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被视为教育的一般原理，对阅读教学来说可以表述为“教文育人”（于漪），即通过对语文材料（主要指文章）的读解，培养学生的“思想感情”，包括培养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念以及伦理道德观等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属于文化的规范特征部分。①思想教育正是社会通过对“思想”和“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双重控制，将特定的“思想感情”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感情”，将个体言行和思想纳入社会规范之中并借以整合社会、控制个体社会化的行为。
目前，作为文化规范特征的思想教育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语文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已成为语文课堂最常见的景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明确和归纳文章思想内容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接受既定思想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并非单纯的以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为目的，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的要求下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形变或者异化。下面我从三方面来分析这一点。
（一）“育人”阅读教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理论界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其中以言语教学为标志的语文教学理论思潮对于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性质的研究，使得人们不再仅仅出于功利的要求、善良的愿望而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人们对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性的研究。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教育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而仅仅是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这一观点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界的共识。在阅读教学中“育人”并且把思想教育作为阅读教学目的或者最重要的任务，这种看法也许正受到语文教学理论界对它最后的清算。②但是，多少年来，在实际语文教学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就是这样一直搞下来的，而且也将随着文化发展的惯性继续地进行下去，当然或许会减淡若干单调、僵化的色彩，或许又将有新的调整和形变。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历来具有极其突出的“育人”特征。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阅读教学就是经义教学，培养“传圣人之道”“代圣人立言”的官吏及维护教化人士。中国古代非常强调“文教”“诗教”，强调通过阅读教学进行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阶段后，虽然语文教学在分科教育影响下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设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教学从来就没有把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当作阅读教学的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非常强调在阅读中“育人”。在阅读中“育人”，一直是中国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社会生存和发展总体设计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是对人才“质量”尤其是人才的思想品德的社会性设计。
进一步地说，中国文化对于“育人”要求非常单一，即要求人们的“思想”是同质的、全体一律的。具体到阅读教学中，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这种经义教学培养出来的“传道立言”、维护教化的士人相貌、脾性虽各各分殊，思想却惊人的雷同。应当说，这是圣化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所决定的。在阅读教学中，“我”不过是已有之“道”的传导之“器”，“我”既要按圣人之想来想，也要完全按圣人立论过程来立论，“我”的思想不过是“圣人”的复制品。进人现代社会，从现代语文教学中所体现的思想教育情况来看，社会对人才的设计规格也很单一。从目前情况看来，这种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民族、集体，而较少考虑到个体。④有概括性、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又红又专”，其中“红”即所谓思想教育内容。历史虽不断变化，“红”的内涵也或损或益，但总体上变化不大。在阅读教学中，社会控制仍以将文化分子培养为同一规格的人而努力。在实际教学中，个性从来就没有成为考虑的中心要素。
或者说，在阅读教学培养单一规格、单一“思想”的人才仍是目前中国文化“思想教育”的主流。这种单一规格的“思想”设计，乃是围绕“如何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这一压倒性主题而展开的。中国文化自19世纪受西方工业文明的进逼后，就特别强调“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道理，中国文化中政治动员也得以空前强调，一切都要与此目的有关。在此文化背景下，语文教学自然不例外，因为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凝集在民族语言之中。大家热心这些道理，政治宣传，“开启民智”，把语文教学中心目的挤至边缘，语文教学与政治动员紧密相关，以至于变成某种程度或全面的“政治课”。这是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影响下新的形变和异化。
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至上，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价值和需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成就国家民族利益，就像一直选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所宣扬的“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这种“思想”内涵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往往也因其理想色彩的高远而不易落到实处，在文化世俗化变迁的环境中那就更不易落到实处，而要强行将这种“思想”灌输到文化分子的头脑和心灵中去，往往适得其反。
如果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果真能完美地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经过这种思想教育塑造的人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他有些法定或者公认的“思想”，当然并不复杂，例如他认为生活中真善美始终占主流，假恶丑终会被战胜；他的“思想”主要是用作道德判断或者政治立场的识别而存在的，譬如他经常会说，“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灰暗不健康”，或者“你站在跟人民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了”。他也可能作一些思考，但其思维模式无疑是固定的，推理程式化，有教条化倾向，任何人事，他也许会用阅读教学中千万次用过的句式：“通过……表达了……反映了……赞扬了……批判了……”来进行概括总结。他如果能写文章，开口提笔往往就是“我们”如何如何，看不见个人独立思考的影子，他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大我”在代社会立言。他惯于接受既定的“真理”，崇拜权威。他是最听话的，不幸也是最盲目的。他对自己缺乏自觉自主意识。他好做是与非的评判，但他却从不怀疑自己判断的依据，也从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人似乎并不能承担民族生存和发展重任，就连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进的生活激变他也不能适应──这种激变所需要的智慧、勇气和负责精神，在这样的“思想教育”中似乎很难培养出来。
以国家名义对中国文化分子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总体设计，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中，这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处理。通过阅读教学来“育人”，其实质就是将社会文化规范特征涵化为个体身心和言行中的过程；在这种同一规格“思想”的总体设计中，语文教学与之相适应，也在为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思想观念模式中去而努力。这就常常使阅读中出现漠视阅读主体的现象，所谓“读中无我”，使阅读教学更多地成为社会规范特征传授的过程，而非语文能力培养的过程。这从阅读教学内容、读解方式上可以得到更为深切的认知。
（二）“好”的阅读内容
一般说来，对阅读材料（主要指课文）有两个前提要求：首先是思想内容好，其次是语言文字好，即所谓“文质兼美”。翻开任何一本语文教材研究的著作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其中“思想内容好”就是为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要求而规定的，有时候将这“好”又具体表述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或时展潮流的”等等，它的对立面就是“消极不健康的”“落后的腐朽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或者时代潮流的”。前者以肯定的形态进入语文教学领域，后者以否定的形态进人语文教学领域，构成“思想内容好”的一体两面。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这“好的思想”内容给找出来，所谓归纳、总结出文章中心思想。进一步地说，明确和归纳中心思想也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将这所谓的中心思想转化为学生自己的思想，成为自己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成为自己为人处事的信念和道德准则。所谓学文即学道，披文入道，因文悟道，这“道”成为学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被称为“好”的思想内容是根据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而做出的判断。因此，好的“思想”是经过选择的思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一文化、每一社会要将其崇尚的“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传递给年轻的文化分子，都要对教材的“思想”进行严格的选择。所谓让年轻文化分子面对人类精神资源中优秀的部分（包括文章），就是选择后的“优秀”。目前，语文教学所用的教材亦如此，它通过选文、编排、注释、删改等对“思想”加以筛选、甄别、改造、控制，相对来说，“思想”呈现高度的同质性。例如：假如“大公无私”是一重要的思想的话，课文就要通过各色各样的文体和其他方式反反复复地申述着这一思想。
