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福利、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本文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又是认识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本文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本文的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文革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大跃进是在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人民公社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文革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文革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文革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福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文革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院NGO 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
二、福利与政策"欠发达"及其成因
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从质性描述和简单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从而导致公共福利事业处于落后与短缺状态：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和实施配额式的票证供应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压抑和限制人们的消费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差强人意，吃饭难、穿衣难、住房难、出门难、理发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和看病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种生活状况和需要满足程度既说明和反映了福利事业的落后状态，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状况。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关键词】 主流经济学 幸福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的:“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是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他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即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第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第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还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C. 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当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1BJL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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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汇率制度；福利
中图分类号：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6-0008-04 收稿日期：2008-03-24
哈佛大学弗兰克尔教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或任何时间都是适当的，汇率制度仅是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手段(Frankel，1999)。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显然，人们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调整及其制度改革对于国内经济主体以及国际间的福利影响。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看，对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经济学课题。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
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争，其核心是何种汇率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内外均衡目标，其分析方法主要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静态与比较静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些学者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如“名义锚”理论，微观经济效率论，“汇率目标区”理论，“钉住汇率不可持续论”以及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汇率制度“两极论”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更加丰富了汇率制度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列维一耶亚蒂、斯德森格和雷齐奥于2006年尝试建立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选择某种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在过去40年中，关于汇率制度选择有三个最主要的方法：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二是着眼于金融的考虑，三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他们的实证结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只需要归结到贸易、金融和政治变量等几个简单的因素(Levy-Yeyati、Eduardo、Sturzenegger、Federico and Reggio、Lliana G.，2006)。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地动态调整，相应出现一些汇率制度及其选择理论的新学说。汇率制度理论构成了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汇率制度福利论正是在考察、比较各种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的。
二、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范式：跨时均衡分析及其扩展
(一)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研究了汇率动态决定的一般均衡模型(Redux)，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Obstfeld and Rogoff，1995)。其应用的跨时均衡分析方法从自动调节机制和动态稳定分析转向跨时预算约束和最大化的横截面条件。这一分析方法融入了微观经济基础，能够分析开放经济下政策的福利效果。在市场不完全性和名义价格刚性下，能够进行政策评估。
(二)市场分割与市场定价问题许多研究对Redux模型关于所有贸易品的一价定律均成立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结合不完全竞争厂商的国际市场分割和当地货币定价扩展了Redux模型。考虑到市场定价(Pricing t0 Market，PTM)，研究指出PTM在汇率决定和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TM的引入对货币冲击的国际传导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就福利分析而言，在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成立的条件下。非预期的货币扩张提高了所有国内和国外厂商的福利，但在PTM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扩张增加了本国福利，降低了国外福利，货币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工具。
(三)价格粘性问题Obstfeld and Rogoff(1998)扩展了Redux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其中风险对资产价格、短期利率、单个厂商的价格确定、预期的产量和国际贸易流量有影响，这种方法使其能够解决不同汇率制度之间的福利均衡。
(四)不确定性问题Redux模型没有涉及不确定性的分析。尽管确定性相等使得研究者接近于精确的均衡关系，但它不能够开展影响产量变动冲击的福利分析。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戈夫在粘性的名义工资、垄断竞争和用出口商的货币定价的条件下，建立了随机的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解决了工资水平确定的问题，有利于分析不同货币制度下的政策福利含义和它们对预期产量和贸易条件的影响(Obstfeld and Rogoff，2000)。
(五)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问题Corsetti andPesenti(2001)扩展了Redux模型，考察了国内外产品有限替代的效应。模型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经济扭曲的内部与外部原因(生产的垄断供给)和一国的垄断力有关。他们举例说，非预期的人为货币贬值可能使己受损，而不是以邻为壑，因为国内产量的收益被消费者购买力的损失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所抵消。
三、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研究视角
