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理论价值;实践意义
一、引言
2012年6月8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是近年来对银行监管领域最严格的规范措施。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新办法不仅体现了更严格的监管规则，更树立了监管当局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监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比发达国家更高，且金融危机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就在银行业，所以政府要加强对金融体系质量的监管和法制程度的完善。[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巴塞尔协议Ⅲ》是对《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漏洞的补充，如针对次贷危机中银行过度信贷行为导致的顺周期性要求银行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缓冲。[2]新办法体现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核心内容，在中国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研究《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特点
（一）严格明确资本定义。新办法明确了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其它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具体内容，如商业银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规定了各层资本充足率监管中资本的具体组成部分和扣减项内容，如提取的超额资本缓冲只能由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新办法还为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设定了每年递减10%，为期10年的递减期。这三个举措将商业银行资本严格划分，有利于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及商业银行之间的同业比较。
（二）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新办法中明确说明了资本工具的合格要求，并提出了四层资本充足率要求，具体包括最低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和储备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和第二支柱资本要求。[3]这一资本监管要求覆盖了银行的预期和非预期损失，涵括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作者统计了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5年以来的平均资本充足率水平，发现2007-2012年间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总体水平均在10.5%以上，2007-2008年高达15%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在总量上满足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但相较于欧美银行业资本缓冲水平，我国银行业存在资本富余，有资本浪费的现象。
（三）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明确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新办法将风险加权资产细分为三个部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其中操作风险的资本系数为18%，高于《巴塞尔协议Ⅱ》中15%的规定。新办法细化了各类资产风险权重体系并对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如将国内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从20%上调至25%，将个人贷款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等项目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这些举措目的是引导银行风险管理创新，扩大对小微企业、个人的扶植力度，以便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监管指标要求更为严格。新办法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预防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监管当局将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我国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高于《巴塞尔协议Ⅲ》对国际银行业4.5%的要求。杠杆率水平要求为4%，高于《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3%的要求。类似的高于国际标准的监管要求，能够有力的约束银行体系的高杠杆运作行为，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在对银行合规的监督上，除了市场监管，内外部监控三方联合监管的方式，新办法还要求银行主动披露信息，提高银行业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尽管成本会提高，但其社会效益远高于给单体机构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加强监管的长期效益远足以抵消短期成本，严格监管行为利大于弊。
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理论价值
（一）将《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形成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Ⅲ》是《巴塞尔协议Ⅱ》的延伸与完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问题。目前我国银行业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覆盖，资本充足率较高，银行主要靠净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也比较稳定，有利于银行业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然而正是这种以信贷为主的业务模式要求银行业更加注重微观层面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因此，中国银行业在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过程中，要同步推进《巴塞尔协议Ⅱ》。
新办法体现了国际监管新规，又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制度。此次颁布的新办法中按照《巴塞尔协议Ⅱ》确定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等微观范畴的指标体系。另外还将系统性风险纳入了资本监管框架，参考《巴塞尔协议Ⅲ》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即提升了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又增强银行业整体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体现了监管标准的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不同银行在资产规模、国际化程度、风险管理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银行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不同层次的银行之间。新办法实施后，监管机构将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要求，并针对单家银行实行特定资本标准以满足第二支柱要求这样即统一设定了适用于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又根据不同机构的情况设置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确保各类金融机构向新监管标准平稳过渡。又如，新办法要求银行业统计进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单对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可以体现个体化差异。2012年11月，我国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申请成为首批使用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银行，计量方法的改进有利于银行节约资本，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三）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目前最大的监管理论框架。
