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
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一）思想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后期引导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转贴于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战国文化在秦汉继续存在的客观事实为我们研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西汉的政治中心与秦代相同，都是在关中地区。这与制度方面呈现出的所谓"汉承秦制"的特征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求得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宽泛，也不一定符合当时人的认识。《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
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
同书卷八《高祖本纪》：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
同书卷九五《灌婴传》：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
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
善骑将者傅之。”
以上“秦”、“秦人”、“秦民”诸例中的“秦”，其含义都是指战国故秦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秦汉时代”意义上的秦。所以，在秦汉之际的人们心目中，所谓承秦，恐怕主要并不是指继承前一个时代，而是指继承关中故秦而言。这正是上文所说战国文化继续存在的结果。秦指称一个时代，最晚要到西汉中期。《史记》卷九一《琼布传》：“琼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同书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秦”的概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总之，在秦末，"承秦"应是指承战国之秦。这样，"汉承秦制"就由一个时代接续的问题转换为一个地域问题。
刘邦与陈胜、项羽一样，均为楚人。战国后期，秦、楚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在反秦战争中，楚人扮演了主角。〖2〗陈胜、项羽都打出了“楚”的旗号。刘邦也不例外，故初起之时称”沛公“。《汉书》卷一《高帝纪》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刘邦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高敏先生在研究秦汉爵制时指出，“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实行的赐爵制，从爵名来说，实因袭了秦国、秦王朝及东方诸国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旧爵名，尤其是因袭楚国的官爵名，并非单纯因袭秦制。”“公元前二二年刘邦统一全国后，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与推行秦王朝的二十等爵制。”?〗依此说，楚制变为秦制是在统一后发生的。但是，据李开元氏考证，刘邦早在汉元年（前二六)四月进入汉中不久就废除楚制，转而依秦制。〖4〗李氏的考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刘邦入汉中即废楚制，“汉承秦制”由此发其端。这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刘邦自关中入汉中，事实上已经与项羽决裂，此后再打楚的旗号显然是不利的。因为项羽是楚国旧贵族，在楚地的号召力巨大，刘邦无法与之抗衡，放弃楚制势在必行。此外，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刘邦若想与项羽争天下，仅局促于汉中一隅是不行的，只有再次占领关中才有东进的可能。而在这方面，刘邦是有优势的。正如韩信所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5〗刘邦在秦地的号召力一如项羽在楚地的号召力，夺取关中既属必要也有可能。这就决定了他在汉中必须走上一条弃“楚”从“秦”的道路。所谓“汉承秦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多从秦汉历史时代的接续性方面考虑。本文无意排斥旧说，只是想着重强调，项羽之“楚”的存在是促使这一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
刘邦以故秦为依托，并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一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关中卒"实际就是秦民。这与前引以“秦民”为“骑将”的事例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多年战争，刘邦军队实际是以秦人为主，当年的楚人并不多。所以，当“垓下之围”时，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后便不禁要问：“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6〗
汉以秦人为主要支持力量，这在统一以后也是如此。《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师古曰：
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以上六郡都在故秦境内，六郡良家子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说的"秦民"的后裔。羽林、期门为汉廷之精锐部队，"名将多出焉"。这反映西汉王朝在军事上继续倚重秦人。《汉书》卷六九传末赞：
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识到秦汉以来在军事上倚重秦人的事实，但他以“民俗修习战备”为解释似仍不够充分。因为北方与游牧族接壤，民俗善战者并非山西一地。“山西出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秦与西汉都是依靠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将政治中心置于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刘邦建国之初，本来是准备建都于洛阳的，只是由于刘敬的建议才转而西进关中。《史记》卷九八《刘敬传》：