好的“思想”也是经过加工的思想。自19世纪中叶以来，汉语言中己渗透着从西方文化所吸收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价值观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如“权威”“不自由”“等级”“全体性”）相冲突，往往构成“思想”的两极或者多极。这些“思想”在进入教材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加工处理，使其呈现高度一致的一元的面貌。这种加工是通过对阅读材料的删削，或者在阅读中对“思想”添加价值预设来实现的。例如，曹禺的戏剧《雷雨》进入教材就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⑤鲁迅的《孔乙己》被解读为反映科举制度的罪恶。
好的“思想”也是不容置疑的思想。一般来说，被选入教材的文章因其特殊的地位，其思想内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在实际阅读教学过程中，就是将这文章的思想完整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教育”。它所传达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是被先定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等等，它所要求于学生的，也是受到所谓的“正面教育”。
如果说，这些“好的思想”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尚能被大家所接受，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一元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不容置疑的“思想”及其信条似乎与学生生活相距甚远而显得格格不入。语文教学有思想教育的功能，但并非这种功能一定会起作用，换句话说，语文教学这种思想教育功能的实现有赖社会文化环境。在价值一元的文化中，当思想教育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协调时，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文化分子只能反复接受同质的思想刺激时，这种思想教育的功能会实现；当思想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违离时，这种思想的功能就不会实现，于是思想教育就徒有其表现形式，大家慑于道德、政治威权而不表示自己的反感，或出现口是心非的局面（伪圣化和虚假表达）。⑥这个时候，道德成了“舌上辞令”，写作文表白自己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义正辞严，很有激情，是道德家的派头，但在生活中却是另一副嘴脸：“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虽然好但是“爱莫能助”，只能悄悄走开。⑦
以“好的思想”来要求阅读内容，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内涵。也就是说解决了思想教育“学什么”的问题。事实上，“阅读教学”与“思想教育”是两个领域的活动，以思想教育内容来决定或者取代阅读材料的内容，从理论上来说是思想教育与阅读教学的错位。也许在这样的阅读教学中，既不能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更不能完成阅读教学的任务。
（三）分解的阅读方式
如果说古人以笼统的整体为主的学习方式进行阅读活动，那么自现代语文教学诞生以来，分解方式即成为了阅读的主要方式。目前社会对这种分析讲解的阅读方式展开了批评，认为这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但是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分解方式会成为几十年来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那么也就不能对这种阅读方式有明晰的认识。现在，我试着从文化角度来分析。
前面说过，社会既然赋予阅读教学以思想教育任务，又为阅读教学选择了“好的思想”，那么要想把这“好的思想”涵化到年轻的文化分子身上，似乎就只有采用分析讲解的方式。何以如此？
根据现代接受美学理论，人对于文本可以有多种读解。尤其文学作品具有读解的多义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模糊性。那么，这样的阅读就不能必然得到被规定要达到的“好的思想”，例如读《项链》，要想得出“批判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结论就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读解出“慨叹人生命运无常”的结论，虽有作品本身做证明，也因其“消极”色彩而不被允许。而且如此读解下去，对既定的“好的思想”吸纳岂不是一种漠视、一种威胁？更容易引起历来被视为“单纯的”年轻文化分子思想的“混乱”，因此是要禁止的。要想把一元的既定的“好的思想”传输给学生并成为其个人思想一部分，只有通过分析讲解建立一整套的阐述系统，使读者思维的每一步都跟着这一套阐述走，不能容许个体的丁点儿的批判性思考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只能这么想”。分析讲解过程就是具体解决“怎么想”问题的过程，也是符合思想教育需要的过程。
为了略微明白这一套阐述技术和分解式阅读教学的情形，我引一段一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刑场上的婚礼》课堂教学实录，教者为了说明周文雍、陈铁军二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把激发学生思考的原则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之中，提出下列一系列的问题：
刑场上怎样举行婚礼？婚礼又怎能在刑场上进行？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月？什么地点？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说是亘古未有的壮举？又为什么说这壮举像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不共戴天的死敌？⑧
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惟一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就在每位教师都拥有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上。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引导学生走向答案的线索，所谓提问的方式已经蕴涵了结论。现在语文教学采用这种“分解式”教学方式，在我看来，是在思想教育要求下阅读教学所能采取的方式了。它所要解决的思想教育问题是“怎么想”，在这一套分析讲解技术体系中，年轻的文化分子被引导着按固定的程式、既定的轨道思考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早就确定无疑的结论。若干人热衷的“图形板书”就是这一套分解技术的极致，是分析技术的趋向美学化的表现形态，所以也是适应思想教育的要求而采用的阅读教学辅助手段。传统以整体背诵方式接受儒家义理的做法，应当说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较好的办法，一方面因为现代白话文不适宜长篇背诵，另外一方面也与现代教育科学的旨趣不合，所以被判别为“死记硬背”而被忽视。
以分解分析为特征的中小学阅读教学基本上是训练模式化思维的过程，所以大家对表达这一套模式化思维的话语非常熟悉、熟练，几达自动化反应的程度。例如让受过这一种教育的人谈谈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必定是“通过对庐山瀑布壮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之类，没有一丁点文学的感受、体验在其中。我本人也是如此学过来的，而且也是如此教过来的，所以想获得一点对于文学审美的真感觉，每每首先要摆脱这一套话语的钳制。
这种阅读教学培养出来的年轻的文化分子，也不很懂得文学审美，而往往思维简单、机械，思路狭隘，没有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理解事物的习惯，对于世界、人生的态度缺乏情趣、主动精神。这是民族文化衰微的征兆和标志。
在思想教育影响下的阅读教学形态，违背了语文教学规律，不能完成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任务，也与中国文化变迁不相适应。一方面，要把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要实现这种附带的功能，语文教学中应容纳与现实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将异质的、多元的思想材料引入课堂。
【注释】
①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3页
②参见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③参见周宪《文学教育：“道”抑或“技”》，见周宪著《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0页。
③参见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纵横谈》，见中国高教学会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组编
④《九年义务教育新修订语文教学大纲辅导讲座》，语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91页，第97页，第104页。
⑤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中的几个问题》，见王丽编《中学语文教育忧思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57页。
⑥参见韩军《反对伪圣化》，《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1999年6月7日。
关于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或体系构成，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和概括。尽管研究者概括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大家的基本要点却是相近的。①根据学习和整理，我们认为，邓小平教育思想关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探索，主要由“教育地位论”“教育人才论”“教育目标论”“教育方向论”“教育服务论”“教育改革论”“教育领导论”等方面内容构成。［4］
(一)关于教育目标