新办法借鉴国际资本监管的标准，形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最完备的监管标准，从该办法的内容看，包含了对资本的严格界定、风险的计量和监管工具的运用，对于我国研究银行业的监管机制具有指导作用。与旧的方法相比，新办法在一些指标体系的标准、计量、评估和披露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计量和控制，这有利于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和资产负债结构管理的研究。另外，新办法覆盖的范围更广，不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还适用于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公司及其它金融机构。
四、《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践意义
（一）对银行业稳健性的影响。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4] 新办法中的资本监管策略体现了监管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1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95%，拨备覆盖率达282.7%，可见我国银行资本金比例从质量到数量上均远远高于欧美银行同期指标。因此从短期来看，我国银行业基本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增强了单个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避免银行间流动性危机的相互传染。另外，新办法重视了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提高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标准，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多提取1%的资本缓冲。目前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定办法尚未出台，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均被巴塞尔委员会纳入全球2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
（二）对银行资本补充渠道的影响。
充足稳定的资本金来源是银行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在新办法的约束下，银行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分子策略来说就是要增加资本，建立良性的资本补充机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主要来源于银行利润，而银行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银行业务多元化程度较低，对风险的控制水平不高，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上市银行面临资本补充的巨大压力。如2013年以来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出现抢占银行部分存款，2014年1月银行存款减少9447亿元，而同期仅余额宝规模就增加了2000亿元。另外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冲击导致银行存款成本的提升。所以面对冲击，商业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尽快完善内源性增长为主、外源性融资为辅的资本补充机制，建设应急资本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本质量。
（三）对银行业务发展方向的影响。
在新办法的监管要求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面临更严格的资本约束。因此，我国银行业应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在新办法的指引下进行金融创新。比如权重法下风险权重的设置明显体现了政策倾斜，发展小微型企业和个人业务可以降低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从而提高资本充足率，如工商银行向小微企业推出的信用贷款――“小额便利贷”业务。我国银行业应借鉴欧美银行业先进的产品创新和盈利模式，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战略转型。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以及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益拓展给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银行业应在监管约束下转型。如银行可以加强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适时推出一些类似于2003年商业银行开始在一级资本之外发行附属债的债务型的资本工具。另外银行可加强理财产品的优化升级，如工行2014年2月在江浙地区试点推出的“天天益”，具有1元起购，可24小时购买和赎回的特点。
（四）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模式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在风险覆盖范围、计算结果准确性等方面设计并不合理。从国内金融现状来看，随着利率
市场化的冲击，银行以存贷利差
为主的业务收入模式将给银行盈利造成巨大影响。新办法
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微观审慎管理的层面讲，新办法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覆盖风险的范围更加广泛;允许商业银行自主选择风险计量方法，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等高级计量方法。这个过程本身也会促使银行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如目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家大型银行内部评级法覆盖率平均约为71%，自行估测自身的PD、LGD及有效期限等参数值，可以更好的衡量风险、节约资本。从宏观层面讲，新办法明确了监管主体以及监管范围;防治高杠杆率并抑制顺周期性;建立了信息采集及共享机制并要求银行计提超额资本缓冲，以应对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武力超.金融危机前后金融体系结构变化和制度因素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3（2）：85-96.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关键词：资本管理 商业银行 影响 对策
一、《新资本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新资本管理办法》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提出了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2.5%的储备资本要求、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及1%的系统重要银行资本要求，多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提高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其次，在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的基础上，引入了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同时要求银行单独列制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不再是将其整合在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中计量。再次，提出明确的监管定性要求，赋予了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督检查的职权，银监会有权对资本充足率水平未达标的银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商业银行资本的持续达标和经营过程的合规性。最后，加强了市场监督约束的力量，提高银行信息的披露程度，通过公开渠道，向监管当局、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资本充足率的相关信息，使市场参与进银行经营的监督过程。
二、《新资本管理办法》对我国银行业的总体影响
（一）对资本水平的影响
中国一直非常重视资本质量监管，所以这次我国实施与《巴塞尔协议Ⅲ》相一致的资本新规，资本定义变得复杂了，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数量是上升的。首先，《新资本管理办法》超额贷款损失准备计算口径和以前不一样，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现在可以记入二级资本。其次，过去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填报说明里明确规定，填未分配利润时要扣除预分未分配利润，现在不再将其扣除。再次，对持有债券资产的减值处理，过去是非对称处理，对我国商业银行持有债券资产，损失全部放在资本公积里面而收益全部从资本公积中扣掉，收益不记损失记，现在损失收益全部计入，有利于提高银行资本水平。最后，过去银行之间不能相互持有资本公积，但现在银行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持有其他银行资本公积。所以国际上银行使用资本新规，资本数量普遍下降，而我国银行业的资本数量不降反升。
（二）对风险资产计量的影响