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读这段史料，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西汉建都长安纯属偶然。但联系上述考察，应该说，此项建议并非突然而来，如果没有刘邦在秦地多年的经营；如果没有秦人对刘邦的全力支持，刘敬不一定会提出“因秦之故”的设想，即使提出，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由于具体政治环境的制约，起自于楚地的刘邦必须承秦，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由此而形成。但是，若想全方位地继承秦的遗产也是不现实的。故秦的优势主要在于军事与制度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针及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的秦人贡献无多。新的指导思想应该从何而来呢？在这一时刻，我们看到齐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都长安出自齐人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六国后实关中等项重要政策也均出自他的建议。刘敬之外，齐人盖公倡导的黄老学说成为汉初的指导思想。齐人主父偃所献"推恩"之策，使诸侯国问题终于解决。在学术上，齐人的作用也十分明显。齐与鲁是经学大师汇聚之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除韩太傅、董仲舒外，经学大师均出自齐鲁之地。其中尤以齐地为多。董仲舒虽为赵人，但他所学的《春秋》公羊学却并不是产自赵地。《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公羊学是齐学，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应纳入齐的范畴。严格地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独尊齐地之儒术。由以上可见，齐地文化及该文化所孕育出的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齐”的参与，西汉的历史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论及秦汉历史，研究者多强调“汉承秦制”，就制度而论，大体如此。若就政治文化来说，汉承齐更多，齐地为文化中心当属无疑。
战国后期，虽然号称七雄并立，但真正强大的只是秦、楚、齐三国。秦灭六国，显示了秦的军力，起自于楚地的陈胜、项羽、刘邦接力相继，终于灭秦，又显示了楚的军力。在战争过程中，齐居于次要地地位。它的优势在政治文化方面。在汉初的和平环境中，齐地的优势终于显露出来。秦、楚、齐三地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这表明战国历史并没有虽着战国的结束而突然结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不容忽视的惯性。西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正是这一时代特点所造成的。
(二)
进入东汉，区域格局有了重大改变。从学术文化上看，一流的经学大师在故齐境内只有郑玄一人，而郑玄的学问与本地学术传统并无关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时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玄先到洛阳太学学习，后又西行向马融问学。这与西汉时学者蜂拥至齐地学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齐学之衰落已无可挽回。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篇称："郑君徒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一统时代"。皮锡瑞恐怕是夸大了郑玄的影响力。《后汉书》郑玄本传只是说当时"齐鲁间宗之"。东汉盛行古文经学，郑玄之前的大师如马融、杜林、贾逵都是扶风人，陈元是苍梧人，郑兴、服虔是河南人，许慎是汝南人。他们都与齐学无关。《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东汉儒生四十二名，其中兖州八人，豫州九人，青州五人，司隶五人，荆州三人，益州六人，徐州二人，扬州四人。很明显，儒生集中的地区在兖、豫而不在故齐。
兖豫所在地区按汉晋人的习惯常常被称为"中州"。所谓"中州"，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以兖州、豫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从文化区的角度来看，一些邻近兖、豫的地区很可能也应归属中州。限于题目，这里不可能对此一一加以识别，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南阳郡。南阳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对中州政治文化的理解，以下---的讨论将围绕此点展开。
汉晋时期，人们常常把南阳与楚联系在一起。比如刘表之妻蔡氏称南阳人韩嵩为"楚国之望"〖7〗，陈寿的《三国志》称南阳人来敏为"荆楚名族"〖8〗。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南阳属于荆州，而荆州曾为楚地。但是，如果我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从文化区域的角度观察，情形就不同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楚地分为"东楚"、"西楚"、"南楚"三个区域，东楚是指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西楚是指沛、陈、汝南、南郡。南楚是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三楚之中没有南阳。关于南阳，《货殖列传》是这样描述的：
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司马迁将南阳与颍川合并介绍，又强调该地为"夏人之居"，这就等于把南阳与楚区别开来。因为“夏”与“楚”是泾渭分明的，《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即其显例。由此可见，南阳在文化上与楚地无关，倒是与地处中州的颍川有共同之处。王莽末年，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时，所依靠的除本宗族成员之外，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士人，如南阳人邓禹、岑彭、贾复、马武，颍川人王常、冯异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和颍川人占了大半。东汉以后，区域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汝南，已摆脱了西楚风俗而与颍川紧密结合，在中州地区最为引人注目。〖9〗与这一过程相伴随，南阳不仅继续与颍川密切联系，而且与相毗邻的汝南也日益接近。《续汉书》卷一三《五行志》载，桓帝之末，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牢川之语说明当时人对三地士人的关系是有明确认识的。在政治上，南阳士与声望极高的汝颍名士保持一致，由此跻身于士人的上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所载三十五名党人领袖中，南阳有两名，即宗慈与岑晊，荆州其他诸郡无人入选。可以说，南阳士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中州士，他们缺乏荆州土著的色彩。
