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清、李晖提出政府财政支持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刘涵提出在促进政府支农结构调整中，应该合理配置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量压缩农业事业性支出;温涛、王煜宇在论述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资金投入总量与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是两大瓶颈，这在我国西部区域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张杰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点出发，提出即使加大支农资金投入量，仍然难以突破农村经济信贷资金“质”的瓶颈，仍需要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等多种渠道来进行整合，发挥财政支农的杠杆作用，以此提高支农资金的整体合力。
二、研究方法与引用数据
(一)实证方法选择
在实证模型选择上，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本研究选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通过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来实现对检验变量的平稳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原理是，借助于变量Y2的过去与现在的信息进行预测得出变量Y1，则说明Y1是由变量Y2引起的。其显著的优势在于能够从滞后时间的确定中，来检验最优滞后期数，如果出现滞后期数的随机性，则会出现错误的检验结果。为此，在本次研究中，对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依照Schwarz的评价准则来进行的，同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实现对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
(二)对于测算指标的选择
在测算指标引用中，一方面引入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情况，如银行在农业贷款中的额度值;另一方面参照国家财政支农政策中，对各农业生产支出项目，如水利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支出、农业救济款项等。本次所引用的金融机构信贷数据及财政支农数据，多源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6］1952～1977年的资料及1978～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方法
1.格兰杰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在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统计时，可能会出现虚伪回归，导致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为伪回归，即对于非平稳序列所得出的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为此，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借助扩展迪基富勒(ADF)检验方法来实现对样本数据的序列化。常用的扩展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y－Fuller，ADF)检验模型为Y［，t］=［，0］+Y［，t－1］+rT+［，1］Y［，t－1］+［，2］Y。首先假定某系列Yt服从AR过程且满足ADF平稳性检验回归方程Yt=β1+β2t+(ρ－1)Yt－1+αi•∑miYt－i+εt，式中t表示为纯粹的噪音误差项，能够确保滞后阶数t不存在序列相关，对于H0∶ρ=1。当原假设成立时，说明序列是非平稳的状态，采用Eviews5.0对相关变量进行初始化分析，ADF检验呈现出了平稳性，对于一阶差分后再次进行ADF检验，获得数据呈现出平稳性，便可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无论是政府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力度，还是积极地扩张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在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时，均可以从格兰杰因果检验中获得验证。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的原理是将某一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引入项，代入变量方程，如果其结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说明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金融机构的信贷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0.08，说明金融机构的信贷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很大，原假设将会被拒绝，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增长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当财政支农资金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时，拒绝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0.69，则说明财政支农资金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较大，原假设不能被拒绝，表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未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同时，在99%的置信水平下，金融机构信贷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即表明农业经济的增长会促进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增加;在95%的置信水平下，财政支农资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即说明农业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于脉冲响应函数来说，主要是用来分析当出现一个随机性的扰动项时，对内生变量当前及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横轴代表滞后期间数(单位为年)，纵轴代表农业经济增长率;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对于金融机构信贷来说，一个正向冲击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当进入第9期后时则趋于稳定增长，说明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长效性;对于财政支农来说，一个正向冲击后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几乎不变，说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
4.方差分解技术分析
利用方差分解技术来衡量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对某一结构冲击所带来的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来实现的。方差分解将每个变量产生的影响都进行显示。由此可见，对于农业经济自身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来说，金融机构的信贷冲击具有较高的贡献率，而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很低甚至为零。
三、结论及建议
一、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结束了计划经济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而目前国家又把农业当做立国之根本加以扶持，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工农产业结构已由量变阶段逐步过渡到质变阶段，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转向工业反哺农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出很远，而农村生产力发展依然很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我国已具备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条件，所以现阶段要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把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农村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当前首要任务是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农村整体竞争水平，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目前我国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信息化水平不高，仍旧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不能彻底的解放出来，农民生活水平仍然低下，部分地区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根本在农村，重点难点在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发展其它一切事业的立足点。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农村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村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在转型期的新变化
