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网络犯罪社会治理立法完善
一、网络与网络犯罪
（一）网络与网络空间。
网络是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依照涵盖的范围为标准，网络分为局域网（LocalAreaNetwork,缩写LAN）、广域网（WideAreaNetwork,缩写WAN）、因特网（Internet）。因特网是网络的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因特网是指运用客户、服务器技术，以及传输控制协议和因特网协议，将全球原本独立的计算机网连为一体，形成一个资源共享、信息自由的庞大空间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的信息交流大舞台。所以说，今天的世界正向着网络时代，网络也就创造了一个由计算机之间连接的网的特殊的、虚拟的空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又称为计算机化空间。
（二）网络问题与网络犯罪。
网络是科技发展的产物。这意味着网络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网络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同时，网络也引起人们的极大担忧。尤其是网络犯罪问题。网络犯罪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非法发送电子邮件、非法程序攻击、非法盗用客户数据、非法盗用信用卡、非法侵占版权、非法传播儿童色情、非法入侵邮政储蓄系统、竞争对手互相攻击、黑客病毒袭击、黑客入侵非法交易、黑客入侵政府网站、黑客入侵新闻网站、黑客入侵军事网站、黑客入侵通信公司、外国黑客入侵。据资料显示，1986年我国发现了首例网络犯罪案件，犯罪人为了贪图钱财，利用计算机知识伪造存折和隐形印鉴，两次分别在深圳人民银行及其某支行，将李某的2万元人民币和赵某的3万元港币存款诈骗窃取而去。1988年3月，成都市农业银行某营业部的微机操作人员谢某，伙同他人修改计算机程序，几分钟内就盗取87万元人民币。这些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对社会都构成了极大的破坏力量。2003年11月14日，甘肃省破获首例利用邮政储蓄专用网络，进行远程金融盗窃的案件。这起案件是一名普通的系统维护人员，轻松破解数道密码，进入邮政储蓄网络，盗走83．5万元。曾引起计算机系统一度瘫痪轰动一时的“熊猫烧香”被《瑞星2006安全报告》列为10大病毒之首，《2006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电脑病毒疫情和互联网安全报告》的十大病毒排行中，该病毒一举成为“毒王”。
（三）网络犯罪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青少年眼里，网络是极具有吸引力的梦幻世界，梦想着能够运用高超的手段和娴熟的计算机技术。由此，许多青少年对网络存在十分依赖的倾向，而且，现实表明青少年网络成瘾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由网络成瘾引发的现实犯罪也不乏其例。曾经在某市发生一起令人至今记忆忧心的少年犯罪事件。一对孪生兄弟，由于父母亲忙于上班，不暇顾及兄弟俩，导致兄弟俩背着书包不是去上学，而是沉迷于网吧里，迷恋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一天，任课老师给其母亲打电话问其原因，孩子为什么两个多月了都不来上课时，母亲从单位赶早回家，经过多方寻找，在某一家网吧里，终于找到了兄弟俩，母亲硬是生拉死拽地把兄弟俩带回了家，然而，悲剧也就发生了，兄弟俩不甘心受到约束而想去上网游戏时，竟然将其母亲活生生地砍死在房屋的地板上，发人省醒。[①]
二、强化网络监管，加大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
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尽量减少和着力消除网络犯罪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措施，从而达到控制和预防网络犯罪的目的。
（一）可以明确在网络行为监管上相关的责任主体。
加强网络监督与管理，可以从一些具体单位的局域网入手，加大系统内部的信息管理，严查并追究不良网络行为。有关部门在网吧申请方面应加强必要的审批管理。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及时介入调查处理，并对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制裁，对违法者严厉惩处，为受害人消除不良影响。充分利用网络协会、行业协会以及人民团体和群众的力量，协助政府甚至直接承担一定的网络监管职能，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规范的作用。同时，在注重发挥各个部门独立作用的同时，完善协调机制。尊重网络空间中自发形成的行业约束，并利用这些自律规制网络秩序。
（二）有关监管部门应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学校、家庭都负起共同的责任。
经过分析发现，许多在网络空间里发生的犯罪，起初都是从“好玩”、“过瘾”、“恶搞”等引起的。尤其是网络“恶搞”行为，一些年轻人通过网络“恶搞”来寻求乐趣，或者以此出名，有的甚至不惜制造病毒，非法入侵信息系统，窃取企业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一些黑恶势力借此散布虚假舆论，制造社会恐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一些网络市民收到一些不良不健康的“恶搞”信息之后，很容易进行再创造，并以回贴的方式不断添加新意，使原本一件非常普通的“恶搞”信息，经过几经转手，也变得越来越恶劣，不仅涉及民事侵权，甚至触犯刑事法律。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和技术的不完善使得像“恶搞”行为之类事件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处措施。因此，加强道德素质教育，提倡文明上网，提高服务网站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感。强化对网络“恶搞”的维权教育，加强执法查处，完善网络监管制度。
（三）重点打击网络不良行为，可以成立专门机构重点治理。
在网络发展的实践中，需要探索新的出路、新的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先进手段和措施，需要及时总结、借鉴全球的经验教训，坚持合法性、合理性相结合，把重点投入在电子商务、网络传媒、电子邮件等网络基本服务的领域，尽快使无序的网络行为之之有序化、规范化，成立专门机构预防网络犯罪的发生。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需要把它放在统一协调的层面来进行整体的研究，不能每当网络出现新问题，来重新进行讨论研究，这种网络管理思路是存在瑕疵的。关于网络的管理，目前，全国人大出台了一个管理条例之外，存在一些部门规章，但在实际管理中并没有都照章执行。要在纵向分割的管理体制下管好网络确实存在困难，因此，对网络的重视必须落实到理顺管理体制上来。去年，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关闭传播色情和低俗内容的违法违规网站多家，尽管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行动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但任务仍然艰巨，主要是一些违法违规网站变换网址重新开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因此，要彻底切断违法网站利益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日前，有关部门正全面部署深入推进专项整治的工作措施，其中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那些顶风作案人员进行深入调查，落地查人，依法严厉打击。对不落实管理制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商，将进行公开曝光，并责成主管部门依法追究责任，重点打击网络不良行为。
（四）为进一步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可以制订公众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尤其是一些非法网站，在互联网上制作超链接网页，并
通过层层设立并招募会员，以先汇款、后上点数的方式，聚集上万名赌徒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色情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犯罪分子利用VOD点播系统网络传播。甚至出现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网上传播物品牟利、网络介绍、网站传播物品牟利、利用虚假电子商务网站实施诈骗和盗窃等。很多人认为，网络不良不健康信息的上传与，对未成年人遗毒深远，有的甚至利用一些不雅照片，严重扭曲中小学生认知以及两性相处的价值观，这些网络行为完全放纵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这完全是一些恶意制造和传播不良信息之徒在作祟。因此，网络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三、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及对策建议
目前，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展开，加大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惩治也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和完善网络方面的立法。因此，提出一些有关网络犯罪方面的立法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着计算机运用越来越广泛，网络犯罪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令人头痛的问题。
数据显示，政府网站以及众多具有实力的企业网站都曾遭受到黑客的非法侵入。针对黑客行为，尽管政府及企业予以高度重视，着力提高应对黑客非法入侵的能力，但是一些问题依然是难以防范。特别是在金融行业、证券市场等，由于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及各种网上论坛，都可以轻易地虚假消息，各种诈骗以及网络黑客们利用非法手段在上市公司的网页上假消息，令其股价上涨或下跌，进而从中获利。对于一些盗用计算机资源、篡改帐目、数据和程序破坏等，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传递迅速，交叉覆盖，网络犯罪具有的时空性特征，使网络犯罪的侦查管辖权容易产生争议。[②]这是公安司法部门在网络犯罪事件中遭遇的最大执法司法难题。
（二）网络犯罪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
网络犯罪随机获取网络地址的技术，导致犯罪分子的身份容易伪藏，很难发现。网络犯罪证据有限，现场转移快速，难于捕捉。犯罪分子毁坏证据较容易，完全没有检测与跟踪。网络散布极其迅速，影响力巨大。无论从人员角度还是从业务角度，犯罪的智能性都高。网络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调查人员试图从受害人电脑入手，通过连串复杂的中间环节，搜集证据，捉拿黑客。但是，除应用新的电脑技术追查黑客以外，仍将使用传统手段打击黑客，如调查目击者和受害人，向法庭申请监听令和搜查令，直至找出键盘后面的黑手。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即电子证据能否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还存在争议，目前通行的做法是转化成书证，或将其作为视听资料对待。[③]当然，将电子证据作为新一种类型的证据的观点更获认同。网络取证要注意维护用户权利与加强网络管理之间的矛盾，进行网络取证时要特别注意遵守审批等法律程序，要注意跨国、跨境的侦查协作，要发挥网络运营商和服务商在取证中的配合作用。因此，如何打击日益增加的网络犯罪问题已成为现实需要面临的严峻课题。
（三）法律不够健全。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专门法律，虽然出台了对互联网的规范性文件，但绝大多数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与当今计算机网络发展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远远不够。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网络犯罪主要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计算机系统的犯罪，第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规定。其中《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以及《决定》第一条规定的犯罪是产生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新的犯罪类型。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早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立法者的想象，致使很多性质类似于传统犯罪的网络行为无法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绝大多数木马病毒并不具有破坏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对传播木马的行为就无法给予刑法处罚。由于传播木马的行为，其目的就在于盗窃网络上的虚拟财产，法律应该对这一行为进行规制。
