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规范化管理工作机制的缺乏
思政教育实施与人的发展休戚相关，在潜移默化的教育模式实施过程中思政教育的实践性特征方能得到体现。从思政教育实施的具体形式及意义出发，其目标培养和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影响依赖于思政教育管理规范化的实施。由于计划实施与规划组织的缺乏，高校的人才培养规划在管理工作机制建设方面相对缺乏，教学过程中对于思想教学的组织不够严谨，这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显然极为不利。除此之外，学生工作的开展也缺少长期性的规划与阶段性实施计划，不够健全的规章制度加之人员配置不够齐全，这些都使得思政教育管理的管理目标难以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体现，文字档案记录较为混乱。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思政教育管理的规范性出发，切实提高教育管理体制实施的针对性。
2．现有的思政教育管理体制
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现有的思政教育管理体制忽视了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分级管理体制的实施通过层级管理的方式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德育为先的原则确是统一了学生的行为规范，然而在创造力培养方面却难以体现。其次，教育管理体制分工不够明确，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分离了院校之间的关系，学生管理与思政教育管理本质上过于偏离。最后，人权与事权的相互分离降低了教育管理的实施效率，管理者仅仅能够依据现有规章制度来对事情进行管理，忽视了其中人文管理内涵的体现，这显然不利于思政教育管理体制的革新。
二、高校思政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1．持久有效管理机制的建立规范化管理
在高校思政教育管理体制建设中的体现应当从体制创新和教学管理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入手，通过提高管理机制的有效性与持久性突出动态开放、教学互动与监督管理在运行机制中渗透的必要性。这一过程中除了需要明确党政领导的工作职责外，齐抓共管也是统一的领导所要落实的内容，在总责制度指导下体现网状体系的实施优势，提高人员在教学管理中的参与积极性，在互相监督中促进优势互补与密切合作。全新管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从人力和物力等方面出发，保证机制建设的有效性，通过规范化管理工作的开展确保管理工作对学生综合素质拓展的重要推动意义，这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实施质量也是重要的保障。此外，教学质量的提高还依赖于教学管理工作体制的有序建立，从思政教育工作的计划性、职业化及制度化等方面保证教育管理体制的实施效果。
2．双向分流辅导员机制的构建
随着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不断扩大，辅导员自身的素质与岗位工作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这无疑阻碍了思政教育管理的有效开展。教研与思政双向分流辅导员机制的构建明确了对高校辅导员的任用与选拔机制，更加重视对辅导员自身的政治素质的衡量与考察，辅导员除了需要具备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之外，其自身的政治素养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通过对辅导员教学科研工作量化考核标准的降低突出分流渠道在推动辅导员教学管理工作实施中的必要性，这同样是高校思政教育管理体制创新不容忽视的环节之一。
3．思政教育实施规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1、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包括大专院校在内的高校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同时学生面临着就业难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学校教育管理应更加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当前，学校生活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学生生活环境、生活服务质量对学生学业、良好思想意识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学生所经历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不同，学生个体思想上的差异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因此，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必须加大政治思想教育的力度，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思想引导，提高其综合素质。其次，现代部分大学生存在个人意识与独立意识较强而社会意识和自立能力较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显露，所以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问题，根据学校与社会的发展情况，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因此，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必须围绕思想教育这个中心来展开，从而逐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当前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学校教育观念存在问题。目前，有很多学校对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较低。“只教书、不育人，只顾教学、不顾思想教育”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部分学校实施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体制不健全，特别是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评价与激励机制等的不完善；（2）一些学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工作的中对学生的“管”多于引导和关心服务，学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师生之间很难达到理解与认同的；（3）目前很多学校不断扩招，但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也有待提高。
2.2学生思想观念及外在环境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逐步转变，大学生中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的不良行为不断出现。一方面，社会上腐败和不正之风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使他们的信念和理想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的弱点与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缺陷使部分大学生迷失了方向。索取与奉献、享乐与艰苦等方面存在的矛盾逐渐膨胀，同时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滞后造成了学生知识灌输与思想品质及综合素质培养的不平衡。
3、如何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1学校应不断更新思想教育观念，完善管理工作体制。学校应全面深入理解党的教育方针并不断进行学习讨论，实现教育观念的更新，确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重视对学生科学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强化民主、责任、法治和服务意识，给予学生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更具自觉性和创造性。同时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激励机制，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工作做细做深做实落到实处，不断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3.2把握日常管理工作的重心，增强工作的实效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涉及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都较为繁杂和琐碎，在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因此，许多学生思想上和价值观方面一下深层次的问题容易被忽略。因此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应把握重心，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辅导员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应处理好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充分考虑学校要求与学生实际情况，通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考，从而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理服人”的效果，正确处理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增强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3.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日常管理工作队伍建设。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教育管理队伍相对薄弱的问题，要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必须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教育管理队伍。首先，学生辅导员队伍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学校教育与管理的很多工作都是依靠辅导员来完成，辅导员队伍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到校风、学风的建设。学校要做好教育管理工作，就必须建立优秀的辅导员队伍。不仅要加强辅导员师德、师风建设而且要积极培养辅导员的管理教育能力，并设置严格的辅导员工作评价与考核制度，实行奖优惩劣，真正把辅导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其次，还要充分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班团干部班子的群体力量，引导学生做好自我管理与教育工作。
一、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转变