随着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今后将侧重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深入铺开，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研究将被打破，今后将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而农产品包装推广、农村物流的创建发展，绿色食品的培养个种植等都将成为学科关注的主要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已逐步瓦解和破除，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一变化，跟上发展的潮流，更好的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服务。面对当前城乡一体化的形势，城乡生产要素的广泛流通无疑将成为学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此外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还将受到农村现代化战略性驱动的影响。农业现代化要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前提，要注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将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研究的根本方向上的变革。而研究方向的改变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变革和颠覆。此外，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旧远远滞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也将成为以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长期受传统教育影响，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性不强。农业科研工作者受传统思想束缚，不愿下基层、下农田，研究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农村和农业。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深入发展，转轨以后的经济市场要求理论研究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知识，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高校应侧重于农学的实践类教学，多开展调研实践活动，为我国农学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储备人才。
此外我国农学研究也日趋多样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计算机技术、数理知识、管理知识等日渐融合进农学研究。在此背景下，高校应着力拓展在读学生的知识面，大力培养掌握扎实专业知识，拥有渊博知识面，动手实践能力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三、新形势下，关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
我国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以来，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国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世界粮食安全与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必须提高我国的农学研究水平，大力培养高产优质的杂交粮食作物，加大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面对进口农作物，应持有相对慎重的态度，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应本着对全体国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反复的论证研究决定。
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看到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的背景下，利用政策优势，整合起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强大人才队伍，拓展研究方向，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在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四、结语
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建设和谐广东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和能力，在积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基础上，我们要结合本省实际，提出进一步落实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增加对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财政投入
今年，我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投资700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财政投资的1／3。我省以农田排灌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要调整我省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投入，逐年提高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等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
催生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鉴于目前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很不规范的实际，建议加快我省地方法规的立法步伐，支持及规范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经济组织的权益。
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低关系很大。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虽较内地发展快，但农产品加工水平依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经济杠杆调低农业深加工项目进入农业领域的投资成本，提高农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培育带动千家万户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建立高效有序的产销体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科技贡献率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省农村、农业科技支撑明显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2003年我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只有10．4％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仍有400多万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适应产业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无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此，要强化政府行为，统一规划，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民队伍素质。同时，要加大实用适用技术向农村转移、应用、推广的力度，加快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农村科技集成镇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对城镇建设的贡献率。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省开展土地适度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其实现的途径，一是抽疏农村人口，用政府推力和市场拉力吸引农民到工业园区及城镇安居就业，转换农村人口户籍，转移农村劳动力，置换农村土地。二是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把土地承包权延长，长期稳定，吸引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三是在税费、投资、用地等方面出台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昨天结束的全省农村工作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会议透露，省政府决定今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必须实施综合配套的改革，如加大撤并镇、村、校力度，精简人员，减少行政开支；加大以工哺农的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补贴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向农村地区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农村科技服务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等。目前，实施对农民减负的配套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以工哺农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重大举措，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构建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罗必良（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是在“多予”上做“加法”应该说2004年的财政支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支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补贴、减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如果说去年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在“少取”上做“减法”，那么今年的重点则是在“多予”上做“加法”：——2005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2005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用长效机制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应该说，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新的一号文件出现了大量的“试点”、“改革”、“制度”类字眼，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增效、农民