（四）加强立法调研，可以对网络犯罪课以重罪或者增设一些新的罪名。
从目前科技发展的形势看，一些法律法规不配套，有的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的内容笼统，不明确。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对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给予惩处的刑法适用问题，弥补现行刑法关于网络犯罪所存在的不足，课以重罪或者增设新罪名，提高偏轻的量刑幅度，形成防范网络犯罪的科学立法体系。借鉴国外立法的相关经验，比如，法国对网络色情课以重罪，从严从重处罚利用网络手段腐蚀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新加坡制定的《计算机滥用法》中也规定了非授权使用计算机提供服务的罪名等。
参考文献：
【1】孙景仙，安永勇：《网络犯罪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张明揩：《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屠振宇，范雪莹，王锰编著：《软件与网络侵权案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5】寿步（主编）：《网络游戏法律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6】汪涌，史学清：《网络侵权案例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①]孙景仙，安永勇：《网络犯罪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②]华律网：《网络犯罪及其控制对策》（）
[内容提要]政法机关历来重视政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执法现状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法机关没有很好地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政法制度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这也给政法机关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造成困难。政法机关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此作为执法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政法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实行依法治国。 [关键词]法治理念 政法机关 执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依法治国的全局高度提出的一个重大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一伟大理念的提出是顺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和法制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之前，政法机关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法律法规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也都提出过一些执法指导思想（理念）。政法机关围绕这些执法指导思想（理念）进行过多次教育整顿活动加强政法机关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执法水平。通过这些教育整顿提高了政法干警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可否认的是，政法机关自身所进行的教育整顿活动缺乏正确的、统一的思想认识，有一些部门务虚的活动过多，切实有效的行动较少，以至于政法机关的思想教育年年讲，但有些老问题还是没得到根本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特别是重大违法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对此，人民群众的意见较大，严重影响到政法机关公正执法、为民执法的形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有关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政法机关工作才能使政法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理论基础概述 和其他科学的、先进的思想一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也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总结、归纳和发展其他先进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党的一系列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 （一）依法治国理论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才能使立法者在立法时能从不同利益的群体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使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至于因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执法出现困境；能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不因当事人的身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能减少徇私枉法、假公济私；能使全体公民树立无“特权、特位”的思想，相信国家机关能依法办事，从而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良好的依法治国的环境。 （二）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指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反映在法律上，同时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立法。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也应当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用科学的态度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使作出的行为尽可能取得好的、长远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的一个新的、科学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服务、和制度保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以人为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使每个个人的个体利益都得到保护，而是要尽可能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尽可能地考虑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只有在立法执法中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使公民真正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保护。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好感和信仰。 （四）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与法治具有内在的联系，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表明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具体说来，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和谐社会的性质包含着对于法治的要求，和谐社会的每一个特征都包含着对于法治的需要。”和谐社会要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避免大的矛盾和冲突。当矛盾和冲突发生时，要妥当处理，避免矛盾的升级，尽可能做好调和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和谐社会是一个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又能够理性对待并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矛盾，且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多种方式妥当解决矛盾，其中，以法律的手段解决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以上四方面党的执政理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融通的，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今中国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存在众多矛盾和新的重大问题。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解决问题，建立一个和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完善法律、依法办事。“一是通过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作用，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通过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治原则，促进政治文明；三是借助法律所特有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强制性，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党顺应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法工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概括和反映。“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良法，还需要有具有良好素质的执法人员严格执法，这样才能使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发挥法律的作用。这就需要政法机关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用于指导自己的执法行为。我国政法机关一向重视思想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98年，全国政法系统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教育整顿；1999年，全国政法系统开展了争创“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单位）”活动；2000年以来，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中央政法各部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部署开展了信念宗旨、公正执法、纪律作风、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党的十六大后，政法系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六大会议精神的高潮。比如，最高法院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司法工作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整合点和着力点出发，提出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司法为民”理念。政法机关的思想政治教育保证了政法队伍始终保持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本色，确保了政法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政法机关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中外法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先进的法治理念，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目标和要求。