管理是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名词，说其古老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被使用，可以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管理，说其常新是因为对管理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管”在中国古代典藉中的最初意义是钥匙，掌管钥匙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而发展成为动词，有“主管、控制”的意思。“理”原来是指玉的纹理，作动词时指治玉，《朝非子》记载“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引申为治理，所以古文中管理有“主管、治理、控制”等涵义。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是指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和控制各种社会关系，使之有利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活动。管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就更加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
从总体上看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管理，包括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实现的管理，这些管理方式以国家的暴力工具作为后盾，通过它们的强制力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社会管理方式被称为“软”管理，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导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实现管理的目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政治要求，因而成为社会软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类社会管理方式相比较，硬管理具有稳定性强、速度快等优点，但同时也具有覆盖面较小、严密性差等缺陷。因而我们不可能运用行政手段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令人满意的管理，同时法律也不可能对大大小小的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地给予规定。而这些不足之处恰恰是软管理的优势所在，因而社会生活本身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等软管理手段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对行政、法律管理的不足之处予以弥补。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作用。
著名学者、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权威张尉萍教授在1999年就曾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学是治党、治国、治企的科学，“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第一大功能是治党，治党首先是从思想政治上的治，从严治党，首先要在思想政治上从严，第二大功能是治国，……特别是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西方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想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第三是治企，现代企业奉行以人为本，高度重视思想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已有大量成功的范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教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从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地说通过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增强整体意识，自觉地接受管理；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可以使人们主动地进行自我控制、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能否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管理的好处，并自觉地加入其中，主动处理好人际关系，有利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借鉴
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活动，其它社会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考察某种活动，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个名称，而要看它所指称的事物是否确定存在，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都在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正如陆庆壬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历史上各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
政治学理论认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它们持相对一致的态度时，才能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就必须取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寻找道义上的依据。在中国古代夏商时期，国王的对外扩张被称为“天讨、天罚”，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特别是有德的统治者是接受天的意志来管理民众的。这种“德治”的思想经过孔子、孟子等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官方思想。汉朝时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被上天赋予“圣人之性”的人，天生为善应做统治者，而具有“斗筲之性”的人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能作顺民工。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符合前者的人是至善的，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后一类人则需要被教化，被奴役。在西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宣称人天生有三种质，分别是由金子、银子和铜铁做成的。金质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天生的统治者；银质人勇敢善战，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享受因而是被统治者。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则根本不将奴隶归于人的范畴，认为他们是“有生命的财产”，是“优于其它工具的工具”。欧洲中世纪官方神学家则公开宣称，统治者实施统治是上帝的“旨意”。马克思曾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律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资产阶级则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向民众传播“正义”“善良”“天赋人权”等抽象的概念，把阶级利益说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号召人们为其努力奋斗。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还被用来约束、限制个别统治者过分的行为，以免危及整个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就要求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而要符合一定“德行”的要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要求个别有钱人不能过于为富不仁，要有一些“善举”。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在历史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取得了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不能取得的“效果”。抛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谈，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三、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要求
有些学者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曾盛聪先生撰文提出：“从性质上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宣传教育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组织范畴，实践上前者是使人解惑明理的过程，后者是使人认同执行的过程。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展和管理科学的不断深化，两者的相通性日益凸显，它们之间交互渗透、互为借鉴的性质在不断扩大和强化。笔者认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已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迫切的要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调节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人群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很显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发展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3月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这些问题固然要靠发展生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工作来加以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去说服强势群体自觉出让部分利益，帮助其它社会阶层致富，这就是所要求的“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弱势人群纠正心理偏差，树立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是沟通人际关系的剂。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个人成功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直接目标之一。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实践经验、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观察问题的角度等各不相同，对利益的追求，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有时甚至会以激烈对抗的形式出现，因此协调人际关系是新时期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人们在对问题的看法、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选择上就会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和相近的做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内耗”，从而化解矛盾、理顺关系，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主客体关系；对比分析；研究回顾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必不可少的要件和元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有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结构系统及其基本规律，规约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完善。正因为该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学界尤为重视，相关论点也精彩纷呈。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的研究进行简单回顾和评述，特别是将近来部分学者提出的“六要素说”和已纳入学科经典原理之中并长期沿用的“四要素说”进行对比分析，思考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认识的主要差异及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从学理上把握和明确这一重要问题。