理论上，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引起农村经济产值(GDP)的增加，拉动农村消费，带动农村社会就业，提高农户收入，加速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带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流通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通过引致生产和消费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从而带动农村的经济增长。流通业对农村经济产值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农村流通产业所实现的产值，农村流通越发达，实现产值越多，对农村经济的贡献越大;此外，流通业还可通过影响农村消费，拉动内需，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消费者而言，流通业的发展规模、流通环境、流通体系和流通业态都会影响农村消费，流通规模的增长会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弹性系数，流通环境的优劣对农户消费的支出成本和消费预期产生影响，完善的流通体系和新型的流通业态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及消费热情产生影响。流通业对农村就业增长影响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发展吸纳更多的人员就业。流通产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门槛较低，流通业规模的增长会带来农村整体就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二是通过产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他产业就业。由流通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所引致的农村产业结构的整合、调整和优化，导致生产的扩大，使得整个产业结构的就业吸纳功能得到增强。流通业发展除了通过提高农村就业率，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外;还可通过流通业自身的功能提高农户收入，好的流通基础设施环境和健全的农村流通体系可以降低农副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农副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农户收入，而且高效率的农村流通业将会使得农户买到更多价廉物美的消费品，提高农户的隐形收入。流通业通过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流通业是高关联性的基础行业，农村流通业的充分发展，为农户和商品生产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农副产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求信息，改变不同生产者的计划，使得农村各个产业做出调整，促进农村各产业之间的内部分工和相关产业的增长，刺激农村经济增长。城镇是农村和城市之间进行商品、农副产品、劳动力以及科技信息交换的主要中转站，随着农村流通业的发展，城镇的规模得到发展壮大，促使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从而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最后，农村流通业的发展会加速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会进一步加速农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及仓储运输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促进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上述是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六种影响，其中前两种影响可以直接用宏观经济变量或指标来描述，对农村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笔者称为直接影响。后四种影响属于流通业的间接影响，它们不以宏观经济变量的直接反映，但能通过流通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途径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这里称为间接影响。因此，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机理模型可以表示为:GDP=F［Emp(LT)，Inc(LT)，Ind(LT)，Urb(LT)，Inv(LT)］，(1)其中，GDP、Emp、Inc、Ind、Urb和Inv分别表示农村经济总产值、农村就业、农户收入、农村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LT表示农村流通业。上述经济变量和流通业构成的子函数分别代表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即流通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见图1。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1.农村流通业指标本文所用的流通业包括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以及专门为商业服务的仓储、交通运输和邮政业。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农村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采用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LTi)作为农村流通环境改善的变量。2.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农村经济总产值(GDP)用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表示，前者反映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价值，后者包含了农村经济中的手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为了分析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就业的关联影响，本文用农村从业人员总数减去农村流通业就业人数表示农村其他产业就业(Emp);农户收入(Inc)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按农村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人均收入;用乡镇企业增加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表示农村产业结构(Ind);城镇化(Urb)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表示;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包括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两部分，这主要是为了探讨我国农村流通业的发展是否促进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3.数据来源大部分数据来自我国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个别变量的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数据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对有关数据进行调整。
三、流通业与农村经济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计算两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有助于综合地描述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为了挖掘农村流通业和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信息，作为对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支撑，本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刻画这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将两组变量的原始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SPSS11．5统计软件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结果见表1和表2。表1是从上述两组变量中得到的典型变量的表达式和典型相关系数，其中U1和U2为流通业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967和0．033;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785和0．154。V1和V2为农村经济变量的第一、第二典型变量，它们对农村经济变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0．787和0．178;对流通业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0．965和0．029。即两组变量中得出的典型变量对每组变量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几乎接近1，几乎包含了两组变量所有的信息，并反映两组变量间的所有相关成分。表2为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典型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从表1可知，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0．999，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0．931，几乎接近于1，这表明两对典型变量的关系非常密切，充分揭示了农村流通业与农村经济之间有高度相关性。
四、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SVAR模型构建