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是政法机关长期的执法指导思想，也是政法机关思想教育整顿的核心和灵魂，而不是短期的教育整顿方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政法队伍和政法工作要适应现阶段形势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执法指导思想，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政法干警头脑。要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确保政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能力。政法机关的思想教育整顿无论怎么进行都必须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中心来进行。在教育整顿中，政法机关要避免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空泛的口号来大搞形式的作法，而是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用于指导执法活动，将理念落实到执法行动中去，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政法干警的执法水平和能力，做到既合法合理，又群众满意。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培训就是要使全国政法干警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现阶段，我国的法制还并不健全、执法的环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就要求政法干警不能只看到社会负面的、消极的东西，更要看到事物正面的、积极的方面。不要只看到社会上的贪污和腐败现象，更要看到党和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和惩治腐败的决心。加强教育培训就是要转变不正确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地作为指导思想。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检验政法工作好坏的标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全面而丰富，囊括了政法机关执法的基本原则。政法机关工作的好与坏，政法干警工作是否优秀都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内容进行评判。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内容来检验自己的工作，看是不是依照法律来办事，群众是不是满意。当前，有些政法机关将上级机关、监督机关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因此，工作重点主要围绕上级机关、监督机关的工作目标和各种考评开展工作。诚然，上级机关、监督机关的工作目标和各种考评通常都是依据党的政策和法律来制定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和法律。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制度和考评内容与党的政策和法律相违背存在问题导致工作发生错误。比如，将订阅本系统的机关报刊下大量的任务数要求下级机关订阅，对没有完成订阅任务的取消评先进的资格。这就导致下级政法机关将订阅报刊的任务分摊到干警个人，而干警在自己难于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又利用职权强迫来办事的群众订阅。这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影响较大且坏。因此，在制定目标和考核内容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不相符的不能列入目标考评之中。在政法干警当中，也存在着以什么标准来评价自己工作成绩好坏的不同认识。多数政法干警能努力为人民服务，以为人民做了多大的贡献为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工作。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干警是以自己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与他人对比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作业绩。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引导下，不少人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跑官要官。这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无论是政法机关，还是政法干警都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评判工作好坏的唯一依据。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法制度建设 在肯定多年来政法机关教育整顿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政法机关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比如有些政法干警，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在执法思想上存在错误认识，有的甚至进行钱权交易、徇私枉法。出现这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政法干警没有确立正确的执法理念。这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政法干警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另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法制度，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创造条件。实践证明，没有制度作为保障，理念很难确立。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用制度保证政法干警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执法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以制度作保障。完善的政法制度对于在政法机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政法机关地位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法机关和加强政法机关的建设，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等原因，有关政法机关地位制度的改革还存在问题，从而导致政法机关难于摆脱各种干预依法执法。比如，宪法规定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但事实上，目前宪法所规定的法院审判独立不能说完全得到了实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情况时有发生，使法院很难严格执法。再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困难重重，甚至不让查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检察机关受到了一些党政领导的干预。政法干警同样避免不了各种干预，这给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造成很大的影响。加强政法机关的地位并不是要使政法机关摆脱党的领导和合法的监督，而是要制定科学完善的政法制度，使政法机关在执行国家法律时能够不受到非法的干预，能独立自主地依照法律办事。加强政法机关的地位可以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政法机关得到更好的落实。 （二）落实经费保障制度 当前，对政法队伍的建设方面相对投入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较发达地区。有些地方的政法机关基本上是依靠自己创收来开展工作。政法机关的工作与经济利益相关联时，必然产生腐败。这不仅造成政法机关的腐败，还造成有些政法干警趁机违法办案，非法谋取私利。这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很难得到贯彻落实。保障政法机关办公办案所需经费，解除政法机关的“粮草”之忧，可以切断政法机关与经济利益的联系，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 （三）解决政法干警工资福利 当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较落后，要实行高薪养廉还不大现 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法干警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就不可以比其它行业稍微高一点。与一些垄断行业，甚至是垂直管理的单位行政事业单位相比，如人民银行、税务、药监局等部门，政法干警的收入要少很多。比如，不少人大代表认为目前法官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与他担当的社会职业角色不相称。优秀的人才不愿意进政法机关，一些在政法机关的人又想出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法机关的待遇不如其他单位。优秀的人才不愿意在政法机关工作，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当前，虽然政法干警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在当前多数地方的政法干警收入比“上”差距过大时，不能说这种存在是合理和公平的。这就可能造成政法干警的心理不平衡，影响政法干警依法执法，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带来困难。因此，应当完善相关制度创造条件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的收入，提高其待遇。 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政法机关的执法指导思想，以完善的制度作为政法机关执法的保障，政法机关才能不辱使命。 注释：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http://news.sina.com.cn/c/2002-10-22/1404777724.html，于2009年9月11日访问。 石泰峰、卓英子：《新发展观与法律的新发展》，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4732，于2009年9月11日访问。 卓泽渊：《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news/20800/209/2006/5/xi7326343121560022034-0.htm ，于2009年9月11日访问。 胡夏冰：“和谐社会需要多维度利益表达机制”，《检察日报》2009年4月24日。 夏勇：《走依法治国之路》，http://www.hainnu.edu.cn/yy/study/cd3/Xsgdb/1099.htm，于2009年9月11日访问。 罗干：深入开展法治理念教育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4/14/content_4422725.htm，于2009年9月16日访问。 《“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法院！”代表委员细说法官待遇》，http://www.court.gov.cn/news/bulletin/region/200603140016.htm，于2009年9月20日访问。
关键词：人文素养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347-01
一、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
1.人文素养内涵及特点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素养即平日的修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其鲜明标志，最大特点就是不可以量化。
2.人文素养的历史渊源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原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中断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和培育。《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学》中说“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还有孟子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强调人文素养的格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