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主要观点回顾与问题聚焦点
从近年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论述虽不算太多，但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初步查阅相应文献，可将当前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构成的观点大致归纳为：“三要素说”、“三体一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含“新五要素说”)、“六要素说”、“七要素说”、“八要素说”、“十要素说”等[①]。
毫无疑问，这些探索都是富有意义。这里，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要素？从概念上分析，系统和要素是自然界、社会、思维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系统和要素两个方面。系统是诸要素（不少于两个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要素是组成一个整体而相互作用的部分，是指“组成系统的各个单元、因子、部分”。[1](P49)一方面要素要充分地体现与系统整体事物之间的直接联系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素与要素之间要充分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但凡举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都应力求把握三点：一是从特征上要充分彰显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中的不可或缺性，强调少了其一就难以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运行过程，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构成实体，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构成；二是从功能上要能够充分反映和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形态上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即作为要素要能够在任何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当中找到相应对针的部分；三是从属性上要尽可能地可以突显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即要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具体实践给予定性，强调一定内属性与独特性。以此为据，对现有的要素说试作分析，我们认为：传统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要求“三要素”说未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动态的过程外显出来，略缺动力性系统环节方面的描述。“五要素说”忽略了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其无力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状态下出现的新变化。“新五要素说”的教育媒介与教育环境语义关系不明，区分性不强，没有构成彼此独立的次级系统。“七要素说”所提出的教育效果和教育反馈已内在地包含于教育方式当中的，而且效果、反馈本身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后才出现的问题，不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系统必不可少的部分。“八要素说”所提出的教育噪音等也与“七要素说”类似，没有根本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实质，不太符合要素的要求。“十要素说”用系统论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中观系统的角度分析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客观上讲任何一项人的行为活动都可以推论到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概括性和内属性不强，且各系统之间存在重叠交叉之嫌。总的分析，按其定义逻辑和要求，很明显，还是“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实质和特性，而且事实上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争论的聚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四要素说”和“六要素说”上，两者在诸要素论中也是最受关注的。具体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受教育者。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用主客体的范畴来概括有欠恰当，因为主客体关系不能定义和说明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指出既然教育者和受教者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么人就应该有自己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选择，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受教育者）都是主体，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完全是主体决定客体，客体反映主体的关系，两者的角色定位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同时，有学者从哲学层面对何谓主体、客体的概念先进行了分析，继而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难辩难分的事实进行说明，指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表述，必须是清晰明确、不致产生任何歧义的。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话语形式不利于基本概念的厘清，并一定程度上造成语义不清、歧义不断，为此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还是不宜替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这里，有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附加到仅仅用于事实描述的主客体要素上从而提出主客体不能作为要素的结论。其实“四要素说”的主体、客体都是以实体形式出现的，作为要素时两者本身是原始且静态的，不带有认识论层面的主客体关系。
二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各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缺一不可，应独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存在。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不妥，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不能笼统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等；把内容和方法合并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要素，确实减少了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个数，给人一目了然之感，但是这些合并项的要素的质不同，在系统中的地位不同，为系统功能所做的贡献不同，把他们强行合并到一起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研究。同时也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内涵和外延不同，功能也不同，其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教育内容不能作为介体来对待，内容是由目标决定的，目标的客观性决定内容的存在，因此内容应该是教育的要素之一，但它不是基本要素而是目标决定的非基本要素。[2]（P27）
三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所不具备的可控性和可创设性，离开对“情境”和“环境”的区分，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逻辑上站不住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3](P106)这种情境相对于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生成而言是一种外部的客观存在，但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本身就是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中的一个要素。同时提出有些环境因素虽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但却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不能有效掌控的，相反情境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而有计划地创设的具体教育条件，它的创设和存在就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初步印证其所接受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性提供具体情境，其无时无刻不渗透和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具有实际可控性。[4]（P71）同时“五要素”论者抓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的解释给予反驳，认为不应该专指“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也当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范畴，并且认为环境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任何事物或活动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但不能把这些视为其构成要素。然而，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所指的“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环体相互联结的纽带”，[5]（P243）就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内部环境因素，这个内部环境因素体现在主体、客体与环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中。为此，上述看法实际上是认识角度的不同所致。