为了动态考察流通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根据式(1)，本文分别构建六个二元SVAR模型，每个模型含有的两个变量为流通业发展水平和一个农村经济变量(农村经济总产值、农户收入等)，其中采用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LT)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基于SVAR模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关系，而不是决定变量的系数，所以本文认为采用流通业从业人数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变量是合适的。
(二)实证结果
1．数据平稳性检验和模型的协整检验。在对VAR模型进行估计前，先对各个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然后采用ADF和PP法对各变量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序列均是一阶差分平稳，即都是一阶单整I(1)(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为了检验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J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对流通业变量LT和其余各个经济变量进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协整检验(见表3)。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农村流通业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调整机制。
2．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得到最佳滞后期数的稳定VAR模型后，通过对每个模型增加一个短期约束条件，使得每个SVAR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应用信息极大似然方法(FIML)估计得到每个SVAR模型的所有结构参数，结果表明，每个结构参数在显著性水平1%下都是显著的(限于篇幅，结果略)，从而得到流通业对每个经济变量的结构脉冲图(见图2—图7)。因本文重点分析流通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所以本文没有给出相应的农村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影响的结构脉冲图。在下面各个脉冲图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纵轴表示各个经济变量对流通业冲击后的反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为年份。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流通业冲击在当期(第一年)就对农村经济总产值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在第四年达到最大，从第五年开始逐步下降，一直到趋向于0，中间虽有小幅波动，但在大部分年份，影响效应都大于0。这表明流通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明显的，与理论上分析是一致的。
农村其他产业就业人数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是逆向的，这表明我国农村流通业发展并没有促进农村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事实上，这与许多文献通过采用流通业的某一个指标(例如商品批发、零售总产值或流通业从业人数等)和就业总量(包含流通业就业人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流通业发展促进就业增长”的结论并不矛盾。理论上，流通业促进就业增长的两条途径为自身吸纳和前后向效应的关联吸纳，前者是目前大部分文献采用的论证方法，本文实证针对的是第二种途径，从图3的农村其他产业就业响应曲线与0刻度线下面的距离越来越大来看，图3揭示了我国农村流通业只能通过自身的发展吸纳农村就业，通过关联效应促进其他产业的就业效果微乎其微，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我国农村就业结构非常单一。我国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其他产业产生的影响效应，还可从图5得到印证，图5表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对流通业冲击的响应几乎为0，即产业结构的响应曲线在前9期几乎和0标准线重合。许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流通业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但对我国农村而言，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优化和调整的作用。结合图3，也正因为流通业对农村产业结构没有起到关联性的影响作用，所以对其他产业的就业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对图3和图5的结论而言，笔者认为，与我国的城市相比，我国农村流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流通业增加值小、流通组织结构层次低、流通经营方式单一、流通体系滞后、流通网店分布不合理以及流通信息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使得具有“先导性”和“高关联性”的流通产业没有对农村其他产业发挥出“导向性”和“关联性”功能。此外，农村经济落后也是导致流通业“关联性”在农村失效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流通业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关联性”作用，还得依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正如许多文献中所得结论一样，流通业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有正相关。
流通业的变动迅速引起农户收入的提高。并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然后迅速下降，并从第六年恢复平稳，并在0标准线上下波动，变化幅度并不大。这与理论上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也表明，农村流通业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就业率的快速增长和农村商品、农副产品的高效流通，从而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图6显示，流通业冲击在第一年就开始影响城镇化，在第四年影响程度最大，且保持较大正效应的时间很长。这表明流通业发展对促进城镇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与许多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农村流通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可分割的长期正向关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对我国十后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等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图7可以看出，流通业的冲击从第二年开始就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正向的反应，在第四、第五年达到最大，并且保持较长的正响应。由此可见，进入农村的流通业能引起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增加，拓宽了农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渠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至此，农村流通业可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直接效应上，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总产值以及自身发展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在间接效应上，通过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拉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对图2和图4、图6、图7进行比较，图2可以看作是农村经济对流通业综合影响的反应过程，这其中既有流通业的直接影响过程，也有流通业通过作用于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途径而影响农村经济的间接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农户收入、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流通业冲击响应最大时滞期平均长度约为第四年，这个时滞长度与图2中农村经济总产值对流通业冲击响应的最大时滞期大约相同，这揭示了流通业作为高关联性的基础行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时滞性，在中长期显著而持久。
五、结论和启示
以公示制度为主要监督手段。农场实行土地发包公示制度，增强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严禁各级干部、管理人员和有工资性收入的干部配偶、子女以及场直单位的从业人员承包土地，严格禁止与民争利；无工资性收入的干部配偶、子女承包土地需严格按照农场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或变相扩大承包面积，基本实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
1.科学规划生态立城
按照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的要求，坚持“生态城镇、绿色家园”的规划建设理念，确立了“东兴园、西拓城、南强工、北商贸、中兴文化”的小城镇发展思路，精心打造场部中心城和第二、十一、十二管理区卫星城，将农场的建筑风格与北大荒文化有机融合，探索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小城镇化道路。2008年以来，农场共搬迁居民点27个，搬迁居民3672户，转移安置8078人，城镇化率达到87%。