近代，人文一词在西文中是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归依，来回皈世俗的人文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人们的人文素养处于受抑制的沉睡状态，而此时欧洲已经有了人文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价值观取向，其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们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一味的发展而丢掉人文素养的培育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
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二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文素养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外在的东西，可量化。而素养是内在的“能力”，是一种精神。有人文知识又有人文素养者可称之为“君子”，有人文知识而没有人文素养可能成为“小人”，有人文素养而没有人文知识的可能仅仅是个“好人”。人文知识又无人文素养的基本上就是“愚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君子，抑制和改造更多的小人，合理使用更多的好人。因此，在培育人文素养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将二者兼顾，才能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1.对法治社会及我国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及亲疏关系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既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自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法司法不文明、不公正、腐败问题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小康社会，“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2.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
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文素养的培育是基础，法治是手段。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发，自私、贪婪、嫉妒、残暴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被超级放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仍，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巨大。只有“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共同行为时，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真正进入德治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三、抓好人文素养培育，重在实现“四个统一”
1.培育人文素养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在思想行动统一起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素养不是自然生成的，一定要大力宣传教育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中，进而变成人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公权力的滥用使人们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而去相信权力、关系、金钱，取而代之的是 “潜规则”。所以要扭转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起法大于天的素养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让法治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治实施和司法审判。
2.培育人文素养要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一个民族的素养高低、好坏是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仁者爱人”，“君子与人为善”，“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吾如浮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大丈夫”精神、还有仁、义、礼、智、信，孝，忠，我们应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社会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服务。
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调以德治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念不树立起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在人的心里扎根，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处于漂浮可变的状态，只有加强教育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固定下来。宣传教育一定要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用生动的典型和实际行动，感化人教育人。
3.培育人文素养要从小抓起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培育和提高人文素养，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教育，马斯洛在《人本哲学》一书中写到：“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好的人文素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幼少青年是学知识的年代，更是人文素养积累的年代，我们的父母、教师、学校、社会都要承担起责任，把素质教育真正重视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有知识，更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
4.培育人文素养要与广泛的全民读书学习风气统一起来
高水平的人文素养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要多读书，读好书。为了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笔者认为，最好是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为文学能使人感动；史学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哲学能使人安静和智慧。如果13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爱读书，都能读到好书，这对人文素养的培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到那时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了不起的民族。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法治社会要求人们的人文素养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才能保证宪法法律的执行。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崇高人文素养的支撑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一定能够建成，相信到那时“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参考文献
[1]《周易》
[2]《四书》
[3]《史记》
一、当前依法行政中的不和谐现状分析
依法行政，简单的说就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行为。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权力运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求各级行政部门的执法最大限度地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要求每一位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依法行政推行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一)行政执法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应付性”执法。一些执法部门平时对自己管辖内的问题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为，不作为;或者做表面文章，随机应付;或者依样画葫芦，下发文件应付了事。二是“多头性”执法。政府职能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去执行与自己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条例。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的趋利意识膨胀，有好处的事争着做，承担义务的事则忙着推，老百姓办个企业、摆个商摊，就必须应付不断造访的执法队伍，有人戏称“七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感觉到政府里似乎山头林立。比如某些地方土地部门和城建部门对非法建筑的管理，工商、物管和城管部门对占道经营的管理，等等，都存在着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三是“变味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罚款本是一种手段，但到了有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那里，却成了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大点的问题，就通过粗暴、草率、简单的方式解决。如一地方网吧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后，当地政府便迅速决定将所有网吧停业整顿三个月，这种执法有悖于行政执法程序，难免殃及无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行政执法体制也存在不和谐。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不尽人意，除与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违规执法有直接联系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行行政执法体制不够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设置混乱。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单位;既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又有临时性机构;既有行政机关，又有事业单位，或政企合一的单位行使执法权。二是联合行政执法机构的随意性。如一些需要并联审批的事项，往往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法律规范，不仅没有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增加了申请人的负累。三是行政执法领域政出多门、多头领导，直接导致了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现象的产生。四是行政监督机制不够科学合理，致使大量行政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如负责行政复议的政府法制机构，由于没有独立办案的权力，办案时面对的又是与自己平级的行政部门，经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大多案件只能以维持告终。