四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否属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现着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形式上是客观的，但实质上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一旦确立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轴心，应当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但有人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际上已经天然地内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导者）身上了，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设定和依托教育内容进行教育时已经内在地蕴涵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了，为此按照要素的定义无须单独列出。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见解不同的原因
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认识的差异其实主要还是根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即在于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社会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还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场”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质上，“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的不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认识的宏观（一般性）与微观（具体性）的区别，两者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本质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按照一般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可以分为三层意思，即它首先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其次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是一种有组织计划地以教育为中心形式并体现主导阶级意志的社会意识实践活动。为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在范围上就存在差异，宏观上可以理解为一切对人们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培育教化人的活动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而微观上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场合下教育者对特定对象所开展的具体教育实践活动，即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下，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时空共同“在场”的具体范围内存在的教育实践活动，如中小学思想品德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学习报告会、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企事业单位各种思想教育活动等等。不难发现，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就导致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等认识的差异。例如，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种在特定时空下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场”的教育实践活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时空条件的具体性和可控性，那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自然比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②]更能体现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和范围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也就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能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但是，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上升到整个社会实践层面从宏观上来理解，那么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就远远不只是基于教育者、受教育者、特定场合（思想政治教育情景）的“共场”问题了，它实际上涉及和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酝酿、组织、管理、实施、反馈等一系列过程。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分析一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两个概念。一般而言，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创造性与预见性的统一。但当用作指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要素时，笔者认为教育者的概念则不应泛化，教育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最活跃、最直接、最正面作用于教育对象的人。“教育者”这一概念本身无法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直接参与具体教育但直接负责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组织管理机构、部门和人员等（下文有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上级党政领导部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谁作为要素更合适的争论也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如果也把思想政治教育限作是在特定、具体的教育者和受教者共同在场的教育实践活动，无疑，在特定的教育者主导性作用下，这个时空条件也是特定的，即教育者能够充分地通过预先设定和掌控具体情景来影响教育对象，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便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如果不基于特定的具体教育实践形式来理解，环境就自然且理所当然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可以说，“四要素说”始终是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这同“六要素说”事实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只是彼此思维起点不同，即把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为是“国家（主体）（中介）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还是狭义的“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③]。这一点，正是这两种观点最主要的差异所在。
三、“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的对比分析
其实无论“四要素说”还是“六要素说”恰巧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这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四要素说”比较切合设定为要素的要求，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领域内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的“四要素说”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主体、客体、介体、环体这“四体”概念更能在系统层面反映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社会性与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性，能够从整体上高度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结构的同时定性思想政治教育。二是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在语义表述上能够涵盖、囊括、体现和对应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不至于出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却无力说明和映照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表现形态上的新变化的“尴尬”。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涵和关系属性上要明显小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核心和实质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当中直面教育对象的教育施动者，不应全部涵盖各个组织、管理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员、组织和机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比教育者更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工作特征，以及所不同于一般性学校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居于首要的政治性特点。一方面显示实践范式上的组织科层性，即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性育人活动在统领部署和组织实施上的“自上而下”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显示当思想政治教育被纳入教育学话语体系下来作为一种教育形态来理解时所内涵的特色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主导和引领职能。
用教育者、受教育者取代主体、客体可以规避主客体之间在关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避免把受教育者当作纯粹自然化的客体来对待，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及其现实实践的必然要求。但也随之产生了两个疑惑：一是“教育者”一词在语义上应不应（暂不讲“能不能”）包括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复杂系统的承担者、发动者、实施者？二是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能不能做到“双主体”乃至“主体间性”，而没有主导的一方或相对被主导的一方的存在？