(一)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经济部门视角根据开放经济的四部门，福利效应可以从四个角度分析：一是消费者角度，一般以分析消费者剩余为代表；二是厂商角度，一般以生产者剩余或利润为代表；三是政府角度，可选择政府收入、政府、政府声誉或者社会福利为代表；四是开放经济的全球视角(或者主要利益相关国家)，分析汇率制度的调整对利益相关国家社会净福利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视角中，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角度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福利开展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视角。此前的研究有Chinn和Miller(1998)，Devereux和Engel(1998)等。Devereux和Engel(1998)在Obstfeld和Rogoff(1998)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据销售市场定价的模型，分析了不同定价行为下汇率制度的优劣，结论是在按生产者货币定价时，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各有利弊，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消费波动较小，但平均消费水平较低，固定汇率制度下消费的波动较大，但平均消费水平较高；在按消费者货币定价时，浮动汇率制度总是优于固定汇率制度。
(二)汇率变动福利效应的国际贸易传导Martin
(1993)研究了汇率调整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福利的影响，他把两国行业内贸易表示为一个古诺双头垄断模型，分析结论为：当一国的货币贬值时，该国厂商的国内销售量与出口量都增加，“对手国”出口量下降，从而使该国总供应量下降，国内价格上升。由此可知异国货币贬值，贸易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厂商获利。
杨明、李楚霖(1998)认为马丁的分析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马丁没有进一步分析贬值对由厂商利润加上消费者剩余所构成的净社会福利的影响：二是马丁的模型过于简化，他假设两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函数是一样的，而且两国厂商的成本函数也相同。杨明、李楚霖在文章中弥补了马丁模型的两个不足，并研究了多国行业内贸易中的两国向第三国竞争出口时，一国汇率调整对该国厂商产量及利润的影响。
王晓明(2002)放松了Dombush和Martin的双头垄断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定量分析了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汇率变动对社会净福利的影响：当贸易国的货币贬值时，本国厂商国内销售量及出口量都增加，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增加较大，即厂商将从本国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该国国内市场将由于进日量减少而减少供应总量，引起国内价格上涨，消费者剩余减少。
(三)资本流动性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无论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还是Devereux和Engel(1998)都假定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这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符。为此，Johnson和Tamirisa(1998)、Frenkel、Nickel、Schmidt和Stadtmann(2001)对资本管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特别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对资本流动性与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假定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国内企业靠贷款满足所需的资本，最优汇率制度的标准是最小化Barro-Gordon损失函数。研究发现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固定汇率越有利于增加福利；一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增加汇率的弹性。但是，Aizenman和Hausmann(2000)采用的是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为此，卜永强(2006)在Devereux和Engel(1998)基础上分析了资本管制情况下定价行为进而汇率制度对福利的影响。其结论为：第一，就消费波动性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时，固定汇率下较浮动汇率下大一些；但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情况则相反。第二，就期望消费水平而言，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大于生产者定价下的水平，生产者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又大于根据消费市场定价下的期望消费水平：在资本管制情况下，这种顺序不发生变化，但此时期望消费水平低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水平。资本管制程度越深，平均期望消费水平的下降越大。而从消费者效用看，与资本自由流动情况相比，资本管制情况下各种汇率制度的优劣顺序不变，但各种汇率制度带来的期望效用都低于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水平。
(四)汇率变动原因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Rol-and Straub and Ivan Tchakarov(2004)应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考察了不是由经济基础变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以加拿大、德国、英国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其效应较小。应用二阶近似模型证明在一个存在惯性的模型中，非经济基础引起的汇率变动对可能引起显著经济福利变动的各变量的无条件均值的影响也较小。
(五)国家规模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姚斌(2006)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建立了基于名义工资粘性的两国一般均衡随机模型，从生产率和货币冲击角度定量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对外开放度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对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别国相对本国经济规模与本国开放度的乘积越大，即本国越小或对外依存度越大，则本国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反之，则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Ali Dib(2006)发展了一个新的多部门凯恩斯主义的开放小国经济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考察了商品价格波动在解释汇率变动中的作用，估算了实际汇率变动的福利效应。应用二阶矩，通过求解模型得到了福利效应测度。其得出的一般结论为，在一个开放小国经济体系中，较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下，商品价格和汇率变动对福利的影响较小；而固定汇率制度下，其影响较大。
(六)国际货币合作与汇率制度的福利问题Chantal Dupasquier和Patrick N.Osakwe(2003)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构化模型实证比较了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弹性汇率制度与货币联盟制度下的福利效应。其结论是，货币联盟中采用单一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与弹性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稳定收益基本上可以抵消；但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次区域中，如果交易成本高于该地区GDP的1％，货币联盟要优于弹性汇率制度。范钛、陈小凡(2003)利用Benassy-Quere的福利损失函数博弈模型，从篮子货币币种的最优权重的视角，将汇率安排与各国政府的收益与成本函数挂钩，证明了亚洲各国对美元的单一钉住反映了协同的失败，而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和制度安排通过改变各国的支付函数，促使亚洲各国扩大货币中日元、欧元比重，将有利于提高亚洲整体福利水平。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1 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制度转换理论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理论起点。
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均衡分析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3 博弈论在国际汇率制度协调中的应用研究是开展汇率制度福利国际比较分析的发展趋势。
4 不同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比较是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内容。
5 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其综合形成的社会净福利考察汇率制度福利效应是其基本研究视角，而将开放经济的四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视角分析汇率制度福利效应则较少，因而构成汇率制度福利论框架搭建的主要方向。
(二)研究展望：构建汇率制度福利论的系统分析框架
1 汇率制度福利分析：概念与文献梳理。在梳理汇率制度理论的学术文献、总结汇率制度选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当今汇率制度转换的现实背景基础上，提炼各种汇率制度理论关于汇率制度福利分析的核心观点，形成系统的汇率制度福利论理论概说。