人是具有高度意识和目的性动物。教育目标是教育工作的“纲”，是教育管理活动的预想结果，是教育管理工作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有一系列讲话进行阐述。从早期要求人才又红又专，到后来“四有新人”的指出，表明了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考察它对我国工作实际的影响，“四有”新人的目标，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教育目的的提法，并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
(二)关于教育管理指导方针
教育管理指导方针，是在教育目标基础上提出的指导教育事业发展与管理工作的总体策略。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题词着眼于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不仅把教育提到新的战略高度，而且指明了新时期教育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三个面向”有别于我国此前以“教育方针”模式指导教育的思路，是邓小平在我国教育管理上的重大创举。“三个面向”思想在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
(三)关于教育管理改革的策略
改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与一般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发展与社会要求严重不适应。对此，邓小平70年代中期就开始整顿，粉碎“”后，他自告奋勇抓教育的拨乱反正。此后又及时从现代化建设战略高度，提出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改革目标，并就改革的策略、原则、步骤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根据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中央了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决定，要求教育改革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系统进行。教育要改革是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真抓实干则是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的灵魂。
(四)关于教育管理方法
进行教育管理，不但要提出正确的目标任务，策略原则，而且要解决途径与方法问题。邓小平在长期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一个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务实求真为核心的方法体系，这个方法体系包括:抓头头、抓方向;走群众路线，加强服务意识;整顿学校秩序，树立良好风气等三个方面。邓小平教育管理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富有鲜明个性，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艺术。
(五)关于教育管理队伍建设
队伍及其组织是革命建设成功的保证，重视领导制度和干部队伍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要求改革领导制度，制定科学的干部选拔标准，提高管理队伍的素质。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对干部素质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邓小平还要求教育管理干部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管理的内行。理顺体制、提高素质、合理结构构成了邓小平关于队伍建设的基本内容。可见，邓小平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探索，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具有鲜明的求实性特征。它不仅为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性指导，而且为人们学习现实的教育管理理论提供了生动教材。［5］
二、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管理启示
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邓小平。”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概括，特别是三次巨变、三位伟人的论断，也适用于对一个多世纪来中国教育演进的概括，彰显了邓小平教育探索的战略性。邓小平之所以成为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重要影响的伟人，不仅在于他身居中枢，能高瞻远瞩，百折不挠地推进改革开放;还在于他善于领导管理———亲自主持、切实指导，真正把教育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中国教育现代化提升到崭新水平。思想的战略性和管理特质，使邓小平教育思想当然地成为继教育思想后我党在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目前，我们有必要根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体悟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促进和提高教育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益。
(一)重视国民“教育意识”尤其是领导者的“管理意识”，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
“精神变物质”的本质，就是“掌握群众”。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全局确立教育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集体领导教育工作的传统，而从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并且切实落实这种战略地位，这是贯穿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灵魂。党的“十五大”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对此思想的贯彻。目前，如何与时俱进，真抓实干，把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凝聚到“中国梦”及其确定的各项教育任务上来，这是我国教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题。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前提是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但是，对于小生产意识浓厚的党内“左”倾顽症来说，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也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落实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以新的体制促进和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意识”，努力使每个家庭乃至于每个公民，明确自己在“落实教育战略地位”中应负的责任，使尊师重教成为社会风尚和核心价值观，凝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文化。邓小平认为，抓紧抓好教育，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是否胸怀全局地、一贯地把教育作为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的一个环节而予以高度重视，并正确决策、切实落实。首先，摒弃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责任感、紧迫感;其次，要强化评价导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业绩与其任用奖惩结合起来，使教育也成为“硬任务”，实行优奖劣汰;再次，要强化领导管理，树立依法治国观。通过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提高教育政策法规的权威性，切实使教育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
(二)明确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强化“顶层设计”，重视组织制度建设，提高领导管理队伍的素质
明确办学方向，其实质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我们要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各级学校加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当前，我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特别要重视民族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未来公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奠定良好基础。俗话说，能谋全局者，方能成大事。随着我国改革推进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随着教育诉求和价值观的分化，“知识改变命运”与“学无以致用”的现实并存，我国教育改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和自由主义下对教育放任自流的做法，都势必不能。如上所述，以体制改革统揽全局是邓小平理论也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里，我们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要认真学习研究、正确宣传引导、真正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视教育、重视科技的战略思想。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十”描绘的蓝图和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强化“顶层设计”，保证“适应”与“促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①建立新的多元一体的投入保障机制，推动教育事业长期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教育能否充分发挥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取决于教育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取决于教育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适应程度。这种需要和适应程度，既体现在宏观的教育发展规模、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专业科类结构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结构的适应上，也体现在微观的办学思想、模式、内容及培养人才的素质和规格上。与此相关，一是要更新教育观念，实现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这是教育工作质量的具体保证。二是理顺关系，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和制度系统，这是教育工作开展的法制保证;三是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且组合合理的教师队伍与教育管理干部队伍，这是教育工作“出人才，出成果”的组织保证。