(三)政府权力运行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至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本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现实中政府插手具体经济事务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于直接参与企业的签约。二是权力运作未作全面公开。我国目前行政执法中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极容易诱发、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力。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思鸠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实践中我们感到，许多监督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但维护市场经济主体和公民政治民主的权利似显短缺，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无法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
二、消除不和谐因素的法治思考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必由之路。温总理在国务院依法行政讲话中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是坚持做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律，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行政管理要提供优质服务。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立法工作的成败，关键在立法质量的高低，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 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法制环境。二是坚持改革创新。法律法规既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努力做到立法进程与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三是坚持法制统一。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建章立制，行政法规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不能互相矛盾，不能政出多门，更不能各自为政。
一、当前依法行政中的不和谐现状分析
依法行政，简单的说就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行为。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权力运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求各级行政部门的执法最大限度地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要求每一位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依法行政推行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一)行政执法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应付性”执法。一些执法部门平时对自己管辖内的问题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为，不作为;或者做表面文章，随机应付;或者依样画葫芦，下发文件应付了事。二是“多头性”执法。政府职能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去执行与自己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条例。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的趋利意识膨胀，有好处的事争着做，承担义务的事则忙着推，老百姓办个企业、摆个商摊，就必须应付不断造访的执法队伍，有人戏称“七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感觉到政府里似乎山头林立。比如某些地方土地部门和城建部门对非法建筑的管理，工商、物管和城管部门对占道经营的管理，等等，都存在着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三是“变味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罚款本是一种手段，但到了有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那里，却成了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大点的问题，就通过粗暴、草率、简单的方式解决。如一地方网吧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后，当地政府便迅速决定将所有网吧停业整顿三个月，这种执法有悖于行政执法程序，难免殃及无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行政执法体制也存在不和谐。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不尽人意，除与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违规执法有直接联系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行行政执法体制不够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设置混乱。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单位;既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又有临时性机构;既有行政机关，又有事业单位，或政企合一的单位行使执法权。二是联合行政执法机构的随意性。如一些需要并联审批的事项，往往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法律规范，不仅没有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增加了申请人的负累。三是行政执法领域政出多门、多头领导，直接导致了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现象的产生。四是行政监督机制不够科学合理，致使大量行政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如负责行政复议的政府法制机构，由于没有独立办案的权力，办案时面对的又是与自己平级的行政部门，经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大多案件只能以维持告终。
(三)政府权力运行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至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本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现实中政府插手具体经济事务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于直接参与企业的签约。二是权力运作未作全面公开。我国目前行政执法中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极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力。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思鸠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实践中我们感到，许多监督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但维护市场经济主体和公民政治民主的权利似显短缺，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无法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
二、消除不和谐因素的法治思考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必由之路。温总理在国务院依法行政讲话中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是坚持做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律，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行政管理要提供优质服务。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立法工作的成败，关键在立法质量的高低，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 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法制环境。二是坚持改革创新。法律法规既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努力做到立法进程与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三是坚持法制统一。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建章立制，行政法规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不能互相矛盾，不能政出多门，更不能各自为政。
【关键词】:法治和谐法律法治精神道德规范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首要之义，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感觉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恢复受到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反之，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可以说，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和谐社会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权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社，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事实上，法治也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是深藏在它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精神力量和终极价值追求。法治的目的，是让人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并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人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仍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因此，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法律规则，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而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