2 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下的福利效应：国内福利均衡视角。构建一国汇率制度福利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比较各种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效应。由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影响，以及中间汇率制度测定的困难，现有文献大都只分析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两种“角点”汇率制度的福利效应。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将必须有所突破，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福利评估，以扩展理论模型。
3 汇率政策博弈与协调下的福利效应：国际福利均衡视角。根据国际经济依存性不断加深的现实，当今汇率制度选择与转换已越来越深地受到利益相关国的制约，因此，要从国际利益博弈视角分析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福利问题。
[关键词]幸福悖论；幸福衡量；人本主义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F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67-02
最近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急剧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在面对“你幸福吗？”这样的民生调查问题时却略显尴尬与无奈。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与日俱增与幸福的止步不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更多的社会财富却伴随着人们同期平均幸福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这一理论使得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幸福理论陷入了尴尬境地。
1主流经济学幸福研究的缺陷
经济学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了追求人类幸福的使命，但是它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因此，200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历史证明：经济学一直沿着“快乐和幸福效用化―效用化幸福物质化―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道路研究幸福问题，这一思路的核心是解答财富增长的原因和促进财富增长的方法，这已经偏离了对人类幸福如何实现等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
亚当・斯密理解的既有“同情心”又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指导下通过满足其追逐私利的“温和欲望”实现其幸福，并通过“利己而利他”来实现富国裕民。边沁继承了这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确立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由此幸福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
边沁的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促进了一整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的诞生，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的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们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而“理性经济人”已经被异化为经济工具和手段，以效用计算的幸福除了物质满足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情感的快乐和主观的幸福成分了。世界变得“物欲横流”，人类似乎也真的成了通过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来获得物质满足的机器而已。
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最优状态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体系，表明社会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中能获得最大福利，力图说明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阿罗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推导，论证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阿罗不可能定理给福利经济学以沉重的打击，使福利经济学设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其标榜的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成了万难实现的梦想。
〖BT（1+12以幸福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1将增长等同于幸福导致对GDP的盲目追求
主流经济学市场效率最大化理论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将效率最大化等同于幸福最大化，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幸福水平的提高，因此GDP就是一切。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导致消费主义的泛滥，政府大力弘扬激励消费主义思想，这种逼迫性消费成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传统的节俭价值观念，导致过度消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也阻碍了经济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一味强调增长、盲目地扩大投资还会导致过度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危害社会稳定。同时，正如陈惠雄教授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长期供求曲线所揭示的一样，过剩的生产与人类需求层次的变化不相适应，导致了幸福水平的下降。此外，盲目追求GDP增长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垃圾污染等给居民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最后，过度重视GDP也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停滞不前。这种逆向发展必将是不可持续的空中楼阁。
2过度竞争和效率最大化的社会成本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竞争手段被看作效率的源泉，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最佳途径，这只是竞争增进社会财富的有利的一面，于是产生了竞争越多越好的信条。但是从社会或道德的角度看，财富效率最大化导向下的竞争，在增加公众福利的同时，也会通过社会分工把人异化为操作各种不同经济机器的一部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竞争尽管可以激励人的创造，但同时更多的是对创造性的压抑。同时，竞争会造成过度紧张和社会安全感的降低，这种巨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导致人类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3经济的深化发展与社会的分裂
道德情感主义的斯密可能不会想到其深化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市场的经济主张会导致今天人类社会道德的沦丧。日益发达的工业化大生产在追求市场规模的极大扩张的同时，以正义的理由摧毁了传统的地域经济，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人变成了生产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商品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标，而不管我们为生产商品所牺牲的代价。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逐渐被财富的算计和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取代，经济利益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渗透导致简单的经济规则对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取代。另外，这种拜物教本质的日益彰显逐渐腐蚀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严重威胁了建筑于道德价值体系之上的政治秩序。
3当代经济条件下对幸福的追求
正如大家都知道斯密的《国富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的《道德情操论》，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而最早最直接地实践了这一思想的是只有63万人的小国：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前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旺楚克认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由此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不丹在追求和践行国民幸福上的“另类”成功，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幸福的关注。在此之后，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GDD），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这种对幸福的实践，引起了经济学在理论上对幸福的重新思考。