2.城镇功能完善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场加强社区管理，注重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镇功能，设置了街道办和居委会，配备了卫生管理员和专用卫生清扫车，加强道路、环境卫生、垃圾、草坪、公园、城镇6个方面管理，做到场区网格化管理全方位覆盖。逐年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乡村住宅的功用性与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性相结合，力求体现乡村住宅的舒适和都市住宅区服务的完善。关注城镇建设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新建廉租房小区户均面积44平方米。
3.产业兴城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
近年来，农场在城镇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物流仓储等规划建设中预留发展空间，注重工业园区的建设。先后投资4525万元用于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现已完成172万平方米的园区建设，逐步构建了以稻米加工、生物肥生产、生物质能源开发、粮深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达19家，粮食安全储存能力达到15.2万吨，解决就业1200人。通过与中铁集装箱、中海集团、信风海运集团、锦州港务局、营口港务局合作，实施陆港多式联运项目建设，2013年新建的第三条铁路专用线即将投入使用，为农场获得部级粮食物流示范单位、省级稻米加工园区荣誉称号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境外农业开发
1.政策与资金扶持职工境外开发
对境外农业开发的职工，农场给予相应政策和资金扶持，并帮助种植户解决在国外的粮食仓储和销售难题。2013年，选派了2户优秀种植户赴朝鲜罗先市耕种水田980亩，投入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近百万元，建造了标准化育秧大棚和高标准农田，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农场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租种水田24300亩，遴选10户共45名种植经验丰富的科技示范户，委派4个管理团队负责服务协调和技术指导。
2.项目合作加大境外农业开发力度
2011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澳洲建立示范农牧场及控股港口建设项目，建立示范农牧场52万亩，控股港口年货物进出量300万吨，已完成产权交割，当年完成播种面积22.6万亩；2013年，农场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西澳洲购买耕地52万亩，并租种耕地70万亩，种植的油菜、小麦、大麦等作物均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三）产业发展
1.牢牢抓住农业立场根本
10年来农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达1076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6375万元，农场自筹资金4386万元，开发改造中低产田10.4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投资近400万元实施了农业信息化项目，完成建设标准化奶牛小区2座和蔬菜大棚基地1处，建设了云山南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目前，全场实现统一标准化统供芽种率100%，建立了标准化集中育秧基地39处，标准大棚5942栋，航化作业面积约43万亩，旱田综合防病健身促早熟10万亩；水利设施、农机更新投资达9624万元；落实完善规模展示田及新优特品种展示田20处。
2.稳步调优结构推进产业升级
近年来，农场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注重以产业拉动的方式促进农场经济健康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了近6年的最高水平（如图1、2所示），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增高，第三产业相对保持稳定的发展趋势。2013年，农场实现生产总值170081.6万元，第一产业增加值81211.7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53873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4996.9万元，人均纯收入2.6万元，全年实现粮食总产29.46万吨。
二、主要经验
（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
农场重点扶持中型家庭农场、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稳步推动土地流转，控制土地流转规模，避免土地过度集中，以多占有资源者多承担地租的方式，平衡职工利益，并进一步规范旱田种植联合体、种植合作社的运作，鼓励以多户联合方式经营土地，避免和减少少数人种多数田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巩固和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以国有农场为核心、以家庭农场为主体、以种植联合体和合作社为辅助”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机制，为垦区全面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范例。
（二）“产业城镇化”助推农场“四化融合”发展
农场适度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注重把握好资金保障与建设速度、城镇发展与产业升级、城镇规模与人口就业、城镇建设与城镇经营管理等4个方面的“平衡点”，依托管理局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区域性工业园区和仓储物流中心，大力招商引资和引导入驻企业开展粮深加工项目建设，培育了多个绿色食品标识产品，积极开展多式联运商务推介活动，增强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提升了二、三产业比重，推动了小城镇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富余劳动人员就业，2008年以来农场实现年平均净利润4353万元，年平均净资产增长率251.88%，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逐步形成“以城养城”和“以业兴城”的良性循环，探索出一条垦区“产业城镇化”助推“四化融合”的发展路径。
（三）境外农业开发“两翼多元”发展
农场按照总局和管理局战略部署，以国际视野谋划对俄、对朝、对澳开发。特别是提出“一路一带”战略以来，农场进一步抢抓历史发展机遇，超前抢占国外农业资源，与北大荒丰缘麦业集团在澳大利亚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基地，与新友谊农场联手进行俄罗斯农业开发，在扩大境外农场耕种规模、完善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拓展农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了“两翼多元”发展，为垦区各农场积极推进境外农业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问题挑战
（一）土地承包企业所得税征收亟待规范
2013年，鸡西国税局按照省局的统一布置，对农场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自2009年起要征缴25%企业所得税，农场及时与当地国税局进行沟通协调，截止到目前仅开展了摸底调查工作，并未征缴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2009年和2010年的非职工土地承包费收入免税没有政策支撑，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存在一定的困难；二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国税局口头上认可农场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可享受国家税务总局第48号公告第八十六条委托经营方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农场的承包经营方式实际上并不属于委托经营方式，如不规范处理，将会为日后的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留下极大的隐患。
（二）境外农业开发急需国家扶持政策
目前，农场在俄罗斯租种的土地，都是从二包、三包等渠道获得，租金高、土地条件差，相关服务没有保障，一定程度上缺乏总局和管理局层面的统一协调和沟通机制，在生产资料筹备、技术服务、产品处理、加工、销售以及信息、法律等方面与境外合作方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域外开发的农户资金能力有限，仍需农场垫付资金维系生产和购置机械，存在资金运行风险。因此，亟需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垦区境外农业开发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土地、农机购置等方面亟需相关政策和项目支持。
（三）资金流动性问题制约农场经济发展
近年来，农场在危房改造及整体搬迁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城镇后续管理维护成本上升、物业管理、城镇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资金缺口较大，加上职工工资、“五险一金”和办社会支出的叠加效应，农场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目前农场资金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图3所示）。而农场收入来源中40%来自于土地承包费收入，由于土地地租不能上调，作为农场重要经济来源的农业承包收入长期保持同一水平，难以满足逐年递增的“五险一金”、城镇维护费用、工资正常增长等方面支出，资金紧张的局面难以缓解。如何实现保证农场经济发展与职工减负的利益平衡是当前农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对策建议
（一）以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与农场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制度，继续推行土地适度规模、集约化经营，合理确定承包条件、年限、金额等事项，禁止变相增加职工负担；继续巩固和完善家庭农场这一农场基本经营主体，着力培育专业种（养）大户、种植联合体、农工合作社等新型市场经营主体，积极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鼓励和扶持各类金融性合作组织参与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最大化激发职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带动产业化、市场化，带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物流，努力创建农场自有农产品品牌，努力提高电子营销水平，切实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农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
