有待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许多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枯燥、形式单调、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是制约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热情和学习成效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上不加选择，不考虑学习的对象和情绪，理论知识较多而实践活动匮乏，结果因学习内容庞杂、空洞，脱离实际，缺乏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有效引领，造成许多教师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透彻，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一定偏差。久而久之导致大家产生了敷衍、轻视政治理论学习的心理。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上，许多高校仍延续学文件、读报纸、传达会议精神等固有的教育形式、学习方法不放。学习组织零散、使教师缺少系统学习，没有给教师构建、完善政治理论的知识结构；学习形式单一、呆板，学习方法陈旧，不能调动教师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容易造成教师被动学习，缺乏自觉进取的学习精神[5]。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媒体的普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传统学习形式已不能满足广大教师的求知欲望。
3 加强和改进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时期，社会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应根据实践的要求勇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针对部分高校政治理论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加强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发挥高校政治理论学习的思想教育功能，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必然条件。
3.1 提高教师对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加强主动学习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政治理论学习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针对当前部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无用论的思想，高校既要广泛宣传，提升教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识，又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政治理论学习：有利于保证高校办学方向，有利于高校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有利于高校提升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6]。
同志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真正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因此，加强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必须实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不仅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待政治理论学习，同时也要切实把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办学的思路、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发展的方向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好重学校改革发展、重教学科研与轻政治理论学习的关系，既要加强和继承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也要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创新[3]。进一步让教师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行动，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增强主动学习意识。
3.2 丰富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增强学习实效性
要充分调动高校教师参与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增强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就必须要充实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政治理论学习不能是纸上谈兵、泛泛而谈，如果仅为空泛的形式主义，那么，政治理论学习将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久。只有引导教师强化正确的思想认识、增进其思想交流，将政治理论学习与高校教师思想以及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政治理论学习才会持久。
落实学习内容要精选、响应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和精神，并联系学院实际，切合教师需求来安排，把握住社会经济重点和教师关注的热点问题来制定学习计划中的主题，并事先向教师公布，给大家一个足够的准备时间进行讨论交流，由学院采取措施解决讨论过程中提炼出的实际问题，这样既能提高教师政治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又能增强教师的主体意识。把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教师自觉自愿的主动学习[4]。
3.3 改进学习方式，调动教师学习积极性
目前高校政治理论学习实效性低，不仅受客观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学习内容的选择方面的影响，最关键在于学习方式的落后和陈旧。政治理论学习中无生气的“满堂灌”、呆板无味的“照本宣科”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内容已很明了，大家都完全看得懂，讲者仍布道式地讲解，这很容易导致教师滋生厌倦情绪，挫伤大家的学习热情。因此，要想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实效性，就要改进学习方式，采取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案例式教学、典型宣讲、利用多媒体、网络，增加视听效果，使学习更具吸引力，增强感染力，提高学习实效性。
在高校，坚持和把握好政治理论学习成为面临的新挑战，在学习的设置上尽可能系统些、长远些，根据高校特点，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一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业务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把政治理论学习与科研结介起来；三是把集中学习与教师分散学习结合起来。只有做到学习、教学、科研有机的统一，才可能真正避免形式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也才可能彻底解决以教学科研会议占用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使政治理论学习真正渗透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去[6]。政治理论学习、教学、科研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学习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研究的新成果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去，使学习、教学、科研的质量和效果共同提高。
4 结语
高校的工作特点决定了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必须结合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切实克服政治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脱节的现象。防止把政治理论学习拔得过高，从而影响日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防止轻视政治理论学习，只单纯强调教学科研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7]。应将政治理论学习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对接，使其成为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的有力支持。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6-177.
[2]徐亮.浙江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和研究汇编（1986-1996）[C].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1997，54.
[3]李柯，张丽荣.加强和改进高校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探讨[J].陕西教育：理论，2006（11）.
[4]乔真真，阮琦，马艳娟.政治社会化与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对西南交通大学的实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3.
[5]李玉泉，李波.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模式创新探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3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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