南阳士在学术上也呈现出与中州士相同的特征。西汉的南阳士在学术上无可称道，但到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收录儒生四十二名，荆州有三名，即汪丹、伊敏、谢该。他们都是南阳人。在学术上，南阳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
崔瑗是涿郡人，“与南阳张衡特相友好。”他撰写《南阳文学官志》可能与此有关。该书早已不存，但它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东汉时期南阳的学术文化必定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东汉太学中，官方教授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但在民间，古文经学却日益盛行。这种新的风气在南阳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试以《春秋左氏传》的流行为例加以说明。《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伊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伊敏是两汉之际的人，他由今文经学转向古文经学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经学的发展方向。伊敏以后，古文经学，特别是《左氏春秋》在南阳始终不衰。《后汉书》卷《延笃传》：“延笃字叔坚，南阳呷艘病I俅域4ㄌ葡涫堋蹲笫洗?。延笃后来还在南阳开门教授。《风俗通》卷九《怪神》："谨按陈国张汉直到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读《左氏传》……。"到了汉末，南阳人学习《左氏传》的风气更盛，《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明儒，门徒数百千人"。与谢该同时代的南阳人来敏也是好读《左氏春秋》。《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刘璋时入蜀，"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本传称来敏为义阳人。义阳?导茨涎簟！督椤肪硪晃濉兜乩碇尽废拢?quot;及武帝平吴，……分南阳立义阳郡"。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时，故称来敏为义阳人。来敏虽早入蜀，但其学术兴趣可能仍是来自家乡南阳而非蜀地，因为当时"益部多贵今文"，〖10〗古文经学并不流行。
与南阳一样，中州地区自西汉后期至东汉一代，学习《左氏传》者也不乏其人。前引《延笃传》中颍川唐溪典即其一例。此外，两汉之际的颍川人冯异也是如此，《后汉书》本传称其"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同书卷四九《士燮传》：“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以上唐溪典、冯异、颍容、钟繇、刘子奇均为豫州人。又，《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寇恂任汝南太守期间，"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寇恂是上谷人，非中州士，他在汝南学习《左氏春秋》可能正是受当地风气影响。《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郑玄“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张恭祖是东郡人，属兖州。《三国志》卷一八《李典传》注引《魏书》：“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李典是兖州山阳人。张恭祖和李典的事迹说明兖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也……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服虔是东汉治《左氏传》的大师。他虽然不是兖、豫之人，但其家乡河南荥阳当属中州地区无疑。
南阳流行《左氏传》，中州地区也流行《左氏传》，南阳人延笃就学于颍川唐溪典门下，陈国张汉直又以延笃为师。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反映出两地学术的一致。学术的一致与政治倾向的一致使我们很难把南阳士与中州士区别开来。不妨说，南阳士也是中州士。东汉的南阳一直为研究者注目，这当然是因为光武起自南阳，南阳是帝乡。但是本文认为，东汉南阳地区的文化特征更值得注意。"南阳士也是中州士"，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它制约着我们对荆州学派的理解。
汉末，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形成了荆州学派。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大致说来，荆州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巴蜀地区，长江下游，北方地区的学术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此外，荆州学派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环节，便无法理解汉晋学术的演变。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荆州学派从何而来？掩卷思之，仍感茫然。就各地学术水平而论，荆州并不突出，不可能取代中州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实际上，荆州学派是由包括了南阳士在内的中州士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北方地区陷于战乱，不少人南逃荆州，“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1〗刘表凭此建立了学校。王粲对当时的盛况有如下的描述："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12〗。