对第一个疑惑：笔者专此翻阅了不少文献中对“教育者”一词的定义，发现“教育者”的解释也有多种，且大多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鲁洁、王逢贤认为“从广义上凡是有意识地形成或改善他人思想品德的主体都是教育者，包括教师家长亲友和其它社会成员；而狭义上就学校教育而言，全体教师都是教育者，都是德育主体”。[6](P435)那么，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者自然就应该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组织者、发动者、实施者等。但恰巧不行，过于泛化的理解会带来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无法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系统完全子系统化，也无法准确定位和定性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上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自然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那么管理也就不需要再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教育与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范畴）。笔者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组织、协调、控制、反馈等的总称；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专指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特定实践过程，并直接采取“面对面（face-to-face）”或“面——载体——面（face-carrier-face）”的方式与教育对象进行思想观念的直接互动交流，并对对象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的人员。即强调两个“直接性”：身体直接在场或依托媒介直接在场、直接思想观念信息的沟通互动。这样区分，在有利于我们科学而有层次地把握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运作模式的同时，才可以更好地引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问题，谈相互关系也才有了现实的话语平台，否则由于教育者定位的“繁芜边际”必定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疑惑。
对第二个疑惑：笔者认为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要素表面上规避了“主客体说”所带来的认识论层面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疑惑，但实践中却遭遇现实性的不可能，而且很容易产生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一个“悖论”——主导性与主体性（含双主体、主体间性）的矛盾，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要求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主体性理论之间能否实现一致？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能不能使然产生出主导性？[④]尽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多样的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主客体也可以相互转化，但转化是有条件的。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关系在很大程度和更多时候是特定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和内含的。主体还是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方，客体总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的一方。我们不能因为要达到双方关系地位的平等而否认主体与客体存在的特定性。如果每个人都是主体，那就不存在客体，显然也就难以存在“接受”与“被接受”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所谓方向、立场和信仰。“双主体说”、“无主体说”与“多主体说”都是片面夸大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而对二者不可省略的对立则采取了忽视的态度。[7](P214)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转化都是在一定条件和背景下才出现的，不是无条件地都发挥“主体”作用。
于此，需要补充的是：当前我们形成的共识是“当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体要素加以指明和概括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机整体的主要组成要素，它们是原始的，不加评论的。而当超越了实体性论证进入认识论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所具有的认识论的本质属性，使我们在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时，需要引进主体与客体这对哲学概念，以便更加清晰地阐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系统中，主体和客体在它们的对象性关系中，双方相互作用的机制、过程和运动轨迹”。[⑤][8]（P30）我们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要把握两点：一是动态性；认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很难以也不应该苛求达成一致，或者是视为固定模式，而且所谓固定模式也只是相对而言最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较为普遍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动态性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但也要注意这种动态性关系相对在很多时空条件下所显现出来的一般性，那就是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发挥教育者的主导性。二是具体性；例如课堂思想政治教育比其它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目标、方法等方面更带有即定性和规划性，为此课堂教学模式下教育者就很难与教育对象完全处于平等状态，即便是平等状态只会在表面的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得到体现，本质上只要是教育者作为主讲（教育内容主导）这一实体存在，就不能说教育者非处于主导状态。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丰富多彩的，这决定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应该根据不同实践状态及其实践要求来具体认识区分，只不过在动态性与具体性的把握中我们要致力寻找当中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定关系。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但“四要素论”都能够很好地框定这些新变化，从而避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却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变化发展的现象。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隐性化和网络化趋势大大加强，出现了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和虚拟性思想政治教育三种形态。而在生活化、隐形化和网络化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越来越不同于传统师生同场的学校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它的特征就是超越时空的具体限制，让思想政治教育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但同时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无时无刻都不发生（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场所也随着消失，传统强调“在场”的教育模式变为“不在场”，“特定的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变为“不一定特定人、针对不确定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也变得不再具有明显的可控性和可创设性，相反教育对象可以更为丰富地展开联想乃至于完全超越了原初教育者预先设定的情景和内容。与此同时，在生活化和网络化形态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日渐隐性化和掩藏化，教育者越来越不明显，教育对象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模糊，对象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表现为不确定性和整体集群性。这时，教育者、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情景就存在无力说明和映证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新变化新特征的问题。但不同的是，主客体可以无限地框定各种实践形态的变化，主体可以框定各类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和机构而不论这种组织实施方式多么复杂和不确定；客体也可以很好地框定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不论对象是多么混杂。因为每个人必定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而每一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都必定是影响其他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但不管“教与被教”如何转化互动，现实的客体的存在却是无法规避的。而表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联系的介体也能够框定这些发生在主客二者之间的各种互动交往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跨域虚实之间，可以明显亦可以模糊，但这种关系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且发生着的。至于环体更是可以涵盖对人的思想品德观念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远比情景更具有作用域上的广泛性和兼容性。
四、结语
由于“六要素说”是从特定、微观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层面上来理解的，强调的是具体时空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更多带有教育学理论中关于教育要素的色彩，所以它更多与整个宏观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视角不同。从各自的特性上看，“四要素说”体现为整体性和实体性，能够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系统的实质；而“六要素说”体现为具体性和过程性，能够从具体过程的角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的实质，反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认识更为精细、具体、动态。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六要素说”实质上只是“四要素说”的一种再细分化的表述，本质上不存在绝对分歧。这正是两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观的主要差异。