和谐社会应该是体现法治的正义价值的社会，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正义的具体形态体现为平等、公正等，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人类社会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处处充满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冲突，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正义，法律有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是不足以维持的，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化、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倾听着时代的呼声、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法学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不仅推动了在执政党的核心政策层面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架构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了我国的治国方略,而且也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和相应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具有特殊的地域性而且也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实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法学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实践的思想阐释和理论研究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成熟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特别地给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从法学来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已有的法学理论研宄成果,全面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本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具体内容来看,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军事、科教、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所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归纳、提炼、深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所依凭和展现的法律思想与法学理论成就并将其体系化,将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学术研究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基本标志。如何把当代中国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智慧整合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法学界必须完成的重大学术任务。通过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梳理、升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的法治思想与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和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必要的理论论证与学术准备。
再次,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程。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攻坚阶段,也是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面对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因而需要更加切实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括的诸多法律思想和理论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系统地梳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理念,并在合理地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国外法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各项重大理论,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提供更多富有时代价值和操作意义的思想理论资源。
最后,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民族的特色则显得不够,对世界法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强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理论开掘,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将承续这一理论努力,致力于总结出一批真正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理论成果,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的理论贡献,提升中国法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资源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界在法的本质、法与经济、法与阶级、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法与权利义务等问题上,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共识。这部分研究成果,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学家在有关法律的技术性原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从而打破了法学理论上的僵化和机械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努力。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上,中国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律思想的总体性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方面法律思想的研究,例如,对马克思的法本质的思想、法律发展思想、人权思想、立法思想、司法独立思想、国际法思想、法经济学思想、法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对列宁的法律革命思想、党与法关系思想、法律监督思想、司法思想的研究。?第二部分,对毛泽东、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法律思想以法制与社会发展及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研究。
①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及其基本样态。
①第一,对于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建设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既体现为大量的学术论文,又体现为众多的专题着作;既包括法学理论界的学者的成果,又包括法律史学界的学者的成果以及部门法学界学者的成果。这些成果立足于历史的真实,在相应的制度层面的描述基础上,对支撑这样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并认真研判了这些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及其在当时这种总结性研究从重大理论争论的梳理、标志性学术成果的遴选、重要理论创新的概括等方面入手,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就进行了高度浓缩的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从而为我们系统地梳理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了很好的前期研究工作。
②第二,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说,这部分研究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科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也是对中国法学本身的发展的自觉思考。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命题后,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本质属性、基本内容、落实措施、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当然,中国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相关主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出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中国法学界在上述这些方面对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仅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前提和铺垫,是我们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与理论素材,但这些成果而并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我们有必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学术梳理、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努力清晰地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出理论贡献。
而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限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深入批判和解构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并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意义或借鉴意义的法律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本身仍属于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有兴趣,对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道路及其实践非常有兴趣,因而也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的政治报告给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的历史重任。中国的法学学者在这样的历史与现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理当承担起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归纳、概括、提炼出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内在思想主旨和理论内涵的逻辑真正一致的,确实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既然是一种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就不能是个别的、单独的、碎片化的那些属于中国、也比较独特的法学理论的侧面与碎片,而是一个全面的、成型的整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大模样。显然,这就必须、也必然地同时要思考并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如何在分析总结出来该理论体系的各个个别化的片段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片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发掘和整理,建立起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整体。换一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清晰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两个核心问题。
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就是要把零碎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那些成分与片段,按照完整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内在逻辑顺序及其结构加以组合,从而建构起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时代成果与现时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彼此关联、也体现出尊重和吸收人类基本价值共识和文明成就与中国独特法律文化传统水乳交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样式。