资本新规中风险视角比以前有所扩张，风险加权资产数量较以前有所上升，银行合规成本提高。现在对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时，不但要考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还要考虑新加入的操作风险。对于占我国银行业经营风险高达90%的信用风险，改造了原来的权重体系，增加了风险权重等次，提高了风险敏感性，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运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对银行风险计量视角的扩大，要求银行要有信息系统，对风险的时区、时段进行区分，要求前台与后台系统之间有一个对接关系，要求有专业的人才，银行业合规成本会提高，但这有利于银行重视风险的管理，有利于约束银行业非理性的经营行为，促进银行业更高效的服务实体经济。
（三）对监管要求的影响
为了保证监管意图与银行稳健经营相结合，在2013年正式实施的《新资本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各银监局对银行的监督检查过程，不是仅仅看资本充足率水平，更重要的是看能不能达到监管当局的定性要求。资本充足率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银行要建立一套稳健的内部资本评估程序，将外部监管要求转化为银行自身的一套治理结构、流程安排、政策措施和工具体系，实现监管意图和银行自身稳健发展相结合。
（四）对信息披露的影响
为了加强商业银行信息透明度，便于银行外部的监管者和投资者监督银行的经营行为，将市场的监督力量注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新资本管理办法》就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提高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成本，银行需要更为全面和及时的对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经营管理过程进行信息披露。
三、适应《新资本管理办法》对策
（一）改善资本供给渠道，补充资本水平
实施《新资本管理办法》，对中国商业银行短期资本充足率水平影响不大，但中国商业银行规模扩张迅速，今天达标明天不一定达标。为适应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必须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本水平的持续达标。《新资本管理办法》下调了对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的风险权重，银行可以就此转变信贷结构，提高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比例，进而实现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过去银行的资本来源主要来自银行的负债业务，但中国商业银行未来负债波动性有增强的趋势，所以未来银行业应该建立起以内部资本积累为主导的一个主要资本供给模式。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发、IPO或者发行次级债券等方式提高银行资本水平。
（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适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
《新资本管理办法》中，对于银行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核算引入了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初级法、高级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核算有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核算有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实践证明，越是高级的模型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风险加权资产数量越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了努力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达到高级模型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法的使用标准，积极开发并使用高级模型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加强信息建设，实现更深层次的市场化
《新资本管理办法》明确提高了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体现出市场是银行稳健经营过程当中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商业银行在资本新规实施后，应该加强自身信息建设，积极并全面向市场披露信息，了解自身的同时了解市场，借助市场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中国银行业一直比较依赖政府，要想稳健发展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从传统的过度依赖政府的救助来维护银行体系稳健经营转向越来越靠银行自身实力来稳健经营，未来中国银行业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这是大势所趋。我国将逐步建立起以资本为核心的损失吸收机制，摆脱被动式的政府救助，实现更深层次市场化的银行经营模式。
（四）拓展业务渠道，加强零售业务
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经营模式在《新资本管理办法》出台并实施后，受到了抑制，商业银行资本要求提高，加之利率市场化，银行业传统资产信贷业务盈利水平受到很大程度打压，银行短期高速盈利趋势不容乐观。所以银行经营业务应该转型，加大银行业零售业务，零售做好不仅降低资本要求还能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稳定银行的利差。未来银行业发展的着眼点应该是深化现代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约束优先，控制规模，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回归理性，提高经营水平。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资本办法；实施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求农村信用社参照执行。这对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笔者就农村信用社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办法提出一些粗浅见解。
一、充分认识实施《资本办法》对农村信用社重要意义
《资本办法》统筹推进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协议，建立了分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着力于构建更完善的资本约束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引导商业银行从高资本消耗的规模扩张模式向资本节约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资本办法》实施不仅对我国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全力推进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工作
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在实施《资本办法》初级阶段，一般采用初级计量方法计量各类风险加权资产。具备一定规模和实施能力的商业银行或股份公司，应逐步探索以高级计量方法计量单个或多个风险领域的风险加权资产，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节约资本。
1.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在实施《资本办法》初期，县级农村信用社一般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权重法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银行账户表内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与表外项目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之和。在计量各类表内资产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应首先从资产账面价值中扣减相应的减值准备，然后再乘以相应权重系数。对于风险权重较高尤其是超过400%的资产，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可适当加大此类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通过降低资产基数进而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在计量各类表外项目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应将表外项目名义金额乘以信用转换系数得到等值的表内资产，再按表内资产的处理方式计量风险加权资产。
2.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资本办法》规定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风险以及商品风险。县级农村信用社在开展相关业务需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时，一般采用标准法进行计量。针对不同风险类别，县级农村信用社也可以根据自身风险计量能力和业务实际选择难易不同的计量方法，如利率风险的“到期日法”和“久期法”，期权风险的“简易法”和“得尔塔+法”等。