(三)从全局出发鼓励创新，真抓实干，彰显改革实践的“主旋律”，全面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瑞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文化素质就是文化在某特定个体行为上体现出的稳定的品质。文化素质在充分呈现个体内在修养的同时,通过其行为展示其身心、精神等多方面的潜在能力,也是其知识与情感、能力、行为等综合能力表达。文化素质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重视受教育者的实践能力培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有目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思想塑造品德,进而指导受教育者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教育者用一定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去影响受教育者,使他们形成社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要培养、转化和塑造一个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创立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实践素材。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系
2.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要点有三:第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极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受教育者应该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守法纪的意识,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对人文和理工科学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育人”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五个方面。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本质是“通识教育”,是教育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界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关于培养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方式具有相似性。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在教育方式都需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对学生的教育都不能依靠生搬硬套地传授书本知识,而是需要以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感同身受,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二者都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将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要点有三:首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地位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更为突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影响着其他素质发展,文化素质虽然是基础,但受到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各有侧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传授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学生心中正确的政治方向,防范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侧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最后,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别。文化素质教育主要途径是通过潜在的意识引导,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活动为基础进行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养成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一种手段。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仍是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2文化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所涵盖的知识面广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受教育者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谈得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的根源和先导,它在无形中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达到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文化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持续性的、更为有效、更为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相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能达到教育效果,更加深远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文化积淀。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本质的体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则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对其成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某项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而需要采用综合的教育模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其主导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涉及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也只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存在和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传达的政治观念要被社会成员认可,必须要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前提。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将社会主导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保障。
第三,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教育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性的教育,包括了多学科的文化知识。文化素质教育中关于思想道德与理智情感的这些基本观念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文化知识的根基。人可以通过 学习不断地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深化、创新,并将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从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例如通过对国家历史的讲解,可以增进受教育者对本民族的了解,培养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升华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情感教育恰好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有效方法。比起单一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情感教育更为直接、强烈,收到的效果也更好,积极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四,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不动摇。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人的文化知识素质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所以,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一项必要举措,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一致。文化素质修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文化知识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3、借鉴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首先,借鉴文化素质教育“人本观念”,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大力发展以教育者为本,以教育者的个性发展为本,以全方位开发教育者潜力为本,和以大众教育为本的素质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启发和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获得全面发展,为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需要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以学生为本”的观念。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确立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确立受教育者主体性是教育取得实效性的关键。同时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多样性。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兴趣自由发展,一定要通过专属的个性教育去培养。