因此,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首先着眼于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与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思想养成和理论支撑的角度,历史地、纵向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传承与方法论原则;其次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影响角度,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文明)”元素或者说“本土资源”,从而构成其‘‘中国特色”之基本内涵之一;再次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归纳、概括和挖掘其所蕴涵和依凭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特殊质素;最后还要从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入手,从包括各个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体法学角度,全面总结、归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就不能不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条件的探宄。理论体系的建构既是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为现实基础的。深入考察当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诸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考察当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学术、实践等方面的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中国法学界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理论元素。
第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的研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理论性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和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有哪些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和世界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能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而方法论问题所主要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学术界和法律实践界在实质上所创造出来的众多思想理论成果整合并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只有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效的建构方法,才能确立起一个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学理论体系。在方法论原则问题上,主要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包括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如何借鉴西方法学理论、如何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等问题。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上,主要讨论如何提炼出支撑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纲领、哪些理论成果可以纳入到法学理论体系、众多的法学理论成果以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或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等问题。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或者说理论模型的总结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一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重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全部法律,即从实体性法律到程序性法律、从纯粹国内法律到国际性法律,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体现出来的用以支撑的理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事实上也是宏观的和一般性的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与微观的具体的部门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有机结合。与任何别的理论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也是由众多理论元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次序组合而成的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理论构成或者说基本模型而言,其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实质内容之所在,而它本身又是、也理应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在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以及在部门法学的具体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全球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也随着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要依据总结、归纳、概括出来而在事实上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指称的中国特色的法律及其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和道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来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促其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总结、归纳和概括发展和进步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所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新的法学理论质素与成分,不断地更新、补充、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点
从理论逻辑的完整性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要真正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要真正能够客观真实地总结、归纳、概括和抽象出基于独特的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的‘‘中国模式”的“法学理论”的‘‘中国模式”就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点来展开思考:
第一,有必要在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交汇、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节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总结、归纳、概括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内在逻辑和具体内涵上,就既展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又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和世界上不同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有益的经验;既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又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现实发展与进步; 同时,这也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孕育和催生了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成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特别地集中于展现该理论及其体系的在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质内涵上具有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典型特征,而不能是作为外在的标签和符号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直接宣示;法制与社会发展同时,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是世界法治建设中的一种独特的模式,那它就不能只是纯粹的‘‘中国”的特殊性的东西,而应该是把“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特别的约束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作为世界法治理论的一种理论模型理应具有任何理论模式在其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都具备的“普遍真理”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揭示出这一点来。
第三,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与微观架构方面,特别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一方面要体现出其宏观样式层面的理论成就对于其微观架构的引领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出其微观架构层面的进步对于其宏观样式的形成的支撑与丰富作用,从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法学理论学科层面和各个部门法学学科层面所具有的具体与抽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针对这些问题点,我们要综合运用知识谱系分析、范畴分析、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历史考察、逻辑分析、调查访问等研究手段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开展系统的研究。知识谱系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各种思想理论渊源之间历史联系的研究;范畴分析主要用于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法学范畴体系的研究;文献分析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重要思想文献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重要学术文献的研究;比较研究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古今中外其他法学理论体系间异同的分析;历史考察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逻辑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分析;调查访问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或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情况的实地考察。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宄,意在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具体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的真实传承状况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以西方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成果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法律文明成果的吸纳中,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基于本国国情而进行的制度与组织创新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进步中,客观地总结、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从而在理论内在逻辑重整的意义上建构出作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的思想与精神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模型。