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只具有一般学校教育的属性，同时也具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属性，是一种比学校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更为普遍存在的教育形态。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不宜太拘泥于学校教育层面来阐发，它必须能够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思想观念教育实践的社会性、群众性和广泛性特征，并能够在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定性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性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而不是属于教育学学科。综合分析，可以说，经过多年探索业已形成并坚持下来的“四要素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是较科学合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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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祖嘉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特性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7，（3）：29-34
注释：
①三体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要求）；三体一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和媒介）；四要素说（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五要素说（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新五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媒介、教育环境）；六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情景）；七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育效果、教育反馈）；八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信息、教育载体、教育噪音、教育情境、教育效果、教育反馈）；十要素说（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内容系统、方法系统、环境系统、思想系统、原则系统、信息系统、决策系统、评价系统）。
②这里对主体、客体的认识属于实体性认识，不是指进入认识论层面的主客体关系。主体特指对一定客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客体特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作用对象，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或受动者。
③笔者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构成的分析应立足于其社会性本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性逻辑思维脉路。与之相一致的观点可参见张耀灿教授《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思维》一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0期）和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
中央16号文件贯彻实施四年多来，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越来越引起了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实际操作也还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因此，深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对于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环境，帮助各级党委、政府、高等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厘清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促进大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前提：实现四个突破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普遍存在着“过空过虚”的状况，包括评价目的不明晰，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抽象，评价手段滞后，评价功能狭窄等。[1](P122)要构建符合时代要求、遵循教育规律、体现16号文件总体部署、衔接高等教育质量工程要求、易于实践操作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首先应当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1.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看不见、摸不着，可重可轻传统认识的突破
有不少同志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学生知大事、明大理，其点点滴滴的进步往往存在于无形之中。也正基于此，他们认为要评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怎样，难于具体，且不宜具体，其结果使得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空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要建立新的测评体系，既要充分继承已有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考核评估方法中的宝贵经验，又要注意跳出模糊认识的误区。一方面要坚持定性测评与定量测评相结合，测评指标须尽可能数值化、事实化并可测量化，依靠动态数据和可追溯性事实支撑好三级指标的可测点；另一方面，要将受评对象直接对应到相应的部门或单位，以克服相互推诿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从而增强测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软”变“硬”由“虚”变“实”。
2.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单一受评对象的突破
长期以来，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高校的事情”这一思维定势使高校事实上成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单一受评对象。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和国际国内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全面解析中央16号文件，从全社会角度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体系应当将“党委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作为重要的检测线索；应当将“学校主导，全员参与”作为贯穿整个指标体系的一条主线。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对象不仅包括高校，同时还应当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相关方纳入其中。由此引导大家以更加广阔、开放的观念去对待、认识和处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高层次地与社会发展趋势协调发展。[2](P23)
3.对“上级对下级”单向测评主体的突破
长期以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几乎都为学校内外部的“上级”对“下级”的结论式单向评价，其评价的主体多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校内行政职能部门，这使得评价信息不能闭合式互动并立体覆盖。鉴于此，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体系，应当根据地方党委政府、高校、学生、家长、社会相关方的各自职能，充分发挥交互式测评主体的能动作用，最后的测评结果应当是各个测评主体评价结果之综合，以避免单向评价主体带来非均衡评价结果的不良现象。
4.对靠大量文字描述，靠长时间现场评估做法的突破
在过去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很多内容都是靠文字材料来支撑，靠受评对象的汇报和不厌其烦的解释。这样的评价既给受评对象以较大的“笔下生花”的发挥空间，又让测评实施者在各种“真真假假”的支撑材料中疲于搜索有用的信息，无形中增加了测评难度，降低了测评信度，无法真实反映各受评对象工作的状态和水平。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新体系，测评方式应当尽可能信息化、透明化，并通过“基础信息+现场考察信息”来提高测评效率与信度。
二、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关键：把好五项原则
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地反映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反映社会变化发展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反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特点与规律，紧扣其核心和薄弱环节，贴近大学生思想变化实际，利用可视可测的具体指标以及简便易行的测评手段，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评价。
1.紧扣中央16号文件精神的原则
中央16号文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纲领，其实质和精髓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央16号文件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实施途径等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体系的架构，必须以中央16号文件精神为核心，全面反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求，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结合高等教育的实际，体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评价，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
2.紧扣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环节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运行主要包括教育者的施教环节和受教育者的接受环节，以及确定教育目标、促成转化和反馈控制三个基本环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构建，既要注重动态的工作环节考察，又要注重实实在在的工作结果评价，坚持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坚持重点与一般的统一。