3.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资本办法》规定操作风险主要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县级农村信用社一般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规模较大、业务条线种类较多且符合标准法实施条件的商业银行，可逐步探索采用标准法等高级计量法进行计量，但高级计量方法的实施须经银监会批准。
4.加快转变业务发展模式。《资本办法》将信用风险权重框架由原来的0%、20%、50%、100%四个档次变为从0%—1250%多个层次，提高了权重法的精细化程度和风险敏感度。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提高资本约束意识，优化资产结构，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转变业务发展模式，降低加权风险资产。
1.严格控制非自用不动产和工商企业股权投资。《资本办法》规定非自用不动产风险权重为1250%。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密切关注此类资产的出租或自用情况，对于资产回报率低于平均资本回报率的，应转为自用或尽快处置。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在接收政府捐赠时，应避免接收无法处置的非自用类不动产。《资本办法》规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为400%，对工商企业其他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为1250%。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在接收抵债资产时应尽量避免被动持有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更应严格控制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2.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信贷和个人业务。《资本办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债权由100%的风险权重下调至75%，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将信贷资产投放小微企业时，应符合《资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界定标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原办法保持了50%的风险权重，此项低风险权重业务仍然应作为县级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的重点。另外，个人其他债权由原来的100%风险权重下调至75%，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此类个人业务。
3.加强短期同业业务的资本占用管理。《资本办法》将原来的对其他商业银行原始期限四个月以内0%的风险权重改为3个月以下风险权重为20%，3个月以上为25%，即短期同业债权业务风险权重至少为20%。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加强短期同业业务的资本占用管理，预测发展此类业务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另外，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关注隔夜拆借业务，隔夜拆借等短期限资产的收益有限，但此类资产在资本充足率计算时点存在，须按20%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因此，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控制跨资本充足率报送时点的短期同业交易。
4.修订贷款承诺合同，降低资本占用。《资本办法》规定，原始期限不超过1年和1年以上的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分别为20%和50%；可随时无条件撤销的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为0%。可随时无条件撤销的贷款承诺不占用资本，因此，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在签订贷款承诺合同时，应赋予自身可随时无条件撤销贷款承诺的权利，对于已签订的合同，应尽量对其进行修订。
5.加强银行票据和承兑汇票的管理，充分发挥风险缓释工具的缓释作用。《资本办法》规定，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可按照《资本办法》附件2的规定，考虑合格质物质押或合格保证主体提供保证的风险缓释作用。具体到我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实际，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重点加强对商业银行债券、票据和承兑的汇票等质物风险缓释工具的管理，充分发挥此类风险缓释工具的缓释作用，同时防止质物的担保期限短于被担保债权期限，避免因期限错配问题造成风险缓释作用失效。
6.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虽然息差是目前银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息差将进一步缩小。从高资本消耗业务向低资本消耗业务和中间业务转型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县级农村信用社应加快各类金融产品的开发推广，大力拓展不占用资本的中间业务，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降低资本消耗。
三、总结
随着农村信用社深入改革发展，农村信用社逐渐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将是必然结果。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不进能够实现监管者的监管意图，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和推动农村信用社进行业务整合、资产结构调整、以及资源和流程的重组，对于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继续予以深入研究。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
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
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
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弊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本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
第三，关于银行终止时的清算，我国台湾地方规定，银行解散时或银行因违法而被勒令停业至撤销许可时，应进行清算。一般情况下，适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普通清算规定；若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银行因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而被撤销许可的，依特别程序进行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后，非经清偿全部债务，不得以任何名义退还股本或分配股利。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解散的，由银行自己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了保护作为存款人的广大城乡储户的合法权益，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还特别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第71条）。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就没有这种特别规定。
六、商业银行的接管与停业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充分借鉴别国的成功做法，设立了商业银行的接管制度。根据规定，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也有关于“银行停业”的制度；但“银行停业”与祖国大陆规定的“银行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同。“银行接管”的唯一目的在于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而“银行停业”的目的首先是对商业银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才是防止商业银行破产和信用危机。
一、商业银行的立法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 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 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 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 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 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