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达到如下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渊源上如何体现了中国空间的法律文化与传统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国情的时代精神的结合,应该展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创新,应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识的自觉接受与消化融通。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既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法学理论层面上系统地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又在各个具体的部门法学层面分别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从而建构起逻辑一致、结构完整而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宏观样式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权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法律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理念与国际法治理论等基本理论。从微观架构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理论等部门法学理论。
关键词:《概论》课;教学内容整合;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238-02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既要以教材体系为依据,又要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通过理论内容的整合,对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理论宣传和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政治理论课的功能。本文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简称《概论》课)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例,谈谈在教学实践中如何通过教学内容整合更好地体现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彰显与内在统一。教材第十一章共分两节:第一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教材体系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学生明白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教学实践来看,为了更好地讲好、学好、领会好本章内容,从法治的角度为切入点进行一些教学内容的重新构建。
一、法治文明的缺失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活动均依法而治,达到文明的程度。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因此法治文明是社会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因此,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代表和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人民文明程度和水平,所以同志说: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历史上各种和谐社会的超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在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各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差很远。比如,城管执法问题,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独立法规,导致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屡受争议,结果导致城管似乎“无所不管”,执法职能与卫生、工商、交管等政府部门均有交叉,在城管和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有交叉和冲突的执法领域,形成“有利益就争着管、无利益就没人管”的局面。并且,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城管在执法中没收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他人的生产工具、或者是其他的私人财产,很显然与《物权法》有冲突;再如,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问题,很显然“钓鱼执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一种公开的“公权敲诈”。“钓鱼执法”违法之处在于,执法和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精神。“钓鱼执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法治观念不强、法治文明缺失的问题。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都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实现法治文明。
二、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丰富的科学内涵。2005年2月,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不仅充分说明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地位,而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要求看,每个要求都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得以实现,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民主是以法治作为保障的民主,民主和法治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志,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就是法治化的过程,离开法治来实现民主不是沦为无政府主义就是陷入专制政治,从而伤害民主自身;公平正义只能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才能实现,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就在于捍卫公平正义,离开法治绝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因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衍生出不公和邪恶,而法治就是制权的,只有防止权力的异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诚信友爱是人性好的品质,这种练好品质的实现及实现的程度,既靠人自身的道德提升,更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而法治既对诚信友爱的给予肯定,使人们认同并实践,更对违背诚信的行为进行制裁,进而促进社会的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因为,法治为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如果离开了法治的保障,活力就可能演化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最终摧垮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最根本的在于它使一切社会活动有序运行,因此,社会要安定有序,必须依法治国,摒弃人治;人与自然相和谐相处就是要建设生态文明,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恰恰是基于“人统治自然”、“掠夺自然”而非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这种观念。但是受利益的驱动,要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单靠人的自觉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法治文明的培养、法治的途径来约束人们行为,唯此,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正如同志所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2]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看,在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和矛盾,而它们的解决内在的要求依法解决。
三、法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措施
法治文明既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走法治之路。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人们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不应是强制而是法治,法治不是治民的工具,而是民治的方式。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治不完善的根源在于法治文明的缺失:法治精神没有充分体现到一切社会事务中、依法办事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习惯。
因为只有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依法治国,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利,才能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法治来解决,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除完善其他条件之外,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铺设良好的管道。
为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强制度建设。首先,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其次,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这些要求、原则和措施看,都充分体现出法治的重要性,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任何社会都是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如何使多元的主体和谐共处,首先就需要由法律来对这些主体的权利范围做出界分,用法治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法制化水平”[3],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任何场合下崇尚法治,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紧密衔接,使依法治国的方略得以落实,使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在高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教学实践中,既要以教材体系为依据,又要实现理论内容的整合,努力体现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彰显与内在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感染力,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9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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