3.紧扣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环节的原则
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存在着指导思想不适应、教育内容不适应、方法手段不适应等方面的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构建，要从现有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入手，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测评要点，强化测评的导向功能和调节功能，给受评对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定航，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以实现测评与诊断相结合、评估与导向相结合的测评目标。
4.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可视可测的原则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视性评价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标准和手段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充分依靠动态数据和可追溯性的事实，把评价指标转换成显性的、可视的和可测的内容来进行客观公正的测评。应该说，可视性评价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领域重要而有益的探索。
5.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手段简便易行的原则
搭建测评数字化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是使思想政治教育测评简便易行的前提和基础。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在以检测定量数据和可追溯性事实为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测评信息分解为基础数据信息和现场考查信息。对基础数据信息部分，可以通过分类标识、定期报送和系统分析等方式来处理，尽可能减少现场考查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受评对象的“迎评”工作量，真正体现科学测评的理念。对于现场考察信息，以采用科技手段为突破口，通过数理软件开发来实现便捷式操作。
三、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思路：指标体系+实施路径
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应当具有测评目标的一致性、测评内容的完备性、测评指标的独立性、测评过程的系统性、测评手段的可测性和可行性等特征。对此，我们可以遵循以下思路来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
1.以职能职责为依据，准确把握测评对象和适用范围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多样化的，其中地方党委政府和高校是最核心的主体，它们承载着不同的职责与功能。中央16号文件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因此，就测评对象而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至少要涵盖对地方党委政府和高校的测评，同时兼顾对其他社会组织的测评。鉴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地方党委政府主导下开展的，也可以将高校融入地方党委政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指标体系之中，构建包括对地方党委政府（《指标体系[党委政府版]》）和高校（《指标体系[高校版]》）的可分可合的测评指标体系。就测评指标体系适用范围而言，《指标体系[党委政府版]》可以定位于中央对省级党委和政府，或省级党委政府对下级（如地、州、盟）地方党委政府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高校版]》，可以定位于地方党委政府对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以及上级评估组对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检验性抽查，也可作为《指标体系[党委政府版]》的组成部分，接收最高教育主管部门的测评。其中，高校版“测评指标”的设计，可以针对并定位于普通高等学校。对于其他不同类型高校，可以参照执行。
2.以目标导向为依据，科学设置指标选项和评分标准
测评目标具有引导受评对象行为方向的作用，可以激发受评对象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帮助评价者和受评对象纠正偏离的目标。在测评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指标选项和评分标准应该根据测评目标进行设置。基于此，根据地方党委政府和高校自身的功能要求，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可以选择将组织领导、条件保障、育人渠道、社会环境、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工作绩效和特色与创新等，作为《指标体系[党委政府版]》的一级指标；可以选择将组织领导、条件保障、主渠道建设、育人环境、人文关怀与管理服务、工作效果和特色与创新等作为《指标体系[高校版]》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相对应的二、三级指标按照中央16号文件及其配套文件等设置，评分标准依据测评原则、指标自身特性及与测评目标的相关度来确定，由此搭建科学而系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框架。
3.以测评功能为依据，合理确定指标层级和评分权重
一般而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具有诊断功能、导向功能、信息反馈功能和调节改进功能。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目标导向与激励纠偏相结合，问题鉴别与持续改进相结合，是充分发挥测评功能的重要保证。为了测评功能的有效实现，测评体系指标层级和评分权重的确定，需要在遵循以上原则基础上，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根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少、重要程度与难易程度的大小以及工作效果的现实实现度等进行合理设置与分配。
4.以结果应用为依据，有效遴选测评实施路径
测评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环节和举措。测评结果的应用，既是这项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这个环节的有效延伸。为了使测评结果符合客观实际，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测评体系的组织实施、测评方法和测评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可视可测的原则，需要进一步强化测评的信息化意识，让评分标准或得分点尽可能数值化、事实化并具有可测量性，并以此增强鉴别力和可追溯性非常关键。就测评路径而言，一是掌握基础性常态数据信息，了解受评对象日常工作的基本情况，掌握相应的工作记录和文字材料，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定期报送获得；二是掌握现场证实性信息，主要是通过到现场的查、看、听、访、谈等，与基础性数据信息对接，进行事实判断和可追溯性判断，检查各项工作的真实性；三是通过设计政府、高校、学生、社会相关方等综合问卷，对评估客体进行满意度测评。满意度结果的大小，可以进一步验证检查组“对地方党委政府履行职能职责状况的评分”与群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大小，从而增强测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四是通过回访查看整改。根据评估情况，由专家组与评估客体共同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用一定时间进行整改，然后由专家组对评估客体进行回访查看整改情况。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构建和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次实现尽善尽美。当务之急，是要架构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体系，通过实际运行来接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瑞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关键词：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细节化管理；成才教育；相互关系
一、前言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现今在高等院校中进修的学生大多都深受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学生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学生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带有时代的烙印，从而使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也会遇到较大的挑战。高等学院的学生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就会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的进行带来一定的冲击，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时代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常的强，这就使高等院校的学生在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水平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的高等院校中的学生，看重的都是生活中物质层面能够带给自身的享受，内心世界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乏善可陈；抱有此种思想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在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往往都会以自身为中心，在他们的思想模式之中基本上就不存在团结和风向方面的精神：每当自身获得了些微的成就就会急于表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适当的低调和伙伴在自己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中进行学习、生活相关工作的学生自身所承担的精神方面的压力会阻碍思想教育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例如，学生毕业后就业方面带给他们的压力，众多的大学生之间激烈的相互竞争带给他们的压力，父母对其的殷切期盼也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里负担，学生精神层面上所承担的巨大负担会对其正常学习、生活相关活动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并且在高等院校中学习的学生所进行的复杂的人际交往和不成熟的恋爱行为都会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日益提升的今天，高等院校中的学生所具有的思想认知能力却在不断的减弱。现阶段在我国高等院校中学习的大学生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在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太多的问题，不能够明确的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人际交往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够正确的处理，对于事物本质的认知能力有待提升。