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 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
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 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 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
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弊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本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
第三，关于银行终止时的清算，我国台湾地方规定，银行解散时或银行因违法而被勒令停业至撤销许可时，应进行清算。一般情况下，适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普通清算规定；若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银行因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而被撤销许可的，依特别程序进行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后，非经清偿全部债务，不得以任何名义退还股本或分配股利。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解散的，由银行自己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了保护作为存款人的广大城乡储户的合法权益，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还特别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第71条）。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就没有这种特别规定。
六、商业银行的接管与停业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充分借鉴别国的成功做法，设立了商业银行的接管制度。根据规定，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也有关于“银行停业”的制度；但“银行停业”与祖国大陆规定的“银行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同。“银行接管”的唯一目的在于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而“银行停业”的目的首先是对商业银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才是防止商业银行破产和信用危机。
其次，造成停业和接管的原因不同。造成“银行停业”的原因较多，商业银行因合并、名称或资本变更等未经批准的，或不能拨付其应付票据差额的，或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的，或银行亏损逾资本1／3的，均可由“中央”主管机关勒令停业；而“银行接管”仅限于因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才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接管。
一、商业银行的立法
虽然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在祖国大陆出现的时间不长，但祖国大陆很重视对商业银行的法制建设，于1995年5月10 日便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专门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而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存在的历史较长，但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专门的立法，仅在其“银行法”中对商业银行作了专章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分总则、商业银行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对存款人的保护、贷款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法律责任和附则9章91条，已于1995年7月1 日正式实施。
除了《商业银行法》以外，有关商业银行的重要法规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主要有《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在银行业务方面主要有《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借款合同条例》、《贷款通则》、《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储蓄管理条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等等。
在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立法”中，最重要的当属“银行法”的制定与修订。“银行法”于1931年制定，分通则，银行之设立、变更、停业、解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专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外国银行，罚则，附则等9章51条。当时政府在大陆，由于忙于内战， 以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该法实际上并未予以实施。1947年重新修订，条文增加到119条之多，并正式得以实施，到台湾后仍在实施。 其后也多次进行过修订。其中以1975、1985、1989年的修订较为重要。1989年的修订为最近的一次大幅修订，涉及的条文达30余条；其目的主要在于配合民营银行的开放，健全银行制度，促进银行业务的自由化以及整顿金融纪律，维护金融秩序。
除了“银行法”外，我国台湾地方有关商业银行的“法规”主要还有：在银行机构方面，有“交通银行条例”、“中国农民银行条例”、“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中国输出入银行条例”等。在银行业务方面有“支票存款户处理办法”、“银行办理限额支票及限额保证支票存款业务办法”、“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办法”、“银行对企业授信规范”、“银行办理短期周转性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中长期授信作业准则”、“银行办理票据承兑、保证及贴现业务办法”，等等。
二、商业银行的定义及业务范围
何谓“商业银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所不同。《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在第70条中规定，所谓商业银行，指以收受支票存款，供给期限在一年内的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的银行；在第52条中规定，银行为法人。这都是从揭示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入手来给商业银行下定义。比较而言，祖国大陆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充分揭示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三大基本特征：即设立的合法性（必须依法成立）、业务的特殊性（特定的银行业务）和组织的法律性（必须是企业法人），概念完整、精确；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既没有要求其设立的合法性，也没有对其作定性描述，仅在另一条款中（第52条）笼统提到银行是法人，概念显得零碎，使人无法从整体上来认识商业银行。
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范围大体相同，包括吸收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投资公债、中介等金融业务；但祖国大陆还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发放长期贷款等业务；而台湾地方只允许商业银行办理短期和中期贷款，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不能直接吸纳居民储蓄存款，也没有关于商业银行能否开展外汇买卖业务的规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起大陆的商业银行要窄一些。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股票经营，禁止向企业投资以及向非自用的不动产投资，违者将予以重罚。各商业银行原来自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要么与银行脱钩，要么停办信托业务，实行银行业与信托业、证券业彻底分离。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也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上述几项业务；并对自用不动产的投资额也作了明确的限制：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的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的，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金额的5％。此外，台湾地方的法规还规定， 商业银行自身不得开展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商业银行内虽可附设储蓄部和信托部，但各部的资本、营业及会计必须独立。而吸纳储蓄存款，正是祖国大陆商业银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业务，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