王粲提到的宋衷即宋忠，亦称宋仲子。此人在《三国志》、《后汉书》中均无传。《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中有"南阳宋忠"一语，是知宋氏为南阳人。他以“五业从事”的身分为刘表主持荆州的学术。宋忠之外，重要的学者还有司马德操。《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司马德操是颍川人，他与南阳人宋忠共同教授古文经学，，其中包括《左氏春秋》。这与前述中州、南阳在东汉呈现出的学术特征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既然南阳士也是中州士，那末，由司马德操、宋忠共同主持的荆州学派实际上也就是中州学派。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标志着学术中心发生了南移。对这一问题，唐长孺先生曾有论述。他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中指出："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13〗唐先生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问题自有道理。但细细思索，仍有可推敲之处。首先，东汉中后期，洛阳的太学已非学术中心，而是成了士大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次，太学中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而荆州学校中传授的却基本上是古文经学。因此，似不必将学术中心的南移理解为太学的南迁。东汉中后期，学术大师如汝南许慎、河南服虔，颍川荀爽、陈留蔡邕等多出自中州。学术中心实在中州，只是学者未被组织起来，也没有建立官学，因而不易觉察。中州学派出现在荆州是迫于中原的战乱，因而只能是暂时的。学术中心最终?菇氐街兄荨L瞥嫦壬凇抖帘幼油坡勰媳毖Х绲囊焱芬晃闹校羧竦胤⑾至撕幽系闹匾浴K赋觯?quot;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开创人之一。创立行书法的的钟繇、胡昭均是颍川人，而钟会也是精练名理。这些人都是河南人。"〖14〗唐先生所说的"河南"，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州"。魏晋间新学风兴起于河南，正是学术中心回到中州的极好证明。
综上所述，南阳虽属荆州，但文化上却属于中州系统，由南阳士参预其间的荆州学派并非突然而来，它是中州学术在荆州的延续。荆州作为学术中心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真正的学术中心在汉晋时期始终不离中州。《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谓虞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语，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中州士大夫在学问上的自傲，或许正是由于该地在学术上居于领先地位。
中州不仅在学术上是中心，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光武与南阳、颍川士大夫在群雄割据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建都洛阳，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州地区在政治上的崛起。到东汉末年，这种形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几年前，我在讨论汝颍名士问题时，曾根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统计了该地的人物。实际上如果不拘泥于汝、颍，就会得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在三十五名党锢名士领袖中，豫州有：陈蕃、李膺、荀翌、杜密、朱寓、范滂、蔡衍、陈翔、孔昱、蕃向。兖州有：王畅、夏馥、羊陟、张俭、刘表、檀敷、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两州相加，共计二十二名，如果再加上南阳的宗慈、与岑晊，则中州士可达二十四名。这个统计数字说明，中州是士大夫领袖集中的地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中国饶士大夫”，诸葛亮所语与上述统计数字不谋而合。东汉后期，政治的核心是士人问题。士人领袖集中在中州，这再次证明中州居于政治中心地位。董卓之乱爆发后，中州依然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以上诸将中，曹操、袁绍、袁术、袁遗、韩馥、桥瑁均为豫州人，张邈、、孔伷、鲍信、王匡均为兖州人，只有刘岱是青州人。可以看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基本上是由中州士领导的。他们与董卓之间的战争可以理解为中州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一场武力冲突。董卓的覆亡标志着凉州地区的失败。这以后，中州士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曹操割据于兖、豫，袁绍称霸于河北，袁术占据南阳，刘表控制荆州。中州士彼此之间的战争使得最具有恢复统一局面实力的中州士暂时无力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州。建立在中州的曹魏政权在三国中最为强大，继曹魏之后的司马氏政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总之，从东汉到魏晋，中州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政治中心。中州士的活动影响着历史的节奏。围绕着中州士的活动，可以看到一条接连不断的历史线索。这与东汉以前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秦、楚、齐等大国都在中原的四周，中原是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周边大国的压力下，中原地区的小国只能是“朝秦暮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不可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这说明中原的崛起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周边大国的消失。秦、西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实现了，但战国影响依然顽强存在着。所以，政治中心在秦之故地，而文化上占优势的地区则非齐莫属。东汉以后，战国痕迹基本消失，关中的政治中心地位与齐地的文化中心地位统统让位于中州地区。因此，中心地区的转移从一个侧面宣告了战国文化的最终结束。