二、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实施细节化管理工作的力度应当增强
（1）高等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应当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变革、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在对高等院校中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进行过程中实施的细节化管理工作，要从高等院校中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开始，具体的相关工作可以分为一下两个方面：高等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应当和学生实际生活相关活动进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高等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应当采用较为适宜的教学方式、方法。
（2）高等院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校园文化分为营造相关工作的开展
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校园文化氛围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细节化管理相关工作顺利实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高等院校所具有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在学生从事学习、生活相关活动的过程中悄无声息的改善学生的思想，学生思想活动以及具体行为进行的过程中都会带有学校文化氛围的烙印。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维持思想的健康，并且能够对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面貌起到一定的促进性作用。
（3）知识经济时代下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应当在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应用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细节化管理相关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的利用学校所具有的网络信息方面的资源，高等院校的官网以及贴吧之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栏目以及帖子中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等方式，让学生提出自己在学习、生活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应当在保密的基础上采用争取的方法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利用网络方面的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能够提升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所具有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另外，还应当使用高等院校中所具有的多媒体设备开展思想政治网络大讲堂，采用高等院校中的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1.1思想政治教育是开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思想基础
高校在制定和实施行政管理措施时，都是要用思想政治教育来作为指导的。行政管理的目的是用规章制度来对高校师生的行为进行规范，所以行政管理活动具备强制性的特点。行政管理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但是无法实现对被管理者的思想教育，简单来说就是即使高校的师生不认同学校的某些制度，但是为了不受到处分，也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如果要让师生认可学校的规章制度并且能够自觉地执行，就需要在思想上对师生进行教育，让被管理者对制度的制定能够真正地理解，在思想层面上认可该制度，这样学校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行政管理活动的思想基础，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成果，才能为学校的行政管理减小实施的阻力。
1.2行政管理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行政管理的强制性措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且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巩固高校教育的成果。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保证学生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然而单纯的教育对于学生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对一些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其作用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这就需要运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辅助思想政治教育。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行政管理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规章制度，强制学生必须按照制度来执行，对于违反规章制度的学生要采取相应的行政处分。所以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能够规范学生的行为，约束那些自制力差的学生。
1.3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是相辅相成的
高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有理想、有素质、三观端正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两者在其中起到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柔软性的行政管理，而行政管理就是强制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那么就会得不到学生的理解和认识，从而适得其反；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行政管理作为执行手段，那么就会丧失强制力，对学生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实施行政管理的思想保障，而行政管理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强制性措施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促进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行政管理通过规章制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所以两者都是为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并对学生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进行引导。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有机结合的具体做法
2.1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以推动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对学校的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学校要利用先进的管理理论来加强思想教育。学校要培养工作人员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利用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将学校工作人员的参与意识调动起来，加强学校管理人员和被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减少因为不能理解管理者的意图和对策而引起的不满情绪，为工作人员打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二，对激励体系进行完善，以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加强工作人员的参与。在以往激励制度的基础上，对管理者的行为激励以及关怀激励和支持激励等激励制度进行不断地改进。第三，强化培训，开展多渠道和多元化模式的业务知识和文化教育，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2.2提升行政管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要保证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效性，关键是要具备一支具有高政治素质的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行政管理干部需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才华，怀抱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服务精神，能够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能够认真努力地完成工作任务。除此之外，行政管理干部还要具有良好的知识构架，具备综合分析能力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只有道德和才能都具备，才能强化高校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素质建设，所以行政管理干部需要三观端正，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有效结合。3结语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地改革和深入，各高校的办学规模也不断加大，这也使得在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对高校行政管理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关系密切，高校在实施行政管理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地提高高校管理的有效性。
作者:罗蓝燕 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侯凯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高校行政管理中有效性的发挥[J].神州（中旬刊）,2014(08):106-107.
[2]黄碧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的有效结合[J].高教学刊,2015(10):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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