三、商业银行的设立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法人企业，应当依法成立，即依法定程序设立，办理相应的审批登记手续。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规定：银行的设立，须报经“财政部”许可；经许可设立者，应依“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收足资本金额；办妥公司登记后，再执有关文件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银行及其分友机构非经法定程序设立，不得开始营业；银行所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式股票；并且，非经“财政部”许可，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之股份，不得超过其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这里，所谓“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同一关系人”的范围，包括本人、配偶、二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以本人或配偶为负责人的企业。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应开具分支机构计划及所在地，申请“财政部”许可并核发营业执照。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也就商业银行的设立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有许多不同。
首先，明确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条件。该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2 ）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 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专业有关的其他设施等。
其次，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具体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时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文件、资料、申请书的基本内容，申请设立程序等；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为了保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商业银行法》还对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四，关于商业银行的股东限制方面，《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时相对要宽松些，只是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的股份总额达10％时，要事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的非经“财政部”批准，同一人持有同一银行的股份不得超过5％， 同一关系人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5％相比， 允许同一人持有的股份百分比要高，而且也没有关于“同一关系人”持股数额的限制。
第五，在关于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方面，《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比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具体、全面一些。《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应按照规定拨付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营运资金。拨付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总额的60％。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人民银行申办相关批准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商业银行法》还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针对以前全国性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导致机构重叠、各分支机构内部相互进行业务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等弊端，《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不按行政区划设立。
四、商业银行的形式
无论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还是我国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承认商业银行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第52条就规定，“银行为法人”；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更是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即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是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将商业银行定位为“企业法人”，既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也明确了它的经济性质，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合法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任何银行都需通过特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鉴于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律及台湾地方的商业银行“法规”都不允许商业银行采用独资或合伙的形式，也不允许采用无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形式；但是，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却存在差别。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在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律形式时指出：“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17条），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法律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可见，祖国大陆的法律允许商业银行既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也可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只能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国有独资公司）。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则规定：银行的法律形式，除法律另有规定或“银行法”修正施行前经专案核准外，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限。
五、商业银行的变更与终止
商业银行的变更包括商业银行的合并与分立、名称变更、资本总额的增减、分支机构的增减、办公地点的迁移等等。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规定，银行合并或银行名称、组织结构，资本总额、本行及分支机构所在地等项内容发生变更的，应经“财政部”许可，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及申请换发营业执照“。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亦规定，商业银行的名称、注册资本、总行或分支机构所在地、业务范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章程修改等变更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合并、分立的，必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并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
在关于商业银行的终止方面，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与台湾地方的“银行法”的规定有较大的区别。