经济学脱胎于哲学体系，关于幸福问题，尽管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试图同哲学一样解决什么是幸福及如何实现幸福等全方位的幸福问题，却逐渐走向了效用化、物质化、数理化的幸福衡量道路。其以财富为核心的研究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社会财富不充裕的“短缺资本主义”时代是相对合理的，然而一旦生活所需的收入稳定了，要让人们更幸福就不太容易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越来越有限，富有而不幸福的现实情况所体现的“幸福悖论”使经济学处境十分尴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应重新回归哲学的部分视角，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影响幸福的因素，以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为前提，既秉持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原则，也坚持满意化的实践原则，用人本主义幸福观和体验功利主义思想构筑幸福经济学的价值观，正本清源，这正是当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追求幸福”的经济学。〖HJ*3/4〖HJ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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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惠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01-03
自由主义坚持自由竞争，不赞成政府干预个人福利的实现，而干预主义坚持政府干预，认为国家应当为个人提供生活保障，增加个人福利。二者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在二者的争论中，是否能够找到共识？经济活动的层面从上到下依次可以划分为个体经济、联盟经济、哦暇济和公共经济。本文将以福利经济学为视角，考察不同经济层面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实现途径上的争论。
一、个体经济活动层面
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在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或者说，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个体，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决定自我的经济活动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与独立个体相关的福利，包括个人的生存是否有保障，贫困程度，生活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在个体经济活动层面上，为实现个人福利，干预主义主张政府管制，英国早在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中，就规定通过征收济贫税，给无力谋生的人发放救济，并负责组织失业的成年人从事劳动，安排孤儿当学徒等。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自由主义主张个体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使得人们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促进社会福利是私人的事情，与政府和社会无关。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国家、保护个人和进行公共建设及相关费用之处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贫困与懒惰有关，是由于个人不努力的结果，不应该由社会负责，自由放任、自由调节、自由竞争能使个人得到最大满足。
3.二者争论的焦点。对个人的福利的实现，干预主义认为应由国家负责，提供工作机会和救济，保障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自由主义认为，应当任由个人自由发展，个人能够也应该对自身福利完全负责。
二、联盟经济活动层面
两个或以上独立个体因共同利益通过正式契约建立的组织，例如厂商联盟、行业协会等，通过这种组织来进行经济活动，是联盟经济活动。它是个体活动的一种放大形式，通过联盟的形式，个体活动有了一定的保障。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凯恩斯主张政府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可以对私人企业增加订货、发放贷款，以促进充分就业。实行高额累进税，以此缩小分配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萨缪尔森认为，生产和交换的最有效条件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是实现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他赞同凯恩斯的观点，主张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税收转移支付。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代表马歇尔把贫困问题归因于劳动市场，认为缺乏技能和谈判力量的工人只会得到较低的工资，这导致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无法提高，并具有代际延续性。因此，主张限制非技术工人的家庭规模和建立累进税制度，但不主张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层面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税收收入对穷人实施补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社会保障，救助生活贫困的人群。而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坚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也认识到，穷人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应通过为穷人提供健康和教育等保障，提升穷人获得财富的能力。
三、垄断经济活动层面
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引起垄断。当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而在经济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使得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干预的范围不仅包括分配领域，还应包括生产领域，主张通过税赋消灭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和老年抚恤金，提出进行失业救济和工资评议等一系列“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政策”，倡导发展公用事业，对一些企业进行直接的管制，以便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坚持由市场自发调节经济，认为在稳定的条件下，市场能够通过自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但庇古也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间的流动，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工资公平，长期雇佣，解决劳资纠纷，以提高工人的福利。对于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来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从而增进经济福利。
3.二者争论的焦点。由于垄断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及其危害，使得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主张对其实施政府干预，但前者认为政府应当全面干预国家经济，包括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后者认为政府干预应当仅限于存在垄断的行业和关系经济命脉的产业，但在其他领域，仍然应该保持自由竞争。
四、公共经济活动层面
公共经济活动是由个体厂商发展到国家公共部门企业来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公共物品（大到维护国家和法律秩序，小到路灯、门牌）、克服经济垄断与自然垄断、解决经济外部性（包括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通过需求管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充分就业。
1.干预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琼・罗宾逊夫人，她主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的国有化，对失业者进行政府培训，以促进其再就业；主张实行高额累进税收制、遗产税制、赠与税制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2.自由主义的福利实现方式。“新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倡导不损害自由的平等，对于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福利国家具有短视和低效的倾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威胁。因此，政府提供保障的方式要尽可能地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政府的非强制性、尽可能少的收入再分配。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观点一致，他认为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福利国家而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个人的自由，主张削减社会保障计划，代之以负所得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他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应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及医疗保健制度，而非增加个人收入。
3.二者争论的焦点。在这一经济活动层面，二者都认同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争论的焦点在再分配问题上。干预主义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自由主义则反对收入再分配，反对福利国家，主张个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由发展。
五、结论
通过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不同经济层面福利实现方式的考察得知，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关注的是不同经济活动层面的福利，因此福利的实现方式，也是有层次的。