〖附记〗：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在日本大阪"日本古代史研究会"上的讲演稿。因为是讲演稿，所以比较粗糙，问题不少，望读者能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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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周祖谟先生《方言校笺》自序。
2、参阅田余庆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秦汉魏晋史探微》
3、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
4、李开元《前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载《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
5、《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6、《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7、《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傅子》
8、《三国志》卷四二《来敏传》
9、参见拙作《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0、《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11、《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
12、《艺文类聚》卷三八礼部上引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字疑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中国之改革开放,终将验证这样一种规律――成也文化,败也文化;若功亏一篑而不可持续,教训也肯定归于文化。
说到底,何谓“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
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
文化在政治之上,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语出《诗经》,意为不但现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编者注)。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一切关于政治的思想。没有进步的文化,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步的政治。
政治是文化这棵树上的果子。
如果良好的文化思想、文化气息能够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并充分体现,那么这样的社会无疑是良好的社会――文化学者将这样的社会定义为“良知社会”。如果反过来,政治意识形态无限膨胀,企图占领和统治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处空间,而文化被逼退到了边缘,那么这种社会自然叫“政治社会”。
文化的社会是自然的,政治的社会是不自然的。
文化倘若被变成由政治所左右的某种“东西”,是文化的悲哀。悲哀的文化不能提升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
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
当然,这里所言之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所谓优雅文艺,或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就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
文化有其本能性、商业性和自觉性。
本能性即满足人们娱乐的属性。谢天谢地,这一种属性,我们的当下文化不但有,而且还日渐蔚然成风,发扬光大。但文化的本能性,只不过是文化的原始属性,是原始人都喜闻乐见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商业性即逐利性,或曰为金钱而冲动的文化。诸位都已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几乎满目皆是。其中大多数,或者无价值观可言,或者其价值观大成问题――比如欣赏阴谋手段,讴歌皇权的文化。
文化的自觉性,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塑造的责任感、使命感。此种文化,将客观地梳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尽量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尽量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尽量深刻地剖析自己国家的历史错误以警示后人。也将正视社会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地呈现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义无反顾地批判种种假、丑、恶之社会病态。当然,同时会用温暖来慰藉众多沮丧的、疲惫的、冷感的、迷惘的人心。
自觉的文化,是将以上功能全面发挥的文化,而不是明智地,甚至犬儒主义地逃避现实的文化。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文化。但是诸位,是不是太少太少了呢?
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儿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么一种几乎没有自觉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
仅仅抱怨文化知识分子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蚂蚁放在烟灰缸里,当它们向外爬时便用烟头烫它们的话,几次之后,便都不往外爬了,甘于只在烟灰缸里活动了。并且,它们会通过化学分泌物互相传播信息,达成不往外爬的潜规则――烟灰缸规则。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正受着这么一种不良的规则所限制。如此一种文化,几乎只能提供娱乐,几乎只能以商业为目的。自身品质萎缩,“苟且偷生”,又怎能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呢?
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呢?