第一，关于终止的原因，台湾地方的“银行法”只是规定了银行自动解散、因违法而被撤消许可二项原因，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和宣告银行破产；而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了银行解散、被撤消和被依法宣告破产三项原因，明确允许商业银行可以破产。
第二，关于终止程序，台湾地方规定，银行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申叙理由，附具股东会记录及清偿债务计划，申请“财政部”核准：“财政部”核准解散时，应即撤销其许可。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则规定，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需要解散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事先须经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
第三，关于银行终止时的清算，我国台湾地方规定，银行解散时或银行因违法而被勒令停业至撤销许可时，应进行清算。一般情况下，适用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普通清算规定；若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银行因不能支付即期债务有碍银行健全经营而被撤销许可的，依特别程序进行清算。银行进行清算后，非经清偿全部债务，不得以任何名义退还股本或分配股利。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解散的，由银行自己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商业银行因吊销经营许可证被撤消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了保护作为存款人的广大城乡储户的合法权益，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还特别规定，“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第71条）。而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就没有这种特别规定。
六、商业银行的接管与停业
祖国大陆的《商业银行法》充分借鉴别国的成功做法，设立了商业银行的接管制度。根据规定，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
我国台湾地方的“银行法”中也有关于“银行停业”的制度；但“银行停业”与祖国大陆规定的“银行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同。“银行接管”的唯一目的在于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而“银行停业”的目的首先是对商业银行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然后才是防止商业银行破产和信用危机。
关键词： 宏观审慎；资本监管；资产管理
一、引言
201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办法”）的出台使银行资产管理难度增加；治理银行收费给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带来压力；对以非标投资理财产品为主的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加强，使银行原有的资产管理业务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拓展盈利渠道、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更加注重资产配置效率，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普遍共识。然而，银行间流动性危机事件暴露出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依然存在脆弱性。资本作为吸收风险的工具，其对宏观层面的维稳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银行通过做大同业业务、发行金融工具和一系列金融创新手段进行轻资本占用的高风险监管套利行为，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银行业资产管理现状，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为进一步完善银行资产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资本管理框架
（一）新办法主要内容及其变化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办法构建了以巴塞尔Ⅲ为基本框架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新办法严格确定了资本定义；扩大了风险资产的资本覆盖范围；并根据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需要，在风险权重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相较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1]，新办法具体的变动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办法将资本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在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细化要求了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还进行了1%的附加资本要求。
第二，新办法为了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于特定领域的资本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对同业债券的风险权重增加比重，下调个人贷款及小微企业等项目的风险权重。
第三，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厉的资本监管体系。新办法采用三方并立监管方、投资方、银行自身）的监管体系，建立起监督检查、外部市场监督制衡和银行内部督查监管的资本充足评估机制。
（二）新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方式的影响
1发展轻资本占用的业务比重。国内银行受到了更强的资本约束，需要在资产业务结构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些靠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的业务模式将会受到考验。一些合规合法的创新，如提升不利用或少利用资本的中间业务在盈利中的比重，将成为银行重点发展的方向。
2对银行资本管理的量化操作层面要求更加细致化。新办法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按照新办法深化资本量化管理，开发高级计量工具，将内部风险评级体系、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进行完善健全，实现风险及其资本的细致化管理。
3按照宏观结构调整的需求，改变某些领域资产配置的权重。为了鼓励资金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新办法下调了譬如个人贷款和小微贷款等风险权重。然而，风险权重的下调不代表风险的降低和直接收益的增加，如果监管层面的要求与实体经济的供求局面不吻合，商业银行的资金投放就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最终投向一些低风险权重而高风险的领域中去。
三、宏观审慎资本监管框架下我国银行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
次贷危机后，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措施之一，“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被引入巴塞尔III，旨在缓解信贷亲周期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影响[2]。
然而，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管理办法，究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个平均监管标准。许多银行在实际运营中建立了自身内部的资本模型如RAPM、RAROC等基于资产波动概念上的资本模型），并运用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导致资产负债表内外积聚了大量的风险。因此，监管当局的宏观审慎视角与银行在运营过程中的微观审慎视角存在目标的不一致性。
（二）被监管者缺乏宏观审慎的动力
新办法作为一部中国版的资本监管法规，在保持与国际标准巴塞尔Ⅲ）主要规则一致的基本前提下，更加注重与中国银行体系实际情况相结合。新办法对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的模式提出了否定，对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的确切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方面都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然而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建立全面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也会导致银行自身在资本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宏观审慎的视角：
1国家声誉的“隐性担保”