一、思想教育工作融入安全管理中的基本方向
1.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宣贯安全防范理念。
因事利导、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思想才教育与安全管理结合要找好切入点：必须紧扣生产经营、紧扣一线员工、紧扣生产现场，从员工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丰富员工文化生活入手；只有找准了切入点，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会把安全理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安全管理工作中去。多年来，港口始终把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融合在一起，坚守“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意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遵循“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学习宣传新《安全生产法》，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查现场“三违”行为，杜绝习惯性违章，较好地提高了广大员工的安全素质和安全管理水平，达到了增强员工素质、防范事故发生的目标。
2.广泛开展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标。
把思想教育与安全培训有机结合，是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制定港口年度教育培训计划。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安全素质。二是新《安全生产法》已于去年12月1日实施。做好“新安法”宣贯普及工作，切实将“新安法”贯彻到位。三是结合季节特点，相继开展了“安全演讲比赛”、“安全生产月”、“安康杯活动”、夏季“六防”、冬季“六防”、“11.9”消防日、“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无事故”等活动。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为主线开展各项工作。四是利用多种形式，将上级文件精神、各类安全知识和常识、事故案例分析等宣送到广大员工中去，利用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大力宣传，营造声势。使员工的安全素质不断提高，在工作中始终牢记安全警戒线，按章办事、按规操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安全管理都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如果说安全教育的作用是事前警示、事后惩戒，那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则重在事前预防、自我防范。而且是从思想源头上、行为意识上形成牢固防卫体系。在诸多生产力要素中，员工是最重要、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员工行为是否规范，安全意识强弱等，受其自身思想支配。思想支配行动，行动源于思想。同等条件下，员工安全意识重视成度、觉悟高低，决定着对安全工作的责任心所持的态度。因此，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行式对员工进行安全意识防范、思想觉悟、爱岗敬业等升华教育。只有员工将“爱自己、爱家庭、爱港口”的正确思想得到普及、员工的安全责任感才能增强，自觉遵章守纪，我要安全、大家安全的习惯才会养成。
三、思想教育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的“日常”工作方法
1.做好日常“警示”教育。在港口生产建设中，已发生过的安全事故教训沉重。
无论大小安全事故，都会在员工心中留下阴影。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全过程，就是要做好日常“警示”教育，预防事故发生。通过案例分析，举一反三，帮助员工认识到不安全因素对社会、对港口、对家庭、对自己带来严重伤害和经济损失。通过“警示”教育，使员工充分体会到安全无小事、事故警钟长鸣的现实意义。
2.做好日常“减压”工作。
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加快，员工在工作、学习、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对安全生产存在不利。港口通过“党员与群众结对子”“员工思想动态调查”等形式，掌握和了解员工在想什么、干什么，了解掌握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从而根据员工思想动态、工作表现，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帮助解决一些工作、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员工办一些好事实事，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使员工轻松上班，安全工作。
3.做好日常“跟班”监督。
港口坚持开展“三联一包挂”（三联，支部与基层单位联抓、争创“安全示范单位”；支委与党员联建、争做“党员安全示范岗”；党员与员工联帮、争当“安全技术能手”。一包挂，公司领导包挂一个基础工作最薄弱的自然班组）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安全生产的有效途径。通过“三联一包挂”活动与开展不定期、不定点的“习惯性不安全行为查找”和“干部跟班劳动”等活动，起到了很好监督和引导作用。“每人一天安全员制度”“安全检查与现场动态抽查”等活动，及时发现一些不易发现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码头货物吊装过程中，领导跟班劳动、深入现场一线，有效地进行现场督导，督查生产全过程，充分发挥了安全监督的作用。
四、结语
一、“模拟公司”的发展概况
1．“模拟公司”起源于50年代的德国，是指人为创造的经济活动仿真模拟环境，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场所和组织形式。学生在其中可经历全部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和弄清其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而又不必承担任何经济活动风险。根据产品和服务项目的不同定位，学生在此可以进行营销、财务、、贸易、储运、税务、海关、保险、证券等业务过程的模拟活动。模拟时，除货物是虚拟的并且不发生实移外，其它如票据、账册、操作方式、核算办法等均按照现实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做法设计和运作。由此可见，“模拟公司”也可理解为一种实践教学。
80年代后期，“模拟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4月，世界30个国家建立并且在数据库中可以查到其信息的“模拟公司”有2775个（详见下表）。此外，一些国家还建立了“模拟公司”协调中心，负责本国“模拟公司”之间的业务交往和人员培训，及从事国际商务和交流协调活动。为促进各国“模拟公司”之间的交往，1993年11月，欧共体和德国北威州政府支助建立了“欧洲模拟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EUROPEN”协会。德、法、英、奥地利等12个欧洲国家为正式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不久也将成为正式会员，亚洲、南美的一些国家也在积极申请入会。该协会还组织一年一度的“模拟公司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世界范围内“模拟公司”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做出了贡献。
2．近年来，我国的一些职业学校在经济类专业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相继建立了财会模拟实验室、商务模拟办公室等。从1994年起，上海、北京、浙江、山东、辽宁、河南、内蒙等地的一些学校，在丹麦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下，引入了“模拟公司”这一实践教学的新形式。国家内贸总局和教育部通过开展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实践证明，“模拟公司”能够有效地解决职业学校经济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增长相关知识。“模拟公司”这一概念正在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同时也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教学机构的重视。
二、“模拟公司”的教育与基础
“模拟公司”的雏型诞生于50年代，但何以在8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起来呢？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是特定教育哲学思想与观念的体现。而“模拟公司”正是行为导向教育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1．80年代以来，“行为导向”一词频频出现在职教，特别是欧美职教教学论著作中，一时成为追求和提高职教教学质量、改革教学的代名词。它与其说是一种概念，毋宁说是一种新的职教教学理论更为确切。德国职教专家T?特拉姆对其作了的明确界定：“行为导向……是一种指导思想，培养学习者具备自我判断能力，懂行和负责的行为。它可视为主体得以持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展现。”在教学中，行为导向意味着：知识的传授和取决于学习目标、、方法和媒体等因素的重组，即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质上创造出教与学和师生互动的社会交往的仿真情境，把教与学的过程视为一种社会的交往情境，从而产生一种行为理论的假设。“模拟公司”的建立正是为了创造有助于师生互动，特别是学生主动参加学习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他们通过反复练习，进而会预期形成的、符合现实经济活动要求的行为方式、智力活动方式和职业行为能力，即在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性方面得到发展。
2．行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主要源于人们对现实及未来社会对职业人才新要求的思考以及对教育和学习概念的重新认识。过去，对学习过程最传统的认识是：动机、接受、理解、记忆。而今人们无论对“教育”还是对”学习”都有了新的认识，更强调“交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年版）对“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将“教育是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改为“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及持续的交流。”在此，学习是指个人在行为、信息、知识、理解力、态度、价值观或技能方面的任何进步与提高。“交流”是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信息（包括消息、思想、知识、策略等）转移关系。