（二）以区域性仓储、加工、物流中心为载体
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农场以“部级粮食物流中心”为平台，整合产业发展要素，积极引导现有稻米加工企业，通过组建稻米加工协会或联合体，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的资源、信息、市场共享，不断完善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积极建设农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质量追溯，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烘干和物流体系建设，积极做好内陆港业务的拓展开发，提高货场和港口发运量，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大域外开发力度，继续扩大在澳合作种植面积，积极组织落实种植户赴俄开发种植耕地，为农场可持续发展涵养后劲，努力打造以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农业物联网。
（三）以处理好各方利益链接为切入点
掌握好境外农业开发速度与质量的平衡点。在符合国家域外开发大政策的前提下，结合农场实际情况，应积极与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争取给予垦区农场在对俄、对澳等国家农业项目开发方面的政策扶持，建立总局、管理局、农场三级统一协调机制，畅通政策落实渠道，把握好境外农业开发的速度和质量的平衡点，注意保护境外农业开发家庭农场利益，处理好国有农场、境外合作伙伴和境外家庭农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五、结论
（一）探索出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垦区各农（牧）场推进“四化同步”具有引领作用。多年来，八五〇农场科学准确把握总局统筹发展方针，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城镇经营管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域外农业开发等方面秉持了“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富民强场”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区域性加工物流中心带动农牧业发展”的产加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同步”发展路径，初步实现了“四化同步”融合发展。
（二）农场除了积极发展农业以外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高外向联合驱动模式。并指出通过政府职能作用的合理定位；完善市场、强化市场的引导作用；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完善，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
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充分体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改变农民在农产品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农业的成本效率和交易效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的议价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民加入组织，改变以往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的频率，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将农产品市场从以往的完全竞争市场向区域的卖方垄断竞争市场转变，增加农民分享市场经济收益的份额。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实现工业化（杨永华，2007），而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推动力，是促进农业增收增效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良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给予其发展提供了大力的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和经济支持。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民的综合素质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外部发展环境仍不完善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合作经济思想起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三大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分别对合作经济思想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实践。圣西门提出在合作中应该按照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的思想；傅立叶构建了“法郎吉”和谐社会，充分肯定合作对生产力促进的作用，认为协作制度能使产量增加三倍。在欧文“新和谐公社”的理想社会中，他强调重视专业合作组织。马克思主义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合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上的合作，马克思主要是把合作制作为改造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一种手段（王庆，2008）。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在这些农业合作社中，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必须“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愈来愈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与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对于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创新，融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等新内容，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合作社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俄罗斯“社会农学”创始人恰亚诺夫主张家庭农场制，通过分析农民家庭结构对农民农场组织的影响，提出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在数量和质量上影响农场的组织状况（恰亚诺夫，1996）。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通过交易主体（农户）以合作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内部化，提高交易效率。
（二）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有无依托主体的角度，分为依托型和无依托型（苑鹏，2001；郭红东，2002）；二是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范围的角度，分为生产主体型、流通服务主体型和综合型的合作经济（刘劲松，2004）。现阶段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模式选择主要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农民协会模式和股份制合作模式等（向东梅、陈德，2006）。
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的途径，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分为市场自发式模式与政府主导式模式。认为市场自发式实际上就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政府推动型与社会改造型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即自下而上的农民自发组织形成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刑晓燕）。
制度创新理论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模式大致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者政府，如国企改革。而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创新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创新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其主体是个体或者特定的组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分析来看，只有当制度创新需求者新的要求与上层决策者的收益预期趋于一致时，制度创新的新均衡才会形成。
我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东部地区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中部地区主要是能人牵头型、西部地区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模式（王新利、李世武，2007）。吴素芳（2008）对宁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中，提出政府推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专业大户+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支部+协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股份合作的组织发展模式等。