内战首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中国历史上那一场国共内战,双方都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生命,这是需要后人反思的。可是,在今天,我们依然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在津津乐道地看双方的狡诈谍战,这是多么的令人喟叹啊!一想到那时代背景正是抗日战争之后,于是不由人不“独怆然而泪下”。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有一种印象是――主张和为贵的只不过是中国的古人。中国的当下文化中仍充满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内容,似乎中国人不窝里斗就不是中国人了。
现在的世界看中国人,还有一种印象是――中国“不差钱”,仿佛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山西煤老板了。
许多原因给他们这些印象。文化是原因之一。这么一种文化,怎么与世界接轨?怎么向世界展现魅力和亲和力?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
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总体上不能自由地、同时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绝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文化的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政治。因为其政治必然背上了文化禁锢主义的十字架。
在漫长的岁月中,文化与政治的真正关系一直被颠倒着:政治一直被理所当然地供奉于文化之上,文化一直只不过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有时更仅仅被当成足可为政治“服务”一下的“工具”。并且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文化知识分子自身,也早已渐渐习惯了。
“文化”概念,从来大也。“人文伊始,文化天下”,“化天下”之“文”,既可理解为文明,亦可理解为文化。文化的终极概念,其实便是文明。文明的核心概念,其实便是文化。
统治当然也是政治。但再高级的统治,本质上也还是初级的或曰低级的政治。封建统治漫长的国家之所以会背上历史的包袱,乃因在初级的或曰低级的国家形态中被浸淫得太久太久,结果国民的心智被一代一代地弱化进而愚化了。
政治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封建统治是不配被言作政治的。高级的也不配。从统治到政治,是一个经文化所化的过程。革命是文化化不了之时的暴烈的社会现象,说到底,革命亦是文化影响下的行动。革命理论是特殊而极端的文化。
统治一向只利用文化。即使好的文化,久被利用,也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的反面。好的政治并不一味利用文化,而是能够与好的文化相结合,变自身为文化了的政治。文化了的政治,是自觉并善于将人类之好的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原则的一种政治。故这一种政治的宗旨,是站在文化思想力铸成的奠基石上的。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政治之所以显出仍极为复杂的现状,盖因这些人与那些人,这些民族与那些民族,这些国家与那些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些问题上,文化化一个国家已经很难,化整个世界自然力不从心,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来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不过是空谈,而唯有政治才是实际的。因为一个事实乃是:利益之争化得好的政治,所遵循的恰恰是文化早在人类古代就指出过的方向;而凡化得不好的政治,皆是违背那一方向的。或虽然也作出遵循的样子,但实际上却以利益集团之利益为最重要,不愿真的使社会朝那一方向进步。这种时候,政治对文化采取的往往是“叶公好龙”的态度,它会使文化尽其所能地工具化和娱乐化,却想方设法对文化之思想力实行遮蔽、剔除的策略。但这分明是不可持续之事,因为丧失了思想元素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而文化有一种自觉性,那就是绝不会长久甘于在次品质的层面而存在……
古人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
苏轼由是进一步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还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欧阳修说:“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
杜甫说:“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
《三国志•魏书》有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
以上皆“政”、“治”语也,但首先是人文思想。
“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语。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
若从政治的思想中抽去人文思想,政治就只剩下了权谋和统治术,这样的政治是肮脏的。而从文化的思想中抽去政治的内容,它还是那么丰富,那么足以使人类温暖,那么源远流长。
从《乌尔纳姆法典》到《汉谟拉比法典》到《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文化思想力的火炬始终照耀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好的政治思想,同时丰富了文化思想。
从前,在中国,在许多政治人士那儿,许多事都被强调为“政治仗”。政治泛化再泛化,膨化再膨化,企图占领每个人的每一寸生存空间,包括脑空间。
政治一经泛化,必庸俗化。庸俗化的政治无异于伪宗教。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应与人类具有的亲近关系逐被离间。而在这样的国里,是既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国民的。从梁启超到鲁迅,都曾对于被愚化的国民表达过悲愤的忧患。
改革开放30年来,一切成果皆归功于30年前的一次思想解放;一切教训也归咎于那思想解放的不能深入戛然而止。
一个事实越来越分明――30年前那一次被解放的思想力成果,显然接近耗尽。并且某些在当时看来不无可取之处的思想,由于被奉成万应灵丹,现在却已结出了劣果……
文化尚未成功,政治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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