柏林工大的教育专家杜霖先生形象地把学习比作“呼吸”的过程，强调学习者不仅要“吸进”还要“呼出”。他指出：“学习的核心是‘呼吸’，伴随着思考和，把记忆的东西进行融合、转化成实际和任务，然后去解决问题。完整的学习过程至少应该包括思考、记忆、表达、传递以及行动。‘呼吸’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实践，通常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可在一体化教室、实验室、工厂、车间等实际操作环境中进行“手脑并用”的学习，而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这样的学习场所。因为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条件下，员工的任何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学校乃至学习者本人都畏惧此类情况的发生。建立“模拟公司”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式。
3．“模拟公司”的教学和组织形式。“模拟公司”运作的基本方式是在“工作岗位”上的，采用的正是行为导向教学常用的几种方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引导文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表演和角色扮演教学法，等等。
上述教学法的共同特点有三个：一是以学生为中心、自主性学习为主；二是学生参加教学全过程：收集信息、制定计划、作出决策、实施计划、反馈控制、评估成果；三是教师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咨询者和伙伴。
教学组织形式采取自我控制的独立作业、小组制定计划独立作业以及小组作业等多种形式，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视培训目的、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学习任务的不同而变换。例如，要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则要求较多地采用小组作业形式，这样可使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使他们学会如何与他人打交道、如何合作、如何解决矛盾，等等。
4．“模拟公司”的教学环境。从60、70年代开始的教学环境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教学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劳动现场等环境，直接着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模拟公司”就是从改善教学环境入手，来达到其教学目的的。
建立“模拟公司”首先要考虑环境布置，应尽可能使学生感到真实。“模拟食品公司”摆放有相应的食品样品；“模拟旅行社”的办公室挂有地图、招贴画……例如，加拿大的许多“模拟公司”就建在正式的办公大楼里，学员培训时，就像楼里其它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上班一样。学员之间谈话时，常讲“我们公司”如何如何，多采用实际商务活动中惯用的称谓“您”，甚至着装也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商人……这种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适应性对于学员从学习场所向劳动现场过渡是大有裨益的。
三、国内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论述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1992年9月，由邹学荣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门设了一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主体及其交互作用的规律”。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各类教育主客体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规律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此后，不少学者继续探讨，使该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认识发生了争论。有的学者不赞同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概念，其主要依据是：主客体是哲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的主客体，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物，即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不赞同者就此提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本人讲的主体是人，客体是物，思想政治教育学使用客体这一概念，就会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物，从而否定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及他与教育者的平等性。于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就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教育资料是他们共同的客体。一些书就只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写他的对应面——教育客体。归纳起来看争论的焦点是：能否使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概。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与哲学主客体概念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争议主要来源于哲学的主客体理论，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概念和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进行比较，从而科学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范畴的内涵。哲学上的主客体概念是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实践活动中，人是活动的主动者，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担负着设定实践目的、操作实践中介、改造实践客体的任务。……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指一切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事物。”因此，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而教育过程中的内容、方法、环境等是客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与哲学主客体的内涵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其区别为：第一，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不同。哲学讲的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改造的对象是有思想、有行为能力的人。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改造”，其含义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即这里讲的改造不是指过去极“左”的政治运动中那种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用强制性甚至是粗暴的手段改造教育对象，而是指教育主体通过理论教育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用引导、激励等方法改变教育客体的错误思想，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使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自己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改造对象不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象性也就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含义。哲学主客体概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具有了该学科的特殊含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含义有重大区别：哲学讲的客体指的是主体改造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则是指教育主体改造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物，而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受教育者、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三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指的都是接受教育的人。只不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从哲学角度讲的，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讲的。三个概念完全可以同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区别，骆郁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一书讲得很准确：“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是从人和物的关系上划分的，是指人类活动的对象。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不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来划分的。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划分的。准确地说，是从人与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与被作用、教育与被教育。塑造与被塑造的相互关系上来划分的。”第二，不能将教育资料作为客体。这里的客体，应该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即教育客体。