双高外向驱动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目前我国更多的是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行为模式，常见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该模式存在如下缺陷：多数契约为附和契约、买方垄断、企业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等。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又可以分为能人牵头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带动型等。按运行机制，可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大类型（黄祖辉、徐旭初，2004）。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需要内外机制的共同推动，尤其是社会政策的支持是第一位的（杨团等，2007）。
双高外向驱动型模式综合考虑市场、政府以及对外开放经济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驱动作用，重点突出开放经济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诱致性拉动作用，通过市场驱动、政府推动和开放经济拉动联合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有效发展，是在二维度整合模型基础上拓展的三维度模型。李燕萍，涂乙冬（2009）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构建了市场调节、政府宏观调控的二维度整合模型，将其发展模式分为：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双高驱动型。认为双低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而市场驱动型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他们主张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二者的共同作用。
双高驱动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制度比较完善以及政府职能高效的基础上的理想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在从双低驱动模式向市场驱动型或者是政府推动型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双高驱动型模式，但是双高驱动型模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很少。该模式结合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求政府在各种税收、金融、土地流转、制度、法规上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足够的扶持力度和发展环境，加强对合作经营管理的监督。同时要求市场机制比较完善，通过价格杠杆诱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上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发展模式并遵循内部治理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社员总福利达到最优。
双高外向联合驱动型模式（见图1）是在双高驱动模式的基础上，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实行走出去的策略，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国内市场提高其知名度，打造知名品牌，并逐步走出国内市场，增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还要实行引进来的策略，即通过不断开放市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国外知名企业加入组织，形成一个跨国跨区域的大型合作组织。
结论和建议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相匹配。资源禀赋不仅会影响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的组织的规范程度、结构的联结度，还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边界等方面。如果经济资源充裕、人力资源优良、市场规模较大，则倾向采用规范度高、结构紧密、统一实施管理与协调的实体性组织模式来运作经营；如果地区的经济资源约束较强、人力素质偏低、市场发育迟缓，则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的模式应采取灵活、规范度低、结构松散的、规模较小的组织类型；后者通过持续的发展和积累，在其经济能力和组织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存在向前者转化的组织行为动机。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资源禀赋、资产专用性等因素，更应走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既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要增加市场的作用力，同时也有必要投身于国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政府应该加强对合作组织的立法建设、扶持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统一的发展模式反而不利于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选择理性的发展模式，完善其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区域，应该选择政府驱动型模式，并逐步过度到“双高驱动模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双高外向驱动模式”。而在外部环境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该选择市场驱动型模式，达到“双高外向驱动模式”，充分利用外资优势，引入外资企业加盟，拓展国外市场。积极鼓励相邻地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打破区域的界限，促进规模经营的实现，拓宽组织的活动空间和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2.韩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燕萍，涂乙冬.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二维度整合模型.理论月刊，2009
5.王新利，李世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
6.韩俊.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未能摆脱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特别是工业化以来出现了资源高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制约农村和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遵循科学发展观，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摈弃传统农业的掠夺性经营方式，把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循环经济在工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较多，但对农业方面的关注尚显不足。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而且是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并且资源未能充分利用，面临着资源短缺、污染严重、农产品品质下降等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瓶颈”。因此，树立资源忧患意识，科学利用有限资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特点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将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当今高科技成果和手段，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它要求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物资的投入量和废物的排放量，通过农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和过程后各层次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实现系统物质再生循环，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农业循环经济不仅要追求农业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而且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统一，最终追求的是融入社会层面上的“大尺度循环”，即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工业、农业、生态之间共同发展和交叉利用。
（二）农业循环经济的特点
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是农业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农业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生产活动之初尽可能少地投入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末尽可能少地排放生产废弃物。农业循环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农业循环经济强调发挥农业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出发点，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这样容易在集群区域内形成有特殊的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和多类别产业结构。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资源与核心的产业，成为生态产业链中的主导链，并以此为基础将其他类别的产业与之连接，组成生态产业网络系统。
2.多样性。农业循环经济可以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