在十几年来国有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无形资本一时难以退出，因此必须进行金融控制，而金融控制又转化为国家单方面对风险的承担，国有银行市场化与国家金融控制的此种胶着状态，使得作为策动者的国家被一步步牵入试图兼顾金融控制和市场化双重目标的两难困局[3]。眼下，我国尚未构建无形资本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声誉对银行经营的“隐性担保”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商业银行有动机仅仅局限于微观审慎的角度进行资本配置。
2既有的资产配置结构难以按照新规及时调整优化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几年内，我国宏观政策的调控普遍是通过交替使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工具来实现经济增长或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一频繁的政策操作后果导致银行资金最终集中投向政府主导的产业中去。加上商业银行对政策的预期存在惯性，其资本配置一时难以迅速调整和优化，譬如平台贷款的退出和一些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处理等，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3新资本管理办法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
从监管方与银行方面相互博弈的角度看，银行作为第一线经营主体，对实体经济的变化十分敏感，而这些变化传递到监管当局过程中必然经过一定的时滞。更何况，简单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体系往往不能及时涵盖与特定风险相挂钩的资本要求，银行通过资本工具的创新可以进行监管套利。银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与政策制定方的博弈过程中，有动机偏离监管层面的资本安排，而根据自身判断进行资本配置，获得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资本监管
商业银行资本是商业银行开业、经营、发展与壮大的前提，是商业银行从事货币信用经营管理活动的期初的预付与以后的积累，实际上也就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从质的方面看，资本是对一家商业银行所有权的凭证。从量的方面看，相对数很小，但绝对数很大。
一、巴塞尔协议Ⅰ、Ⅱ的内容与影响
1988年巴塞尔协议首次提出了以资本充足性管理为核心的风险资产管理模式，为国际银行统一监管提供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但是它只强调了四种风险资产分类，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过于强调外部监管，忽略了银行自身主动管理风险的积极性。
2004年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采用内部评级法来科学计量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债项的违约损失率以及风险暴露值，由此确定借款人及债项的信用等级、风险定价及资本准备要求，将监管的权威性与银行自身的能动性相结合，但是却产生了顺周期效应，这是最大的缺陷。因此巴塞尔协议Ⅲ也应运而生了。
二、“巴塞尔协议Ⅲ”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巴塞尔协议Ⅲ对普通股充足率的最低要求由原来的2%提高到4.5%，该要求将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由4%提高到6%，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满足一级资本定义的金融工具。各国可依据自身情况要求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占普通股的0～2.5%）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设置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标在于基于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信贷激增所带来的冲击。逆周期资本缓冲仅在信贷急剧扩张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使用。在实际操作中，可将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资本留存缓冲的延伸。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巴塞尔协议Ⅲ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避免银行受到内在脆弱性因素的影响。杠杆率是核心资本与银行表内外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将作为最低风险资本比例监管指标的补充，以防范银行内部计量模型存在偏差而带来的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的流动性监管的两个计量指标分别是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NSFR）。流动性覆盖率用来确定在监管部门设定的短期严重压力情景下，一个机构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景下的资金净流出。净稳定资金比衡量的是一家机构根据资产的流动性状况和其表外承诺及负债导致的流动性或有需求状况所使用的长期、稳定资金的数量。这两个新指标旨在提高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参考巴塞尔Ⅲ的规定，建立分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资本办法》将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6%和8%；第二层次为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包括2.5%的储备资本要求和0～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第三层次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1%；第四层次为针对特殊资产组合的特别资本要求和针对单家银行的特定资本要求。《资本办法》实施后，通常情况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多层次的监管资本要求增强了资本监管的审慎性和灵活性，确保资本充分覆盖国内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特定风险。
《资本办法》还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方法计提资本，为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激励。合理安排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过渡期，确保商业银行向新标准平稳过渡等。
三、释放资本管理正能量
中国银行副行长岳毅表示，“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给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文化和业务发展模式带来新契机，长期来看必然将促进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并释放资本管理正能量”。
新资本协议成果应用逐步深入，特别是通过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参数对风险进行精确评估，使商业银行有能力在业务发展、风险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统筹业务发展计划和资本规划，根据可用资本规模量体裁衣，确定业务调整方向和发展重点。它确立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政策框架。新资本充足率标准使商业银行面临资本补充压力，流动性监管标准促进银行业务转型，拨备率和杠杆率监管标准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
资产管理方法也会对商业银行产生冲击。由于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各层级，新的资产管理方法实质上是对商业银行原有政策、业务流程、信息系统和日常职能的变革，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会给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管理理念带来一定冲击。通过严格银行资本要求，使得资本在银行经营管理中的稀缺性也日益增加，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由传统的“拼规模、抢市场”的粗放模式向“轻资本、抓内控”方向转变。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促使经营模式转型、强化风险管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将是中国商业银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适应新监管标准的有效对策。
尽管短期内资本管理办法使商业银行面临诸多冲击，“风物长宜放眼量”，商业银行只有积极转型、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才能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巴塞尔协议Ⅲ的新进展[J].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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