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不同点在于：哲学客体指的是事物，教育客体指的是作为教育主体作用对象的人。如果照搬哲学主客体的含义，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资料作为客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改造的对象就是教育资料，而不是作为教育对象的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主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去改造教育资料。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塑造人，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第三，照搬哲学上主客体的概念，无法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效益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满足教育对象需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离开了教育对象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无从谈起。第四，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片面的。有的书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这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存在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存在，才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何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没有教育对象，何来教育者。反之亦然。教育主客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哲学主客体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就在于它特殊的改造对象，特殊的方法、环境，特殊的价值追求等。当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后，主客体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即教育的主客体都是人，其区别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通过理论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影响人，改变人的人。教育客体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被影响、被改变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内涵。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思考
1．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积极意义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双主体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此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为他们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双主体”说对深入研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人，不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二者还有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教育者希望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能在教育过程中锻炼和提高自身素质。受教育者希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理论，提升思想素质，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活动。只有双向互动，充分调动二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缺少任何一方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效果都会受影响。
2．如何评价“双主体说”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是不同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主导着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他的职责是指导受教育者转变旧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他的职责是在教育者的指导和帮助下，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理论和自学理论，参加各种教育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和职责来看，前者自然是教育主体，后者是教育客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地位和职责就会被颠倒和混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不能有序进行。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这个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一个主体和客体，他们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而存在。如果不认可这一点，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谁？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还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我们认为：教育主客体尽管能够相互教育，也需要相互教育。另外，当教育主客体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时，教育客体会转化为教育主体。但是，在一般情况和教育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只能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主体。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否存在“双主体”？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双主体”，但这种存在是有条件的。第一，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会相互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一对矛盾，教育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被主导的方面。在《矛盾论》中指出：“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这对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过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会互相转化。互相转化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素质高的教育客体指导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文化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较大的知识落差，前者的知识水平一定高于后者，否则文化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一般情况下，教育主体的理论水平高于教育客体。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情况就不同了，有的教育客体的理论水平却高于教育主体。教育主体要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先向教育客体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就互易其位，向教育客体学习的教育主体就转化成了教育客体，而教育客体则成了教育主体。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教育主体不思进取，理论知识日益陈旧，思想观念不断僵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一些教育客体则勤奋学习，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观念都与时俱进。由于后者超越了前者，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这时，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就发生了转化。第二，教育主客体优势互补，长短相济。教育主客体之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各有长处和短处。教育客体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去影响教育主体，也会使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发生转化。“先生”向“学生”学习，“学生”教“先生”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第三，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配合教育主体完成教育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主动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理念，新的理论传递给教育主体，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当教育主体接受教育客体传递的先进理念和新的理论时，他就转化为了向对方学习的教育客体。二是教育客体进行自我教育。教育客体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这时，他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自我教育，使他集教育主客体于一身。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就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是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一个是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作为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尽管他转化成了教育客体，但他的工作岗位、承担的教育职能没有变，他还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主体。