3.高效性。农业循环经济通过物质循环、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可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物质循环利用、消除环境破坏及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从而实现经济增值，降低农业成本，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同时，农业循环经济还拉长了生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4.持续性。农业循环经济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使物质循环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一）土地资源短缺且利用不合理
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人口众多、耕地相对短缺又处在高速工业化的我国来说，问题就更加突出。我国土地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少。2005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约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与1996年相比，不到10年时间，耕地净减少1.21亿亩；仅2005年一年，全国耕地净减少542.4万亩（《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上海、福建等地的人均耕地已接近或低于联合国规定的“0.053公顷/人”的危险点，而农业大省山东省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0.081公顷/人。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市场价值显现，许多违法占地、乱搭乱建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不能合理有效利用和田块的荒废。这些不仅造成土地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对短缺的土地资源造成严重冲击。
（二）水资源供求失衡且利用不合理
目前，由于农业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造成农业水资源质量持续下降，农业用水缺口逐年加大，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污染严重，进一步成为可供利用水资源供求失衡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3)报告，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并且全国各流域水资源状况南北方差异巨大，北方地多水少，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9.6%，而水资源量仅占14.5%，其中耕地占全国39.4%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量仅占7.6%；南方水多地少，耕地仅占全国的34.7%，而水资源占了80.9%。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20%，但北方多数区域已经超过50%，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40%的警戒线。正常年份全国灌区每年缺水约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因缺水减产粮食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00亿元，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
（三）环境污染严重且生态系统退化
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国为促进农业发展，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目前，我国化肥使用量占全球的30%。据测算，化学杀虫剂中被真正有效利用的部分仅为10%-15%，其余大部分则逐渐散失在空气、土壤和水当中，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更为严重的是化肥、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成为我国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农业的粗放型经营，无序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植被和景观的破坏、湿地面积减少、调控功能明显降低，使洪涝灾害威胁依然严重。
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表明，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资源环境将会承受巨大压力，这种“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一方面会引发资源价格和环境价值的提高，加大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将促使人们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在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资源使用总量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情况下，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经济需要和生态需求。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经济杠杆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经济学认为，微观经济主体往往只关心本身的利润最大化，而很少关心外部成本或社会成本，产生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的负外部效应，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比如征收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矫正外部负效应，实现环境保护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加强制度创新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完善有利于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增加农业的财政投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建立循环型农业推进组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环境管理，为循环农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国家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相呼应，建立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与扶持措施。为此，我们要建立起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和收购、销售、运输、技术等服务组织，并制定出相适应的法规和政策，为农业循环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加强政府机制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其所需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对政府来说责无旁贷，并且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因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生态经济领域专家对循环经济如何与农业发展实践结合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并结合实践情况总结经验，制定出有利于生态建设的干部考核指标，杜绝仅把经济增长的GDP作为唯一考核标准的现象。
（四）加强技术创新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农业循环经济是农业生产技术范式的革命，它必须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点，重点组织开发资源节约和取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技术和“零排放”技术；加强研制和生产对环境温和的新型肥料，减轻环境污染，提高肥料利用率；开发高效、低残留的农药，开发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通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全面保护和改善环境，大力推行生态农业和清洁生产，不断提高我国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品质和安全性能，逐步使其符合资源环境方面的国际标准，从而突破绿色壁垒，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倡导清洁生产和节约消费，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
（五）加强法规机制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整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行为有利可图，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机制；另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补偿机制。鉴于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较为缺乏和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当地政府应强化责任意识，并通过立法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纳入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加强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重要性的教育、宣传和引导。
参考文献：
一、生态危机呼唤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如果我们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总结、提高和发展传统农业既有的生态技术，建立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大增加对农业的能量和物质的投入，我国农业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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