在个体活动层面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及个体能动性，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这样更有利于个人发挥其才能，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一经济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观点占据主要地位；在联盟经济活动层面，自由竞争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政府依然可以较少地干预，以保证经济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在垄断经济层面，由于垄断势力过于强大，有碍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适度干预。而在这一层面，干预主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政府，这一层面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政府干预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干预主义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自由主义学派不同，干预主义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群体，主张通过再分配；而自由主义学派重视宏观福利，社会福利最大化，基于市场机制与宏观目标的实现，接受政府适度干预，但不赞成收入再分配。伴随着经济活动从个体经济到公共经济层面的上升，干预主义的作用逐渐提升，关注的焦点也从提供个人的救济发展到为增进社会福利提供各方面的社会保障，而自由主义的作用在逐渐下降，关注的焦点从宏观福利到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
综上，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福利的实现方式上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层面，福利的实现方式应当采取不同的主张，在个体经济层面，应当采取自由主义的实现方式，干预过多容易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导致个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在联盟经济层面，可以适度加入干预主义的主张，在垄断经济层面，则要以干预主义为主，避免垄断的弊端；在公共经济活动层面，自由主义会导致极端社会贫富分化。因此，应当采取干预主义的方式，并充分发挥二者的政策优势，实现社会福利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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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State Interventionis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MA Yun-chao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5，China）
【关键词】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与制度；沿革与启示
文章从根本上理顺国家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介入社会福利制定和运作体系并导致的福利国家变化，学习借鉴西方福利理论与制度、政策的有益经验与教训，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中的民生保障和改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沿革
有学者将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体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福利理论与制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西方国家福利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国家福利理论体系的产生进程。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一）西方国家福利理论的积极成果
覆盖面广、保障标准高并且内容齐全。福利国家建设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发展落实于民生的成果，福利理论制度以全体公民共享为特征，强调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涵盖社会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教育以及住房等体制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及对其福利制度的反思
西方福利制度经历了30余年发展，给各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带来积极成果的同时，其长期积累的弊端和缺陷也逐渐显现，譬如劳动力成本、失业率、预算赤字、等问题。
三、借鉴与启示：探索中国式的福利发展道路
（一）加强保障与改善民生
党的十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的最终目的，也体现了中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乃至今后几十年社会建设都要着重解决好的关键问题，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制度模式，吸取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处理好福利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福利制度设计应具备长期性、战略性，要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与经济政策相协调，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证明，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福利水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建立科学、公正的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建立起科学、公正的收入初次分配制度，因此，解决好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制度是社会福利建设的宏观基础。
3.引导多种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体制建设。应确立政府在民生保障与改善中的主导地位，其主导作用体现在承担起社会福利投资主体的角色方面，又要提倡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多种力量积极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要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保障，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但也不能照搬其现成福利模式。既要统筹规划，也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保障对象之间的具体差异和需求，合理设定国家和地方社会保障水平。
1.社会保障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应避免理想化、高水平的”结果平等”。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变迁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国家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决定性变量，如果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容和规模超过条件的允许，就会演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2.合理确定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和作用，确立有效的社会责任共同机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在政府的组织、监督和有限参与下进行运作，社会保障的责任应在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间共同承担
3.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样化。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而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社会保障基金的预期使用率也将上升。 在此情况下，必须实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以避免欧洲福利国家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制运行所带来的财政危机。
4.强制参与和自由参加并举，建立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应由多功能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包括国家强制的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险、由缴费决定或自愿购买的补充保险在内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改革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福利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贡献了有益的学术积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继续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理论，仍是摆在所有中国社会福利学者面前的艰巨任务与挑战。
参考文献
[1] 王川.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 2008.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31-03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 “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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