所谓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是指他的原有身份是教育客体，当他去教育原有的教育主体时，他的位置就转化成了教育主体。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双主体”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讲“双主体”，既会造成教育活动管理的无序，也会使教育主客体地位、职责不明确，最后直接影响教育效果。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理论争论的评析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使用主客体概念的人认为，使用了主客体概念会忽视了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得教育主客体地位不平等，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出来，不在于该用还是不该用教育客体概念，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认可。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教育客体在教育主体的引导下，认可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就会自觉主动地去追求它，实现它。因为教育目标包含着教育客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关系到他的素质提高和发展前途。教育客体一旦认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精神动力就随之产生，其主观能动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二是在教育主体的教育和帮助下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客体要想在事业上有大的作为，就必须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有了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他会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在业务活动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由于受环境和自身阅历等因素的限制，教育客体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对他进行价值观教育和发展方向的引导，帮助他在实践活动中确立自己科学的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出来。
2．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地位的平等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主客体的地位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
（1）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
关于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可从法律角度和人格角度去分析。从法律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教育主客体二者是平等的。他们的差异只是在教育活动中分工的不同。教育主体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教育客体则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分工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政治地位的平等性。从人格角度讲，二者是平等的。人格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利和人格尊严。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关怀。从实现社会目标的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梦者。二者都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正因为教育主客体具有以上的平等性，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2）教育主客体二者的不平等性。
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素质和承担任务的角度讲，二者又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主客体在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方面存在差异。由于教育主体是经过组织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并进行了专业培训，有的还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出国留过学；有的经过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锻炼，具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丰富经验。一般来讲，教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素质高于教育客体。从素质差异的角度讲，二者是不平等的。二是教育主客体在教育活动中的任务不同。教育主体的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引导、激励教育客体掌握科学理论和提高思想素质。教育客体的任务则是在教育主体的指导下，学习理论，转变观念，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简单地讲，教育主体的任务是“教”，教育客体的任务是“学”。他们的素质、任务不同，决定了二者的不平等。三是教育主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的作用不同，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是一对矛盾。讲：“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教育主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要受教育主体的约束。这里所讲的约束是指教育主体为了完成教育任务，要用教育目标和组织纪律去约束教育客体，而不是讲教育主体要约束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限制教育客体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五、结语
一、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第一、智力正常。衡量关键在于其是否正常地、充分地发挥了自我效能。第二，情绪健康，其标志是情绪稳定、心境良好。既能克制又能合理宣泄自己的情绪，情绪的表达既符合社会的要求又符合自身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有恰如其分的情绪表达；情绪反应与环境相适应。反应的强度与引起这种情境相符合。第三，意志健全。强调当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通过控制，实现勇于面对困难并敢于挑战。第四，人格健全。能正确的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对周围的人与事均有独立自主的见解，不盲从，热爱并专注于自己的学习，有强烈的责任心，并能在负责的工作中体验生活的充实和自己存在的价值。第五，人际关系和谐。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乐意与人交往，与人为善，对他人充满理解。第六，社会适应正常。既能进行客观观察以取得正确认识，以有效的办法应付环境中的各种困难，不退缩；又能根据环境的特点和自我意识的情况努力进行协调，或改变环境适应个体需要，改造自我适应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学生面对的心理问题
首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动机不强，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并不去钻研学习方法最终导致学习成绩低下进而产生焦虑情绪；其次，学生在情感方面也存在心理问题。具体体现在，情绪控制能力不强，容易冲动，经常出现压抑等情绪低落和情绪异常现象，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抵抗能力较弱；再次，学生在人格构建中也存在问题。部分学生的人格并不健全，没有荣辱感和羞耻心，对什么社会事件表现冷漠，而对自身的不良性格却没有清晰的认识；最后，学生在自我认知上也有问题。有些学生过于自信出现自大的不良自我认知，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而面对问题时有速手无策。
三、加强心理教育的方法
1.明确三个目标
直接目标：减少非正常事件的发生。次级目标：调整学生心态，学会自我调适，防止发生非正常事件。终极目标：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积极的情智教育，培养大学生具有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个性，具有应对压力承受挫折的能力，提高自我调控的能力。
2.要做到四个结合
分别处理好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理念相结合、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相结合、展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个性与培养辅导员工作技能相结合、亲密辅导员与学生的关系与构建和谐育人环境相结合。
3.树立一个理念
心理健康教育的宗旨是：服务与指导。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与扶持院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推动学校全员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工作思路：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化。
4.创建一个系统
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起一个全员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对大学生全方位地开展心理素质教育，在学校创建一个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建设三个阵地：咨询（个体咨询、团体咨询、大型咨询）—课堂（课程与讲座）—研究。依靠三支队伍：心理咨询教师、辅导员和学校医师。建立三级保健网络：学生（心理协会会员、心理保健员）、系心理联络员、校级心理中心。
5.形成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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